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堯之死》這本小書，是我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然而每每打開電腦，欲自作一序時，便生出近鄉情怯的感覺，不知從何下筆，述說內心的感觸。唯有略陳固陋，聊展寸私而已。
我從小喜歡曆史。當然，這裏所謂的曆史，和我後來作為專業學習了多年的曆史學是很不一樣的，無外乎評書戲曲、曆史小說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講史方式。上高中以後，我逐漸步入互聯網世界，並開始在網上與人論史。當時，受《雍正王朝》等熱播清朝題材電視劇的影響，網絡上論說清史的聲音最為熱烈，我也不能免俗，躍躍欲試，頗想加入討論。不過，以我一貫好勝求異的性格，雖然極年輕，也不肯跟在別人後麵，或應諾叫好，或發表些過於幼稚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在網絡上默默搜集清史文獻，半懂不懂，啃了不少史料。記得高三時，班主任讓我們羅列自己閱讀過的課外書，我的書單中竟有《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之類，令老師大為驚詫。有了些背景知識打底，我在網絡清史圈也顯得遊刃有餘起來，先是發史料，再是論觀點，上大學以後又寫起了網絡小說，吸引了不少粉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然而，當我真的憑著這樣得來的自信，選擇北大曆史係，準備以清史為專業時，我才倉皇發現：原來我這樣的“出道”經曆，就是學院派口中的“民科”啊！
還好，北大是個英雄不問出處的地方，隻要能夠按照專業要求完成學業，其他事情是不消多說的。六年時間的研究生學習，我努力而又盡量不動聲色地克製自己的“民科”趣味，強迫自己變得專業、再專業一些。終於在2015年，我拿到了曆史學博士學位，一時間洋洋得意，自詡為孫菊仙、言菊朋，“名票下海”，轉型成功。
博士畢業以後，我入職國家圖書館，雖然科研壓力較之留在高校有所緩解，但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背景，開展閱讀推廣、文化傳播，成為我必須要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此前的“民科”經曆，特別是在曆史普及文章寫作方麵積累的題材和經驗，就頗值得我“創新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起來。於是，我撿起了自己的舊愛好，再以曆史學專業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升華其境界、匡正其觀點、去取其材料，以微信公眾號為平台，寫作多個係列的讀史、講史小文章。《年羹堯之死》，即其一也。
這裏還要說說我跟本書的主人公年羹堯的緣分。在“民科”時代，我的頭號“研究”對象是當時最受熱捧的雍正皇帝。年羹堯作為康雍時期的一位極重要大臣，我雖然對其經曆、事跡有所涉獵，但也失於浮泛。2010年，我認識了後來的密友吳菲帆。現在已經是上海灘律師的她，當年還是個追捧我小說《天地古今惟一嘯》的本科小女生，且她的趣味與旁人大不同，所鍾愛的竟是我筆下的配角——年大將軍羹堯。作為一個意誌十分薄弱的作者，隨著與“年粉”小吳的頻繁交流，我對年羹堯的興趣也日漸增高，閱讀了與之相關的不少史料，對他的性格、經曆，也頗多同情之理解，甚至一度因為對他下筆“偏袒”，招致其他讀者的不滿。
2012年，隨著博士階段科研壓力的日益增大，隻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說慘遭擱筆，至今未能完結。幸好，因為寫小說而積攢的材料還在電腦中，因為寫小說而梳理的思路還在自己腦中，幾年後重新撿起，倒也不費什麽力氣。不過，當年小說寫得駁雜，轉作以曆史學為基礎的普及讀物，總要有個明確的主題。這時候，年羹堯這個傳奇人物的傳奇經曆搶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曆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曆，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曆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欲將這些細節鋪陳展示給更多的讀者，引起他們的共鳴與思考，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所能實現的，而非融情入理、苦心孤詣、筆觸纖微所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作了《年羹堯之死》，嚐試以此人為突破口，實現我對於曆史普及讀物的追求，即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製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向讀者做出曆史場景的推斷、認識誤區的澄清，將類比的觸角突破時間的塵封，引入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
《年羹堯之死》在網絡連載後，經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北大曆史係主任張帆教授介紹出版；又煩張老師，並我的導師北大曆史係郭潤濤教授、我的領導國家圖書館張誌清副館長多加垂注，撰寫推薦意見。師長輩的殷殷熱望，令我喜而生愧，愧而圖進。本書蒙策劃人尚紅科先生青眼有加，棄瑕錄用，感激之情，亦難言表。此外，文章在網絡發布時，收獲了許多師友和網友的轉發鼓勵與精彩評論，拳拳惠愛，再致謝忱。至於我的父母、家人，更自始至終都是我的忠實讀者與堅強後盾，工作的壓力和寫作的勞苦，在他們的支持下一次次冰消瓦解，化作動力與激情。
值此拙作付梓之際，心曲葵葵，毫端草草。已矣哉！書不盡意。
鄭小悠
2018年3月18日於家中
我從小喜歡曆史。當然，這裏所謂的曆史，和我後來作為專業學習了多年的曆史學是很不一樣的，無外乎評書戲曲、曆史小說等大眾喜聞樂見的講史方式。上高中以後，我逐漸步入互聯網世界，並開始在網上與人論史。當時，受《雍正王朝》等熱播清朝題材電視劇的影響，網絡上論說清史的聲音最為熱烈，我也不能免俗，躍躍欲試，頗想加入討論。不過，以我一貫好勝求異的性格，雖然極年輕，也不肯跟在別人後麵，或應諾叫好，或發表些過於幼稚的觀點。於是，我開始在網絡上默默搜集清史文獻，半懂不懂，啃了不少史料。記得高三時，班主任讓我們羅列自己閱讀過的課外書，我的書單中竟有《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之類，令老師大為驚詫。有了些背景知識打底，我在網絡清史圈也顯得遊刃有餘起來，先是發史料，再是論觀點，上大學以後又寫起了網絡小說，吸引了不少粉絲，自我感覺十分良好。然而，當我真的憑著這樣得來的自信，選擇北大曆史係，準備以清史為專業時，我才倉皇發現：原來我這樣的“出道”經曆，就是學院派口中的“民科”啊！
還好，北大是個英雄不問出處的地方，隻要能夠按照專業要求完成學業，其他事情是不消多說的。六年時間的研究生學習，我努力而又盡量不動聲色地克製自己的“民科”趣味，強迫自己變得專業、再專業一些。終於在2015年，我拿到了曆史學博士學位，一時間洋洋得意，自詡為孫菊仙、言菊朋，“名票下海”，轉型成功。
博士畢業以後，我入職國家圖書館，雖然科研壓力較之留在高校有所緩解，但如何利用自己的專業背景，開展閱讀推廣、文化傳播，成為我必須要考慮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此前的“民科”經曆，特別是在曆史普及文章寫作方麵積累的題材和經驗，就頗值得我“創新性轉化”與“創造性發展”起來。於是，我撿起了自己的舊愛好，再以曆史學專業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升華其境界、匡正其觀點、去取其材料，以微信公眾號為平台，寫作多個係列的讀史、講史小文章。《年羹堯之死》，即其一也。
這裏還要說說我跟本書的主人公年羹堯的緣分。在“民科”時代，我的頭號“研究”對象是當時最受熱捧的雍正皇帝。年羹堯作為康雍時期的一位極重要大臣，我雖然對其經曆、事跡有所涉獵，但也失於浮泛。2010年，我認識了後來的密友吳菲帆。現在已經是上海灘律師的她，當年還是個追捧我小說《天地古今惟一嘯》的本科小女生，且她的趣味與旁人大不同，所鍾愛的竟是我筆下的配角——年大將軍羹堯。作為一個意誌十分薄弱的作者，隨著與“年粉”小吳的頻繁交流，我對年羹堯的興趣也日漸增高，閱讀了與之相關的不少史料，對他的性格、經曆，也頗多同情之理解，甚至一度因為對他下筆“偏袒”，招致其他讀者的不滿。
2012年，隨著博士階段科研壓力的日益增大，隻完成了三分之一的小說慘遭擱筆，至今未能完結。幸好，因為寫小說而積攢的材料還在電腦中，因為寫小說而梳理的思路還在自己腦中，幾年後重新撿起，倒也不費什麽力氣。不過，當年小說寫得駁雜，轉作以曆史學為基礎的普及讀物，總要有個明確的主題。這時候，年羹堯這個傳奇人物的傳奇經曆搶先浮現在我的腦海中。
年羹堯是清代中前期的重要大臣，影視劇上鏡率頗高，也因此在觀眾心目中形成一些程式化的形象，如武藝高、功勞大、個性張揚跋扈等等。然而，曆史上的年羹堯並不是個簡單的臉譜化人物，他四十七歲的生命雖然不長，然而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大功大罪的人生經曆，卻頗能令後來人感慨嗟歎；他與康熙、雍正兩位君主，以及同時代許多著名人物，都有複雜深刻的關係，並由此而對曆史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這種複雜與深刻，往往體現在人情事理的細節當中，欲將這些細節鋪陳展示給更多的讀者，引起他們的共鳴與思考，就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學術論文所能實現的，而非融情入理、苦心孤詣、筆觸纖微所不能。在這種情況下，我寫作了《年羹堯之死》，嚐試以此人為突破口，實現我對於曆史普及讀物的追求，即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製度設計、社會心理、風氣好尚，通過古今同理的人情世故與邏輯推理，向讀者做出曆史場景的推斷、認識誤區的澄清，將類比的觸角突破時間的塵封，引入到今天的現實生活中。
《年羹堯之死》在網絡連載後，經我的博士指導老師之一、北大曆史係主任張帆教授介紹出版；又煩張老師，並我的導師北大曆史係郭潤濤教授、我的領導國家圖書館張誌清副館長多加垂注，撰寫推薦意見。師長輩的殷殷熱望，令我喜而生愧，愧而圖進。本書蒙策劃人尚紅科先生青眼有加，棄瑕錄用，感激之情，亦難言表。此外，文章在網絡發布時，收獲了許多師友和網友的轉發鼓勵與精彩評論，拳拳惠愛，再致謝忱。至於我的父母、家人，更自始至終都是我的忠實讀者與堅強後盾，工作的壓力和寫作的勞苦，在他們的支持下一次次冰消瓦解，化作動力與激情。
值此拙作付梓之際，心曲葵葵，毫端草草。已矣哉！書不盡意。
鄭小悠
2018年3月18日於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