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我總想進到心靈層麵， 在這個時代，會不會不禮貌</h1> <h2>一</h2>
江南燠熱，梅雨季像艘慢船，拖著人昏昏駛向盛夏。天空總是灰黃色的。
這部書稿同我一樣，昏沉不寧，近乎憂鬱。將近三年，它經曆了三次“通不過”，總之，就是不順。而我，卻有心思寫一個自序了。
先說最近的一次心有所動。在德國北部，禮節性拜訪一個藝術園區的主席沃爾夫岡·戈漠先生，沒有寫作任務。他63歲，身高1.96米，本是畫畫的，也做雕塑，在軍隊服役12年，經曆過柏林牆的倒掉。操盤北部藝術區之前，他是一家猶太人博物館的館長。那段時間裏，他資助過一些流亡到德國的東歐作家和藝術家，還為君特·格拉斯辦過一個素描展、一個水彩畫展——用他的話說，格拉斯是一位有寫作才華、愛思考的版畫家。他輕聲細語化解我提問中的鋒芒，提供一種平和大氣的藝術批評，一邊輕描淡寫帶出這些往事，談話於是變得開闊起來。不知講到哪裏，他說：“60多年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不幸運嗎？”我忽然眼睛紅了。因為早幾天在巴黎，聽另一位白了頭發、曾經波瀾壯闊的長者講出相同的話——他曾以soudruzstvi（捷克語：同誌）的身份會見過哈維爾——這是時間給他們的禮物，也是對生長在和平年代卻難免焦慮虛妄的後生者們的提醒：“沉著些吧。”
江南燠熱，梅雨季像艘慢船，拖著人昏昏駛向盛夏。天空總是灰黃色的。
這部書稿同我一樣，昏沉不寧，近乎憂鬱。將近三年，它經曆了三次“通不過”，總之，就是不順。而我，卻有心思寫一個自序了。
先說最近的一次心有所動。在德國北部，禮節性拜訪一個藝術園區的主席沃爾夫岡·戈漠先生，沒有寫作任務。他63歲，身高1.96米，本是畫畫的，也做雕塑，在軍隊服役12年，經曆過柏林牆的倒掉。操盤北部藝術區之前，他是一家猶太人博物館的館長。那段時間裏，他資助過一些流亡到德國的東歐作家和藝術家，還為君特·格拉斯辦過一個素描展、一個水彩畫展——用他的話說，格拉斯是一位有寫作才華、愛思考的版畫家。他輕聲細語化解我提問中的鋒芒，提供一種平和大氣的藝術批評，一邊輕描淡寫帶出這些往事，談話於是變得開闊起來。不知講到哪裏，他說：“60多年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不幸運嗎？”我忽然眼睛紅了。因為早幾天在巴黎，聽另一位白了頭發、曾經波瀾壯闊的長者講出相同的話——他曾以soudruzstvi（捷克語：同誌）的身份會見過哈維爾——這是時間給他們的禮物，也是對生長在和平年代卻難免焦慮虛妄的後生者們的提醒：“沉著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