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建中
蔣經國的英文傳記即將問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發行出售，中文譯本也同時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推出。蔣氏死後不過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評價他一生功過的客觀傳記，而他那位曾經統治台灣的父親蔣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後，在西方還沒有一本蓋棺定論的傳記，兩相比較，蔣經國的聲譽已蓋過他那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父親了。
《蔣經國傳》能夠誕生，有兩位關鍵人物，一是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另一是《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1988年，蔣經國去世不久，當時擔任美國駐台灣代表的丁大衛就已興起為蔣立傳的念頭，而且無時或忘，目前是蔣經國基金會顧問的丁氏，卻從一開始就抗拒由基金會出錢替蔣經國寫傳，因為那樣的一本傳記，在西方學界和媒體眼中，會被定位為官方斥資讚助的傳記，也就是所謂的“授權的”（authorized）傳記，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均將大打折扣，與其出版這樣的傳記，還不如不出為好。
丁大衛對餘紀忠先生一向敬重，兩人友誼頗篤。丁氏亦深知餘董事長與蔣經國從大陸時代即已開始的不尋常關係，故他早即屬意由餘氏出麵讚助英文《蔣經國傳》的寫作，但又不願唐突啟齒，因而數度向筆者表露此意，經筆者轉達後，餘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衛遂於1994年底赴台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便，親訪餘董事長，口頭提出請餘氏讚助《蔣經國傳》之事，蒙餘氏慨允。
丁氏返美後，即於1995年1月初正式馳函請餘先生支持英文《蔣經國傳》計劃。初步計劃以兩年為期，聘請一位專職作家從事《蔣經國傳》的材料收集和撰寫。寫作期間，由餘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訪問費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國通鮑大可（已故）或前《華盛頓郵報》的亞洲專家卞諾執筆。但因鮑健康欠佳、卞諾正在寫書未果，最後丁氏鄭重推薦他在美國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並經餘先生同意，整個寫作計劃於1995年夏天開始。
同年8月陶涵專程去台北，持丁大衛的介紹信訪問蔣經國生前的門生故舊如李煥、王昇、蔣彥士、錢複、宋楚瑜等數十人。8月19日，餘紀忠特別為陶涵來台訪問展開《蔣經國傳》寫作，在《中國時報》召開會議，俞國華、郝柏村、李煥、馬樹禮、秦孝儀、章孝嚴、宋時選、熊丸等均應邀出席了會議。餘紀忠在這次會議中，宣布他決定支持陶涵撰寫《蔣經國傳》的計劃。
餘先生在會中指出，他決心讚助美國作家陶涵寫《蔣經國傳》，目的在突破中國傳統傳記的格局，讓陶涵放手去寫，為蔣經國的生平誌業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與會人士俞國華首先發言，強調餘先生這樣做，真可以說給蔣先生以“公義”（justice）。郝柏村接著說，餘先生完全是“道義之舉”，他也感念丁大衛以一位美國人能主持正義，主動提議為蔣經國寫傳。李煥說，餘先生以新聞界備受尊敬的巨子地位，讚助此傳，相信將來必會有一本“真實而能為人接受的《蔣經國傳》”。馬樹禮則在會中意味深長地說：“蔣經國的傳由外國人寫，遠比中國人寫有意義。”他舉了日本《產經新聞》多年前連載《蔣介石秘錄》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
秦孝儀、章孝嚴、楚崧秋、宋時選、胡佛、李雲漢亦相繼發言，他們相信書成後，可傳諸後世，不僅是中國近代曆史的重要記錄，對中國政治亦將有其深遠影響。
《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是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言及事務，1962至1965年曾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將近兩年的華語訓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陶在北京當過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又曾任職於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堪稱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且著有專書數種，在學界亦有聲譽。
陶氏接受丁大衛的邀約撰寫《蔣經國傳》，事前提出詳細的寫作大綱與研究計劃。餘紀忠先生閱後，認為頗為周詳，決定讚助此計劃，並授權筆者代表時報出版公司於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華盛頓簽約，預定兩年後由作者完成《蔣經國傳》的初稿。陶在邀約中要求有“充分、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如今書成，陶涵在“銘謝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憶，他當初作此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因為餘紀忠自始至終完全讓他放手去寫，從未幹預，遑論過問。餘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寫作。關於他的寫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話：“餘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
陶涵在1998年殺青《蔣經國傳》初稿後的一次座談會上回顧，他第一次和餘紀忠在台北見麵時（1995年8月），曾向餘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猶豫，不知能否把飽經蘇聯訓練的特務頭子寫成一位“正麵人物”（a positive figure），餘先生以鼓勵的口氣安慰他：“你會發現蔣經國是一正麵人物。”現在陶涵完全同意餘的先見之明。事實上，書成後，陶在1998年7月8日給餘先生的謝函中欣喜地說：“寫這本書是一種富於挑戰而又極有收獲的經驗，蔣經國確是20世紀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蔣經國傳》原定兩年完成，但由於與蔣經國有關的資料和人物分散於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和俄羅斯，查證這些檔案，訪問相關仍在世的人物耗時費錢，以致寫作和讚助期限均延長一年。全書用了三年時間方才竣事。餘先生則始終獨力支持，直到完成。
為了完成此書，陶涵訪問了和蔣經國有直接關係的人士超過一百六十人，專程去台灣三次、大陸兩次，到過台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尋訪蔣經國當年的遺跡和逸事。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通過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未公開的資料，發掘了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有關蔣經國的秘密。如蔣十六歲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時，即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學生名冊還把他們名正言順地登記為夫妻，這是從未見過的新材料，為蔣經國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絢爛的一頁。蔣於1945年7月隨宋子文訪俄密會斯大林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分析蔣為人和意識形態的備忘錄，也是不曾見過的最新文獻。此外，陶涵還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蔣經國傳》引用資料之多、之廣、之新，幾乎說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蔣經國傳》，單單注解和索引即多達九十頁。
本書英文初稿八百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超出一般傳記的篇幅，陶涵分別請了兩位專業編輯濃縮刪減成現在的四百三十五頁，以符合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要求，但有些寶貴內容不得不因此割愛，至為可惜。哈佛大學出版社同意出版《蔣經國傳》之前，極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學教授兼曆史係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從學術觀點評價此書是否值得出版，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審查本書，他們給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報告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蔣經國傳》都是極其精辟之作，建議出版。尤其柯偉林，1998年10月在華府威爾遜中心所舉辦的《蔣經國傳》討論會上，更是對《蔣經國傳》的讚揚溢於言表。他說這本書對20世紀的中國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雖然專治中國曆史，讀了陶涵所寫的《蔣經國傳》書稿後，都覺得“獲益匪淺”。
柯偉林指出，在西方關於中國近代人物的傳記，多以思想及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主，如胡適、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傳記，但寫政治人物的傳記，迄今連像樣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傳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蔣經國傳》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柯偉林認為《蔣傳》的取材立論和文學的筆觸都是可圈可點的。他說，蔣經國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不易像鴿子籠式（pigeonhole）地加以歸類，陶涵能根據訪談、使用檔案資料，寫出一本“獨一無二”（unique）的《蔣經國傳》，極為難得。
參加討論《蔣經國傳》的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表示，盡管外界都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卻不認為蔣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邊工作或被他谘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與認識，也不曾發生作用。張旭成認為反倒是《中國時報》的餘紀忠先生，對蔣經國的影響很大。他相信蔣經國最終決定走民主的道路，餘紀忠居功甚偉。張旭成形容餘是美國的保守派，但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這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已是難能可貴的報人了。
《蔣經國傳》的部分內容，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但書中大量引用了珍貴的解密資料，對讀者來說，仍很新鮮，乃至聞所未聞。誠如丁大衛所言：“《蔣經國傳》對美國了解台灣的政經發展及其未來的遠景，確有必要。《蔣經國傳》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將是正麵的，有利於台灣。”
中文讀者看這本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蔣經國傳》，真正的意義在於認識一位英語世界的美國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評價“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與他在中國大陸及台灣的革命”（英文版書名，最初書名是“蔣經國：改變了中國的人”）。陶涵在書成後寫給餘紀忠的信中說：“蔣經國所處的時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與繁榮新天所帶來的希望交會的時候，我相信，蔣經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實現這樣的希望，所做的貢獻是深遠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們覺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處的時代的重大意義。”
盡管陶涵為寫《蔣經國傳》，大量閱讀中外已有的文獻，做了極為細致的訪問和研究，但終究是外國人，犯了一些中國人不會犯的錯誤，像把林彪說成是黃埔一期畢業生（譯按：應是四期） ，孫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銜誤為上校，所幸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話，那就是蔣經國生命中的兩位極其重要的人拒絕接受訪問，提供他們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一是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蔣刻意栽培提攜始有今日的李登輝。對此，陶涵的看法是，蔣方良有她的難言之隱，而李登輝則可能是自己有話要說，以致都不願接受訪問。
2000年9月15日寫於華盛頓
蔣經國的英文傳記即將問世，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分別在美國和英國發行出售，中文譯本也同時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推出。蔣氏死後不過十二年光景，就有一本評價他一生功過的客觀傳記，而他那位曾經統治台灣的父親蔣介石逝世二十五年後，在西方還沒有一本蓋棺定論的傳記，兩相比較，蔣經國的聲譽已蓋過他那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父親了。
《蔣經國傳》能夠誕生，有兩位關鍵人物，一是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另一是《中國時報》董事長餘紀忠。1988年，蔣經國去世不久，當時擔任美國駐台灣代表的丁大衛就已興起為蔣立傳的念頭，而且無時或忘，目前是蔣經國基金會顧問的丁氏，卻從一開始就抗拒由基金會出錢替蔣經國寫傳，因為那樣的一本傳記，在西方學界和媒體眼中，會被定位為官方斥資讚助的傳記，也就是所謂的“授權的”（authorized）傳記，其客觀性和可信度均將大打折扣，與其出版這樣的傳記，還不如不出為好。
丁大衛對餘紀忠先生一向敬重，兩人友誼頗篤。丁氏亦深知餘董事長與蔣經國從大陸時代即已開始的不尋常關係，故他早即屬意由餘氏出麵讚助英文《蔣經國傳》的寫作，但又不願唐突啟齒，因而數度向筆者表露此意，經筆者轉達後，餘先生表示此事可做，丁大衛遂於1994年底赴台出席蔣經國基金會董事會議之便，親訪餘董事長，口頭提出請餘氏讚助《蔣經國傳》之事，蒙餘氏慨允。
丁氏返美後，即於1995年1月初正式馳函請餘先生支持英文《蔣經國傳》計劃。初步計劃以兩年為期，聘請一位專職作家從事《蔣經國傳》的材料收集和撰寫。寫作期間，由餘氏提供作者的生活及旅行訪問費用。丁氏一度有意找中國通鮑大可（已故）或前《華盛頓郵報》的亞洲專家卞諾執筆。但因鮑健康欠佳、卞諾正在寫書未果，最後丁氏鄭重推薦他在美國國務院長期共事的老朋友陶涵承伐其事，陶氏欣然受命，並經餘先生同意，整個寫作計劃於1995年夏天開始。
同年8月陶涵專程去台北，持丁大衛的介紹信訪問蔣經國生前的門生故舊如李煥、王昇、蔣彥士、錢複、宋楚瑜等數十人。8月19日，餘紀忠特別為陶涵來台訪問展開《蔣經國傳》寫作，在《中國時報》召開會議，俞國華、郝柏村、李煥、馬樹禮、秦孝儀、章孝嚴、宋時選、熊丸等均應邀出席了會議。餘紀忠在這次會議中，宣布他決定支持陶涵撰寫《蔣經國傳》的計劃。
餘先生在會中指出，他決心讚助美國作家陶涵寫《蔣經國傳》，目的在突破中國傳統傳記的格局，讓陶涵放手去寫，為蔣經國的生平誌業留下一部中外皆能接受的信史。
與會人士俞國華首先發言，強調餘先生這樣做，真可以說給蔣先生以“公義”（justice）。郝柏村接著說，餘先生完全是“道義之舉”，他也感念丁大衛以一位美國人能主持正義，主動提議為蔣經國寫傳。李煥說，餘先生以新聞界備受尊敬的巨子地位，讚助此傳，相信將來必會有一本“真實而能為人接受的《蔣經國傳》”。馬樹禮則在會中意味深長地說：“蔣經國的傳由外國人寫，遠比中國人寫有意義。”他舉了日本《產經新聞》多年前連載《蔣介石秘錄》的例子，說明他的觀點。
秦孝儀、章孝嚴、楚崧秋、宋時選、胡佛、李雲漢亦相繼發言，他們相信書成後，可傳諸後世，不僅是中國近代曆史的重要記錄，對中國政治亦將有其深遠影響。
《蔣經國傳》作者陶涵是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通曉中國語言及事務，1962至1965年曾任職台北“美國大使館”，負責政情報告與分析。在此之前，在台中接受了將近兩年的華語訓練。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陶在北京當過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參事，又曾任職於白宮國家安全會議，堪稱是一位經驗豐富的中國及亞洲事務專家，且著有專書數種，在學界亦有聲譽。
陶氏接受丁大衛的邀約撰寫《蔣經國傳》，事前提出詳細的寫作大綱與研究計劃。餘紀忠先生閱後，認為頗為周詳，決定讚助此計劃，並授權筆者代表時報出版公司於1995年7月下旬和陶涵在華盛頓簽約，預定兩年後由作者完成《蔣經國傳》的初稿。陶在邀約中要求有“充分、完整的寫作與編審獨立自主權”。如今書成，陶涵在“銘謝感言”（acknowledgements）中回憶，他當初作此要求，實在是多餘的，因為餘紀忠自始至終完全讓他放手去寫，從未幹預，遑論過問。餘先生唯一做的是在經濟上支持他的寫作。關於他的寫作自由，陶涵有如下一段話：“餘先生和時報出版公司從未試圖影響我的研究，甚至提議修改書稿的情形都沒有。”
陶涵在1998年殺青《蔣經國傳》初稿後的一次座談會上回顧，他第一次和餘紀忠在台北見麵時（1995年8月），曾向餘先生表明他心中的猶豫，不知能否把飽經蘇聯訓練的特務頭子寫成一位“正麵人物”（a positive figure），餘先生以鼓勵的口氣安慰他：“你會發現蔣經國是一正麵人物。”現在陶涵完全同意餘的先見之明。事實上，書成後，陶在1998年7月8日給餘先生的謝函中欣喜地說：“寫這本書是一種富於挑戰而又極有收獲的經驗，蔣經國確是20世紀非常重要且有吸引力的人物。”
《蔣經國傳》原定兩年完成，但由於與蔣經國有關的資料和人物分散於中國大陸、台灣地區和俄羅斯，查證這些檔案，訪問相關仍在世的人物耗時費錢，以致寫作和讚助期限均延長一年。全書用了三年時間方才竣事。餘先生則始終獨力支持，直到完成。
為了完成此書，陶涵訪問了和蔣經國有直接關係的人士超過一百六十人，專程去台灣三次、大陸兩次，到過台北、北京、南京、寧波、溪口、奉化、南昌、贛州等地，尋訪蔣經國當年的遺跡和逸事。
本書的特色之一是通過大量引用莫斯科以及美國國家檔案局迄今未公開的資料，發掘了不少以前不為人知的有關蔣經國的秘密。如蔣十六歲尚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求學時，即已娶馮玉祥之女馮弗能為妻，學生名冊還把他們名正言順地登記為夫妻，這是從未見過的新材料，為蔣經國的愛情和婚姻生活平添絢爛的一頁。蔣於1945年7月隨宋子文訪俄密會斯大林時，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分析蔣為人和意識形態的備忘錄，也是不曾見過的最新文獻。此外，陶涵還運用“資訊自由法案”（foia），要求美國中情局、國防部、國務院等單位提供涉及蔣經國而尚未解密的文件。所以《蔣經國傳》引用資料之多、之廣、之新，幾乎說是空前的，英文版的《蔣經國傳》，單單注解和索引即多達九十頁。
本書英文初稿八百多頁，哈佛大學出版社認為太長，超出一般傳記的篇幅，陶涵分別請了兩位專業編輯濃縮刪減成現在的四百三十五頁，以符合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要求，但有些寶貴內容不得不因此割愛，至為可惜。哈佛大學出版社同意出版《蔣經國傳》之前，極其慎重地委托哈佛的史學教授兼曆史係主任柯偉林（william kirby）從學術觀點評價此書是否值得出版，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受托審查本書，他們給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報告是：無論從史學或政治學的觀點來看，《蔣經國傳》都是極其精辟之作，建議出版。尤其柯偉林，1998年10月在華府威爾遜中心所舉辦的《蔣經國傳》討論會上，更是對《蔣經國傳》的讚揚溢於言表。他說這本書對20世紀的中國政治，“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他雖然專治中國曆史，讀了陶涵所寫的《蔣經國傳》書稿後，都覺得“獲益匪淺”。
柯偉林指出，在西方關於中國近代人物的傳記，多以思想及知識界的領袖人物為主，如胡適、丁文江、梁漱溟、李大釗等人的傳記，但寫政治人物的傳記，迄今連像樣的蔣介石和毛澤東的傳都付之闕如，陶涵的《蔣經國傳》可以說是開山之作。柯偉林認為《蔣傳》的取材立論和文學的筆觸都是可圈可點的。他說，蔣經國是一個很複雜的人物，不易像鴿子籠式（pigeonhole）地加以歸類，陶涵能根據訪談、使用檔案資料，寫出一本“獨一無二”（unique）的《蔣經國傳》，極為難得。
參加討論《蔣經國傳》的民進黨籍“立委”張旭成表示，盡管外界都認為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奠基人和催生者，他卻不認為蔣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民主人士（democrat），甚至在他身邊工作或被他谘詢過的受美國教育的學者們，對蔣的民主素養與認識，也不曾發生作用。張旭成認為反倒是《中國時報》的餘紀忠先生，對蔣經國的影響很大。他相信蔣經國最終決定走民主的道路，餘紀忠居功甚偉。張旭成形容餘是美國的保守派，但有濃厚的自由色彩，這在威權時代的台灣，已是難能可貴的報人了。
《蔣經國傳》的部分內容，對台灣的讀者而言，可能已經耳熟能詳，但書中大量引用了珍貴的解密資料，對讀者來說，仍很新鮮，乃至聞所未聞。誠如丁大衛所言：“《蔣經國傳》對美國了解台灣的政經發展及其未來的遠景，確有必要。《蔣經國傳》可以達到許多不同的目的，但都將是正麵的，有利於台灣。”
中文讀者看這本從英文翻譯過來的《蔣經國傳》，真正的意義在於認識一位英語世界的美國作家兼外交家，如何評價“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與他在中國大陸及台灣的革命”（英文版書名，最初書名是“蔣經國：改變了中國的人”）。陶涵在書成後寫給餘紀忠的信中說：“蔣經國所處的時代是法西斯日薄西山，民主與繁榮新天所帶來的希望交會的時候，我相信，蔣經國在中國大陸和台灣實現這樣的希望，所做的貢獻是深遠的。我盼望您和深知他的人們覺得，我已捕捉到他的精神和所處的時代的重大意義。”
盡管陶涵為寫《蔣經國傳》，大量閱讀中外已有的文獻，做了極為細致的訪問和研究，但終究是外國人，犯了一些中國人不會犯的錯誤，像把林彪說成是黃埔一期畢業生（譯按：應是四期） ，孫立人案的主角郭廷亮少校的官銜誤為上校，所幸這些都是小疵，瑕不掩瑜。如真有缺失的話，那就是蔣經國生命中的兩位極其重要的人拒絕接受訪問，提供他們所知道的第一手資料。一是蔣經國的夫人蔣方良女士，另一是受蔣刻意栽培提攜始有今日的李登輝。對此，陶涵的看法是，蔣方良有她的難言之隱，而李登輝則可能是自己有話要說，以致都不願接受訪問。
2000年9月15日寫於華盛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