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牽牛花開花,就舍棄了它們,送一群孩子到杭州來投考。


    這一群小學畢業生中,有我的女兒,和我的親戚朋友家的兒女。送考的也還有好幾個人,父母,親戚,或先生。我名為送考,其實沒有重要責任,一切都有別人指揮。我是對家裏的牽牛花失了歡,想換一個地方去度送這早秋,而以送考為名義的。因此我頗有閑心情,可以旁觀他們的投考。


    坐船出門的一天,鄉間旱象已成。運河兩岸,水車同體操隊伍一般排列著,咿呀之聲不絕於耳。村中農夫全體出席踏水,已種田而未全枯的當然要出席,已種田而已全枯的也要出席,根本沒有種田的也要出席;有的車上,連老太婆,婦人,和十二三歲的孩子也出席。這不是平常的灌溉,這是一種偉觀,人與自然奮鬥的偉觀!我在船艙中聽了這種聲音,看了這般情景,不勝感動。但那班投考的孩子們對此如同不聞不見,隻管埋頭在《升學指導》、《初中入學試題匯解》等書中。我喊他們:“喂!抱佛腳沒有用的!看這許多人工作!這是百年來未曾見過的狀態,大家看!”


    但他們的眼向兩岸看了一看就回到書上,依舊埋頭在書中。後來卻提出種種問題來考我:


    “穿山甲歡喜吃什麽東西的?”


    “耶穌誕生於中國什麽朝代?”


    “無煙火藥是用什麽東西製成的?”


    “挪威的海岸線長多少裏?”


    我全被他們難倒,一個問題都回答不出來。我裝著長者的神氣對他們說:“這種題目不會考的!”他們都笑起來,伸出一根手指點著我,說:“你考不出!你考不出!”我老羞並不成怒,笑著,倚在船窗上吸香煙。後來聽見他們裏麵有人在教我:“穿山甲歡喜吃螞蟻的!……”我管自看那踏水的,不去聽他們的話;他們也管自埋頭在書中,不來睬我,直到舍舟登陸。


    乘進火車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到了旅館裏他們又拿出書來看;一直看到赴考的前晚。在旅館裏我們又遇到了幾個朋友的兒女,他們也是來報考的,於是大家合作起來。赴考這一天,我五點鍾就被他們噪醒,就起個早來送他們。許多童男童女各人挾了文具,帶了一肚皮“穿山甲歡喜吃螞蟻”之類的知識,坐黃包車去赴考。有幾個十二三歲的女孩愁容滿麵地上車,好像被押赴刑場似的,看了真有些可憐。


    到了晚快,許多孩子活潑潑地回來了。一進房間就湊作一堆講話:那個題目難,這個題目易:你的答案不錯,我的答案錯,議論紛紛,沸反盈天。講了半天,結果有的臉上表示滿足,有的臉上表示失望。然而嘴上大家準備不取。男的孩子高聲地叫:“我橫豎不取的!”女的孩子恨恨地說:“我取了要死!”


    他們每人投考的不止一個學校,有的考二校,有的考三校。大概省立的學校是大家共通地投考的。其次,市立的、公立的、私立的、教會的,則各人所選擇不同。但在大多數的投考者和送考者的觀念中,似乎把杭州的學校這樣地排列著高下等第。明知自己知識不足,算術做不出;明知省立學校難考取,要十個人裏頭取一個,但寧願多出一塊錢的報名費和一張照片,去碰碰運氣看。萬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省立學校的“省”字仿佛對他們發散無限的香氣,大家講起了不勝欣羨。


    從考畢到發表的幾天之內,投考者之間的空氣非常沉悶。有幾個女生簡直是寢食不安,茶飯無心。他們的胡思夢想在談話之中反反複複地吐露出來:考得得意的人,有時好像很有把握,在那裏探聽省立學校的製服的形式了;但有時聽見人說“十個人裏頭取一個,成績好的不一定統統取”,就忽然心灰意懶,去討別個學校的招生簡章了。考得不得意的人嘴上雖說“取了要死”,但從她們屈指計算發表期的態度上,可以窺知她們並不絕望。世間不乏僥幸的例,萬一取了,她們好比死而複生,其歡喜豈不更大麽?然而有時她們忽然覺這太近於夢想,問過了“發表還有幾天?”之後,立刻接上一句“不關我的事”。


    我除了早晚聽他們紛紛議論之外,白天統在外麵跑,或者訪友,或者覓畫。有一個學校錄取案發表的一天,奇巧輪到我同去看榜。我覺得看榜這一刻工夫心緒太緊張了,不教他們親自去看;同時我也不願意代他們去看;便想出一個調劑緊張的方法來:我同一班學生坐在學校附近一所茶店裏了,教他們的先生一個人去看,看了回到茶店裏來報告他們。然而這方法緩和得有限。在先生去了約一刻鍾之後,大家眼巴巴地望他回來。有的人伸長了脖子向他的去處張望,有的人跨出門檻去等他。等了好久,那去處就變成了十目所視的地方,凡有來人必牽惹許多小眼睛的注意;其中穿夏布長衫的人,在他們尤加觸目驚心,幾乎可使他們立起身來。久待不來,那位先生竟無辜地成了他們的冤家對頭。有的女學生背地裏罵他“死掉了”,有的男學生料他被公共汽車碾死了。但他到底沒有死,終於拖了一件夏布長衫,從那去處慢慢地踱回來。“回來了,回來了”,一聲叫後,全體肅靜,許多眼睛集中在他的嘴唇上,聽候發落。這數秒間的空氣的緊張,是我這支自來水筆所不能描寫的啊!


    “誰取的”,“誰不取”,——從先生的嘴唇上判決下來。他的每一句話好像一個霹靂,我幾乎想包耳朵。受到這霹靂的人有的臉孔慘白了,有的臉孔通紅了,有的茫然若失了,有的手足無措了,有的哭了,但沒有笑的人。結果是不取的一半,取的一半。我抽了一口“大氣”,開始想法子來安慰哭的人,我胡亂造出些話來說那學校辦得怎樣不好,所以不取並不可惜。不期說過之後,哭的人果然笑了,而滿足的人似乎有些懷疑了。我在心中暗笑,孩子們的心,原來是這麽脆弱的啊!教他們吃這種霹靂,真是殘酷!


    以後各校錄取案發表的時候,我有意回避,不願再看那種緊張的滑稽劇。但聽說後來的緩和得多,因為小膽兒嚇過幾回,有些兒麻木了的緣故。不久,所有的學生都撈得了一個學校。於是找保人,繳學費,忙了幾天。這時候在旅館聽到談話都是“我們的學校長,我們的學校短”一類的話了。但這些“我們”之中,其親切的程度有差別。大概考取省立學校的人所說的“我們”是親切的,而且帶些驕傲的。考不取省立學校而隻得進他們所謂不好的學校的人的“我們”,大概說得不大親切些。他們預備下半年再去考省立學校,遲早定要爬高去。


    旱災比我們來時更進步了,歸鄉水路不通,下火車後,須得步行三十裏。考取學校的人,都鼓著勇氣,跑回家去取行李。雇人挑了,星夜啟程跑到火車站,乘車來杭入學。考取省立學校的人尤加起勁,跑路不嫌辛苦,置備入學用品也不惜金錢。似乎能夠考得進去,便有無窮的後望,可以一輩子榮華富貴,吃用不盡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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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4年9月10日作於西湖招賢寺。原載《中學生》1934年10月第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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