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
弗蘭克爾自傳：活出生命的意義 作者：維克多·弗蘭克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這期間，我還有機會在醫院裏認識了我的第一任妻子——蒂莉·格羅塞爾（tilly grosser）。她是多納特教授的病房護士，我的目光很快就被她吸引住了——我當時覺得她長得特別像一位西班牙舞蹈家。不過事實上，我們能夠在一起，是因為她想報複我：我對她最好的朋友表示出興趣，後來卻把她晾在一旁，為了替自己的朋友報仇，蒂莉便試圖接近我，想讓我愛上她。我立馬就猜出了她的目的，並當著她的麵直截了當地說出來，這顯然讓她印象深刻。
此外我要說明的是，我們倆之間的關係中最為重要的東西，絕不是人們認為的那些：我和她結婚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貌，她選擇我也不是因為我的聰睿——這兩者都不是我們選擇對方的根本動機，這也是我倆一直引以為傲的。
不可否認，我確實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然而打動我的卻是她的本質：她天性中的那份從容不迫，或者說她內心的節奏？我舉個例子吧，蒂莉的母親因為女兒的病房護士身份而享有免遣庇護（即不必遣送進集中營的庇護令），有一天上麵卻突然宣布，免遣庇護不再對親屬有效。就在蒂莉母親的免遣庇護即將失效的那天晚上，我和蒂莉恰好都在她母親那兒；快到午夜12點的時候，門鈴響了，我們誰都不敢去開門，大家都以為來人是來下遣送通知的。終於，我們把門打開——門外站的人是猶太人社區組織派來的，他告訴蒂莉母親她得到一份勤雜工的工作，要求她第二天早上去那些被遣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家中幫忙清理家具，同時他給了她一份證明，憑著這份證明她可以自動獲得免遣庇護。
這人走後，我們三個又圍坐在一起，互相看著彼此，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第一個發話的是蒂莉——她說了什麽呢？“看，上帝還真是了不起！”我不得不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美的神學理論、最短小的神學專著！
最終是什麽事讓我決定跟蒂莉結婚的呢？那是有一次，蒂莉正在我位於切爾寧街的家中為我準備午飯，就在這時電話響了，是從羅特席爾德醫院打來的緊急電話：剛從內科轉過來一名服安眠藥過量的患者，我想不想施展一下自己的腦外科技術？來不及煮咖啡了，我隨手拿了幾顆咖啡豆放進嘴裏嚼，匆匆趕去出租汽車站打車。
兩個小時之後，我回到家裏，一家人共進午餐的計劃已經徹底打亂了。我以為其他人早就吃過飯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如此，可是蒂莉卻等著我沒去吃飯。她見到我第一反應並不是：“啊，你終於回來了，我等你一起吃飯呢。”不是的，她的反應是：“手術進行得怎麽樣？那個病人還好嗎？”在這一刻我決定，要讓這個女孩成為我的妻子——這並不是因為她為我做了什麽，而是因為她就是她。
我和蒂莉結婚的時候，我們和另外一對新人一起成為維也納被納粹當局批準的最後兩對猶太夫妻，這之後猶太民政局就被解散了。另外那對夫妻是我的中學老師——艾德爾曼博士和他的新娘，他曾在20年前教過我。
那時候有一項雖然沒有正式宣布、實際上卻一直在執行的禁令：嚴禁猶太人生養小孩，即便是合法夫妻也不行。後來幹脆來了一道命令，規定即日起，猶太婦女一經確認懷孕，便立即被送入集中營，同時醫生公會也接到指示，不得阻止猶太婦女墮胎。於是蒂莉不得不忍痛將我們未出世的孩子打掉，我的書《沒有被聽到的要求——意義的呼聲》（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獻給這個尚未謀麵的孩子的。
我們兩人在猶太人社區的一個圓頂下結為夫妻，然後不得不步行穿過好幾條街道（因為禁止猶太人坐出租車），去照了張必不可少的結婚照——蒂莉還戴著那條白色的新娘頭紗。照完相後，我們接著往家走，路上我在路邊一家小書店的櫥窗裏看到一本書《我們要結婚》，徘徊良久，最終我們還是走進書店——蒂莉頭上還戴著新娘頭紗，我倆胸前都佩戴著猶太星標識。我強忍著笑，讓蒂莉去要那本書，鼓勵她“自信一點兒”，於是就看見她頭上戴著白色頭紗，胸前別著猶太星，紅著臉對上前詢問的店員說，她想要的書是《我們要結婚》。
我們的結婚照在戰爭結束後還幫過我的忙，我是二戰後第一個由占領國獲準出國的奧地利人。那次我是要去參加一個會議並在會上做報告，會議在蘇黎世召開，直到我準備出境時仍然不知道能否拿到簽證，我也沒有兌換瑞士法郎，所以隻能請在那邊接待我的房東來火車站接我。我的房東是蒂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瑞士時寄住的那個家庭，我在因斯布魯克時就打電話去蘇黎世，告知對方作為標識，我到時會把集中營聯盟的徽章——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係在大衣的扣眼上。
到了蘇黎世，我在火車站裏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走上前來把我接走，卻一直沒有等到。過了一會兒，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這時霧氣彌漫中出現一位女士的身影，她緩慢而踟躕地朝我過來，手裏拿著一張照片，不斷地打量著我，將我與照片上的人做對比。
“您是弗蘭克爾醫生嗎？”她問我。這時我才發現，她手裏拿著的是我和蒂莉的結婚照。謝天謝地，幸好她還帶著這張照片，否則肯定認不出我來。
因為那天，火車站裏好多人的扣眼裏都別著一個紅色三角形，接我的這位女士根本沒法辨認出，到底哪一個是弗蘭克爾醫生。原來就在那天晚上，所謂的寒冬賑濟活動正式開始，那是一個募捐活動，隻要有人往捐款箱裏投一枚硬幣，就會得到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圖案作為已經捐過款的憑證，而他們發的紅色三角形比我別在扣眼裏的這個要大得多，也顯眼得多。
此外我要說明的是，我們倆之間的關係中最為重要的東西，絕不是人們認為的那些：我和她結婚並不是因為她的美貌，她選擇我也不是因為我的聰睿——這兩者都不是我們選擇對方的根本動機，這也是我倆一直引以為傲的。
不可否認，我確實被她的美貌所吸引，然而打動我的卻是她的本質：她天性中的那份從容不迫，或者說她內心的節奏？我舉個例子吧，蒂莉的母親因為女兒的病房護士身份而享有免遣庇護（即不必遣送進集中營的庇護令），有一天上麵卻突然宣布，免遣庇護不再對親屬有效。就在蒂莉母親的免遣庇護即將失效的那天晚上，我和蒂莉恰好都在她母親那兒；快到午夜12點的時候，門鈴響了，我們誰都不敢去開門，大家都以為來人是來下遣送通知的。終於，我們把門打開——門外站的人是猶太人社區組織派來的，他告訴蒂莉母親她得到一份勤雜工的工作，要求她第二天早上去那些被遣送進集中營的猶太人家中幫忙清理家具，同時他給了她一份證明，憑著這份證明她可以自動獲得免遣庇護。
這人走後，我們三個又圍坐在一起，互相看著彼此，按捺不住內心的喜悅。第一個發話的是蒂莉——她說了什麽呢？“看，上帝還真是了不起！”我不得不說，這是我聽到過的最美的神學理論、最短小的神學專著！
最終是什麽事讓我決定跟蒂莉結婚的呢？那是有一次，蒂莉正在我位於切爾寧街的家中為我準備午飯，就在這時電話響了，是從羅特席爾德醫院打來的緊急電話：剛從內科轉過來一名服安眠藥過量的患者，我想不想施展一下自己的腦外科技術？來不及煮咖啡了，我隨手拿了幾顆咖啡豆放進嘴裏嚼，匆匆趕去出租汽車站打車。
兩個小時之後，我回到家裏，一家人共進午餐的計劃已經徹底打亂了。我以為其他人早就吃過飯了——我的父母也確實如此，可是蒂莉卻等著我沒去吃飯。她見到我第一反應並不是：“啊，你終於回來了，我等你一起吃飯呢。”不是的，她的反應是：“手術進行得怎麽樣？那個病人還好嗎？”在這一刻我決定，要讓這個女孩成為我的妻子——這並不是因為她為我做了什麽，而是因為她就是她。
我和蒂莉結婚的時候，我們和另外一對新人一起成為維也納被納粹當局批準的最後兩對猶太夫妻，這之後猶太民政局就被解散了。另外那對夫妻是我的中學老師——艾德爾曼博士和他的新娘，他曾在20年前教過我。
那時候有一項雖然沒有正式宣布、實際上卻一直在執行的禁令：嚴禁猶太人生養小孩，即便是合法夫妻也不行。後來幹脆來了一道命令，規定即日起，猶太婦女一經確認懷孕，便立即被送入集中營，同時醫生公會也接到指示，不得阻止猶太婦女墮胎。於是蒂莉不得不忍痛將我們未出世的孩子打掉，我的書《沒有被聽到的要求——意義的呼聲》（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就是獻給這個尚未謀麵的孩子的。
我們兩人在猶太人社區的一個圓頂下結為夫妻，然後不得不步行穿過好幾條街道（因為禁止猶太人坐出租車），去照了張必不可少的結婚照——蒂莉還戴著那條白色的新娘頭紗。照完相後，我們接著往家走，路上我在路邊一家小書店的櫥窗裏看到一本書《我們要結婚》，徘徊良久，最終我們還是走進書店——蒂莉頭上還戴著新娘頭紗，我倆胸前都佩戴著猶太星標識。我強忍著笑，讓蒂莉去要那本書，鼓勵她“自信一點兒”，於是就看見她頭上戴著白色頭紗，胸前別著猶太星，紅著臉對上前詢問的店員說，她想要的書是《我們要結婚》。
我們的結婚照在戰爭結束後還幫過我的忙，我是二戰後第一個由占領國獲準出國的奧地利人。那次我是要去參加一個會議並在會上做報告，會議在蘇黎世召開，直到我準備出境時仍然不知道能否拿到簽證，我也沒有兌換瑞士法郎，所以隻能請在那邊接待我的房東來火車站接我。我的房東是蒂莉的哥哥古斯塔夫移民瑞士時寄住的那個家庭，我在因斯布魯克時就打電話去蘇黎世，告知對方作為標識，我到時會把集中營聯盟的徽章——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係在大衣的扣眼上。
到了蘇黎世，我在火車站裏等了很久，希望有人走上前來把我接走，卻一直沒有等到。過了一會兒，站台上的人都走光了，這時霧氣彌漫中出現一位女士的身影，她緩慢而踟躕地朝我過來，手裏拿著一張照片，不斷地打量著我，將我與照片上的人做對比。
“您是弗蘭克爾醫生嗎？”她問我。這時我才發現，她手裏拿著的是我和蒂莉的結婚照。謝天謝地，幸好她還帶著這張照片，否則肯定認不出我來。
因為那天，火車站裏好多人的扣眼裏都別著一個紅色三角形，接我的這位女士根本沒法辨認出，到底哪一個是弗蘭克爾醫生。原來就在那天晚上，所謂的寒冬賑濟活動正式開始，那是一個募捐活動，隻要有人往捐款箱裏投一枚硬幣，就會得到一個尖頭朝上的紅色三角形圖案作為已經捐過款的憑證，而他們發的紅色三角形比我別在扣眼裏的這個要大得多，也顯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