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涵


    1995年我在台北與時報出版公司簽約,撰寫一本蔣經國的傳記。合約裏有一條重要條款,載明作者將對英文版、中文版都有“充分、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


    我和《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先生會晤時,強調我會客觀記述蔣經國的一生事跡,正、反麵評價和爭議性評價,都會兼容並包。我提出警告,寫作中可能會呈現出蔣氏的若幹瑕疵。與蔣經國相識相交多年的餘先生回答說,他完全理解,也接受我們的條件。餘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顯然當年簽約時的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後來答應要出版這本英文版《蔣經國傳》,並與時報出版公司協議,由時報出版公司根據哈佛版本出版不做改動的中文版。


    關於蔣經國在蘇聯的生活,莫斯科的遠東研究中心拉林(alexanderrin)教授和前任駐中國大使李多夫斯基(andrei ledovsky),提供給我寶貴的協助。台北“中央研究院”餘敏玲博士與我多次會晤,慷慨把她在莫斯科檔案裏整理出來的成果,分享給我得知。通過親自到中國訪談,以及經常的電子郵件往來,當年主持中國現代史研究的楊天石教授,給予我相當寶貴的支持。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就是由楊教授熱心提供。我也要感謝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馬振犢(音譯)和上海市檔案館相關負責人陳正卿(音譯)的協助。奉化的研究學者王宣誌(音譯),曾經針對蔣經國的早年生活寫過若幹文章,他協助我到奉化、溪口訪問調查,也提供了罕見的材料。


    我和奉化的一批研究人員聚會研討,受益良多。這些人士包括:奉化文藝協會副秘書長王丘石(音譯)、奉化副市長斯端侖、奉化台辦幹部胡元福、竺家惠、夏明曦以及毛炳嶽等蔣家遠親。


    我第一次到台灣收集資料的得力助手是狄可(halima dick)小姐,後來,沈筱綺小姐的協助至為重要,筱綺不方便時,鄭雅玲小姐迅速地頂替了她。蔣經國的舊部楚崧秋、王紹堉以及東吳大學張中訓博士,在我赴台期間的協助,至為銘感。美國方麵,弗吉尼亞大學若幹研究生在研究工作上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協助,他們是劉德彬、賀鬆柏。杜智平則從一開始,就是十分積極的好助手。蔻妮莉雅·萊文(cornelia levin)的生花妙手把一千兩百頁的初稿,修刪成為不至於太過蕪蔓的版本;犬子約翰,接續完成最後的定稿。


    我要感謝許多朋友與學者,他們審閱了不同階段的稿本,提供了寶貴的批評與建議。他們是:張旭成、高立夫(ralph clough)、丁大衛、傅建中、賈浩偉(harvey feldman)、許倬雲、柯偉林、冷紹烇、李潔明(james lilley)、班立德(mark pratt)、楚崧秋、杜智平和魏興禮(音譯,wei xing-li)。當然,消息來源和評閱人士有時候對事情會有不同的解讀與詮釋。身為作者,我對於它們的呈現方式與內容,必須獨當責任。最後,我要感謝愛人貝蒂的愛與支持,旅途中,她更義無反顧擔負起伴侶、顧問和調度管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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