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後，警察再次突襲了這間黃屋子，硬把文森特拖走了。他當時爛醉如泥，無力抵抗。這次，警察關上了百葉窗，鎖緊了大門，還往門上貼了封條——看來警察是希望他永遠別回來了。
文森特懷疑得沒錯，鄰居們果然要毒死他。不過不是用毒劑或毒咒，而是悄悄地向當局遞交請願書。他們還在請願書中胡編亂造了文森特的名字：“那個叫文德的荷蘭人長期、多次表現出心智不完整……他既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也不知道說了什麽。”鄰居說，由於文森特“極端興奮”、“情緒動蕩”，他們都生活在“恐懼”中，這對婦女兒童來說尤甚。“為了公眾安全”，他們要求要麽盡早將文森特“遣送回家”，要麽將他送往精神病院，“以避免災禍，如果現在不采取有力措施，那麽有一天這些災禍必將降臨”。
有30個鄰居在請願書上簽了字，這已經是絕大多數了。自文森特來到阿爾，鄰居們就開始時不時地表示抗議，這次盛大的請願將抗議推向了高潮。甚至在聖誕節事件之前，小孩子就已經在取笑和騷擾“怪畫家”（其中有一人就是這麽叫他的）了。12月的災難事件後，成人也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嘲弄有加。看到文森特過街，那些人就拍拍自己的腦袋，互相嘀咕著fada，這在中央高原的方言中是“發瘋”的意思。妓院裏的妓女也給他起了外號，叫他“紅發瘋子”。他鬼鬼祟祟的步態、快速顫動的睫毛、用荷蘭語說的長篇大論，甚至磕磕跘跘學說當地方言的樣子，無一不令人驚恐。
在這群還相信惡魔附體的民眾中間，對文森特的嘲弄很快轉變成懷疑和恐懼。他2月再次入院，這讓民眾再也無法維持禮貌了。現在小孩已經向他扔石頭，而不是以前扔的殘羹冷炙。文森特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輕蔑地對待他的抗議者們，將眾人的恐懼斥為“荒謬”，將眾人斥為一群迷信的鄉巴佬，這讓事態火上澆油。文森特堅信要強硬回應對畫家的落後偏見，對民眾們反唇相譏。他說，他們已經惡劣至極了。“我已經去過兩次隔離病房了，還能有更糟糕的地方讓我去嗎？”他與房東（他在本地區還有其他房產）的紛爭愈演愈烈，這可能導致了鄰居決定采取官方行動。到2月底的時候，文森特已經不再冒險親自上街，隻能支使女傭去跑腿。
請願書一遞交，這幾個月的流言蜚語、私仇積怨立即公開化了。自從去年文森特與旅館老板卡萊爾產生了爭執，警察局長便認定他就是喜歡惹是生非，這次便派警察挨家挨戶收集能證明請願書中各種指控的證詞（鎮長頒布命令，“要確定梵高的瘋狂程度”）。證人（隻會記錄他們的年齡、性別和職業）將事實、傳聞和懷疑添油加醋，再一股腦兒地倒給警察。他們說文森特在大街上追逐孩童，意圖“傷害他們”，並且酗酒成性，說話咕咕噥噥，前言不搭後語。
有個女裁縫控訴說自己被文森特“攔腰抱住，舉到空中”。其他人的證詞則沒那麽具體，他們聲稱看到文森特“恣意妄為，對女鄰居上下其手”，還“隨意調戲她們”。有個人譴責文森特在女士“麵前還口出淫言穢語”。與文森特共住黃屋子的雜貨商弗朗索瓦·克拉弗林繪聲繪色地講述文森特如何“走進我的店裏，侮辱我的顧客，還亂摸女人”。據稱，不止一個目擊者看見文森特尾隨女士回家——還堂而皇之地跟了進去！這讓大家都“很沒安全感”。這些目擊者的證言裏充滿了狹隘的判斷：他們大呼文森特為“瘋子”，斷定他“精神錯亂”，宣布這已“激起公憤”，並一致要求把他“送進特殊機構，限製其自由”，或幹脆將其“關禁閉”。
在主宮醫院習以為常的禁閉中，文森特在一封給提奧的信中猛烈抨擊了誣告者。“那麽多人都如此懦弱，隻敢聚眾欺負一個人，”他生氣地奮筆疾書，“況且還是個病人，這個發現真是個令人驚愕的打擊。”他稱他們為“愛管閑事的蠢貨”、“陰險惡毒的懶漢”、一群滿心隻想扳倒自己的“討厭鬼和膽小鬼”。文森特要求在鎮長或其他政府官員麵前開一場聽證會，並如願以償。他在會上最終說出了一直縈繞在他腦海中的辯詞——他一直都飽受偏見和陰謀詭計的困擾。他堅持認為有人刻意誇大了12月的事件。有人認為他對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造成了危害，文森特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
我直截了當地答道，如果能一勞永逸地讓大夥兒滿意，我已經準備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頭紮進水裏淹死。即使傷到了我自己，
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對他們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至於請願書中詳細描述的怪異行為，文森特稱是誣告者先挑釁的。他堅稱：“小孩，甚至大人聚集在我的住處附近，爬上我的窗戶（好像我是什麽怪獸）。如果警察能保護好我的自由權利，不讓這種事發生，那我也本可以保持冷靜。”他大聲說，要是其他什麽人早就掏出手槍，一槍崩了這些“看熱鬧的白癡”了。文森特轉敗為勝，反而要向折磨他的人索取賠償。“他們向我提出抗議，我也要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反擊道，“他們要做的就是給我損害賠償金……以補償由於他們的錯誤和無知給我造成的損失。”
文森特自比為維克多·雨果般的英雄，慘遭“卑鄙小人”的迫害，遭受惡言中傷，飽嚐牢獄之災，卻堅信自己為子孫後代樹立了“永恒的榜樣”。他說無論他做了什麽，都是為了新藝術，這“始終都是他離經叛道的緣由”。如果這樣做會讓自己落在白癡懦夫的手中受苦受辱，失去尊嚴，那就這樣吧。他輕蔑地宣稱：“藝術家是辛勤工作的人，豈是隨隨便便來個閑人就能打倒的。”他還補充道：“這些小插曲最終隻會對‘印象主義’有益處。”
連文森特的醫生都不肯為他出頭辯護，這讓他愈發感到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感覺被出賣了。起初，他同意牧師薩勒斯的看法，“這種情況應由醫生作出判斷，而非警方高官”。但文森特的舊病複發來得既突然又猛烈，這讓主宮醫院的所有醫生都陷入困惑，變得愈加謹慎。他們無法達成一致的診斷——這會兒說是癌症，過會兒又說是癲癇，也不敢預判什麽時候會複發，或者到底會不會複發。其中一個叫德龍的醫生已經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報告，證實文森特是“精神錯亂”，並支持請願書中將其趕出社區的要求。薩勒斯稱“將一個對任何人都無害的人長期關押起來，實在是暴行一樁”，雷醫生對此深表同意，但是連他也不能否認官方裁決中的說法，即認定文森特對公共安全構成了“潛在威脅”。不管如何，麵對下定決心的警察局長、盛怒之下的房東、優柔寡斷的鎮長和心生懼意的市民，一個年紀輕輕的實習醫生能做的也實在有限。
雖然文森特憤怒地反抗著，但他2月25日到3月23日這一個月裏都住在了主宮醫院——其間幾乎一直都被獨自“監禁”在觀察室中。甚至可以說，文森特的憤憤不平恰好證明了他已失常。他對不公平的監禁表現得越憤怒，就越驗證了他是個“危險的瘋子”。他吃了很多苦頭，才意識到即便獨自在觀察室中，看守還是能想辦法懲罰他。他們搶走了他的隨身酒壺，還有煙鬥和煙葉。他們不許他看書，不許他到外麵透氣。薩勒斯牧師從黃屋子給他帶來了顏料和畫筆，但是因為這些畫具“會讓他瘋狂”，所以它們很快也被沒收了。“我想念工作，”文森特憂悶地記錄著，“工作讓我心無雜念，或者說讓我井井有條。”連續好幾周，他既沒給別人寫信，也沒人寫信給他。文森特說，薩勒斯偶爾過來拜訪，除此之外，隻有“讓他不得安寧”的醫生陪伴著他，如同“黃蜂叮著水果”。他毫無隱私可言，日日夜夜都有人看著他。
隔離病房，阿爾醫院
在醫院受到的侮辱和不公正待遇觸發了新一輪暴風雨般“難以名狀的苦痛”。每次遇到困境，他都既震驚，又厭惡。“痛徹的悔恨”和“對人生的厭惡”這兩種感覺交替著向他襲來。他長久地陷入可怕的沉默，默默地等待下一次發作。這樣的情緒循環實在太痛苦，他被幾乎全裸地銬在床上，手捧著頭，凝視著黑暗的虛空，在“我靈魂的秘密法庭中”為自己的案件重新辯護，他回想起看過的書和愛著的人，想象他本應該畫出的美妙畫作，回顧導致他如今身陷此境的所有錯誤。“一切皆虛無，”他感到萬念俱灰，“真可惜……我寧願去死也不想惹出這些麻煩並飽受它們的折磨。”
提奧的婚禮定在4月18日，在此之前的一個月他忙得像陀螺似的。夾層上的莫奈展大獲成功，評論家奧克塔夫·莫斯在《費加羅報》上“激情迸發”地對其大加讚揚，更讓這次展覽錦上添花。提奧在給喬的信中寫道：“我真是覺得暈乎乎的，大家為展覽忙得腳不點地。”他還在緊湊的日程裏忙裏偷閑，抽空去樹木蔥蘢、生活寬裕的帕西郊區拜訪喬的哥哥安德裏斯和嫂子安妮，三人一起在小樹林中悠閑地散步。若是在市區，提奧便會和朋友逍遙到很晚，這樣的夜生活通常以吃晚餐開始，再觀賞一出戲劇或聽一場音樂會，接下來到林蔭大道旁的小酒館小酌一杯，閑聊到午夜之後。
為了喬，提奧聽了貝多芬非常“美妙”的第七交響曲，還去看了雷高克的滑稽歌劇《小公爵》，裏麵天真的愛情和稚嫩的調情讓他想到了喬。總有外地賓客突然來訪，捎來遠房親戚對期待已久的婚禮的祝福。無論回去得多晚，多虧室友德·哈恩，他從來不用麵對空落落的房子。德·哈恩經常在勒皮克路上的公寓中招待自己的客人。
在如此忙亂的時候，提奧還是設法抽空製訂了婚禮計劃。他精挑細選了一套餐具，在宴會設施和禮服租賃上討價還價，合理分配了親戚讚助的禮金，妥當安排了證婚人，仔細考慮了選擇去哪裏度蜜月，同時還密切關注了喬在荷蘭那邊為婚事忙得怎麽樣了。（提奧問道：“你的婚紗是什麽樣的？”）
當然，沒有什麽準備比新房裝修更重要的了。為了裝修，提奧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不時要應付與家具、布藝和牆紙相關的瑣事。“漆工和初步裝飾已經完成了，”2月25日文森特第二次被警方帶走那天，提奧宣布，“但我發現，原來法國人不是個個都品位高雅，真令人遺憾。”他已經開始在新房中懸掛油畫，但還是對最終的布局安排猶豫不決，牆紙樣品也不停來往於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之間。提奧有點焦躁不安：“我真怕最後變得過於好看了。”
日常生活縱然喧鬧紛擾，背後總有書信往來作為堅實的基礎。提奧一周三四封信，細述每天平凡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對喬的愛以及他們共同的未來。“我終於不再孤單，對此我心存感激，”他在3月7日給她的信中寫道，“我的人生也不再漫無目標。”初春的第一天，他打開新房窗戶，感受到了未來的一縷清風。“突然間，一位街頭藝人彈起了吉他，還有個十歲左右的小姑娘在唱歌，”提奧向喬描述說，“她輕柔的歌聲在空氣中閃閃發光，沒人知道她唱著什麽，大概是春天、愛情、陽光之類的。”“我最親愛的，”他寫道，“能有那樣的時刻，我要謝謝你。”他稱她為“我的寵兒”、“小甜豆”和“未婚妻”，她則喚他為“我最親愛的丈夫”。他們共同倒數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差不多提前一個月——婚禮前六周多，他終於確定了回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至此，每封信裏文森特的名字至少出現一次：要麽是提奧擔心地抱怨（“阿爾那兒有消息嗎？”），要麽是喬禮貌地問詢（“還是沒有文森特的消息嗎？”）。偶爾烏雲會遮蔽他們陽光般燦爛的日子，比如當他們得到消息，文森特2月末又被送進醫院時——“這次是鄰居提出的要求，”提奧寫道，“他們可能害怕他。”但是到了3月中旬，遙遠的哥哥已經被簡略成“那阿爾呢？”“要是沒有這個悲慘的瑕疵，我們的天空該多晴朗無雲啊！”提奧歎息道。
同時，薩勒斯已經開始大聲疾呼，為文森特尋求幫助了。“一定要作決定了，”在通知提奧文森特第三次被強迫入院時，牧師要求提奧道，“你是想讓哥哥回你身邊，把他送到你選的醫療機構，還是就把他留在那兒任由警方處置？已經到這時候了，一定要給個明確的回複。”
兩個月來，一直有人要提奧把文森特送到艾克斯或馬賽的精神病院，接受專業治療，但他設法回避了這些要求。因為他不想把治療方案強加給執拗的哥哥（“絕不允許任何人不與我商議就采取這樣的行動，即使你或者醫生也不行。”文森特警告說），再加上對文森特的痊愈尚抱有希望，所以提奧一次次采取了拖延策略。情況越來越糟，提奧與生俱來的謹慎恰好與薩勒斯虔誠的樂觀精神、雷恭敬的優柔寡斷以及文森特的強烈反對不謀而合。（“就讓我安安靜靜地繼續工作吧，”文森特聳聳肩，“如果這也算瘋子的話，那就太糟糕了。”）文森特病情的突然反複擊潰了提奧的所有決心，讓他在希望和絕望中搖擺不定，有時這種遲疑不決會出現在同一封信中。
如果說把哥哥托付給精神病院實在太困難，那帶回家又太不堪設想了。從一開始，提奧就在雷和薩勒斯麵前回避這個話題，這令他倆非常吃驚。提奧還回絕了妹妹惠爾的提議，惠爾在布雷達照顧年邁的母親，希望也能讓文森特過去。惠爾在信中寫道：“我希望文森特能回家。別人照顧他的時候，我們卻什麽都不做，這實在太不正常了。”他們的母親安娜也反對惠爾的建議，她在信中寫道：“顯然文森特就是個可憐蟲。”那時距離文森特的父親驟然長逝快四年了，但母親還是無法原諒他。
但是與此同時，2月看望過梵高家女眷的喬，也開始參與到此事中來。“親愛的提奧，”她親切地問道，“為什麽文森特不能像其他普通病人一樣回家呢？”喬記得提奧之前對哥哥很維護，稱他有“尊貴高潔的靈魂”，因此她認為文森特在一個“安靜友好的環境”中，肯定會比在醫院裏或獨自一人康複得更好些。“那樣不是可以讓他鎮定平靜下來嗎？在我看來，獨處會讓他重新自尋煩惱。”如果不能回布雷達，那去巴黎也好啊！喬大膽提出：“如果他現在在巴黎，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看望他。但目前的情況是，他孤獨一人，又遠在異鄉。”
提奧急切地向喬列舉原因，說明為什麽在如此情況下，喬的提議顯而易見是不切實際的。“如果你認識他，你就會了解，區分一定要做什麽和能做什麽有多難。”他寫道，“一看到他的穿著打扮和舉止風度，你就知道他異於常人。多年來，每個人看到他都要說他是個瘋子。”提奧承認，這種行為放在藝術家身上可以理解，甚至是種優勢（“許多畫家瘋了後反而開始創作出真正的藝術”）。“但是在家裏，”提奧堅持道，“這種行為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他又開始述說文森特當年在巴黎遭遇的慘敗，那些年模特不願為他擺姿勢，路人不斷騷擾他，他準備畫畫時警察就把他從街上趕走。“到最後，他受夠了巴黎。”提奧說。當然，巴黎也受夠了他。“即使是他當時的好朋友也覺得他難以相處，”提奧努力解釋著，“他說話的方式讓大家對他的感覺走向了兩個極端，要麽愛得不行，要麽忍無可忍。”提奧還暗示文森特已被藝術家同僚們拋棄（他神秘兮兮地提到“樹敵很多”），對於喬提出的文森特能在家庭的溫暖懷抱中靜靜療養的設想，提奧也溫和地駁回了：“對於他來說，沒有安靜的環境……他不會放過任何人、任何事。”
提奧不想讓文森特來巴黎，為了尋求支持，他最終還征求了路易·裏維的意見，他是文森特在巴黎時的醫生，並以“精神緊張”為掩飾繼續醫治提奧日益惡化的梅毒。提奧3月初向大家宣布：“裏維提出，我也同意，即使文森特已經康複，他在最糟的醫院裏都會比自己照顧自己更好些。裏維強烈建議我暫時不要把他接過來，因為他對人對己都會是個威脅。”為什麽不把他轉移到巴黎或附近的私人精神病院裏去呢？正如喬建議的那樣，“這樣不是方便你去看他嗎？”按照提奧的說法，裏維醫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通常，全法國的精神病機構都設施完備……而且免費和付費的病人能接受同樣的護理和治療。”
當然，提奧從來都不和文森特提錢的事，但從文森特來信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為治病花的每一分錢和被剝奪自由不許工作也就不能償還不斷增加的債務的每一天，都讓文森特心懷愧疚。“如果不是絕對有必要把我關到病房中，”1月時他寫道，“我還是有支付能力的，至少能用實物償還我欠的東西。”提奧在一封信中與喬談及這個話題，承認兄弟倆的投資都有風險。“雖然他對金錢沒什麽概念，”為了維護之前在喬麵前虛構出的文森特自由無私的形象，他寫道，“但是如果我們的投資全賠掉的話，他也會不安的。”
但錢的問題一直在提奧心頭縈繞。他認為婚姻本質上是財務責任，所以錢促成了他所有的決定，也讓他猶豫不決。妹妹惠爾和利茲寄來了一些父親的遺產，供支付文森特的治療費用，而提奧卻把錢存到了銀行裏，並告訴她們：“他現在的治療是免費的，沒必要作出什麽調整。”如果妹妹花掉了遺產，提奧會找一天上門拜訪，要求她們把花的錢再還回去，作為結婚的嫁妝，或者作為以後成為老姑娘時的養老金。
毫無疑問，內疚使文森特拒絕了提奧2月末發出的熱情的婚禮邀請。因為喬發自內心地同情文森特，這使提奧羞慚不已，才最終發出了邀請。文森特謝絕了邀請，提奧對此一定鬆了口氣，而不是大吃一驚。“你能讓我去巴黎，這已經很好了，”文森特寫道，幾天後他將又一次被警察抓住，“但是我覺得大城市的繁華刺激從來不適合我。”既然文森特不願意來巴黎，喬便力勸提奧去阿爾。為了減輕自己的愧疚，也為了再次給喬一個交代，提奧提議再派一名畫家去阿爾，重新點燃文森特對中央高原如火的熱情。“能讓他內心平靜的事情，我能想到的隻有這個了。”提奧解釋說。
一開始，他本來準備隻考慮像阿諾德·科寧或梅耶·德·哈恩這樣的同胞，因為他們言行審慎，值得信任。但是文森特突然感到羞愧難當，臨時退卻了。“我身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再也不敢邀請畫家來我這兒了，”他寫道，“他們這麽做可是冒險，可能會像我一樣失去才智。”這個計劃擱淺了一個多月，文森特在阿爾漸漸音信全無，而針對他的請願書中的細節卻越來越翔實。到3月中旬，提奧終於說動了保羅·西涅克，他正好要去風景如畫的小村鎮卡西斯度過每年一次的暑假，那兒距離阿爾75英裏左右。“西涅克是我的一個熟人，下周就要去阿爾了，我希望他能做點什麽。”提奧含混地告訴喬。“我也想親自去那兒，”為了安撫喬，他補充道，“但我去了也沒什麽用。”
提奧卻按計劃去了荷蘭。他搭乘了3月30日出發的通宵火車——那天正是文森特的36歲生日。
西涅克和文森特不得不破門而入。為了防止閑人入侵，當局不僅關緊了百葉窗，在大門上貼了封條，還堵住了鎖孔。有些不友善的鄰居試圖阻止畫家回到犯罪現場，吵吵鬧鬧地又把警察引到了文森特家的大門口。不過西涅克設法安慰了這些鄰居，他的遊說能力和他的藝術創造力一樣，令人信服。“他又善良又直率，”文森特讚賞有加地寫道，“他們一開始不讓我們進屋，但最後我們還是進去了。”
兩年前這兩位藝術家曾在塞納河畔有過一麵之緣，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或通過信。文森特詳細描述了他們共度的那一天，仿佛這是他初次遇到25歲的西涅克。“我發現西涅克非常安靜，盡管聽說他也有狂暴的一麵……他給我的印象是持重、優雅。”他倆在醫院碰麵，雷醫生同意他們出去走走，這可是文森特一個月來頭一回出門。一到黃屋子裏，文森特就開始展示自己的畫作，還贈送了一幅畫給年輕的西涅克。他們無所不談——藝術、印象派、文學、政治，這一個月來獨處的文森特隻能自言自語，現在終於可以一吐為快。
他滔滔不絕地向西涅克訴說滿腹的委屈和所受的傷害，他本來準備把這些話說給另一個人聽的。他抱怨這裏的醫院缺乏隱私，自己極力克製著去巴黎的衝動——他對提奧可不能那麽直接。他表達了自己對住院費用的焦慮，還猛烈抨擊了仍要監禁他的相關部門——這明顯是對提奧的譴責，後者不但不來救他出院，還把兄弟之責推諉給一位陌生人，並決定去北方而不是南方。西涅克後來回憶道，這些想法讓文森特異常“不安”，他將文森特不穩定的情緒歸咎於怒吼著敲打窗戶的“幹冷北風”。文森特一度非常躁動不安，拿過一瓶鬆節油，喝了起來——被禁止飲酒以來，絕望的他便用這個作為酒精的替代品。
提奧的婚事慢慢滲入文森特的腦子裏，讓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世界更加搖搖欲墜。幾個月來他一直拒絕接受這個事實。聖誕節那次發病後，文森特恢複了意識，他含糊地認為這根本不是結婚，而是提奧和安德裏斯·邦格重修舊好。“看到你和邦格一家重歸於好我真是太高興了。”1月時他在病榻上寫道。後來他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心不在焉地祝福著提奧（“房子終於不再空蕩蕩的了”），並一直刻意回避提及喬的名字（婚禮前幾天他才開始稱她為喬）。他還一度公然建議提奧“跟那姑娘上床”就行了，別娶她。“畢竟，這在北方是常規做法。”他補充道，陰陽怪氣地意指提奧有眾多情婦。之後他還大肆詆毀婚姻，稱它不過是出於體麵而不得已為之的事情——其功能是取得“社會地位”和履行盡孝的義務，與愛情毫無關係。
但是提奧不停地匯報新房裝修的情況，在信中傾訴著對喬的思念。這讓文森特陷入了癡心妄想，每次他弟弟威脅要結婚時，他都會這麽想。“你有一個安全無慮的家庭，對我來說也好處多多。”文森特在信中提議三人同住。在德倫特時，他曾邀請提奧的情人瑪麗加入兄弟倆在荒野上的任務，他把喬想象成工作夥伴，新藝術的代表：“她可以加入我們，和藝術家們一起工作。”在巴黎時（提奧第一次準備和喬共同生活），他又幻想這對新人會在鄉下買座房子，好讓他在裏麵掛滿畫。文森特心中並未將這樁即將到來的天作之合看成是婚姻，而是看成不過是為了保證兄弟倆未來共同事業的成功而進行的結合。“到了春天，你和你妻子就能成立一個造福好幾代人的商號了，”他寫道，“一切都穩定後，我隻要謀一個畫畫的職位就行了。”
但在隔離病房的一個月使這些念想都化成了泡影。3月末出院時，他對婚姻的態度有了轉變。一個月來苦苦等待提奧的拯救，卻連他或喬的一封信都沒收到，這無疑證實了文森特心底最害怕的事情。婚姻隻意味著一件事：拋棄。而且沒人告訴他婚禮計劃，這使情況更加糟糕。他不知道結婚儀式的地點，甚至連時間都不清楚。就好像大家都生怕他會跳上火車，在沒有邀請也不受歡迎的情況下鬼魂般出現在婚禮現場，破壞家裏的大喜日子，就像之前掃了大家的興一樣。
提奧最後還是給文森特寫了信，催促文森特也娶個妻子，好分享他的喜悅，但這已於事無補。提奧還稱幸福的婚姻是“真正的南方”，這對文森特來說太過殘忍。這條提議讓文森特頓時感到最深的絕望，因為他眼看提奧已漸行漸遠，而他永遠也追趕不上了。“還是把婚姻留給心態平和、誠實正直的人吧，我這麽做是對的，”他寫道，“我的過去如此沉悶腐朽而又支離破碎，無法建立光明美好的未來。”
西涅克的到來——宣告了手足之責被徹底放棄——使文森特從此跌至悲傷的穀底。他態度刻薄地要求提奧在婚禮結束前，不要用他在醫院的禁閉之類的瑣事來煩他。“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安靜地待著吧，”他說，“除了沒有自由……我過得也沒那麽差。”在他們信件往來中的一段最為陰暗和絕望的文字裏，文森特發誓終身不婚，說自己絕無可能愛上什麽人而又同時不傷害到她。“如果不用孤獨終老，對我來說當然最好不過，”他寫道，“但是我寧願一輩子都住在病房裏，也不願另一條生命為我犧牲。”他與西涅克的交談恐怕也滿是他因提奧結婚而感受到的痛苦。這從他立刻寫給年輕藝術家的信件中可窺得一斑：
天哪——那些提交一些必要文件後就肩負重任的可憐蟲，蜂擁至圍城內，沒想到裏麵的暴行是最殘忍的食人魔都做不出的。結婚如活埋，還要忍受淩遲般的婚宴和葬禮般的排場，難道他們不值得同情嗎？
但是，西涅克的來訪也為文森特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畫家朋友的陪伴、他們的談笑風生、畫室的流程，讓文森特得以一瞥他魂牽夢縈但並不熟知的畫家生活。文森特大膽設想，也許這次可以重新開始——完全依靠自己。隻要他身體康健，頭腦清明（大概隻有他自己這麽想），他一定能在常人的生活裏勇往直前。西涅克從卡西斯寫信給文森特，不冷不熱地邀請他“來研究研究這個美麗的村莊”，文森特便開始抱有幻想，他和西涅克可以“一起找個地方”，在中央高原的豔陽下共結畫家間的兄弟情義。
他給西涅克寄了一封充滿溢美之詞的信——不僅用文字，也用素描生動描繪了一幅令人心動的畫麵：蔚藍海岸上一棟日本風格的新房子。如果他不能結婚，至少他還有知己。“在真摯的友情裏，我能找到最大程度的安慰，甚至得到最好的治療，”他在一封給西涅克的信中寫道，同時還指責了無情的弟弟，“雖然友情也有缺點，那就是讓我們在遭受極大苦難的日子裏不情願地安於現狀。”
當與西涅克共同生活的美夢如同其他幻影一樣破滅後，文森特將注意力投向了阿爾的新生活。大家勸說文森特不要回拉馬丁的家，以免鄰居又來惹是生非，他便同意由薩勒斯幫忙在城裏其他地方找個公寓。“我一定要有固定的工作，”他寫道，憧憬著即將到來的自由，“這樣我就可以去馬賽或者更遠的地方旅行。”但是薩勒斯牧師能找到的唯一樂意租房的房東就是雷醫生，後者答應把他母親家中的兩間“非常小的房間”租給文森特。（“與那個畫室根本不能比。”文森特抱怨道。）文森特一邊籌劃著在複活節（4月21日）前搬出黃屋子——這是房東設定的最後搬家期限，一邊說服好心的醫生讓他在醫院場地內或附近練練“手藝”。3月末，他要求提奧幫忙訂購顏料，他自己則去城裏購買其他的日用品。
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創作：第五幅《搖籃曲》，而且又畫了一幅郵差魯林的肖像，魯林在西涅克走後不久也去阿爾拜訪了文森特，重新激起了文森特對中央高原塔塔林式的幻想，那裏的鄉民開朗愉快、無憂無慮，有“強健的體格”和無法抑製的“高昂鬥誌”。然後，他履行了自己在1月許下的諾言，那時他以為自己馬上就要康複，恢複常態了：“好天氣馬上就要來了，我得開始準備繼續畫繁花盛開的果樹了。”首先他畫了一幅很大的美麗家園遠景，上麵有一株盛開的桃樹，使人想起一年前雄偉壯闊的克勞平原；然後是一幅近景畫，翠綠的草坪上點綴著蒲公英，中間有一棵歪歪扭扭的樹，果然法國南部也頗有日本意境。
接著，他為醫院的花園畫了一幅素描和一幅油畫，重現了阿爾的樂園景象，花圃裏栽著枝丫巨大的黃楊木，整個花園欣欣向榮。“有勿忘我、聖誕玫瑰、銀蓮花、金鳳花、桂竹香、雛菊。”文森特一一列出來——在監獄般的高牆內，在枯燥的死亡之路上，他還默默懷有一顆生機勃勃、充實寬厚的心。
《阿爾醫院的院子》，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x英寸。
為了迎接新生活，文森特擺出一副孑然獨立、內心平和的姿態。他鄭重地通知提奧“我已踏上迅速康複之路”，並聲稱除此之外他別無他求。因為害怕狀態惡化可能導致病情複發，也因為一直相信自己僅用意誌力就可以平息內心的暴風雨，他決定用日本式的寧靜態度和伏爾泰式的超然樂觀態度迎接未來。“不管怎樣，我正在重新獲得一種平靜，”他對提奧說，想起了神父潘格羅斯和福樓拜筆下的喜劇人物布瓦爾和皮丘切特，“可能我們能做的，就是拿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甚至整個人類的巨大悲傷來取樂。像個男子漢那樣去直麵一切吧。”他拒絕接受自然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逼真現實，轉而投向他年輕時讀到的能寬慰人心的和情感充沛的著作，比如《湯姆叔叔的小屋》和狄更斯的《聖誕頌歌》。“我讀這些書是為了冥想。”他對妹妹惠爾說。
他畫畫也是為了冥想。有個日本僧人，為了遏製心魔，一生都在研究“同一片草葉”，文森特模仿這位僧人，畫了很多花朵、蝴蝶、旋渦狀草叢的紋飾——這些圖片精準得就像植物學研究，但又是實打實的抽象畫。過去，特別是為了讓提奧高興，文森特有時會畫一些自然主義的畫，但現在對自然的親近讓他的心境和藝術都走向了新的方向。
為了尋找內心的寧靜，文森特把目光既投向過去，也投向未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從科學那裏找到了慰藉。雷醫生惡作劇地說愛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文森特抓住這個理論，猜想自己的憂鬱和懊悔情緒“可能也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這樣想來，他的悲慘人生就不是無法規避的殉難，而是不公宇宙的“小小意外”。“我開始覺得狂躁症和其他病一樣，沒什麽特別，這樣我就能完全接受了，”他寫道，“幾乎所有我們認識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點這種病。”
但是，這毫無用處。失敗、過錯、遺棄如影隨形。“哦，如果什麽事都沒發生過，我的生活未變得如此一團糟就好了！”他在描述自己創作的花園畫時突然感歎道，“你想，我在南方的運氣不比在北方好到哪兒。到哪兒都是如此。”他抱怨總是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含混不清的悲傷情緒在暗湧”，而且在遙想未來時，也看不到“好運降臨的可能”。想起自己“懦弱的性格”，還有在黃屋子時“悲慘的挫敗”，他不由自主地滿懷歉意。（“但是我們不會再這樣了。”他及時打斷自己的思緒。）他把自己的支出賬單愧疚地塞到了新襪子裏。
神經兮兮的妄想，以及對隱私和工作的渴望，讓文森特離開了醫院，但是一想到要自力更生，他就感到害怕。“我當然得搬出去，”他畏怯地寫道，“一旦我想明白了該怎麽辦。”他向西涅克吐露道，每次他的頭腦“就要回到正常狀態時”，他就會感到“內心被巨大無比的絕望的空洞占據”，然後恐懼又一次向他襲來，周而複始。
為了防止發病，他服用溴化鉀，但是這藥抑製了他的激情，攪渾了他的頭腦。“我不是每天都能保持頭腦清醒並寫出邏輯通順的信件。”他向提奧坦白道。如果他連月份都記不清楚，疲憊到無法提筆寫信，那他如何獨自生活呢？他在離開醫院的那段時間裏，沒能抵抗住自我麻醉的誘惑而喝了酒（盡管他承諾要“清醒地生活”）。或者有時他腦海中一道閃光，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遠在荷蘭時發生的那些毀滅性的事件。這些都讓文森特的情況雪上加霜。
文森特猜測婚禮已經結束，終於寫信給提奧，接納了他原來拒不承認的一切。他希望弟弟一切都好，感謝他這麽多年來所付出的愛和善意，並最後一次為自己回報太少而道歉，他決定就此放手，不再糾纏提奧。文森特還宣布道，提奧盡可以在別處尋求“體貼”與“安慰”，現在是時候“將這種愛盡可能地轉移到你妻子身上了”。
《阿爾醫院的病房》，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x英寸。
幾天前，就在婚禮前夜，文森特告訴薩勒斯：“我沒辦法照顧自己，控製自己。我覺得整個人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要求“立刻”住進精神病院。
這個決定讓薩勒斯非常吃驚，他以為文森特“肯定在好轉”——“那些麻煩事似乎全無蹤跡”。醫生都同意他出院，新公寓也安排好了。就在兩人去簽訂租約的路上，文森特的內心又崩潰了。薩勒斯說道：“他突然向我坦白，說自己暫時還無法自力更生。如果能在精神病院再待兩三個月，那就太明智了，對他來說也再好不過了。”
文森特寫信向提奧宣布他的決定，但不想作出解釋，希望提奧能原諒他對此避而不談。“談論這件事對我來說是精神上的折磨。”他說。但是幾天後，他連發了幾封信，信裏全是他突然改變主意的理由。有平淡無奇的理由（“我心神恍惚，前段時間沒法控製自己的生活”），也有惹人憐憫的理由（“我的一生都活在一個‘空洞’裏，我時常精神恍惚，這種狀態不是剛剛開始，而是由來已久，所以不管別人為我做了什麽，我都不知該如何平衡生活”）。
然而，真實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他這麽做是為了提奧。“為了我自己內心的平靜，也為了不打擾別人，我願意把自己禁閉起來，”他對弟弟說，“我很抱歉，給薩勒斯先生和雷醫生，特別是給你，添了那麽多麻煩。”但是隨著大喜日子的臨近，薩勒斯告訴了提奧一個令人焦慮的事實。“你肯定不相信，你哥哥因為擔心自己給你製造不便，而有多麽擔憂和焦慮。”牧師寫道。文森特特別擔心出院後突然發病而“當眾出醜”。如果那樣提奧將被迫作何處理呢？“我的弟弟啊，”他對薩勒斯大聲說，“他為我做了那麽多，而我現在還不停給他惹麻煩！”
幾個月來，提奧一直在等文森特對自己的命運作出選擇，然而當這一刻最終到來的時候，提奧還是猶豫了。一想到哥哥要進精神病院，哪怕隻待上幾個月，他就覺得“反感厭惡”，這完全粉碎了他讓文森特在醫院裏度過“康複期”的設想，讓他那些拜倫式和堂吉訶德式的故事也白講了，而且在他準備組建自己的小家庭的時候，給整個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提奧因這個決定痛苦了很久，羞恥感讓他發狂似的試圖勸說文森特放棄這個決定。他和喬趕到巴黎（推遲了蜜月），不太情願地反複邀請文森特來巴黎。他甚至建議文森特也許可以在阿旺橋與高更相聚，共同消暑——這簡直荒唐到家了。
他對文森特選擇的精神病院也提出了質疑。在薩勒斯的推薦下，文森特挑選了阿爾皮勒山麓小鎮聖雷米的一家教會附屬的小型精神病院，這裏距離阿爾東北約15英裏，阿爾皮勒是阿爾卑斯的一座巨石壁壘，站在克勞的地平線上可以看見。幾個月來，他和文森特通信時，一直隻考慮艾克斯和馬賽附近的大型公立精神病院（也更便宜些），文森特選了這個小型、私立、花銷大的療養機構，讓他很是吃驚。雖然為時已晚，但他還是建議文森特多調查一下這些病院，不管怎樣都應該多收集些信息，再作最終決定。不管文森特決定去聖雷米還是其他地方，提奧都敦促他縮短停留時間——從三個月到一個月，並且堅稱這次是露營般的休養，而非精神病的治療。
即使提奧不斷拖延，要求文森特重新考慮，但他的所作所為還是證實了文森特心底裏的害怕，就是這些擔憂導致文森特突然改變了心意。提奧喜不自禁地向文森特匯報婚禮的情況，欣喜若狂地宣布他和喬簡直是琴瑟和鳴。“我們相互了解，彼此都能完全感受到對方的滿足感，”他寫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感歎都加深了文森特的傷口，“所有事情進行得都比想象中順利，這樣的幸福我過去連想都不敢想。”
提奧勸說文森特放棄原來的決定，但又對他的需求感受遲鈍，這讓文森特更加極端地逃避和退縮。“我去參加外籍軍團五年，這樣就能擺脫混亂的生活了，”4月末時他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寧願參軍。”聖雷米的費用比想象中的要高，而且聽說可能不允許在精神病院外作畫，這讓文森特心煩意亂，他設想逃到最南邊：阿拉伯的沙漠裏。參軍後，有人免費“監督”他，他也許還能在軍團營房裏繼續作畫。在那兒他也許能重新找到醫院病房裏才有的秩序和寧靜，五年後他“也許會康複，成為自己的主人”。最關鍵的是，參軍後他就能逃離自己的內疚感。“畫畫的費用已經把我壓垮，讓我飽受負債感的折磨，覺得自己一文不值，”他有一次爆發時對提奧說，讓提奧異常震驚，“如果參軍能終止這種感覺，那絕對是好事。”
哥哥威脅加入外籍軍團已經讓提奧很害怕了（“這麽做是絕望之舉，不是嗎？”他以不無指責的口吻回複道），文森特還給他寄了一份報紙，裏麵的報道稱一位不知名的馬賽藝術家自殺身亡了，這對提奧來說是更恐怖的威脅。“這篇報道讓人看到了蒙提切利，”文森特暗示這位中央高原的藝術大師死得很不體麵（傳聞是自殺），他的死一直縈繞在文森特心頭，特別是黃屋子的失敗事件之後。“唉，這又是一個淒慘的故事。”文森特暗自思忖，如果自己不是那麽失敗，是不是可以拯救這位無名的夥伴？“因為對報道中提到的這位可憐鬼畫家來說，一間畫室沒準能有幫助。”昔日的夢想已逝，僅存“深深的懊悔”、高額的開銷和忠誠的提奧。“如果沒有你的友情，”他警告頑固的弟弟，“其他種種會讓我毫無悔意地自殺，而且以我這麽懦弱的性格，我也該自我了斷。”
最後提奧別無選擇。他同意多付費用，並按要求給聖雷米寫入院信（要求最便宜的“三等”食宿）。在遭到拒絕的最後關頭，他反複向精神病院院長保證：“哥哥現在的精神狀況沒什麽問題，讓他住院隻是為了防止舊病複發。”對於文森特，弟弟這樣說是最好的安慰：“從某個角度來看，你不再是大家憐憫的對象，盡管看起來好像不是這回事……有個好心情，你的不幸肯定就要結束了。”
到5月初，文森特已經把黃屋子裏的東西打包好了。這可是件折磨人的工作。他不在的這段漫長的時間裏，暖氣被停掉了，附近羅納河的河水差點淹到大門口。在寒冷、黑暗的潮濕環境裏，水汽和鹽分從牆上滲出，房間裏到處發黴。很多素描和油畫都被損毀。“這真是個打擊，”他承認，“不僅畫室遭難，本來能當個念想的習作也遭了殃。”他在破爛堆中仔細篩選，想盡可能挽救出更多的作品。他把家具寄放在紀諾家駭人的夜間咖啡館裏。油畫要好幾周才能完成分類和晾幹。《搖籃曲》、《臥室》、《播種者》、《高更的椅子》、《羅納河上的星夜》、《向日葵》——他把心愛的畫一幅幅從畫框上取下，中間插入報紙，包裹好，裝箱，再寄往巴黎，並附上帶有歉意的說明：“裏麵很多都是亂畫的，你把不要的都銷毀……隻留下你覺得看得過去的吧。”
文森特一邊整理，一邊感覺悔恨陣陣襲來。他隻在新公寓裏待了幾天，就因難以忍受寂寞和噩夢的侵擾而匆忙逃回阿爾的醫院，在那停留了最後幾天。“這最後的日子的確很悲傷，”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
但是最讓我悲傷的是，你心懷手足之愛為我奉獻如此之多，多年以來始終有你支持我，我覺得我一定要回來向你表明我的歉意。
他環視房間，目之所及的不是畫室，更像是一座“墓地”，他當場詠了一句絕望的墓誌銘：“畫如花般飄散。”在從阿爾寄出的告別信中，他回顧了自己的藝術生涯，仿佛過往人生的一幕幕在眼前飛快閃過。他要求弟弟歸還米勒的農民畫和“灰色調的荷蘭調色板”，還告誡弟弟“不要徹底變成一個純粹的印象派。畢竟，對於美好的東西，我們不要忽略不見”。他列出喜歡的畫家，害怕以後會忘記。至於他自己，他說：“作為一個畫家我是難成大器了，我非常肯定這一點。”
即便是在考慮完全放棄畫畫的時候，他還是在走之前設法畫了兩幅畫。兩幅畫都是關於道路的。一幅描繪了一家人在公園裏的小路上嬉戲玩耍，一叢叢繁花怒放、鬱鬱蔥蔥的栗樹將公園映照得光影交錯。另一幅是一條延伸到遠方的路，最終消失在一堵牆後。目之所及的路上有車轍，兩邊是雜亂的草地和沒有葉子的截了梢的柳樹，枝幹疤痕累累，樹形扭曲。
文森特懷疑得沒錯，鄰居們果然要毒死他。不過不是用毒劑或毒咒，而是悄悄地向當局遞交請願書。他們還在請願書中胡編亂造了文森特的名字：“那個叫文德的荷蘭人長期、多次表現出心智不完整……他既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麽，也不知道說了什麽。”鄰居說，由於文森特“極端興奮”、“情緒動蕩”，他們都生活在“恐懼”中，這對婦女兒童來說尤甚。“為了公眾安全”，他們要求要麽盡早將文森特“遣送回家”，要麽將他送往精神病院，“以避免災禍，如果現在不采取有力措施，那麽有一天這些災禍必將降臨”。
有30個鄰居在請願書上簽了字，這已經是絕大多數了。自文森特來到阿爾，鄰居們就開始時不時地表示抗議，這次盛大的請願將抗議推向了高潮。甚至在聖誕節事件之前，小孩子就已經在取笑和騷擾“怪畫家”（其中有一人就是這麽叫他的）了。12月的災難事件後，成人也對他避之唯恐不及，嘲弄有加。看到文森特過街，那些人就拍拍自己的腦袋，互相嘀咕著fada，這在中央高原的方言中是“發瘋”的意思。妓院裏的妓女也給他起了外號，叫他“紅發瘋子”。他鬼鬼祟祟的步態、快速顫動的睫毛、用荷蘭語說的長篇大論，甚至磕磕跘跘學說當地方言的樣子，無一不令人驚恐。
在這群還相信惡魔附體的民眾中間，對文森特的嘲弄很快轉變成懷疑和恐懼。他2月再次入院，這讓民眾再也無法維持禮貌了。現在小孩已經向他扔石頭，而不是以前扔的殘羹冷炙。文森特常常喝得醉醺醺的，輕蔑地對待他的抗議者們，將眾人的恐懼斥為“荒謬”，將眾人斥為一群迷信的鄉巴佬，這讓事態火上澆油。文森特堅信要強硬回應對畫家的落後偏見，對民眾們反唇相譏。他說，他們已經惡劣至極了。“我已經去過兩次隔離病房了，還能有更糟糕的地方讓我去嗎？”他與房東（他在本地區還有其他房產）的紛爭愈演愈烈，這可能導致了鄰居決定采取官方行動。到2月底的時候，文森特已經不再冒險親自上街，隻能支使女傭去跑腿。
請願書一遞交，這幾個月的流言蜚語、私仇積怨立即公開化了。自從去年文森特與旅館老板卡萊爾產生了爭執，警察局長便認定他就是喜歡惹是生非，這次便派警察挨家挨戶收集能證明請願書中各種指控的證詞（鎮長頒布命令，“要確定梵高的瘋狂程度”）。證人（隻會記錄他們的年齡、性別和職業）將事實、傳聞和懷疑添油加醋，再一股腦兒地倒給警察。他們說文森特在大街上追逐孩童，意圖“傷害他們”，並且酗酒成性，說話咕咕噥噥，前言不搭後語。
有個女裁縫控訴說自己被文森特“攔腰抱住，舉到空中”。其他人的證詞則沒那麽具體，他們聲稱看到文森特“恣意妄為，對女鄰居上下其手”，還“隨意調戲她們”。有個人譴責文森特在女士“麵前還口出淫言穢語”。與文森特共住黃屋子的雜貨商弗朗索瓦·克拉弗林繪聲繪色地講述文森特如何“走進我的店裏，侮辱我的顧客，還亂摸女人”。據稱，不止一個目擊者看見文森特尾隨女士回家——還堂而皇之地跟了進去！這讓大家都“很沒安全感”。這些目擊者的證言裏充滿了狹隘的判斷：他們大呼文森特為“瘋子”，斷定他“精神錯亂”，宣布這已“激起公憤”，並一致要求把他“送進特殊機構，限製其自由”，或幹脆將其“關禁閉”。
在主宮醫院習以為常的禁閉中，文森特在一封給提奧的信中猛烈抨擊了誣告者。“那麽多人都如此懦弱，隻敢聚眾欺負一個人，”他生氣地奮筆疾書，“況且還是個病人，這個發現真是個令人驚愕的打擊。”他稱他們為“愛管閑事的蠢貨”、“陰險惡毒的懶漢”、一群滿心隻想扳倒自己的“討厭鬼和膽小鬼”。文森特要求在鎮長或其他政府官員麵前開一場聽證會，並如願以償。他在會上最終說出了一直縈繞在他腦海中的辯詞——他一直都飽受偏見和陰謀詭計的困擾。他堅持認為有人刻意誇大了12月的事件。有人認為他對除自己以外的所有人都造成了危害，文森特對這種看法嗤之以鼻。
我直截了當地答道，如果能一勞永逸地讓大夥兒滿意，我已經準備好去做任何事，比如一頭紮進水裏淹死。即使傷到了我自己，
無論如何我也不會對他們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至於請願書中詳細描述的怪異行為，文森特稱是誣告者先挑釁的。他堅稱：“小孩，甚至大人聚集在我的住處附近，爬上我的窗戶（好像我是什麽怪獸）。如果警察能保護好我的自由權利，不讓這種事發生，那我也本可以保持冷靜。”他大聲說，要是其他什麽人早就掏出手槍，一槍崩了這些“看熱鬧的白癡”了。文森特轉敗為勝，反而要向折磨他的人索取賠償。“他們向我提出抗議，我也要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反擊道，“他們要做的就是給我損害賠償金……以補償由於他們的錯誤和無知給我造成的損失。”
文森特自比為維克多·雨果般的英雄，慘遭“卑鄙小人”的迫害，遭受惡言中傷，飽嚐牢獄之災，卻堅信自己為子孫後代樹立了“永恒的榜樣”。他說無論他做了什麽，都是為了新藝術，這“始終都是他離經叛道的緣由”。如果這樣做會讓自己落在白癡懦夫的手中受苦受辱，失去尊嚴，那就這樣吧。他輕蔑地宣稱：“藝術家是辛勤工作的人，豈是隨隨便便來個閑人就能打倒的。”他還補充道：“這些小插曲最終隻會對‘印象主義’有益處。”
連文森特的醫生都不肯為他出頭辯護，這讓他愈發感到作出了巨大的犧牲，感覺被出賣了。起初，他同意牧師薩勒斯的看法，“這種情況應由醫生作出判斷，而非警方高官”。但文森特的舊病複發來得既突然又猛烈，這讓主宮醫院的所有醫生都陷入困惑，變得愈加謹慎。他們無法達成一致的診斷——這會兒說是癌症，過會兒又說是癲癇，也不敢預判什麽時候會複發，或者到底會不會複發。其中一個叫德龍的醫生已經向警方提供了一份報告，證實文森特是“精神錯亂”，並支持請願書中將其趕出社區的要求。薩勒斯稱“將一個對任何人都無害的人長期關押起來，實在是暴行一樁”，雷醫生對此深表同意，但是連他也不能否認官方裁決中的說法，即認定文森特對公共安全構成了“潛在威脅”。不管如何，麵對下定決心的警察局長、盛怒之下的房東、優柔寡斷的鎮長和心生懼意的市民，一個年紀輕輕的實習醫生能做的也實在有限。
雖然文森特憤怒地反抗著，但他2月25日到3月23日這一個月裏都住在了主宮醫院——其間幾乎一直都被獨自“監禁”在觀察室中。甚至可以說，文森特的憤憤不平恰好證明了他已失常。他對不公平的監禁表現得越憤怒，就越驗證了他是個“危險的瘋子”。他吃了很多苦頭，才意識到即便獨自在觀察室中，看守還是能想辦法懲罰他。他們搶走了他的隨身酒壺，還有煙鬥和煙葉。他們不許他看書，不許他到外麵透氣。薩勒斯牧師從黃屋子給他帶來了顏料和畫筆，但是因為這些畫具“會讓他瘋狂”，所以它們很快也被沒收了。“我想念工作，”文森特憂悶地記錄著，“工作讓我心無雜念，或者說讓我井井有條。”連續好幾周，他既沒給別人寫信，也沒人寫信給他。文森特說，薩勒斯偶爾過來拜訪，除此之外，隻有“讓他不得安寧”的醫生陪伴著他，如同“黃蜂叮著水果”。他毫無隱私可言，日日夜夜都有人看著他。
隔離病房，阿爾醫院
在醫院受到的侮辱和不公正待遇觸發了新一輪暴風雨般“難以名狀的苦痛”。每次遇到困境，他都既震驚，又厭惡。“痛徹的悔恨”和“對人生的厭惡”這兩種感覺交替著向他襲來。他長久地陷入可怕的沉默，默默地等待下一次發作。這樣的情緒循環實在太痛苦，他被幾乎全裸地銬在床上，手捧著頭，凝視著黑暗的虛空，在“我靈魂的秘密法庭中”為自己的案件重新辯護，他回想起看過的書和愛著的人，想象他本應該畫出的美妙畫作，回顧導致他如今身陷此境的所有錯誤。“一切皆虛無，”他感到萬念俱灰，“真可惜……我寧願去死也不想惹出這些麻煩並飽受它們的折磨。”
提奧的婚禮定在4月18日，在此之前的一個月他忙得像陀螺似的。夾層上的莫奈展大獲成功，評論家奧克塔夫·莫斯在《費加羅報》上“激情迸發”地對其大加讚揚，更讓這次展覽錦上添花。提奧在給喬的信中寫道：“我真是覺得暈乎乎的，大家為展覽忙得腳不點地。”他還在緊湊的日程裏忙裏偷閑，抽空去樹木蔥蘢、生活寬裕的帕西郊區拜訪喬的哥哥安德裏斯和嫂子安妮，三人一起在小樹林中悠閑地散步。若是在市區，提奧便會和朋友逍遙到很晚，這樣的夜生活通常以吃晚餐開始，再觀賞一出戲劇或聽一場音樂會，接下來到林蔭大道旁的小酒館小酌一杯，閑聊到午夜之後。
為了喬，提奧聽了貝多芬非常“美妙”的第七交響曲，還去看了雷高克的滑稽歌劇《小公爵》，裏麵天真的愛情和稚嫩的調情讓他想到了喬。總有外地賓客突然來訪，捎來遠房親戚對期待已久的婚禮的祝福。無論回去得多晚，多虧室友德·哈恩，他從來不用麵對空落落的房子。德·哈恩經常在勒皮克路上的公寓中招待自己的客人。
在如此忙亂的時候，提奧還是設法抽空製訂了婚禮計劃。他精挑細選了一套餐具，在宴會設施和禮服租賃上討價還價，合理分配了親戚讚助的禮金，妥當安排了證婚人，仔細考慮了選擇去哪裏度蜜月，同時還密切關注了喬在荷蘭那邊為婚事忙得怎麽樣了。（提奧問道：“你的婚紗是什麽樣的？”）
當然，沒有什麽準備比新房裝修更重要的了。為了裝修，提奧耗費了巨大的精力，不時要應付與家具、布藝和牆紙相關的瑣事。“漆工和初步裝飾已經完成了，”2月25日文森特第二次被警方帶走那天，提奧宣布，“但我發現，原來法國人不是個個都品位高雅，真令人遺憾。”他已經開始在新房中懸掛油畫，但還是對最終的布局安排猶豫不決，牆紙樣品也不停來往於巴黎和阿姆斯特丹之間。提奧有點焦躁不安：“我真怕最後變得過於好看了。”
日常生活縱然喧鬧紛擾，背後總有書信往來作為堅實的基礎。提奧一周三四封信，細述每天平凡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對喬的愛以及他們共同的未來。“我終於不再孤單，對此我心存感激，”他在3月7日給她的信中寫道，“我的人生也不再漫無目標。”初春的第一天，他打開新房窗戶，感受到了未來的一縷清風。“突然間，一位街頭藝人彈起了吉他，還有個十歲左右的小姑娘在唱歌，”提奧向喬描述說，“她輕柔的歌聲在空氣中閃閃發光，沒人知道她唱著什麽，大概是春天、愛情、陽光之類的。”“我最親愛的，”他寫道，“能有那樣的時刻，我要謝謝你。”他稱她為“我的寵兒”、“小甜豆”和“未婚妻”，她則喚他為“我最親愛的丈夫”。他們共同倒數一起生活的那一天。差不多提前一個月——婚禮前六周多，他終於確定了回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至此，每封信裏文森特的名字至少出現一次：要麽是提奧擔心地抱怨（“阿爾那兒有消息嗎？”），要麽是喬禮貌地問詢（“還是沒有文森特的消息嗎？”）。偶爾烏雲會遮蔽他們陽光般燦爛的日子，比如當他們得到消息，文森特2月末又被送進醫院時——“這次是鄰居提出的要求，”提奧寫道，“他們可能害怕他。”但是到了3月中旬，遙遠的哥哥已經被簡略成“那阿爾呢？”“要是沒有這個悲慘的瑕疵，我們的天空該多晴朗無雲啊！”提奧歎息道。
同時，薩勒斯已經開始大聲疾呼，為文森特尋求幫助了。“一定要作決定了，”在通知提奧文森特第三次被強迫入院時，牧師要求提奧道，“你是想讓哥哥回你身邊，把他送到你選的醫療機構，還是就把他留在那兒任由警方處置？已經到這時候了，一定要給個明確的回複。”
兩個月來，一直有人要提奧把文森特送到艾克斯或馬賽的精神病院，接受專業治療，但他設法回避了這些要求。因為他不想把治療方案強加給執拗的哥哥（“絕不允許任何人不與我商議就采取這樣的行動，即使你或者醫生也不行。”文森特警告說），再加上對文森特的痊愈尚抱有希望，所以提奧一次次采取了拖延策略。情況越來越糟，提奧與生俱來的謹慎恰好與薩勒斯虔誠的樂觀精神、雷恭敬的優柔寡斷以及文森特的強烈反對不謀而合。（“就讓我安安靜靜地繼續工作吧，”文森特聳聳肩，“如果這也算瘋子的話，那就太糟糕了。”）文森特病情的突然反複擊潰了提奧的所有決心，讓他在希望和絕望中搖擺不定，有時這種遲疑不決會出現在同一封信中。
如果說把哥哥托付給精神病院實在太困難，那帶回家又太不堪設想了。從一開始，提奧就在雷和薩勒斯麵前回避這個話題，這令他倆非常吃驚。提奧還回絕了妹妹惠爾的提議，惠爾在布雷達照顧年邁的母親，希望也能讓文森特過去。惠爾在信中寫道：“我希望文森特能回家。別人照顧他的時候，我們卻什麽都不做，這實在太不正常了。”他們的母親安娜也反對惠爾的建議，她在信中寫道：“顯然文森特就是個可憐蟲。”那時距離文森特的父親驟然長逝快四年了，但母親還是無法原諒他。
但是與此同時，2月看望過梵高家女眷的喬，也開始參與到此事中來。“親愛的提奧，”她親切地問道，“為什麽文森特不能像其他普通病人一樣回家呢？”喬記得提奧之前對哥哥很維護，稱他有“尊貴高潔的靈魂”，因此她認為文森特在一個“安靜友好的環境”中，肯定會比在醫院裏或獨自一人康複得更好些。“那樣不是可以讓他鎮定平靜下來嗎？在我看來，獨處會讓他重新自尋煩惱。”如果不能回布雷達，那去巴黎也好啊！喬大膽提出：“如果他現在在巴黎，你就可以很方便地看望他。但目前的情況是，他孤獨一人，又遠在異鄉。”
提奧急切地向喬列舉原因，說明為什麽在如此情況下，喬的提議顯而易見是不切實際的。“如果你認識他，你就會了解，區分一定要做什麽和能做什麽有多難。”他寫道，“一看到他的穿著打扮和舉止風度，你就知道他異於常人。多年來，每個人看到他都要說他是個瘋子。”提奧承認，這種行為放在藝術家身上可以理解，甚至是種優勢（“許多畫家瘋了後反而開始創作出真正的藝術”）。“但是在家裏，”提奧堅持道，“這種行為是萬萬不能接受的。”
他又開始述說文森特當年在巴黎遭遇的慘敗，那些年模特不願為他擺姿勢，路人不斷騷擾他，他準備畫畫時警察就把他從街上趕走。“到最後，他受夠了巴黎。”提奧說。當然，巴黎也受夠了他。“即使是他當時的好朋友也覺得他難以相處，”提奧努力解釋著，“他說話的方式讓大家對他的感覺走向了兩個極端，要麽愛得不行，要麽忍無可忍。”提奧還暗示文森特已被藝術家同僚們拋棄（他神秘兮兮地提到“樹敵很多”），對於喬提出的文森特能在家庭的溫暖懷抱中靜靜療養的設想，提奧也溫和地駁回了：“對於他來說，沒有安靜的環境……他不會放過任何人、任何事。”
提奧不想讓文森特來巴黎，為了尋求支持，他最終還征求了路易·裏維的意見，他是文森特在巴黎時的醫生，並以“精神緊張”為掩飾繼續醫治提奧日益惡化的梅毒。提奧3月初向大家宣布：“裏維提出，我也同意，即使文森特已經康複，他在最糟的醫院裏都會比自己照顧自己更好些。裏維強烈建議我暫時不要把他接過來，因為他對人對己都會是個威脅。”為什麽不把他轉移到巴黎或附近的私人精神病院裏去呢？正如喬建議的那樣，“這樣不是方便你去看他嗎？”按照提奧的說法，裏維醫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通常，全法國的精神病機構都設施完備……而且免費和付費的病人能接受同樣的護理和治療。”
當然，提奧從來都不和文森特提錢的事，但從文森特來信的字裏行間可以看出，為治病花的每一分錢和被剝奪自由不許工作也就不能償還不斷增加的債務的每一天，都讓文森特心懷愧疚。“如果不是絕對有必要把我關到病房中，”1月時他寫道，“我還是有支付能力的，至少能用實物償還我欠的東西。”提奧在一封信中與喬談及這個話題，承認兄弟倆的投資都有風險。“雖然他對金錢沒什麽概念，”為了維護之前在喬麵前虛構出的文森特自由無私的形象，他寫道，“但是如果我們的投資全賠掉的話，他也會不安的。”
但錢的問題一直在提奧心頭縈繞。他認為婚姻本質上是財務責任，所以錢促成了他所有的決定，也讓他猶豫不決。妹妹惠爾和利茲寄來了一些父親的遺產，供支付文森特的治療費用，而提奧卻把錢存到了銀行裏，並告訴她們：“他現在的治療是免費的，沒必要作出什麽調整。”如果妹妹花掉了遺產，提奧會找一天上門拜訪，要求她們把花的錢再還回去，作為結婚的嫁妝，或者作為以後成為老姑娘時的養老金。
毫無疑問，內疚使文森特拒絕了提奧2月末發出的熱情的婚禮邀請。因為喬發自內心地同情文森特，這使提奧羞慚不已，才最終發出了邀請。文森特謝絕了邀請，提奧對此一定鬆了口氣，而不是大吃一驚。“你能讓我去巴黎，這已經很好了，”文森特寫道，幾天後他將又一次被警察抓住，“但是我覺得大城市的繁華刺激從來不適合我。”既然文森特不願意來巴黎，喬便力勸提奧去阿爾。為了減輕自己的愧疚，也為了再次給喬一個交代，提奧提議再派一名畫家去阿爾，重新點燃文森特對中央高原如火的熱情。“能讓他內心平靜的事情，我能想到的隻有這個了。”提奧解釋說。
一開始，他本來準備隻考慮像阿諾德·科寧或梅耶·德·哈恩這樣的同胞，因為他們言行審慎，值得信任。但是文森特突然感到羞愧難當，臨時退卻了。“我身上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再也不敢邀請畫家來我這兒了，”他寫道，“他們這麽做可是冒險，可能會像我一樣失去才智。”這個計劃擱淺了一個多月，文森特在阿爾漸漸音信全無，而針對他的請願書中的細節卻越來越翔實。到3月中旬，提奧終於說動了保羅·西涅克，他正好要去風景如畫的小村鎮卡西斯度過每年一次的暑假，那兒距離阿爾75英裏左右。“西涅克是我的一個熟人，下周就要去阿爾了，我希望他能做點什麽。”提奧含混地告訴喬。“我也想親自去那兒，”為了安撫喬，他補充道，“但我去了也沒什麽用。”
提奧卻按計劃去了荷蘭。他搭乘了3月30日出發的通宵火車——那天正是文森特的36歲生日。
西涅克和文森特不得不破門而入。為了防止閑人入侵，當局不僅關緊了百葉窗，在大門上貼了封條，還堵住了鎖孔。有些不友善的鄰居試圖阻止畫家回到犯罪現場，吵吵鬧鬧地又把警察引到了文森特家的大門口。不過西涅克設法安慰了這些鄰居，他的遊說能力和他的藝術創造力一樣，令人信服。“他又善良又直率，”文森特讚賞有加地寫道，“他們一開始不讓我們進屋，但最後我們還是進去了。”
兩年前這兩位藝術家曾在塞納河畔有過一麵之緣，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麵或通過信。文森特詳細描述了他們共度的那一天，仿佛這是他初次遇到25歲的西涅克。“我發現西涅克非常安靜，盡管聽說他也有狂暴的一麵……他給我的印象是持重、優雅。”他倆在醫院碰麵，雷醫生同意他們出去走走，這可是文森特一個月來頭一回出門。一到黃屋子裏，文森特就開始展示自己的畫作，還贈送了一幅畫給年輕的西涅克。他們無所不談——藝術、印象派、文學、政治，這一個月來獨處的文森特隻能自言自語，現在終於可以一吐為快。
他滔滔不絕地向西涅克訴說滿腹的委屈和所受的傷害，他本來準備把這些話說給另一個人聽的。他抱怨這裏的醫院缺乏隱私，自己極力克製著去巴黎的衝動——他對提奧可不能那麽直接。他表達了自己對住院費用的焦慮，還猛烈抨擊了仍要監禁他的相關部門——這明顯是對提奧的譴責，後者不但不來救他出院，還把兄弟之責推諉給一位陌生人，並決定去北方而不是南方。西涅克後來回憶道，這些想法讓文森特異常“不安”，他將文森特不穩定的情緒歸咎於怒吼著敲打窗戶的“幹冷北風”。文森特一度非常躁動不安，拿過一瓶鬆節油，喝了起來——被禁止飲酒以來，絕望的他便用這個作為酒精的替代品。
提奧的婚事慢慢滲入文森特的腦子裏，讓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世界更加搖搖欲墜。幾個月來他一直拒絕接受這個事實。聖誕節那次發病後，文森特恢複了意識，他含糊地認為這根本不是結婚，而是提奧和安德裏斯·邦格重修舊好。“看到你和邦格一家重歸於好我真是太高興了。”1月時他在病榻上寫道。後來他終於接受了這個事實，心不在焉地祝福著提奧（“房子終於不再空蕩蕩的了”），並一直刻意回避提及喬的名字（婚禮前幾天他才開始稱她為喬）。他還一度公然建議提奧“跟那姑娘上床”就行了，別娶她。“畢竟，這在北方是常規做法。”他補充道，陰陽怪氣地意指提奧有眾多情婦。之後他還大肆詆毀婚姻，稱它不過是出於體麵而不得已為之的事情——其功能是取得“社會地位”和履行盡孝的義務，與愛情毫無關係。
但是提奧不停地匯報新房裝修的情況，在信中傾訴著對喬的思念。這讓文森特陷入了癡心妄想，每次他弟弟威脅要結婚時，他都會這麽想。“你有一個安全無慮的家庭，對我來說也好處多多。”文森特在信中提議三人同住。在德倫特時，他曾邀請提奧的情人瑪麗加入兄弟倆在荒野上的任務，他把喬想象成工作夥伴，新藝術的代表：“她可以加入我們，和藝術家們一起工作。”在巴黎時（提奧第一次準備和喬共同生活），他又幻想這對新人會在鄉下買座房子，好讓他在裏麵掛滿畫。文森特心中並未將這樁即將到來的天作之合看成是婚姻，而是看成不過是為了保證兄弟倆未來共同事業的成功而進行的結合。“到了春天，你和你妻子就能成立一個造福好幾代人的商號了，”他寫道，“一切都穩定後，我隻要謀一個畫畫的職位就行了。”
但在隔離病房的一個月使這些念想都化成了泡影。3月末出院時，他對婚姻的態度有了轉變。一個月來苦苦等待提奧的拯救，卻連他或喬的一封信都沒收到，這無疑證實了文森特心底最害怕的事情。婚姻隻意味著一件事：拋棄。而且沒人告訴他婚禮計劃，這使情況更加糟糕。他不知道結婚儀式的地點，甚至連時間都不清楚。就好像大家都生怕他會跳上火車，在沒有邀請也不受歡迎的情況下鬼魂般出現在婚禮現場，破壞家裏的大喜日子，就像之前掃了大家的興一樣。
提奧最後還是給文森特寫了信，催促文森特也娶個妻子，好分享他的喜悅，但這已於事無補。提奧還稱幸福的婚姻是“真正的南方”，這對文森特來說太過殘忍。這條提議讓文森特頓時感到最深的絕望，因為他眼看提奧已漸行漸遠，而他永遠也追趕不上了。“還是把婚姻留給心態平和、誠實正直的人吧，我這麽做是對的，”他寫道，“我的過去如此沉悶腐朽而又支離破碎，無法建立光明美好的未來。”
西涅克的到來——宣告了手足之責被徹底放棄——使文森特從此跌至悲傷的穀底。他態度刻薄地要求提奧在婚禮結束前，不要用他在醫院的禁閉之類的瑣事來煩他。“讓我一個人在這兒安靜地待著吧，”他說，“除了沒有自由……我過得也沒那麽差。”在他們信件往來中的一段最為陰暗和絕望的文字裏，文森特發誓終身不婚，說自己絕無可能愛上什麽人而又同時不傷害到她。“如果不用孤獨終老，對我來說當然最好不過，”他寫道，“但是我寧願一輩子都住在病房裏，也不願另一條生命為我犧牲。”他與西涅克的交談恐怕也滿是他因提奧結婚而感受到的痛苦。這從他立刻寫給年輕藝術家的信件中可窺得一斑：
天哪——那些提交一些必要文件後就肩負重任的可憐蟲，蜂擁至圍城內，沒想到裏麵的暴行是最殘忍的食人魔都做不出的。結婚如活埋，還要忍受淩遲般的婚宴和葬禮般的排場，難道他們不值得同情嗎？
但是，西涅克的來訪也為文森特指明了一條新的道路。畫家朋友的陪伴、他們的談笑風生、畫室的流程，讓文森特得以一瞥他魂牽夢縈但並不熟知的畫家生活。文森特大膽設想，也許這次可以重新開始——完全依靠自己。隻要他身體康健，頭腦清明（大概隻有他自己這麽想），他一定能在常人的生活裏勇往直前。西涅克從卡西斯寫信給文森特，不冷不熱地邀請他“來研究研究這個美麗的村莊”，文森特便開始抱有幻想，他和西涅克可以“一起找個地方”，在中央高原的豔陽下共結畫家間的兄弟情義。
他給西涅克寄了一封充滿溢美之詞的信——不僅用文字，也用素描生動描繪了一幅令人心動的畫麵：蔚藍海岸上一棟日本風格的新房子。如果他不能結婚，至少他還有知己。“在真摯的友情裏，我能找到最大程度的安慰，甚至得到最好的治療，”他在一封給西涅克的信中寫道，同時還指責了無情的弟弟，“雖然友情也有缺點，那就是讓我們在遭受極大苦難的日子裏不情願地安於現狀。”
當與西涅克共同生活的美夢如同其他幻影一樣破滅後，文森特將注意力投向了阿爾的新生活。大家勸說文森特不要回拉馬丁的家，以免鄰居又來惹是生非，他便同意由薩勒斯幫忙在城裏其他地方找個公寓。“我一定要有固定的工作，”他寫道，憧憬著即將到來的自由，“這樣我就可以去馬賽或者更遠的地方旅行。”但是薩勒斯牧師能找到的唯一樂意租房的房東就是雷醫生，後者答應把他母親家中的兩間“非常小的房間”租給文森特。（“與那個畫室根本不能比。”文森特抱怨道。）文森特一邊籌劃著在複活節（4月21日）前搬出黃屋子——這是房東設定的最後搬家期限，一邊說服好心的醫生讓他在醫院場地內或附近練練“手藝”。3月末，他要求提奧幫忙訂購顏料，他自己則去城裏購買其他的日用品。
他又開始了新一輪的創作：第五幅《搖籃曲》，而且又畫了一幅郵差魯林的肖像，魯林在西涅克走後不久也去阿爾拜訪了文森特，重新激起了文森特對中央高原塔塔林式的幻想，那裏的鄉民開朗愉快、無憂無慮，有“強健的體格”和無法抑製的“高昂鬥誌”。然後，他履行了自己在1月許下的諾言，那時他以為自己馬上就要康複，恢複常態了：“好天氣馬上就要來了，我得開始準備繼續畫繁花盛開的果樹了。”首先他畫了一幅很大的美麗家園遠景，上麵有一株盛開的桃樹，使人想起一年前雄偉壯闊的克勞平原；然後是一幅近景畫，翠綠的草坪上點綴著蒲公英，中間有一棵歪歪扭扭的樹，果然法國南部也頗有日本意境。
接著，他為醫院的花園畫了一幅素描和一幅油畫，重現了阿爾的樂園景象，花圃裏栽著枝丫巨大的黃楊木，整個花園欣欣向榮。“有勿忘我、聖誕玫瑰、銀蓮花、金鳳花、桂竹香、雛菊。”文森特一一列出來——在監獄般的高牆內，在枯燥的死亡之路上，他還默默懷有一顆生機勃勃、充實寬厚的心。
《阿爾醫院的院子》，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x英寸。
為了迎接新生活，文森特擺出一副孑然獨立、內心平和的姿態。他鄭重地通知提奧“我已踏上迅速康複之路”，並聲稱除此之外他別無他求。因為害怕狀態惡化可能導致病情複發，也因為一直相信自己僅用意誌力就可以平息內心的暴風雨，他決定用日本式的寧靜態度和伏爾泰式的超然樂觀態度迎接未來。“不管怎樣，我正在重新獲得一種平靜，”他對提奧說，想起了神父潘格羅斯和福樓拜筆下的喜劇人物布瓦爾和皮丘切特，“可能我們能做的，就是拿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甚至整個人類的巨大悲傷來取樂。像個男子漢那樣去直麵一切吧。”他拒絕接受自然主義所表現出來的逼真現實，轉而投向他年輕時讀到的能寬慰人心的和情感充沛的著作，比如《湯姆叔叔的小屋》和狄更斯的《聖誕頌歌》。“我讀這些書是為了冥想。”他對妹妹惠爾說。
他畫畫也是為了冥想。有個日本僧人，為了遏製心魔，一生都在研究“同一片草葉”，文森特模仿這位僧人，畫了很多花朵、蝴蝶、旋渦狀草叢的紋飾——這些圖片精準得就像植物學研究，但又是實打實的抽象畫。過去，特別是為了讓提奧高興，文森特有時會畫一些自然主義的畫，但現在對自然的親近讓他的心境和藝術都走向了新的方向。
為了尋找內心的寧靜，文森特把目光既投向過去，也投向未來。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從科學那裏找到了慰藉。雷醫生惡作劇地說愛情是由微生物引起的，文森特抓住這個理論，猜想自己的憂鬱和懊悔情緒“可能也是由微生物引起的”——這樣想來，他的悲慘人生就不是無法規避的殉難，而是不公宇宙的“小小意外”。“我開始覺得狂躁症和其他病一樣，沒什麽特別，這樣我就能完全接受了，”他寫道，“幾乎所有我們認識的朋友，多多少少都有點這種病。”
但是，這毫無用處。失敗、過錯、遺棄如影隨形。“哦，如果什麽事都沒發生過，我的生活未變得如此一團糟就好了！”他在描述自己創作的花園畫時突然感歎道，“你想，我在南方的運氣不比在北方好到哪兒。到哪兒都是如此。”他抱怨總是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含混不清的悲傷情緒在暗湧”，而且在遙想未來時，也看不到“好運降臨的可能”。想起自己“懦弱的性格”，還有在黃屋子時“悲慘的挫敗”，他不由自主地滿懷歉意。（“但是我們不會再這樣了。”他及時打斷自己的思緒。）他把自己的支出賬單愧疚地塞到了新襪子裏。
神經兮兮的妄想，以及對隱私和工作的渴望，讓文森特離開了醫院，但是一想到要自力更生，他就感到害怕。“我當然得搬出去，”他畏怯地寫道，“一旦我想明白了該怎麽辦。”他向西涅克吐露道，每次他的頭腦“就要回到正常狀態時”，他就會感到“內心被巨大無比的絕望的空洞占據”，然後恐懼又一次向他襲來，周而複始。
為了防止發病，他服用溴化鉀，但是這藥抑製了他的激情，攪渾了他的頭腦。“我不是每天都能保持頭腦清醒並寫出邏輯通順的信件。”他向提奧坦白道。如果他連月份都記不清楚，疲憊到無法提筆寫信，那他如何獨自生活呢？他在離開醫院的那段時間裏，沒能抵抗住自我麻醉的誘惑而喝了酒（盡管他承諾要“清醒地生活”）。或者有時他腦海中一道閃光，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遠在荷蘭時發生的那些毀滅性的事件。這些都讓文森特的情況雪上加霜。
文森特猜測婚禮已經結束，終於寫信給提奧，接納了他原來拒不承認的一切。他希望弟弟一切都好，感謝他這麽多年來所付出的愛和善意，並最後一次為自己回報太少而道歉，他決定就此放手，不再糾纏提奧。文森特還宣布道，提奧盡可以在別處尋求“體貼”與“安慰”，現在是時候“將這種愛盡可能地轉移到你妻子身上了”。
《阿爾醫院的病房》，1889年4月，布上油彩，英寸x英寸。
幾天前，就在婚禮前夜，文森特告訴薩勒斯：“我沒辦法照顧自己，控製自己。我覺得整個人都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要求“立刻”住進精神病院。
這個決定讓薩勒斯非常吃驚，他以為文森特“肯定在好轉”——“那些麻煩事似乎全無蹤跡”。醫生都同意他出院，新公寓也安排好了。就在兩人去簽訂租約的路上，文森特的內心又崩潰了。薩勒斯說道：“他突然向我坦白，說自己暫時還無法自力更生。如果能在精神病院再待兩三個月，那就太明智了，對他來說也再好不過了。”
文森特寫信向提奧宣布他的決定，但不想作出解釋，希望提奧能原諒他對此避而不談。“談論這件事對我來說是精神上的折磨。”他說。但是幾天後，他連發了幾封信，信裏全是他突然改變主意的理由。有平淡無奇的理由（“我心神恍惚，前段時間沒法控製自己的生活”），也有惹人憐憫的理由（“我的一生都活在一個‘空洞’裏，我時常精神恍惚，這種狀態不是剛剛開始，而是由來已久，所以不管別人為我做了什麽，我都不知該如何平衡生活”）。
然而，真實的原因是顯而易見的。他這麽做是為了提奧。“為了我自己內心的平靜，也為了不打擾別人，我願意把自己禁閉起來，”他對弟弟說，“我很抱歉，給薩勒斯先生和雷醫生，特別是給你，添了那麽多麻煩。”但是隨著大喜日子的臨近，薩勒斯告訴了提奧一個令人焦慮的事實。“你肯定不相信，你哥哥因為擔心自己給你製造不便，而有多麽擔憂和焦慮。”牧師寫道。文森特特別擔心出院後突然發病而“當眾出醜”。如果那樣提奧將被迫作何處理呢？“我的弟弟啊，”他對薩勒斯大聲說，“他為我做了那麽多，而我現在還不停給他惹麻煩！”
幾個月來，提奧一直在等文森特對自己的命運作出選擇，然而當這一刻最終到來的時候，提奧還是猶豫了。一想到哥哥要進精神病院，哪怕隻待上幾個月，他就覺得“反感厭惡”，這完全粉碎了他讓文森特在醫院裏度過“康複期”的設想，讓他那些拜倫式和堂吉訶德式的故事也白講了，而且在他準備組建自己的小家庭的時候，給整個家族蒙上了一層陰影。提奧因這個決定痛苦了很久，羞恥感讓他發狂似的試圖勸說文森特放棄這個決定。他和喬趕到巴黎（推遲了蜜月），不太情願地反複邀請文森特來巴黎。他甚至建議文森特也許可以在阿旺橋與高更相聚，共同消暑——這簡直荒唐到家了。
他對文森特選擇的精神病院也提出了質疑。在薩勒斯的推薦下，文森特挑選了阿爾皮勒山麓小鎮聖雷米的一家教會附屬的小型精神病院，這裏距離阿爾東北約15英裏，阿爾皮勒是阿爾卑斯的一座巨石壁壘，站在克勞的地平線上可以看見。幾個月來，他和文森特通信時，一直隻考慮艾克斯和馬賽附近的大型公立精神病院（也更便宜些），文森特選了這個小型、私立、花銷大的療養機構，讓他很是吃驚。雖然為時已晚，但他還是建議文森特多調查一下這些病院，不管怎樣都應該多收集些信息，再作最終決定。不管文森特決定去聖雷米還是其他地方，提奧都敦促他縮短停留時間——從三個月到一個月，並且堅稱這次是露營般的休養，而非精神病的治療。
即使提奧不斷拖延，要求文森特重新考慮，但他的所作所為還是證實了文森特心底裏的害怕，就是這些擔憂導致文森特突然改變了心意。提奧喜不自禁地向文森特匯報婚禮的情況，欣喜若狂地宣布他和喬簡直是琴瑟和鳴。“我們相互了解，彼此都能完全感受到對方的滿足感，”他寫道，每一次不假思索的感歎都加深了文森特的傷口，“所有事情進行得都比想象中順利，這樣的幸福我過去連想都不敢想。”
提奧勸說文森特放棄原來的決定，但又對他的需求感受遲鈍，這讓文森特更加極端地逃避和退縮。“我去參加外籍軍團五年，這樣就能擺脫混亂的生活了，”4月末時他這樣寫道，“我覺得我寧願參軍。”聖雷米的費用比想象中的要高，而且聽說可能不允許在精神病院外作畫，這讓文森特心煩意亂，他設想逃到最南邊：阿拉伯的沙漠裏。參軍後，有人免費“監督”他，他也許還能在軍團營房裏繼續作畫。在那兒他也許能重新找到醫院病房裏才有的秩序和寧靜，五年後他“也許會康複，成為自己的主人”。最關鍵的是，參軍後他就能逃離自己的內疚感。“畫畫的費用已經把我壓垮，讓我飽受負債感的折磨，覺得自己一文不值，”他有一次爆發時對提奧說，讓提奧異常震驚，“如果參軍能終止這種感覺，那絕對是好事。”
哥哥威脅加入外籍軍團已經讓提奧很害怕了（“這麽做是絕望之舉，不是嗎？”他以不無指責的口吻回複道），文森特還給他寄了一份報紙，裏麵的報道稱一位不知名的馬賽藝術家自殺身亡了，這對提奧來說是更恐怖的威脅。“這篇報道讓人看到了蒙提切利，”文森特暗示這位中央高原的藝術大師死得很不體麵（傳聞是自殺），他的死一直縈繞在文森特心頭，特別是黃屋子的失敗事件之後。“唉，這又是一個淒慘的故事。”文森特暗自思忖，如果自己不是那麽失敗，是不是可以拯救這位無名的夥伴？“因為對報道中提到的這位可憐鬼畫家來說，一間畫室沒準能有幫助。”昔日的夢想已逝，僅存“深深的懊悔”、高額的開銷和忠誠的提奧。“如果沒有你的友情，”他警告頑固的弟弟，“其他種種會讓我毫無悔意地自殺，而且以我這麽懦弱的性格，我也該自我了斷。”
最後提奧別無選擇。他同意多付費用，並按要求給聖雷米寫入院信（要求最便宜的“三等”食宿）。在遭到拒絕的最後關頭，他反複向精神病院院長保證：“哥哥現在的精神狀況沒什麽問題，讓他住院隻是為了防止舊病複發。”對於文森特，弟弟這樣說是最好的安慰：“從某個角度來看，你不再是大家憐憫的對象，盡管看起來好像不是這回事……有個好心情，你的不幸肯定就要結束了。”
到5月初，文森特已經把黃屋子裏的東西打包好了。這可是件折磨人的工作。他不在的這段漫長的時間裏，暖氣被停掉了，附近羅納河的河水差點淹到大門口。在寒冷、黑暗的潮濕環境裏，水汽和鹽分從牆上滲出，房間裏到處發黴。很多素描和油畫都被損毀。“這真是個打擊，”他承認，“不僅畫室遭難，本來能當個念想的習作也遭了殃。”他在破爛堆中仔細篩選，想盡可能挽救出更多的作品。他把家具寄放在紀諾家駭人的夜間咖啡館裏。油畫要好幾周才能完成分類和晾幹。《搖籃曲》、《臥室》、《播種者》、《高更的椅子》、《羅納河上的星夜》、《向日葵》——他把心愛的畫一幅幅從畫框上取下，中間插入報紙，包裹好，裝箱，再寄往巴黎，並附上帶有歉意的說明：“裏麵很多都是亂畫的，你把不要的都銷毀……隻留下你覺得看得過去的吧。”
文森特一邊整理，一邊感覺悔恨陣陣襲來。他隻在新公寓裏待了幾天，就因難以忍受寂寞和噩夢的侵擾而匆忙逃回阿爾的醫院，在那停留了最後幾天。“這最後的日子的確很悲傷，”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
但是最讓我悲傷的是，你心懷手足之愛為我奉獻如此之多，多年以來始終有你支持我，我覺得我一定要回來向你表明我的歉意。
他環視房間，目之所及的不是畫室，更像是一座“墓地”，他當場詠了一句絕望的墓誌銘：“畫如花般飄散。”在從阿爾寄出的告別信中，他回顧了自己的藝術生涯，仿佛過往人生的一幕幕在眼前飛快閃過。他要求弟弟歸還米勒的農民畫和“灰色調的荷蘭調色板”，還告誡弟弟“不要徹底變成一個純粹的印象派。畢竟，對於美好的東西，我們不要忽略不見”。他列出喜歡的畫家，害怕以後會忘記。至於他自己，他說：“作為一個畫家我是難成大器了，我非常肯定這一點。”
即便是在考慮完全放棄畫畫的時候，他還是在走之前設法畫了兩幅畫。兩幅畫都是關於道路的。一幅描繪了一家人在公園裏的小路上嬉戲玩耍，一叢叢繁花怒放、鬱鬱蔥蔥的栗樹將公園映照得光影交錯。另一幅是一條延伸到遠方的路，最終消失在一堵牆後。目之所及的路上有車轍，兩邊是雜亂的草地和沒有葉子的截了梢的柳樹，枝幹疤痕累累，樹形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