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7日
法國上空某處
機艙裏的燈突然亮了。
我聽到廣播係統叮的一聲響了。一個聲音告訴我們，飛機已經開始在巴黎上空降落了。
於連靠過來調整好我的座椅安全帶，確保我的座位已經鎖好，座椅靠背也已調直。我是安全的。
“再一次降落在巴黎是什麽感覺，媽媽？”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幾個小時之後，我手邊的電話響了起來。
接起電話時，我仍舊處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你好？”
“嘿，媽媽。你睡了嗎？”
“我睡了。”
“三點鍾了，你什麽時候需要出發去參加團聚活動？”
“我們在巴黎走走吧，我一個小時之內就能做好準備。”
“我過來接你。”
我緩緩地從和內布拉斯加州一般大小的床上爬了起來，朝著到處都鋪著大理石的浴室走去。一個舒服的熱水澡讓我振奮起精神、清醒了過來，可直到我在一片浮華中坐下，注視著自己被鑲了光圈的橢圓鏡放大的臉龐時，這才反應過來。
我回家了。
我是個美國公民，在美國而不是法國度過了自己大半的人生，但事實卻是，這些都不重要——我回家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臉上塗抹了一些化妝品，然後用不停顫抖的手把雪白的頭發在後脖頸處盤了一個發髻。鏡子裏，我看到了一個優雅的老婦人。她有著天鵝絨般皺褶的皮膚，淡粉色的雙唇泛著光澤，眼中卻夾雜著些許的憂慮。
這是我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了。
從鏡子前站起身來，我走到衣櫥前，取出了我帶來的冬裝——白色休閑褲和高領毛衣，這才想起彩色的衣服也許才是更好的選擇。可我收拾行李時並沒有多想。
我做好準備時，於連也趕到了。
他領著我走出大堂，仿佛我是個盲人或者身有殘疾似的。我任由他扶著我穿過優雅的酒店大堂，走進了春光燦爛的巴黎。
當他開口要求門童為我們叫一輛出租車時，我堅持表示了反對，“我們可以步行去參加重聚活動。”
他皺起了眉頭，“可活動的地點在西岱島上呀。”
聽到他的發音，我的臉抽搐了一下，可這是我自己的錯，真的。
我看到了門童的笑容。
“我兒子喜歡地圖。”我說，“他以前從沒有來過巴黎。”
那個男人點了點頭。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媽媽。”於連說著走過來站到我的身邊，“而且你……”
“老了？”我忍不住笑了，“我也是個法國人。”
“你穿的是高跟鞋。”
再一次，我開口答道：“我是個法國人。”
於連轉向門童求助，對方舉起戴著手套的雙手說了一句：“這就是生活，先生。”
“好吧。”於連終於答應了，“我們走吧。”
我抓住了他的胳膊。就在我們挽著彼此的手臂走上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的那個美妙瞬間，我感覺自己又變成了一個小女孩。車流疾駛過我們的身邊，刺耳的喇叭聲不絕於耳；男孩們踩著滑板在遊客和出門享受美好下午的當地人中間來回穿梭；空氣中充滿了栗花的香味，飄蕩著烤麵包、肉桂、汽油、汽車尾氣和被烤熱了的石頭的味道——這些味道總是能夠讓我想起巴黎。
在我的右手邊，我看到了母親最喜歡的一家烘焙坊，突然想起了媽媽遞給我一個蝴蝶馬卡龍時的畫麵。
“媽媽？”
我朝他笑了笑。“來。”我迫切地說道，領著他走進那家小小的店鋪。排隊的人很多，我在隊尾站住了腳。
“我以為你不喜歡吃餅幹呢。”
我沒有理會他，眼睛凝視著裝滿彩色馬卡龍和巧克力麵包的玻璃櫥櫃。
輪到我的時候，我買了兩個馬卡龍——一個椰子口味，一個樹莓口味。我把手伸進袋子裏，拿出了椰子口味的那個馬卡龍，遞給了於連。
我們再一次回到街道上，邁開了步子。他咬了一口，猛地停了下來。“哇哦。”過了一分鍾，他感歎了一句。緊接著，又是一聲“哇哦”。
我笑了。所有人都會記得自己第一次品嚐到巴黎味道的瞬間，這就是屬於他的那個瞬間。
他舔著手指、扔掉了包裝袋，再一次挽起了我的手臂。
路過一家俯瞰塞納河的漂亮小酒館，我提議：“我們進去喝上一杯葡萄酒吧。”
時間剛過五點，是上流社會的雞尾酒時間。
我們在室外找了一個座位坐下，就在一棵盛放著鮮花的栗子樹撐開的樹蔭下。街道對麵的河岸上，小販們在綠色的涼亭裏支起了攤位，叫賣著舊油畫、老《時尚》雜誌封麵和埃菲爾鐵塔鑰匙鏈之類的東西。
我們分享著用紙包裹著的油膩薯條，嘬著杯中的葡萄酒。一杯變成了兩杯，從傍晚坐到薄暮時分。
我已經忘了時間在巴黎能夠流逝得多麽的輕緩。和這座城市洋溢的活力一樣，這裏也蘊含著一絲寧靜，一絲引人入勝的平和。身處巴黎，手握一隻葡萄酒杯，這就是“存在”的意義。
塞納河畔，華燈初上，公寓的窗戶紛紛變成了金色。
“七點了。”於連說。我這才意識到他一路都在計時，等待著。他太美國了。我這個年輕的兒子從不懂得悠閑地坐下，忘乎所以。他這是想讓我安下心來。
我點了點頭，看著他支付了賬單。我們起身之後，一對穿著考究的夫婦各自舉著一支香煙坐在我們的座位上。
於連和我挽著彼此的手臂走在塞納河上最古老的橋梁——“新橋”上。橋的對岸就是西岱島，昔日巴黎的心髒。巴黎聖母院高聳的粉筆色牆壁看上去如同一隻落下來捕食的巨鳥，伸展著華麗的雙翅。塞納河的河岸邊映照著星星點點的燈光，金色的光暈被波浪攪得有些變形。
“不可思議。”於連說。的確如此。
我們緩慢地步行穿過了這座修建於四百多年前的優雅的大橋。在河對岸，我們看到一個小販正在收拾自己的便攜式攤位。
於連停下腳步，拿起一個古董雪花玻璃球，傾斜了一下，看著舞動的雪花在玻璃球裏翻轉，遮住了裏麵精致的鍍金埃菲爾鐵塔。
我看著那細小的白色雪花，知道這全都是假的——什麽意義也沒有——卻還是想起了我們經曆過的那些可怕冬日，那些鞋子上破著洞，身上裹滿了報紙和家裏所能找到的每一寸布料的日子。
“媽媽，你在發抖？”
“我們遲到了。”我說。於連放下古董雪花玻璃球，領著我再次上路，繞過了等待著進入巴黎聖母院的人群。
酒店位於教堂背後的一條小巷裏，隔壁就是巴黎最古老的主宮醫院。
“我害怕。”話一出口，就連我自己都被這番坦白嚇了一跳。這麽多年以來，我不記得曾經承認過這一點，即便這多半都是真的。四個月前，當他們告訴我癌症又回來了的時候，恐懼讓我哭到淋浴的洗澡水都涼了為止。
“我們不一定要進去的。”他說。
“不，我們一定要進去。”我答道。
我一步一步地邁向前去，直到自己走進了大堂，按照標誌的指示來到了四樓的一間宴會廳。
走出電梯，我聽到一個男人正拿著麥克風說著些什麽，聲音被放大的同時也有些變了形。外麵的走廊上擺放著一張桌子，上麵放著一些名牌，讓我想起了一個名叫《專注》的老電視節目。大部分名牌都已經被取走了，而我的還留在那裏。
我還認出了另一個名字，那張名牌就放在我的那張下麵；一看到它，我的心就微微揪了起來，打了一個結。我伸手拿起我的名牌，撕開背麵的膠帶，把它貼在我凹陷的胸口上。不過，從始至終，我都在看著其他人的名字，還拿起了第二張名牌，低頭看了看。
“夫人！”坐在桌旁的那個女子邊說邊站了起來，看起來有些慌張，“我們一直在等你。你的座位——”
“沒事，我可以站在宴會廳的後麵。”
“別這麽說。”她挽起了我的手臂。我也想過要堅持，當下卻沒有那個毅力。她領著我穿過坐滿了人、折疊座椅從牆壁的一頭擺到了另一頭的宴會廳，來到了三個老婦人就坐的講台後麵。一個穿著起皺的藍色運動外套和卡其褲的年輕男子——他顯然是美國人——正站在講台上。看到我的出現，他停下了自己的演講。
宴會廳裏安靜了下來。我感覺所有人都在注視著我。
我側著身子走過講台後的另一個老婦人身邊，在演講者身旁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了下來。
站在麥克風後麵的這個男子看了看我，說道：“某位特別的來賓今晚也來到了我們身邊。”
我看到於連出現在了宴會廳的後麵，背靠著牆壁、叉著手臂站在那裏，皺起了眉頭。他無疑並不明白人們為什麽會把我安排到講台上去。
“你想說些什麽嗎？”
我想我應該是聽到講台上的那個男人問了兩遍之後才意識這個問題是提給我的。
屋子裏安靜得連椅子的吱吱聲、雙腳在地毯上踏步的聲音和女人們為自己扇扇子的聲音都能夠聽到。我想要說“不，不，不是我”，但我怎麽能這麽怯懦呢？
我緩緩站起身來，走上了演講台。在整理自己思緒的同時，我望向了自己的右手邊，看著那三個同樣坐在講台上的老婦人胸前的名字：艾爾瑪朵拉、伊萊恩和阿努克。
我的手指緊緊地攥住了演講台的邊緣。“我的妹妹伊莎貝爾是個擁有澎湃熱情的女人。”一開始，我壓低了嗓門說道，“她在做所有事情時都會全速衝在前麵，絕不刹車。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們就時常為她感到擔憂。她總是會從寄宿學校、修道院和女子精修學院裏偷跑出來，爬出窗戶，登上火車。我覺得她是個魯莽而又不負責任的姑娘，漂亮得讓人不敢直視。戰爭期間，她利用這一點來反抗我，告訴我她打算為愛私奔去巴黎。我相信了她。
“我相信了她。這麽多年過去了，這仍讓我有些心碎。我應該知道她不是為了跟隨某個男人，而是在跟隨自己的信仰做著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閉上了眼睛，想起伊莎貝爾正站在蓋坦的身旁，雙手環抱著他，滿眼含淚地看著我，充滿愛意。緊接著，她閉上了眼睛，說些了我們沒有人聽得到的話，在那個深愛她的男人的臂彎裏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當時，我眼中看到的是悲劇；此刻，我眼中看到的是美麗。
我記得那一瞬間發生在我家後院裏的每一個細節。紫杉樹的枝杈在我們的頭頂上伸展著，空氣中飄蕩著茉莉花的清香。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第二個名牌。
索菲·莫裏亞克。
我美麗的寶貝女兒，後來長成了一個端莊細心的女人，在我身邊生活了一輩子，總是像隻小母雞一樣為我擔憂發愁和害怕。在經曆了我們所經曆過的一切之後，她對這個世界有些害怕，而這一點讓我痛恨不已。她知道該如何去愛，我的索菲。當癌症纏住她時，她並沒有害怕。最終，我握著她的手，看著她閉上了眼睛。她說了一句：“姨媽……你在這裏啊。”
此時此刻，用不了多久，她們也會等到我的到來，我的妹妹和我的女兒。
我把目光從名牌上移開，再次望向了觀眾。他們並不在乎我已經淚眼蒙矓，“伊莎貝爾和我的父親於連·羅西尼奧爾以及他們的朋友運行著夜鶯逃生路徑，一起挽救了超過一百七十個人的生命。”
我用力地吞咽了一下，“戰爭年間，我和伊莎貝爾並不怎麽交流。為了保護我不被她的舉動所威脅，她疏遠了我。所以我直到伊莎貝爾從拉文斯布呂克回來時才聽說了她所做的一切。”
我擦了擦眼淚。此刻已經沒有椅子吱吱作響和跺腳的聲音了。觀眾一片沉寂，全都抬起頭來凝視著我。我看到站在後麵的於連英俊的臉上露出了探究的困惑表情，這對於他來說全都是新聞。生平第一次，他明白了我們之間還存在著一條鴻溝，而不是橋梁。我現在不隻是他的母親，他的附加物。我是一個完整的女人，一個他不太清楚該如何去理解的女人。“從集中營裏回來的伊莎貝爾已經不是那個曾經在圖爾市的轟炸中幸存下來、還翻越過比利牛斯山的女孩了，她是帶著破碎的心和重病的殘軀回來的。她對許多事情都不太確定，卻對她做過的事情堅信不疑。”我望向了坐在我麵前的那些人，“她去世之前的那一天曾坐在我身邊的樹蔭下，牽著我的手說：‘薇，這對我來說就已經足夠了。’我問她：‘什麽足夠了？’她回答：‘我的人生。足夠了。’
“就是這樣。我知道她挽救過這個房間裏的一些人，但我也知道你們同樣挽救了她。伊莎貝爾·羅西尼奧爾死的時候既是一個英雄，也是一個戀愛中的女人。她不會做出別的選擇，而她一心追求的就是被人銘記。所以，我要謝謝你們所有人，謝謝你們賦予了她生命的意義，激發了她內心最好的一麵，還在這麽多年之後依舊銘記著她。”
我離開演講台，退了回去。
觀眾們如潮水般站起身來，瘋狂地鼓掌。我看到許多老人都流下了眼淚，這才猛然意識到：這些都是她挽救過的那些人的家屬。每一個歸家的男人都創造了一個家庭：更多的人之所以能夠來到這個世上都是因為一個勇敢的女孩和她的父親，還有他們的朋友。
活動結束後，我陷入了一片感激之聲、回憶和照片形成的漩渦之中。宴會廳裏的每一個人都想親自向我表示感謝，告訴我伊莎貝爾和我的父親對於他們來說有多麽大的意義。某一時刻，於連站到了我的身邊，充當起了類似保鏢的角色。我聽見他說：“看起來我們有很多可聊的事情。”我點了點頭，挽著他的手臂向前走去。我盡力扮演著妹妹的使節，為她收集著她值得的所有感謝。
就在我們快要穿過人群時——此刻，圍觀的人群已經愈發稀少了，大家紛紛走向了吧台——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了一句：“你好，薇安妮。”
即便時隔多年，我還是認出了他的雙眼。蓋坦。他的個子比我記憶中矮了一些，肩膀微微有些彎曲，曬黑的臉龐因為天氣和歲月的緣故長滿了深深的皺紋。他留著一頭幾乎齊肩的長發，發色如梔子花般雪白，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一眼認出他來。
“薇安妮。”他說道，“我想讓你見見我的女兒。”他伸手從背後牽過一個頗具古典氣質的漂亮女孩。她穿著別致的黑色緊身上衣，脖子上還圍了一條充滿生氣的粉色絲巾。她朝我走了過來，像朋友一樣對我露出了微笑。
“我叫伊莎貝爾。”她說。
我重重地倚在了於連的手上，猜測蓋坦是否知道這樣小小的紀念對伊莎貝爾來說意味著什麽。
他當然知道了。
他靠過來親吻了我的兩側臉頰，對我耳語道：“我一生都深愛著她。”然後他便撤回了身子。
我們又聊了幾分鍾，沒有談到什麽實在的話題。他很快便離開了。
我一下子感覺疲憊不堪，筋疲力盡。我鬆開兒子霸道的手，穿過人群，走到靜謐的陽台上，步入了夜色之中。巴黎聖母院亮起了燈光，光輝照亮了塞納河黑色的水波。我能夠聽到河水輕拍著石頭的聲音和係艇索的吱嘎聲。
於連跟上來站到我的身旁。
“所以，”他說道，“你的妹妹——我的姨媽——曾被關進過德國人的集中營裏，因為她開辟了一條挽救墜機飛行員的路線。而且這條路線意味著她要去翻越比利牛斯山？”
這個故事從他的口中講出來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味道。
“我為什麽從沒有聽說過這些？不僅是從你的嘴裏？索菲也從沒有提起過一個字。見鬼，我甚至不知道人們可以翻山逃走，也不知道這世上居然還有專為反抗納粹的女性建立的集中營。”
“男人們都很會講故事。”我說。這是對他提出的問題最真實、最簡單的答案。“女人則會帶著故事生活下去。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場影子戰爭。戰爭結束時，沒有人為我們遊行，史書裏也沒有我們的獎章或記載。我們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情非得已。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拾起碎片，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也許這就是我犯下的另一個錯誤——允許她被人遺忘。也許我們本就該提起這件事情。”
“所以伊莎貝爾離家去營救飛行員，父親成了戰俘，你一個人和索菲被留在了家裏。”我知道他已經對我刮目相看，猜測著自己對我到底還有多少未知的事情，“你在戰爭裏做了些什麽，媽媽？”
“繼續活著。”我低聲答道。承認這一點時，我對女兒的想念已經有些難以忍受，因為事實的真相是，我們活下來了。彼此在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難。
“那不可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聽到承認的話語這麽輕易就從我的嘴邊溜了出來，我吃了一驚。
突然，我們望向了彼此，兒子和母親。他用外科醫生洞悉一切的目光凝視著我，沒有錯過我身上的任何一個細節——不管是我新添的皺紋，還是我微微加速的心跳，以及凹陷的喉嚨裏湧動的脈搏。
他撫摩著我的臉，溫柔地笑了。我的兒子。
“你覺得過去會改變我對你的看法？真的是這樣嗎，媽媽？”
“莫裏亞克夫人？”
我很高興有人打斷了我們的對話，因為這是一個我不願回答的問題。
我轉過身來，看到一個英俊的年輕人正等待著和我交談。他是個美國人，但長相卻並不是那麽明顯。也許是紐約人，留著灰色的短發，戴著設計師眼鏡。他的身上穿著一件合體的黑色運動上衣和一件昂貴的白襯衫，下身則是一條褪色的牛仔褲。我向前邁了一步，伸出一隻手。他也同時做出了同樣的動作。就在這時，我們的眼神交匯在了一起。我險些失去了平衡，幸好於連扶住了我，“媽媽？”
我凝視著眼前這個男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那個我深愛的男孩和我最好的女友的影子。“阿裏埃爾·德·尚普蘭。”我把他的名字說成了一聲耳語，一句禱告。
他把我擁入懷中，緊緊地抱住了我。回憶一下子湧上了我的心頭，當他終於放開我時，我們兩個都已經淚流滿麵。
“我從來也沒有忘記你和索菲。”他說，“他們告訴我要忘記，我也試過，可就是做不到。我已經找了你們兩個許多年了。”
我感覺自己的心再一次揪了起來，“索菲大約十五年前去世了。”
阿裏移開了目光。他低聲說道：“我抱著她的毛絨玩具睡了許多年。”
“貝貝。”我想起來了。
阿裏把手伸進口袋裏，掏出了放著我和瑞秋合影的小相框，“我媽媽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把這個交給了我。”
我含著淚低頭望著它。
“你和索菲救了我的命。”阿裏實事求是地說。
我聽見了於連吸氣的聲音，知道他想表達什麽意思。他現在又有問題了。
“阿裏是我好朋友的兒子。”我說，“瑞秋被送往奧斯維辛時，我把他藏在了我們家，即便家裏還有一個納粹軍官與我們同住。那段日子……讓人膽戰心驚。”
“你的母親太謙虛了。”阿裏說，“她在戰爭期間挽救了十九個猶太兒童。”
我在兒子的眼中看到了不可思議的神情，不禁微笑了起來。我們在自己的孩子眼中永遠是不完美的。
法國上空某處
機艙裏的燈突然亮了。
我聽到廣播係統叮的一聲響了。一個聲音告訴我們，飛機已經開始在巴黎上空降落了。
於連靠過來調整好我的座椅安全帶，確保我的座位已經鎖好，座椅靠背也已調直。我是安全的。
“再一次降落在巴黎是什麽感覺，媽媽？”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麽。
幾個小時之後，我手邊的電話響了起來。
接起電話時，我仍舊處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之中，“你好？”
“嘿，媽媽。你睡了嗎？”
“我睡了。”
“三點鍾了，你什麽時候需要出發去參加團聚活動？”
“我們在巴黎走走吧，我一個小時之內就能做好準備。”
“我過來接你。”
我緩緩地從和內布拉斯加州一般大小的床上爬了起來，朝著到處都鋪著大理石的浴室走去。一個舒服的熱水澡讓我振奮起精神、清醒了過來，可直到我在一片浮華中坐下，注視著自己被鑲了光圈的橢圓鏡放大的臉龐時，這才反應過來。
我回家了。
我是個美國公民，在美國而不是法國度過了自己大半的人生，但事實卻是，這些都不重要——我回家了。
我小心翼翼地在臉上塗抹了一些化妝品，然後用不停顫抖的手把雪白的頭發在後脖頸處盤了一個發髻。鏡子裏，我看到了一個優雅的老婦人。她有著天鵝絨般皺褶的皮膚，淡粉色的雙唇泛著光澤，眼中卻夾雜著些許的憂慮。
這是我所能盡到的最大努力了。
從鏡子前站起身來，我走到衣櫥前，取出了我帶來的冬裝——白色休閑褲和高領毛衣，這才想起彩色的衣服也許才是更好的選擇。可我收拾行李時並沒有多想。
我做好準備時，於連也趕到了。
他領著我走出大堂，仿佛我是個盲人或者身有殘疾似的。我任由他扶著我穿過優雅的酒店大堂，走進了春光燦爛的巴黎。
當他開口要求門童為我們叫一輛出租車時，我堅持表示了反對，“我們可以步行去參加重聚活動。”
他皺起了眉頭，“可活動的地點在西岱島上呀。”
聽到他的發音，我的臉抽搐了一下，可這是我自己的錯，真的。
我看到了門童的笑容。
“我兒子喜歡地圖。”我說，“他以前從沒有來過巴黎。”
那個男人點了點頭。
“這是一段很長的路，媽媽。”於連說著走過來站到我的身邊，“而且你……”
“老了？”我忍不住笑了，“我也是個法國人。”
“你穿的是高跟鞋。”
再一次，我開口答道：“我是個法國人。”
於連轉向門童求助，對方舉起戴著手套的雙手說了一句：“這就是生活，先生。”
“好吧。”於連終於答應了，“我們走吧。”
我抓住了他的胳膊。就在我們挽著彼此的手臂走上熙熙攘攘的人行道的那個美妙瞬間，我感覺自己又變成了一個小女孩。車流疾駛過我們的身邊，刺耳的喇叭聲不絕於耳；男孩們踩著滑板在遊客和出門享受美好下午的當地人中間來回穿梭；空氣中充滿了栗花的香味，飄蕩著烤麵包、肉桂、汽油、汽車尾氣和被烤熱了的石頭的味道——這些味道總是能夠讓我想起巴黎。
在我的右手邊，我看到了母親最喜歡的一家烘焙坊，突然想起了媽媽遞給我一個蝴蝶馬卡龍時的畫麵。
“媽媽？”
我朝他笑了笑。“來。”我迫切地說道，領著他走進那家小小的店鋪。排隊的人很多，我在隊尾站住了腳。
“我以為你不喜歡吃餅幹呢。”
我沒有理會他，眼睛凝視著裝滿彩色馬卡龍和巧克力麵包的玻璃櫥櫃。
輪到我的時候，我買了兩個馬卡龍——一個椰子口味，一個樹莓口味。我把手伸進袋子裏，拿出了椰子口味的那個馬卡龍，遞給了於連。
我們再一次回到街道上，邁開了步子。他咬了一口，猛地停了下來。“哇哦。”過了一分鍾，他感歎了一句。緊接著，又是一聲“哇哦”。
我笑了。所有人都會記得自己第一次品嚐到巴黎味道的瞬間，這就是屬於他的那個瞬間。
他舔著手指、扔掉了包裝袋，再一次挽起了我的手臂。
路過一家俯瞰塞納河的漂亮小酒館，我提議：“我們進去喝上一杯葡萄酒吧。”
時間剛過五點，是上流社會的雞尾酒時間。
我們在室外找了一個座位坐下，就在一棵盛放著鮮花的栗子樹撐開的樹蔭下。街道對麵的河岸上，小販們在綠色的涼亭裏支起了攤位，叫賣著舊油畫、老《時尚》雜誌封麵和埃菲爾鐵塔鑰匙鏈之類的東西。
我們分享著用紙包裹著的油膩薯條，嘬著杯中的葡萄酒。一杯變成了兩杯，從傍晚坐到薄暮時分。
我已經忘了時間在巴黎能夠流逝得多麽的輕緩。和這座城市洋溢的活力一樣，這裏也蘊含著一絲寧靜，一絲引人入勝的平和。身處巴黎，手握一隻葡萄酒杯，這就是“存在”的意義。
塞納河畔，華燈初上，公寓的窗戶紛紛變成了金色。
“七點了。”於連說。我這才意識到他一路都在計時，等待著。他太美國了。我這個年輕的兒子從不懂得悠閑地坐下，忘乎所以。他這是想讓我安下心來。
我點了點頭，看著他支付了賬單。我們起身之後，一對穿著考究的夫婦各自舉著一支香煙坐在我們的座位上。
於連和我挽著彼此的手臂走在塞納河上最古老的橋梁——“新橋”上。橋的對岸就是西岱島，昔日巴黎的心髒。巴黎聖母院高聳的粉筆色牆壁看上去如同一隻落下來捕食的巨鳥，伸展著華麗的雙翅。塞納河的河岸邊映照著星星點點的燈光，金色的光暈被波浪攪得有些變形。
“不可思議。”於連說。的確如此。
我們緩慢地步行穿過了這座修建於四百多年前的優雅的大橋。在河對岸，我們看到一個小販正在收拾自己的便攜式攤位。
於連停下腳步，拿起一個古董雪花玻璃球，傾斜了一下，看著舞動的雪花在玻璃球裏翻轉，遮住了裏麵精致的鍍金埃菲爾鐵塔。
我看著那細小的白色雪花，知道這全都是假的——什麽意義也沒有——卻還是想起了我們經曆過的那些可怕冬日，那些鞋子上破著洞，身上裹滿了報紙和家裏所能找到的每一寸布料的日子。
“媽媽，你在發抖？”
“我們遲到了。”我說。於連放下古董雪花玻璃球，領著我再次上路，繞過了等待著進入巴黎聖母院的人群。
酒店位於教堂背後的一條小巷裏，隔壁就是巴黎最古老的主宮醫院。
“我害怕。”話一出口，就連我自己都被這番坦白嚇了一跳。這麽多年以來，我不記得曾經承認過這一點，即便這多半都是真的。四個月前，當他們告訴我癌症又回來了的時候，恐懼讓我哭到淋浴的洗澡水都涼了為止。
“我們不一定要進去的。”他說。
“不，我們一定要進去。”我答道。
我一步一步地邁向前去，直到自己走進了大堂，按照標誌的指示來到了四樓的一間宴會廳。
走出電梯，我聽到一個男人正拿著麥克風說著些什麽，聲音被放大的同時也有些變了形。外麵的走廊上擺放著一張桌子，上麵放著一些名牌，讓我想起了一個名叫《專注》的老電視節目。大部分名牌都已經被取走了，而我的還留在那裏。
我還認出了另一個名字，那張名牌就放在我的那張下麵；一看到它，我的心就微微揪了起來，打了一個結。我伸手拿起我的名牌，撕開背麵的膠帶，把它貼在我凹陷的胸口上。不過，從始至終，我都在看著其他人的名字，還拿起了第二張名牌，低頭看了看。
“夫人！”坐在桌旁的那個女子邊說邊站了起來，看起來有些慌張，“我們一直在等你。你的座位——”
“沒事，我可以站在宴會廳的後麵。”
“別這麽說。”她挽起了我的手臂。我也想過要堅持，當下卻沒有那個毅力。她領著我穿過坐滿了人、折疊座椅從牆壁的一頭擺到了另一頭的宴會廳，來到了三個老婦人就坐的講台後麵。一個穿著起皺的藍色運動外套和卡其褲的年輕男子——他顯然是美國人——正站在講台上。看到我的出現，他停下了自己的演講。
宴會廳裏安靜了下來。我感覺所有人都在注視著我。
我側著身子走過講台後的另一個老婦人身邊，在演講者身旁的一張空椅子上坐了下來。
站在麥克風後麵的這個男子看了看我，說道：“某位特別的來賓今晚也來到了我們身邊。”
我看到於連出現在了宴會廳的後麵，背靠著牆壁、叉著手臂站在那裏，皺起了眉頭。他無疑並不明白人們為什麽會把我安排到講台上去。
“你想說些什麽嗎？”
我想我應該是聽到講台上的那個男人問了兩遍之後才意識這個問題是提給我的。
屋子裏安靜得連椅子的吱吱聲、雙腳在地毯上踏步的聲音和女人們為自己扇扇子的聲音都能夠聽到。我想要說“不，不，不是我”，但我怎麽能這麽怯懦呢？
我緩緩站起身來，走上了演講台。在整理自己思緒的同時，我望向了自己的右手邊，看著那三個同樣坐在講台上的老婦人胸前的名字：艾爾瑪朵拉、伊萊恩和阿努克。
我的手指緊緊地攥住了演講台的邊緣。“我的妹妹伊莎貝爾是個擁有澎湃熱情的女人。”一開始，我壓低了嗓門說道，“她在做所有事情時都會全速衝在前麵，絕不刹車。在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們就時常為她感到擔憂。她總是會從寄宿學校、修道院和女子精修學院裏偷跑出來，爬出窗戶，登上火車。我覺得她是個魯莽而又不負責任的姑娘，漂亮得讓人不敢直視。戰爭期間，她利用這一點來反抗我，告訴我她打算為愛私奔去巴黎。我相信了她。
“我相信了她。這麽多年過去了，這仍讓我有些心碎。我應該知道她不是為了跟隨某個男人，而是在跟隨自己的信仰做著一些重要的事情。”我閉上了眼睛，想起伊莎貝爾正站在蓋坦的身旁，雙手環抱著他，滿眼含淚地看著我，充滿愛意。緊接著，她閉上了眼睛，說些了我們沒有人聽得到的話，在那個深愛她的男人的臂彎裏呼出了最後一口氣。
當時，我眼中看到的是悲劇；此刻，我眼中看到的是美麗。
我記得那一瞬間發生在我家後院裏的每一個細節。紫杉樹的枝杈在我們的頭頂上伸展著，空氣中飄蕩著茉莉花的清香。
我低頭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第二個名牌。
索菲·莫裏亞克。
我美麗的寶貝女兒，後來長成了一個端莊細心的女人，在我身邊生活了一輩子，總是像隻小母雞一樣為我擔憂發愁和害怕。在經曆了我們所經曆過的一切之後，她對這個世界有些害怕，而這一點讓我痛恨不已。她知道該如何去愛，我的索菲。當癌症纏住她時，她並沒有害怕。最終，我握著她的手，看著她閉上了眼睛。她說了一句：“姨媽……你在這裏啊。”
此時此刻，用不了多久，她們也會等到我的到來，我的妹妹和我的女兒。
我把目光從名牌上移開，再次望向了觀眾。他們並不在乎我已經淚眼蒙矓，“伊莎貝爾和我的父親於連·羅西尼奧爾以及他們的朋友運行著夜鶯逃生路徑，一起挽救了超過一百七十個人的生命。”
我用力地吞咽了一下，“戰爭年間，我和伊莎貝爾並不怎麽交流。為了保護我不被她的舉動所威脅，她疏遠了我。所以我直到伊莎貝爾從拉文斯布呂克回來時才聽說了她所做的一切。”
我擦了擦眼淚。此刻已經沒有椅子吱吱作響和跺腳的聲音了。觀眾一片沉寂，全都抬起頭來凝視著我。我看到站在後麵的於連英俊的臉上露出了探究的困惑表情，這對於他來說全都是新聞。生平第一次，他明白了我們之間還存在著一條鴻溝，而不是橋梁。我現在不隻是他的母親，他的附加物。我是一個完整的女人，一個他不太清楚該如何去理解的女人。“從集中營裏回來的伊莎貝爾已經不是那個曾經在圖爾市的轟炸中幸存下來、還翻越過比利牛斯山的女孩了，她是帶著破碎的心和重病的殘軀回來的。她對許多事情都不太確定，卻對她做過的事情堅信不疑。”我望向了坐在我麵前的那些人，“她去世之前的那一天曾坐在我身邊的樹蔭下，牽著我的手說：‘薇，這對我來說就已經足夠了。’我問她：‘什麽足夠了？’她回答：‘我的人生。足夠了。’
“就是這樣。我知道她挽救過這個房間裏的一些人，但我也知道你們同樣挽救了她。伊莎貝爾·羅西尼奧爾死的時候既是一個英雄，也是一個戀愛中的女人。她不會做出別的選擇，而她一心追求的就是被人銘記。所以，我要謝謝你們所有人，謝謝你們賦予了她生命的意義，激發了她內心最好的一麵，還在這麽多年之後依舊銘記著她。”
我離開演講台，退了回去。
觀眾們如潮水般站起身來，瘋狂地鼓掌。我看到許多老人都流下了眼淚，這才猛然意識到：這些都是她挽救過的那些人的家屬。每一個歸家的男人都創造了一個家庭：更多的人之所以能夠來到這個世上都是因為一個勇敢的女孩和她的父親，還有他們的朋友。
活動結束後，我陷入了一片感激之聲、回憶和照片形成的漩渦之中。宴會廳裏的每一個人都想親自向我表示感謝，告訴我伊莎貝爾和我的父親對於他們來說有多麽大的意義。某一時刻，於連站到了我的身邊，充當起了類似保鏢的角色。我聽見他說：“看起來我們有很多可聊的事情。”我點了點頭，挽著他的手臂向前走去。我盡力扮演著妹妹的使節，為她收集著她值得的所有感謝。
就在我們快要穿過人群時——此刻，圍觀的人群已經愈發稀少了，大家紛紛走向了吧台——我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對我說了一句：“你好，薇安妮。”
即便時隔多年，我還是認出了他的雙眼。蓋坦。他的個子比我記憶中矮了一些，肩膀微微有些彎曲，曬黑的臉龐因為天氣和歲月的緣故長滿了深深的皺紋。他留著一頭幾乎齊肩的長發，發色如梔子花般雪白，但我在任何地方都能一眼認出他來。
“薇安妮。”他說道，“我想讓你見見我的女兒。”他伸手從背後牽過一個頗具古典氣質的漂亮女孩。她穿著別致的黑色緊身上衣，脖子上還圍了一條充滿生氣的粉色絲巾。她朝我走了過來，像朋友一樣對我露出了微笑。
“我叫伊莎貝爾。”她說。
我重重地倚在了於連的手上，猜測蓋坦是否知道這樣小小的紀念對伊莎貝爾來說意味著什麽。
他當然知道了。
他靠過來親吻了我的兩側臉頰，對我耳語道：“我一生都深愛著她。”然後他便撤回了身子。
我們又聊了幾分鍾，沒有談到什麽實在的話題。他很快便離開了。
我一下子感覺疲憊不堪，筋疲力盡。我鬆開兒子霸道的手，穿過人群，走到靜謐的陽台上，步入了夜色之中。巴黎聖母院亮起了燈光，光輝照亮了塞納河黑色的水波。我能夠聽到河水輕拍著石頭的聲音和係艇索的吱嘎聲。
於連跟上來站到我的身旁。
“所以，”他說道，“你的妹妹——我的姨媽——曾被關進過德國人的集中營裏，因為她開辟了一條挽救墜機飛行員的路線。而且這條路線意味著她要去翻越比利牛斯山？”
這個故事從他的口中講出來充滿了英雄主義的味道。
“我為什麽從沒有聽說過這些？不僅是從你的嘴裏？索菲也從沒有提起過一個字。見鬼，我甚至不知道人們可以翻山逃走，也不知道這世上居然還有專為反抗納粹的女性建立的集中營。”
“男人們都很會講故事。”我說。這是對他提出的問題最真實、最簡單的答案。“女人則會帶著故事生活下去。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場影子戰爭。戰爭結束時，沒有人為我們遊行，史書裏也沒有我們的獎章或記載。我們在戰爭中的所作所為都是情非得已。戰爭結束之後，我們拾起碎片，重新開始自己的生活。也許這就是我犯下的另一個錯誤——允許她被人遺忘。也許我們本就該提起這件事情。”
“所以伊莎貝爾離家去營救飛行員，父親成了戰俘，你一個人和索菲被留在了家裏。”我知道他已經對我刮目相看，猜測著自己對我到底還有多少未知的事情，“你在戰爭裏做了些什麽，媽媽？”
“繼續活著。”我低聲答道。承認這一點時，我對女兒的想念已經有些難以忍受，因為事實的真相是，我們活下來了。彼此在一起，克服了重重困難。
“那不可能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當然。”聽到承認的話語這麽輕易就從我的嘴邊溜了出來，我吃了一驚。
突然，我們望向了彼此，兒子和母親。他用外科醫生洞悉一切的目光凝視著我，沒有錯過我身上的任何一個細節——不管是我新添的皺紋，還是我微微加速的心跳，以及凹陷的喉嚨裏湧動的脈搏。
他撫摩著我的臉，溫柔地笑了。我的兒子。
“你覺得過去會改變我對你的看法？真的是這樣嗎，媽媽？”
“莫裏亞克夫人？”
我很高興有人打斷了我們的對話，因為這是一個我不願回答的問題。
我轉過身來，看到一個英俊的年輕人正等待著和我交談。他是個美國人，但長相卻並不是那麽明顯。也許是紐約人，留著灰色的短發，戴著設計師眼鏡。他的身上穿著一件合體的黑色運動上衣和一件昂貴的白襯衫，下身則是一條褪色的牛仔褲。我向前邁了一步，伸出一隻手。他也同時做出了同樣的動作。就在這時，我們的眼神交匯在了一起。我險些失去了平衡，幸好於連扶住了我，“媽媽？”
我凝視著眼前這個男人。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那個我深愛的男孩和我最好的女友的影子。“阿裏埃爾·德·尚普蘭。”我把他的名字說成了一聲耳語，一句禱告。
他把我擁入懷中，緊緊地抱住了我。回憶一下子湧上了我的心頭，當他終於放開我時，我們兩個都已經淚流滿麵。
“我從來也沒有忘記你和索菲。”他說，“他們告訴我要忘記，我也試過，可就是做不到。我已經找了你們兩個許多年了。”
我感覺自己的心再一次揪了起來，“索菲大約十五年前去世了。”
阿裏移開了目光。他低聲說道：“我抱著她的毛絨玩具睡了許多年。”
“貝貝。”我想起來了。
阿裏把手伸進口袋裏，掏出了放著我和瑞秋合影的小相框，“我媽媽在我大學畢業的時候把這個交給了我。”
我含著淚低頭望著它。
“你和索菲救了我的命。”阿裏實事求是地說。
我聽見了於連吸氣的聲音，知道他想表達什麽意思。他現在又有問題了。
“阿裏是我好朋友的兒子。”我說，“瑞秋被送往奧斯維辛時，我把他藏在了我們家，即便家裏還有一個納粹軍官與我們同住。那段日子……讓人膽戰心驚。”
“你的母親太謙虛了。”阿裏說，“她在戰爭期間挽救了十九個猶太兒童。”
我在兒子的眼中看到了不可思議的神情，不禁微笑了起來。我們在自己的孩子眼中永遠是不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