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危險關係:女性之間的友誼
我的孤單，我的自我：單身女性的時代 作者：麗貝卡·特雷斯特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009年，兩名華盛頓女子應邀參加《緋聞女孩》（gossip girl）的觀摩聚會。安·弗裏德曼（ann friedman）那年27歲，她帶著男友同來；艾米娜托·索烏（aminatou sow）那年24歲，穿了一件專門為這次聚會準備的襯衣，上麵印有“chuck+ir”——劇中的兩名性感主角。她們一見麵就引起了彼此的注意。
安是一個能說會道又風趣的高個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簡稱）說她隻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尋找的那個人。那天晚上聚會結束的時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這邊走來，可是他們沒有。“那天我非常傷心，”艾米娜說。但是她回到家裏發現安已經在facebook上加她為好友，那個時候她就知道，她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許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這兩名女子又同時被邀請去參加另外一個活動。此後她們就開始經常一起出去玩，並發現她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流行文化和時裝。安是記者，艾米娜是一名數字策略師，為了相互之間增進了解，她們創建了一個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記錄她們對文學、政治和時尚的癡迷。“我們很有共同語言，”艾米娜說。
“我們的關係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單獨采訪中，安也這麽承認。
雖然她們之間不是性的關係，但是這樣的一見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安說，她從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卻又從男人那裏得不到的東西，促進我變得更好，又不會常常顯出對我的失望”。沒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請教情感、個人問題和工作問題，讓她給予幫助和建議。“這些問題別人都說問男朋友，可我都是問艾米娜，”安說。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說男人是能夠讓我們人生圓滿的人，因此我們要和男人之間形成那種能夠影響我們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間也可以結成同樣的關係，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視的事實之一。
女性之間的友情長久以來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或社會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但是如果機緣未現，沒有婚姻指導她們情感和心靈的成長，同性朋友就是為她們帶來慰藉的親密夥伴。
如今，雖然婚姻從理論上來說比過去更能讓人得到心靈上的滿足，但是隨著現代人的晚婚趨勢，女性發現她們並非一定要通過和男人攜手，或者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才能成長和塑造自己，才能構築夢想和樹立人生目標。相反，她們還可以和同樣是女性的其他人——她們的女性朋友——並肩奮鬥，實現自我。
艾米娜托·索烏出生於幾內亞，父親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親是幾內亞首批獲得工科學位的女性之一。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亞、比利時和法國長大，後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為母親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時照顧父親和兄弟姐妹，但是沒多久就又回到美國工作。九個月後，她以躲避割禮為由提出的庇護申請獲得批準，留在了美國。
安·弗裏德曼在艾奧瓦州東部長大，畢業於密蘇裏大學，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這樣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裏長大，”艾米娜說，“而安是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女孩，我們在許多方麵都完全不同，我們有許多互補的地方，也存在許多分歧。”
她們共同的地方在於，兩者都主張個人的獨立，並且身體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對不是通過包辦婚姻而是因為兩情相悅結婚的。她的祖父有三個妻子，二十一個孩子，對於來自這樣一個家庭的她來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獨居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她說，單身生活根本“不屬於我來自的世界，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的事”。她是家族中第一個自己掙錢、單獨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為朋友幾個月之後，就和她一同參加《緋聞女孩》聚會的那個男朋友分道揚鑣。成年之後終又單身，這樣的狀態給了她極大的滿足。她說，這主要是因為在她正式恢複單身後的那幾年裏，她發現友誼至關重要。“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有過愛情，也沒發生過性關係，甚至沒有男人接近過，”她說。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們所謂的“被選中的家人”。
“我不隻是從女權主義角度或學術層麵來說，”安解釋說，“我想說的是，如果你選擇在一個人身上投資，那麽你對她投入越多，她也會對你投入越多，這是感情上的一種維係。”這個觀點已在科學界逐漸獲得認同。根據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 angier）的報告，非血緣家庭關係長期被人類學家認為是“擬親屬關係”，但是研究人員“近來推翻了這種區分，他們認為自我組建的家庭和傳統家庭具有同樣的真實性和存在意義”，他們稱之為“自發性親屬”。[1] 安吉爾在報告中稱，自發性親屬關係和我們所稱的普通友誼，區別在於前者“常常成為一個人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可對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賦予歸屬感，緩解經濟壓力和情感壓力”。
安稱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說，“我總是告訴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個人，這不是給她壓力，隻是因為那是我真實的想法。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前生有緣”。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開始發生交融的幾年之後，安做出決定，她要離開華盛頓接受外地的一個工作機會。這次分離對她們的打擊非常大。
艾米娜對她們分別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告別聚會，等等。在安即將遠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奧斯丁後來又到洛杉磯——艾米娜回憶她哭得非常厲害，“早上七點我去買了咖啡回來，就開始歇斯底裏地大哭，”她說，“那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h4>我和薩拉（sara）</h4>
我和薩拉相識於1999年，那時我們都是公司的小職員。最初我們互相間並沒有特別的好感。因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間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後我們在一個聚會上偶然相逢，那時候我們倆都剛剛和男朋友分手，在聊著各自傷心故事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聯係。
我們真正成為朋友是在我們倆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在所在城市立穩腳跟的那段時間。那時我和薩拉幹勁十足，胸懷大誌，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忙裏偷閑的喜悅和認可，我們都熱切渴求放鬆，喜歡分析，喜歡天南海北地談天。我們參加聚會都要帶上對方，成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們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種事情，互相了解家裏的故事，最終也認識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薩拉的關係有時隻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煙，但也有一般是長期伴侶或同胞姐妹之間才有的那種隨意和親密。當然，我們也會聊自己癡迷的男生，講講未曾與外人道之的單相思故事，說說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從月經不規律到避孕套落在體內，一些女生定期會遇到的生理問題。不過這些隻是談資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我們說得更多的是身上發了疹子怎麽辦、怎麽處理辦公室的鬧劇，我們很少談論性高潮或男人的陰莖。我們幫助對方尋找住處、爭取加薪，我們指導對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開支，我們一起為大選瘋狂，一起分享讀書心得，一起看電影，一起滅蟲，一起看頒獎節目。
在友誼關係中，即使是最親密的兩個朋友也不會要求對方心裏隻能有自己一個。就像安說的，“女性之間的友誼，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電影《高地人》（hignder）裏的那種情形，不會說‘隻能有一個’”。
因此，我們二人甚至不能稱為“最好的朋友”，確切地說，我們各自都有許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薩拉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我們一共六人，關係非常密切，經常一起度假。但是我們還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來自老家的朋友、大學時的朋友、關係要好的同事，還有一個已經結婚的朋友，我還經常去她家玩兒。薩拉也有來自匹茲堡的老鄉、大學同學和同事。雖然我們和彼此朋友的關係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們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覺地，我們在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古老而又現代的關係網。關於19世紀的女性關係，曆史學家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經寫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體，相反，她們通常是高度發達的綜合關係網的一部分”[2] 。
友情給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心靈相通的感覺、共同語言和快樂——還有安所說的她和艾米娜之間的那種感覺，那是我希望、但從來沒能在跟男人的愛情和性關係中體驗過的。我僅有的幾次戀愛，幾乎讓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間的關係卻給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麵也獲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東西也更加容易實現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連快樂也更加觸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愛情的替代品。相互產生好感的兩個女性不會安於現狀，相反，她們會去尋找在愛情糾葛中缺失的重要東西，從而進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確定每個人是否注定會遇到那個特別的人，”艾米娜在談到尋找未來的伴侶時說，“但事實上，你希望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東西，我同樣能從我的友誼中得到，這不僅僅是指安。我必須要為自己建這個家，我對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傷了我可以回家療傷。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夠維持這樣的關係。於我而言，朋友不隻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薩拉相遇四年後，薩拉的男友在波士頓有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他們異地戀了一年後不得不做出選擇。他執意要留在波士頓，盡管薩拉在那裏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著薩拉在選擇中糾結我非常心疼。她已經30歲了，喜歡紐約，而且在紐約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錯，她還特別喜歡她住的那套公寓，她愛她的朋友。但是她也愛男友，也想嚐試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適應。
人近中年麵臨這樣的折騰，讓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畢竟，我們年輕的時候彈性大，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別人進入我們的生活，但是單身的我們在承擔責任、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過程中獨自成長，我們自己開立銀行賬戶、自己貸款、自己簽訂租約。我們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礎，和別人的生活建立了聯係，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漸漸定型，可變性越來越小。現在卻要將這一切推倒，在別處重來，這比在22歲就找個人結婚，兩人一起共同建設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
薩拉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頓的那天，一群朋友過來為她關上運輸車的大門，和她擁抱告別，目送她驅車離去。她走了，留我獨自生活，想到這裏我哭了。
我心裏非常清楚薩拉是應該走的。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們都希望彼此不僅能擁有深厚的友誼、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時光，還能從愛情和性伴侶那裏得到溫暖而實用的關係。我們倆也都清楚地知道我們渴望愛，渴望來自愛情的承諾，渴望家庭的美好。那個時候我就想，如要實現這一切，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棄獨立的生活。
我並不想把我和薩拉的友情，以及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侶之前的替代品或臨時組合，但也不能否認，我們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和維持我們的親密關係——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愛人教會我們處世之道的這些年裏，我們學會分享，學會吵架後互相妥協和溝通，學會克服嫉妒、打發無聊時光。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使對方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侶建立健康幸福的聯合。友情使薩拉和男友的關係成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將太空梭送入了軌道，然後不可避免地和它脫離，獨自哀傷。我之所以能夠對艾米娜所講的安離開她投奔男友的故事產生共鳴，是因為薩拉的離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遠遠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傷心。
很久以前我寫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當時的悲痛心情——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寫這樣一本書。我在書中說，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裏成長，我們的成年生活並不孤單，我們可以成為彼此實際意義上的配偶。
我哭著向另一位朋友訴說，這位長我十歲、三十好幾仍舊單身的生活導師一向悲觀，但是沒想到這次她卻安慰我說：“放心吧，她會回來的。”我說，哦，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但那不一樣。可我這位朋友卻更加肯定地說：“不，她會回來的，她的生活在這裏。”
我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麽如此有把握地認為薩拉會回來。薩拉怎麽可能回來呢？很早以前我就從勞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還有喬·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我太清楚這一點了。命中的安排也許可以推延，但婚姻終究還是女人的最終目的地，它就像牽引光束一樣，終會將我們全都吸引過去。
可以說，我和薩拉的故事結束了。 <h4>她是我的人</h4>
安走後，艾米娜的悲傷久久不散，她重新開始做心理治療，因為“可以說話的人走了”。同時她感到自己在華盛頓的關係網絡也散了，因此打算離開這個城市。“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說，“沒有她，華盛頓對我來說也沒有了意義。”
安在洛杉磯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對這個新的城市也漸漸產生了感情，要她回到東部幾乎是不可能了。艾米娜想起了她們倆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車牌，她對新家的喜歡溢於言表。艾米娜記得她對安說：“看到你愛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 的心在變大。”
一對情侶，若是一方在別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兩人會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歡南方，那麽他們通常會協商去哪裏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們被教導的那樣，在我們的成人生活中，我們不應將朋友列入最難解的邏輯等式，不可以、也不應該圍繞友情來建設我們的生活，相反，我們生活的中心應該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還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確實包含了對未來的打算。她們討論過搬家，“這種分處兩地的關係讓我感到非常疲憊，不久我們當中會有一個搬到另一個那裏去，”艾米娜說。安也認同這個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難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裏也不現實。2013年，艾米娜搬到紐約，那是安最不喜歡的城市，她們盡量六個星期見一次麵，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給她發短信，”安說，“如果她哪天沒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為我已經死了。”有一年安帶領一個團隊，她非常謹慎，從來不和同事說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說，“他們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讓我同事知道安，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說，“大家都隻說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讓他們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我甚至沒想過說她是我好朋友，因為安對我來說遠遠不止是好朋友。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個人，她是我的人。”
雖然艾米娜說“我的人”這個說法，和電視劇《實習醫生格蕾》（grey’s anatomy）並無聯係，但那正是這部劇裏使用的語言。劇中最主要的人物線索是外科醫生梅雷迪斯和克裏斯汀娜之間的友情，兩人之間不是性關係，而是彼此深愛著的友誼。她們倆都是強悍的人，經常吵架、互相較勁，卻同睡一張床、同喝一瓶酒，她們都不喜歡擁抱，不喜歡廉價的情感，對工作和愛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親昵、獨占性地互稱“我的人”。《實習醫生格蕾》是珊達·萊梅斯（shonda rhimes）的作品，這位多產的作家執導過形形色色的女性電視劇，因此她的娛樂王國常常被人稱為“珊達鄉”（shondnd）——一個幻想中的女性權力世界。萊梅斯是一名有三個孩子的未婚媽媽。
長久以來，女性之間這種彼此相屬的親密關係在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傳統婚姻家庭關係之外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學者莎倫·法默（sharon farmer）曾經寫道，在中世紀的巴黎，“單身女子有時可以從其他無婚戀女性的友誼中得到生活、經濟和情感上的幫助”。[3] 她還指出，在巴黎的稅務記錄中，有證據表明，在13、14世紀的時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稅了。
未婚女性的親密關係非常醒目，以致兩個女子之間的堅固友誼（經常還有床伴關係）常常出現在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設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夢》的女主人公海倫娜，她稱她和赫米婭有著人與人之間那種“古老的愛”，她們是“結在同一莖上的兩顆可愛的果實，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我們的心卻連在一起”。在19世紀的美國，西進運動造成東部地區大量男子流失，女性與男性締結婚姻的概率降低，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結成家庭伴侶關係的現象，俗稱“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s）。
隨著寄宿學校和女子學院中年輕姑娘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得到了認同，甚至這種關係還專門有個表述，叫她們“有戲”（they were“smashed”）。正如貝琪·伊瑟列所寫，父母是讚同女伴關係的，他們認為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這種關係一旦形成，她們可以互相教會對方信任、忠誠、寬容和忍耐”。伊瑟列指出，她們彼此在實踐中培養這些品質，對於今後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從未在丈夫身上找到這種感覺”。
學者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愛與儀式：19世紀的美國女性關係》（“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tions between women in 19th century america”）中寫道，女性關係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幾個世紀男女世界兩極分化決定的，造成了她所謂的“男女之間的情感隔離”。[4]
在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工廠宿舍裏，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長的過程中互相指引，在戀愛和結婚生子的過程中形成親密的關係，正如史密斯–羅森伯格所言，她們“在情感上互相親近”。那些在單性別環境下長大、接受教育和處世訓練的男女結成夫妻後，“雙方都必須做出改變，以適應與另一個人的共同生活，而這另一個人，從本質上說是來自完全不同的群體”[5] 。史密斯–羅森伯格在文章中寫道，“女性之間的相互關係，其主要特點是親密、自由的情感表達，身體接觸不受約束，而男女之間的關係則往往相反”。
在過去，結婚主要是出於財務和社會角度的考慮，人們想從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樂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滿足。那個時候常常是友誼給了女性關心和親情，她們和朋友進行心靈溝通，討論政治觀點。這種關係在女性生活中至關重要，即使在一方或雙方成家之後，她們之間的情誼也會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婚後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會在同性關係中尋找丈夫無法給予的東西。正如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這位忠於婚姻的妻子和五個孩子的母親，在說到她的女伴蘇珊·安東尼時說，“我們的生活、目標和經曆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一旦分開，我們就會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尋找現實生活和內心深處滿足感的，不僅僅是女性。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煙草種植園裏共同生活，人們稱之為“夥伴”。[6] 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約書亞·斯皮德（joshua 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致信給斯皮德說，“我想做你朋友的願望是永遠不變的”[7] 。而根據《大西洋月刊》（the antic）的報道，加菲爾德總統（james garfield）和他的大學好友哈利·羅茲（harry rhodes）也情深意篤，他曾經寫信說“我願我們能夠清醒地相擁著度過一個不眠的長夜”。[8]
同性朋友之間的親密語言、床頭的肌膚相親，在許多現代人看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同性戀行為。有些當然是確定無疑的，然而，同性戀作為一種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紀初才出現的，所以現在很難回頭去評判，當時許多同性之間那些有身體接觸的親密關係。
當然，也有女性不僅承認而且公開表明自己對某個同性的鍾情和生活上的依戀。改革家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 wird）一生隻和女子相愛並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發表的自傳中寫道，“女子與女子相愛的現象與日俱增……等到每個能幹而謹慎的女人都有能力體麵地養活自己的時候，每個村子都會出現‘兩人暗結同心’的現象，而且這兩個人均為女性”[9] 。
另有一些人試圖強調生理衝動和愛的衝動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先驗主義作家、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弗勒（margaret fuller）曾和卡羅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保持著長久的書信友誼，晚年她和一名男子熱戀、並且可能與他結婚，她在信中談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關係時寫道，“我一度熱戀安娜，當時我有非常強烈的感覺……這種愛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無數的珍寶，並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顆閃光的寶石，照亮了許多人性的黑暗”。但同時弗勒也認為，雖然“無論男女，同性之間確實可以產生愛情”，但是這種關係“純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級本能的褻瀆”。[10]
史密斯–羅森伯格認為，由於當代人對個體的性衝動有種先入為主的認識，因此長久以來，當我們考察女性友誼的時候，社會政治背景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蓋掉了。女性關係中性的因素也許對她們本人來說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的真正區別，對於我們研究她們在彼此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知道，在同性戀身份遠比過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間還是會建立起感情濃烈、且常常不避諱身體接觸的關係。這種感情如果不細究很容易被人理解為同性戀，但事實上她們未必有性的關係。
我在初中的時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會有人說我是“拉拉”。然而我和朱迪從來都不喜歡像許多其他女孩那樣有過多的身體交流——比如說擁抱或者相互編辮子——我們之間顯然是少女之間純粹的友情。
那時我和朱迪都沒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確定地說，我們沒有不是因為在彼此身上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們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關愛自我，渴望心靈的相通。如果沒有匹配的愛情來照亮我們，我們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強光互相照射。我們在生日賀卡上、學校年鑒的留言上、筆記本上寫下長段長段的親密話語，在課間交換。我們開著隻有我們自己才懂的玩笑，我們討論海灣戰爭，我們一起看《當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我們會因為其他朋友的闖入而心生嫉妒，甚至興趣的改變也會引起對方的不滿，生怕兩人從此不能像鏡像那樣完全重合。
我們用什麽標準來正確判定“真正的”伴侶關係呢？兩個人必須經常有性的接觸、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侶嗎？他們必須經常互相給予性的滿足、而且互相忠誠嗎？如果按照這些標準來看，那麽，許多異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侶關係。
並非隻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許的戀愛關係，才能夠支撐女性的生活，也並非隻有它們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為她們指引方向，給予她們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對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區別女性伴侶和異性伴侶，那就是在同性關係中，不會有一方單憑性別就自動享有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財富。 <h4>“叫囂的姐妹”</h4>
貝蒂娜·陳（bettina chen）和愛麗絲·布魯克斯（alice brooks）一個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一個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她們是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程學碩士學位的時候相識的。“那裏女生很少，”陳談到她們一開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對方的時候說，“我們都是理工學院畢業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語言，很投緣。同時我們也想嚐試為身邊的女性創造更大的空間。”
兩個女孩的關係變得非常親密，她們經常說起自己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工科圈子裏的遭遇，很想做點什麽將更多的年輕女性吸引到她們那個領域中來，交流各自選擇工程專業的原因。貝蒂娜說她小時候總是玩哥哥們留下來的樂高和林肯積木，這些都是麵向男孩銷售的建築玩具。而愛麗絲則記得她曾經想要一個芭比娃娃作為聖誕禮物，最後卻得到一把鋸子，她就用那把鋸子自己製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龍。
布魯克斯說，隨著友誼的加深，她和貝蒂娜開始一起度假，發現彼此相處融洽，於是想到說不定在事業上有合作的可能。隨後她們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係列麵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這不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誕生的公司，它更是為了將更多的女性帶入這個由男人領導的行業中來，而布魯克斯和貝蒂娜這兩位女性正是在這個行業中結識彼此的。
從曆史來看，女性在互相鼓勵和彼此激發中進入了知識領域和公共領域。在這些幾乎不受男性歡迎、更無平等可言的領域裏，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結伴合作成立“睦鄰之家”、“睦鄰學院”，共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身為女性的辯護者、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她們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觀點，共同協作，成為婦女選舉權運動和禁酒運動的中流砥柱以及廢奴運動的核心力量。她們分享工作場所經曆的危險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動了婦女集體勞工訴訟的發展和早期婦女工會的成立。
女性團結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會極大的不安。19世紀反女權運動的新聞記者伊萊紮·林恩·林頓（eliza lynn linton）就將女性團體，尤其是參與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那些婦女，稱為“叫囂的姐妹”。
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剛剛經曆了一個政治和性意識巨變的進步時代，在試圖讓女性重新回歸婚姻的努力中，民眾對女性的友誼再次表示懷疑並進行詆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們擔心女性組織擾亂社會安定。
20世紀20年代，也許不是巧合，大約就在第19條修正案獲得通過的那個時候，“女同性戀”（lesbian）一詞頻繁出現，專指那些關係親密的單身女性。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 coontz）在書中提到，20年代末，美國精神分析師“提出警告說，最常見的性變態之一就是少女之間互相戀慕的傾向”，“他們稱，‘這種變態行為對正常的身心發展和婚姻是極大的威脅’”。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會聯盟，鼓勵異性之間通過戀愛進行更加自由的性嚐試。[11]
為了避免同性結對造成社會動蕩，女性從很小的年齡起就被鼓勵追求男性。男性也有其自身職責，那就是獲得女人心無旁騖的關注——人們越來越認為男性不僅要有金錢和地位，還要為女性提供她們過去隻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現在這些女性朋友卻成了在男人麵前相互爭寵的對手。
在諷刺漫畫裏，年輕女性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她們不再是互相勾結使壞、抱團取暖的傷心戀人——原先她們常以《貝蒂和維羅妮卡》[2] 式的、為吸引異性注意逗狠較勁的麵貌為人所知。現如今，女性之間的競爭關係可不隻是為男人爭風吃醋那麽簡單。20世紀末期隨著為數不多的升職通道的開放，在工廠並肩勞作的工人形象，讓位給了身穿墊肩上裝的職場女強人，她們為了尺寸之柄努力討好巴結男上司，排擠覺得對自己有威脅的女同事或女下屬。權力結構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小人物為了爭奪難得的晉升機會而激發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間依然很難找到平衡，尤其今天，與我們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為了加薪、跳槽和升職和我們競爭。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位女子跟我說起了她在職場上贏過好朋友和她鬧翻的事，她說她的朋友克製不住嫉妒的心理。“我們和男人爭了那麽多年，到頭來還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搶工作。”
這不僅僅限於工作和男人。對女性而言，很多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不管是旅遊或美宅之類的奢侈品，還是教育或可靠的兒童托管服務之類的稀缺資源，女性拿著形形色色的東西與同儕比較，繼而抱怨命運不公。
為了改變現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間是激烈競爭對手的刻板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們所謂的“閃光理論”。“當我們遇見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時，會自然而然地嫉妒她們，”安曾寫道。她說這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意味著“我們的機會少了”，她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遇到智慧、風度、美貌和職業成就都超過你並令你感到緊張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和優秀的人在一起不會讓你失色，相反，你會顯得更優秀。” <h4>婚姻的裂痕</h4>
在以前沒有skype、短信等溝通渠道的時候，女性朋友之間通過書信保持來往。這些書信不僅讓我們對某些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了大致的了解，還向我們展示她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觀念。如果沒有這些書信，她們的生活很可能就會被我們忽視。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對於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們為婚姻和友情爭取空間而付出的努力。
《簡·愛》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愛寫信。她在38歲的時候接受了她父親的助理牧師亞瑟·貝爾·尼科爾斯（arthur bell nicholls）的求婚，她並不愛尼科爾斯，但是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她明白嫁給貝爾可以讓她父親“晚年有個好幫手”。勃朗特不僅向閨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自己決定結婚的時候，她說，“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我不會有絢麗的人生，不過尼科爾斯先生倒是一個忠於職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純潔，生活簡單……我非常感激他”。她後來又在另一封信中說，她的婚事加深了她從前對於婚姻的許多疑慮。“我比過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現實。我想有許多錯誤觀念在流傳……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邊人結婚的已婚婦女，對此是負有責任的。就我而言，我隻能以更深的誠意和更實在的意義，再說一遍我過去常說的那句話——相信命運的安排。”
顯然，勃朗特在婚後明顯感到失去了自由。“我的時間不再屬於我自己了，”她寫道，“另一個人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做什麽，於是我們做什麽，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確的——隻不過，我有時希望能寫寫信，散散步什麽的。”
幾個星期以後，勃朗特寫信給好友艾倫·內爾·納西（ellen nell nussey），說她丈夫“剛剛看到這封信，說我寫得太率性了……我並不認為我說了什麽輕率的話——不過你看過後還是把它燒了吧（‘燒’字下麵劃了三條線）。亞瑟說我寫的這些信……非常危險——所以請一定聽從他的建議‘燒了它們’——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來這太好笑了，可亞瑟說他是認真的，從他的表情來看確實是認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裏充滿關切呢”。
後來這樣的關切有增無減。“親愛的艾倫，”一星期後勃朗特在信中說，“亞瑟說你沒有明確地答應燒我的信……他說你一定要給他一個明確的保證——否則他就要審讀我寫的每一句話，他要當我們的書信審查官……我想你必須做出承諾——至少他是出於對我們的極大關心——不然你就會收到他寫的那樣的信……平鋪直敘，就事論事，不加半點修飾。”
納西最後終於回複勃朗特的丈夫說：“親愛的尼科爾斯先生，鑒於您對於我們女流之輩的書信裏那些熱情言辭的惶恐，我向您保證我將從此銷毀夏洛蒂給我的來信——如果您發誓從此不再審查我們所交流的事”。
尼科爾斯同意了，但是納西卻沒有將信燒毀，感謝她對曆史做出了貢獻。不到一年後，曾經寫信給納西說“女人成為妻子是一件莊嚴、奇異而又危險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歲那年（很可能是在懷孕期間）因病離世。[12]
婚姻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傷害著女性的友誼。
薩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是猶他州弗納爾城的一名中學老師，29歲。她說起了對於許多朋友早婚的複雜心情。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猶他州，那些和她一樣的摩門教信徒，都年紀輕輕就結婚成家，使得該州的結婚年齡成為全國最低。薩拉的中學好友在20歲出頭的年齡就結婚了，當時薩拉為她感到非常高興。“我很喜歡那家夥，可以說他們倆是我一手撮合的。”但是她又說，“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覺就像我生命中已經失去了她一樣。雖然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了，完全不可能了，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歲那年，兩個最要好、最親近的朋友在幾個月裏相繼結婚，那是我感覺最糟糕的一段時間。在其中一人的婚禮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給她的留言，說她非常慶幸“她們一起邁出這共同的一步”。我當時看到這個留言頓時覺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記。
我們三人就像一個鐵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各自有著不同的事業和理想，我們喜歡的風格、我們的想法和對性愛的口味也不盡相同。沒錯，現在正好她們兩人都結婚了而我依舊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她們有什麽特別相似的經曆，她們的戀愛過程、伴侶，甚至婚禮都很不一樣。但是這句留言卻讓我猛然醒悟，也許我依然是她們的同齡人、她們的知己、她們的社會同儕、她們的鄰居好友，但是這“共同的一步”喚醒了我，我忽然意識到，也許她們認為從今往後，我們便是兩種不太一樣的人了。
艾略特·霍爾特（elliott holt）是華盛頓的一名小說家。她有兩個姐妹，上的是女子學校，她說和她關係最親的都是女性。她回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她和朋友們一星期見麵好幾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等到大家都30多歲的時候，好朋友就接二連三地脫單，開始存錢買房、生兒育女，她們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麵了。現在她40歲了，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侶和孩子，能三四個月見一次就很不錯了。她說，“我感覺自己完全和她們脫節了，可我是那樣地愛著她們！”
作為朋友圈裏唯一的一個單身女性，艾略特說：“我總是開玩笑說，我就像個外國交換生：我和她們說著同樣的語言，我有侄女，也參加別人的婚禮，可我還是覺得落單了”。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請她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邀請越來越少。她覺得可能是朋友意識到自己談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進這些話題。但是在她看來，她們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承認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裏，但又不能讓自己聽上去像個找不到伴的怨女，這是很難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個前男友聊過，他說她需要多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歲的老人了。她也真的去嚐試了。有次出差到紐約，一幫年輕姑娘邀請她一起出去玩，她說那次玩得非常開心，“到了十一點半，她們說要換個地方接著玩兒，好像夜生活剛剛開始，不到淩晨兩點不會結束的樣子”。她頓時覺得她們之間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時候還是尼克鬆在當總統，”她說：“她們出去抽煙的時候我就想，‘天哪，你們還抽煙！我的朋友到29歲都戒了！’我喝了一兩杯，又累又醉。”後來她就先回去了。 <h4>薩拉回來了</h4>
薩拉搬去波士頓六個月以後，她又回來了。
她回來有多種原因，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艱難決定。一方麵是因為她是為男友去的波士頓，但是和男友的關係並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觀的朋友所說的那樣：她所離開的紐約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對她來說很重要。她是為了自己回來的。
這真是太棒了。雖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難過，但是也慶幸她又獨自建立起順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彌補過去。她回來我太高興了。
但是朋友之間的關係，就跟婚姻一樣不知不覺中就有了隔閡，也會像情人之間一樣裂縫越來越大。我和薩拉依然非常親密，我們還會像以往那樣一起聊天、喝酒、看頒獎典禮，也會一起旅行。但也許是因為她一邊傷痛未愈，一邊還要在紐約重建生活，同時也不願簡單地回到過去的生活模式；也許是因為我在經曆了之前的離別之痛後，也不願再像從前那樣完全地投入，我們之間的關係再也無法順利和輕鬆如初了。
薩拉回來幾年後，我開始戀愛了。忽然之間，我不能像以前那樣每周好幾個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為我遇見了一個男人——人生中第一個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們很難做到同時保持朋友間和夫妻間的親密關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19世紀的女性是幸運的，因為她們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離在一個從屬、壓抑的性別等級當中。然而正是這樣，她們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繼續保持密切聯係，因為相比之下，她們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靈上與她們進行更有趣的交流（當然，也有像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內爾·納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樣，無愛的婚姻也可能會限製通信自由）。
在我和達瑞斯（darius）相愛的那個時候，我很驚訝自己一心隻想和他廝守，根本沒有時間像以前那樣和朋友一起活動。我不能經常在下班後和薩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傑拉爾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飯，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閑聊過往一周裏中所發生的事。這些事我都沒法做了，因為如果我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時間和我所愛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變化是，我竟然還想和這家夥做愛。一旦我和朋友之間少了經常的交流，我們就不再那樣輕鬆隨意了，那種相知相契、同舟共濟和友情至上的感覺也開始漸漸消散。
20世紀初有些人的擔心或許不無道理，他們認為女性之間的友誼是婚姻的對手，會抑製女性結婚的願望，尤其是麵對不理想的婚姻時。但是問題的實質是，因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願意將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個足夠喜歡並願意為他改變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愛。我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並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樣愛我的朋友了，她們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愛她們，懷念我們曾經有過的點點滴滴。我雖心懷內疚，但實在無法同樣用心的對待友情和婚姻。因為從很多方麵來說，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樣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在單身者更多、單身時間更長的今天。無論是我們的整個人生，還是生命之初的幾十年、離婚或喪偶後的最後歲月，都是我們的朋友幫助我們搬入新居，我們和朋友一起購物和照料寵物，和朋友一起經曆生老病死，有些人還和朋友一起撫養孩子、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然而沒有儀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沒有婚禮，沒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侶關係，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認。
而當友誼遭遇變故——一方搬家、結婚或死亡，沒有離婚協議，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為你療傷，沒有贍養費，甚至沒有人來安慰我們、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正是這些使得女性所講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說裏、在電視和電影中——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我之所以喜歡《簡·愛》，部分也是因為其中有簡和罹患肺結核的不幸姑娘海倫·伯恩斯（helen burns）之間的友誼，使得她在寄宿學校的生活不至於孤獨；我喜歡安妮·雪莉（anne 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為安妮·雪莉視她的同學戴安娜·巴裏（diana barry）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並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認真地考慮互相發誓永不結婚，我們要相伴到老永遠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麽是女性友誼，以及這些陪伴我們、猶如親人的單身女性的生活狀況：告訴未婚女性，她們的人生也是真實和豐滿的，也有精彩動人的故事。 <h4>流行文化中的“那個女孩”</h4>
海倫·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廣告文案一職的印第安女子，雖然她和後來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組織毫無聯係，但是1962年，40歲的她出版了一本紅極一時的暢銷書，這本稍顯劣質的平裝書從影響力來說，雖遠不及第二年發表的《女性的奧秘》，但是它講到了被弗裏丹幾乎忽略的一個問題。這本題為《單身女孩與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的書，是為未婚女性進行性探索而寫的性愛指南，語言直白而坦誠。書中認為單身女性的主要任務是為自己尋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說，在這條路上，女性同時應該享樂，應該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覺。
布朗寫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種在什麽年齡做什麽事（如結婚）、什麽時間該放縱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觀念，而是利用這些時間，不再羞澀，不再自憐，去做一些有創造性、有建設性的事情……我想單身女孩的困難就已經克服了一半。”她說單身時代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那是你有時間、有自由去冒險的時候”，她對婚姻持實用主義的觀點，稱婚姻是“給人生最艱難的時段買的保險”。
該書當時在主流媒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後來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合辦《單身女性》雜誌的蕾蒂·科汀·波格萊賓——那時候她60歲出頭，是負責推廣該書的出版宣傳主管。她說她第一次讀到書稿時就想，“真是太棒了，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別的書向讀者展現20世紀未婚女性的生活。羅納·賈夫（rona 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 best of 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飆突進式的小說，講述一名從事神職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瑪麗·麥卡錫（mary arthy）的《團體》（the group）（1963），講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寫她們在性、避孕、同性戀問題、強奸問題、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麵的矛盾。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對《團體》一書很是不屑，顯然就像每個時代裏都有的、被強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譏諷作者是“蠢婆娘……到頭來就是一個收集短尾貓的可悲的老姑娘”。[13] （實際上瑪麗·麥卡錫有過四次婚姻。）
1966年，好萊塢喜劇明星丹尼·托馬斯（danny thomas）之女、29歲的女演員瑪洛·托馬斯（marlo thomas），試圖尋找一部合適自己的情景劇。托馬斯後來回憶說，她不滿劇本平淡無趣，於是問主管人員，“你們有沒有想過拍一個以年輕姑娘為故事中心的電視劇？不再是某某人的女兒、某某人的妻子或某某人的秘書。我們可以拍她的夢想，拍她對生活的追求”[14] 。但是據她說，當時主管人員的反應是，“你覺得這樣的節目觀眾會感興趣嗎？”托馬斯就給他看了那本《女性的奧秘》，沒多久，abc公司就同意上演一檔半小時的電視劇，由托馬斯製作，講述一名獨居的未婚女演員安·瑪麗（ann marie）的故事。托馬斯最初想給電視劇定名為《獨立女性》（miss independence），但製片人卻用了《那個女孩》（that girl）為片名。
後來活躍於婦女運動的托馬斯，執意堅持在她這部節奏輕快的電影中女主角一定要自食其力而不依附於丈夫，所以後來abc找她續拍《那個女孩》的時候她拒絕了，她覺得安和她男友似乎尚未有過性關係，而這已不能真實反映當時美國婦女的生活。當主管人員希望以安和唐納德的婚禮結束這個連播五年的電視連續劇時，托馬斯再次表示猶豫，她不想傳達女人總要回歸婚姻的訊息。因此，《那個女孩》在1971年播出的大結局，是一對男女在趕赴婦女解放運動會議時被困在了電梯裏。
《那個女孩》下線的前一年，繼它之後播出的《瑪麗·泰勒·摩爾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已經開始拍攝。這部電視劇勢頭更加強勁，從1970年至1977年連續播出七年，講述一名30歲的新聞記者瑪麗·理查茲（mary richards）的故事。女主角和由她供養讀完醫學院的男友分手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當地的一個電視台找了份工作，和鄰居羅達·摩根施特恩結為朋友，而在前麵的某一集裏她曾對這位鄰居說“比單身更糟糕的就是圍坐在一起討論單身”。
南希·吉爾斯（nancy giles）是一名52歲的單身喜劇明星、女演員和電視評論員，她說她非常喜歡《瑪麗·泰勒·摩爾秀》，因為瑪麗“最後沒有結婚，而是坐在新聞編輯室裏。她是一名自己支付房租的職業女性”。不僅如此，她的故事告訴千萬婦女們，她們卷起袖子自食其力的機會不僅存在，而且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電視新聞主持人凱蒂·柯麗克（katie couric）很多年來都是薪酬最高的電視新聞人，她在2009年對我說，瑪麗是她的榜樣之一。“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笑，但是看到這個女的一個人出來為自己創造生活，我總是會想，我也要這樣。”
當然，流行文化同時也是反對女性獨立思潮——有溫和的也有懲戒性的——最顯而易見、觀眾麵最廣的載體。隨著裏根時代女性解放運動的高漲，一些因循保守的影片反映了社會對日漸壯大的未婚女性群體感到的不安情緒，再次表現她們的孤獨、憂傷，有時還不近情理。
在1988年播出的《穿越德蘭西》（crossing dncey）中，伊琪·格羅斯曼（izzy grossman）是一名在書店工作的單身女孩，她那位思想老舊的祖母雇了一名職業媒人給她介紹了一個街頭小販，並告誡她說：“無論你賺多少錢，如果你單身，那你就是有病！”（伊琪最終和那個不起眼的家夥走在了一起）。差不多在同一時候，格倫·克洛斯（glenn close）在影片《致命吸引》（fatal attraction）中飾演了一名孤獨而充滿殺氣的單身女子艾麗克絲，艾麗克絲威脅一名男子說“不要小看我”。這個不安分的單身女子在和一名有妻室的男子發生了一夜情後對他的家庭嫉妒至極，甚至打算摧毀它，最後被男子的結發妻子開槍擺平，在浴缸裏流著血直至溺亡。這是銀幕上對女性不安分行為最血腥的懲罰。“最優秀的單身女性死了，”女權主義影評家蘇珊·法魯迪（susan faludi）在評論這部影片的時候說。
20世紀80年代描寫性解放的單身女性銀幕形象中，最具進步意義的可能是來自斯派克·李（spike lee）在1986年執導的影片《穩操勝劵》（she’s gotta have it）。主人公諾拉·達林是一個性欲很強的女人，她不願意隻委身於一個男子，這致使她同時擁有三個情人。影片對女性的欲望進行了客觀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寫。但是，正如影評家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影片中有一個鏡頭，諾拉被一名男子強奸，男子邊施暴邊不停地質問她，直到諾拉承認這一次性行為的主體是他，而性的獨立正是她爭取獨立自主的必經之路。
反觀僅數十年之前流行文化對於單身狀態的描寫少之又少，我們更加驚異於今天有這麽多單身女性的故事出現在電視上。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都要感謝《欲望都市》為我們帶來了這樣的轉變。劇中對單身女性生活以及她們之間關係的描寫，都是富有啟發性的。
莉娜·杜漢姆（lena dunham）是一名作家，同時又是導演和演員，她稱女性的友誼是她的電視劇《都市女孩》（girls）中“最浪漫的故事”。而事實也是，首集的開場鏡頭就是女主人公漢娜·霍瓦特（hannah horvath）在床上醒來，從背後擁著為逃避男友而過來避難、同時也為了和她一起熬夜看《瑪麗·泰勒·摩爾秀》重播的好朋友瑪爾妮。
杜漢姆曾公開說起過，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不使自己在和奧德莉·戈爾曼（audrey gelman）——杜漢姆的政治顧問——的友誼中失去自我，她所經曆的努力與掙紮。在2012年的一次合作訪談中，杜漢姆對戈爾曼說：“我倆對生活的追求可以說非常相近，但不可能完全相同。我能做的是支持你的理想，而不是讓你的理想符合我的心願……最難的莫過於……愛一個人但不作論斷，不怕被拋棄。朋友之間更是這樣，因為你不是我媽媽，我們又沒有孩子——但是我們確實有相同的地方”。就在那次采訪中，戈爾曼說她無法想象她們會分手，因為“我覺得我們倆的心靈密不可分”。
喜劇片《最爆伴娘團》（bridesmaids）是2011年的一部熱賣電影。這部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它向觀眾證明了女人也會掏錢去看講述女性生活一團糟的電影，而且影片的主要矛盾不是在異性情侶之間，而是指向麵對生活的變故努力維持友情的兩個好朋友——一個結婚嫁人、認識了新的朋友，而另一個還在職場掙紮。
因為友情的變故引發不滿，足以說明好朋友也會讓你傷心透頂，尤其在其中一方為了傳統的愛情轉身離你而去時。這樣的故事也曾出現在《欲望都市》中。其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凱莉·布拉德肖[3] 為了和一個男人移居巴黎而辭去工作，在和她共同撫養孩子、身為律師的好朋友米蘭達質疑她為了一個男人做出拋棄家庭、放棄事業的選擇時，凱莉怒吼著回應道：“我不可能為了你待在紐約打一輩子單身！”《欲望都市》的電視劇和電影都結束播映時，四名女主角，其中三名已經結婚。在第二部影片中，為了延續友情的故事，編劇將四個主角全都打發到異國他鄉的阿布紮比，沒有讓丈夫們出現在她們的生活中，使她們依然像單身那樣自由地生活，彼此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關係。
《欲望都市》播完十年以後，《大城小妞》（broad city）登上電視。這部電視劇更加毫無歉意地宣揚女性友誼高於異性伴侶關係的觀點。電視評論家瑞秋·塞姆（rachel syme）認為這是“一部愛的故事……兩個親密無間的年輕女孩，生活上諸事不順，她們抽大麻，嚐試性行為，爭吵謾罵，努力著、掙紮著生活下去”。[15] 兩個女主角“享受著彼此的存在，她們是生活中的拍檔、一起幹壞事的同夥”，“各自生活卻幾乎分享一切：毒品、胃病、性幻想……”塞姆援引了一個場景，那是對她們親密關係最好的說明：兩個人蓋著毯子相擁而臥，討論分娩過程中排便的可能。伊娜拉安慰艾比說：“如果是我發生這種情況，你可以不看。”“就是說你生孩子我也要在場對嗎？”艾比問。而伊娜拉回答道：“臭娘們，廢話，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除了你還會有誰？”
這樣的話題，縱使愚蠢也很重要，這是對女性在彼此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正式承認，通過這樣的語言表達出來絕不會感到難堪。2013年，buzzfeed網站列出了“好朋友是你另一半的22個跡象”，其中有一起做飯、一起討論老年問題，而最後一個是“不在乎別人把你們看成是一對，因為不管是不是純粹的友誼，這都是你曾經有過的最好的關係”。同年，女性雜誌《嘉人》（marie ire）發表了一個關於三個女人的故事，這三個女人，分別是20多歲、30多歲和40多歲，她們互為醫護聯係人，共同抵押貸款買房，互相幫助使對方懷孕。故事作者引用了喜劇演員艾米·波勒（amy poehler）說的趣聞，她在認識她好朋友蒂娜·菲（tina fey）的時候就想，“我終於遇到了我想嫁的女人”。
2013年科普作家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 angier）為女性友誼的重要性找到了動物學上的支持，她指出：“在非洲大象、田鼠、肯尼亞藍猴、新西蘭野馬等動物中，都存在雌性之間持久的互惠互助關係，這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
安吉爾稱，一些西非的黑猩猩會在雌性之間形成親密的關係，“堅韌持久，直到其中一方死亡”。雌性狒狒也會建立友誼以對抗生活中雄性狒狒的攻擊，還有欺淩和殺戮幼狒狒的現象。這一切聽上去都是那麽的熟悉。
“你總得有個可以依靠的人。”一名研究人員向安吉爾解釋說。 <hr/>
注釋
[1] 格林奇（grinch），童話故事《聖誕鬼精靈》（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中的角色。心髒隻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大，所以“心胸狹隘”。
[2] 《貝蒂和維羅妮卡》（betty and veronica），阿奇漫畫公司（archieics）出版的連載漫畫，貝蒂和維羅妮卡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要命的競爭對手，她們與漫畫男主人公阿奇之間的三角關係常為人津津樂道。
[3] 凱莉·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美劇《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女主角，被視作自由、浪漫、富有想象力的紐約女性代表。
安是一個能說會道又風趣的高個子女孩，艾米娜（艾米娜托的簡稱）說她隻一眼就知道安就是她生命中想要尋找的那個人。那天晚上聚會結束的時候，她就希望安和她男友朝她這邊走來，可是他們沒有。“那天我非常傷心，”艾米娜說。但是她回到家裏發現安已經在facebook上加她為好友，那個時候她就知道，她們是注定要在一起的。
也許是天意的安排，就在第二天，這兩名女子又同時被邀請去參加另外一個活動。此後她們就開始經常一起出去玩，並發現她們有共同的興趣愛好——流行文化和時裝。安是記者，艾米娜是一名數字策略師，為了相互之間增進了解，她們創建了一個流行文化博客，取名“instaboner”，記錄她們對文學、政治和時尚的癡迷。“我們很有共同語言，”艾米娜說。
“我們的關係立刻就近了，”在一次單獨采訪中，安也這麽承認。
雖然她們之間不是性的關係，但是這樣的一見傾心也是非常浪漫的。安說，她從艾米娜身上找到了她“一直想要卻又從男人那裏得不到的東西，促進我變得更好，又不會常常顯出對我的失望”。沒多久她就向艾米娜請教情感、個人問題和工作問題，讓她給予幫助和建議。“這些問題別人都說問男朋友，可我都是問艾米娜，”安說。
我們從小就被灌輸說男人是能夠讓我們人生圓滿的人，因此我們要和男人之間形成那種能夠影響我們人生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情感，殊不知女性之間也可以結成同樣的關係，這是在女性人生中常常被忽視的事實之一。
女性之間的友情長久以來就是女性生活的基石。在更早的年代，女性常常出於經濟上的考慮或社會原因，很早就走入婚姻。但是如果機緣未現，沒有婚姻指導她們情感和心靈的成長，同性朋友就是為她們帶來慰藉的親密夥伴。
如今，雖然婚姻從理論上來說比過去更能讓人得到心靈上的滿足，但是隨著現代人的晚婚趨勢，女性發現她們並非一定要通過和男人攜手，或者一定要在傳統的家庭結構中，才能成長和塑造自己，才能構築夢想和樹立人生目標。相反，她們還可以和同樣是女性的其他人——她們的女性朋友——並肩奮鬥，實現自我。
艾米娜托·索烏出生於幾內亞，父親是一位穆斯林外交官，母親是幾內亞首批獲得工科學位的女性之一。艾米娜托在尼日利亞、比利時和法國長大，後來在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上大學。大學畢業後不久，因為母親突然去世，她回到比利時照顧父親和兄弟姐妹，但是沒多久就又回到美國工作。九個月後，她以躲避割禮為由提出的庇護申請獲得批準，留在了美國。
安·弗裏德曼在艾奧瓦州東部長大，畢業於密蘇裏大學，父母都是天主教徒。
“我在這樣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裏長大，”艾米娜說，“而安是一個來自中西部地區的女孩，我們在許多方麵都完全不同，我們有許多互補的地方，也存在許多分歧。”
她們共同的地方在於，兩者都主張個人的獨立，並且身體力行。
艾米娜的父母是家族中第一對不是通過包辦婚姻而是因為兩情相悅結婚的。她的祖父有三個妻子，二十一個孩子，對於來自這樣一個家庭的她來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獨居簡直就是大逆不道。她說，單身生活根本“不屬於我來自的世界，這是永遠也不可能的事”。她是家族中第一個自己掙錢、單獨生活的人。
安和艾米娜成為朋友幾個月之後，就和她一同參加《緋聞女孩》聚會的那個男朋友分道揚鑣。成年之後終又單身，這樣的狀態給了她極大的滿足。她說，這主要是因為在她正式恢複單身後的那幾年裏，她發現友誼至關重要。“有兩年的時間都沒有過愛情，也沒發生過性關係，甚至沒有男人接近過，”她說。安和艾米娜都相信她們所謂的“被選中的家人”。
“我不隻是從女權主義角度或學術層麵來說，”安解釋說，“我想說的是，如果你選擇在一個人身上投資，那麽你對她投入越多，她也會對你投入越多，這是感情上的一種維係。”這個觀點已在科學界逐漸獲得認同。根據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 angier）的報告，非血緣家庭關係長期被人類學家認為是“擬親屬關係”，但是研究人員“近來推翻了這種區分，他們認為自我組建的家庭和傳統家庭具有同樣的真實性和存在意義”，他們稱之為“自發性親屬”。[1] 安吉爾在報告中稱，自發性親屬關係和我們所稱的普通友誼，區別在於前者“常常成為一個人自我認同的核心要素，可對人生起到重要作用：如賦予歸屬感，緩解經濟壓力和情感壓力”。
安稱她的朋友——主要是艾米娜——是“我的感情支柱，我的全部”。艾米娜也說，“我總是告訴安，她是我生命中最最重要的那個人，這不是給她壓力，隻是因為那是我真實的想法。這種感覺就好像我們前生有緣”。
在安和艾米娜的生活開始發生交融的幾年之後，安做出決定，她要離開華盛頓接受外地的一個工作機會。這次分離對她們的打擊非常大。
艾米娜對她們分別前一起做的一切依然記憶猶新——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告別聚會，等等。在安即將遠行的那天上午——她先去奧斯丁後來又到洛杉磯——艾米娜回憶她哭得非常厲害，“早上七點我去買了咖啡回來，就開始歇斯底裏地大哭，”她說，“那是我有生以來最艱難的事。”
我非常了解她的感受。 <h4>我和薩拉（sara）</h4>
我和薩拉相識於1999年，那時我們都是公司的小職員。最初我們互相間並沒有特別的好感。因為有共同的朋友圈，所以有間接的交往。很多年以後我們在一個聚會上偶然相逢，那時候我們倆都剛剛和男朋友分手，在聊著各自傷心故事的過程中開始建立起聯係。
我們真正成為朋友是在我們倆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漸漸在所在城市立穩腳跟的那段時間。那時我和薩拉幹勁十足，胸懷大誌，都有幸在工作上被委以重任。我們從彼此身上獲得忙裏偷閑的喜悅和認可，我們都熱切渴求放鬆，喜歡分析，喜歡天南海北地談天。我們參加聚會都要帶上對方，成為彼此固定的女伴。我的同事知道她，她的同事也知道我，我們知道彼此同事的各種事情，互相了解家裏的故事，最終也認識了彼此的家人。
我和薩拉的關係有時隻是一起喝喝啤酒、抽抽煙，但也有一般是長期伴侶或同胞姐妹之間才有的那種隨意和親密。當然，我們也會聊自己癡迷的男生，講講未曾與外人道之的單相思故事，說說那些激情或愚蠢的一夜情，從月經不規律到避孕套落在體內，一些女生定期會遇到的生理問題。不過這些隻是談資中的一小部分。
事實上，我們說得更多的是身上發了疹子怎麽辦、怎麽處理辦公室的鬧劇，我們很少談論性高潮或男人的陰莖。我們幫助對方尋找住處、爭取加薪，我們指導對方如何更好地安排日常開支，我們一起為大選瘋狂，一起分享讀書心得，一起看電影，一起滅蟲，一起看頒獎節目。
在友誼關係中，即使是最親密的兩個朋友也不會要求對方心裏隻能有自己一個。就像安說的，“女性之間的友誼，就好在它不排外，不是電影《高地人》（hignder）裏的那種情形，不會說‘隻能有一個’”。
因此，我們二人甚至不能稱為“最好的朋友”，確切地說，我們各自都有許多“最好的朋友”。我和薩拉有一個共同的朋友圈，我們一共六人，關係非常密切，經常一起度假。但是我們還有各自的朋友圈。我有來自老家的朋友、大學時的朋友、關係要好的同事，還有一個已經結婚的朋友，我還經常去她家玩兒。薩拉也有來自匹茲堡的老鄉、大學同學和同事。雖然我們和彼此朋友的關係不是很近，但也都非常了解，我們好像都是其中的一份子。
不知不覺地，我們在重新建立一個非常古老而又現代的關係網。關於19世紀的女性關係，曆史學家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曾經寫道，“朋友不是孤立的二元體，相反，她們通常是高度發達的綜合關係網的一部分”[2] 。
友情給了我成年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東西——心靈相通的感覺、共同語言和快樂——還有安所說的她和艾米娜之間的那種感覺，那是我希望、但從來沒能在跟男人的愛情和性關係中體驗過的。我僅有的幾次戀愛，幾乎讓我心力交瘁，而我和女性朋友之間的關係卻給了我力量，而且使我在其他方麵也獲得了裨益：我所渴望的其他東西也更加容易實現了——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酬、更多的自信，連快樂也更加觸手可及。
女性的友情不是精神安慰，也不是愛情的替代品。相互產生好感的兩個女性不會安於現狀，相反，她們會去尋找在愛情糾葛中缺失的重要東西，從而進一步提高要求。
“我不確定每個人是否注定會遇到那個特別的人，”艾米娜在談到尋找未來的伴侶時說，“但事實上，你希望從男人身上得到的東西，我同樣能從我的友誼中得到，這不僅僅是指安。我必須要為自己建這個家，我對它全身心地投入，受委屈了我可以回家得到安慰，受傷了我可以回家療傷。我不知道是不是和男人也能夠維持這樣的關係。於我而言，朋友不隻是重要，而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和薩拉相遇四年後，薩拉的男友在波士頓有個很好的工作機會，他們異地戀了一年後不得不做出選擇。他執意要留在波士頓，盡管薩拉在那裏沒有很好的發展機會。
看著薩拉在選擇中糾結我非常心疼。她已經30歲了，喜歡紐約，而且在紐約有一份很好的工作，薪水也不錯，她還特別喜歡她住的那套公寓，她愛她的朋友。但是她也愛男友，也想嚐試和他一起生活，看看能不能適應。
人近中年麵臨這樣的折騰，讓我不禁回想起早婚的明智。畢竟，我們年輕的時候彈性大，可以毫不費力地接受別人進入我們的生活，但是單身的我們在承擔責任、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過程中獨自成長，我們自己開立銀行賬戶、自己貸款、自己簽訂租約。我們打下了成年生活的基礎，和別人的生活建立了聯係，在這個過程中生活漸漸定型，可變性越來越小。現在卻要將這一切推倒，在別處重來，這比在22歲就找個人結婚，兩人一起共同建設生活需要更大的勇氣。
薩拉花了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打包行李、處理物品。在她搬去波士頓的那天，一群朋友過來為她關上運輸車的大門，和她擁抱告別，目送她驅車離去。她走了，留我獨自生活，想到這裏我哭了。
我心裏非常清楚薩拉是應該走的。我希望她幸福，而且我知道，我們都希望彼此不僅能擁有深厚的友誼、有意義的工作和美好的時光，還能從愛情和性伴侶那裏得到溫暖而實用的關係。我們倆也都清楚地知道我們渴望愛，渴望來自愛情的承諾，渴望家庭的美好。那個時候我就想，如要實現這一切，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棄獨立的生活。
我並不想把我和薩拉的友情，以及我們多姿多彩的生活看成是找到真正伴侶之前的替代品或臨時組合，但也不能否認，我們為彼此所做的，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生活中實踐和維持我們的親密關係——在沒有傳統意義上的愛人教會我們處世之道的這些年裏，我們學會分享，學會吵架後互相妥協和溝通，學會克服嫉妒、打發無聊時光。
更重要的是，我們還使對方變得更堅強、更有能力（且更有可能）和伴侶建立健康幸福的聯合。友情使薩拉和男友的關係成為了可能，而我就像那火箭，將太空梭送入了軌道，然後不可避免地和它脫離，獨自哀傷。我之所以能夠對艾米娜所講的安離開她投奔男友的故事產生共鳴，是因為薩拉的離去是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失落之一，遠遠比之前和男友分手更加令我傷心。
很久以前我寫了《女性朋友是新式丈夫》（girlfriends are the new husbands）的故事，分析我當時的悲痛心情——當時我根本沒有想到有一天我會寫這樣一本書。我在書中說，女性不一定要在婚姻裏成長，我們的成年生活並不孤單，我們可以成為彼此實際意義上的配偶。
我哭著向另一位朋友訴說，這位長我十歲、三十好幾仍舊單身的生活導師一向悲觀，但是沒想到這次她卻安慰我說：“放心吧，她會回來的。”我說，哦，我知道她會回來看我，但那不一樣。可我這位朋友卻更加肯定地說：“不，她會回來的，她的生活在這裏。”
我完全不明白她為什麽如此有把握地認為薩拉會回來。薩拉怎麽可能回來呢？很早以前我就從勞拉·英格斯的故事、安妮·雪莉的故事，還有喬·馬奇的故事中知道人生是沒有回頭路可走的，我太清楚這一點了。命中的安排也許可以推延，但婚姻終究還是女人的最終目的地，它就像牽引光束一樣，終會將我們全都吸引過去。
可以說，我和薩拉的故事結束了。 <h4>她是我的人</h4>
安走後，艾米娜的悲傷久久不散，她重新開始做心理治療，因為“可以說話的人走了”。同時她感到自己在華盛頓的關係網絡也散了，因此打算離開這個城市。“安是我生活的中心，”她說，“沒有她，華盛頓對我來說也沒有了意義。”
安在洛杉磯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對這個新的城市也漸漸產生了感情，要她回到東部幾乎是不可能了。艾米娜想起了她們倆一起在西部的那次公路旅行，安有了加州的車牌，她對新家的喜歡溢於言表。艾米娜記得她對安說：“看到你愛上加州真是太好了，就像看到格林奇[1] 的心在變大。”
一對情侶，若是一方在別處找到了很好的工作，通常兩人會商量是否一起走；夫妻中若一人向往北方的生活，而另一人喜歡南方，那麽他們通常會協商去哪裏生活，或是否要生活在一起。
假若按照我們被教導的那樣，在我們的成人生活中，我們不應將朋友列入最難解的邏輯等式，不可以、也不應該圍繞友情來建設我們的生活，相反，我們生活的中心應該是家庭、婚姻、工作，可能還有老去的父母……
然而安和艾米娜的友情中，確實包含了對未來的打算。她們討論過搬家，“這種分處兩地的關係讓我感到非常疲憊，不久我們當中會有一個搬到另一個那裏去，”艾米娜說。安也認同這個想法，但是艾米娜很難在安的城市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搬去那裏也不現實。2013年，艾米娜搬到紐約，那是安最不喜歡的城市，她們盡量六個星期見一次麵，2014年，艾米娜在加州北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我一天到晚給她發短信，”安說，“如果她哪天沒有收到我的消息，十有八九是因為我已經死了。”有一年安帶領一個團隊，她非常謹慎，從來不和同事說她的感情生活或性生活，但是她說，“他們都知道艾米娜是我的人”。
“讓我同事知道安，這是非常重要的，”艾米娜說，“大家都隻說自己的另一半，我想讓他們知道安在我心中的位置。我甚至沒想過說她是我好朋友，因為安對我來說遠遠不止是好朋友。她是我每天都要念叨的那個人，她是我的人。”
雖然艾米娜說“我的人”這個說法，和電視劇《實習醫生格蕾》（grey’s anatomy）並無聯係，但那正是這部劇裏使用的語言。劇中最主要的人物線索是外科醫生梅雷迪斯和克裏斯汀娜之間的友情，兩人之間不是性關係，而是彼此深愛著的友誼。她們倆都是強悍的人，經常吵架、互相較勁，卻同睡一張床、同喝一瓶酒，她們都不喜歡擁抱，不喜歡廉價的情感，對工作和愛情生活非常投入，彼此親昵、獨占性地互稱“我的人”。《實習醫生格蕾》是珊達·萊梅斯（shonda rhimes）的作品，這位多產的作家執導過形形色色的女性電視劇，因此她的娛樂王國常常被人稱為“珊達鄉”（shondnd）——一個幻想中的女性權力世界。萊梅斯是一名有三個孩子的未婚媽媽。
長久以來，女性之間這種彼此相屬的親密關係在社會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於傳統婚姻家庭關係之外的女性來說更是如此。學者莎倫·法默（sharon farmer）曾經寫道，在中世紀的巴黎，“單身女子有時可以從其他無婚戀女性的友誼中得到生活、經濟和情感上的幫助”。[3] 她還指出，在巴黎的稅務記錄中，有證據表明，在13、14世紀的時候，就有女性在一起生活、工作、交稅了。
未婚女性的親密關係非常醒目，以致兩個女子之間的堅固友誼（經常還有床伴關係）常常出現在莎士比亞戲劇的情節設置中，其中就有《仲夏夜之夢》的女主人公海倫娜，她稱她和赫米婭有著人與人之間那種“古老的愛”，她們是“結在同一莖上的兩顆可愛的果實，我們的身體雖然分開，我們的心卻連在一起”。在19世紀的美國，西進運動造成東部地區大量男子流失，女性與男性締結婚姻的概率降低，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由成年女性結成家庭伴侶關係的現象，俗稱“波士頓婚姻”（boston marriages）。
隨著寄宿學校和女子學院中年輕姑娘之間的交往日漸頻繁，她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也得到了認同，甚至這種關係還專門有個表述，叫她們“有戲”（they were“smashed”）。正如貝琪·伊瑟列所寫，父母是讚同女伴關係的，他們認為這是“固定的好朋友，而且這種關係一旦形成，她們可以互相教會對方信任、忠誠、寬容和忍耐”。伊瑟列指出，她們彼此在實踐中培養這些品質，對於今後的婚姻一定是有利的，“即使有些已婚者從未在丈夫身上找到這種感覺”。
學者卡羅爾·史密斯–羅森伯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在她1975年發表的一篇文章《女性世界的愛與儀式：19世紀的美國女性關係》（“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tions between women in 19th century america”）中寫道，女性關係的重要部分是由前幾個世紀男女世界兩極分化決定的，造成了她所謂的“男女之間的情感隔離”。[4]
在幾代同堂的大家庭、女校、寄宿公寓中，或者像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的工廠宿舍裏，女性常常同居一室，在身心成長的過程中互相指引，在戀愛和結婚生子的過程中形成親密的關係，正如史密斯–羅森伯格所言，她們“在情感上互相親近”。那些在單性別環境下長大、接受教育和處世訓練的男女結成夫妻後，“雙方都必須做出改變，以適應與另一個人的共同生活，而這另一個人，從本質上說是來自完全不同的群體”[5] 。史密斯–羅森伯格在文章中寫道，“女性之間的相互關係，其主要特點是親密、自由的情感表達，身體接觸不受約束，而男女之間的關係則往往相反”。
在過去，結婚主要是出於財務和社會角度的考慮，人們想從婚姻中得到性和陪伴的快樂的合理要求往往得不到滿足。那個時候常常是友誼給了女性關心和親情，她們和朋友進行心靈溝通，討論政治觀點。這種關係在女性生活中至關重要，即使在一方或雙方成家之後，她們之間的情誼也會一如既往地保持下去。婚後生活再幸福的女子，也會在同性關係中尋找丈夫無法給予的東西。正如伊麗莎白·卡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這位忠於婚姻的妻子和五個孩子的母親，在說到她的女伴蘇珊·安東尼時說，“我們的生活、目標和經曆是如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一旦分開，我們就會倍感失落”。
而常在同性身上尋找現實生活和內心深處滿足感的，不僅僅是女性。在早期以男性人口居多的南方殖民地，一些男人在煙草種植園裏共同生活，人們稱之為“夥伴”。[6] 林肯就曾和他的朋友約書亞·斯皮德（joshua speed）多年合睡一床，他在1842年致信給斯皮德說，“我想做你朋友的願望是永遠不變的”[7] 。而根據《大西洋月刊》（the antic）的報道，加菲爾德總統（james garfield）和他的大學好友哈利·羅茲（harry rhodes）也情深意篤，他曾經寫信說“我願我們能夠清醒地相擁著度過一個不眠的長夜”。[8]
同性朋友之間的親密語言、床頭的肌膚相親，在許多現代人看來就是我們現在所理解的同性戀行為。有些當然是確定無疑的，然而，同性戀作為一種性取向的概念，是到了20世紀初才出現的，所以現在很難回頭去評判，當時許多同性之間那些有身體接觸的親密關係。
當然，也有女性不僅承認而且公開表明自己對某個同性的鍾情和生活上的依戀。改革家弗朗西絲·威拉德（frances wird）一生隻和女子相愛並建立家庭，她在1889年發表的自傳中寫道，“女子與女子相愛的現象與日俱增……等到每個能幹而謹慎的女人都有能力體麵地養活自己的時候，每個村子都會出現‘兩人暗結同心’的現象，而且這兩個人均為女性”[9] 。
另有一些人試圖強調生理衝動和愛的衝動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先驗主義作家、文學評論家瑪格麗特·弗勒（margaret fuller）曾和卡羅琳·斯特吉斯（caroline sturgis）保持著長久的書信友誼，晚年她和一名男子熱戀、並且可能與他結婚，她在信中談到和另一名女子的密切關係時寫道，“我一度熱戀安娜，當時我有非常強烈的感覺……這種愛就像一把鑰匙，為我打開了無數的珍寶，並且我仍然保留至今……它是一顆閃光的寶石，照亮了許多人性的黑暗”。但同時弗勒也認為，雖然“無論男女，同性之間確實可以產生愛情”，但是這種關係“純粹是精神上的，不受任何低級本能的褻瀆”。[10]
史密斯–羅森伯格認為，由於當代人對個體的性衝動有種先入為主的認識，因此長久以來，當我們考察女性友誼的時候，社會政治背景這些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蓋掉了。女性關係中性的因素也許對她們本人來說是重要的，但是同性戀和異性戀之間的真正區別，對於我們研究她們在彼此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來說，卻是無足輕重的。
我們知道，在同性戀身份遠比過去惹人注目的今天，女性之間還是會建立起感情濃烈、且常常不避諱身體接觸的關係。這種感情如果不細究很容易被人理解為同性戀，但事實上她們未必有性的關係。
我在初中的時候和朱迪非常要好，若是在一百年之前可能會有人說我是“拉拉”。然而我和朱迪從來都不喜歡像許多其他女孩那樣有過多的身體交流——比如說擁抱或者相互編辮子——我們之間顯然是少女之間純粹的友情。
那時我和朱迪都沒有男朋友或其他女性朋友，可以確定地說，我們沒有不是因為在彼此身上傾注了太多，恰恰相反，我們是青春期的孩子，精力充沛，關愛自我，渴望心靈的相通。如果沒有匹配的愛情來照亮我們，我們唯有用少年人自己的強光互相照射。我們在生日賀卡上、學校年鑒的留言上、筆記本上寫下長段長段的親密話語，在課間交換。我們開著隻有我們自己才懂的玩笑，我們討論海灣戰爭，我們一起看《當哈利遇到莎莉》（when harry met sally），我們會因為其他朋友的闖入而心生嫉妒，甚至興趣的改變也會引起對方的不滿，生怕兩人從此不能像鏡像那樣完全重合。
我們用什麽標準來正確判定“真正的”伴侶關係呢？兩個人必須經常有性的接觸、有生理欲望才能算是伴侶嗎？他們必須經常互相給予性的滿足、而且互相忠誠嗎？如果按照這些標準來看，那麽，許多異性婚姻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伴侶關係。
並非隻有婚姻以及以心相許的戀愛關係，才能夠支撐女性的生活，也並非隻有它們才能造就女性的人生，為她們指引方向，給予她們生活的激情，至少不是對所有女性都如此。
如果要略加區別女性伴侶和異性伴侶，那就是在同性關係中，不會有一方單憑性別就自動享有更大的權力、更高的地位或更多的財富。 <h4>“叫囂的姐妹”</h4>
貝蒂娜·陳（bettina chen）和愛麗絲·布魯克斯（alice brooks）一個畢業於加州理工學院，一個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她們是在斯坦福大學攻讀工程學碩士學位的時候相識的。“那裏女生很少，”陳談到她們一開始如何互相注意到對方的時候說，“我們都是理工學院畢業的女孩，有很多共同語言，很投緣。同時我們也想嚐試為身邊的女性創造更大的空間。”
兩個女孩的關係變得非常親密，她們經常說起自己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工科圈子裏的遭遇，很想做點什麽將更多的年輕女性吸引到她們那個領域中來，交流各自選擇工程專業的原因。貝蒂娜說她小時候總是玩哥哥們留下來的樂高和林肯積木，這些都是麵向男孩銷售的建築玩具。而愛麗絲則記得她曾經想要一個芭比娃娃作為聖誕禮物，最後卻得到一把鋸子，她就用那把鋸子自己製作玩具，其中有布娃娃和恐龍。
布魯克斯說，隨著友誼的加深，她和貝蒂娜開始一起度假，發現彼此相處融洽，於是想到說不定在事業上有合作的可能。隨後她們就成立了公司，推出一係列麵向女孩的工程玩具——roominate，這不僅是一家在女性合作之下誕生的公司，它更是為了將更多的女性帶入這個由男人領導的行業中來，而布魯克斯和貝蒂娜這兩位女性正是在這個行業中結識彼此的。
從曆史來看，女性在互相鼓勵和彼此激發中進入了知識領域和公共領域。在這些幾乎不受男性歡迎、更無平等可言的領域裏，女性互相扶持，互相幫助，結伴合作成立“睦鄰之家”、“睦鄰學院”，共同參與各種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身為女性的辯護者、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她們發現了彼此的存在，一起交流心得，分享觀點，共同協作，成為婦女選舉權運動和禁酒運動的中流砥柱以及廢奴運動的核心力量。她們分享工作場所經曆的危險遭遇和不公平待遇，推動了婦女集體勞工訴訟的發展和早期婦女工會的成立。
女性團結合作的力量引起了社會極大的不安。19世紀反女權運動的新聞記者伊萊紮·林恩·林頓（eliza lynn linton）就將女性團體，尤其是參與爭取婦女選舉權運動的那些婦女，稱為“叫囂的姐妹”。
20世紀的最初幾十年，剛剛經曆了一個政治和性意識巨變的進步時代，在試圖讓女性重新回歸婚姻的努力中，民眾對女性的友誼再次表示懷疑並進行詆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人們擔心女性組織擾亂社會安定。
20世紀20年代，也許不是巧合，大約就在第19條修正案獲得通過的那個時候，“女同性戀”（lesbian）一詞頻繁出現，專指那些關係親密的單身女性。斯黛芬妮·庫茨（stephanie coontz）在書中提到，20年代末，美國精神分析師“提出警告說，最常見的性變態之一就是少女之間互相戀慕的傾向”，“他們稱，‘這種變態行為對正常的身心發展和婚姻是極大的威脅’”。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阻止女性成立社會聯盟，鼓勵異性之間通過戀愛進行更加自由的性嚐試。[11]
為了避免同性結對造成社會動蕩，女性從很小的年齡起就被鼓勵追求男性。男性也有其自身職責，那就是獲得女人心無旁騖的關注——人們越來越認為男性不僅要有金錢和地位，還要為女性提供她們過去隻能在女性朋友身上得到的陪伴和交流——而現在這些女性朋友卻成了在男人麵前相互爭寵的對手。
在諷刺漫畫裏，年輕女性的關係開始發生變化。她們不再是互相勾結使壞、抱團取暖的傷心戀人——原先她們常以《貝蒂和維羅妮卡》[2] 式的、為吸引異性注意逗狠較勁的麵貌為人所知。現如今，女性之間的競爭關係可不隻是為男人爭風吃醋那麽簡單。20世紀末期隨著為數不多的升職通道的開放，在工廠並肩勞作的工人形象，讓位給了身穿墊肩上裝的職場女強人，她們為了尺寸之柄努力討好巴結男上司，排擠覺得對自己有威脅的女同事或女下屬。權力結構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來說，是小人物為了爭奪難得的晉升機會而激發的能量。
在友情、支持和私心之間依然很難找到平衡，尤其今天，與我們共事的同性好友也在為了加薪、跳槽和升職和我們競爭。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位女子跟我說起了她在職場上贏過好朋友和她鬧翻的事，她說她的朋友克製不住嫉妒的心理。“我們和男人爭了那麽多年，到頭來還要和自己的同性朋友搶工作。”
這不僅僅限於工作和男人。對女性而言，很多事物變得觸手可及：不管是旅遊或美宅之類的奢侈品，還是教育或可靠的兒童托管服務之類的稀缺資源，女性拿著形形色色的東西與同儕比較，繼而抱怨命運不公。
為了改變現已深入人心的女性之間是激烈競爭對手的刻板印象，安和艾米娜提出了她們所謂的“閃光理論”。“當我們遇見比自己更幸福、更成功和更自信的女性時，會自然而然地嫉妒她們，”安曾寫道。她說這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意味著“我們的機會少了”，她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如果遇到智慧、風度、美貌和職業成就都超過你並令你感到緊張的女性，就和她做朋友。和優秀的人在一起不會讓你失色，相反，你會顯得更優秀。” <h4>婚姻的裂痕</h4>
在以前沒有skype、短信等溝通渠道的時候，女性朋友之間通過書信保持來往。這些書信不僅讓我們對某些女性之間的友誼有了大致的了解，還向我們展示她們的生活情形和思想觀念。如果沒有這些書信，她們的生活很可能就會被我們忽視。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了解女性對於自己的婚姻和友情的看法，以及她們為婚姻和友情爭取空間而付出的努力。
《簡·愛》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很愛寫信。她在38歲的時候接受了她父親的助理牧師亞瑟·貝爾·尼科爾斯（arthur bell nicholls）的求婚，她並不愛尼科爾斯，但是她寫信給一位朋友說，她明白嫁給貝爾可以讓她父親“晚年有個好幫手”。勃朗特不僅向閨中知己坦承此事，在其他諸事上她也非常坦然。
1854年勃朗特寫信告訴一位朋友自己決定結婚的時候，她說，“我感受到的幸福是平淡的。我不會有絢麗的人生，不過尼科爾斯先生倒是一個忠於職守、重感情的人，他心地純潔，生活簡單……我非常感激他”。她後來又在另一封信中說，她的婚事加深了她從前對於婚姻的許多疑慮。“我比過去懂得了更多的生活現實。我想有許多錯誤觀念在流傳……那些不分情由一味催促身邊人結婚的已婚婦女，對此是負有責任的。就我而言，我隻能以更深的誠意和更實在的意義，再說一遍我過去常說的那句話——相信命運的安排。”
顯然，勃朗特在婚後明顯感到失去了自由。“我的時間不再屬於我自己了，”她寫道，“另一個人占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他說我們必須做什麽，於是我們做什麽，這些事一般也都是正確的——隻不過，我有時希望能寫寫信，散散步什麽的。”
幾個星期以後，勃朗特寫信給好友艾倫·內爾·納西（ellen nell nussey），說她丈夫“剛剛看到這封信，說我寫得太率性了……我並不認為我說了什麽輕率的話——不過你看過後還是把它燒了吧（‘燒’字下麵劃了三條線）。亞瑟說我寫的這些信……非常危險——所以請一定聽從他的建議‘燒了它們’——不然就‘不能再通信了’……我忍不住笑了——在我看來這太好笑了，可亞瑟說他是認真的，從他的表情來看確實是認真的——他趴在桌子上，眼神裏充滿關切呢”。
後來這樣的關切有增無減。“親愛的艾倫，”一星期後勃朗特在信中說，“亞瑟說你沒有明確地答應燒我的信……他說你一定要給他一個明確的保證——否則他就要審讀我寫的每一句話，他要當我們的書信審查官……我想你必須做出承諾——至少他是出於對我們的極大關心——不然你就會收到他寫的那樣的信……平鋪直敘，就事論事，不加半點修飾。”
納西最後終於回複勃朗特的丈夫說：“親愛的尼科爾斯先生，鑒於您對於我們女流之輩的書信裏那些熱情言辭的惶恐，我向您保證我將從此銷毀夏洛蒂給我的來信——如果您發誓從此不再審查我們所交流的事”。
尼科爾斯同意了，但是納西卻沒有將信燒毀，感謝她對曆史做出了貢獻。不到一年後，曾經寫信給納西說“女人成為妻子是一件莊嚴、奇異而又危險的事”的勃朗特，真的被自己不幸言中，在38歲那年（很可能是在懷孕期間）因病離世。[12]
婚姻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傷害著女性的友誼。
薩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是猶他州弗納爾城的一名中學老師，29歲。她說起了對於許多朋友早婚的複雜心情。尤其是在普遍早婚的猶他州，那些和她一樣的摩門教信徒，都年紀輕輕就結婚成家，使得該州的結婚年齡成為全國最低。薩拉的中學好友在20歲出頭的年齡就結婚了，當時薩拉為她感到非常高興。“我很喜歡那家夥，可以說他們倆是我一手撮合的。”但是她又說，“真的太糟糕了，那感覺就像我生命中已經失去了她一樣。雖然我們還是好朋友，但是再也不可能像從前那樣了，完全不可能了，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新生活”。
我33歲那年，兩個最要好、最親近的朋友在幾個月裏相繼結婚，那是我感覺最糟糕的一段時間。在其中一人的婚禮上，我在留言本上看到另一位好友給她的留言，說她非常慶幸“她們一起邁出這共同的一步”。我當時看到這個留言頓時覺得身上像重重地挨了一記。
我們三人就像一個鐵三角，彼此都是好朋友。各自有著不同的事業和理想，我們喜歡的風格、我們的想法和對性愛的口味也不盡相同。沒錯，現在正好她們兩人都結婚了而我依舊孑然一身，但是在那之前我從未想過她們有什麽特別相似的經曆，她們的戀愛過程、伴侶，甚至婚禮都很不一樣。但是這句留言卻讓我猛然醒悟，也許我依然是她們的同齡人、她們的知己、她們的社會同儕、她們的鄰居好友，但是這“共同的一步”喚醒了我，我忽然意識到，也許她們認為從今往後，我們便是兩種不太一樣的人了。
艾略特·霍爾特（elliott holt）是華盛頓的一名小說家。她有兩個姐妹，上的是女子學校，她說和她關係最親的都是女性。她回憶，在二十幾歲的時候，她和朋友們一星期見麵好幾次，一起玩，一起聊天到深夜。等到大家都30多歲的時候，好朋友就接二連三地脫單，開始存錢買房、生兒育女，她們再也不像從前那樣經常見麵了。現在她40歲了，幾乎所有的好朋友都有了伴侶和孩子，能三四個月見一次就很不錯了。她說，“我感覺自己完全和她們脫節了，可我是那樣地愛著她們！”
作為朋友圈裏唯一的一個單身女性，艾略特說：“我總是開玩笑說，我就像個外國交換生：我和她們說著同樣的語言，我有侄女，也參加別人的婚禮，可我還是覺得落單了”。她的已婚朋友以前也邀請她參加社交活動，但是邀請越來越少。她覺得可能是朋友意識到自己談的都是孩子、老公和房子，不想把她拖進這些話題。但是在她看來，她們不明白的是，“我真的很想找到自己真正的歸屬。承認不知道自己屬於哪裏，但又不能讓自己聽上去像個找不到伴的怨女，這是很難做到的”。
艾略特前不久和她的一個前男友聊過，他說她需要多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交往，不然就得找70歲的老人了。她也真的去嚐試了。有次出差到紐約，一幫年輕姑娘邀請她一起出去玩，她說那次玩得非常開心，“到了十一點半，她們說要換個地方接著玩兒，好像夜生活剛剛開始，不到淩晨兩點不會結束的樣子”。她頓時覺得她們之間相差了十五年，“我出生的時候還是尼克鬆在當總統，”她說：“她們出去抽煙的時候我就想，‘天哪，你們還抽煙！我的朋友到29歲都戒了！’我喝了一兩杯，又累又醉。”後來她就先回去了。 <h4>薩拉回來了</h4>
薩拉搬去波士頓六個月以後，她又回來了。
她回來有多種原因，那是經過深思熟慮後做出的艱難決定。一方麵是因為她是為男友去的波士頓，但是和男友的關係並不如意。更重要的是，就像我那位悲觀的朋友所說的那樣：她所離開的紐約生活——她的工作、她的城市、她的朋友——對她來說很重要。她是為了自己回來的。
這真是太棒了。雖然她和男朋友分手我也難過，但是也慶幸她又獨自建立起順心愉快的生活，足以彌補過去。她回來我太高興了。
但是朋友之間的關係，就跟婚姻一樣不知不覺中就有了隔閡，也會像情人之間一樣裂縫越來越大。我和薩拉依然非常親密，我們還會像以往那樣一起聊天、喝酒、看頒獎典禮，也會一起旅行。但也許是因為她一邊傷痛未愈，一邊還要在紐約重建生活，同時也不願簡單地回到過去的生活模式；也許是因為我在經曆了之前的離別之痛後，也不願再像從前那樣完全地投入，我們之間的關係再也無法順利和輕鬆如初了。
薩拉回來幾年後，我開始戀愛了。忽然之間，我不能像以前那樣每周好幾個晚上和女性朋友出去，因為我遇見了一個男人——人生中第一個我想和他共度良宵的男人。
我們很難做到同時保持朋友間和夫妻間的親密關係。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認為19世紀的女性是幸運的，因為她們的婚姻大多很糟糕，而且又被隔離在一個從屬、壓抑的性別等級當中。然而正是這樣，她們才更容易和女性朋友繼續保持密切聯係，因為相比之下，她們的丈夫不太可能在情感和心靈上與她們進行更有趣的交流（當然，也有像我們在夏洛蒂·勃朗特和內爾·納西的通信中所看到的那樣，無愛的婚姻也可能會限製通信自由）。
在我和達瑞斯（darius）相愛的那個時候，我很驚訝自己一心隻想和他廝守，根本沒有時間像以前那樣和朋友一起活動。我不能經常在下班後和薩拉一起喝啤酒，也不能隔天和好朋友傑拉爾丁（geraldine）一起出去吃飯，更不能周末和表妹卡蒂（katie）閑聊過往一周裏中所發生的事。這些事我都沒法做了，因為如果我還是保持原來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大把的時間和我所愛的人在一起，而更奇怪的變化是，我竟然還想和這家夥做愛。一旦我和朋友之間少了經常的交流，我們就不再那樣輕鬆隨意了，那種相知相契、同舟共濟和友情至上的感覺也開始漸漸消散。
20世紀初有些人的擔心或許不無道理，他們認為女性之間的友誼是婚姻的對手，會抑製女性結婚的願望，尤其是麵對不理想的婚姻時。但是問題的實質是，因為有美好的友情而不願意將就婚姻，所以如果你真的遇上了一個足夠喜歡並願意為他改變要求的人，那很有可能是真愛。我就是屬於這種情況。
並不是我不像以前那樣愛我的朋友了，她們仍然是我的朋友，我愛她們，懷念我們曾經有過的點點滴滴。我雖心懷內疚，但實在無法同樣用心的對待友情和婚姻。因為從很多方麵來說，我和我那些朋友早就像幸福的夫妻一樣了。
女性朋友在彼此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向來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尤其是在單身者更多、單身時間更長的今天。無論是我們的整個人生，還是生命之初的幾十年、離婚或喪偶後的最後歲月，都是我們的朋友幫助我們搬入新居，我們和朋友一起購物和照料寵物，和朋友一起經曆生老病死，有些人還和朋友一起撫養孩子、看著他們長大成人。然而沒有儀式宣告友情的正式存在，沒有婚禮，沒有健康福利，它不算同居伴侶關係，也得不到家人的承認。
而當友誼遭遇變故——一方搬家、結婚或死亡，沒有離婚協議，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為你療傷，沒有贍養費，甚至沒有人來安慰我們、幫助我們渡過難關。
正是這些使得女性所講述的友情故事——在彼此的通信中、在小說裏、在電視和電影中——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我之所以喜歡《簡·愛》，部分也是因為其中有簡和罹患肺結核的不幸姑娘海倫·伯恩斯（helen burns）之間的友誼，使得她在寄宿學校的生活不至於孤獨；我喜歡安妮·雪莉（anne shirley）的故事，也是因為安妮·雪莉視她的同學戴安娜·巴裏（diana barry）為“知心好友”和“情意相投的人”，並天真地宣布“我和戴安娜在認真地考慮互相發誓永不結婚，我們要相伴到老永遠生活在一起”。
流行文化可以讓我們了解什麽是女性友誼，以及這些陪伴我們、猶如親人的單身女性的生活狀況：告訴未婚女性，她們的人生也是真實和豐滿的，也有精彩動人的故事。 <h4>流行文化中的“那個女孩”</h4>
海倫·格利·布朗（helen gurley brown）是阿肯色州一名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廣告文案一職的印第安女子，雖然她和後來發展為婦女運動的組織毫無聯係，但是1962年，40歲的她出版了一本紅極一時的暢銷書，這本稍顯劣質的平裝書從影響力來說，雖遠不及第二年發表的《女性的奧秘》，但是它講到了被弗裏丹幾乎忽略的一個問題。這本題為《單身女孩與性》（sex and the single girl）的書，是為未婚女性進行性探索而寫的性愛指南，語言直白而坦誠。書中認為單身女性的主要任務是為自己尋找夫婿，但是，作者又說，在這條路上，女性同時應該享樂，應該為自己找到美好的感覺。
布朗寫道：“如果你不去管那種在什麽年齡做什麽事（如結婚）、什麽時間該放縱自己（如星期六晚上）的愚蠢觀念，而是利用這些時間，不再羞澀，不再自憐，去做一些有創造性、有建設性的事情……我想單身女孩的困難就已經克服了一半。”她說單身時代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那是你有時間、有自由去冒險的時候”，她對婚姻持實用主義的觀點，稱婚姻是“給人生最艱難的時段買的保險”。
該書當時在主流媒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後來和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合辦《單身女性》雜誌的蕾蒂·科汀·波格萊賓——那時候她60歲出頭，是負責推廣該書的出版宣傳主管。她說她第一次讀到書稿時就想，“真是太棒了，這就是我的人生”。
除此之外也有別的書向讀者展現20世紀未婚女性的生活。羅納·賈夫（rona jaffe）的《最美好的事物》（the best of everything）（1958）是一部狂飆突進式的小說，講述一名從事神職工作的未婚女性的故事，瑪麗·麥卡錫（mary arthy）的《團體》（the group）（1963），講述了一些成功女性的故事，描寫她們在性、避孕、同性戀問題、強奸問題、工作和友情等等方麵的矛盾。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對《團體》一書很是不屑，顯然就像每個時代裏都有的、被強大女性惹毛的男人，他譏諷作者是“蠢婆娘……到頭來就是一個收集短尾貓的可悲的老姑娘”。[13] （實際上瑪麗·麥卡錫有過四次婚姻。）
1966年，好萊塢喜劇明星丹尼·托馬斯（danny thomas）之女、29歲的女演員瑪洛·托馬斯（marlo thomas），試圖尋找一部合適自己的情景劇。托馬斯後來回憶說，她不滿劇本平淡無趣，於是問主管人員，“你們有沒有想過拍一個以年輕姑娘為故事中心的電視劇？不再是某某人的女兒、某某人的妻子或某某人的秘書。我們可以拍她的夢想，拍她對生活的追求”[14] 。但是據她說，當時主管人員的反應是，“你覺得這樣的節目觀眾會感興趣嗎？”托馬斯就給他看了那本《女性的奧秘》，沒多久，abc公司就同意上演一檔半小時的電視劇，由托馬斯製作，講述一名獨居的未婚女演員安·瑪麗（ann marie）的故事。托馬斯最初想給電視劇定名為《獨立女性》（miss independence），但製片人卻用了《那個女孩》（that girl）為片名。
後來活躍於婦女運動的托馬斯，執意堅持在她這部節奏輕快的電影中女主角一定要自食其力而不依附於丈夫，所以後來abc找她續拍《那個女孩》的時候她拒絕了，她覺得安和她男友似乎尚未有過性關係，而這已不能真實反映當時美國婦女的生活。當主管人員希望以安和唐納德的婚禮結束這個連播五年的電視連續劇時，托馬斯再次表示猶豫，她不想傳達女人總要回歸婚姻的訊息。因此，《那個女孩》在1971年播出的大結局，是一對男女在趕赴婦女解放運動會議時被困在了電梯裏。
《那個女孩》下線的前一年，繼它之後播出的《瑪麗·泰勒·摩爾秀》（the mary tyler moore show）已經開始拍攝。這部電視劇勢頭更加強勁，從1970年至1977年連續播出七年，講述一名30歲的新聞記者瑪麗·理查茲（mary richards）的故事。女主角和由她供養讀完醫學院的男友分手後搬到明尼阿波利斯，在當地的一個電視台找了份工作，和鄰居羅達·摩根施特恩結為朋友，而在前麵的某一集裏她曾對這位鄰居說“比單身更糟糕的就是圍坐在一起討論單身”。
南希·吉爾斯（nancy giles）是一名52歲的單身喜劇明星、女演員和電視評論員，她說她非常喜歡《瑪麗·泰勒·摩爾秀》，因為瑪麗“最後沒有結婚，而是坐在新聞編輯室裏。她是一名自己支付房租的職業女性”。不僅如此，她的故事告訴千萬婦女們，她們卷起袖子自食其力的機會不僅存在，而且是美好而令人向往的。電視新聞主持人凱蒂·柯麗克（katie couric）很多年來都是薪酬最高的電視新聞人，她在2009年對我說，瑪麗是她的榜樣之一。“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可笑，但是看到這個女的一個人出來為自己創造生活，我總是會想，我也要這樣。”
當然，流行文化同時也是反對女性獨立思潮——有溫和的也有懲戒性的——最顯而易見、觀眾麵最廣的載體。隨著裏根時代女性解放運動的高漲，一些因循保守的影片反映了社會對日漸壯大的未婚女性群體感到的不安情緒，再次表現她們的孤獨、憂傷，有時還不近情理。
在1988年播出的《穿越德蘭西》（crossing dncey）中，伊琪·格羅斯曼（izzy grossman）是一名在書店工作的單身女孩，她那位思想老舊的祖母雇了一名職業媒人給她介紹了一個街頭小販，並告誡她說：“無論你賺多少錢，如果你單身，那你就是有病！”（伊琪最終和那個不起眼的家夥走在了一起）。差不多在同一時候，格倫·克洛斯（glenn close）在影片《致命吸引》（fatal attraction）中飾演了一名孤獨而充滿殺氣的單身女子艾麗克絲，艾麗克絲威脅一名男子說“不要小看我”。這個不安分的單身女子在和一名有妻室的男子發生了一夜情後對他的家庭嫉妒至極，甚至打算摧毀它，最後被男子的結發妻子開槍擺平，在浴缸裏流著血直至溺亡。這是銀幕上對女性不安分行為最血腥的懲罰。“最優秀的單身女性死了，”女權主義影評家蘇珊·法魯迪（susan faludi）在評論這部影片的時候說。
20世紀80年代描寫性解放的單身女性銀幕形象中，最具進步意義的可能是來自斯派克·李（spike lee）在1986年執導的影片《穩操勝劵》（she’s gotta have it）。主人公諾拉·達林是一個性欲很強的女人，她不願意隻委身於一個男子，這致使她同時擁有三個情人。影片對女性的欲望進行了客觀而令人耳目一新的描寫。但是，正如影評家貝爾·胡克斯（bell hooks）指出，影片中有一個鏡頭，諾拉被一名男子強奸，男子邊施暴邊不停地質問她，直到諾拉承認這一次性行為的主體是他，而性的獨立正是她爭取獨立自主的必經之路。
反觀僅數十年之前流行文化對於單身狀態的描寫少之又少，我們更加驚異於今天有這麽多單身女性的故事出現在電視上。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我們都要感謝《欲望都市》為我們帶來了這樣的轉變。劇中對單身女性生活以及她們之間關係的描寫，都是富有啟發性的。
莉娜·杜漢姆（lena dunham）是一名作家，同時又是導演和演員，她稱女性的友誼是她的電視劇《都市女孩》（girls）中“最浪漫的故事”。而事實也是，首集的開場鏡頭就是女主人公漢娜·霍瓦特（hannah horvath）在床上醒來，從背後擁著為逃避男友而過來避難、同時也為了和她一起熬夜看《瑪麗·泰勒·摩爾秀》重播的好朋友瑪爾妮。
杜漢姆曾公開說起過，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不使自己在和奧德莉·戈爾曼（audrey gelman）——杜漢姆的政治顧問——的友誼中失去自我，她所經曆的努力與掙紮。在2012年的一次合作訪談中，杜漢姆對戈爾曼說：“我倆對生活的追求可以說非常相近，但不可能完全相同。我能做的是支持你的理想，而不是讓你的理想符合我的心願……最難的莫過於……愛一個人但不作論斷，不怕被拋棄。朋友之間更是這樣，因為你不是我媽媽，我們又沒有孩子——但是我們確實有相同的地方”。就在那次采訪中，戈爾曼說她無法想象她們會分手，因為“我覺得我們倆的心靈密不可分”。
喜劇片《最爆伴娘團》（bridesmaids）是2011年的一部熱賣電影。這部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因為它向觀眾證明了女人也會掏錢去看講述女性生活一團糟的電影，而且影片的主要矛盾不是在異性情侶之間，而是指向麵對生活的變故努力維持友情的兩個好朋友——一個結婚嫁人、認識了新的朋友，而另一個還在職場掙紮。
因為友情的變故引發不滿，足以說明好朋友也會讓你傷心透頂，尤其在其中一方為了傳統的愛情轉身離你而去時。這樣的故事也曾出現在《欲望都市》中。其中有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凱莉·布拉德肖[3] 為了和一個男人移居巴黎而辭去工作，在和她共同撫養孩子、身為律師的好朋友米蘭達質疑她為了一個男人做出拋棄家庭、放棄事業的選擇時，凱莉怒吼著回應道：“我不可能為了你待在紐約打一輩子單身！”《欲望都市》的電視劇和電影都結束播映時，四名女主角，其中三名已經結婚。在第二部影片中，為了延續友情的故事，編劇將四個主角全都打發到異國他鄉的阿布紮比，沒有讓丈夫們出現在她們的生活中，使她們依然像單身那樣自由地生活，彼此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關係。
《欲望都市》播完十年以後，《大城小妞》（broad city）登上電視。這部電視劇更加毫無歉意地宣揚女性友誼高於異性伴侶關係的觀點。電視評論家瑞秋·塞姆（rachel syme）認為這是“一部愛的故事……兩個親密無間的年輕女孩，生活上諸事不順，她們抽大麻，嚐試性行為，爭吵謾罵，努力著、掙紮著生活下去”。[15] 兩個女主角“享受著彼此的存在，她們是生活中的拍檔、一起幹壞事的同夥”，“各自生活卻幾乎分享一切：毒品、胃病、性幻想……”塞姆援引了一個場景，那是對她們親密關係最好的說明：兩個人蓋著毯子相擁而臥，討論分娩過程中排便的可能。伊娜拉安慰艾比說：“如果是我發生這種情況，你可以不看。”“就是說你生孩子我也要在場對嗎？”艾比問。而伊娜拉回答道：“臭娘們，廢話，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人，除了你還會有誰？”
這樣的話題，縱使愚蠢也很重要，這是對女性在彼此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正式承認，通過這樣的語言表達出來絕不會感到難堪。2013年，buzzfeed網站列出了“好朋友是你另一半的22個跡象”，其中有一起做飯、一起討論老年問題，而最後一個是“不在乎別人把你們看成是一對，因為不管是不是純粹的友誼，這都是你曾經有過的最好的關係”。同年，女性雜誌《嘉人》（marie ire）發表了一個關於三個女人的故事，這三個女人，分別是20多歲、30多歲和40多歲，她們互為醫護聯係人，共同抵押貸款買房，互相幫助使對方懷孕。故事作者引用了喜劇演員艾米·波勒（amy poehler）說的趣聞，她在認識她好朋友蒂娜·菲（tina fey）的時候就想，“我終於遇到了我想嫁的女人”。
2013年科普作家娜塔利·安吉爾（natalie angier）為女性友誼的重要性找到了動物學上的支持，她指出：“在非洲大象、田鼠、肯尼亞藍猴、新西蘭野馬等動物中，都存在雌性之間持久的互惠互助關係，這是社會生活的基本單位。”
安吉爾稱，一些西非的黑猩猩會在雌性之間形成親密的關係，“堅韌持久，直到其中一方死亡”。雌性狒狒也會建立友誼以對抗生活中雄性狒狒的攻擊，還有欺淩和殺戮幼狒狒的現象。這一切聽上去都是那麽的熟悉。
“你總得有個可以依靠的人。”一名研究人員向安吉爾解釋說。 <hr/>
注釋
[1] 格林奇（grinch），童話故事《聖誕鬼精靈》（how the grinch stole christmas）中的角色。心髒隻有正常人的四分之一大，所以“心胸狹隘”。
[2] 《貝蒂和維羅妮卡》（betty and veronica），阿奇漫畫公司（archieics）出版的連載漫畫，貝蒂和維羅妮卡二人是最要好的朋友，也是最要命的競爭對手，她們與漫畫男主人公阿奇之間的三角關係常為人津津樂道。
[3] 凱莉·布拉德肖（carrie bradshaw），美劇《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中的女主角，被視作自由、浪漫、富有想象力的紐約女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