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戰火日益熾熱，台灣成為美國針對中國大陸從事情報收集及秘密作戰的重要基地。台灣雖然不見得是“不沉的航空母艦”，對於中央情報局而言，倒不愧為“不沉的基地”。據20世紀50年代、60年代長駐台灣的一位美國軍事情報官員告訴作者，朝鮮戰爭以後的二十年裏，中央情報局提供給台灣當局“大量的金錢、武器、設備和訓練”。中央情報局一連串的“台北站站長”的言談、行動，都以台灣島上主要決策者自居。這些站長養成習慣，凡事都不跟名義上的上司——“美國駐華大使”——打個招呼。
朝鮮戰爭的頭兩年，政策協調處（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改組而成的情報機關——從台灣發動美國一切秘密作戰。1949年8月，在政策協調處協助下，陳納德把他那家已經破產的民航空運公司（cat）以九十五萬美元賣給中央情報局。這使得政策協調處及其後的中央情報局，擁有一家民用航空公司——cat同時還繼續擔任“中華民國國家航空公司”之角色；中央情報局運用它，針對中國大陸及朝鮮進行秘密空中作業，後來轉而用來對付中南半島及印尼的敵人。民航公司及其他掩護公司（較著名者是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和亞洲航空公司air asia）是由一家名為太平洋公司（pacific corporation）的中情局外圍控股公司所擁有，它在此後二十年以台灣為活動大本營。朝鮮戰爭期間，它出動一萬五千次的支援任務，不時飛越敵人領域。中央情報局甚至還擁有一架b-17轟炸機，有二十小時的續航力，可以飛越中國大陸，直抵西藏。 [1]
中央情報局（譯按：它是由政策協調處改組而成） “台北站”擴張到擁有六百多名職員。它的活動其實也到了不避人耳目的地步，台北市的計程車司機都曉得中山北路上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就是中情局“台北站”。第一任站長莊士敦（charlie johnston）警界出身，渾身幹勁十足。二次大戰期間，莊士敦即加入戰略服務處，一度參與美方與戴笠軍統局的聯合作業。莊士敦的主要目標是支援蔣氏父子聲稱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一百六十萬名“反共遊擊戰士”。美軍顧問團及軍事情報單位不久亦深深介入這類秘密活動，有時與中情局配合，有時則否。
宋美齡依然是她丈夫涉及美國的外交及政治事務的首席顧問。現在，她的觸角伸至就情報及秘密活動與中央情報局高階層聯絡事宜，直接對蔣先生報告負責。 [2] 但是，督導、掌管台灣整個情報及秘密行動，包括與美方配合行動者，其實是蔣經國。 [3] 他所掌控的“特戰中心”負責指揮調度執行秘密任務的單位。這個中心下轄兩個特種部隊群，員額七千人，另有一支五千五百名兵力的“反共救國軍”。美國人形容他們是“非常精良的部隊……團隊精神很高，但不是經常遵守軍紀”。另外還有一支“孤兒部隊”，大約六百人，是在大陸作戰殉職的國民黨軍官遺孤，培養他們從事遊擊作戰。美軍顧問團支持另兩個特戰部隊群，員額六千人，也隸屬在蔣經國的特戰中心底下。 [4]
根據若幹接近蔣經國的中方軍官所言，亦經當時駐台中央情報局官員證實，蔣夫人和她的繼子在情報及秘密活動上麵，偶爾發生政策歧見。但是，他們不會公開顯露不合。通常，他們分別去見蔣先生，討論他們不同意的問題。
鐵幕迅速落下，中央情報局實際在中國大陸毫無可靠的情報資產，因此它急於支持蔣經國的地下情報收集工作，包括進行通信攔截、空中偵察，乃至派員潛入大陸從事間諜活動等。這些情報收集活動立即在台灣雇用了好幾千人，中國人、美國人都有。
蔣經國在大陸的情報來源就是戴笠的軍統局，以及“國民政府”各個秘密勤務單位留下的人馬。台北通過短波無線電與一些間諜聯絡，但是中共迅速偵破，破壞這些消息來源，許多人搖身一變，成為“雙重間諜”，開始送回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情報機關掌控的情報。
絕大多數美國官員很快就認定蔣經國的特務及潛伏在大陸的間諜所送回的情報價值不高。筆者訪問了十多位熟悉國民黨間諜提供情報之美國中情局和軍方官員，除了一個人以外，全都認為它們基本上沒有用處，有時是由共產黨甚至國民黨本身所製造。當時的許多國務院官員對它們評價也都不高。 [5]
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譯按：美國專司電子情報戰的安全單位） 的協助下，攔截大陸的通訊成為最可靠的訊息來源。朝鮮戰爭爆發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局就在台北近郊架設一處繁複的無線電偵聽站，蔣經國掌握的偵聽單位提供數千名人員記錄、分析中國大陸的軍事及政府無線電通訊。另外，台灣飛行員還飛越中國大陸上空，記錄人民解放軍雷達通信。這類的電子資訊提供極佳的戰鬥序列、兵力部署情報，給予雙方最高指揮部。
1950年初，國民黨軍隊將領胡宗南企圖重整他已被擊潰的第三軍殘部，在中緬邊境成立遊擊部隊。不到幾個月，這項圖謀失敗，胡宗南調回台灣。可是，他的數千名部屬在李彌將軍率領下，逃入緬甸山區。1950年秋天，這支國民黨軍殘部前途未卜，幸好援助即將到來。年底之前，蔣經國的特戰中心規劃出運用李彌部隊進攻華南的一項計劃，政策協調處的美國秘密活動專家支持這個計劃，可是中央情報局局長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對，認為它必敗無疑。不料，杜魯門總統推翻史密斯的決定。這時候，美國保守派要求白宮準許麥克阿瑟對中國境內軍事目標發動空襲，也要求白宮不要再綁住蔣介石，應該讓國民黨軍隊打共產黨，李彌部隊可以擊敵之所不備，成本也不高，白宮不能放棄這樣一個機會。
由緬甸出兵計劃的假設前提是，台灣當局聲稱它在華南散落了數十萬遊擊部隊，隻要略受鼓勵，就會“揭竿而起”。蔣經國心知肚明這些殘部敗軍不可能成為一支有效的部隊，但是他們父子樂於一試，反正可以激化中、美敵意，把美國與台灣當局關係拉近，又能替經國的特戰機關帶來更多經費、器材和工作，何樂而不為？在泰國政府秘密合作下，民航公司飛機開始運送武器、裝備、訓練員及美國政策協調處顧問，到達李彌的基地。
1951年4月，麥克阿瑟公開呼籲與中國全麵開戰，包括接受蔣介石提議，讓國民黨軍隊開赴朝鮮半島參戰；他還建議美國支持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在中國開辟第二戰場。很少美國人了解，即使有美國海、空支援，蔣介石並沒有“反攻大陸”的念頭。杜魯門把麥帥這位太平洋戰爭的英雄解職，換上李奇微將軍（matthew ridgway）為盟軍總司令。杜魯門在朝鮮打有限戰爭的政策受到猛烈抨擊，遂傾向於讓主張秘密作戰的人士試試運用國民黨的遊擊武力。
6月間，李彌率領兩千名部屬跨過中緬邊境，行軍一百公裏，進入雲南。此時，中共民兵發動猛攻，殲滅許多國民黨軍隊以及若幹美國人。李彌率眾退回緬甸。另一支部隊在稍南之處進擊中國，也遭逢同樣命運。盡管出兵失利，緬甸政府高聲抗議，《紐約時報》也揭露由台灣秘密運補的消息，中央情報局依舊繼續支持蔣經國增強遊擊武力。1951年底，李彌飛回台北，逗留三個月，與蔣經國會商下一步。李彌後來帶著七百名國民黨軍正規部隊回到緬甸，於1952年8月發動最後一次大進擊。解放軍再度重創入侵部隊，李彌又退回緬甸，把許多傷亡的袍澤棄置不顧。
史密斯對此敗績大為光火，撤銷了政策協調處，把它並入中央情報局的特種作業處。至於國民黨的官兵滯留在緬甸，隻好另辟新生活。他們娶當地土著婦女為妻，偶爾進擊中國大陸“收集情報”，但是絕大部分時間從事獲利豐厚的鴉片生意，扮演中間人、運貨者或安全保鏢。不久，就控製了百分之九十的販毒生意。
1949年以前，蔣經國在許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經享有清廉、果決、親切、務實、不擺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認他是真正關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員。他的政敵認為他太過理想化、天真、左傾，可是幾乎人人（甚至共產黨私底下也承認）認為他關心民瘼。可是到了台灣，也就是1950年之後，他卻被視為白色恐怖的執行者。台灣本省人（譬如20世紀50年代以黨外人士當選台北市長的高玉樹）承認蔣經國廉潔、關心百姓，但也認為他個人必須對50年代初期的殘酷鎮壓負責。 [6]
美國海軍開進台灣海峽，蔣經國和父親就比較不必擔心共產黨的滲透或是台灣本省人的抗拒。1950年12月，“保安司令部”宣布有五百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自首”。日後，蔣經國說，到了當年年底，中共已經不再對台灣構成威脅。 [7]
但是在1950年6月以後，安全重點轉回到偵防涉嫌反國民黨及支持“台獨”運動的台灣本省人身上。中央情報局報告指出，“高壓活動”明顯增加，引起台灣“民心轉為反對政府”。藍欽“大使”到任之前的“美國大使館代辦”，形容這是“恐怖統治”，隻不過“比其他國家、其他時期較為溫柔而已”，即使對“政府”溫和批評，也會被抓，甚至失蹤。1950年在台北參與中央情報局企業的一名高級官員說他聽到體育場槍決犯人的槍聲。他說：“經國抓了所有的共產黨，但是也株連了許多人。”
其實很少台灣本省人在這個階段會從事以武力甚至非武力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活動。1949年剛大肆抓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記憶猶新，台灣本省人似乎被深刻鎮壓住。1996年王昇告訴作者，“台灣獨立運動”在50年代初期，“是個問題，不過問題相當小……不太嚴重”。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以及吳國楨、蔣經國和“保安司令部”的聲明來研判，1951年和1952年因顛覆罪遭判決的個人大約五百人，1954年約七百五十人。還有更多人可能被抓，然後開釋。 [8] 這個數字在1955年開始下降。20世紀50年代中期，綠島關押的政治犯大約有一萬四千人。 [9] 台灣在1987年取消戒嚴，從1949至1987年官方宣布的抓人數字是兩萬九千四百零七人。 [10] 如果王昇估計大約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槍決是正確無誤，這三十八年間，處死的總數在四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字與一位台灣作家、電視紀錄片製作人在1997年的估算相符。 [11]
1950年8月，蔣經國再度改組情報及秘密警察體係，抓緊控製。這次改組使他有了無人可與倫比的機會，深入了解台灣所有的文武官員。1954年，他以“國家安全局”為最高的中央情報協調機構。他在“國家安全局”隻掛名副局長，但是實際當家做主的就是他。同時，他還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中六組”職司安全、情報事務，使他對情治機關又有另一條直接指揮線。
蔣經國把他在青年軍、三青團的舊部，安插進各個主要情報機關，以及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由“保安司令部”改組成立）。“警備總部”功能極多，新聞檢查即是其中之一（通常是書刊出版後檢查）。蔣經國還推出許多新措施，其中之一是每個大企業都得聘一個退役軍官或安全人員擔任人事部門高級職位。 [12]
蔣經國改組情治單位，倒是有一項立竿見影的成績，他把情治單位與各種幫派及秘密結社曆史悠久、牽扯不清的關係切斷。不少個別的情治人員、軍官仍與這些團體保持私人關係，不過此後三十年這種不光彩的關係在官方層級上並不存在。
蔣經國其實並不是殘暴的人，他還頗具同情心。然而，他和友人認為為了保存政權完整，進而確保中國統一，有必要實施“白色恐怖”。從他們的政治觀點思考，他們麵臨嚴重的顛覆可能性之威脅——不僅威脅到他們的統治，也威脅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采取極端措施以確保其政權存活，以及中國統一此一政治原則的存活，當然也吻合蔣經國等人的個人利益及權力利益。到了20世紀90年代，還活在人世的蔣經國當年舊屬依然聲稱，如果他們沒有把潛伏的抗拒鎮壓下去，一定會出現煽動台灣本省人起來抓權的聲浪，而且還會聲勢高漲，在隨之而來的動亂中，台灣當局的外省籍軍人以及國民黨內強硬的右派就會接管，發動更慘烈的恐怖統治。
不論用什麽合理化言辭來解釋，曆史並不乏其他例子，有大權威、本質上善良的人卻濫用權力，還要找借口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有一個故事反映出蔣經國雖然主持殘暴鎮壓，也不是沒有人性，他並沒有睚眥必報的性格。有一位自從1942年就認識蔣經國的五十二軍軍官，向蔣經國報告說，妻兒都在大陸，他希望回大陸和妻兒團聚。經國提議替這位軍官物色個太太，但是此君答說，他深愛家人，隻想回老家。經國建議換個話題，不要再說下去。可是，幾天之後，這位軍官突然奉命調到香港國民黨的外圍單位。此君由香港潛回大陸，經曆一連串可怕的鬥爭清算，熬了過來，在1996年他和家人依然健在人間。 [13]
1951年，蔣經國在台北近郊北投設立政工幹校（後來改名政治作戰學校），王昇出任教育長、政治教官，並晉升為校長。王昇後來成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掌旗人。“反共”鬥爭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它成為政工幹校教學課程的基礎。政工幹校基本課程要上四年，畢業生可獲頒相當於大學或軍事院校的學位。課程包括軍事科學以及曆史、外國語文等。在意識形態課目上強調國民黨矢誌追求國家現代化、重視民生福祉，更要保存中國傳統文化。 [14] 這個哲學替威權統治找到正當解釋，不過它跟法西斯主義毫無關係，跟極權主義、種族主義或邪惡的民族主義也都沒有關係。國民黨式的威權社會雖然緊密監視社會、文化、經濟生活等層麵，並沒有要消除這些部門的自治。它聲稱信仰人本主義、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權利。它對未來世代的價值觀念產生極大影響。
政工幹校畢業生分派到部隊擔任政治指導員（譯按：基層連隊政工後改稱輔導長、政戰幹事） 。他們對戰鬥任務不得置喙，但是負責偵察官員士兵是否不忠或涉及顛覆活動，也有責任糾舉貪瀆、濫權行為。他們負責對單位裏每位軍官建立一份政治考核報告。國民黨軍隊更設立心理作戰的特別部門，爭取敵軍投誠，譬如空飄裝有傳單的氣球到大陸，或是用飛機空投傳單，都是他們的職掌。1953年，“總政戰部”宣布它空投了三億份傳單到中國大陸。一旦風向轉變，中共同樣也對台灣及金門、馬祖空飄氣球！
政工人員也負責部隊福利——如糧、餉、眷舍及眷屬照顧等。幾年之內，“總政戰部”就大幅改善了國民黨軍部隊及眷屬的居住條件，紛紛興建眷村、軍醫院和軍人子弟小學，還對陣亡官兵之眷屬發放撫恤金，對傷殘官兵提供複健及就業輔導。這是國民黨軍隊普通士兵待遇上的一大改革。“總政戰部”還有一項業務頗受歡迎——它經營三十七家“軍中樂園”，聘有約一千名軍妓。金門、馬祖都有“軍中樂園”，女服務生由台灣運來，服務期限六個月。
到了1957年，三軍共有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九名政工人員，換算起來，國民黨軍隊每三十五人就有一人是政工人員。經國和每一位政工人員都握過手，他們的晉階也都由他親自批示。其中約百分之八十六曾到過政工幹校受訓，因而培養出一批年輕、熱忱、受過教育的政治幹部，他們忠於“黨國”、主義，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他們與校長王昇的關係也十分深厚。
蔣經國不但在國民黨軍隊中重新布建政工人員，還在連隊以上複設國民黨的小組，恢複黨對軍的控製。到了1954年，六十萬國民黨軍官兵當中有二十一萬人是國民黨黨員。事實上，每個常備軍官都是黨員，全都參加單位裏的國民黨黨團會議。黨的控製使得政工人員恢複大權，他們可以在黨團會議裏提出對帶兵官不同的意見，若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可通過黨的管道向上申訴。
許多高級帶兵官對於此一狀況頗有怨言。譬如，蔣緯國有一次就對王昇高聲抱怨政工人員的做法，這些話傳到經國耳裏，加深了兩兄弟之間的“誤解”。美軍顧問團在1951年進駐台灣，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少將就毫不掩飾他對軍中設置政工人員，大不以為然的態度。蔡斯第一次晉見蔣介石時就說：“軍中普設政工人員是一項極可反對的製度，它會壓製主動創意、破壞每個階層指揮官的權威。”1953年6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海軍上將訪問台灣，就對蔣介石表示：“過度灌輸政治思想、施加政治控製，會對青年軍官產生不利影響，製造出不安全感，也挫弱指揮係統。”
蔣介石這一次可不想更動政工製度，迎合美方意見。可是，蔣經國表現出樂意討論“總政戰部”的角色，也樂意聽取美方意見，倒讓美國人大為動容。他減弱黨對軍的控製，強調政工人員在部隊福利及士氣方麵的功能，就仿佛他們大部分是在籌劃體育競賽、分發點心似的。在蔣經國邀請下，美方派出一名顧問進駐“總政戰部”，以便讓美軍顧問團多了解這一支陌生隊伍的功能。蔣經國為示向美方讓步，也正式把國民黨軍隊政治課所占操課訓練時數，由百分之二十五降至百分之十。這些姿態讓美方並不預備以蔣經國根本改變政工製度，作為美國軍援台灣與否的條件。 [15]
雖然如此，美軍顧問團初來乍到就反對政工製度，倒鼓勵了孫立人更坦率反對此一製度。他對美國官員說，國民黨軍隊的雙元領導製度“對於要達成良好的軍紀、高昂的士氣及有效的戰鬥力，構成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針對政工人員角色之爭，反映出蔣經國和孫立人之間對於未來後蔣介石時代領導地位，產生競逐的態勢。 [16] 某些高級軍官（包括周至柔在內）也不滿意蔣經國年方四十就高掛二級上將軍銜，握有大權。蔣經國為了降低這類感受，刻意不張揚軍階，很少穿軍服出現——一如他在大陸時期的作風。
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對於蔣經國及情治人員的活動也越來越不滿。據吳國楨的說法，兩人失和的第一個跡象是，有位外省籍商人被控與共產黨有關係，可是證據不足，他下令予以釋放。蔣經國和彭孟緝到吳的辦公室拜訪，說明奉蔣介石之命要槍斃這個商人，沒收其公司財產。吳國楨上書抗議，蔣先生讓步，改判這個商人有期徒刑七年。1952年1月，吳國楨又向蔣介石反映，“秘密警察無法無天，軍事法庭淪為笑柄”。他聲稱他向蔣介石進言：“您若愛惜令郎，就別讓他擔任秘密警察首長，別讓他成為人民仇恨的目標。”
盡管吳國楨是蔣夫人的親信愛將，經國力促父親把吳調職。吳國楨後來說他要辭職，可是蔣先生不準，卻又間接威脅他。後來發生一次車禍，使吳國楨相信有人企圖謀害他，在蔣夫人協助下，他帶著妻子匆匆前往美國。
翌年3月，流亡在美國的吳國楨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發表給蔣先生和“國民大會”的公開信，列舉蔣經國種種不義行為。吳國楨指責蔣先生把絕大部分權力委托給經國，他（吳）“幾乎無日不與秘密警察苦鬥”。吳國楨又聲稱秘密警察一再阻撓他要在地方層級辦自由選舉的作為。他指稱，在1952年12月地方選舉之前，秘密警察以“流氓”罪名逮捕了三百九十八名台灣本省人。可是，台灣本省人聽不見吳國楨的指控，反而台北盛傳吳國楨卷公款五十萬美元而逃。吳國楨事件對經國在台灣島內的形象毫無影響，在美國則起了重大反響，讓大家更覺得他心狠手辣。
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月接任美國總統，提名杜勒斯為國務卿，杜的弟弟艾倫·杜勒斯為中央情報局局長。艾森豪威爾的第一要務是達成朝鮮半島停火協議。艾森豪威爾在第一次國情谘文演說裏，取消杜魯門不讓台灣當局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的限製。蔣介石在擺脫羈絆之後，雖然口頭上一再講“反攻”，提出一連串不實際的計劃，卻沒有向美方提出“大反攻”的認真方案。
北京不肯答應把被俘人員送到台灣，使得停火談判遲滯一年多，未能達成協議。毛澤東在1953年7月勉強同意不再堅持戰俘遣返問題，有兩個因素。第一是斯大林在3月5日去世，第二是艾森豪威爾捎給北京一個訊息——如果朝鮮半島戰事不停止，他將批準動用核武器，並把戰爭擴張到中國大陸。我們找不到任何記錄載明，蔣介石父子在這段時間曾公開或私下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阻止朝鮮戰爭停火協議，他們仍反對美國動用原子彈對付中國部隊或是打向中國。
事實上，艾森豪威爾通過兩個私人管道向北京示警，這兩個管道一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另一則是蔣介石。 [17]
蔣介石毫無疑問很高興受邀傳達警訊。我們也毫不懷疑，負責把美國消息傳遞給蔣先生當年黃埔軍校同事周恩來的就是蔣經國，傳話的中間站可能是香港。艾森豪威爾預備動用核武器的最後通牒沒嚇到毛澤東，倒令莫斯科的新領導階層大為緊張。蘇聯跟中國簽署了軍事同盟，美國若對中國進行核子攻擊，勢必釀成大災難，蘇聯向中方明白表示，應該見好就收，可以宣布在朝鮮打勝美國，結束交戰了。雖然北京可以聲稱跟美國及其盟國打得不分勝負，但是在美國以動用核武要挾，而且在戰俘問題上又大失麵子，這樣子來結束戰爭，對毛澤東乃是嚴重挫折。美國到底不是紙老虎；世界革命在亞洲沒有得到進展；把蔣介石趕出台灣基地的希望，與三年前相比可謂大為逆轉；北京現在得要大大仰仗蘇聯軍力支持，包括得靠莫斯科的核子傘保護才行。
戰俘關在韓國巨濟島上一個大營房裏。主管戰俘營的美國人，加上台灣當局及韓國人員，威脅利誘，使盡各種招數，鼓勵戰俘“投奔自由”。曆史學家富特（rosemary foot）對當時的狀況作出強烈抨擊。戰俘營裏，“親共”和“反共”兩派競爭，導致好幾起暴動事故，甚至戰俘營的美軍指揮官還一度被“親共”的戰俘扣住。
蔣經國派出二十三名翻譯官和五十五名“教官”到戰俘營工作。毛澤東同意戰俘可以在國際遣俘委員會麵前選擇是否到台灣，於是蔣經國派出更多政工人員，訓練“反共”的戰俘在麵談時如何“正確回答”，不久之後，台北舉行盛大集會，歡迎這些“反共義士”到台灣展開新生活，蔣經國興奮得頻頻拭淚。這些“反共義士”有許多是國民黨老兵，有一部分則還脫不掉軍旅生活，這些人被編入蔣經國的特戰突擊隊，奉派針對大陸做小規模的突襲，往往也就送命或又被逮捕。然而，這支衰疲之師大半成了國民黨日後頭痛的老兵，而這批所謂的“反共義士”日後成為一個極右的政治團體。 [18]
美國方麵，麥卡錫參議員和他追查政府機關涉嫌共謀的活動，遭到越來越多的抨擊。麥卡錫曾被指責，采用台灣當局情報機關提供的偽證——換言之，就是蔣經國手下的傑作。同一時期，《記者》（<i>the reporter</i> ）雜誌、摩斯（wayne morse）眾議員及其他美國自由派人士揭發遊說團的惡行惡狀。蔣經國和他父親認為，他應該設法在美國建立良好形象。蔣經國一位親信助理奉命到美國探詢，他若訪美會受到怎樣接待。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都強烈支持邀請小蔣訪問美國，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蔣經國的“知識境界——其想法迄今仍以蘇聯的影響為大”。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稱他是“支持威權派”。
1953年9月12日，蔣經國隻帶一名隨員——翻譯官兼秘書沈錡，出發前往美國。當天在台北機場送行者，有五百名政府官員和高級將領。美國外交官的觀察印象是，經國讓人覺得“有點可怕”。舊金山、洛杉磯、薩克拉門托、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和紐約市的華僑，無不以盛大酒會歡迎他。有人注意到，他在酒會之後往往走到廚房和廚師聊聊談談。他本人也要求參觀公立學校和工廠。9月28日，蔣經國到了白宮，拜會艾森豪威爾總統。
寒暄客套一過，艾森豪威爾提起緬甸的問題。朝鮮戰爭已經結束，美國的盟國繼續與中立國家緬甸境內一支搞毒品生意流亡的部隊牽扯不清，越來越成為國際醜聞。蔣經國告訴艾森豪威爾，大約兩千名國民黨軍隊即將撤退到台灣。 [19]
10月1日，蔣經國到中央情報局拜會艾倫·杜勒斯。小蔣抱怨，中情局在台北進行的一些合作計劃，某些部分內情連他都被蒙在鼓裏，不得其詳。他提議雙方收集到有關中國大陸的全部資訊都應該充分交換，共同取得結論，並有協同一致的後續動作。杜勒斯原則上接受他的建議，兩人同意彼此在台灣的單位應就特定項目改善合作關係。杜勒斯並沒有提起國民黨在緬甸的遊擊部隊之問題，蔣經國當然注意到這一點。
同一天，蔣經國到國務院去拜訪另一位杜勒斯。客套話說完，國務卿就說，他“聽到我們一些代表反映，將軍的方法有點粗暴”。譯員沈錡沒有迻譯這句話，雙方一時陷入沉默。杜勒斯再次提起，他“聽說將軍在處理安全事務時有點粗暴”。他說，美國人處理顛覆問題時，並沒有侵犯基本人權。他表示，希望將軍能“斟酌國情，采納這些方法”。沈錡把這段話翻譯出來，經國低聲訥訥應話。
蔣經國回到台北後，果然如美國人期望，不僅佩服美國的國力，還讚許它的開放社會。小事一樣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胡佛水壩沒有見到衛兵站崗，他告訴沈錡，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到美國不簡單。他也發現美國人比他想象中來得守紀律、肯勤奮工作——可不像好萊塢電影裏頭的美國人那樣輕浮。但是，他相信，台灣的情況和美國有別，類似美國這樣的民主、開放社會是台灣遠程的目標。
他並不太介意有人批評他手段粗暴。他認為，美國對台灣的實際狀況了解有限，再加上仰賴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之觀點，扭曲了許多美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在美國批評國民黨的中國人，在中國人當中並沒有“基礎”，不能代表大眾的觀點。他訪美回台後一年之內，台灣抓人事件其實比起1951年和1952年還更頻繁，不過1954年之後，“實際上已不再槍斃人”。蔣經國也明白，盡管杜勒斯國務卿略有微詞，美國給予台灣的軍援以及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不論他的方法有多麽“粗暴”，不僅會繼續，還會增加。回到台北之後，他由蔣夫人手中接管了與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顧問團的高層聯絡接觸工作。中情局台北站長奉上級指示，應該比以前更重視與蔣經國發展密切關係。
雖然蔣經國讓美國人印象改觀，包括杜勒斯國務卿在內的若幹人士，對他仍頗有疑慮。小蔣訪美兩年之後，杜勒斯提到他，還稱他是“反美派可能的領袖”。20世紀50年代對蔣經國不利的情報，發自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部門，與行動部門對小蔣的評價大異其趣。分析部門的根據是並不欣賞小蔣的“許多國民黨領袖”私下的評論。 [20]
1953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案，譴責台北在緬甸的活動。台北、仰光和曼穀就撤退遊擊隊事宜達成協議。民航公司把五千五百八十三名國民黨士兵、一千零四十名眷屬運到台灣。然而，這些撤退的士兵大多是老人，或山地人而非漢人。國民黨軍多數官兵仍留下來，繼續從事鴉片生意。即使經國有心，他恐怕也沒辦法要求所有的遊擊隊撤退，但是他很可能指示李彌盡可能把有戰鬥力的士卒留在緬甸和泰國。經國曉得中央情報局也繼續與泰緬邊區國民黨軍部隊有聯係，雖然他和美方都不讚同鴉片生意，但他們都曉得這支孤軍如何過活。
注釋：
[1] 熟悉這類作業的某台灣空軍退役軍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
[2] 王昇1996年5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6。
[3] 中央情報局及美國軍事情報官員所說。原書注7。
[4]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第h-341頁。原書注9。
[5] 1964年3月11日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第43—64號說，台灣當局突擊隊“迄今提供的情報不多，或不具價值”。唯一一位盛讚台灣當局1950年代、1960年代情報表現的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稱它們“比以色列或法國的情報還更精致”。他在1995年11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12。
[6] 高玉樹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7。
[7] 艾倫·懷汀《台灣的神秘人物》，載1955年3月12日出版的《星期六晚郵報》第117頁。蔣經國說明，20世紀50年代以後繼續抓“匪諜”、定罪，是因為中共依然不斷派特務滲透，台灣當局方麵必須采取的對應措施。原書注19。
[8]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1951年有兩百六十四件顛覆案定讞，每個案子通常涉及兩人以上，因此被定罪人數可能就在六百人左右（見1955年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台灣的士氣”，收在美國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二卷第484頁）。據吳國楨說，1952年抓了九百九十八人，若是以三分之一遭定罪的比例推算，表示遭軍事法庭判決有罪的個人有三百三十人左右。不過，對比這個時期其他年份的數字，吳國楨可能指的是有九百九十八“件”案子，不是逮捕九百九十八人。見胡德（steven j. hood）《國民黨與台灣民主化》（<i>the kuomingtang and the democatization of taiwan</i> ），1997年westview出版公司出版，第35頁。1954年“保安司令部”公布，在當年頭三季，破獲八百五十八件顛覆案，涉及嫌犯一千七百四十五人，導致其中五百九十七人被判定有罪，我們把它推算為全年，則得出約七百五十人遭到定罪。（同上，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蔣經國曾對一位訪客透露，1954年上半年，“我們平均每個月破獲十三件共產黨陰謀”。（見懷汀《台灣的神秘人物》第117頁）這些話表示，軍事法庭當年判定三百五十至四百人犯下間諜或叛亂罪。原書注24。
[9] 《顧維鈞回憶錄》第h-174頁記載，1953年台灣當局“司法行政部長”向胡適說到這個數字，但是顧維鈞本人在1954年被告知，綠島人犯隻有六千人，見第h-338頁。原書注25。
[10] 謝聰敏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不過另一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告訴他，這個數字要更高，有六萬至七萬之多。原書注26。
[11] 這位作家是藍博洲，見1997年6月5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70頁。“法務部”在20世紀90年代告訴反對黨領袖，槍決案件檔案早已經銷毀。據謝聰敏在1996年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7。
[12] 高玉樹1995年8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1。
[13] 作者1996年6月14日在南京訪問了這位國民黨軍官。原書注33。
[14] 見韓廉（joseph j. heinlein）《政治作戰：中國國民黨模式》（<i>politcal warfare : the chinese model</i> ），華府，美利堅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521—525頁。本章有關台北政工幹校、國民黨軍隊政戰製度之描述，很多取材自這篇論文。原書注36。
[15] 見巴博（charles h. barber）《中國的政工製度》（china’s political officer system），載1953年7月號《軍事評論》（<i>military review</i> ）第10頁。巴博少校是美軍顧問團派駐到“總政戰部”的顧問。原書注47。
[16] 溫哈熊1996年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9。
[17] 見白宮通聯記錄（約翰遜總統，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美國外交文件，1964—1968年，第二卷，第300頁。原書注56。
[18] 丁大衛（譯按：“美國在台協會”前任理事主席） 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市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參見卡普蘭（david e. kan）《龍之火》（<i>fires of the dragon</i> ）第303—304頁。原書注60。
[1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g-133—134頁。沈錡1995年8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66。
[20] 1955年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見外交關係文件1955年至1957年第二卷第485頁。由中情局主持的這項跨單位情報評估說，“許多國民黨領袖強烈不喜歡蔣經國，某些人表示，未來一旦發生緊急狀況，他可能會叛逃，甚至可能嚐試把台灣交給共產黨”。原書注76。
朝鮮戰爭的頭兩年，政策協調處（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opc）——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著名的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改組而成的情報機關——從台灣發動美國一切秘密作戰。1949年8月，在政策協調處協助下，陳納德把他那家已經破產的民航空運公司（cat）以九十五萬美元賣給中央情報局。這使得政策協調處及其後的中央情報局，擁有一家民用航空公司——cat同時還繼續擔任“中華民國國家航空公司”之角色；中央情報局運用它，針對中國大陸及朝鮮進行秘密空中作業，後來轉而用來對付中南半島及印尼的敵人。民航公司及其他掩護公司（較著名者是美國航空公司air america和亞洲航空公司air asia）是由一家名為太平洋公司（pacific corporation）的中情局外圍控股公司所擁有，它在此後二十年以台灣為活動大本營。朝鮮戰爭期間，它出動一萬五千次的支援任務，不時飛越敵人領域。中央情報局甚至還擁有一架b-17轟炸機，有二十小時的續航力，可以飛越中國大陸，直抵西藏。 [1]
中央情報局（譯按：它是由政策協調處改組而成） “台北站”擴張到擁有六百多名職員。它的活動其實也到了不避人耳目的地步，台北市的計程車司機都曉得中山北路上的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就是中情局“台北站”。第一任站長莊士敦（charlie johnston）警界出身，渾身幹勁十足。二次大戰期間，莊士敦即加入戰略服務處，一度參與美方與戴笠軍統局的聯合作業。莊士敦的主要目標是支援蔣氏父子聲稱仍在中國大陸活動的一百六十萬名“反共遊擊戰士”。美軍顧問團及軍事情報單位不久亦深深介入這類秘密活動，有時與中情局配合，有時則否。
宋美齡依然是她丈夫涉及美國的外交及政治事務的首席顧問。現在，她的觸角伸至就情報及秘密活動與中央情報局高階層聯絡事宜，直接對蔣先生報告負責。 [2] 但是，督導、掌管台灣整個情報及秘密行動，包括與美方配合行動者，其實是蔣經國。 [3] 他所掌控的“特戰中心”負責指揮調度執行秘密任務的單位。這個中心下轄兩個特種部隊群，員額七千人，另有一支五千五百名兵力的“反共救國軍”。美國人形容他們是“非常精良的部隊……團隊精神很高，但不是經常遵守軍紀”。另外還有一支“孤兒部隊”，大約六百人，是在大陸作戰殉職的國民黨軍官遺孤，培養他們從事遊擊作戰。美軍顧問團支持另兩個特戰部隊群，員額六千人，也隸屬在蔣經國的特戰中心底下。 [4]
根據若幹接近蔣經國的中方軍官所言，亦經當時駐台中央情報局官員證實，蔣夫人和她的繼子在情報及秘密活動上麵，偶爾發生政策歧見。但是，他們不會公開顯露不合。通常，他們分別去見蔣先生，討論他們不同意的問題。
鐵幕迅速落下，中央情報局實際在中國大陸毫無可靠的情報資產，因此它急於支持蔣經國的地下情報收集工作，包括進行通信攔截、空中偵察，乃至派員潛入大陸從事間諜活動等。這些情報收集活動立即在台灣雇用了好幾千人，中國人、美國人都有。
蔣經國在大陸的情報來源就是戴笠的軍統局，以及“國民政府”各個秘密勤務單位留下的人馬。台北通過短波無線電與一些間諜聯絡，但是中共迅速偵破，破壞這些消息來源，許多人搖身一變，成為“雙重間諜”，開始送回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情報機關掌控的情報。
絕大多數美國官員很快就認定蔣經國的特務及潛伏在大陸的間諜所送回的情報價值不高。筆者訪問了十多位熟悉國民黨間諜提供情報之美國中情局和軍方官員，除了一個人以外，全都認為它們基本上沒有用處，有時是由共產黨甚至國民黨本身所製造。當時的許多國務院官員對它們評價也都不高。 [5]
在中央情報局及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譯按：美國專司電子情報戰的安全單位） 的協助下，攔截大陸的通訊成為最可靠的訊息來源。朝鮮戰爭爆發不久，美國國家安全局就在台北近郊架設一處繁複的無線電偵聽站，蔣經國掌握的偵聽單位提供數千名人員記錄、分析中國大陸的軍事及政府無線電通訊。另外，台灣飛行員還飛越中國大陸上空，記錄人民解放軍雷達通信。這類的電子資訊提供極佳的戰鬥序列、兵力部署情報，給予雙方最高指揮部。
1950年初，國民黨軍隊將領胡宗南企圖重整他已被擊潰的第三軍殘部，在中緬邊境成立遊擊部隊。不到幾個月，這項圖謀失敗，胡宗南調回台灣。可是，他的數千名部屬在李彌將軍率領下，逃入緬甸山區。1950年秋天，這支國民黨軍殘部前途未卜，幸好援助即將到來。年底之前，蔣經國的特戰中心規劃出運用李彌部隊進攻華南的一項計劃，政策協調處的美國秘密活動專家支持這個計劃，可是中央情報局局長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反對，認為它必敗無疑。不料，杜魯門總統推翻史密斯的決定。這時候，美國保守派要求白宮準許麥克阿瑟對中國境內軍事目標發動空襲，也要求白宮不要再綁住蔣介石，應該讓國民黨軍隊打共產黨，李彌部隊可以擊敵之所不備，成本也不高，白宮不能放棄這樣一個機會。
由緬甸出兵計劃的假設前提是，台灣當局聲稱它在華南散落了數十萬遊擊部隊，隻要略受鼓勵，就會“揭竿而起”。蔣經國心知肚明這些殘部敗軍不可能成為一支有效的部隊，但是他們父子樂於一試，反正可以激化中、美敵意，把美國與台灣當局關係拉近，又能替經國的特戰機關帶來更多經費、器材和工作，何樂而不為？在泰國政府秘密合作下，民航公司飛機開始運送武器、裝備、訓練員及美國政策協調處顧問，到達李彌的基地。
1951年4月，麥克阿瑟公開呼籲與中國全麵開戰，包括接受蔣介石提議，讓國民黨軍隊開赴朝鮮半島參戰；他還建議美國支持國民黨軍隊“反攻大陸”，在中國開辟第二戰場。很少美國人了解，即使有美國海、空支援，蔣介石並沒有“反攻大陸”的念頭。杜魯門把麥帥這位太平洋戰爭的英雄解職，換上李奇微將軍（matthew ridgway）為盟軍總司令。杜魯門在朝鮮打有限戰爭的政策受到猛烈抨擊，遂傾向於讓主張秘密作戰的人士試試運用國民黨的遊擊武力。
6月間，李彌率領兩千名部屬跨過中緬邊境，行軍一百公裏，進入雲南。此時，中共民兵發動猛攻，殲滅許多國民黨軍隊以及若幹美國人。李彌率眾退回緬甸。另一支部隊在稍南之處進擊中國，也遭逢同樣命運。盡管出兵失利，緬甸政府高聲抗議，《紐約時報》也揭露由台灣秘密運補的消息，中央情報局依舊繼續支持蔣經國增強遊擊武力。1951年底，李彌飛回台北，逗留三個月，與蔣經國會商下一步。李彌後來帶著七百名國民黨軍正規部隊回到緬甸，於1952年8月發動最後一次大進擊。解放軍再度重創入侵部隊，李彌又退回緬甸，把許多傷亡的袍澤棄置不顧。
史密斯對此敗績大為光火，撤銷了政策協調處，把它並入中央情報局的特種作業處。至於國民黨的官兵滯留在緬甸，隻好另辟新生活。他們娶當地土著婦女為妻，偶爾進擊中國大陸“收集情報”，但是絕大部分時間從事獲利豐厚的鴉片生意，扮演中間人、運貨者或安全保鏢。不久，就控製了百分之九十的販毒生意。
1949年以前，蔣經國在許多中外人士心目中，已經享有清廉、果決、親切、務實、不擺架子、精力旺盛的口碑，更重要的是，大家公認他是真正關切老百姓福祉的官員。他的政敵認為他太過理想化、天真、左傾，可是幾乎人人（甚至共產黨私底下也承認）認為他關心民瘼。可是到了台灣，也就是1950年之後，他卻被視為白色恐怖的執行者。台灣本省人（譬如20世紀50年代以黨外人士當選台北市長的高玉樹）承認蔣經國廉潔、關心百姓，但也認為他個人必須對50年代初期的殘酷鎮壓負責。 [6]
美國海軍開進台灣海峽，蔣經國和父親就比較不必擔心共產黨的滲透或是台灣本省人的抗拒。1950年12月，“保安司令部”宣布有五百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自首”。日後，蔣經國說，到了當年年底，中共已經不再對台灣構成威脅。 [7]
但是在1950年6月以後，安全重點轉回到偵防涉嫌反國民黨及支持“台獨”運動的台灣本省人身上。中央情報局報告指出，“高壓活動”明顯增加，引起台灣“民心轉為反對政府”。藍欽“大使”到任之前的“美國大使館代辦”，形容這是“恐怖統治”，隻不過“比其他國家、其他時期較為溫柔而已”，即使對“政府”溫和批評，也會被抓，甚至失蹤。1950年在台北參與中央情報局企業的一名高級官員說他聽到體育場槍決犯人的槍聲。他說：“經國抓了所有的共產黨，但是也株連了許多人。”
其實很少台灣本省人在這個階段會從事以武力甚至非武力反對國民黨政權的活動。1949年剛大肆抓人，1947年二二八事件記憶猶新，台灣本省人似乎被深刻鎮壓住。1996年王昇告訴作者，“台灣獨立運動”在50年代初期，“是個問題，不過問題相當小……不太嚴重”。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以及吳國楨、蔣經國和“保安司令部”的聲明來研判，1951年和1952年因顛覆罪遭判決的個人大約五百人，1954年約七百五十人。還有更多人可能被抓，然後開釋。 [8] 這個數字在1955年開始下降。20世紀50年代中期，綠島關押的政治犯大約有一萬四千人。 [9] 台灣在1987年取消戒嚴，從1949至1987年官方宣布的抓人數字是兩萬九千四百零七人。 [10] 如果王昇估計大約百分之十五被逮捕者遭到槍決是正確無誤，這三十八年間，處死的總數在四千五百人左右。這個數字與一位台灣作家、電視紀錄片製作人在1997年的估算相符。 [11]
1950年8月，蔣經國再度改組情報及秘密警察體係，抓緊控製。這次改組使他有了無人可與倫比的機會，深入了解台灣所有的文武官員。1954年，他以“國家安全局”為最高的中央情報協調機構。他在“國家安全局”隻掛名副局長，但是實際當家做主的就是他。同時，他還兼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副主任。“中六組”職司安全、情報事務，使他對情治機關又有另一條直接指揮線。
蔣經國把他在青年軍、三青團的舊部，安插進各個主要情報機關，以及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由“保安司令部”改組成立）。“警備總部”功能極多，新聞檢查即是其中之一（通常是書刊出版後檢查）。蔣經國還推出許多新措施，其中之一是每個大企業都得聘一個退役軍官或安全人員擔任人事部門高級職位。 [12]
蔣經國改組情治單位，倒是有一項立竿見影的成績，他把情治單位與各種幫派及秘密結社曆史悠久、牽扯不清的關係切斷。不少個別的情治人員、軍官仍與這些團體保持私人關係，不過此後三十年這種不光彩的關係在官方層級上並不存在。
蔣經國其實並不是殘暴的人，他還頗具同情心。然而，他和友人認為為了保存政權完整，進而確保中國統一，有必要實施“白色恐怖”。從他們的政治觀點思考，他們麵臨嚴重的顛覆可能性之威脅——不僅威脅到他們的統治，也威脅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采取極端措施以確保其政權存活，以及中國統一此一政治原則的存活，當然也吻合蔣經國等人的個人利益及權力利益。到了20世紀90年代，還活在人世的蔣經國當年舊屬依然聲稱，如果他們沒有把潛伏的抗拒鎮壓下去，一定會出現煽動台灣本省人起來抓權的聲浪，而且還會聲勢高漲，在隨之而來的動亂中，台灣當局的外省籍軍人以及國民黨內強硬的右派就會接管，發動更慘烈的恐怖統治。
不論用什麽合理化言辭來解釋，曆史並不乏其他例子，有大權威、本質上善良的人卻濫用權力，還要找借口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有一個故事反映出蔣經國雖然主持殘暴鎮壓，也不是沒有人性，他並沒有睚眥必報的性格。有一位自從1942年就認識蔣經國的五十二軍軍官，向蔣經國報告說，妻兒都在大陸，他希望回大陸和妻兒團聚。經國提議替這位軍官物色個太太，但是此君答說，他深愛家人，隻想回老家。經國建議換個話題，不要再說下去。可是，幾天之後，這位軍官突然奉命調到香港國民黨的外圍單位。此君由香港潛回大陸，經曆一連串可怕的鬥爭清算，熬了過來，在1996年他和家人依然健在人間。 [13]
1951年，蔣經國在台北近郊北投設立政工幹校（後來改名政治作戰學校），王昇出任教育長、政治教官，並晉升為校長。王昇後來成為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掌旗人。“反共”鬥爭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它成為政工幹校教學課程的基礎。政工幹校基本課程要上四年，畢業生可獲頒相當於大學或軍事院校的學位。課程包括軍事科學以及曆史、外國語文等。在意識形態課目上強調國民黨矢誌追求國家現代化、重視民生福祉，更要保存中國傳統文化。 [14] 這個哲學替威權統治找到正當解釋，不過它跟法西斯主義毫無關係，跟極權主義、種族主義或邪惡的民族主義也都沒有關係。國民黨式的威權社會雖然緊密監視社會、文化、經濟生活等層麵，並沒有要消除這些部門的自治。它聲稱信仰人本主義、民主政治，可是根本不尊重政治權利。它對未來世代的價值觀念產生極大影響。
政工幹校畢業生分派到部隊擔任政治指導員（譯按：基層連隊政工後改稱輔導長、政戰幹事） 。他們對戰鬥任務不得置喙，但是負責偵察官員士兵是否不忠或涉及顛覆活動，也有責任糾舉貪瀆、濫權行為。他們負責對單位裏每位軍官建立一份政治考核報告。國民黨軍隊更設立心理作戰的特別部門，爭取敵軍投誠，譬如空飄裝有傳單的氣球到大陸，或是用飛機空投傳單，都是他們的職掌。1953年，“總政戰部”宣布它空投了三億份傳單到中國大陸。一旦風向轉變，中共同樣也對台灣及金門、馬祖空飄氣球！
政工人員也負責部隊福利——如糧、餉、眷舍及眷屬照顧等。幾年之內，“總政戰部”就大幅改善了國民黨軍部隊及眷屬的居住條件，紛紛興建眷村、軍醫院和軍人子弟小學，還對陣亡官兵之眷屬發放撫恤金，對傷殘官兵提供複健及就業輔導。這是國民黨軍隊普通士兵待遇上的一大改革。“總政戰部”還有一項業務頗受歡迎——它經營三十七家“軍中樂園”，聘有約一千名軍妓。金門、馬祖都有“軍中樂園”，女服務生由台灣運來，服務期限六個月。
到了1957年，三軍共有一萬七千一百三十九名政工人員，換算起來，國民黨軍隊每三十五人就有一人是政工人員。經國和每一位政工人員都握過手，他們的晉階也都由他親自批示。其中約百分之八十六曾到過政工幹校受訓，因而培養出一批年輕、熱忱、受過教育的政治幹部，他們忠於“黨國”、主義，對蔣氏父子忠心耿耿，他們與校長王昇的關係也十分深厚。
蔣經國不但在國民黨軍隊中重新布建政工人員，還在連隊以上複設國民黨的小組，恢複黨對軍的控製。到了1954年，六十萬國民黨軍官兵當中有二十一萬人是國民黨黨員。事實上，每個常備軍官都是黨員，全都參加單位裏的國民黨黨團會議。黨的控製使得政工人員恢複大權，他們可以在黨團會議裏提出對帶兵官不同的意見，若有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可通過黨的管道向上申訴。
許多高級帶兵官對於此一狀況頗有怨言。譬如，蔣緯國有一次就對王昇高聲抱怨政工人員的做法，這些話傳到經國耳裏，加深了兩兄弟之間的“誤解”。美軍顧問團在1951年進駐台灣，團長蔡斯（william c. chase）少將就毫不掩飾他對軍中設置政工人員，大不以為然的態度。蔡斯第一次晉見蔣介石時就說：“軍中普設政工人員是一項極可反對的製度，它會壓製主動創意、破壞每個階層指揮官的權威。”1953年6月，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雷德福（arthur w. radford）海軍上將訪問台灣，就對蔣介石表示：“過度灌輸政治思想、施加政治控製，會對青年軍官產生不利影響，製造出不安全感，也挫弱指揮係統。”
蔣介石這一次可不想更動政工製度，迎合美方意見。可是，蔣經國表現出樂意討論“總政戰部”的角色，也樂意聽取美方意見，倒讓美國人大為動容。他減弱黨對軍的控製，強調政工人員在部隊福利及士氣方麵的功能，就仿佛他們大部分是在籌劃體育競賽、分發點心似的。在蔣經國邀請下，美方派出一名顧問進駐“總政戰部”，以便讓美軍顧問團多了解這一支陌生隊伍的功能。蔣經國為示向美方讓步，也正式把國民黨軍隊政治課所占操課訓練時數，由百分之二十五降至百分之十。這些姿態讓美方並不預備以蔣經國根本改變政工製度，作為美國軍援台灣與否的條件。 [15]
雖然如此，美軍顧問團初來乍到就反對政工製度，倒鼓勵了孫立人更坦率反對此一製度。他對美國官員說，國民黨軍隊的雙元領導製度“對於要達成良好的軍紀、高昂的士氣及有效的戰鬥力，構成幾乎無法克服的障礙”。針對政工人員角色之爭，反映出蔣經國和孫立人之間對於未來後蔣介石時代領導地位，產生競逐的態勢。 [16] 某些高級軍官（包括周至柔在內）也不滿意蔣經國年方四十就高掛二級上將軍銜，握有大權。蔣經國為了降低這類感受，刻意不張揚軍階，很少穿軍服出現——一如他在大陸時期的作風。
台灣省主席吳國楨對於蔣經國及情治人員的活動也越來越不滿。據吳國楨的說法，兩人失和的第一個跡象是，有位外省籍商人被控與共產黨有關係，可是證據不足，他下令予以釋放。蔣經國和彭孟緝到吳的辦公室拜訪，說明奉蔣介石之命要槍斃這個商人，沒收其公司財產。吳國楨上書抗議，蔣先生讓步，改判這個商人有期徒刑七年。1952年1月，吳國楨又向蔣介石反映，“秘密警察無法無天，軍事法庭淪為笑柄”。他聲稱他向蔣介石進言：“您若愛惜令郎，就別讓他擔任秘密警察首長，別讓他成為人民仇恨的目標。”
盡管吳國楨是蔣夫人的親信愛將，經國力促父親把吳調職。吳國楨後來說他要辭職，可是蔣先生不準，卻又間接威脅他。後來發生一次車禍，使吳國楨相信有人企圖謀害他，在蔣夫人協助下，他帶著妻子匆匆前往美國。
翌年3月，流亡在美國的吳國楨公開與蔣介石決裂，發表給蔣先生和“國民大會”的公開信，列舉蔣經國種種不義行為。吳國楨指責蔣先生把絕大部分權力委托給經國，他（吳）“幾乎無日不與秘密警察苦鬥”。吳國楨又聲稱秘密警察一再阻撓他要在地方層級辦自由選舉的作為。他指稱，在1952年12月地方選舉之前，秘密警察以“流氓”罪名逮捕了三百九十八名台灣本省人。可是，台灣本省人聽不見吳國楨的指控，反而台北盛傳吳國楨卷公款五十萬美元而逃。吳國楨事件對經國在台灣島內的形象毫無影響，在美國則起了重大反響，讓大家更覺得他心狠手辣。
艾森豪威爾在1953年1月接任美國總統，提名杜勒斯為國務卿，杜的弟弟艾倫·杜勒斯為中央情報局局長。艾森豪威爾的第一要務是達成朝鮮半島停火協議。艾森豪威爾在第一次國情谘文演說裏，取消杜魯門不讓台灣當局對大陸采取軍事行動的限製。蔣介石在擺脫羈絆之後，雖然口頭上一再講“反攻”，提出一連串不實際的計劃，卻沒有向美方提出“大反攻”的認真方案。
北京不肯答應把被俘人員送到台灣，使得停火談判遲滯一年多，未能達成協議。毛澤東在1953年7月勉強同意不再堅持戰俘遣返問題，有兩個因素。第一是斯大林在3月5日去世，第二是艾森豪威爾捎給北京一個訊息——如果朝鮮半島戰事不停止，他將批準動用核武器，並把戰爭擴張到中國大陸。我們找不到任何記錄載明，蔣介石父子在這段時間曾公開或私下表示，如果中華人民共和國繼續阻止朝鮮戰爭停火協議，他們仍反對美國動用原子彈對付中國部隊或是打向中國。
事實上，艾森豪威爾通過兩個私人管道向北京示警，這兩個管道一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另一則是蔣介石。 [17]
蔣介石毫無疑問很高興受邀傳達警訊。我們也毫不懷疑，負責把美國消息傳遞給蔣先生當年黃埔軍校同事周恩來的就是蔣經國，傳話的中間站可能是香港。艾森豪威爾預備動用核武器的最後通牒沒嚇到毛澤東，倒令莫斯科的新領導階層大為緊張。蘇聯跟中國簽署了軍事同盟，美國若對中國進行核子攻擊，勢必釀成大災難，蘇聯向中方明白表示，應該見好就收，可以宣布在朝鮮打勝美國，結束交戰了。雖然北京可以聲稱跟美國及其盟國打得不分勝負，但是在美國以動用核武要挾，而且在戰俘問題上又大失麵子，這樣子來結束戰爭，對毛澤東乃是嚴重挫折。美國到底不是紙老虎；世界革命在亞洲沒有得到進展；把蔣介石趕出台灣基地的希望，與三年前相比可謂大為逆轉；北京現在得要大大仰仗蘇聯軍力支持，包括得靠莫斯科的核子傘保護才行。
戰俘關在韓國巨濟島上一個大營房裏。主管戰俘營的美國人，加上台灣當局及韓國人員，威脅利誘，使盡各種招數，鼓勵戰俘“投奔自由”。曆史學家富特（rosemary foot）對當時的狀況作出強烈抨擊。戰俘營裏，“親共”和“反共”兩派競爭，導致好幾起暴動事故，甚至戰俘營的美軍指揮官還一度被“親共”的戰俘扣住。
蔣經國派出二十三名翻譯官和五十五名“教官”到戰俘營工作。毛澤東同意戰俘可以在國際遣俘委員會麵前選擇是否到台灣，於是蔣經國派出更多政工人員，訓練“反共”的戰俘在麵談時如何“正確回答”，不久之後，台北舉行盛大集會，歡迎這些“反共義士”到台灣展開新生活，蔣經國興奮得頻頻拭淚。這些“反共義士”有許多是國民黨老兵，有一部分則還脫不掉軍旅生活，這些人被編入蔣經國的特戰突擊隊，奉派針對大陸做小規模的突襲，往往也就送命或又被逮捕。然而，這支衰疲之師大半成了國民黨日後頭痛的老兵，而這批所謂的“反共義士”日後成為一個極右的政治團體。 [18]
美國方麵，麥卡錫參議員和他追查政府機關涉嫌共謀的活動，遭到越來越多的抨擊。麥卡錫曾被指責，采用台灣當局情報機關提供的偽證——換言之，就是蔣經國手下的傑作。同一時期，《記者》（<i>the reporter</i> ）雜誌、摩斯（wayne morse）眾議員及其他美國自由派人士揭發遊說團的惡行惡狀。蔣經國和他父親認為，他應該設法在美國建立良好形象。蔣經國一位親信助理奉命到美國探詢，他若訪美會受到怎樣接待。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都強烈支持邀請小蔣訪問美國，希望借此機會擴大蔣經國的“知識境界——其想法迄今仍以蘇聯的影響為大”。中央情報局分析員稱他是“支持威權派”。
1953年9月12日，蔣經國隻帶一名隨員——翻譯官兼秘書沈錡，出發前往美國。當天在台北機場送行者，有五百名政府官員和高級將領。美國外交官的觀察印象是，經國讓人覺得“有點可怕”。舊金山、洛杉磯、薩克拉門托、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和紐約市的華僑，無不以盛大酒會歡迎他。有人注意到，他在酒會之後往往走到廚房和廚師聊聊談談。他本人也要求參觀公立學校和工廠。9月28日，蔣經國到了白宮，拜會艾森豪威爾總統。
寒暄客套一過，艾森豪威爾提起緬甸的問題。朝鮮戰爭已經結束，美國的盟國繼續與中立國家緬甸境內一支搞毒品生意流亡的部隊牽扯不清，越來越成為國際醜聞。蔣經國告訴艾森豪威爾，大約兩千名國民黨軍隊即將撤退到台灣。 [19]
10月1日，蔣經國到中央情報局拜會艾倫·杜勒斯。小蔣抱怨，中情局在台北進行的一些合作計劃，某些部分內情連他都被蒙在鼓裏，不得其詳。他提議雙方收集到有關中國大陸的全部資訊都應該充分交換，共同取得結論，並有協同一致的後續動作。杜勒斯原則上接受他的建議，兩人同意彼此在台灣的單位應就特定項目改善合作關係。杜勒斯並沒有提起國民黨在緬甸的遊擊部隊之問題，蔣經國當然注意到這一點。
同一天，蔣經國到國務院去拜訪另一位杜勒斯。客套話說完，國務卿就說，他“聽到我們一些代表反映，將軍的方法有點粗暴”。譯員沈錡沒有迻譯這句話，雙方一時陷入沉默。杜勒斯再次提起，他“聽說將軍在處理安全事務時有點粗暴”。他說，美國人處理顛覆問題時，並沒有侵犯基本人權。他表示，希望將軍能“斟酌國情，采納這些方法”。沈錡把這段話翻譯出來，經國低聲訥訥應話。
蔣經國回到台北後，果然如美國人期望，不僅佩服美國的國力，還讚許它的開放社會。小事一樣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胡佛水壩沒有見到衛兵站崗，他告訴沈錡，由這一點就可以看到美國不簡單。他也發現美國人比他想象中來得守紀律、肯勤奮工作——可不像好萊塢電影裏頭的美國人那樣輕浮。但是，他相信，台灣的情況和美國有別，類似美國這樣的民主、開放社會是台灣遠程的目標。
他並不太介意有人批評他手段粗暴。他認為，美國對台灣的實際狀況了解有限，再加上仰賴受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之觀點，扭曲了許多美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在美國批評國民黨的中國人，在中國人當中並沒有“基礎”，不能代表大眾的觀點。他訪美回台後一年之內，台灣抓人事件其實比起1951年和1952年還更頻繁，不過1954年之後，“實際上已不再槍斃人”。蔣經國也明白，盡管杜勒斯國務卿略有微詞，美國給予台灣的軍援以及中央情報局的協助，不論他的方法有多麽“粗暴”，不僅會繼續，還會增加。回到台北之後，他由蔣夫人手中接管了與中央情報局和美軍顧問團的高層聯絡接觸工作。中情局台北站長奉上級指示，應該比以前更重視與蔣經國發展密切關係。
雖然蔣經國讓美國人印象改觀，包括杜勒斯國務卿在內的若幹人士，對他仍頗有疑慮。小蔣訪美兩年之後，杜勒斯提到他，還稱他是“反美派可能的領袖”。20世紀50年代對蔣經國不利的情報，發自中央情報局的分析部門，與行動部門對小蔣的評價大異其趣。分析部門的根據是並不欣賞小蔣的“許多國民黨領袖”私下的評論。 [20]
1953年12月，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案，譴責台北在緬甸的活動。台北、仰光和曼穀就撤退遊擊隊事宜達成協議。民航公司把五千五百八十三名國民黨士兵、一千零四十名眷屬運到台灣。然而，這些撤退的士兵大多是老人，或山地人而非漢人。國民黨軍多數官兵仍留下來，繼續從事鴉片生意。即使經國有心，他恐怕也沒辦法要求所有的遊擊隊撤退，但是他很可能指示李彌盡可能把有戰鬥力的士卒留在緬甸和泰國。經國曉得中央情報局也繼續與泰緬邊區國民黨軍部隊有聯係，雖然他和美方都不讚同鴉片生意，但他們都曉得這支孤軍如何過活。
注釋：
[1] 熟悉這類作業的某台灣空軍退役軍官，1996年5月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
[2] 王昇1996年5月25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所說。原書注6。
[3] 中央情報局及美國軍事情報官員所說。原書注7。
[4]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曆史，第h-341頁。原書注9。
[5] 1964年3月11日國家情報評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第43—64號說，台灣當局突擊隊“迄今提供的情報不多，或不具價值”。唯一一位盛讚台灣當局1950年代、1960年代情報表現的中央情報局高級官員，稱它們“比以色列或法國的情報還更精致”。他在1995年11月11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12。
[6] 高玉樹1995年8月30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7。
[7] 艾倫·懷汀《台灣的神秘人物》，載1955年3月12日出版的《星期六晚郵報》第117頁。蔣經國說明，20世紀50年代以後繼續抓“匪諜”、定罪，是因為中共依然不斷派特務滲透，台灣當局方麵必須采取的對應措施。原書注19。
[8] 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資料，1951年有兩百六十四件顛覆案定讞，每個案子通常涉及兩人以上，因此被定罪人數可能就在六百人左右（見1955年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台灣的士氣”，收在美國外交文件，1955—1957年，第二卷第484頁）。據吳國楨說，1952年抓了九百九十八人，若是以三分之一遭定罪的比例推算，表示遭軍事法庭判決有罪的個人有三百三十人左右。不過，對比這個時期其他年份的數字，吳國楨可能指的是有九百九十八“件”案子，不是逮捕九百九十八人。見胡德（steven j. hood）《國民黨與台灣民主化》（<i>the kuomingtang and the democatization of taiwan</i> ），1997年westview出版公司出版，第35頁。1954年“保安司令部”公布，在當年頭三季，破獲八百五十八件顛覆案，涉及嫌犯一千七百四十五人，導致其中五百九十七人被判定有罪，我們把它推算為全年，則得出約七百五十人遭到定罪。（同上，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蔣經國曾對一位訪客透露，1954年上半年，“我們平均每個月破獲十三件共產黨陰謀”。（見懷汀《台灣的神秘人物》第117頁）這些話表示，軍事法庭當年判定三百五十至四百人犯下間諜或叛亂罪。原書注24。
[9] 《顧維鈞回憶錄》第h-174頁記載，1953年台灣當局“司法行政部長”向胡適說到這個數字，但是顧維鈞本人在1954年被告知，綠島人犯隻有六千人，見第h-338頁。原書注25。
[10] 謝聰敏1996年6月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不過另一位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告訴他，這個數字要更高，有六萬至七萬之多。原書注26。
[11] 這位作家是藍博洲，見1997年6月5日出版的《遠東經濟評論》周刊，第70頁。“法務部”在20世紀90年代告訴反對黨領袖，槍決案件檔案早已經銷毀。據謝聰敏在1996年訪談時所說。原書注27。
[12] 高玉樹1995年8月30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31。
[13] 作者1996年6月14日在南京訪問了這位國民黨軍官。原書注33。
[14] 見韓廉（joseph j. heinlein）《政治作戰：中國國民黨模式》（<i>politcal warfare : the chinese model</i> ），華府，美利堅大學博士論文，1974年，第521—525頁。本章有關台北政工幹校、國民黨軍隊政戰製度之描述，很多取材自這篇論文。原書注36。
[15] 見巴博（charles h. barber）《中國的政工製度》（china’s political officer system），載1953年7月號《軍事評論》（<i>military review</i> ）第10頁。巴博少校是美軍顧問團派駐到“總政戰部”的顧問。原書注47。
[16] 溫哈熊1996年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49。
[17] 見白宮通聯記錄（約翰遜總統，前總統艾森豪威爾），美國外交文件，1964—1968年，第二卷，第300頁。原書注56。
[18] 丁大衛（譯按：“美國在台協會”前任理事主席） 1996年4月30日在弗吉尼亞州費爾法克斯市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參見卡普蘭（david e. kan）《龍之火》（<i>fires of the dragon</i> ）第303—304頁。原書注60。
[19] 顧維鈞《顧維鈞回憶錄》，第g-133—134頁。沈錡1995年8月24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66。
[20] 1955年4月16日國家情報評估，見外交關係文件1955年至1957年第二卷第485頁。由中情局主持的這項跨單位情報評估說，“許多國民黨領袖強烈不喜歡蔣經國，某些人表示，未來一旦發生緊急狀況，他可能會叛逃，甚至可能嚐試把台灣交給共產黨”。原書注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