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表演告一段落，龍應台去窗口買了開往高雄的高鐵車票，往屏東老家去，那裏有她的母親和哥哥。台灣資深媒體人陳浩告訴我，你見到龍家人就會知道，什麽叫作淳樸。
母親應美君多次出現在她的著作裏：浙江淳安人，杭州綢緞莊小姐，不顧家人反對下嫁湖南衡山人龍槐生，1949年隨人潮湧向台灣，剛到高雄時，手裏還抱著剛出生的龍應台的大哥龍應達。她用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租下一個小菜攤，賣西瓜、賣麵粉、賣五金，賣自己包的粽子，賣一切難民需要的東西。她在有尿味的戲院裏賣過票；編過漁網，半個月編好一張，換80元；她養過豬；她開口向鄰居借錢，以便第二天交龍應台的學費……她像一株又柔又韌的水草，幫襯丈夫，帶領四個孩子，在荒灘惡水中存活了下來。
童年時龍應台看美國電視，常常有感於母親的“不優雅”：她講話的聲音是那麽大，跟鄰居講到高興時會笑得驚天動地，她開罵時也是正氣懍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隻能抱頭逃竄……她的生命裏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滿豪氣的東西。龍應台說，在有些方麵，她像母親。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條巷子裏聽見一位老婦的哀號，浙江口音的哀號，心有所動，“多管閑事”過問起來——寫過《大江大海》，她知道這島上每一位七八十歲的人，身上都藏著一部顛沛離散史。她在巷子裏東問西問，得到的信息是，老婦人精神有問題。她撥通了市長郝龍斌的電話。市長出差，她又撥副市長的電話，副市長自國外派人調查。龍應台剛上火車，就收到回饋：社會局已派人上門了解情況，這位鄧女士確實精神異常，已享受社會福利中心的照顧，他們會跟進，並“謝謝龍部長的通報”。龍應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媽媽一樣，我受不了”。
攝影師還捕捉到她在辦公室裏流淚的一刻，當時她麵前攤著幾封寫於1937年前的遺書。寫信的人，都在一個延續了20多年、被後人稱為“白色恐怖”的時期被槍斃了。
龍應台有兩兄兩弟，長兄當年被逃難的母親交給婆婆，留在大陸，1985年相認。在她心裏，兄弟，不僅意味著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還意味著“在彼此的容顏裏看見童年”。
從台北到屏東，就是在台灣島的地圖左側自北向南劃一條長長的曲線。一路向南，陽光愈發熾烈，空氣愈發濕熱，責任、公文、秘書、隨護漸遠，童年漸近。
童年，因為父親是公務員，三年換個地方，一家人總在台南的鄉村裏遷徙，龍應台總是麵對需要融入的新環境。跟多數軍警公教人員的子女不同，她能交道，但不湊熱鬧；眼睛清澈，但看法獨特；跟三個男孩一起長大，別有一種帥氣豪情。
列車到高雄。龍應台背著她的雙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記憶裏。林告訴我，她第一次見龍應台大約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以下為林青霞口述） <blockquote>
那天，南生介紹說，她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她長得嬌小，聲音非常悅耳，我們聊得很愉快。晚飯後她急著要走，因為小兒子飛飛在家。我看到一個瘦瘦小小的人，背一個很細的包包，脊背挺得筆直走出去。我看著她的背影就想，這個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想了解她。朋友與否，往往是一種直覺。
後來我們走近，常聽她跟母親、跟兒子通電話，很不尋常。她的母親失智了，但她在電話裏總說：“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兒龍應台，我是小晶……”那種孝順，那種對兒子的愛，讓我感動。
她很有一種性感，一種糅合了女人的柔順和男人的果斷的美。到任何環境，她能很快掌握氣場，進退有度，我覺得她做什麽都會成功。有時候會驚歎，她小小的身體裏怎麽會爆發出這麽大的力量，這力量大到有時候會傷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謀有略，比方寫一本書，該怎樣收集材料，怎樣計劃、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觀察事物很敏銳，寫東西很入骨，一針見血，刺激到你的神經腺。我讀《目送》裏“四郎探母”一節，大顆的眼淚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顧自己，寫作起來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來。她寫《大江大海》的時候，有幾次我去送飯，發現她寫得昏天黑地，到廚房取個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經送她一條褲子，兩隻褲腳管各有一根帶子係住。有一天見麵，我發現一隻褲管的帶子不見了，另一隻還綁著。我沒好意思說。第二天見麵，她還穿那條褲子，還是一有一無。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條褲腿的帶子不見了？她說，是嗎？沒有了嗎？我說，你是我見過的最不愛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個不停。
她常常出現在演講場合，要上鏡頭，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涼鞋；還有一條褲子穿了25年，褲管起了毛邊，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後來送她一雙黑色麂皮的包頭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議她隻穿黑或白；我建議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帶點休閑才好，至於顏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樣配都不會出錯。
這次她回台灣做“文化部長”，我為她準備了幾件最簡單的化妝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簡單，不用打底，刷牆一樣塗勻就可以了；一個腮紅，一管口紅，也很簡單，不用描邊描線，隻要塗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經說。
她確實有思想，而且敏銳。一道看電影，她常有獨到的見解，一語道破那種。
她思考的時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個公眾人物，看到鏡頭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現在很會笑了。
這個選擇在她，是需要勇氣的，也是一種使命。她還能幫台灣做一點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沒有足夠的體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認為，對於台灣的文化建設，她看到了、說出來，她就有能力改進，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麵對問題，以前她暢所欲言，現在走出去，去行動，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擊她，她隻能隱忍。政治，在考驗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對我說，青霞，困難其實是考驗一個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麵對政治的智慧。她不隻是作家。
本性裏，她是一個純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會雀躍。
這次離開香港，她對我說：青霞，不要放棄我。這是她表達友情的方式，很特別。 </blockquote>
關於龍應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與混亂，陳浩也講了不少故事。比方說，她不知道怎樣用台灣式的電飯鍋；她常常寫到餓極了，發現家裏沒什麽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餓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經常胡亂塞一堆東西了事。”
幾個月前，龍應台穿著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評“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長”辦公室的一格小櫃裏，躺著一雙鞋底中部特別厚的黑色鞋子，那是林青霞送來的，“英國律師出庭常穿，站五小時不累”。林還通過媒體對大家說：不要太苛求她。
母親應美君多次出現在她的著作裏：浙江淳安人，杭州綢緞莊小姐，不顧家人反對下嫁湖南衡山人龍槐生，1949年隨人潮湧向台灣，剛到高雄時，手裏還抱著剛出生的龍應台的大哥龍應達。她用身上藏著的五兩黃金租下一個小菜攤，賣西瓜、賣麵粉、賣五金，賣自己包的粽子，賣一切難民需要的東西。她在有尿味的戲院裏賣過票；編過漁網，半個月編好一張，換80元；她養過豬；她開口向鄰居借錢，以便第二天交龍應台的學費……她像一株又柔又韌的水草，幫襯丈夫，帶領四個孩子，在荒灘惡水中存活了下來。
童年時龍應台看美國電視，常常有感於母親的“不優雅”：她講話的聲音是那麽大，跟鄰居講到高興時會笑得驚天動地，她開罵時也是正氣懍然、轟轟烈烈，被罵的人隻能抱頭逃竄……她的生命裏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滿豪氣的東西。龍應台說，在有些方麵，她像母親。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條巷子裏聽見一位老婦的哀號，浙江口音的哀號，心有所動，“多管閑事”過問起來——寫過《大江大海》，她知道這島上每一位七八十歲的人，身上都藏著一部顛沛離散史。她在巷子裏東問西問，得到的信息是，老婦人精神有問題。她撥通了市長郝龍斌的電話。市長出差，她又撥副市長的電話，副市長自國外派人調查。龍應台剛上火車，就收到回饋：社會局已派人上門了解情況，這位鄧女士確實精神異常，已享受社會福利中心的照顧，他們會跟進，並“謝謝龍部長的通報”。龍應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媽媽一樣，我受不了”。
攝影師還捕捉到她在辦公室裏流淚的一刻，當時她麵前攤著幾封寫於1937年前的遺書。寫信的人，都在一個延續了20多年、被後人稱為“白色恐怖”的時期被槍斃了。
龍應台有兩兄兩弟，長兄當年被逃難的母親交給婆婆，留在大陸，1985年相認。在她心裏，兄弟，不僅意味著因了共同的父母常聚，還意味著“在彼此的容顏裏看見童年”。
從台北到屏東，就是在台灣島的地圖左側自北向南劃一條長長的曲線。一路向南，陽光愈發熾烈，空氣愈發濕熱，責任、公文、秘書、隨護漸遠，童年漸近。
童年，因為父親是公務員，三年換個地方，一家人總在台南的鄉村裏遷徙，龍應台總是麵對需要融入的新環境。跟多數軍警公教人員的子女不同，她能交道，但不湊熱鬧；眼睛清澈，但看法獨特；跟三個男孩一起長大，別有一種帥氣豪情。
列車到高雄。龍應台背著她的雙肩背小包，脊背挺直地在人群中行走。這背影，深深印在好友林青霞的記憶裏。林告訴我，她第一次見龍應台大約是2003年，香港，在徐克和施南生家。（以下為林青霞口述） <blockquote>
那天，南生介紹說，她當過台北市文化局長。她長得嬌小，聲音非常悅耳，我們聊得很愉快。晚飯後她急著要走，因為小兒子飛飛在家。我看到一個瘦瘦小小的人，背一個很細的包包，脊背挺得筆直走出去。我看著她的背影就想，這個人一定有很多故事，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想了解她。朋友與否，往往是一種直覺。
後來我們走近，常聽她跟母親、跟兒子通電話，很不尋常。她的母親失智了，但她在電話裏總說：“你的名字叫美君，我是你的女兒龍應台，我是小晶……”那種孝順，那種對兒子的愛，讓我感動。
她很有一種性感，一種糅合了女人的柔順和男人的果斷的美。到任何環境，她能很快掌握氣場，進退有度，我覺得她做什麽都會成功。有時候會驚歎，她小小的身體裏怎麽會爆發出這麽大的力量，這力量大到有時候會傷了她自己。
她很真，很透明，但做起事情有謀有略，比方寫一本書，該怎樣收集材料，怎樣計劃、操作，她自有章法。她觀察事物很敏銳，寫東西很入骨，一針見血，刺激到你的神經腺。我讀《目送》裏“四郎探母”一節，大顆的眼淚往下落。
在生活上她不大懂得照顧自己，寫作起來更是一投入就不能停下來。她寫《大江大海》的時候，有幾次我去送飯，發現她寫得昏天黑地，到廚房取個碟子都拿不住，掉在地上打碎了。
她唯一不敏感的是她的外表，她不懂打扮。我曾經送她一條褲子，兩隻褲腳管各有一根帶子係住。有一天見麵，我發現一隻褲管的帶子不見了，另一隻還綁著。我沒好意思說。第二天見麵，她還穿那條褲子，還是一有一無。我忍不住了：你知不知道，一條褲腿的帶子不見了？她說，是嗎？沒有了嗎？我說，你是我見過的最不愛漂亮的女生。她趴在我肩膀上咯咯咯笑個不停。
她常常出現在演講場合，要上鏡頭，要present她自己，但好多次她都穿露趾涼鞋；還有一條褲子穿了25年，褲管起了毛邊，看得一班朋友很急。我後來送她一雙黑色麂皮的包頭小坡跟鞋，百搭。穿衣服，南生建議她隻穿黑或白；我建議她，不要穿得太正式，帶點休閑才好，至於顏色，白黑灰米卡其色，怎樣配都不會出錯。
這次她回台灣做“文化部長”，我為她準備了幾件最簡單的化妝品：一盒粉，一支大刷子，很簡單，不用打底，刷牆一樣塗勻就可以了；一個腮紅，一管口紅，也很簡單，不用描邊描線，隻要塗上抿一下就可以了。
“你教我打扮，我教你思考。”她曾經說。
她確實有思想，而且敏銳。一道看電影，她常有獨到的見解，一語道破那種。
她思考的時候不笑。我就提醒她，做一個公眾人物，看到鏡頭就要笑，微笑，哪怕你在思考。她現在很會笑了。
這個選擇在她，是需要勇氣的，也是一種使命。她還能幫台灣做一點事情，再下去可能就沒有足夠的體力和精神，所以她去了。我認為，對於台灣的文化建設，她看到了、說出來，她就有能力改進，她是能做事情的人。麵對問題，以前她暢所欲言，現在走出去，去行動，有很大不同，要有很大的包容力。有些人攻擊她，她隻能隱忍。政治，在考驗她的容量和耐心。以前她對我說，青霞，困難其實是考驗一個人的智慧，我相信她有麵對政治的智慧。她不隻是作家。
本性裏，她是一個純真的小女孩，至今保有童真，她常常會雀躍。
這次離開香港，她對我說：青霞，不要放棄我。這是她表達友情的方式，很特別。 </blockquote>
關於龍應台在日常生活上的低能與混亂，陳浩也講了不少故事。比方說，她不知道怎樣用台灣式的電飯鍋；她常常寫到餓極了，發現家裏沒什麽吃的，“如果不是朋友救她，她就餓死了”。“她也根本不懂吃，經常胡亂塞一堆東西了事。”
幾個月前，龍應台穿著球鞋去“立法院”，被“立委”批評“不尊重‘立法院’”。很快，在“部長”辦公室的一格小櫃裏，躺著一雙鞋底中部特別厚的黑色鞋子，那是林青霞送來的，“英國律師出庭常穿，站五小時不累”。林還通過媒體對大家說：不要太苛求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