<h4>雪壓青鬆鬆更青</h4>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又稱討袁之役，以失敗告終，南京獨立取消，革命處在低穀；袁世凱當局在國內大搞恐怖活動：賞洋10萬，緝拿孫中山；賞洋五萬，緝拿陳其美。孫中山的追隨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國內無有立足之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大本營東渡日本，在東京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上海義舉失敗後，陳其美並沒有立刻出國，而潛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裏，在恐怖氣氛下，陳其美冒著生命的危險，從事著“二次革命”的善後事宜。當時陳果夫是幫助叔叔處理善後事宜的得力助手。陳果夫回憶說：
（上海）奮勇軍失敗後，死者之撫恤，傷者之治療，生者之遣散，均成問題。……辦理善後最感困難的是經濟問題。我除把英士先生給我的學費用盡，及向蔣（介石）先生領得少數經費之外，隻好和多方借貸，陸續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國三年五月間，才把這件事完全清結。
從舉事起以至辦理善後，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籌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楊信之、沈縵雲、葉琢堂、葉惠鈞等，均有相當往來。這些人中間，沈與朱比較最好，並沒有因為我們失敗了，而加以冷眼。葉琢堂君不時以消息供給我。在我們危難的時候，常常加以協助，其豪俠好義，尤能給人以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從七月到九月三個月中間，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為大部分同誌不是變節，便是畏縮不敢再舉，乃囑我每日前往協助，並擔任交通。因此，日裏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內事，夜間則隨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時後不能返寓。這時袁世凱的偵探，對我極注意，所以我的行動亦不能不特別審慎。有一次，給我發覺有陸中同學任偵探者尾隨，乃設計跳上電車，一刹那又跳下來，得以脫身。在英士先生東渡之前，一直承辦事項幸未誤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給王一亭先生，中途遺失，自認為生平一大憾事。
應該看到，陳其美在恐怖氣氛下，並不甘心上海義舉的失敗，他除辦理善後事宜外，還在秘密地與一部分留在國內的革命黨人謀劃在自己的家鄉湖州、寧波建立反袁根據地，再舉義旗。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靜安寺路滄州別墅八號樓，窗簾低垂。一個秘密會議在這裏召開。
陳其美因目標太大，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隱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驪、夏傑唐、程潛、汪精衛、劉藝舟、胡經武等十餘人，商議鬥爭策略。經過與會者的討論，決定設立三部：實行部、繼續部、暗殺部。三部之間互相配合，開展活動。具體分工是，由陳其美、王金發、鈕永建負責湖州、寧波各處；由戴季陶、劉藝舟赴大連組織機關部，在奉、吉兩省展開活動；林虎等潛入湖南，聯合該省青、洪幫，並運動軍隊，謀三次獨立。會議從早開到晚上。
會後，大家各負其責，分頭行動了。
陳其美因為善後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發、蔣介石潛赴寧波、湖州，在那裏開辟新戰場，“擬以寧波為根據地”。
這期間，陳其美還委派姚勇忱等十餘人，前往杭、嘉、湖，宣傳民眾，發動民眾，“分頭舉事”；安排雷鐵生、方繼英、沈鳳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彈武器；擬推舉雷鐵生為浙江都督，組成浙江討袁軍，在浙江發動起義。
再說陳其美、蔣介石、王金發等潛入寧波後，他們發現因袁世凱的恐怖威脅，浙江都督朱瑞態度有變，但是他們照常活動。這期間，雷鐵生派炸彈隊長方濟青，用車船運十餘枚炸彈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鄭汝成部發覺，結果所運炸彈被扣，秘密機關被查，損失嚴重。雷鐵生當場被捕入獄。
陳其美得知後，痛心疾首，見圖浙不成，又擬改變方針，從長計議，圖劃第三次革命。並決定聯絡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新根據地，從閩、浙兩省著手活動。同時他又派遣革命黨人赴大連聯絡胡黨與宗社黨人，在北方起事。這些計劃在實行中也因力量不濟而被迫中斷。
麵對著一次次的失敗，陳其美百折不撓。據有關資料披露，他在此期間還擬定了第三次革命計劃。他在致洪門大佬楊誌平的一封信中說：
前由潘君月樵介紹，滬江戰事得蒙足下仗義疏財，接濟維持，已呈請岑大元帥注冊存案矣。金陵之役，同誌血戰三星期，複為張賊奪去，非人謀之不臧，實天助袁逆、張賊也。可恨至極！吾輩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現已由滬江同誌議決，以一半往長崎赴會，聯合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根據，從閩、浙進行。複遣同誌多人，大連聯絡胡黨英傑，勾結宗社黨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麵概歸鄙人主持一切，將來仍請閣下召集洪門同誌共舉義旗，直搗金陵，先誅張賊，後討袁逆，以雪前恥，掃除專製惡毒，重立共和政體，呈黨幸甚！再者，以後往來信劄，總宜秘密，因郵局中人查檢甚嚴，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來，與閣下當麵接洽，如蒙允準，即望將回件交來人帶回。邇來南北偵探遍地，吾輩澮切宜縝密，凡軍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處屬地，尤須謹防。倘再有疏虞，則一番心血又成現餅。鐵君來常，事竣尚須往蘇、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處付可也。
事實表明，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由於袁世凱的高壓恐怖統治，革命黨人的活動空間有限。陳其美見事無可為，便決定應孫中山之召，潛赴日本，繼續從事反袁鬥爭。陳其美在赴日前，曾於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寧路10號與家人告別。陳其美很樂觀地對家人說：
此次失敗，非袁世凱力強，乃黨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實以無團結力，各自為謀所致。今當奮發精神，期以二年，必能複舉。二年之後，當再與家人團聚也。
陳其美並沒有被袁世凱的恐怖鎮壓而嚇倒，在家鄉又收到孫先生的召電。於是他離開湖州赴日本去了。 <h4>關鍵時刻革命黨內部又出現了分裂</h4>
孫中山逃亡東京後，開始理智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教訓是什麽呢？人心不齊，組織渙散，猶如一盤散沙。如此怎能對付凶惡的敵人？怎能承擔起曆史的重任？國民黨較之同盟會已經褪色不少，關鍵是革命性、組織性、紀律性，使他大傷腦筋。二次革命失敗，有許多革命黨人流血犧牲；有許多革命黨人被通緝，無家可歸；但也有投敵變節的，成了袁世凱的無恥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滅，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現實，出家為僧的。麵對現實，孫中山任重而道遠。
夜深了，人靜了，孫中山伏在案頭，在做改組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的周密計劃……
突然有人敲門，來人不是別人，正是湖口起義的陳其美。
“你是什麽時候來日的？”孫中山關切地問。
“我是剛剛到的，特來向先生報到。”
“湖口起義的人員都怎麽樣？”中山又問。
“嘿，甭提了！殺的殺，逃的逃，各奔他鄉。”
“都逃到哪兒去了？”
“這裏來的最多，其餘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灣，還有的到了新加坡。”
過了一會兒，孫中山憤慨地說：“失敗慘重，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
“為什麽？”陳其美不解地問。
“在討袁前的全國22省中，國民黨有八個都督，在國會中國民黨係第一大黨，各省議會也占優勢，力量是相當大的。但是，為什麽不到兩個月就一敗塗地呢？我認為，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
孫中山繼而強調指出：“我看袁世凱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們要趕快組織新黨，起來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孫中山1913年冬著手籌備，次年7月8日在東京改組國民黨，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可是中華革命黨雖然建立了，但內部卻由此引起了分裂。
東京築地精養軒。
寬敞明亮的房間中，200餘名流亡的革命黨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黃興、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還有李烈鈞、張繼、陳炯明、鄧鏗等。
孫中山環視一周道：“我黨人心渙散，達於極點。遯初被刺，我返滬主張立即起兵討袁，黨內又是眾說紛紜，無複統一，克強堅持法律解決……”
說完，他把嚴厲的目光投向黃興，然後逐一批評說：“還有英士、展堂，你們都是猶疑觀望，一誤再誤。癸醜之役，終成強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黃興等人沉默。
孫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僅雪癸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我已決心對之負全責。現在成立中華革命黨，希望大家能絕對服從我，並且要蓋指模，立誓約！”
與會者開始竊竊私語，不少人都用目光望著黃興。
孫中山感覺到了這點，他也轉向黃興問：“克強，還持不同意見嗎？”
黃興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黨確實鬆懈渙散，但立誓約、蓋指模服從個人，能否嚴明紀律，振奮精神？況且，也有悖於民主準則。……革命並非經商的公司、會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東決策！”
胡漢民搶著說：“克強兄所言甚是，立誓約、蓋指模的做法，與會黨無異，先生不一定過分拘於形式……”
孫中山強硬地說：“不，前者有訓。關於這一點我絕不讓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語氣說：“我不是一個專製的人，但還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負完全責任，願意服從者必須純然聽從我的命令。克強如有異議，也隻得悉聽尊便！”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視著黃興。
黃興以巨大的抑製力克製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複雜地望著孫中山。
孫中山也同樣望著他……
這時，陳其美卻幡然醒悟，站到了孫中山的一邊，一下子加重了孫的天平。
陳其美說：二次革命失敗，大家都是目擊者，我們的失敗就是沒用孫先生的武力解決，而采用克強的議會之路，這是鐵證。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這時，孫中山也激動地站起身來，責備黃興說：在南北方議和時期，我曾主張寧可開戰，也不議和，但克強支持；關於民國建都地址，應該在南京，要袁來南京就職，克強也不表示堅決支持；宋案發生後，民憤可用，以武討袁，克強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來想赴日本求援，克強又是不同意，讓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後來我想親赴南京誓師討袁，克強又自告奮勇，阻其前往，招致失敗，全局瓦解。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紀律應該加強了。必須要服從我。
陳其美還說：二次革命時，就是沒有聽從孫先生的意見，及早發難，致使失敗如此之速。
聽到這裏，黃興不同意陳的說辭，反唇相譏：國民黨改組後，事權不一，癸醜之役失利，我黃克強何能獨負其責？辛亥革命之後，同盟會有些老同誌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時鬧出了無數的野雞都督，趾高氣揚，自由行動，不受黨的約束，這難道也要我黃克強負責嗎？
……
也許是因為這次不愉快的經曆，陳其美此後即“力排眾議，主亟進”。陳其美到處奔走，要大家讚成。凡不讚成加入的同誌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擊。陳其美還抓住黃興在東京建造簡易住房一事大肆攻擊。對於革命同誌的相互傾軋，黃興感到憤懣和難過。他在致劉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觀，他說：
黨事弟久灰心。近來尤極其詭譎之態。不德如弟，欲圖挽救，轉受毀傷，尚有何說！必宕將來，既感且佩。恐人不我與，猶含沙躡其後。請拭目以觀，必有所悟也。
5月29日，黃興致函孫中山，對陳其美等人的指責有所申辯。當天，孫中山最後表示：
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附從者，必當純然聽從弟之號令。今兄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有所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幹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如弟幸而成功，則請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時弟決意一到戰場，以遂生平之誌，以試生平之學。今在籌備之中，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則望……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後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
1913年10月7日，陳其美偕戴季陶、陸惠生、山田純三郎進見孫中山，田桐隨後亦到。陳其美經與孫中山交談後，兩人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達成了一致認識。陳其美說：“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眾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蕩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醜一役，據地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致也。”陳其美還指出：“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其原因皆由諸同誌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後之進行，須鑒前車。欲革命黨能達目的，非此不可。”
陳其美還很後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聽從孫中山的命令，邵元衝寫道：
（陳其美）回想這一年多的經過事實，覺得許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見到、想到，因各同誌見識學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處處牽製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能服從其命令，因此有這樣重大的失敗，自己非常的追悔。遂決心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助其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嚴格地訓練黨員。
陳其美與戴季陶、田桐、範光啟等加入了中華革命黨，陳其美在中華革命黨的入黨號是第七號。
首先，在這裏，我們先介紹一下加入中華革命黨的手續：入黨的人要立誓，誓約中有“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極刑”幾句話。誓約要自己親筆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後站立在主盟人孫中山麵前，宣讀誓約，讀畢將誓約交給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張刪去“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兩句，認為這會損害個人的自由。黃興等不少人反對打手模，認為有辱人格，並且說：“革命這麽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還相信不過嗎？”因而不肯入盟。
不過，問題不是這麽簡單，內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同盟會的會員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們是基於民族意識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認為革命成功了。到了國民黨時代，又混進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為複雜。他們對於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進的革命主張，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觸。因此，當年流傳一種說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孫中山稱為“孫大炮”。簡單一句話，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經落伍於時代了。
二、孫中山和黃興，在政治問題上常常意見相左。例如：孫中山本不願意讓位於袁世凱，而黃興是主張退讓的。（汪精衛是主張讓位最賣力的人，他曾說：“先生如果不讓，人家要說先生爭地位權利呢！”）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孫中山主張立即興師問罪，黃興則堅持法律解決。孫中山要組織革命黨討袁，黃興又認為不可師出無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討伐不遲。這樣，孫、黃就無法合作了。黃興恐同誌之間矛盾加深，離開日本，遠遊歐美。而跟黃興有關係和同一見解的人都不參加中華革命黨。這就形成了孫、黃分家，出現了所謂“孫文派”與“黃興派”。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譚人鳳等，在國內都是有軍隊和政治影響的。他們的離開，當然是一個損失。譬如，洪憲討袁之役，中華革命黨人曾在廣東、山東、江蘇等地起義，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雲南起義，原國民黨軍人參加的雖也不少，但領導者卻為蔡鍔，在政治聲勢上中華革命軍比護國軍已略遜一籌了。
至於中華革命黨內部，開始時，情形也不見佳。
入盟的黨員不過七八百人，其中比較多的是留日學生，其次為各省議員和中、下級軍官。他們多比較年輕，雖然有些幹勁，但組織觀念和紀律觀念很薄弱。最顯著的一個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凱頒布了所謂“亂黨自首條例”，規定自首者不但不辦罪，還優予錄用。江西黨員魏調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賣人格換到一個縣長。對於這個叛徒，並沒有開除他的黨籍。又有些黨員在日本無法維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謀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說：“先生和洪秀全一樣的仁慈。”
更有甚者，還有對中華革命黨行騙的。江西人劉平，在上海窮得沒辦法，寫信給東京本部，說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幾千人起義，就騙到了一個司令官銜和一筆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黨務工作的同誌，卻拿不到一文錢，連吃飯都成問題。大家推陳劭先去東京見中山先生，大膽陳述意見。先生回答說：“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麽用，100人中有99個騙我，隻要一個人不騙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氣激動起來。”
總之，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並沒有達到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恢複同盟會的革命精神，成為健全有力的革命黨。同時在用槍杆子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又沒有建立和掌握忠實可靠的武力。這樣，以後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決定於地方軍閥的擁護或反對了。
盡管意見不一，但孫中山畢竟不為失敗所氣餒，百折不撓，麵對現實，又邁出了堅定的革命步伐。 <h4>孫中山的第一副手</h4>
冬去春來，時間到了1914年的春天，楊柳飛絮，桃花盛開。
孫中山為解決中華革命黨的建軍指導思想及一係列問題，便謝絕賓客，關門寫作，兩個月後，《革命方略》已脫稿。《革命方略》共分六篇，其中對革命軍的目的、服製、勳記、餉項；軍政府的組織、軍律、軍法；舉義前後之要義，攻取響應之要點，都作了具體規定。
3月底，他已把寫完的初稿，散發給黨內核心人物，逐條加以說明，征求他們的意見。接著便召集陳其美、胡漢民、居正、廖仲愷、許崇智等，持續了兩個月，進行了17次集思廣益的討論，陳其美參加了11次。
5月16日，由孫中山指定，成立了15人的中華革命黨籌備會。委員會由以下人員組成：陳其美、柏文蔚、周應時、劉承烈、鄧家彥、胡漢民、楊庶堪、居正、侯度生、張肇基、淩成、文群、陳楊棟、張百麟、田桐。
6月16日，孫中山在民國雜誌社召集中華革命黨成立預備會議，到會者200餘人，一致選舉孫中山為總理。當天，還初步決定了各部部長人選。
6月21日下午，在民國雜誌社召開了中華革命黨黨員大會，出席會議的黨員約有四十七八人。會上，陳其美代表孫中山，對《中華革命黨總章》逐條詳細做了說明，並向大家介紹了初選中當選的各部部長。陳其美還提請大會注意：今後各位的報告，要交給有關的專任部長。
在一切籌備妥當後，7月8日下午，在東京築地精養軒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參加成立大會的黨員約有205人。孫中山在會上作了大約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號召大家做好第三次革命的準備。孫中山在演講中說：
我們同誌目下雖流亡於日本，但追慕母國之念，一時也未離開腦際。將來如何使我民國得屹立於世界，此乃與諸君共謀之大事。……總之，務望我同誌共進退，各自審慎行事，絕不可輕舉妄動。再者，近日看到有關革命黨人之種種報道，均為讒誣中傷之流言，無一事實。望諸君縱知曉此事，亦不可為此類流言所惑。
孫中山領導的“二次革命”，又稱討袁之役，以失敗告終，南京獨立取消，革命處在低穀；袁世凱當局在國內大搞恐怖活動：賞洋10萬，緝拿孫中山；賞洋五萬，緝拿陳其美。孫中山的追隨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國內無有立足之地，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大本營東渡日本，在東京等待時機，東山再起。
上海義舉失敗後，陳其美並沒有立刻出國，而潛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裏，在恐怖氣氛下，陳其美冒著生命的危險，從事著“二次革命”的善後事宜。當時陳果夫是幫助叔叔處理善後事宜的得力助手。陳果夫回憶說：
（上海）奮勇軍失敗後，死者之撫恤，傷者之治療，生者之遣散，均成問題。……辦理善後最感困難的是經濟問題。我除把英士先生給我的學費用盡，及向蔣（介石）先生領得少數經費之外，隻好和多方借貸，陸續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國三年五月間，才把這件事完全清結。
從舉事起以至辦理善後，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籌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楊信之、沈縵雲、葉琢堂、葉惠鈞等，均有相當往來。這些人中間，沈與朱比較最好，並沒有因為我們失敗了，而加以冷眼。葉琢堂君不時以消息供給我。在我們危難的時候，常常加以協助，其豪俠好義，尤能給人以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從七月到九月三個月中間，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為大部分同誌不是變節，便是畏縮不敢再舉，乃囑我每日前往協助，並擔任交通。因此，日裏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內事，夜間則隨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時後不能返寓。這時袁世凱的偵探，對我極注意，所以我的行動亦不能不特別審慎。有一次，給我發覺有陸中同學任偵探者尾隨，乃設計跳上電車，一刹那又跳下來，得以脫身。在英士先生東渡之前，一直承辦事項幸未誤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給王一亭先生，中途遺失，自認為生平一大憾事。
應該看到，陳其美在恐怖氣氛下，並不甘心上海義舉的失敗，他除辦理善後事宜外，還在秘密地與一部分留在國內的革命黨人謀劃在自己的家鄉湖州、寧波建立反袁根據地，再舉義旗。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靜安寺路滄州別墅八號樓，窗簾低垂。一個秘密會議在這裏召開。
陳其美因目標太大，沒有出席這次會議。
隱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驪、夏傑唐、程潛、汪精衛、劉藝舟、胡經武等十餘人，商議鬥爭策略。經過與會者的討論，決定設立三部：實行部、繼續部、暗殺部。三部之間互相配合，開展活動。具體分工是，由陳其美、王金發、鈕永建負責湖州、寧波各處；由戴季陶、劉藝舟赴大連組織機關部，在奉、吉兩省展開活動；林虎等潛入湖南，聯合該省青、洪幫，並運動軍隊，謀三次獨立。會議從早開到晚上。
會後，大家各負其責，分頭行動了。
陳其美因為善後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發、蔣介石潛赴寧波、湖州，在那裏開辟新戰場，“擬以寧波為根據地”。
這期間，陳其美還委派姚勇忱等十餘人，前往杭、嘉、湖，宣傳民眾，發動民眾，“分頭舉事”；安排雷鐵生、方繼英、沈鳳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彈武器；擬推舉雷鐵生為浙江都督，組成浙江討袁軍，在浙江發動起義。
再說陳其美、蔣介石、王金發等潛入寧波後，他們發現因袁世凱的恐怖威脅，浙江都督朱瑞態度有變，但是他們照常活動。這期間，雷鐵生派炸彈隊長方濟青，用車船運十餘枚炸彈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鄭汝成部發覺，結果所運炸彈被扣，秘密機關被查，損失嚴重。雷鐵生當場被捕入獄。
陳其美得知後，痛心疾首，見圖浙不成，又擬改變方針，從長計議，圖劃第三次革命。並決定聯絡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新根據地，從閩、浙兩省著手活動。同時他又派遣革命黨人赴大連聯絡胡黨與宗社黨人，在北方起事。這些計劃在實行中也因力量不濟而被迫中斷。
麵對著一次次的失敗，陳其美百折不撓。據有關資料披露，他在此期間還擬定了第三次革命計劃。他在致洪門大佬楊誌平的一封信中說：
前由潘君月樵介紹，滬江戰事得蒙足下仗義疏財，接濟維持，已呈請岑大元帥注冊存案矣。金陵之役，同誌血戰三星期，複為張賊奪去，非人謀之不臧，實天助袁逆、張賊也。可恨至極！吾輩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現已由滬江同誌議決，以一半往長崎赴會，聯合日人，籌餉購械，以台灣為根據，從閩、浙進行。複遣同誌多人，大連聯絡胡黨英傑，勾結宗社黨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麵概歸鄙人主持一切，將來仍請閣下召集洪門同誌共舉義旗，直搗金陵，先誅張賊，後討袁逆，以雪前恥，掃除專製惡毒，重立共和政體，呈黨幸甚！再者，以後往來信劄，總宜秘密，因郵局中人查檢甚嚴，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來，與閣下當麵接洽，如蒙允準，即望將回件交來人帶回。邇來南北偵探遍地，吾輩澮切宜縝密，凡軍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處屬地，尤須謹防。倘再有疏虞，則一番心血又成現餅。鐵君來常，事竣尚須往蘇、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處付可也。
事實表明，在二次革命失敗後，由於袁世凱的高壓恐怖統治，革命黨人的活動空間有限。陳其美見事無可為，便決定應孫中山之召，潛赴日本，繼續從事反袁鬥爭。陳其美在赴日前，曾於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寧路10號與家人告別。陳其美很樂觀地對家人說：
此次失敗，非袁世凱力強，乃黨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實以無團結力，各自為謀所致。今當奮發精神，期以二年，必能複舉。二年之後，當再與家人團聚也。
陳其美並沒有被袁世凱的恐怖鎮壓而嚇倒，在家鄉又收到孫先生的召電。於是他離開湖州赴日本去了。 <h4>關鍵時刻革命黨內部又出現了分裂</h4>
孫中山逃亡東京後，開始理智地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教訓是什麽呢？人心不齊，組織渙散，猶如一盤散沙。如此怎能對付凶惡的敵人？怎能承擔起曆史的重任？國民黨較之同盟會已經褪色不少，關鍵是革命性、組織性、紀律性，使他大傷腦筋。二次革命失敗，有許多革命黨人流血犧牲；有許多革命黨人被通緝，無家可歸；但也有投敵變節的，成了袁世凱的無恥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滅，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現實，出家為僧的。麵對現實，孫中山任重而道遠。
夜深了，人靜了，孫中山伏在案頭，在做改組國民黨、成立中華革命黨的周密計劃……
突然有人敲門，來人不是別人，正是湖口起義的陳其美。
“你是什麽時候來日的？”孫中山關切地問。
“我是剛剛到的，特來向先生報到。”
“湖口起義的人員都怎麽樣？”中山又問。
“嘿，甭提了！殺的殺，逃的逃，各奔他鄉。”
“都逃到哪兒去了？”
“這裏來的最多，其餘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灣，還有的到了新加坡。”
過了一會兒，孫中山憤慨地說：“失敗慘重，國民黨已成一盤散沙，黨員不聽號令，這個黨我不要了。”
“為什麽？”陳其美不解地問。
“在討袁前的全國22省中，國民黨有八個都督，在國會中國民黨係第一大黨，各省議會也占優勢，力量是相當大的。但是，為什麽不到兩個月就一敗塗地呢？我認為，非袁氏兵力之強，實同黨人心之渙散。”
孫中山繼而強調指出：“我看袁世凱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們要趕快組織新黨，起來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孫中山1913年冬著手籌備，次年7月8日在東京改組國民黨，正式成立中華革命黨。可是中華革命黨雖然建立了，但內部卻由此引起了分裂。
東京築地精養軒。
寬敞明亮的房間中，200餘名流亡的革命黨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黃興、陳其美、胡漢民、廖仲愷、朱執信，還有李烈鈞、張繼、陳炯明、鄧鏗等。
孫中山環視一周道：“我黨人心渙散，達於極點。遯初被刺，我返滬主張立即起兵討袁，黨內又是眾說紛紜，無複統一，克強堅持法律解決……”
說完，他把嚴厲的目光投向黃興，然後逐一批評說：“還有英士、展堂，你們都是猶疑觀望，一誤再誤。癸醜之役，終成強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黃興等人沉默。
孫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僅雪癸醜之恥，實欲竟辛亥之功。我已決心對之負全責。現在成立中華革命黨，希望大家能絕對服從我，並且要蓋指模，立誓約！”
與會者開始竊竊私語，不少人都用目光望著黃興。
孫中山感覺到了這點，他也轉向黃興問：“克強，還持不同意見嗎？”
黃興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黨確實鬆懈渙散，但立誓約、蓋指模服從個人，能否嚴明紀律，振奮精神？況且，也有悖於民主準則。……革命並非經商的公司、會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東決策！”
胡漢民搶著說：“克強兄所言甚是，立誓約、蓋指模的做法，與會黨無異，先生不一定過分拘於形式……”
孫中山強硬地說：“不，前者有訓。關於這一點我絕不讓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語氣說：“我不是一個專製的人，但還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負完全責任，願意服從者必須純然聽從我的命令。克強如有異議，也隻得悉聽尊便！”
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視著黃興。
黃興以巨大的抑製力克製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複雜地望著孫中山。
孫中山也同樣望著他……
這時，陳其美卻幡然醒悟，站到了孫中山的一邊，一下子加重了孫的天平。
陳其美說：二次革命失敗，大家都是目擊者，我們的失敗就是沒用孫先生的武力解決，而采用克強的議會之路，這是鐵證。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這時，孫中山也激動地站起身來，責備黃興說：在南北方議和時期，我曾主張寧可開戰，也不議和，但克強支持；關於民國建都地址，應該在南京，要袁來南京就職，克強也不表示堅決支持；宋案發生後，民憤可用，以武討袁，克強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來想赴日本求援，克強又是不同意，讓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後來我想親赴南京誓師討袁，克強又自告奮勇，阻其前往，招致失敗，全局瓦解。事情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紀律應該加強了。必須要服從我。
陳其美還說：二次革命時，就是沒有聽從孫先生的意見，及早發難，致使失敗如此之速。
聽到這裏，黃興不同意陳的說辭，反唇相譏：國民黨改組後，事權不一，癸醜之役失利，我黃克強何能獨負其責？辛亥革命之後，同盟會有些老同誌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時鬧出了無數的野雞都督，趾高氣揚，自由行動，不受黨的約束，這難道也要我黃克強負責嗎？
……
也許是因為這次不愉快的經曆，陳其美此後即“力排眾議，主亟進”。陳其美到處奔走，要大家讚成。凡不讚成加入的同誌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擊。陳其美還抓住黃興在東京建造簡易住房一事大肆攻擊。對於革命同誌的相互傾軋，黃興感到憤懣和難過。他在致劉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觀，他說：
黨事弟久灰心。近來尤極其詭譎之態。不德如弟，欲圖挽救，轉受毀傷，尚有何說！必宕將來，既感且佩。恐人不我與，猶含沙躡其後。請拭目以觀，必有所悟也。
5月29日，黃興致函孫中山，對陳其美等人的指責有所申辯。當天，孫中山最後表示：
及今圖第三次，弟欲負完全責任，願附從者，必當純然聽從弟之號令。今兄主張仍與弟不同，則不入會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滿足者也。弟有所求於兄者，則望兄讓我幹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為期，過此猶不成，兄可繼續出而任事，弟當讓兄獨辦。如弟幸而成功，則請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時弟決意一到戰場，以遂生平之誌，以試生平之學。今在籌備之中，有一極要之事求兄解決者，則望……弟所望黨人者，今後若仍承認弟為黨魁者，必當完全服從黨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敗，全在不聽我之號令耳。所以，今後弟欲為真黨魁，不欲為假黨魁，庶幾事權統一，中國尚有救藥也。
1913年10月7日，陳其美偕戴季陶、陸惠生、山田純三郎進見孫中山，田桐隨後亦到。陳其美經與孫中山交談後，兩人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達成了一致認識。陳其美說：“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眾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蕩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醜一役，據地省，擁兵十萬，北兵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致也。”陳其美還指出：“二次革命之失敗，由於我黨之不統一，其原因皆由諸同誌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後之進行，須鑒前車。欲革命黨能達目的，非此不可。”
陳其美還很後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聽從孫中山的命令，邵元衝寫道：
（陳其美）回想這一年多的經過事實，覺得許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見到、想到，因各同誌見識學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處處牽製中山先生的主張，不能服從其命令，因此有這樣重大的失敗，自己非常的追悔。遂決心服從中山先生的主張，助其組織中華革命黨，以嚴格地訓練黨員。
陳其美與戴季陶、田桐、範光啟等加入了中華革命黨，陳其美在中華革命黨的入黨號是第七號。
首先，在這裏，我們先介紹一下加入中華革命黨的手續：入黨的人要立誓，誓約中有“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極刑”幾句話。誓約要自己親筆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後站立在主盟人孫中山麵前，宣讀誓約，讀畢將誓約交給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張刪去“服從孫先生”、“服從命令”兩句，認為這會損害個人的自由。黃興等不少人反對打手模，認為有辱人格，並且說：“革命這麽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還相信不過嗎？”因而不肯入盟。
不過，問題不是這麽簡單，內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兩個：
一、同盟會的會員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們是基於民族意識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認為革命成功了。到了國民黨時代，又混進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為複雜。他們對於孫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進的革命主張，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觸。因此，當年流傳一種說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孫中山稱為“孫大炮”。簡單一句話，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經落伍於時代了。
二、孫中山和黃興，在政治問題上常常意見相左。例如：孫中山本不願意讓位於袁世凱，而黃興是主張退讓的。（汪精衛是主張讓位最賣力的人，他曾說：“先生如果不讓，人家要說先生爭地位權利呢！”）袁世凱暗殺宋教仁，孫中山主張立即興師問罪，黃興則堅持法律解決。孫中山要組織革命黨討袁，黃興又認為不可師出無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討伐不遲。這樣，孫、黃就無法合作了。黃興恐同誌之間矛盾加深，離開日本，遠遊歐美。而跟黃興有關係和同一見解的人都不參加中華革命黨。這就形成了孫、黃分家，出現了所謂“孫文派”與“黃興派”。如李烈鈞、柏文蔚、陳炯明、譚人鳳等，在國內都是有軍隊和政治影響的。他們的離開，當然是一個損失。譬如，洪憲討袁之役，中華革命黨人曾在廣東、山東、江蘇等地起義，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雲南起義，原國民黨軍人參加的雖也不少，但領導者卻為蔡鍔，在政治聲勢上中華革命軍比護國軍已略遜一籌了。
至於中華革命黨內部，開始時，情形也不見佳。
入盟的黨員不過七八百人，其中比較多的是留日學生，其次為各省議員和中、下級軍官。他們多比較年輕，雖然有些幹勁，但組織觀念和紀律觀念很薄弱。最顯著的一個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凱頒布了所謂“亂黨自首條例”，規定自首者不但不辦罪，還優予錄用。江西黨員魏調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賣人格換到一個縣長。對於這個叛徒，並沒有開除他的黨籍。又有些黨員在日本無法維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謀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說：“先生和洪秀全一樣的仁慈。”
更有甚者，還有對中華革命黨行騙的。江西人劉平，在上海窮得沒辦法，寫信給東京本部，說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幾千人起義，就騙到了一個司令官銜和一筆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黨務工作的同誌，卻拿不到一文錢，連吃飯都成問題。大家推陳劭先去東京見中山先生，大膽陳述意見。先生回答說：“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麽用，100人中有99個騙我，隻要一個人不騙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氣激動起來。”
總之，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初，並沒有達到孫中山所期望的那樣，恢複同盟會的革命精神，成為健全有力的革命黨。同時在用槍杆子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又沒有建立和掌握忠實可靠的武力。這樣，以後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決定於地方軍閥的擁護或反對了。
盡管意見不一，但孫中山畢竟不為失敗所氣餒，百折不撓，麵對現實，又邁出了堅定的革命步伐。 <h4>孫中山的第一副手</h4>
冬去春來，時間到了1914年的春天，楊柳飛絮，桃花盛開。
孫中山為解決中華革命黨的建軍指導思想及一係列問題，便謝絕賓客，關門寫作，兩個月後，《革命方略》已脫稿。《革命方略》共分六篇，其中對革命軍的目的、服製、勳記、餉項；軍政府的組織、軍律、軍法；舉義前後之要義，攻取響應之要點，都作了具體規定。
3月底，他已把寫完的初稿，散發給黨內核心人物，逐條加以說明，征求他們的意見。接著便召集陳其美、胡漢民、居正、廖仲愷、許崇智等，持續了兩個月，進行了17次集思廣益的討論，陳其美參加了11次。
5月16日，由孫中山指定，成立了15人的中華革命黨籌備會。委員會由以下人員組成：陳其美、柏文蔚、周應時、劉承烈、鄧家彥、胡漢民、楊庶堪、居正、侯度生、張肇基、淩成、文群、陳楊棟、張百麟、田桐。
6月16日，孫中山在民國雜誌社召集中華革命黨成立預備會議，到會者200餘人，一致選舉孫中山為總理。當天，還初步決定了各部部長人選。
6月21日下午，在民國雜誌社召開了中華革命黨黨員大會，出席會議的黨員約有四十七八人。會上，陳其美代表孫中山，對《中華革命黨總章》逐條詳細做了說明，並向大家介紹了初選中當選的各部部長。陳其美還提請大會注意：今後各位的報告，要交給有關的專任部長。
在一切籌備妥當後，7月8日下午，在東京築地精養軒召開了中華革命黨成立大會。參加成立大會的黨員約有205人。孫中山在會上作了大約一個半小時的演講，號召大家做好第三次革命的準備。孫中山在演講中說：
我們同誌目下雖流亡於日本，但追慕母國之念，一時也未離開腦際。將來如何使我民國得屹立於世界，此乃與諸君共謀之大事。……總之，務望我同誌共進退，各自審慎行事，絕不可輕舉妄動。再者，近日看到有關革命黨人之種種報道，均為讒誣中傷之流言，無一事實。望諸君縱知曉此事，亦不可為此類流言所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