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在稱帝建國之後,擺在麵前的問題是,第一怎樣建立一個有效能的政治中心地區,即首都建在何處?第二用什麽方法來維持朱家皇朝子子孫孫的統治?


    遠在初渡江攻克太平時,陶安便建議先取金陵,據形勢以臨四方。[32]馮國用勸定都金陵,以為根本。[33]葉兌上書請定都金陵,然後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北征,退則畫長江以自守。[34]謀臣策士一致主張定都應天。經過長期考慮之後,龍鳳十二年六月,擴大應天舊城,建築新宮於鍾山之南,到次年九月完工,這是吳王時代的都城。


    洪武元年元璋稱帝,北伐南征,到洪武二十年遼東全定,南北統一。在這二十年中,元璋的地位由王而帝,所統治的版圖由南方一部分地區擴大為全國,吳王時代的都城如何適應這擴大以後的局麵,便成為問題了。因為元順帝及其子孫雖然北走沙漠,卻仍然稱為北元,保有政府機構和強大的軍事力量,時時有南下複辟,卷土重來的企圖;同時沿海一帶倭寇侵擾,也是國防上的重大問題。國都的確定和國防計劃的安排是密切相關的。是當時朝野所最關心的兩件大事。


    自然環境是這樣,從遼東半島直到廣州,沿海漫長的海岸線,處處時時都有被倭寇侵掠的危險。東北、北麵和西北麵,長城以外便是北元的勢力,如不在險要處屯駐重兵,一旦北元鐵騎奔馳南下,黃河以北就很不容易守住。防邊要用重兵,如把邊境軍權付托給異姓諸將,邵榮、謝再興的教訓已經夠深刻了,而且,即使不出什麽問題,邊將擁兵過多,尾大不掉,也很可能造成曆史上藩鎮跋扈的覆轍,如以重兵直隸朝廷,則國都必須設在國防前線,才便於統轄指揮,在應天距離北邊前線太遠,是指揮不了的。東南地區是全國的經濟中心,糧餉所出,北方為了邊防安全,又必須建立為軍事中心。國都如建設在東南,和經濟中心結合,則北邊空虛,無力阻止北元的南侵;如建立在北邊,和軍事中心合一,則糧食仍須依靠東南供應,運輸費用太大,極不經濟。


    皇朝都城問題之外,還有皇朝製度問題,是郡縣製呢?還是封建製呢?就曆史上的經驗教訓說,秦、漢、唐、宋之亡,沒有強大的親藩支持屏衛,是原因之一。可是周代封建子弟,又鬧得枝強幹弱,天王威令不行。這兩種製度的折中方案是西漢前期的郡國製,一麵立郡縣,設官分治,集大權於皇朝;一麵又建藩國,封建子弟,付以精兵,使為皇家捍禦。把皇朝建都和製度問題一起解決,設國都於東南財賦之區,封子弟於北邊邊防據點,這樣,在經濟上,在軍事上,在皇家統治權的永久維持上,都可以圓滿地解決了。


    明初定都於應天的重要理由是從經濟上出發的:第一因為江浙富庶,不但有長江三角洲大穀倉,而且還是紡織工業、鹽業的中心,應天是這些物資的集散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35]。第二是吳王時代所奠定的宮闕,也不願輕易放棄,而且如另建都城,則又得再加一番勞費。第三是朱元璋的左右文武重臣都是江淮子弟,也不願意遠離鄉土。第一個理由是主要的,後兩個是次要的。雖然如此,朝廷上下又覺得不是十分妥當,因為從照應北方軍事的觀點來說,這個都城的地理位置偏在東南,顯然是不合適的。洪武元年取下汴梁以後,朱元璋曾親自去視察,認為這地方雖然地位適中,但是在軍事上卻無險可守,四麵受敵,論形勢還不如應天。[36]隻是為了西北未定,要運送糧餉和補充軍力,不能不設置一個軍事上的補給基地,於是模仿古代兩京之製,八月以應天為南京,開封(汴梁)為北京。次年八月,陝西平定,北方全入版圖,形勢改變了,國都重建問題又再次提出。廷臣中有人主張關中險固,金城天府之國;有人建議洛陽為全國中心,四方朝貢距離相等;也有人提出開封是宋朝舊都,漕運方便,又有人以為北平(元大都)宮室完備,建都可省營造費用。各種各樣的意見都引史論今,提出討論。朱元璋批評這些建議都有片麵的理由,但都不全麵,都不能夠適應當前局勢。長安、洛陽、開封過去周、秦、漢、魏、唐、宋都曾經建過都,但從今天的情況說,打了幾十年仗,人民還未休息過來,如在這些地方新建都城,供給力役都出於江南,百姓負擔不了。即使是北平吧,雖然有元朝的舊宮室,總得有些改變,還是費事。還不如仍舊在南京,據形勢之地,長江天塹,龍蟠虎踞,可以立國。次之,臨濠(濠州)前長江,後淮水,地勢險要。運輸方便,也是一個可以建都的地方。[37]就決定以臨濠為中都,動工修造城池宮殿,從洪武二年九月起手,到八年九月,修建工程還在進行。劉基堅決反對,以為臨濠雖然是皇帝鄉裏,但就種種條件說,都不適宜於建都,方才停工。[38]洪武十一年下詔改南京為京師,躊躇了十年的建都問題,到這時才下了決心。[39]


    決心雖然下了,但是為了防禦北元,控扼北方邊防,朱元璋還是有遷都西北的打算,選定的地點仍是長安和洛陽。洪武二十四年八月特派皇太子巡視西北,比較兩地的形勢。太子回來後,獻陝西地圖,提出意見。不料第二年太子病死,遷都大事隻好擱下不談了。[40]


    京師新宮原來是燕尾湖,填湖建宮,地勢南麵高,北麵低,就堪輿家的說法是不合格的。太子死後,老皇帝很傷心,百無聊賴中把太子之死歸咎於新宮風水不好,這年年底親撰《祭光祿寺灶神文》說:


    朕經營天下數十年,事事按古有緒。唯宮城前昂後窪,形勢不稱。本欲遷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勞民。且廢興有數,隻得聽天。唯願鑒朕此心,福其子孫。[41]


    六十五歲的白發衰翁,既迷信,又失去勇氣,隻好求上天保佑,從此不再提遷都的話了。


    分封諸王的製度,決定於洪武二年四月初編《皇明祖訓》的時候,三年四月封第二子到第十子為親王。但是,諸王的就藩,卻在洪武十一年決定以南京為京師之後。[42]從封王到諸王就藩前後相隔九年,原因是諸子有的沒有成年,和國都未定,牽連到立國製度也不能決定。到京師決定後,第二子秦王建國於西安,第三子晉王建國於太原。十三年第四子燕王建國於北平。出鎮在沿長城一線的邊防重鎮。十四年第五子周王建國於開封,第六子楚王建國於武昌。十五年第七子齊王建國於青州,十八年潭王到長沙,魯王到兗州。以後其他幼王先後成年就國,星羅棋布,分駐在全國各軍略要地,鎮壓人民的反抗。


    就軍事形勢而論,諸王國的建立分作第一線和第二線,或者說是前方和後方。第一線諸王的任務是防止北元入侵,憑借天然險要,建立軍事重點,有塞王之稱。諸塞王沿長城線立國,又可分作外內二線:外線東渡榆關,跨遼東,南接朝鮮。北聯開原,控扼東北諸部族,以廣寧為中心,建遼國;經漁陽(今河北薊縣)、盧龍,出喜峰口,切斷北元南侵道路,以大寧為中心,包括今朝陽、赤峰一帶,建寧國;北平地勢險要,建燕國;出居庸,蔽雁門,以穀王駐宣府(今河北省宣化),代王駐大同;逾河而西,北保寧夏,倚賀蘭山,以慶王守寧夏;又西向控扼河西走廊,扃嘉峪,護西域諸國,建肅國。東從開原,西到瓜、沙,聯成一氣。內線是太原的晉國和西安的秦國。後方諸王是對內的,開封有周王,武昌有楚王,青州有齊王,長沙有潭王,兗州有魯王,成都有蜀王,荊州有湘王,桂林有靖江王等國。[43]


    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設置官屬。親王的冕服車旗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見親王都要俯首拜謁,不得鈞禮。地位雖然極高極貴,卻沒有土地,也不能統治人民,不能幹預民政。王府之外,便歸朝廷所任命的各級官吏治理。另一方麵,諸王卻有統兵和指揮軍事之權,每王府設親王護衛指揮使司,有三護衛,護衛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萬九千人。[44]塞王的兵力尤其雄厚,如寧王所部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蒙古騎兵,驍勇善戰。[45]秦、晉、燕三王的護衛特別經朝廷補充,兵力也最強。[46]《皇明祖訓》規定:“凡王國有守鎮兵,有護衛兵。其守鎮兵有常選指揮掌之。其護衛兵從王調遣。如本國是險要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鎮兵護衛兵並從王調遣。”而且守鎮兵的調發,除皇帝的禦寶文書以外,並須得親王令旨,方得發兵。《祖訓》規定:“凡朝廷調兵,須有禦寶文書與王,並有禦寶文書與守鎮官。守鎮官既得禦寶文書,又得王令旨,方許發兵。無王令旨,不得發兵。”[47]這一項規定使親王成為地方守軍的監視人,是皇帝在地方的軍權代表。平時以護衛軍監視地方守軍,單獨可以應變;戰時指揮兩軍,獨當一麵,朱元璋把軍權付托給親生兒子,這樣就可以放心了。諸塞王每年秋天勒兵巡邊,遠到塞外,練兵習武,叫作“肅清沙漠”。[48]凡塞王都參與軍務,內中晉、燕二王屢次受命將兵出塞,和築城、屯田,大將如宋國公馮勝、潁國公傅友德都受其節製,軍中小事專決,大事才報告朝廷,二王軍權獨重,立功也最多。[49]


    以親王守邊,專決軍務。內地各大都會,也都以親王出鎮,每一個王國都是軍事中心,這樣,國都雖然遠在東南,也不會有什麽問題了。朱元璋以為這樣安排,十分妥帖。但是他沒有想到,給兒子以過重的軍權,會造成皇家的內部矛盾。他死後不久,建文帝就怕諸王過於強大,削奪藩王權力,燕王就起兵反對建文帝,發生內戰,燕王做了皇帝,遷都北平。把他的建都和邊防兩樁計劃,打得稀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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