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到台灣不久，蔣經國立刻在高雄成立了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統籌協調1949年擠到島上的許許多多情報人員及秘密警察活動。 [1] 除了經國之外，政治行動委員會高級成員還有彭孟緝、“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和“憲兵司令”。但是，這一年絕大部分時間，經國忙著陪父親四處巡察旅行，隻是略微參與，另委由三位幕僚主持委員會功能：一是小蔣的化身王昇，一是莫斯科留學回來的鄭介民，一是戴笠（墜機）亡故後接掌軍事情報係統的毛人鳳。毛人鳳與蔣夫人關係密切。 [2]
有些台灣人估計，1949年這一年，秘密警察逮捕約一萬名台灣本省人偵訊，軍事法庭判處許多人長期坐牢，還有一千多人遭到槍決。 [3] 《紐約時報》記者在現場目睹，形容其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凶殘暴虐”。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對於特務暴力頗有惡評，美國國務院偶爾也批準通過外交管道，針對此一議題向台灣當局提出抗議。
1950年上半年，經國開始積極領導島內安全事務。針對台灣本省人的壓力顯著放鬆。蔣氏父子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調集所有資源，以備應付解放軍預期在初夏季節大舉攻台。秘密警察因此開始貫徹全力，搜捕去年乘亂混進台灣的中共間諜。1950年上半年，治安機關就偵破三百起“共黨間諜”案件，涉及三千多人。 [4]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毛澤東的情報單位一心滲透國民黨軍隊軍事單位，尤其以海軍、空軍為主要目標。國民黨高級軍官涉嫌是共產黨潛伏分子而遭到槍決者有：“副參謀總長”及其妻子、兵役處處長、“國防部”次長、“陸軍供應部”司令，以及第七十師師長。1950年5月一個月之內，號稱四百個“共黨匪諜”自首。其他機關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逮捕行動大部分是經國指揮的政工人員傑作。這期間逮捕的“匪諜”約有一成半遭到槍決。
蔣經國成立了一個再教育學校關押其他犯人，這所“新生招待所”即他在贛南設立的新人學校的翻版。進來的人沒有固定刑期，何時釋放要看“思想改造有多快”而定。經國也經常到設在東部外海綠島的這所學校視察，檢查“學員”的生活環境、所受待遇。
許多留美回台的官員不喜歡安全單位大舉抓人的舉動。吳國楨私底下對美國人抱怨治安機關及政工人員過分積極抓人，他認為這些人本身需要被掃除。孫立人也告訴美國“大使館”官員，問題出在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全部從大陸擠到台灣，必須爭相表現，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出國一年多的蔣夫人在1月13日回台。美國右翼人士大聲疾呼，猛烈抨擊華府拋棄國民黨當局。五角大樓強烈建議送補給及器材設備給被圍困的台灣，可是杜魯門總統公開重申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他表明美國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意見給台灣的國民黨部隊。杜魯門公開聲明後不久，艾奇遜也公開形容美國在東亞的防衛半徑不包括韓國和台灣在內。 [5]
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商，兩人對美方聲明極感興趣。這項中蘇第一次高峰會議已曆五十年，北京中方人士對感興趣的西方人士強調，毛澤東第一次訪蘇一事無成，毛主席本人抱怨“除了吃飯、拉屎，我沒事可幹”就是證明。 [6] 毋庸諱言，中蘇之間有點不平順，但是針對中蘇文件的最新研究，卻顯示兩國領導人對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興趣，把兩人拉近。斯大林認為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結盟，是他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堪稱和三強在戰時合作相等”。毛澤東則相信他自己的根本目標以及中國的目標，需要展示“對斯大林的效忠，以及樂意遵守蘇聯要求……同時亦伺機展現出他的獨立和老練”。在斯大林眼裏，毛澤東的任務是“促進在越南及東南亞的革命鬥爭，威脅要進攻台灣，協助金日成進占韓國……因而促成美國兵力分散，在兩個全球戰場上麵臨作戰”。 [7]
目前找不到任何官方記錄記載毛、斯討論到金日成計劃南進，但是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裏提到，毛澤東同意金日成南進，也表示他認為美國不會幹預。 [8] 毛澤東過世之後，有些中國作者指出，毛主席曾經審慎促請朝鮮考量美國會介入的因素，但是認為金日成心意已決，非攻打韓國不可。毛澤東很可能記得他在爭東北時得到朝鮮援助，遂向斯大林建議，他們“應該協助”。毛澤東人還在莫斯科，已應金日成之請，下令把一萬四千名朝鮮裔的解放軍移交給朝鮮陸軍。
就軍事方麵而言，奪占韓國似乎沒有比進攻台灣來得艱險。韓國隻有十萬兵員，僅有六萬五千人的裝備，既無坦克，也幾乎沒有飛機。毛澤東可能推而認定，如果金日成先有所動作，占領韓國可以徹底摧毀台灣殘存的士氣，很可能解放軍就不必揮兵進攻台灣。為了加速準備針對韓國、台灣用兵，蘇聯軍火開始大量通過東北鐵路線湧進中國，沿著跨西伯利亞鐵路進入朝鮮。接下來數年內，蘇聯供應中國將近兩千架嶄新軍機（包括最現代化的米格–15型戰鬥機）以及飛行員、教官、零組件。
台灣方麵，國民黨在情勢詭譎之下也試圖進行改造。陳立夫和哥哥陳果夫長期掌控國民黨機器。當時他認為陳誠和蔣經國兩人向老先生進言中傷他，遂決定辭職，不久就遠走他鄉，到了美國新澤西州，以私蓄的四千美元，加上向孔祥熙借的一筆錢，和朋友買下一家養雞場經營。然而，不少舊部留在職位上，光是“立法院”、“國民大會”裏就有兩千多人。此外，新的骨幹也進駐到位——這些中年的黨、軍、情治官員，包括軍中政工，其人生觀、統治觀和那些自從1928年即主導國民黨的近視世代，並無殊異。
1950年3月，蔣介石複行視事，提名低調、廉潔的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並拔擢若幹有留美背景的官員，如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葉公超為“外交部長”（葉公超是美國艾默赫斯特學院、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蔣夫人堅決支持所有這些留美歸來的學生。另一位受提拔的“中央信托局局長”尹仲容則是上海美國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他在這個混亂之世完成一項幾近奇跡的成就——穩定住新台幣的發行幣值。
蔣介石正式任命蔣經國為更名後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新官上任，依據蘇聯方式，規劃政工幹部製度徹底改造，例如，在軍中設立新的監察製度，強化反情報活動，在軍中恢複國民黨黨團活動等。同時，這一年在軍中又掀起新的一波逮捕涉嫌共產黨分子的行動，與李宗仁有親密關係的將領也被禁錮。
高級將領當中，孫立人對政工人員越來越活躍且獨立作業不受節製頗有怨言，不斷向美方人員表達其不滿之意。中央情報局在3月20日呈一份報告給杜魯門總統，引述報道稱孫立人打算兵變。如果中央情報局聽到這種風聲，蔣經國一定也聽得到。這位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雖然將星熠熠發亮，但針對他及其親信部屬的監視活動已經加強。
2月某日，已經晉升為上校的夏功權到高雄參觀孫立人的訓練中心；回到台北後，夏在一次早餐匯報裏向蔣氏父子報告，訓練中心辦得很好，比他過去在大陸所見過的好得太多。老先生吃完早飯，就說：“我們到孫立人的訓練中心瞧瞧！”
孫立人隻有一個小時準備迎接領袖帶著夫人、經國等一行人前來視察，在機場迎接的儀隊隻是一名號兵。蔣介石一行視察中心的訓練活動，經國印象極佳，蔣夫人更是高興。同一天稍後，蔣介石在“海軍司令部”校閱場登上講台，許多海軍將領簇擁在側，但是蔣先生招呼孫立人，“孫將軍，你站到我右邊來”。大家都曉得下一任“陸軍總司令”非孫立人莫屬。果然，不到一個月，蔣介石明令發表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孫的成就之一就是征集、訓練了一批新兵，這三萬五千名自願兵絕大多數是台灣本省青年。
忠心耿耿追隨蔣先生的周至柔出任“參謀總長”，成為孫立人的上司。但是除了周至柔之外，蔣介石底下其他五個高級職位，包括身兼“陸軍總司令”及全島防衛司令的孫立人，全都由美國人及美國政府尊重的人士出任。五人當中的四個人，曾在美國讀書，得到學位，能說流利英語；三個人年紀才四十出頭。這是一支頗有吸引力的團隊，美國很難驟予放棄的團隊！
蔣介石暫時引退以來的種種策略，使他爭取到一年的時間，讓台灣做好迎戰的準備。國民黨擁有的部隊成長至六十七萬士卒之眾，其中三十七萬七千人已經隨時可以投入戰鬥。國民黨軍隊擁有兩百五十至三百部輕裝坦克車，由緯國擔任指揮官，另有兩百七十架第一流的作戰飛機。這時候，蔣介石已經放棄海南島和舟山群島（不過，經國曾力主保存舟山）。蔣介石計劃，除了兩個重要外島基地之外，把力量集中在台灣。
這兩個重要據點，一是廈門港外的金門，一是扼福州港咽喉的馬祖。如果國民黨軍隊能守住這堆花崗岩島群，就可以成為蔣介石勢力不僅局限台灣、澎湖一隅之地的象征。它們在戰略上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可以偵測、設法化解解放軍跨海來襲。經國時常到金、馬視察，也向父親報告，它們的確固若金湯。蔣先生下令撤出舟山時，下令把軍事資源投注在金門、馬祖，他還命令堅守大陳等一群小島，作為突擊隊襲擾大陸的基地。
但是，當夏天的腳步一近，所有這些小外島的命運似乎都無關宏旨。5月間，美國中央情報局重申它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奪取台灣。中央情報局估計，解放軍三野的三十七萬大軍已部署在沿海陣地，林彪的四野至少還有四十五萬之眾可以支援攻台作戰。解放軍已經征集大約五千艘民船和拖船，作為攻台之用。蔣經國為了萬全之準備，與菲律賓方麵安排妥當蔣先生必要時前往避難的計劃。 [9] 孫立人預期解放軍會在台風季節來臨之前攻台，下令部屬晝夜趕工，沿著台灣西海岸，挖掘槍炮陣地及坦克陷阱。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訪問。他告訴斯大林，隻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進攻、占領韓國。斯大林原則同意金日成南進用兵計劃，但是又說西方的局勢發展占了蘇聯的注意力。他促請金日成和毛澤東商量，因為毛“對東方事務頗為了解”。斯大林也告訴金日成，假如美國幹預，蘇聯不能加入戰局。換言之，朝鮮不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根據中蘇新夥伴關係，它是中國的責任。金日成轉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表達了若幹保留意見，但是最後還是預祝朝鮮成功。
同一時期，麥克阿瑟將軍和國防部長約翰遜繼續在幕後運作，希望能扭轉杜魯門總統的對台政策。 [10] 麥卡錫（joseph arthy）參議員突然把他的攻擊重點轉到中國問題上麵，使得事態愈加複雜。2月間，他透露他掌握住國務院裏潛伏的共產黨間諜之名單。許多共和黨國會議員，嗅到政治血腥，集合起來聲援麥卡錫。但是多數的共和黨人，以及民主黨人、美國一般大眾，依然對美國為了台灣而與共產中國實際交戰的主意頗為躊躇。白宮繼續不理會台灣，認定它已經丟定了。
台灣大難罩頂之際，美國政府內部因這個議題的鬥爭卻升溫。包括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在內，華府越來越多官員心儀凱南（george kennan）的一項見解——推出一位自由派領導人取代蔣介石，尋求台灣交由聯合國托管。當時最常被人提到的可以取代蔣介石的人選，是1938至1942年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之博士。可是這個策略有個關鍵缺陷——蔣介石不會默默交出權柄。推動易人之想的人士隻得又回到原點——擁立孫立人。
一年之前，麥克阿瑟建議孫立人承擔起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大任，孫立人拒絕了他。但是，即使孫立人現在肯幹，對台灣局勢有深入了解的人士（麥克阿瑟絕對不是其中之一）也不認為孫立人有力量發動政變。要發動政變，他必須先掃除一百多位赤忱效忠蔣介石的高級將領（蔣經國也在其中）。蔣經國布建的監察係統好到任何人都不認為政變陰謀可以成功。何況，孫立人在台灣南部的三個師精銳部隊是青年軍，他們對蔣經國的忠心，不會亞於對孫立人的忠心。陳誠已經把孫立人屬下的其他精銳部隊（五十二軍）移防到澎湖，他們也不可能參與任何政變活動。還有另一項反製政變陰謀的動作——陳誠部署在高雄和台北之間的部隊，並不是由孫立人指揮。 [11]
解放軍進攻台灣迫在眉睫之際，孫立人似乎改變原先的主意。1950年4月，美國駐台北的軍事武官報告，某位高層官員（應該指的是孫立人）告訴他，在蔣介石領導下前途無望，需要采取“激烈措施”。臘斯克和保羅·尼采（paul nitze）都看到了這封電報。尼采當時取代凱南，出任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局長。尼采自己有一套構想，要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策動政變。5月30日，尼采、臘斯克和其他高級官員起草一項計劃，要告知蔣介石：避免中共武力占領台灣的唯一辦法，是蔣提出要求，讓聯合國托管台灣，然後蔣離開台灣，把政權交給孫立人。 [12]
臘斯克推薦進國務院擔任顧問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負責傳遞口信給蔣介石的人選。他通知蔣先生，要美國軍事保護台灣，條件是蔣先生辭職下台。杜勒斯是個強烈的保守派，私底下基本上讚同“台灣獨立”的方案。他曾在信中對範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參議員表示：“采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論，因而台灣人必須接受紅色政權與國民黨軍隊決戰戰場的殘酷命運，可謂相當可恥。”臘斯克和杜勒斯都不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極力抗拒中國永久分裂的力道有多強。
臘斯克1990年接受台北《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杜念中的訪問時，證實他在1950年6月接到孫立人派人親送的密函，信中孫立人本人提議領導政變，推翻蔣介石。 [13] 孫立人要求美國支持或默許。臘斯克生怕消息若傳回台北，蔣介石會殺孫立人，立刻把密函燒了，並直接向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艾奇遜答應他，會向杜魯門總統報告。
美國“駐台北代辦”在評估台灣局勢的電文中強調，蔣介石曉得華府苦思各種方案，但是他絕對不會自動把政權交給孫立人。美國軍事情報報告說，解放軍部隊在台海對岸大量集結，解放軍的米格戰鬥機首度出現在空中。美國國務院促請美僑離開台灣。然而，所有的情報機關都不曉得，毛澤東已下令把攻打台灣的計劃推遲到1951年夏天。根據一項記載，北京的中央軍委認為人民解放軍部署到東南沿海的時間，遠比預定時間要久，因此部隊無法在台風季節之前準備就緒。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中共已曉得金日成有用兵計劃。毛澤東不曉得朝鮮動兵的確切日期，但是知道朝鮮半島即將爆發戰事。他下令推遲攻台軍事行動，可能是盼望韓國被攻陷可以使得他不戰而取得台灣。
6月23日，臘斯克和定居紐約的胡適晤談，他們的談話主題肯定是，如果蔣介石下台，胡適是否可以出山。胡適顯然拒絕了，現在，要除掉蔣介石唯一的辦法，隻好采取支持孫立人發動政變一途。但是就在臘斯克和胡適晤談的同一天，艾奇遜召開記者會，宣布美國政策不變——美國不會幹預台灣問題。艾奇遜的公開談話反映出杜魯門的立場不變，他不肯采納臘斯克、尼采、杜勒斯的方案，不接受孫立人發動政變的秘密計劃。麥克阿瑟最近重提以軍事物資援助台灣之議，也不為總統采納。
杜魯門了解，在台灣政變若是失敗會造成大亂，國民黨軍隊士氣原本已低迷，勢必更受打擊，還可能鼓勵毛澤東發動攻台行動。批評者會責怪美國政府，聲稱就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陰謀倒蔣，才直接導致台灣失陷，落入中共之手。孫立人本人為什麽在6月認為他的政變可以成功，則是一個謎。 [14]
蔣經國雖然曉得必須盯緊孫立人，我們不清楚他手下特務是否知道孫立人6月密函給臘斯克這件事。他們可能知情。他們即使知情，蔣氏父子決定不在6月底抓孫立人，讓他繼續擔任要職。沒有必要逮捕美方鍾愛的這位國民黨軍將領而激惱美國人嘛！世界局勢已經變了！美國又回到台灣當局這一邊。
1950年6月25日，蔣經國的部屬一大早就吵醒他，呈上台灣當局駐漢城“大使館”傳回來的報告。淩晨4點鍾，朝鮮開始炮轟三十八度線以南的甕津（ongjin）地區，說不定這又是一次邊境事件。經國穿好衣服，趕到他在“總統府”裏的辦公室。大約上午6點鍾，朝鮮步兵及裝甲車（半數曾在中國受訓）越過邊境，並於東海岸進行兩棲作戰登陸搶灘，應該叫醒父親，向他報告了！果然如蔣介石鍾愛的書本所預測，荒漠出現甘泉，這條潺潺小溪不久即蔚然匯成洪流。
杜魯門總統翌晨在布萊爾賓館召集艾奇遜、臘斯克和聯合參謀首長開會。金日成的推想、毛澤東的盼望統統落空，美方沒有把這件事看作朝鮮內部事情。美國人看到的是，在美國扶持下成立的一個弱國，突然受到共產大國撐腰的武裝侵犯。中蘇最近締盟，立刻浮上每個人腦際。朝鮮的行動看來是共產主義在亞洲發動總攻勢的一部分。
杜魯門下令以軍事行動援助韓國，並訓令第七艦隊派出兵力進入台灣海峽。自由派與溫和派因為台灣問題，早已遭受極大政治壓力，其實要他們拋棄台灣，他們私下亦頗有罪惡感。甚且，要爭取共和黨及一般民眾支持政府保衛朝鮮的政策，也必須一改對台政策，試圖消除對亞洲政策的激烈分立。次日，杜魯門下達命令給第七艦隊，凡對台灣有任何攻擊行動，立予反擊；他也呼籲台北當局停止針對大陸進行的海、空行動，更宣布“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恢複安全，與日本訂定和約，或由聯合國考量”。
蔣介石在夫人及經國陪侍下，於星期天一大早就在台北召開一連串決策會議。與會人士批準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宣稱台灣接受美方要求，停止針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但是聲明亦再度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杜魯門的談話“並不影響中國對台灣的管轄”。葉公超也提議，蔣介石提出派國民黨軍隊參加韓戰的方案。蔣介石和其他人起先反對國民黨軍隊參戰，葉公超擔保美方一定也不肯接受之後，他們才同意，果然美方也不接受國民黨軍隊介入韓戰之議。 [15]
假設金日成不先攻韓國，換上毛澤東在6月25日進攻台灣，美國很可能就不會出兵幹預。可是朝鮮先動手，朝鮮戰爭讓蔣介石在台灣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 [16] 美國在朝鮮及台灣海峽迅捷、有力地做出反應，令毛澤東大為震驚。不過，他把這項危機視為在亞洲掀起反美革命熱浪的大好機會。這項衝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軍計劃攻台所牽涉的高度風險。
杜魯門和艾奇遜希望在對蔣提供承諾時有所限製，以避免中國共產黨介入朝鮮戰爭，或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然而，麥克阿瑟從頭就堅持全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利用台灣這個戰略資產保護及發揮美國的力量。麥克阿瑟未經國務院同意，就在7月1日飛抵台北，和蔣介石會麵。麥克阿瑟答應台灣可以得到它需要的所有軍事設備和補給供應，他的幕僚也立刻在台北成立聯絡辦事處。 [17] 美軍顧問團和大批軍需武器要到次年才出現，但是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已使台灣沒有實質危險。
9月初，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抱怨，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高級官員與麥帥派在台北的幕僚來往，公然不理會他這位“政府正式代表”。蔣經國派了幾位親信（包括楚崧秋在內）前往麥克阿瑟東京總部擔任聯絡官，他們每天可以接觸到對戰事的情報報告，以及對中國大陸動態的情報分析。 [18] 美國“代辦”離開台北，一向強烈支持國民黨當局的職業外交官藍欽（karl rankin）出任“大使”。此後，美國“大使館”的報告再也沒有抱怨麥克阿瑟或是台灣的秘密警察活動之類的內容。藍欽在陽明山的官邸前那道竹林牆也拆了。
雖然美國對台灣未來前途的官方政策仍不明朗，蔣氏父子覺得他們地位已夠堅強，可以完成自1949年即規劃的黨的改造工作。距朝鮮戰爭爆發不到一個月，蔣介石裁撤成員兩百八十六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十六名同誌（包括蔣經國與陳誠）成立改造委員會。中央改造委員會不僅負責國民黨的組織變革，還將擔任黨的執行機構。
改造工作有一項重要任務——清理黨籍（譯按：辦理黨員重新登記） 。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幹部（許多與蔣經國有關係）接掌中央黨部工作。蔣經國采取一項變革措施：新進黨員限大學畢業以上！現在，黨內不再有爭鬥和派係，黨員、幹部必須互相攀附、競爭。此後，提名誰出任中央委員，必須得到總裁蔣介石的批準。其結果就是對國民黨的組織與運作，有了比大陸時期更緊密的控製。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在呈送華府的最後電文裏說，國民黨改造的主要效應，就是賦予蔣介石的長子“掌握黨、政、軍、警大權”。
國民黨新的政治綱領在1950年9月1日正式頒布，對政治權利並不重視。蔣經國、他的父親，乃至整個國民黨領導階層都曉得，全麵開放自由、民主選舉會產生一個台灣本省人的、非國民黨的，可能還傾向獨立的政府。一黨式的地方選舉，但是允許無黨無派人士參選，就是對主張民主政治者的唯一讓步。這是為了讓台灣本省人參與新體製、使美國人不吵的最低限度讓步。
新綱領也反映出在國民黨老一代和蔣經國這一世代之中，其經濟思想依然具有社會主義色彩——至少在國家集中製上麵是如此。國民黨宣稱鼓勵家庭農作、私人企業，也預備把許多工廠民營化。可是它也把許多接收自日本人的主要工業，如鋼鐵、工礦、石油、電力、造船、糖、肥料等，由省政府移轉給“中央政府”。省政府保留對煙酒和林業的所有權及經營權。
盡管北京湧現敵視、謾罵言辭，中美部隊並沒有爆發軍事衝突或小摩擦。1950年8月及9月初，朝鮮繼續節節進逼被打得抬不起頭的韓國部隊，以及第一批趕到朝鮮半島支援的美軍部隊。這時候，麥克阿瑟采取了他戎馬一生最後一次精彩的戰術表演——9月15日，聯合國部隊（絕大多數是美軍）在漢城南側的仁川登陸。朝鮮部隊戰線拉得太長，又被切斷供應補給，大敗潰散。朝鮮潰敗後撤之際，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問起中國能否派兵援助朝鮮。周恩來兼程趕到莫斯科會商。斯大林提出中蘇新的全球夥伴關係之後第一次具體執行分工的方案：中國提供人力援助朝鮮，蘇聯供應彈藥、飛機、大炮、坦克及其他裝備。
斯大林認為，鑒於美國在核子領域方麵獨占優勢，不惜任何代價，必須避免與美國爆發核子大戰。但是，他估計，蘇聯以大量物資援助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作戰，甚至有限度地運用蘇聯飛機（換上中國人民誌願軍或朝鮮人民軍的徽記），是值得一試的賭博。朝鮮戰爭拖延著打，讓美國人分心，蘇聯就可以在歐洲爭取利益。當然，若能讓美國結結實實吃敗仗，就有更深遠的影響。同時，斯大林為了把美蘇人員直接衝突的機會降到最低程度，下令所有的蘇聯顧問撤離朝鮮。當周恩來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斯大林已經可以心滿意足抽著煙鬥。美中對打，中國依賴蘇聯，天下大勢定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朝鮮戰爭，台北可以從美國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長期保護傘對抗強敵。不過，毛澤東也沒有因為美國升高軍事幹預而驚惶。中國與“美帝”的惡鬥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鮮開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美軍登陸仁川之前，其實就已決定投入戰局。美國人則不相信毛澤東會不惜付出重大代價、冒著重大風險，大舉進兵朝鮮戰場。11月24日，麥克阿瑟還對美軍說，大家可以回家過聖誕節。三天之後，中共三十萬“誌願軍”在彭德懷率領下，攻擊美國陸軍及陸戰隊的前鋒部隊。
美國這下子陷入重大危機意識。此後兩年半的時間，好幾萬名美軍因與中國人民誌願軍鏖戰而捐軀。提供軍援給在台灣的“反共盟友”，成為美國的高度優先工作。中央情報局與蔣經國的情報機關及特種作戰部隊配合，經費可以說是不虞匱乏。美國在此後二十多年，承認福建外海台灣島上的威權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個政府是美國在遠東的重要盟友，地位僅次於日本和韓國。
注釋：
[1] 錢複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
[2] 1950年及1960年代駐在台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自1995年至1998年間陸續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2。
[3] 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i>formosa betrayed</i> ），1976年版，第368頁。原書注3。
[4]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受作者訪問時表示，1949年至1951年間偵破的共產黨間諜超過兩千七百人。原書注5。
[5] 見1950年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快訊》（<i>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i> ）第79頁。原書注14。
[6] 見沙茲柏裏（harrison e. salisbury）《俄、中之戰》（<i>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i> ），1969年版，第97頁。原書注15。
[7] 見岡察洛夫、劉易士、薛理泰《不確定的夥伴：斯大林、毛澤東和韓戰》，第76—129頁。原書注16。
[8] 見陶伯特（strobe talbott）譯《赫魯曉夫回憶錄》（<i>khrushchev remembers</i> ）第368—369頁。俄文原文則見岡察洛夫等著《不確定的夥伴》，見注［7］所引第325頁。原書注18。（譯按：陶伯特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少時拿羅德獎學金在英國念書時的同學，進入新聞界工作，後被克林頓總統延攬到國務院擔任國務次卿、副國務卿。）
[9] 見康明思（bruce cumings）《朝鮮戰爭的起源》（<i>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i>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頁引述美國軍事情報文件所稱。原書注34。
[10]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分裂之家：美國、國務院及中國》（<i>a house divide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ina</i> ），收在孔華潤（warren i. cohen）和入江昭（akira iriye）主編的《東亞列強，1953至1960年》（<i>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i>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頁。原書注36。
[11] 王楚英（音譯，wang ch’u-ying）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所說。王楚英當年在台灣五十二軍服務。原書注38。
[12] 見康明思，前揭書，第535、537頁。原書注39、40。
[13] 杜念中1990年訪問臘斯克（月份、日期不詳），載於1990年9月1日至7日台北《中國時報周刊》第8—11頁。訪問之後，臘斯克才赫然驚悉孫立人依然健在，幽居在台灣，會因為他透露內情而難堪。本書作者1996年5月在台北與杜念中交談，承他見告。原書注43。
[14] 見杜念中報道，第11頁。臘斯克說，孫立人沒有提議政變“計劃”，隻是談到政變的“構想”。原書注48。
[15] 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我見我聞》（<i>as i saw it</i> ）中告訴巴普（daniel s. papp），“某位非常高級的（台北）官員”告訴他這則故事，幾乎可以確定此人就是葉公超。蔣介石出兵之議附有條件，就是美方要以現代化武器完全裝備好國民黨軍三萬三千名軍人，並提供兩年的訓練。見《我見我聞》第175—176頁。原書注51。
[16] 有一項因素可能是中共部隊發生疫病，無力攻台。見史景遷《探索近代中國》，第526頁。原書注52。
[17] 夏功權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夏功權曾出席這次會談。原書注55。
[18]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58。
有些台灣人估計，1949年這一年，秘密警察逮捕約一萬名台灣本省人偵訊，軍事法庭判處許多人長期坐牢，還有一千多人遭到槍決。 [3] 《紐約時報》記者在現場目睹，形容其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凶殘暴虐”。駐台北的美國官員對於特務暴力頗有惡評，美國國務院偶爾也批準通過外交管道，針對此一議題向台灣當局提出抗議。
1950年上半年，經國開始積極領導島內安全事務。針對台灣本省人的壓力顯著放鬆。蔣氏父子現在把注意力集中在調集所有資源，以備應付解放軍預期在初夏季節大舉攻台。秘密警察因此開始貫徹全力，搜捕去年乘亂混進台灣的中共間諜。1950年上半年，治安機關就偵破三百起“共黨間諜”案件，涉及三千多人。 [4]
中央情報局的報告指出，毛澤東的情報單位一心滲透國民黨軍隊軍事單位，尤其以海軍、空軍為主要目標。國民黨高級軍官涉嫌是共產黨潛伏分子而遭到槍決者有：“副參謀總長”及其妻子、兵役處處長、“國防部”次長、“陸軍供應部”司令，以及第七十師師長。1950年5月一個月之內，號稱四百個“共黨匪諜”自首。其他機關扮演重要角色，不過逮捕行動大部分是經國指揮的政工人員傑作。這期間逮捕的“匪諜”約有一成半遭到槍決。
蔣經國成立了一個再教育學校關押其他犯人，這所“新生招待所”即他在贛南設立的新人學校的翻版。進來的人沒有固定刑期，何時釋放要看“思想改造有多快”而定。經國也經常到設在東部外海綠島的這所學校視察，檢查“學員”的生活環境、所受待遇。
許多留美回台的官員不喜歡安全單位大舉抓人的舉動。吳國楨私底下對美國人抱怨治安機關及政工人員過分積極抓人，他認為這些人本身需要被掃除。孫立人也告訴美國“大使館”官員，問題出在國民黨的秘密警察全部從大陸擠到台灣，必須爭相表現，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
出國一年多的蔣夫人在1月13日回台。美國右翼人士大聲疾呼，猛烈抨擊華府拋棄國民黨當局。五角大樓強烈建議送補給及器材設備給被圍困的台灣，可是杜魯門總統公開重申美國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他表明美國不會提供軍事援助或顧問意見給台灣的國民黨部隊。杜魯門公開聲明後不久，艾奇遜也公開形容美國在東亞的防衛半徑不包括韓國和台灣在內。 [5]
毛澤東正在莫斯科與斯大林會商，兩人對美方聲明極感興趣。這項中蘇第一次高峰會議已曆五十年，北京中方人士對感興趣的西方人士強調，毛澤東第一次訪蘇一事無成，毛主席本人抱怨“除了吃飯、拉屎，我沒事可幹”就是證明。 [6] 毋庸諱言，中蘇之間有點不平順，但是針對中蘇文件的最新研究，卻顯示兩國領導人對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的興趣，把兩人拉近。斯大林認為與毛澤東領導的中國結盟，是他全球戰略的重要部分，其“重要性堪稱和三強在戰時合作相等”。毛澤東則相信他自己的根本目標以及中國的目標，需要展示“對斯大林的效忠，以及樂意遵守蘇聯要求……同時亦伺機展現出他的獨立和老練”。在斯大林眼裏，毛澤東的任務是“促進在越南及東南亞的革命鬥爭，威脅要進攻台灣，協助金日成進占韓國……因而促成美國兵力分散，在兩個全球戰場上麵臨作戰”。 [7]
目前找不到任何官方記錄記載毛、斯討論到金日成計劃南進，但是赫魯曉夫在回憶錄裏提到，毛澤東同意金日成南進，也表示他認為美國不會幹預。 [8] 毛澤東過世之後，有些中國作者指出，毛主席曾經審慎促請朝鮮考量美國會介入的因素，但是認為金日成心意已決，非攻打韓國不可。毛澤東很可能記得他在爭東北時得到朝鮮援助，遂向斯大林建議，他們“應該協助”。毛澤東人還在莫斯科，已應金日成之請，下令把一萬四千名朝鮮裔的解放軍移交給朝鮮陸軍。
就軍事方麵而言，奪占韓國似乎沒有比進攻台灣來得艱險。韓國隻有十萬兵員，僅有六萬五千人的裝備，既無坦克，也幾乎沒有飛機。毛澤東可能推而認定，如果金日成先有所動作，占領韓國可以徹底摧毀台灣殘存的士氣，很可能解放軍就不必揮兵進攻台灣。為了加速準備針對韓國、台灣用兵，蘇聯軍火開始大量通過東北鐵路線湧進中國，沿著跨西伯利亞鐵路進入朝鮮。接下來數年內，蘇聯供應中國將近兩千架嶄新軍機（包括最現代化的米格–15型戰鬥機）以及飛行員、教官、零組件。
台灣方麵，國民黨在情勢詭譎之下也試圖進行改造。陳立夫和哥哥陳果夫長期掌控國民黨機器。當時他認為陳誠和蔣經國兩人向老先生進言中傷他，遂決定辭職，不久就遠走他鄉，到了美國新澤西州，以私蓄的四千美元，加上向孔祥熙借的一筆錢，和朋友買下一家養雞場經營。然而，不少舊部留在職位上，光是“立法院”、“國民大會”裏就有兩千多人。此外，新的骨幹也進駐到位——這些中年的黨、軍、情治官員，包括軍中政工，其人生觀、統治觀和那些自從1928年即主導國民黨的近視世代，並無殊異。
1950年3月，蔣介石複行視事，提名低調、廉潔的陳誠出任“行政院長”，並拔擢若幹有留美背景的官員，如吳國楨為“台灣省主席”，葉公超為“外交部長”（葉公超是美國艾默赫斯特學院、英國劍橋大學畢業）。蔣夫人堅決支持所有這些留美歸來的學生。另一位受提拔的“中央信托局局長”尹仲容則是上海美國教會辦的聖約翰大學畢業生，他在這個混亂之世完成一項幾近奇跡的成就——穩定住新台幣的發行幣值。
蔣介石正式任命蔣經國為更名後的“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新官上任，依據蘇聯方式，規劃政工幹部製度徹底改造，例如，在軍中設立新的監察製度，強化反情報活動，在軍中恢複國民黨黨團活動等。同時，這一年在軍中又掀起新的一波逮捕涉嫌共產黨分子的行動，與李宗仁有親密關係的將領也被禁錮。
高級將領當中，孫立人對政工人員越來越活躍且獨立作業不受節製頗有怨言，不斷向美方人員表達其不滿之意。中央情報局在3月20日呈一份報告給杜魯門總統，引述報道稱孫立人打算兵變。如果中央情報局聽到這種風聲，蔣經國一定也聽得到。這位弗吉尼亞軍校畢業生雖然將星熠熠發亮，但針對他及其親信部屬的監視活動已經加強。
2月某日，已經晉升為上校的夏功權到高雄參觀孫立人的訓練中心；回到台北後，夏在一次早餐匯報裏向蔣氏父子報告，訓練中心辦得很好，比他過去在大陸所見過的好得太多。老先生吃完早飯，就說：“我們到孫立人的訓練中心瞧瞧！”
孫立人隻有一個小時準備迎接領袖帶著夫人、經國等一行人前來視察，在機場迎接的儀隊隻是一名號兵。蔣介石一行視察中心的訓練活動，經國印象極佳，蔣夫人更是高興。同一天稍後，蔣介石在“海軍司令部”校閱場登上講台，許多海軍將領簇擁在側，但是蔣先生招呼孫立人，“孫將軍，你站到我右邊來”。大家都曉得下一任“陸軍總司令”非孫立人莫屬。果然，不到一個月，蔣介石明令發表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孫的成就之一就是征集、訓練了一批新兵，這三萬五千名自願兵絕大多數是台灣本省青年。
忠心耿耿追隨蔣先生的周至柔出任“參謀總長”，成為孫立人的上司。但是除了周至柔之外，蔣介石底下其他五個高級職位，包括身兼“陸軍總司令”及全島防衛司令的孫立人，全都由美國人及美國政府尊重的人士出任。五人當中的四個人，曾在美國讀書，得到學位，能說流利英語；三個人年紀才四十出頭。這是一支頗有吸引力的團隊，美國很難驟予放棄的團隊！
蔣介石暫時引退以來的種種策略，使他爭取到一年的時間，讓台灣做好迎戰的準備。國民黨擁有的部隊成長至六十七萬士卒之眾，其中三十七萬七千人已經隨時可以投入戰鬥。國民黨軍隊擁有兩百五十至三百部輕裝坦克車，由緯國擔任指揮官，另有兩百七十架第一流的作戰飛機。這時候，蔣介石已經放棄海南島和舟山群島（不過，經國曾力主保存舟山）。蔣介石計劃，除了兩個重要外島基地之外，把力量集中在台灣。
這兩個重要據點，一是廈門港外的金門，一是扼福州港咽喉的馬祖。如果國民黨軍隊能守住這堆花崗岩島群，就可以成為蔣介石勢力不僅局限台灣、澎湖一隅之地的象征。它們在戰略上還有一個重要功能，可以偵測、設法化解解放軍跨海來襲。經國時常到金、馬視察，也向父親報告，它們的確固若金湯。蔣先生下令撤出舟山時，下令把軍事資源投注在金門、馬祖，他還命令堅守大陳等一群小島，作為突擊隊襲擾大陸的基地。
但是，當夏天的腳步一近，所有這些小外島的命運似乎都無關宏旨。5月間，美國中央情報局重申它的評估報告，認為中共可能在年底以前奪取台灣。中央情報局估計，解放軍三野的三十七萬大軍已部署在沿海陣地，林彪的四野至少還有四十五萬之眾可以支援攻台作戰。解放軍已經征集大約五千艘民船和拖船，作為攻台之用。蔣經國為了萬全之準備，與菲律賓方麵安排妥當蔣先生必要時前往避難的計劃。 [9] 孫立人預期解放軍會在台風季節來臨之前攻台，下令部屬晝夜趕工，沿著台灣西海岸，挖掘槍炮陣地及坦克陷阱。
金日成自1950年3月30日至4月25日在莫斯科訪問。他告訴斯大林，隻要三天工夫，他就可以成攻進攻、占領韓國。斯大林原則同意金日成南進用兵計劃，但是又說西方的局勢發展占了蘇聯的注意力。他促請金日成和毛澤東商量，因為毛“對東方事務頗為了解”。斯大林也告訴金日成，假如美國幹預，蘇聯不能加入戰局。換言之，朝鮮不再屬於蘇聯勢力範圍。根據中蘇新夥伴關係，它是中國的責任。金日成轉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表達了若幹保留意見，但是最後還是預祝朝鮮成功。
同一時期，麥克阿瑟將軍和國防部長約翰遜繼續在幕後運作，希望能扭轉杜魯門總統的對台政策。 [10] 麥卡錫（joseph arthy）參議員突然把他的攻擊重點轉到中國問題上麵，使得事態愈加複雜。2月間，他透露他掌握住國務院裏潛伏的共產黨間諜之名單。許多共和黨國會議員，嗅到政治血腥，集合起來聲援麥卡錫。但是多數的共和黨人，以及民主黨人、美國一般大眾，依然對美國為了台灣而與共產中國實際交戰的主意頗為躊躇。白宮繼續不理會台灣，認定它已經丟定了。
台灣大難罩頂之際，美國政府內部因這個議題的鬥爭卻升溫。包括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在內，華府越來越多官員心儀凱南（george kennan）的一項見解——推出一位自由派領導人取代蔣介石，尋求台灣交由聯合國托管。當時最常被人提到的可以取代蔣介石的人選，是1938至1942年擔任駐美大使的胡適之博士。可是這個策略有個關鍵缺陷——蔣介石不會默默交出權柄。推動易人之想的人士隻得又回到原點——擁立孫立人。
一年之前，麥克阿瑟建議孫立人承擔起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大任，孫立人拒絕了他。但是，即使孫立人現在肯幹，對台灣局勢有深入了解的人士（麥克阿瑟絕對不是其中之一）也不認為孫立人有力量發動政變。要發動政變，他必須先掃除一百多位赤忱效忠蔣介石的高級將領（蔣經國也在其中）。蔣經國布建的監察係統好到任何人都不認為政變陰謀可以成功。何況，孫立人在台灣南部的三個師精銳部隊是青年軍，他們對蔣經國的忠心，不會亞於對孫立人的忠心。陳誠已經把孫立人屬下的其他精銳部隊（五十二軍）移防到澎湖，他們也不可能參與任何政變活動。還有另一項反製政變陰謀的動作——陳誠部署在高雄和台北之間的部隊，並不是由孫立人指揮。 [11]
解放軍進攻台灣迫在眉睫之際，孫立人似乎改變原先的主意。1950年4月，美國駐台北的軍事武官報告，某位高層官員（應該指的是孫立人）告訴他，在蔣介石領導下前途無望，需要采取“激烈措施”。臘斯克和保羅·尼采（paul nitze）都看到了這封電報。尼采當時取代凱南，出任國務院政策計劃局局長。尼采自己有一套構想，要在中國大陸和台灣都策動政變。5月30日，尼采、臘斯克和其他高級官員起草一項計劃，要告知蔣介石：避免中共武力占領台灣的唯一辦法，是蔣提出要求，讓聯合國托管台灣，然後蔣離開台灣，把政權交給孫立人。 [12]
臘斯克推薦進國務院擔任顧問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負責傳遞口信給蔣介石的人選。他通知蔣先生，要美國軍事保護台灣，條件是蔣先生辭職下台。杜勒斯是個強烈的保守派，私底下基本上讚同“台灣獨立”的方案。他曾在信中對範登堡（arthur vandenberg）參議員表示：“采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論，因而台灣人必須接受紅色政權與國民黨軍隊決戰戰場的殘酷命運，可謂相當可恥。”臘斯克和杜勒斯都不了解，蔣介石和毛澤東都極力抗拒中國永久分裂的力道有多強。
臘斯克1990年接受台北《中國時報》副總編輯杜念中的訪問時，證實他在1950年6月接到孫立人派人親送的密函，信中孫立人本人提議領導政變，推翻蔣介石。 [13] 孫立人要求美國支持或默許。臘斯克生怕消息若傳回台北，蔣介石會殺孫立人，立刻把密函燒了，並直接向國務卿艾奇遜報告。艾奇遜答應他，會向杜魯門總統報告。
美國“駐台北代辦”在評估台灣局勢的電文中強調，蔣介石曉得華府苦思各種方案，但是他絕對不會自動把政權交給孫立人。美國軍事情報報告說，解放軍部隊在台海對岸大量集結，解放軍的米格戰鬥機首度出現在空中。美國國務院促請美僑離開台灣。然而，所有的情報機關都不曉得，毛澤東已下令把攻打台灣的計劃推遲到1951年夏天。根據一項記載，北京的中央軍委認為人民解放軍部署到東南沿海的時間，遠比預定時間要久，因此部隊無法在台風季節之前準備就緒。但是，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中共已曉得金日成有用兵計劃。毛澤東不曉得朝鮮動兵的確切日期，但是知道朝鮮半島即將爆發戰事。他下令推遲攻台軍事行動，可能是盼望韓國被攻陷可以使得他不戰而取得台灣。
6月23日，臘斯克和定居紐約的胡適晤談，他們的談話主題肯定是，如果蔣介石下台，胡適是否可以出山。胡適顯然拒絕了，現在，要除掉蔣介石唯一的辦法，隻好采取支持孫立人發動政變一途。但是就在臘斯克和胡適晤談的同一天，艾奇遜召開記者會，宣布美國政策不變——美國不會幹預台灣問題。艾奇遜的公開談話反映出杜魯門的立場不變，他不肯采納臘斯克、尼采、杜勒斯的方案，不接受孫立人發動政變的秘密計劃。麥克阿瑟最近重提以軍事物資援助台灣之議，也不為總統采納。
杜魯門了解，在台灣政變若是失敗會造成大亂，國民黨軍隊士氣原本已低迷，勢必更受打擊，還可能鼓勵毛澤東發動攻台行動。批評者會責怪美國政府，聲稱就是杜魯門和艾奇遜陰謀倒蔣，才直接導致台灣失陷，落入中共之手。孫立人本人為什麽在6月認為他的政變可以成功，則是一個謎。 [14]
蔣經國雖然曉得必須盯緊孫立人，我們不清楚他手下特務是否知道孫立人6月密函給臘斯克這件事。他們可能知情。他們即使知情，蔣氏父子決定不在6月底抓孫立人，讓他繼續擔任要職。沒有必要逮捕美方鍾愛的這位國民黨軍將領而激惱美國人嘛！世界局勢已經變了！美國又回到台灣當局這一邊。
1950年6月25日，蔣經國的部屬一大早就吵醒他，呈上台灣當局駐漢城“大使館”傳回來的報告。淩晨4點鍾，朝鮮開始炮轟三十八度線以南的甕津（ongjin）地區，說不定這又是一次邊境事件。經國穿好衣服，趕到他在“總統府”裏的辦公室。大約上午6點鍾，朝鮮步兵及裝甲車（半數曾在中國受訓）越過邊境，並於東海岸進行兩棲作戰登陸搶灘，應該叫醒父親，向他報告了！果然如蔣介石鍾愛的書本所預測，荒漠出現甘泉，這條潺潺小溪不久即蔚然匯成洪流。
杜魯門總統翌晨在布萊爾賓館召集艾奇遜、臘斯克和聯合參謀首長開會。金日成的推想、毛澤東的盼望統統落空，美方沒有把這件事看作朝鮮內部事情。美國人看到的是，在美國扶持下成立的一個弱國，突然受到共產大國撐腰的武裝侵犯。中蘇最近締盟，立刻浮上每個人腦際。朝鮮的行動看來是共產主義在亞洲發動總攻勢的一部分。
杜魯門下令以軍事行動援助韓國，並訓令第七艦隊派出兵力進入台灣海峽。自由派與溫和派因為台灣問題，早已遭受極大政治壓力，其實要他們拋棄台灣，他們私下亦頗有罪惡感。甚且，要爭取共和黨及一般民眾支持政府保衛朝鮮的政策，也必須一改對台政策，試圖消除對亞洲政策的激烈分立。次日，杜魯門下達命令給第七艦隊，凡對台灣有任何攻擊行動，立予反擊；他也呼籲台北當局停止針對大陸進行的海、空行動，更宣布“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待太平洋恢複安全，與日本訂定和約，或由聯合國考量”。
蔣介石在夫人及經國陪侍下，於星期天一大早就在台北召開一連串決策會議。與會人士批準由“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聲明，宣稱台灣接受美方要求，停止針對大陸的一切海、空行動，但是聲明亦再度強調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杜魯門的談話“並不影響中國對台灣的管轄”。葉公超也提議，蔣介石提出派國民黨軍隊參加韓戰的方案。蔣介石和其他人起先反對國民黨軍隊參戰，葉公超擔保美方一定也不肯接受之後，他們才同意，果然美方也不接受國民黨軍隊介入韓戰之議。 [15]
假設金日成不先攻韓國，換上毛澤東在6月25日進攻台灣，美國很可能就不會出兵幹預。可是朝鮮先動手，朝鮮戰爭讓蔣介石在台灣岌岌可危的政府得到新生命。 [16] 美國在朝鮮及台灣海峽迅捷、有力地做出反應，令毛澤東大為震驚。不過，他把這項危機視為在亞洲掀起反美革命熱浪的大好機會。這項衝突也排除了人民解放軍計劃攻台所牽涉的高度風險。
杜魯門和艾奇遜希望在對蔣提供承諾時有所限製，以避免中國共產黨介入朝鮮戰爭，或在台灣海峽發生衝突。然而，麥克阿瑟從頭就堅持全力支持國民黨政權，利用台灣這個戰略資產保護及發揮美國的力量。麥克阿瑟未經國務院同意，就在7月1日飛抵台北，和蔣介石會麵。麥克阿瑟答應台灣可以得到它需要的所有軍事設備和補給供應，他的幕僚也立刻在台北成立聯絡辦事處。 [17] 美軍顧問團和大批軍需武器要到次年才出現，但是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已使台灣沒有實質危險。
9月初，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抱怨，蔣介石及國民黨當局高級官員與麥帥派在台北的幕僚來往，公然不理會他這位“政府正式代表”。蔣經國派了幾位親信（包括楚崧秋在內）前往麥克阿瑟東京總部擔任聯絡官，他們每天可以接觸到對戰事的情報報告，以及對中國大陸動態的情報分析。 [18] 美國“代辦”離開台北，一向強烈支持國民黨當局的職業外交官藍欽（karl rankin）出任“大使”。此後，美國“大使館”的報告再也沒有抱怨麥克阿瑟或是台灣的秘密警察活動之類的內容。藍欽在陽明山的官邸前那道竹林牆也拆了。
雖然美國對台灣未來前途的官方政策仍不明朗，蔣氏父子覺得他們地位已夠堅強，可以完成自1949年即規劃的黨的改造工作。距朝鮮戰爭爆發不到一個月，蔣介石裁撤成員兩百八十六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十六名同誌（包括蔣經國與陳誠）成立改造委員會。中央改造委員會不僅負責國民黨的組織變革，還將擔任黨的執行機構。
改造工作有一項重要任務——清理黨籍（譯按：辦理黨員重新登記） 。年輕、受過良好教育的幹部（許多與蔣經國有關係）接掌中央黨部工作。蔣經國采取一項變革措施：新進黨員限大學畢業以上！現在，黨內不再有爭鬥和派係，黨員、幹部必須互相攀附、競爭。此後，提名誰出任中央委員，必須得到總裁蔣介石的批準。其結果就是對國民黨的組織與運作，有了比大陸時期更緊密的控製。即將卸任的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在呈送華府的最後電文裏說，國民黨改造的主要效應，就是賦予蔣介石的長子“掌握黨、政、軍、警大權”。
國民黨新的政治綱領在1950年9月1日正式頒布，對政治權利並不重視。蔣經國、他的父親，乃至整個國民黨領導階層都曉得，全麵開放自由、民主選舉會產生一個台灣本省人的、非國民黨的，可能還傾向獨立的政府。一黨式的地方選舉，但是允許無黨無派人士參選，就是對主張民主政治者的唯一讓步。這是為了讓台灣本省人參與新體製、使美國人不吵的最低限度讓步。
新綱領也反映出在國民黨老一代和蔣經國這一世代之中，其經濟思想依然具有社會主義色彩——至少在國家集中製上麵是如此。國民黨宣稱鼓勵家庭農作、私人企業，也預備把許多工廠民營化。可是它也把許多接收自日本人的主要工業，如鋼鐵、工礦、石油、電力、造船、糖、肥料等，由省政府移轉給“中央政府”。省政府保留對煙酒和林業的所有權及經營權。
盡管北京湧現敵視、謾罵言辭，中美部隊並沒有爆發軍事衝突或小摩擦。1950年8月及9月初，朝鮮繼續節節進逼被打得抬不起頭的韓國部隊，以及第一批趕到朝鮮半島支援的美軍部隊。這時候，麥克阿瑟采取了他戎馬一生最後一次精彩的戰術表演——9月15日，聯合國部隊（絕大多數是美軍）在漢城南側的仁川登陸。朝鮮部隊戰線拉得太長，又被切斷供應補給，大敗潰散。朝鮮潰敗後撤之際，斯大林致電毛澤東，問起中國能否派兵援助朝鮮。周恩來兼程趕到莫斯科會商。斯大林提出中蘇新的全球夥伴關係之後第一次具體執行分工的方案：中國提供人力援助朝鮮，蘇聯供應彈藥、飛機、大炮、坦克及其他裝備。
斯大林認為，鑒於美國在核子領域方麵獨占優勢，不惜任何代價，必須避免與美國爆發核子大戰。但是，他估計，蘇聯以大量物資援助中國人民誌願軍在朝鮮作戰，甚至有限度地運用蘇聯飛機（換上中國人民誌願軍或朝鮮人民軍的徽記），是值得一試的賭博。朝鮮戰爭拖延著打，讓美國人分心，蘇聯就可以在歐洲爭取利益。當然，若能讓美國結結實實吃敗仗，就有更深遠的影響。同時，斯大林為了把美蘇人員直接衝突的機會降到最低程度，下令所有的蘇聯顧問撤離朝鮮。當周恩來離開他的辦公室時，斯大林已經可以心滿意足抽著煙鬥。美中對打，中國依賴蘇聯，天下大勢定矣！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朝鮮戰爭，台北可以從美國得到重大利益，以及長期保護傘對抗強敵。不過，毛澤東也沒有因為美國升高軍事幹預而驚惶。中國與“美帝”的惡鬥既然不可避免，最好就在朝鮮開打。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在美軍登陸仁川之前，其實就已決定投入戰局。美國人則不相信毛澤東會不惜付出重大代價、冒著重大風險，大舉進兵朝鮮戰場。11月24日，麥克阿瑟還對美軍說，大家可以回家過聖誕節。三天之後，中共三十萬“誌願軍”在彭德懷率領下，攻擊美國陸軍及陸戰隊的前鋒部隊。
美國這下子陷入重大危機意識。此後兩年半的時間，好幾萬名美軍因與中國人民誌願軍鏖戰而捐軀。提供軍援給在台灣的“反共盟友”，成為美國的高度優先工作。中央情報局與蔣經國的情報機關及特種作戰部隊配合，經費可以說是不虞匱乏。美國在此後二十多年，承認福建外海台灣島上的威權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這個政府是美國在遠東的重要盟友，地位僅次於日本和韓國。
注釋：
[1] 錢複1995年8月29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原書注1。
[2] 1950年及1960年代駐在台灣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自1995年至1998年間陸續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2。
[3] 喬治（george kerr）《被出賣的台灣》（<i>formosa betrayed</i> ），1976年版，第368頁。原書注3。
[4] 1996年5月25日，王昇在台北接受作者訪問時表示，1949年至1951年間偵破的共產黨間諜超過兩千七百人。原書注5。
[5] 見1950年1月16日，美國《國務院快訊》（<i>state department bulletin</i> ）第79頁。原書注14。
[6] 見沙茲柏裏（harrison e. salisbury）《俄、中之戰》（<i>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i> ），1969年版，第97頁。原書注15。
[7] 見岡察洛夫、劉易士、薛理泰《不確定的夥伴：斯大林、毛澤東和韓戰》，第76—129頁。原書注16。
[8] 見陶伯特（strobe talbott）譯《赫魯曉夫回憶錄》（<i>khrushchev remembers</i> ）第368—369頁。俄文原文則見岡察洛夫等著《不確定的夥伴》，見注［7］所引第325頁。原書注18。（譯按：陶伯特是美國總統克林頓少時拿羅德獎學金在英國念書時的同學，進入新聞界工作，後被克林頓總統延攬到國務院擔任國務次卿、副國務卿。）
[9] 見康明思（bruce cumings）《朝鮮戰爭的起源》（<i>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i>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31頁引述美國軍事情報文件所稱。原書注34。
[10] 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分裂之家：美國、國務院及中國》（<i>a house divided : the united states,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china</i> ），收在孔華潤（warren i. cohen）和入江昭（akira iriye）主編的《東亞列強，1953至1960年》（<i>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1953-1960</i>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330—331頁。原書注36。
[11] 王楚英（音譯，wang ch’u-ying）1996年6月15日在南京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所說。王楚英當年在台灣五十二軍服務。原書注38。
[12] 見康明思，前揭書，第535、537頁。原書注39、40。
[13] 杜念中1990年訪問臘斯克（月份、日期不詳），載於1990年9月1日至7日台北《中國時報周刊》第8—11頁。訪問之後，臘斯克才赫然驚悉孫立人依然健在，幽居在台灣，會因為他透露內情而難堪。本書作者1996年5月在台北與杜念中交談，承他見告。原書注43。
[14] 見杜念中報道，第11頁。臘斯克說，孫立人沒有提議政變“計劃”，隻是談到政變的“構想”。原書注48。
[15] 臘斯克在他的回憶錄《我見我聞》（<i>as i saw it</i> ）中告訴巴普（daniel s. papp），“某位非常高級的（台北）官員”告訴他這則故事，幾乎可以確定此人就是葉公超。蔣介石出兵之議附有條件，就是美方要以現代化武器完全裝備好國民黨軍三萬三千名軍人，並提供兩年的訓練。見《我見我聞》第175—176頁。原書注51。
[16] 有一項因素可能是中共部隊發生疫病，無力攻台。見史景遷《探索近代中國》，第526頁。原書注52。
[17] 夏功權1996年5月22日接受本書作者訪談時所說，夏功權曾出席這次會談。原書注55。
[18] 楚崧秋1996年6月6日在台北接受本書作者訪談。原書注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