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事跡
白居易，生於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卒於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字樂天，晚年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因曾官太子少傅，故後世亦稱白太傅。
白居易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祖父白鍠時又移居新鄭縣（今屬河南），白居易即生於此。
他的一生可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誌在“兼濟天下”，後期則“獨善其身”。
（一）前期
白居易出身一個所謂“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經出身，做過縣令、州別駕一類小官。白鍠長於五言詩，有詩集問世；白季庚為官清廉，多有政績。母親陳夫人精通詩書，丈夫死後，她便“親執詩書，晝夜教導”子女。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對詩人接受文化教養有著良好的條件。
他幼年便聰慧絕倫，剛出世六七個月，便會暗識“之”、“無”二字。（見《與元九書》）十一二歲，因河南一帶有朱泚、李希烈等藩鎮作亂，曾避難越中，從此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十六歲時初到長安，曾以詩文投謁當時名士顧況。開始顧況對他很不以為然，見他詩稿的封頁上寫著“白居易”三字，便戲笑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當他讀到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二句之後，則大為讚賞，說：“有句如此，居長安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由此，白居易名聲大振。（見王定保《唐摭言》等）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三十二歲與元稹同授校書郎。
三十五歲罷校書郎，準備參加“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考試，寫成《策林》七十五篇，從政治、刑法、軍事、外交、經濟、文學、吏治、教育、風俗等方麵，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次考試，白居易因“出言太直”，入四等，授周至（今屬陝西）縣尉。
三十七歲拜左拾遺。這一時期，他意氣風發，賦詩撰文，上書獻策，直言急諫。有一次，為反對宦官吐突承璀做招討宣慰使（掌握兵權的官），他竟敢當麵指責皇帝，帝變色，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舊唐書》本傳）幸虧李絳的救護，才免遭處分。但從此以後唐憲宗不再信任他了，“自聽自便”。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左拾遺期滿，便請求外調，授京北府戶曹參軍。
三年的諫官生活，使白居易進一步看到了統治階級的腐敗，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用詩歌來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他“諷諭詩”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大都作於此時。
元和六年（806）四月，白居易丁母憂居下邽渭村。守孝期間，他經常與農民交往，寫了《采地黃者》、《村居苦寒》、《新製布裘》等同情勞動人民的詩歌。另一方麵，他的政治熱情也開始冷淡下來，“獨善其身”的思想漸漸發展。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三年守孝期滿，又回長安任左讚善大夫（五品）。
第二年，宰相武元衡上朝，在街上被人暗殺；同時，禦史中丞裴度也被刺傷。事後查明，是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行刺的。對這樣一個重大案件，統治集團竟無動於衷。白居易非常氣憤，首先上疏“急諫捕賦，以雪國恥”（《舊唐書》），為權貴所憎惡，以“越職言事”為名，將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沉重的打擊，使白居易的思想轉入消沉。
（二）後期
白居易在江州三年，曾對自己前期創作進行了全麵的總結，寫出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同時也寫了一些優秀詩篇，有名的《琵琶行》即作於此時。
此後，詩人又相繼出任忠州、杭州、蘇州刺史。這就使他能更廣泛地接觸現實生活，豐富、磨煉了他的文學創作實踐。在這期間，白居易為人民辦了一些好事。在杭州，他曾帶領人民興修水利，築堤蓄水。在蘇州任職時，他處理了一個案子：有個姓朱的財主，他的兒子和鄰家一個女兒從小訂了婚約，快要結婚的時候，他的兒子突然病死了，可朱家卻要鄰家的女兒嫁殤（嫁給他死了的兒子）。女方不同意，告到縣府。朱家用財物買通了縣府的官吏，縣府的判決是：按其風俗，允許“嫁殤”。女方不服，又告到州府。此案在州府積壓了一年。白居易到任後，對此案重新做了調查，然後在案卷上批寫道：“生而異族，死豈同歸？既違國禁，又亂人倫。”便立即駁回縣府判決，禁止“嫁殤”。消息傳開，受到人們的讚許。
這時詩人已五十多歲了，由於工作太忙，勞累過度，得了眼疾。有一次因公出差，從馬上跌下來，受了傷，加之做刺史又不得不替統治者去向人民勒索租賦，他決定稱病休官。
此後二十年白居易在文宗、武宗朝曆任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以刑部尚書致仕。後閑居洛陽，和佛教徒打得火熱，常住在廟裏，自號香山居士。
會昌六年（846）白居易病逝於東都洛陽，終年七十五歲。
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由元稹和他本人先後編定。 二、創作成就
白居易酷愛吟詩，加之他又有“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月一閑吟”的詩句，後人就以“詩魔”稱白居易。
（一）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新樂府”，是白居易提出來的一種詩歌的名稱。“新樂府”即新題樂府的簡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與古題樂府相對而言。這種“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樂府詩，首創於杜甫，元結、顧況、戎昱等相繼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先驅者。
新樂府運動是唐代中期稍後於古文運動的一個進步的文藝思潮。這個運動是由張籍、王建、李紳等人的創作開始的。張、王以大量新樂府著名於世。李紳作“樂府新題二十首”，已佚。在李紳之後，白居易之前，元稹作“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在元稹的基礎上擴充為五十首，名曰“新樂府”。而且在序文和許多詩篇，特別是《與元九書》和其他一些散文中，他提出了比較係統的詩歌創作主張。於是，新樂府的創作從杜甫開始，經過元結、顧況等的努力，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獨特貢獻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比較係統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
他認為詩歌的作用，是能“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目的是“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創作的準則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明確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的主張，特別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
他認為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人的感情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社會生活激發出來的。他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這裏的“事”，指的就是現實生活；“情”是被特定的生活現實所激發而產生的愛憎之情。
在談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時，白居易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這裏所說的“情”和“義”指的是內容，“言”和“聲”指的是形式。在白居易看來，“情”是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但“根情”必須和“實義”聯係起來，否則就失去了真正的社會內容。“義”，即《詩經》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有了真實的感情，有了深刻的社會內容，這樣的詩歌，才能感染讀者，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和教育作用。
在語言方麵，他主張“非求宮律高，不求文字奇”，要求“韻協”、“言順”，“其辭質而徑”，“其言真而切”，以達到“諷喻美刺”的作用。所謂“美刺”，即美善刺惡，這是指詩的政治傾向而言的，是屬於作品思想內容的範疇；“興比”，是寫詩的兩種手法，是藝術技巧問題。
他的這些詩論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對後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但他過分強調詩歌的政治作用，忽視詩歌的美學意義，不僅對齊梁詩歌作了全盤否定，也未能認識李白浪漫主義偉大作品的價值，甚至對杜甫的詩也隻肯定三四十首，這是他的片麵性。
（二）詩歌創作
1.思想內容
白居易著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餘首，是唐代詩人中存詩最多者。
他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
（1）諷諭詩（關於美刺比興者）
他的諷諭詩一百五十餘篇，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最為著名。其諷諭詩的特點，是廣泛地反映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生活，對勞動人民表示極大的同情，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提出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秦中吟》組詩每篇都是“一吟悲一事”，其針對性是很強的，有揭露豪門貴族腐朽生活的《輕肥》，有反映“兩稅法”嚴酷的《重賦》等。《新樂府》是仿照樂府詩體寫的新歌詞。這些樂府詩可以說是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的具體運用，涉及麵十分廣泛。《新豐折臂翁》反映了唐代窮兵黷武的罪惡，《賣炭翁》揭露了“宮市”的弊病。“宮市”，是唐朝統治者利用皇帝的淫威，派出宦官，用極低的費用或不付任何費用到市場上去掠奪人民財物的一種方式，他們將這種無賴的方式美其名曰“宮市”。韓愈說：“名為宮市，其實奪之。”（《順宗實錄》）《杜陵叟》暴露了廣大農民在殘酷剝削下的痛苦；《紅線毯》指斥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替勞動人民發出正義的呼聲。總之，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和其他的諷諭詩，思想性都是很強的。
（2）閑適詩（《與元九書》說：“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謂之閑適詩。”）
這類詩旨在閑適，消極成分較多，思想內容多不可取，但寫景甚佳。如《歸田三首》、《觀稼》等，寫農村景象，樸素而真切。《自蜀江至洞庭湖有感而作》寫湖水侵蝕農田，幻想讓大禹“複生”，使“龍宮變閭裏，水府生禾麥”，充滿著積極浪漫主義精神。
（3）感傷詩（《與元九書》：“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詠歎者，謂之感傷詩。”）
這類詩最有名的是《長恨歌》和《琵琶行》。前一首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這一年，白居易被任命為陝西周至縣縣尉。在這裏，白居易結識了陳鴻、王質夫。白居易這首詩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故事曲折離奇，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陳鴻還寫了一篇《長恨歌傳》。歌和傳都以李、楊愛情故事為題材，因為是以悲劇結局，故以“長恨”名篇。後一首作於元和十一年（816）秋，時白居易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此詩寫女子彈琵琶，並借她的遭遇抒發了作者被貶後的淪落之感，情真意切，感傷意味較重，但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曆來將《長恨歌》與《琵琶行》並稱，成為白居易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唐宣宗詩雲：“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流傳之廣。
另外，他還有《醉後狂言酬贈肖殷二協律》、《江南遇天寶樂叟》、《放旅雁》等詩，或寫贈裘與友人，或寫宮中樂叟之遭遇，或寫旅雁重獲自由，無不飽含著詩人對國家時局的關注和對人民的同情，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好的詩篇。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
在他的雜律詩中，最為人傳誦的是如下兩首：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賦得古原草送別》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麵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錢塘湖春行》
前一首五言律詩作於貞元三年（787），作者時年十六。相傳他曾以此詩得到顧況的賞識，現在考證，這個傳說不太可靠，但說明此詩在當時就很有名。其中“野火”一聯，歌頌野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哲理，曆來為人欣賞和引用。後一首七言律詩是他任杭州刺史時（823-824）時所作，詩中寫西湖初春的景色，畫麵生動，格調明快。清方東樹稱其“佳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昭昧詹言》卷一）。
另外還有《問劉十九》（五絕）、《暮江吟》（七絕）等，都是較好的作品。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其實也不是很科學。前三類就詩的內容而言，後一類就詩的形式而言。同時，有的諷諭詩與閑適詩、感傷詩之間也很難截然分開。一部分諷諭詩有閑適、感傷的因素；一部分閑適詩、感傷詩有諷諭的成分。因而，他晚年編集時僅把它分為格詩（包括古詩、樂府、歌行）、律詩兩大類。
2.藝術特色
（1）主題明確
一題一意，貫徹全篇。他自己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新樂府》序）這一特點，在他的《新樂府》五十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每篇開頭，就接觸到題目，所謂“首句標其目”。題目之下，都自注寫作的目的或主題。如《新豐折臂翁》，注“戒邊功也”；《西涼伎》，注“刺封疆之臣也”；《賣炭翁》，注“苦宮市也”，等等。“卒章顯其誌”，如《太行路》末尾說：“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隻在人情反複間。”《隋堤柳》結尾雲：“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柳。”寫作旨意，全盤托出。
（2）善於敘事，情節曲折生動
《長恨歌》、《琵琶行》等詩篇，故事完整，描寫細膩，人物形象鮮明，情節曲折動人，顯得波瀾起伏，複雜而有層次，因而成為後世戲曲家的張本。《長恨歌》演變為關漢卿的《唐明皇哭香囊》（殘）、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升的《長生殿傳奇》；《琵琶行》則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3）敘事、抒情、寫景融為一體
這方麵，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琵琶行》。詩中那蕭瑟蒼涼的秋天夜景和人物的感受、心境相融合，構成一種悲傷、憤惋的典型環境氣氛。
（4）善於用對比、比喻的手法
《輕肥》寫那些達官貴人在歡宴之後“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而人民則“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階級對立，於此可見。又如《買花》寫富人所買的牡丹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一叢深顏色的牡丹花，就等於十戶中等人家一年繳納的賦稅，寫出了貧富之懸殊。這種對比手法，繼承了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現實主義精神，筆調極為深刻。
（5）語言通俗，音韻和諧
白居易是通俗詩派的開創者和代表作家。相傳他寫詩，常念給老太婆聽，聽不懂就修改，直到她們聽懂為止。（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這一傳說，不無誇大之處，但白居易在語言上力求通俗卻是事實。宋朝人張文潛看過白居易傳下的手稿，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這可算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三）白居易詩歌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且語言通俗，富於音樂感，使人易解，便於誦讀，所以給當時和後世以深遠的影響。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白居易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在白詩的影響下，中唐時期創作“新樂府”的詩人較多，如元稹、李紳、張籍等。不僅在當時，他的詩歌對宋代的蘇軾、陸遊、楊萬裏，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袁牧、趙翼、黃遵憲等，也都有深刻的影響。
這種影響還擴展到了國外。據新羅（今韓國的一部分）商人說，他們國家的宰相，曾用一百金換白居易的詩一篇，如有冒牌貨很快就能辨別出來。日本人藤原屈守，從唐朝進口的貨物中撿得白居易的詩篇，獻給仁明皇（與唐文宗同時），因而得到了從五品上的高官。
由上述可見，白居易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而且是世界上的偉大詩人之一，享有很高的聲譽。
（四）對白居易詩歌的評價
對白居易詩的評價，曆來有不同的意見。也有人認為他的詩格卑下，過於俚俗，但多數人是給予高度讚揚的。
如劉禹錫有詩雲：“郢人斤斵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見《劉賓客外集》卷一）《唐宋詩醇》謂白詩：“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流麗安詳。”宋人張鎡《南湖集》裏有《讀樂天詩》雲：“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博才兼俗，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俗，真是小兒言。”尤其是張鎡，肯定了白詩的優點，然後批評跟著蘇軾說白詩俚俗的人是小兒。 三、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記
1.萬曼：《白居易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2.褚斌傑：《白居易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3.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王拾遺：《白居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二）作品
1.顧學頡：《白居易集》（全四冊），中華書局，1979年。
2.王汝弼：《白居易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顧學頡、周汝昌：《白居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三）其他
1.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霍鬆林：《白居詩譯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周天：《長恨歌箋說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靳極蒼：《長恨歌及同題材詩詳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
白居易，生於唐代宗大曆七年（772），卒於唐武宗會昌六年（846），字樂天，晚年居香山，自號香山居士，又因曾官太子少傅，故後世亦稱白太傅。
白居易原籍太原，後遷居下邽（今陝西省渭南縣），祖父白鍠時又移居新鄭縣（今屬河南），白居易即生於此。
他的一生可以四十四歲貶江州司馬為界，分為前後兩期。前期誌在“兼濟天下”，後期則“獨善其身”。
（一）前期
白居易出身一個所謂“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祖父白鍠、父白季庚都是明經出身，做過縣令、州別駕一類小官。白鍠長於五言詩，有詩集問世；白季庚為官清廉，多有政績。母親陳夫人精通詩書，丈夫死後，她便“親執詩書，晝夜教導”子女。生長在這樣一個家庭，對詩人接受文化教養有著良好的條件。
他幼年便聰慧絕倫，剛出世六七個月，便會暗識“之”、“無”二字。（見《與元九書》）十一二歲，因河南一帶有朱泚、李希烈等藩鎮作亂，曾避難越中，從此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
十六歲時初到長安，曾以詩文投謁當時名士顧況。開始顧況對他很不以為然，見他詩稿的封頁上寫著“白居易”三字，便戲笑說：“長安米貴，居大不易。”當他讀到白居易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賦得古原草送別》）二句之後，則大為讚賞，說：“有句如此，居長安有甚難，老夫前言戲之耳。”由此，白居易名聲大振。（見王定保《唐摭言》等）
唐德宗貞元十六年（800），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三十二歲與元稹同授校書郎。
三十五歲罷校書郎，準備參加“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的考試，寫成《策林》七十五篇，從政治、刑法、軍事、外交、經濟、文學、吏治、教育、風俗等方麵，陳述了自己的看法。這次考試，白居易因“出言太直”，入四等，授周至（今屬陝西）縣尉。
三十七歲拜左拾遺。這一時期，他意氣風發，賦詩撰文，上書獻策，直言急諫。有一次，為反對宦官吐突承璀做招討宣慰使（掌握兵權的官），他竟敢當麵指責皇帝，帝變色，對宰相李絳說：“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舊唐書》本傳）幸虧李絳的救護，才免遭處分。但從此以後唐憲宗不再信任他了，“自聽自便”。元和五年（810），白居易任左拾遺期滿，便請求外調，授京北府戶曹參軍。
三年的諫官生活，使白居易進一步看到了統治階級的腐敗，開始自覺地、有意識地用詩歌來揭露社會政治的黑暗。他“諷諭詩”中最有價值、最有意義的《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大都作於此時。
元和六年（806）四月，白居易丁母憂居下邽渭村。守孝期間，他經常與農民交往，寫了《采地黃者》、《村居苦寒》、《新製布裘》等同情勞動人民的詩歌。另一方麵，他的政治熱情也開始冷淡下來，“獨善其身”的思想漸漸發展。
元和九年（814）冬，白居易三年守孝期滿，又回長安任左讚善大夫（五品）。
第二年，宰相武元衡上朝，在街上被人暗殺；同時，禦史中丞裴度也被刺傷。事後查明，是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行刺的。對這樣一個重大案件，統治集團竟無動於衷。白居易非常氣憤，首先上疏“急諫捕賦，以雪國恥”（《舊唐書》），為權貴所憎惡，以“越職言事”為名，將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次沉重的打擊，使白居易的思想轉入消沉。
（二）後期
白居易在江州三年，曾對自己前期創作進行了全麵的總結，寫出了著名的《與元九書》，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同時也寫了一些優秀詩篇，有名的《琵琶行》即作於此時。
此後，詩人又相繼出任忠州、杭州、蘇州刺史。這就使他能更廣泛地接觸現實生活，豐富、磨煉了他的文學創作實踐。在這期間，白居易為人民辦了一些好事。在杭州，他曾帶領人民興修水利，築堤蓄水。在蘇州任職時，他處理了一個案子：有個姓朱的財主，他的兒子和鄰家一個女兒從小訂了婚約，快要結婚的時候，他的兒子突然病死了，可朱家卻要鄰家的女兒嫁殤（嫁給他死了的兒子）。女方不同意，告到縣府。朱家用財物買通了縣府的官吏，縣府的判決是：按其風俗，允許“嫁殤”。女方不服，又告到州府。此案在州府積壓了一年。白居易到任後，對此案重新做了調查，然後在案卷上批寫道：“生而異族，死豈同歸？既違國禁，又亂人倫。”便立即駁回縣府判決，禁止“嫁殤”。消息傳開，受到人們的讚許。
這時詩人已五十多歲了，由於工作太忙，勞累過度，得了眼疾。有一次因公出差，從馬上跌下來，受了傷，加之做刺史又不得不替統治者去向人民勒索租賦，他決定稱病休官。
此後二十年白居易在文宗、武宗朝曆任秘書監、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職，以刑部尚書致仕。後閑居洛陽，和佛教徒打得火熱，常住在廟裏，自號香山居士。
會昌六年（846）白居易病逝於東都洛陽，終年七十五歲。
著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一卷，由元稹和他本人先後編定。 二、創作成就
白居易酷愛吟詩，加之他又有“惟有詩魔降不得，每逢風月一閑吟”的詩句，後人就以“詩魔”稱白居易。
（一）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的詩歌理論
“新樂府”，是白居易提出來的一種詩歌的名稱。“新樂府”即新題樂府的簡稱，是一種用新題寫時事的樂府詩，與古題樂府相對而言。這種“即事名篇，無複依傍”的新樂府詩，首創於杜甫，元結、顧況、戎昱等相繼成為新樂府運動的先驅者。
新樂府運動是唐代中期稍後於古文運動的一個進步的文藝思潮。這個運動是由張籍、王建、李紳等人的創作開始的。張、王以大量新樂府著名於世。李紳作“樂府新題二十首”，已佚。在李紳之後，白居易之前，元稹作“新題樂府十二首”。白居易又在元稹的基礎上擴充為五十首，名曰“新樂府”。而且在序文和許多詩篇，特別是《與元九書》和其他一些散文中，他提出了比較係統的詩歌創作主張。於是，新樂府的創作從杜甫開始，經過元結、顧況等的努力，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詩歌運動。
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詩人，白居易的獨特貢獻是在總結我國自《詩經》以來詩歌創作經驗的基礎上，建立了比較係統的現實主義詩歌理論。
他認為詩歌的作用，是能“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目的是“救濟人病，裨補時闕”。創作的準則是：“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他明確提出“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新樂府》）的主張，特別強調詩歌對現實的“美刺”作用。
他認為詩歌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詩人的感情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社會生活激發出來的。他說：“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策林》六十九）這裏的“事”，指的就是現實生活；“情”是被特定的生活現實所激發而產生的愛憎之情。
在談到內容與形式的關係時，白居易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這裏所說的“情”和“義”指的是內容，“言”和“聲”指的是形式。在白居易看來，“情”是根本，“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但“根情”必須和“實義”聯係起來，否則就失去了真正的社會內容。“義”，即《詩經》的“六義”（即風、雅、頌、賦、比、興）。有了真實的感情，有了深刻的社會內容，這樣的詩歌，才能感染讀者，充分發揮詩歌的社會功能和教育作用。
在語言方麵，他主張“非求宮律高，不求文字奇”，要求“韻協”、“言順”，“其辭質而徑”，“其言真而切”，以達到“諷喻美刺”的作用。所謂“美刺”，即美善刺惡，這是指詩的政治傾向而言的，是屬於作品思想內容的範疇；“興比”，是寫詩的兩種手法，是藝術技巧問題。
他的這些詩論反映了時代的要求，對後世也有深遠的影響。
但他過分強調詩歌的政治作用，忽視詩歌的美學意義，不僅對齊梁詩歌作了全盤否定，也未能認識李白浪漫主義偉大作品的價值，甚至對杜甫的詩也隻肯定三四十首，這是他的片麵性。
（二）詩歌創作
1.思想內容
白居易著有《白氏長慶集》，存詩二千八百餘首，是唐代詩人中存詩最多者。
他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諭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
（1）諷諭詩（關於美刺比興者）
他的諷諭詩一百五十餘篇，其中《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最為著名。其諷諭詩的特點，是廣泛地反映被壓迫階級的悲慘生活，對勞動人民表示極大的同情，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提出各種嚴重的社會問題。《秦中吟》組詩每篇都是“一吟悲一事”，其針對性是很強的，有揭露豪門貴族腐朽生活的《輕肥》，有反映“兩稅法”嚴酷的《重賦》等。《新樂府》是仿照樂府詩體寫的新歌詞。這些樂府詩可以說是他“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的具體運用，涉及麵十分廣泛。《新豐折臂翁》反映了唐代窮兵黷武的罪惡，《賣炭翁》揭露了“宮市”的弊病。“宮市”，是唐朝統治者利用皇帝的淫威，派出宦官，用極低的費用或不付任何費用到市場上去掠奪人民財物的一種方式，他們將這種無賴的方式美其名曰“宮市”。韓愈說：“名為宮市，其實奪之。”（《順宗實錄》）《杜陵叟》暴露了廣大農民在殘酷剝削下的痛苦；《紅線毯》指斥統治階級的奢侈浪費，替勞動人民發出正義的呼聲。總之，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和其他的諷諭詩，思想性都是很強的。
（2）閑適詩（《與元九書》說：“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謂之閑適詩。”）
這類詩旨在閑適，消極成分較多，思想內容多不可取，但寫景甚佳。如《歸田三首》、《觀稼》等，寫農村景象，樸素而真切。《自蜀江至洞庭湖有感而作》寫湖水侵蝕農田，幻想讓大禹“複生”，使“龍宮變閭裏，水府生禾麥”，充滿著積極浪漫主義精神。
（3）感傷詩（《與元九書》：“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詠歎者，謂之感傷詩。”）
這類詩最有名的是《長恨歌》和《琵琶行》。前一首作於唐憲宗元和元年（806）。這一年，白居易被任命為陝西周至縣縣尉。在這裏，白居易結識了陳鴻、王質夫。白居易這首詩寫的是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故事曲折離奇，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同時，陳鴻還寫了一篇《長恨歌傳》。歌和傳都以李、楊愛情故事為題材，因為是以悲劇結局，故以“長恨”名篇。後一首作於元和十一年（816）秋，時白居易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此詩寫女子彈琵琶，並借她的遭遇抒發了作者被貶後的淪落之感，情真意切，感傷意味較重，但現實主義占主導地位。曆來將《長恨歌》與《琵琶行》並稱，成為白居易的代表作，也是中國詩歌史上著名的長篇敘事詩，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唐宣宗詩雲：“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可見流傳之廣。
另外，他還有《醉後狂言酬贈肖殷二協律》、《江南遇天寶樂叟》、《放旅雁》等詩，或寫贈裘與友人，或寫宮中樂叟之遭遇，或寫旅雁重獲自由，無不飽含著詩人對國家時局的關注和對人民的同情，是思想性和藝術性結合得較好的詩篇。
（4）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百韻至兩韻者）
在他的雜律詩中，最為人傳誦的是如下兩首：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賦得古原草送別》
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麵初平雲腳低。
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
——《錢塘湖春行》
前一首五言律詩作於貞元三年（787），作者時年十六。相傳他曾以此詩得到顧況的賞識，現在考證，這個傳說不太可靠，但說明此詩在當時就很有名。其中“野火”一聯，歌頌野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哲理，曆來為人欣賞和引用。後一首七言律詩是他任杭州刺史時（823-824）時所作，詩中寫西湖初春的景色，畫麵生動，格調明快。清方東樹稱其“佳處在象中有興，有人在，不比死句”（《昭昧詹言》卷一）。
另外還有《問劉十九》（五絕）、《暮江吟》（七絕）等，都是較好的作品。
白居易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其實也不是很科學。前三類就詩的內容而言，後一類就詩的形式而言。同時，有的諷諭詩與閑適詩、感傷詩之間也很難截然分開。一部分諷諭詩有閑適、感傷的因素；一部分閑適詩、感傷詩有諷諭的成分。因而，他晚年編集時僅把它分為格詩（包括古詩、樂府、歌行）、律詩兩大類。
2.藝術特色
（1）主題明確
一題一意，貫徹全篇。他自己說：“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誌。”（《新樂府》序）這一特點，在他的《新樂府》五十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每篇開頭，就接觸到題目，所謂“首句標其目”。題目之下，都自注寫作的目的或主題。如《新豐折臂翁》，注“戒邊功也”；《西涼伎》，注“刺封疆之臣也”；《賣炭翁》，注“苦宮市也”，等等。“卒章顯其誌”，如《太行路》末尾說：“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隻在人情反複間。”《隋堤柳》結尾雲：“後王何以鑒前王，請看隋堤亡國柳。”寫作旨意，全盤托出。
（2）善於敘事，情節曲折生動
《長恨歌》、《琵琶行》等詩篇，故事完整，描寫細膩，人物形象鮮明，情節曲折動人，顯得波瀾起伏，複雜而有層次，因而成為後世戲曲家的張本。《長恨歌》演變為關漢卿的《唐明皇哭香囊》（殘）、白樸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升的《長生殿傳奇》；《琵琶行》則演變為馬致遠的《青衫淚》、蔣士銓的《四弦秋》等。
（3）敘事、抒情、寫景融為一體
這方麵，表現比較突出的是《琵琶行》。詩中那蕭瑟蒼涼的秋天夜景和人物的感受、心境相融合，構成一種悲傷、憤惋的典型環境氣氛。
（4）善於用對比、比喻的手法
《輕肥》寫那些達官貴人在歡宴之後“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而人民則“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階級對立，於此可見。又如《買花》寫富人所買的牡丹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一叢深顏色的牡丹花，就等於十戶中等人家一年繳納的賦稅，寫出了貧富之懸殊。這種對比手法，繼承了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現實主義精神，筆調極為深刻。
（5）語言通俗，音韻和諧
白居易是通俗詩派的開創者和代表作家。相傳他寫詩，常念給老太婆聽，聽不懂就修改，直到她們聽懂為止。（宋·釋惠洪《冷齋夜話》）這一傳說，不無誇大之處，但白居易在語言上力求通俗卻是事實。宋朝人張文潛看過白居易傳下的手稿，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這可算是一個有力的佐證。
（三）白居易詩歌的影響
白居易的詩歌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且語言通俗，富於音樂感，使人易解，便於誦讀，所以給當時和後世以深遠的影響。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白居易的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衒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在白詩的影響下，中唐時期創作“新樂府”的詩人較多，如元稹、李紳、張籍等。不僅在當時，他的詩歌對宋代的蘇軾、陸遊、楊萬裏，明代的袁宏道，清代的袁牧、趙翼、黃遵憲等，也都有深刻的影響。
這種影響還擴展到了國外。據新羅（今韓國的一部分）商人說，他們國家的宰相，曾用一百金換白居易的詩一篇，如有冒牌貨很快就能辨別出來。日本人藤原屈守，從唐朝進口的貨物中撿得白居易的詩篇，獻給仁明皇（與唐文宗同時），因而得到了從五品上的高官。
由上述可見，白居易不僅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偉大詩人，而且是世界上的偉大詩人之一，享有很高的聲譽。
（四）對白居易詩歌的評價
對白居易詩的評價，曆來有不同的意見。也有人認為他的詩格卑下，過於俚俗，但多數人是給予高度讚揚的。
如劉禹錫有詩雲：“郢人斤斵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見《劉賓客外集》卷一）《唐宋詩醇》謂白詩：“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流麗安詳。”宋人張鎡《南湖集》裏有《讀樂天詩》雲：“詩到香山老，方無斧鑿痕。目前能轉物，筆下盡逢源。學博才兼俗，心平氣自溫。隨人稱白俗，真是小兒言。”尤其是張鎡，肯定了白詩的優點，然後批評跟著蘇軾說白詩俚俗的人是小兒。 三、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記
1.萬曼：《白居易傳》，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
2.褚斌傑：《白居易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
3.朱金城：《白居易年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4.王拾遺：《白居易》，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二）作品
1.顧學頡：《白居易集》（全四冊），中華書局，1979年。
2.王汝弼：《白居易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3.顧學頡、周汝昌：《白居易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三）其他
1.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2.霍鬆林：《白居詩譯析》，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3.周天：《長恨歌箋說稿》，陝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
4.靳極蒼：《長恨歌及同題材詩詳注》，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