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的手機裏時有短信傳來，等她處理一宗棘手的、埋有“地雷”的事務。她最近有點憂慮。她背著小包，背脊挺直走在人群中。然後，她遇到了郭金坤。
“嘩，‘部長’哎。”高雄市計程車司機郭金坤載上龍應台。
“嘩，他們都沒有認出你？他們夠爛。”郭司機好口才，兩語三言道破龍應台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五屆公共電視董監事名單未獲通過）：“這麽好的名單通不過，夠爛！這跟民進黨沒關係，就是國民黨內部在搞。你應該告訴馬英九，搞什麽搞！叫輿論去罵，他們就會收斂一點。你知道嗎，那些‘部長’都一樣，私人時間出來都還帶一個秘書幫背包包，招呼計程車看都不看我們，不是你這樣的……如果台灣每個‘部長’都像你……不過你待不久啦。”
龍應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覺得我會幹多久？”
“一年啦。公共電視那件事以後，還好你沒有馬上說我不幹了，不然馬英九會更丟臉。坦白講，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這麽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灣的政治跟經濟會壓得你什麽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說，“今天倒閣案（指由民進黨立委柯建銘等43人提交的針對“行政院長”陳衝的不信任案）沒通過（表決結果46票讚成，66票否決），過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龍應台放聲大笑。
郭先生最後認真地說，當龍應台宣布下台，他會很留意看報紙。
幾天後，我麵對“中研院”錢永祥先生，聽他對台灣政治的分析：民主製度當然有很多好處，台灣不僅應該實行，而且做得也不錯，但它還在學習中。但今天的台灣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漸形成這樣一個狀況：執政黨和反對黨鬥得很厲害，兩黨的關係基本上就是互相絆對方，就是怎麽讓對方做不成事，怎樣令其出醜。所以，有點理想的政務官很難有所作為。官僚政治化也帶來公務員的“常識”：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溫和地說：“台灣政治是另一種綜藝節目。”
幾天前，我拜會了剛退休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夏鑄九教授，他細述台灣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曆程。他說，就學習民主而言，陳水扁應被授予金牌，因為他讓台灣在痛苦中不再相信民粹主義。“看2000年以來的藍綠兩黨輪替，如同看連續劇，戲劇效果太強了。”夏說，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文人從政的龍應台有其優勢：她是文化明星，舉手投足引人關注。媒體在台灣政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官員立委都在絞盡腦汁謀劃怎樣明天上報紙，龍應台在這一領域有足夠的號召力，而且她的影響橫貫兩岸四地華人世界。但作為龍應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著三把汗：一、她麵對一個組裝起來的老衙門，官僚氣很重，她能否拖得動；二、藍綠營的“國族認同”不一樣，會帶給她政治的壓力，文化糾纏著政治議題，其中布滿“地雷”；三、台灣過去的文化官員多半並不真愛文化，龍應台如何立文化？
當年龍出任文化局長，李敖斷言她做不到三個月，結果她做滿一任，三年零三個月。輿論送行時說：“龍應台在將自己的文化理念通過官僚機器的運作變成現實後，最終一塵不染地回歸文壇。”龍應台則將這一段歸納為“實踐平等觀念過程中的受傷筆記”。
這一次，也有人預言她將是第一個辭官的“部長”，結果“財政部長”第一個辭職；9月28日，“勞工部長”含淚卸任；10月7日，“行政院”發言人請辭獲準；八個月過去，龍應台還在。
從作家龍應台到“部長”龍應台，這個案本是一個小奇跡，令人看到背後的那個相對寬鬆、活潑的環境——
1999年7月，正當龍應台籌劃著帶兩個孩子沿萊茵河岸的單車旅行，接到台北市長馬英九秘書的來電，大意是邀請龍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曆寄到台北”。
龍不假思索答道：“要履曆？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嗎要寄履曆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幾天後，她接到馬英九的越洋電話。交談中，她知道，這位市長還真讀了“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
又過幾周，接到電話：市長將到法蘭克福，“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隻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龍應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認真。
於是，馬英九從台北飛到羅馬，在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找到了龍應台離城20裏路鄉下的家，風塵仆仆……
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出席文創精品頒獎典禮。拍攝者：梁辰
台北火車站，與參加“藝術席卷空間”的學生們一起跳舞。拍攝者：梁辰
這不僅是一段現代版的“三顧茅廬”佳話，也是馬英九綜合考量的結果。中正大學傳播學係羅世宏副教授告訴我：如果兼顧台灣本土和大格局下的曆史文化，兼顧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在台南農村的清貧中長大，會說台語、漢語、英語，至今隻拿一本台灣護照的龍應台是不二人選。她的影響力，也能從台灣媒體幾年前所做的民意調查中得見：龍應台、林懷民、嚴長壽……名單通常是這樣。
自此，一個一貫批評政府的作家進入了官員體係。而且，她得到來自台灣文化界的擁抱遠多於擠壓。夏鑄九說：“她是內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關係比曆任文化主管官員都要真切緊密。我曾經向她抱怨，自從參與寶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質的空地，在龍應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藝術村），我開的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隻是，政壇非菜壇，無處不塵埃。官場的重點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陳學聖在質詢時說，有些“部會”送“立委”進口大葡萄當中秋賀禮；有些“部會”送香煙，一出手就是十條；隻有“文化部”什麽都沒送，讓其他“部會”出糗、成為箭靶。龍應台說，“文化部”從未編列預算送禮給“立委”，以後也不會送。
“但這個錯，我為你喝彩。”陳學聖說。
“我能感受到你的誠懇。”龍應台說。
“你這是對我的侮辱。”陳學聖說。
“為什麽？”龍應台問。
底下眾“立委”笑。太多的官場潛台詞，她還不熟悉。有報紙在第二天報道這一幕後，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說過，龍應台筆下犀利，私底下是個傻大姐。”
龍應台以她的人氣、血氣麵對官場的習氣、陰氣，多有挫折。她以鏡頭之外的無奈、無言表明：政治是鬥爭，是行動與後果的算計，是台上與台下的演出，是步步為營。政治夠渾雜，雜到她每天必須按捺住一些什麽，忘掉一些什麽，才能矯健地、粉身碎骨地投入其中。
“嘩，‘部長’哎。”高雄市計程車司機郭金坤載上龍應台。
“嘩，他們都沒有認出你？他們夠爛。”郭司機好口才，兩語三言道破龍應台前不久遭受的挫折（“文化部”提名的第五屆公共電視董監事名單未獲通過）：“這麽好的名單通不過，夠爛！這跟民進黨沒關係，就是國民黨內部在搞。你應該告訴馬英九，搞什麽搞！叫輿論去罵，他們就會收斂一點。你知道嗎，那些‘部長’都一樣，私人時間出來都還帶一個秘書幫背包包，招呼計程車看都不看我們，不是你這樣的……如果台灣每個‘部長’都像你……不過你待不久啦。”
龍應台哈哈大笑：“郭先生，你覺得我會幹多久？”
“一年啦。公共電視那件事以後，還好你沒有馬上說我不幹了，不然馬英九會更丟臉。坦白講，看不下去走就好了，文人不要這麽委屈自己。政治就是利益分配，台灣的政治跟經濟會壓得你什麽都做不成。”郭先生又說，“今天倒閣案（指由民進黨立委柯建銘等43人提交的針對“行政院長”陳衝的不信任案）沒通過（表決結果46票讚成，66票否決），過了你就不用做了嘛。”龍應台放聲大笑。
郭先生最後認真地說，當龍應台宣布下台，他會很留意看報紙。
幾天後，我麵對“中研院”錢永祥先生，聽他對台灣政治的分析：民主製度當然有很多好處，台灣不僅應該實行，而且做得也不錯，但它還在學習中。但今天的台灣政界很消耗人，它逐漸形成這樣一個狀況：執政黨和反對黨鬥得很厲害，兩黨的關係基本上就是互相絆對方，就是怎麽讓對方做不成事，怎樣令其出醜。所以，有點理想的政務官很難有所作為。官僚政治化也帶來公務員的“常識”：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同一天，“中研院”副院長王汎森院士溫和地說：“台灣政治是另一種綜藝節目。”
幾天前，我拜會了剛退休的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所長夏鑄九教授，他細述台灣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步步走向民主，又“何以至此”的曆程。他說，就學習民主而言，陳水扁應被授予金牌，因為他讓台灣在痛苦中不再相信民粹主義。“看2000年以來的藍綠兩黨輪替，如同看連續劇，戲劇效果太強了。”夏說，在這樣一個環境裏，文人從政的龍應台有其優勢：她是文化明星，舉手投足引人關注。媒體在台灣政治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官員立委都在絞盡腦汁謀劃怎樣明天上報紙，龍應台在這一領域有足夠的號召力，而且她的影響橫貫兩岸四地華人世界。但作為龍應台的老朋友，夏也替她捏著三把汗：一、她麵對一個組裝起來的老衙門，官僚氣很重，她能否拖得動；二、藍綠營的“國族認同”不一樣，會帶給她政治的壓力，文化糾纏著政治議題，其中布滿“地雷”；三、台灣過去的文化官員多半並不真愛文化，龍應台如何立文化？
當年龍出任文化局長，李敖斷言她做不到三個月，結果她做滿一任，三年零三個月。輿論送行時說：“龍應台在將自己的文化理念通過官僚機器的運作變成現實後，最終一塵不染地回歸文壇。”龍應台則將這一段歸納為“實踐平等觀念過程中的受傷筆記”。
這一次，也有人預言她將是第一個辭官的“部長”，結果“財政部長”第一個辭職；9月28日，“勞工部長”含淚卸任；10月7日，“行政院”發言人請辭獲準；八個月過去，龍應台還在。
從作家龍應台到“部長”龍應台，這個案本是一個小奇跡，令人看到背後的那個相對寬鬆、活潑的環境——
1999年7月，正當龍應台籌劃著帶兩個孩子沿萊茵河岸的單車旅行，接到台北市長馬英九秘書的來電，大意是邀請龍教授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長，“請龍老師把履曆寄到台北”。
龍不假思索答道：“要履曆？我又不跟你們求職，幹嗎要寄履曆給你們？需要認識我的話，去書店買我的書啊！”
幾天後，她接到馬英九的越洋電話。交談中，她知道，這位市長還真讀了“那些沒什麽意思的書”。
又過幾周，接到電話：市長將到法蘭克福，“龍老師能不能到他下榻的酒店一談？”
“隻有‘王’來見‘士’，哪有‘士’去見‘王’的道理？歡迎市長來我家一談。”龍應台答得三分玩笑、七分認真。
於是，馬英九從台北飛到羅馬，在密集而繁瑣的公務行程之後，隻身與秘書悄悄飛到法蘭克福機場，再從機場搭出租車，在德國的暗夜中找到了龍應台離城20裏路鄉下的家，風塵仆仆……
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出席文創精品頒獎典禮。拍攝者：梁辰
台北火車站，與參加“藝術席卷空間”的學生們一起跳舞。拍攝者：梁辰
這不僅是一段現代版的“三顧茅廬”佳話，也是馬英九綜合考量的結果。中正大學傳播學係羅世宏副教授告訴我：如果兼顧台灣本土和大格局下的曆史文化，兼顧華人世界的影響力，在台南農村的清貧中長大，會說台語、漢語、英語，至今隻拿一本台灣護照的龍應台是不二人選。她的影響力，也能從台灣媒體幾年前所做的民意調查中得見：龍應台、林懷民、嚴長壽……名單通常是這樣。
自此，一個一貫批評政府的作家進入了官員體係。而且，她得到來自台灣文化界的擁抱遠多於擠壓。夏鑄九說：“她是內行，所以跟文化界的朋友關係比曆任文化主管官員都要真切緊密。我曾經向她抱怨，自從參與寶藏岩案（一片城中村性質的空地，在龍應台和文化界人士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一座藝術村），我開的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隻是，政壇非菜壇，無處不塵埃。官場的重點也不在做事。眼前就是例子——
9月26日，“立委”陳學聖在質詢時說，有些“部會”送“立委”進口大葡萄當中秋賀禮；有些“部會”送香煙，一出手就是十條；隻有“文化部”什麽都沒送，讓其他“部會”出糗、成為箭靶。龍應台說，“文化部”從未編列預算送禮給“立委”，以後也不會送。
“但這個錯，我為你喝彩。”陳學聖說。
“我能感受到你的誠懇。”龍應台說。
“你這是對我的侮辱。”陳學聖說。
“為什麽？”龍應台問。
底下眾“立委”笑。太多的官場潛台詞，她還不熟悉。有報紙在第二天報道這一幕後，添了一句：“一位作家說過，龍應台筆下犀利，私底下是個傻大姐。”
龍應台以她的人氣、血氣麵對官場的習氣、陰氣，多有挫折。她以鏡頭之外的無奈、無言表明：政治是鬥爭，是行動與後果的算計，是台上與台下的演出，是步步為營。政治夠渾雜，雜到她每天必須按捺住一些什麽，忘掉一些什麽，才能矯健地、粉身碎骨地投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