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高更早就想要離開。11月中旬，來阿爾幾周後，他給貝爾納去信寫道：“我就像一條離了水的魚。”白晝漸短，眼前的日子似乎望不到頭。離開黃屋子之後，高更也不清楚自己到底在黃屋子待了多少時日，隻承認“好像過了一個世紀”。剛來時，他應該打算至少住上一年（雖然文森特以為他會待上一輩子）。但很快，他表示隻能待幾個月。沒過多久，又說“很快”便會離開。把自己的境況比作一列“全速猛衝”的可怕的火車。“我可以預見最終的窮途末路，”他寫道，“但仍在堅持不懈地尋找越軌求生的機會。”
最初，他一直向提奧隱瞞真相。“善良的文森特和刺頭高更就是天生一對。”他一麵在提奧麵前故作輕鬆，一麵向貝爾納吐苦水。但迫於經濟上的窘困，他決定在“掌握所有必需資源之前絕不發作”，他希望通過拉開主客之間的距離來提高自己的忍耐力。隻要可能，他就會離開黃屋子，獨自消失在夜色中，告訴文森特他需要一點“空間”。
當惡劣的天氣使他隻能待在那個用作畫室的起居室時，他就埋頭工作，以免陷入與文森特無休止的爭吵。但即便這樣，他也無法保持“寧靜平和”。“我在畫畫的時候，”他埋怨道，“文森特總是為這個或那個來找碴。”高更顯然成功地將他的主人趕到了廚房工作，但兩人還是會在晚餐時間和返回臥室休息時碰麵（高更回房必須經過文森特的臥室）。即使回到了他的小房間，那些無聲的爭辯似乎也會從牆麵滲透進來。
雖非本意，高更的情緒已經蔓延到了整個黃屋子的角角落落。他神情恍惚，精神渙散。未完成的油畫和素描堆積如山。他越來越依賴原來在阿旺橋作的畫，一味重複從前的作品，或者甚至開始借用文森特的畫作，而不願接觸他鄙夷的阿爾與阿爾人。在信中，他很少提起文森特——他隻能在信件裏吐露隱私。他感覺受了欺騙，感覺被收買，暗自憤憤不平。到這兒才幾周他就想要逃走。與高更僅有幾麵之交的輕步兵上尉米勒將於11月初奔赴美洲，這讓他重新有了來年再回馬提尼克的念頭。他決定一籌足路費就離開阿爾。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我會去馬提尼克，在那兒我一定能創作出好作品……我還要買一匹馬，建一個畫室，和朋友們過上悠閑的生活。”
一開始，文森特把高更的馬提尼克之行看作了自己宏偉的南部計劃的延伸。“高更總是放在嘴邊的熱帶讓我也十分著迷，”客人到來後不久，他寫道，“未來藝術的文藝複興會在那裏誕生。”但隨著兩人關係日漸緊張，高更越來越心不在焉（文森特稱他“患上了熱帶相思病”）。一談到高更的離開，文森特便會陷入狐疑、焦慮和恐慌，兩人的關係已經瀕臨崩潰。高更後來敘述道：“我們兩人，一個已經爆發，另一個一觸即發，私底下早已暗潮翻湧。”
雖然文森特的行為讓高更的阿爾歲月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但提奧在巴黎的努力讓這種忍受變得不再必要。11月中旬，提奧在古庇爾夾層展示了高更剛剛送達的阿旺橋的油畫，不遺餘力地向收藏家和批評家推介他的作品。陶器和油畫的銷量劇增，仰慕者摩肩接踵。新一輪的酬勞和讚譽湧向了黃屋子。高更一直都在記錄自己的買家。他向貝爾納吹噓那些慧眼識才的顯要“主顧們”，尤其是德加，並揣測當初反對他的家人一定“風聞了他的成功”。提奧的來信中附上了數百法郎，提出了周詳的裝裱計劃，並催促高更敲定磋商中的買賣。奉承拍馬的賀信和展覽計劃紛至遝來（“您作品的豐富內涵真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您就是巨人”）。他被邀請與“二十人”共同展出作品。“二十人”是布魯塞爾的一個藝術家團體，通過與影響力巨大的評論刊物《現代藝術》合作，已經成為了前衛藝術的領導者。
和拒絕參加《獨立藝術家評論》1月展覽的文森特一樣，高更堅持認為這是敵人給他布下的一個陷阱。高更決定策劃屬於自己的“嚴肅而非小眾”的獨立展覽。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滿懷信心地寫道：“我的生意蒸蒸日上，我的名聲也日漸穩固。”他給朋友們寄去新照片，展示自己“野性的麵容”，好像在宣告他的勝利，宣告即將從荒蠻之地凱旋歸來的得意。
很快，提奧就收到了高更的信：“我的離開絕對是必要的。”
文森特已經預見了這樣的結局。早在11月中旬，他的信中已經透露出這樣的惶恐。“我們發生了一些摩擦，”他向提奧報告，“但讓人慶幸的是，我們還在一起。”當高更收到“二十人”的邀請時，文森特一度懷疑他的夥伴要搬去布魯塞爾。文森特一心以為，“高更已經考慮去布魯塞爾定居，那樣他又能見著自己的丹麥妻子了”。也許是因為想隱瞞自己的焦慮，盡管長夜漫漫，文森特給提奧的信卻越來越少，越來越短。他把黃屋子的摩擦歸咎於壞天氣、大風，甚至高更的家庭責任。真相總是令人難以接受。高更一宣布要離開，文森特便使出渾身解數扭轉局勢。在提奧麵前，他假裝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想高更隻是在鬧脾氣。”他解釋道。活在幻象中的文森特甚至又租下了黃屋子的另外兩個房間。
就像提奧曾經拒絕去德倫特時和拉帕德批評《吃土豆的人》時那樣，文森特會以假裝什麽都沒有聽到的態度來對待要離開阿爾的高更。文森特會強迫他“收回成命”。文森特會哀求：“拿定主意前再好好想想吧。”看到沒有挽回的餘地，他便重新提起春天和夏天爭論的話題——“高更注定屬於阿爾”的那些論調，絕望又激動地拿它們重新做文章。
無視親眼所見，他堅持認為“病入膏肓”的高更帶著“傷痛”來到這裏，如果離開有“治愈力量”的黃屋子，那麽一定會受到“病魔的威脅”。他提醒高更，是神奇的中央高原給他帶來了成功。他對高更近期的創作《葡萄豐收》和《黑豬》讚不絕口，稱它們比阿旺橋的那些作品“起碼好上30倍”。為了推翻馬提尼克計劃，他親自為高更算了一筆賬，稱他需要的遠不止設想中的數目。隻有待在花銷不大的南方（有提奧照顧他的生意，文森特照顧他的健康），他才能籌措到充足的資金。當然了，他有照看妻兒的義務。
滔滔不絕地將挽留的理由一一羅列之後，他搬出了老掉牙的理由：情義。他向高更透露了自己最大的失敗：家庭、宗教和愛。他已經從中得到教訓，並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房客身上。“高更那麽強壯，如此富有創造力，”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但正因為如此，他最需要的是寧靜。還有什麽地方比這兒更能讓他安靜下來？”
文森特的懇切可以在他的畫中感受到。他開始聚精會神地描繪幾周前和高更一同參加的在“阿爾姑娘的瘋狂”舞廳裏舉辦的舞會。人群總能吸引文森特。從倫敦熱血沸騰的宗教集會到安特衛普嘈雜的水手舞蹈，大型集會總能讓交際匱乏的文森特沐浴在人間溫情中。“阿爾姑娘的瘋狂”是個巨大的劇場，節日之夜除了承辦聖誕盛會和動物展覽，還舉辦一年一度的冬季舞會。冬季舞會比文森特見過的任何慶典都要熱鬧隆重。12月1日晚上，他和高更都出現在了舞會上。帶陽台的劇場人聲鼎沸，擠得根本都跳不起來。黃屋子的幽閉和日漸緊張的態勢被節日的氛圍所驅散。
這個夜晚有美酒，有美人，有對高更的挽留。兩周後文森特會回憶起這個夜晚也毫不奇怪。他沿用高更的“理念論”來再現這片歡慶的海洋：戴著禮帽和傳統軟帽的女人們，戴著紅色軍帽的輕步兵，以及不戴帽子、大膽地彰顯鄉村質樸的男男女女。他們穿過眾多發光的中國紙燈籠，從遠處的看台並肩擁進紮滿氣球的舞池。
身影和人臉組成了一幅巨大的馬賽克。這些人物有的直接從高更的布列塔尼作品中照搬，有的則來自高更從阿旺橋帶來的貝爾納的作品。從後麵望去，阿爾的女人們藝妓般精致的發型，讓前景裏滿是絲帶和鬈發誘人的曲線。遠處，歡宴者們仿佛戴著麵具，人臉成了一個個黑點，成了高更筆下一列列神秘的幽靈。隻有魯林夫人的臉與眾不同，看來有一點生氣。文森特謹遵“導師”的教誨，放棄了曾經熱衷的亮色和反差，用高更縐綢一般精致的調色和細致的筆觸刻畫每一個清晰勾勒的要素。這不是他們親眼目睹的舞會，這是想象中的舞會。
這次出行顯然很成功，高更提議兩人再作一次短途旅行，目的地是風景如畫的中世紀城市蒙彼利埃。那兒靠近地中海濱，在阿爾西南60英裏遠處。高更選擇這個地方並不是因為彎曲的海岸線和曆史悠久的街道，而是因為聞名國內外的博物館。多年前，他造訪過那兒的博物館。為了說服文森特忍受舟車勞頓（往返五小時），他向文森特描繪了由著名捐贈人，藝術家之友阿爾弗雷德·布呂亞捐贈的瑰麗的德拉克洛瓦和庫爾貝的作品。在高高的、帶天窗的布呂亞畫廊，兩位畫家為牆上的油畫激烈地唇槍舌戰。高更擁護德拉克洛瓦的不露痕跡，文森特則為他鍾愛的那些肖像辯護，包括自戀的布呂亞委托各色畫家為自己創作的十幾幅肖像。
蒙彼利埃之行歸來後，黃屋子出奇地和諧平靜。為了回應布呂亞畫廊的爭論，高更畫了一幅倚在手杖上的老者的肖像，作為對文森特受杜米埃爾啟發所創作的放牛老漢，鄉村聖人佩興斯·埃斯卡裏耶的肯定。同時，他同意加入魯林夫人肖像的另一輪創作。郵差夫人一直是令文森特著迷的母性楷模。這兩幅肖像不僅預示了兩位藝術家在肖像畫看法和理念上的和解，還宣告了兩人又將在前屋一起創作。高更甚至答應與文森特互換肖像——藝術家們宣告手足情義的方式。就像是羅生門版的奧古斯汀·魯林一般，兩人互換的肖像在尺寸、定位和色彩上均完美契合。至於背景，文森特使用了高更式的一絲不苟的筆法，高更選擇了文森特式的青銅綠。
從蒙彼利埃回來沒幾天，高更就收回了離開阿爾的決定。“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高更給提奧去信，“就把我之前的信當作一場噩夢吧。”是文森特的懇求令他動容，是他憐憫文森特糟糕的過去，還是他害怕自己的離去會讓自己的夥伴發瘋？
無疑，是提奧的斡旋起了作用。了解哥哥脾氣的提奧一定以謹慎周到的方式讓高更重新考慮留下來（如果可能的話）。即便對象是強硬的高更，憐憫加壓力——不論究竟是什麽——看來也行之有效。在給朋友艾米麗·舍夫內爾的信中，他表示：“我對提奧·梵高和文森特深表感激。盡管我們有一些不合，但我怎能拒絕一顆善良卻飽受折磨的真心呢？”為了表明目前麵臨的危險，他把文森特比作“因為傷痛和敏感而淪為酒鬼”的埃德加·愛倫·坡，還暗示了有另一個更難以啟齒的原因：“以後我會向你詳細解釋。”
但最後，什麽也沒有改變。文森特眼裏的約定和付出在高更眼裏不過是暫時的緩和和拖延。文森特認定的改變心意對高更來說不過意味著再次謀算。高更權衡道，如果他能與巴黎保持良好的關係，在“滯留”阿爾期間避免衝突，那麽興許他能再忍受文森特一段時間。“目前，我會留在阿爾，”他悄悄告訴舍夫內爾，“但一定不會太久。”
文森特告訴提奧，黃屋子的一切都恢複了正常。“事情就是這樣，”文森特的字裏行間透露出歡欣，“高更早上告訴我‘原來的感覺又回來了’，我非常高興。”但事實上，文森特知道真相。即便他誇口兩人的親密又近了一分，或者把高更稱為“極好的朋友”，他還是擔憂最壞的結果。“近幾天，”他後來承認，“我隻看到高更一直在為該去巴黎實施他的計劃還是待在阿爾而躊躇。”這樣的不確定令他一蹶不振。雖然文森特宣稱自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的產出已經跌至冰點。海牙期間的信心崩潰又一次出現在他的身上。他讓提奧從巴黎退回那些油畫，並表示一年之內不會再送去任何東西。“不展出當然更好，”文森特鬱鬱寡歡地寫道，“我很肯定，現在沒有展出的必要。”當然，縱使文森特心中充滿不祥的預兆，他還是宣稱自己的內心擁有“絕對的寧靜”，並對未來滿懷信心。
像在德倫特和安特衛普時一樣，理想生活和現實生活的差距讓文森特在聖誕前夕，也是他最脆弱的時刻陷入了內疚和自責。高更無疑在蒙彼利埃便發現了文森特精神崩潰的最初征兆。那時，文森特站在德拉克洛瓦創作的布呂亞肖像前發表了一通奇怪的長篇大論，認為自己與紅頭發、留胡子的布呂亞長相頗為相似。他認為高更和提奧與倫勃朗的肖像人物極為相似，最後妄想自己是愛好沉思、魔鬼附身的詩人托爾誇托·塔索。德拉克洛瓦曾創作過著名的《瘋人院中的塔索》。
文森特盡可能地隱瞞腦中愈演愈烈的風暴。“對於那些內心而非外在的困難”，他一直含糊其詞。他抱怨與高更的討論使他“和用盡的電池一樣精疲力竭”。後來，文森特才承認，12月的最後幾周，自己一直處在“緊張的危急關頭”，忍受“精神崩潰”的折磨。那時，提奧也一定覺察到了在稀稀拉拉的來信中，文森特總是在心不在焉地變換著主題和作品，焦躁不安，毫無邏輯，有如癡人說夢。他述說著見到舊物的種種幻覺，尤其是德拉克洛瓦的布呂亞肖像讓他覺得阿爾弗萊·德·繆塞詩中“身著黑衣的落寞鬼魂”總靜靜地隨著他的足跡遊蕩，好像從鏡子裏的另外一個世界望著他：
我不幸的兄弟，被陰鬱裹挾
仿佛正從墓穴探首而出。
宗教，世上最能俘虜人心的東西，又回來了。從繆塞的鬼魂，到基督一般的塔索，到“聖人”德拉克洛瓦，文森特在這些幽靈中看到了自己過去的影子，分不清眼前的一切是幻想還是真實。在蒙彼利埃展出的眾多布呂亞肖像中，其中一幅描繪了這位形容枯槁、一頭紅發的收藏者戴著荊棘王冠擺著基督的姿勢。高更的成功就像一個包圍圈。在這個包圍圈中，文森特一直假裝泰然自若。聖人保羅的禁令在他看來“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他與高更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討論藝術、宗教、錯覺和超自然。據高更所述，在爭論中，文森特顯得十分激動和亢奮。他甚至在畫室的牆上用黃色粉筆塗寫了“我即聖靈”的字樣。
但沒有哪個異化、瓦解的意象比居伊·德·莫泊桑的《奧爾拉》（“le?ho”，意為“陌生人”）更讓文森特著迷。這個晦澀的哥特式的詞語來自諾曼人的方言，與莫泊桑筆下的故事可謂相得益彰。故事的主角是一個被幻覺和妄想逼瘋的男人。當年在巴黎，文森特也許讀過《奧爾拉》。但這部癲狂靈魂的黑暗日記並不能對文森特與高更的“廝守”計劃作出解答。《漂亮朋友》中的光明未來和無限樂觀才適合文森特的中央高原之夢。當這些夢想在12月土崩瓦解時，他又想起了莫泊桑的這個駭人的故事。高更信奉超自然的力量。他在阿爾期間使用的素描簿上，曾經記下了這個故事和它奇怪的名字。可見莫泊桑的故事曾經在黃屋子裏掀起了怎樣的波瀾，文森特後來也表示自己曾在幻覺中親眼見到了奧爾拉。
和文森特一樣，莫泊桑筆下的主人公也飽受失眠、神經衰弱和各種怪異幻覺的摧殘。文森特記錄了幾個月來將自己逼瘋的種種細節。他開始不信任自己的感覺，害怕自己的夢境（“那些背信棄義的睡眠”）。他想象自己在渾然不覺中成了催眠術士手下的犧牲品，或是過著神秘雙重生活的夢遊者。慢慢地，他從模糊的不安跌入對妄想的恐懼，繼而陷入了可怕的精神錯亂。他感到某個邪惡的魂靈無處不在——“這個無形的東西”發誓要吸掉他的精氣，當他沉沉睡去，刀子將捅入他的心髒。它隱伏跟蹤，像繆塞身著黑衣的可憐人，在暗夜飲他的水，讀他的書，竊取他鏡中的靈魂。他將它比作遠古傳說中的“妖魔、精靈和鬼魂”，比作縈繞在人們腦中最駭人的那個錯覺：“上帝的概念。”
他的幻覺越來越嚴重。他看到有東西被無形的手拽拉著飄在半空中。他無緣無故地被束縛在了椅子上——像是“一個被奴役和被驚嚇的旁觀者”，不得動彈。他鼓起勇氣盡可能長久地用邏輯和自我意識建造驅散癲狂的堡壘。“我問自己是不是瘋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狀況，不能清醒地分析判斷，那麽我就真的瘋了，絕對瘋了。”但最終，他還是屈服了。他試圖在房裏誘捕和放火燒屋，要殺死這折磨人的偏執。計劃落敗，他隻能繼續虐待自己施以報複。他叫喊著“不——不——它一定還在那裏”，發誓要與“奧爾拉”同歸於盡。“它還沒死。那麽，那麽該死的是我！”
黃屋子的態勢也幾乎要失控。激烈的爭吵每天都會爆發。“我們兩個針鋒相對。”文森特告訴提奧。他哀歎道，他們爭吵到“神經快要崩潰”。高更采取不理睬的態度——文森特的父親也曾使用過這一策略，以期緩和文森特的“火山爆發”。但這隻讓形勢更為嚴峻。“休戰”時，兩人的沉默沉重到郵差魯林都覺得可怕。和莫泊桑心神不寧的主人公一樣，文森特似乎在與自己慪氣：前一刻還抱有巨大的激情，隨即便陷入沉思和焦慮。他後來承認，被“可怕的焦慮”與“空虛感和疲憊感”輪番折磨。連日精疲力竭的爭吵之後總有幾個遊蕩的不眠之夜。
高更注意到了文森特行為的反常，以為它們不過是出於文森特內心的矛盾掙紮。“文森特一下子變得很奇怪，”他告訴貝爾納，“但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多年後，高更這樣回憶文森特當年的反複無常：起先是“突然難以接近和變得狂躁”，接著是陷入嚇人的沉默，如此循環往複。這會兒文森特還在向高更中肯地解釋他為什麽應該留在阿爾，並欣然計劃兩人的合作展覽，那會兒便氣憤地控訴房客謀劃的詭計。高更上床之後，文森特依然疑神疑鬼，輾轉難眠，仿佛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疑心病發作時，他會拿出送給高更的青銅色自畫像，用顏料溶劑將獻詞“我的朋友”抹得一幹二淨。
在滋擾文森特的所有幻覺中，有一個最為可怖。自高更來到阿爾，文森特與提奧的關係已不如從前。他們的通信不止越來越短，越來越稀少，措辭也沒有了往常的親密。比起鞭長莫及、麻煩不斷的哥哥，提奧對來巴黎拜訪他的兩位荷蘭青年藝術家似乎更為親切。（他曾提起勒皮克路的生活似乎也因為他倆“愉快的陪伴”而好了起來。）當兩人打算離開巴黎去鄉村住上些日子時，提奧並沒有像文森特叮囑的那樣推薦他們去阿爾。
這隻是眾多事件中的一個。提奧對哥哥的藝術工程已漸漸失去信心。高更最終出現在阿爾時，提奧很吃驚——好像他自始至終都對兩人的合作抱有懷疑。高更到來以後，他不再苦口婆心地催促文森特創作有銷路的作品。要知道，這種催促概括了兩人十年來的往來糾葛。而現在，他隻寄去基本的資助（“你不需要有任何後顧之憂”）以及冠冕堂皇的隻言片語（“你過著世上最了不起的生活”）。所有這些，似乎都意味著提奧已經接受了文森特失敗的事實。“我們必須要不時掂量一下肩上的擔子，”他對文森特提出的一年不寄作品的計劃竟然毫不在意，“即使不賣畫，我們也應該能撐上一段時間。”
在高更身上，提奧反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與洋溢著樂觀和讚美的信件一起到來的是高更在巴黎大獲成功和作品大賣的消息。提奧大膽地預言，高更的名氣會“比預想中的更大”——會比莫奈的都要大。他不僅稱讚高更的銷路，更欣賞作品中“奇妙的詩意”。“高更的畫作仿佛在飽受病痛的人們耳邊輕聲耳語，給他們帶去慰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那套藝術能夠撫慰人心的論調，“在他的畫中，大自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在這些吹捧中，最讓哥哥文森特妒火中燒的當屬這條評論：“他幾乎能與米勒比肩。”
高更頻繁、冗長的回信（與文森特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都是飽含樂觀的報告、彬彬有禮的表示、對象征主義理論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眼光獨到的商業建議。文森特兩手空空，高更郵去了多幅畫作和裝裱銷售說明。其中一批作品還包含了文森特畫向日葵的諷刺畫。這是高更大方地送給提奧的禮物。後者將之視為“偉大的藝術作品”，並稱之為“迄今捕捉文森特心理最成功、最唯妙唯肖的肖像”。
長久以來針對一方的讚美和秘密通信使得整個春天和夏天都在暗自較勁的兩人更為劍拔弩張。在拉馬丁廣場，文森特疑神疑鬼，早就懷疑“陰謀家”高更懷著政治目的意欲對提奧設計陷害，現在，遭到背叛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比如，為什麽他的房客一來到阿爾，他與貝爾納的關係就那麽突然、那麽神秘地終結了？貝爾納還與高更保持通信，卻與文森特斷了來往。他和提奧的關係會不會也落得同樣的下場？高更會不會是另一個泰斯提格，以大哥的姿態引誘提奧沉溺於海市蜃樓般的成功與享樂？
文森特歡迎高更像布呂亞那樣成為他“失散的親人”。他是不是愚蠢地讓一個陌生人介入了他們的生活，就像繆塞筆下的“可憐人”一樣，看起來十分親密，但隻能帶來絕望和毀滅？每一絲恐懼都是那麽真實。生平第一次，他開始收藏提奧的來信——像是企圖抓住一些馬上將從他手中溜走的東西，還竊取高更與巴黎的通信。提奧在聖誕假期免不了要去探望叫人反感的泰斯提格。提奧還欣然接受了高更請他來阿爾的邀請，他哥哥曾央求過許多年。文森特已經看到了“背叛”的種種端倪。如果提奧能為高更來黃屋子，那一樣可以在高更離開後將這兒拋諸腦後。
沒有什麽比聖誕節更能讓文森特感覺寂寞。就像狄更斯筆下在聖誕前夜被自己的幽靈造訪的雷德勞（文森特每年都會重讀這個故事），在這個節日的時節——在每年12月初的阿爾，節日氣氛就逐漸濃厚——陪伴文森特的隻有可怖的幻覺和懊悔。每家每戶的窗台上都掛著“聖芭芭拉玉米裝飾”。聖芭芭拉節融合了當地天主教的神秘主義和古老異教豐收慶典的節日習俗。很快，肉類將從菜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特殊的麵包和紛繁的甜品。鎮上每一個老舊的房間都擺滿了水果和花朵，連地獄一般的加雷咖啡館也是如此。
阿爾的每個家庭和商鋪都用中央高原盛產的“聖杜安”黏土塑像進行聖誕祭祀。在“阿爾姑娘的瘋狂”上演的田園劇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場麵。這些結合了中世界神秘劇和音樂滑稽劇的精致戲劇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劇場。屆時，牧羊人會演奏著鄉村器樂，趕著一頭完美無瑕的羊羔遊行。萬人空巷，人們跪倒在地，在胸口劃著十字目送神聖的隊伍經過。
不論窗外的人們如何虔誠，景象如何壯觀，文森特的聖誕節從沒逃脫過昔日的幽靈。阿爾人把這個慶祝基督誕生的節日稱為“卡蘭多”，這是個慶賀家人（不論是健在的還是逝去的）團聚的日子。隻有那些無家可歸的可憐蟲才會孤零零一個人過節。但滿腹怨氣的文森特不需要召回永遠不待見他的父親。聖誕前夕，文森特開始在臆想中謀劃方案，嚐試扭轉以往對他的種種定論。當然，這還需要宿敵泰斯提格的“協作”，瞧他現在還是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臉。為了增加勝算，文森特思量著可以利用高更新近的成就來贏得泰斯提格對於倫敦聯合畫展的支持。這樣一來，他既可以搞定這個棘手的經紀人，又可以讓那個聖誕幽靈“安息”。
但幻想終歸隻是幻想。距離聖誕節隻剩一周的時間內，高更的成功和自己的失敗折磨著文森特。他害怕高更隨時會離開，害怕提奧也終究會將他拋棄。不堪幽靈滋擾的文森特躲進了自己的畫室。之後的幾天，一幅作品悄然成形。他從去年夏天就已經開始醞釀要創作魯林夫人及其嬰兒馬賽萊的肖像。
文森特自小生長在人丁興旺的牧師公館。被米什萊奉為“完美”的母與子的永恒畫麵一直深深吸引著文森特。他曾為西恩·霍尼克在搖籃邊俯身的一幕動容。這是他刻畫了一次又一次的主題。久久凝望讚頌母愛的名畫時，他會淚眼婆娑；見到凱·沃斯母子，他會感慨萬千；提筆創作母與子的形象時，他的心會柔軟到幾乎要融化。9月搬進黃屋子時，他還曾計劃用“搖籃中的嬰兒”的意象來裝飾自己結實的床架。
馬賽萊出生五個月來，主婦奧古斯汀已經給文森特當過許多次模特。9月，文森特母親的照片終於寄到了。他有了更大的野心。12月中旬，郵差妻子對這位北部來的藝術家的耐心顯然已經到達了極限：文森特不得不利用過去的肖像作嚐試。
神聖家族的畫像在普羅旺斯隨處可見。在節日的教堂和育嬰堂的爐火邊，聖母像和聖子像看起來那麽動人。文森特支起巨大的油畫布，把思鄉愁緒一絲絲地傾注在了這幅他能想象到的、最撫慰人心的畫像中。“主說，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怎樣安慰你們。”他於1876年寫下的這句福音在這萬念俱灰的時刻又浮上他的心頭。在艾爾沃思，他沒有傾心藝術，而是在布道和詩行中傾吐心事（“我們的人生軌跡總是從母親的臂彎走向天父的懷抱”）。文森特曾將這些詩行工工整整地抄寫在母性的楷模安妮·斯萊德-瓊斯的留言簿上。1882年，被家人和朋友遺棄的文森特還曾為西恩與她的新生兒織就過一幅夢幻的圖景：“美如詩般的永恒的聖誕夜，聖嬰躺在馬廄中……黑暗中的光芒，午夜的亮光。”
就像他曾把佩興斯·埃斯卡裏耶塑造成鄉村聖人，把自己化身為和尚，在他緩緩移動的畫筆之下，粗鄙、滿臉不耐煩的郵差妻子成了沐浴著光輝的母性楷模。起伏飽滿的曲線勾勒出她山峰一般的胸部。郵差妻子不像文森特之前的肖像人物那樣穿著皺巴巴的薄罩衫。這一次，文森特讓她穿上了簡單的紐扣式緊身上衣。他抬高了她的額線，以期迎合記憶中的聖母形象，並磨平了她令人敬畏的寬大下頜，削尖了她突出的下巴，讓人物更顯文雅賢淑。曾經泛著自然光澤的嘴唇被塗成了亮麗的寶石紅。模特的眼眸似乎閃耀著超凡脫俗的綠光。原本隨意紮起、因為勞作而亂蓬蓬的頭發也由瓷器般滑溜的辮子取代。
這是一幅杜米埃爾卡通畫一般的現實主義肖像。文森特要用最溫柔的調色來烘托這位鄉村婦人身上散發出的不屈不撓的母性。他把它們稱為“色彩搖籃曲”：緊身衣的袖口用了濃重肅穆的綠色，而領口則是最柔軟的淺藍；土紅色的椅子和朱砂紅的地板與淺綠的蓬鬆高腰裙相映襯——層層遞進的反差並不晃眼，反而悅目怡神。“這是我迄今為止最好的印象派色彩搭配。”他寫道。文森特反複用黃色和粉色使臉龐光亮而有生氣，用橘黃畫出一圈頭發——這不就是他本人的發色嗎？德拉克洛瓦式閃亮的靈氣流淌在他對基督終極撫慰力量的極致塑造中。
這張簡單的肖像融合了文森特一生中所有聊以自慰的元素：從掛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和施恩韋格畫室裏的倫勃朗的蝕刻版畫——燭光中的搖籃——到卡洛·多爾西的客西馬尼園，再到他自己的《星夜》——這些畫像都在危機時刻給他帶來“黑暗中的光芒”。他從中看到了杜米埃爾式的簡單真理，也看到了柯羅式妙不可言的魔力。他一貫對“類型”畫偏愛有加，一貫認為普通人的日常肖像最為神聖。而今，這場實驗成了這一信念的辯詞。他把它奉為藝術繁衍能力的希望——當然，中央高原的繁衍女神保障了黃屋子不會淪為“批量生產的工廠”。
這幅油畫讓海牙的夢想——雜誌插圖和平版印刷的夢想——死灰複燃。它讓他能躲避來自畫廊和畫商（甚至弟弟）的敵意，直接接觸大眾，觸及普通人的心聲。大眾真正需要他的傷感藝術。文森特把這幅作品比作“廉價小店中的彩色平版印刷畫”，他想象著這些曾將自己點亮的東西也能給那些平淡無奇的人生帶去彩色的福音。
和往常一樣，文森特總愛用閱讀得來的意象支撐自己的觀點。托爾斯泰不是呼籲回歸謙遜和人性化的宗教嗎？這顯然與“原始基督徒”的簡單信仰如出一轍。簡單的信仰呼籲簡約和貼近生活的藝術。托爾斯泰用自己的育嬰女傭來詮釋這一全新信仰中的聖人形象——“這是一種叫人過目不忘的簡單信仰和純真智慧”。不加矯飾的構圖和曆書般的色彩讓文森特把她奉為大地母親。那個秋天，文森特還讀了左拉的《夢》。這部講述中世紀手藝人如何通過雙手尋找升華的神秘主義作品，也同樣激蕩著宣揚質樸信仰和世俗神聖的旋律。
文森特給他拜占庭式的“聖像”取名為《搖籃曲》，這個名字既指涉搖搖籃的母親的形象，也指涉她哼唱的催眠小調。他表示，這幅作品的靈感來自皮埃爾·洛蒂的紡紗工人。在《冰島漁夫》中，洛蒂講述了上了彩釉的聖母瑪利亞雕像陪伴勇敢的漁夫去北大西洋冒險的故事。這個陶製的聖母像被嵌在船艙的神龕中，“色彩質樸”，能聽得到弄潮人粗俗的祈禱，撫慰他們的孤獨和苦痛，擊退風暴，讓船隻化作搖籃，讓他們安然入眠。“如果有人把這幅畫放在漁船上，”文森特這樣吹噓他的新肖像，“哪怕冰島來的漁船上的漁夫也一定會有躺在搖籃裏的感覺。”
“漁夫”文森特最想用這幅濃墨重彩的《搖籃曲》撫慰他的房客高更。在當年的商業航海生涯中，他曾去過冰島，至今還戴著《冰島漁夫》中水手們戴的貝雷帽（高更一到黃屋子，文森特就感受到了他身上那股洛蒂筆下的漁夫的氣質）。不論是主題還是繪畫風格，《搖籃曲》都意在挽留決意離開的高更。正如阿爾的舞會，郵差妻子的形象讓文森特想起了他和他的房客一起以魯林夫人為模特在前屋揮動畫筆時的惺惺相惜。文森特想象著高更事實上已經創作出了代表繁殖力的“聖像”。“我們談到冰島的漁夫，談到他們與世隔絕的日子，在悲傷的海上，等待各種危險降臨。”
親密的談話過後，我突然想畫這樣一幅畫：曾經是孩子和殉道者的水手們在他們駛向冰島的漁船上一看到這幅畫麵，就能勾起他們幼時搖搖晃晃的感覺，讓他們憶起自己的那首搖籃曲。
他開始以高更式的濃重的輪廓、平麵的肌理與仔細處理的色彩層次提筆實現此前的暢想。他從高更的肖像畫中借用了一些元素，讓魯林夫人莊嚴地落坐於高更寶座一般的椅子上。現在，恐怕得完全依靠“理念”了。他用高更常用的密密的朱砂紅填塗地板。雖然巨大的色塊一直誘惑著他衝動的手，但似乎總有一根韁繩拽他遠離任何使用厚塗法的念頭，不然和解的希望也將破滅。人物背後的牆麵上，和解的希冀綻放成覆滿半張油畫布的花朵。粉色大麗花——同樣的花朵曾裝點了想象中的母親和妹妹身處埃滕牧師公館的畫麵——映襯藍綠的牆紙。他曾幻想自己在津德爾特閣樓的房間裏也能有這樣的牆紙，其間點綴著橘紅和深藍的花蕊，這是對分離主義裝飾的致敬。
為了賦予簡單的人物高更式的神秘感，文森特不打算直截了當地描繪嬰兒馬賽萊，而是用郵差妻子手持的搖搖籃的繩子暗示嬰兒的存在。她溫柔而堅定地抓著繩子，抓住了母子之間的神秘紐帶。總而言之，這一定得自典型的高更式的簡略意象。但文森特的技藝又一次讓他違背了初衷。他把聖誕節之前的一周全都用在了大油畫布的剩餘部分，聖像的手依舊沒有完成。
文森特一定會把這個困難歸咎於沒有模特。抓著繩索的手既要滿懷愛意又不能少了張力，對總把握不好手部畫法的藝術家是個特殊的挑戰。但隨著黃屋子一步步發狂，隨著文森特對於現實越來越無法把握，畫架上沒畫完的手成了他的眼中釘。目光所及之處，家庭團聚氛圍濃厚。文森特卻正在失去與世界、與自己的聯係。若是拽不住手中這根繩，他也會像那些洛蒂筆下信奉陶製聖母的可憐水手一樣遭受全船覆沒、同歸於盡的命運。
文森特的努力最終付諸東流。
12月23日，聖誕節前的最後一個周日，他一直害怕的那一刻終於來臨了。沒人知道是不是在那天傍晚走出黃屋子時，高更下定決心要離開阿爾。文森特認為是的。幾天前，生活已經變得忍無可忍。壞天氣把他們困在了屋子裏：文森特專注於魯林夫人的畫像；高更則無所事事，焦躁不安。不工作的時候，文森特一會兒滿屋子大發脾氣，一會兒又默默不語。高更終於相信文森特“真的瘋了”，擔心自己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悲劇性的致命攻擊”——尤其是晚上，文森特會氣勢洶洶地掃蕩整個屋子。“我的神經日日夜夜都繃在弦上。”高更這樣告訴貝爾納。
那個傍晚，高更也許隻想去大雨中透口氣，去附近的加雷咖啡館放鬆一下心情，或者穿過拉馬丁去紅燈區看看自己中意的妓女——隨著黃屋子的氣氛越來越緊張，這些都是他用來排解壓力的方式。他和文森特一直為一則新聞吵得不可開交。這則新聞講述了某個開膛手傑克式的殺人犯在等待行刑期間夜夜被奧爾拉式的噩夢驚擾。不論高更因為什麽而離開，文森特隻要聽到關門的聲音，便相信高更再也不會回來了。
高更幾乎還沒有走到公園中央，就聽到了身後熟悉的腳步聲。“文森特追來了，”多年後，高更向友人這樣回憶當時的場景，“我轉過身去。他近來很奇怪，讓人難以信任。”
“你要離開？”文森特問。
“是的。”高更答。
也許，高更隻想重申一下他最終的打算（雖然他的打算，文森特早已心知肚明），或者每天提心吊膽的高更也許突然萌發了逃離的念頭。不管怎樣，文森特早已預料到了這樣的結局，他隻是需要一個答複。文森特什麽話也沒有說，隻將從當天報紙上撕下的一角塞給高更，並指著最後一行：“殺人犯已經潛逃。”
高更轉過身，繼續往前走。他聽到文森特奔向了黑暗，消失在夜色中。
沒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文森特之前的精神崩潰在他的信中也有跡可尋：某些想法和意象記錄了他的崩潰和沉淪。在德倫特時，糟糕的健康狀況、對西恩的愧疚、積壓的畫作、品讀的絕望小詩都使他於1883年9月精神病發作。之後在安特衛普時，梅毒、蛀牙、弟弟的欺騙、妓女和模特的嘲弄、無處不在的死亡和瘋癲意味著他已滑向“絕對精神崩潰”的深淵。這兩個地方糟糕的天氣、如影隨形的貧困和酗酒讓文森特變得不堪一擊。在這種狂躁的狀態下，即使是最輕微的侮辱和挫折都有可能引發悲劇。
在阿爾定居三年以後，魔鬼再次降臨。這次，他對“發作”的情況鮮有提及。他表示，除了那些“奧爾拉”式的“頭腦發熱”和恐怖的幻覺之外，他什麽也不記得了。像往常一樣，鬧劇已經開始上演。阿爾連續數天下著冰冷的冬雨。文森特也一直借酒澆愁：他不止喝白蘭地，還喝更烈性的苦艾酒。與高更在廣場對峙後，他也許逃進了某個咖啡館又喝了起來。他再一次酩酊大醉。某個時刻，他伸向口袋，隻摸到一把零錢——“一個路易和三個蘇”。他由此知道，當時他不僅窮困潦倒，連提奧這些年來寄來的上萬法郎也都被他揮霍一空。
聖誕節前兩天的周日夜晚，所有關乎罪惡、恐懼、失敗和死亡的幻象一股腦兒鑽進了文森特的腦中：莫泊桑的惡魔奧爾拉、狄更斯的雷德勞、洛蒂溺死的水手，尤其是那個主宰了他人生中的每個周日和每個聖誕節的靈魂。那個夜晚，當他返回漆黑一片、空無一人的黃屋子時，向他迎來的隻有那些“噩夢的碎屑”。它們無處不在：輕步兵、佩興斯和所有曾拒絕文森特的人統統出現在了牆上，出現在了和尚惡狠狠的臉上；而畫架上那幅至今未完成的《搖籃曲》現在卻遭到了那個它最想取悅的人的拒絕。
過去，文森特總能重新振作起來：在博裏納日，他暢想與弟弟因藝術而聯結在一起的新生活；在德倫特，他邀請提奧來到長滿石楠的原野；在安特衛普，他計劃在巴黎與提奧會合。但1888年聖誕節，所有的“逃跑路線”都已經行不通了。兩年的同住幾乎毀了提奧，內疚感也幾乎將文森特壓垮。直到現在，文森特的潛意識中仍不時出現龔古爾兄弟的提醒和告誡：為了生存，有時隻能分開。為了拯救提奧，他離開了巴黎；現在，他不可能回去。提奧也不可能來阿爾。還是讓所有空想和希冀歇一歇吧，提奧的心已經不在毫無希望的文森特身上了。現在受到青睞的是古庇爾夾層的新寵：高更。
12月23日抵達阿爾的消息進一步證實了文森特已經預見的背棄：提奧向喬·邦格求婚了。顯然在喬的主動下，兩人已經在巴黎複合，正在就結婚事宜征求父母的認可。如果說，文森特不介意消息的公布，那麽讓他受傷的一定是兩人刻意隱瞞了交往。當初，文森特一直懷疑高更最終會受到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排斥。現在他的命運不也是一樣嗎？他知道，提奧再也回不來了。
看不到救贖希望的文森特癱軟如泥。他可能喝醉了，魂不守舍，連方向也摸不清，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臥室。他來到盥洗架邊的角落。從那兒，他能看到高更的房間，空空如也。他轉過身，望著盥洗架上懸掛的鏡子。這不是他畫過數十次的那張熟悉的臉。他隻看到一個陌生人——一個“不幸的可憐鬼”——辜負了家庭，害死了父親，剝削弟弟的金錢和健康，把他在南方畫室編織的夢想砸得粉碎，還逼走了他的“漂亮朋友”。罪孽深重。無可饒恕。該如何懲戒他呢？
文森特一輩子都在給這個鏡中人帶去疼痛和不適：從絕食、睡棚屋冰冷的地板，到用棍棒抽打自己。但在累累罪行麵前這些又算得了什麽？他狂躁的腦中充滿了各式的懲罰畫麵，從客西馬尼園信徒們留在攻擊基督的人身上的劍傷，到左拉的《夢》中殘忍的驅魔方式，再到《土地》和《萌芽》中的虐殺。將左拉的主人公拖出樂園的叛逆的哥哥最後將自己的一隻耳朵砍下。
文森特拿起了盥洗架上的剃刀，把它打開。他抓住罪人的一隻耳朵，用力拉起耳廓。手臂繞過臉龐，朝這隻令人厭惡的耳朵猛地砍了下去。揮舞的剃刀錯過了上耳，直接從中間向下頜剁去。皮膚一劃就開，但軟骨結構需要持久的蠻力才能使被指尖撐拉的皮肉與耳根分離。那時，他的手臂已經鮮血淋淋。
猛然清醒的文森特立即給鮮血噴湧的大動脈止血。大攤的血跡一定把他嚇壞了。他急忙跑去衛生間拿毛巾。從門廳到畫室一路鮮紅。出血漸止，他的腦中又出現了新的幻覺。他要去找高更，給他看看自己已經付出的慘重代價。也許那時，他會回心轉意。文森特清洗了那一小葉殘肉，小心翼翼地用報紙包了起來。他包紮了傷口，戴上一頂貝雷帽遮掩繃帶，接著消失在了夜色中。
這是個雨夜，離聖誕節隻有24個小時了，高更能落腳的地方不多。文森特也許先去了妓院。高更最常去的那家在阿爾大街的盡頭，離黃屋子隻有幾分鍾的路程。文森特想見高更最喜愛的“傻瓜”，這個姑娘的本名叫作瑞吉爾。但妓院的守衛沒有讓他進去。文森特一心認為高更一定在裏麵。最後，他隻交給守衛一個包裹，並叮囑他捎上一個口信：“別忘了我。”
他回到黃屋子，搖搖晃晃地爬上了血跡斑斑的床，躺在猩紅色的床單上，頭暈目眩。他閉上雙眼，等待——甚至期待——最壞的結果降臨。
最初，他一直向提奧隱瞞真相。“善良的文森特和刺頭高更就是天生一對。”他一麵在提奧麵前故作輕鬆，一麵向貝爾納吐苦水。但迫於經濟上的窘困，他決定在“掌握所有必需資源之前絕不發作”，他希望通過拉開主客之間的距離來提高自己的忍耐力。隻要可能，他就會離開黃屋子，獨自消失在夜色中，告訴文森特他需要一點“空間”。
當惡劣的天氣使他隻能待在那個用作畫室的起居室時，他就埋頭工作，以免陷入與文森特無休止的爭吵。但即便這樣，他也無法保持“寧靜平和”。“我在畫畫的時候，”他埋怨道，“文森特總是為這個或那個來找碴。”高更顯然成功地將他的主人趕到了廚房工作，但兩人還是會在晚餐時間和返回臥室休息時碰麵（高更回房必須經過文森特的臥室）。即使回到了他的小房間，那些無聲的爭辯似乎也會從牆麵滲透進來。
雖非本意，高更的情緒已經蔓延到了整個黃屋子的角角落落。他神情恍惚，精神渙散。未完成的油畫和素描堆積如山。他越來越依賴原來在阿旺橋作的畫，一味重複從前的作品，或者甚至開始借用文森特的畫作，而不願接觸他鄙夷的阿爾與阿爾人。在信中，他很少提起文森特——他隻能在信件裏吐露隱私。他感覺受了欺騙，感覺被收買，暗自憤憤不平。到這兒才幾周他就想要逃走。與高更僅有幾麵之交的輕步兵上尉米勒將於11月初奔赴美洲，這讓他重新有了來年再回馬提尼克的念頭。他決定一籌足路費就離開阿爾。在給朋友的信中，他寫道：“我會去馬提尼克，在那兒我一定能創作出好作品……我還要買一匹馬，建一個畫室，和朋友們過上悠閑的生活。”
一開始，文森特把高更的馬提尼克之行看作了自己宏偉的南部計劃的延伸。“高更總是放在嘴邊的熱帶讓我也十分著迷，”客人到來後不久，他寫道，“未來藝術的文藝複興會在那裏誕生。”但隨著兩人關係日漸緊張，高更越來越心不在焉（文森特稱他“患上了熱帶相思病”）。一談到高更的離開，文森特便會陷入狐疑、焦慮和恐慌，兩人的關係已經瀕臨崩潰。高更後來敘述道：“我們兩人，一個已經爆發，另一個一觸即發，私底下早已暗潮翻湧。”
雖然文森特的行為讓高更的阿爾歲月變得越來越難以忍受，但提奧在巴黎的努力讓這種忍受變得不再必要。11月中旬，提奧在古庇爾夾層展示了高更剛剛送達的阿旺橋的油畫，不遺餘力地向收藏家和批評家推介他的作品。陶器和油畫的銷量劇增，仰慕者摩肩接踵。新一輪的酬勞和讚譽湧向了黃屋子。高更一直都在記錄自己的買家。他向貝爾納吹噓那些慧眼識才的顯要“主顧們”，尤其是德加，並揣測當初反對他的家人一定“風聞了他的成功”。提奧的來信中附上了數百法郎，提出了周詳的裝裱計劃，並催促高更敲定磋商中的買賣。奉承拍馬的賀信和展覽計劃紛至遝來（“您作品的豐富內涵真叫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您就是巨人”）。他被邀請與“二十人”共同展出作品。“二十人”是布魯塞爾的一個藝術家團體，通過與影響力巨大的評論刊物《現代藝術》合作，已經成為了前衛藝術的領導者。
和拒絕參加《獨立藝術家評論》1月展覽的文森特一樣，高更堅持認為這是敵人給他布下的一個陷阱。高更決定策劃屬於自己的“嚴肅而非小眾”的獨立展覽。在給妻子的信中，他滿懷信心地寫道：“我的生意蒸蒸日上，我的名聲也日漸穩固。”他給朋友們寄去新照片，展示自己“野性的麵容”，好像在宣告他的勝利，宣告即將從荒蠻之地凱旋歸來的得意。
很快，提奧就收到了高更的信：“我的離開絕對是必要的。”
文森特已經預見了這樣的結局。早在11月中旬，他的信中已經透露出這樣的惶恐。“我們發生了一些摩擦，”他向提奧報告，“但讓人慶幸的是，我們還在一起。”當高更收到“二十人”的邀請時，文森特一度懷疑他的夥伴要搬去布魯塞爾。文森特一心以為，“高更已經考慮去布魯塞爾定居，那樣他又能見著自己的丹麥妻子了”。也許是因為想隱瞞自己的焦慮，盡管長夜漫漫，文森特給提奧的信卻越來越少，越來越短。他把黃屋子的摩擦歸咎於壞天氣、大風，甚至高更的家庭責任。真相總是令人難以接受。高更一宣布要離開，文森特便使出渾身解數扭轉局勢。在提奧麵前，他假裝根本沒有這回事。“我想高更隻是在鬧脾氣。”他解釋道。活在幻象中的文森特甚至又租下了黃屋子的另外兩個房間。
就像提奧曾經拒絕去德倫特時和拉帕德批評《吃土豆的人》時那樣，文森特會以假裝什麽都沒有聽到的態度來對待要離開阿爾的高更。文森特會強迫他“收回成命”。文森特會哀求：“拿定主意前再好好想想吧。”看到沒有挽回的餘地，他便重新提起春天和夏天爭論的話題——“高更注定屬於阿爾”的那些論調，絕望又激動地拿它們重新做文章。
無視親眼所見，他堅持認為“病入膏肓”的高更帶著“傷痛”來到這裏，如果離開有“治愈力量”的黃屋子，那麽一定會受到“病魔的威脅”。他提醒高更，是神奇的中央高原給他帶來了成功。他對高更近期的創作《葡萄豐收》和《黑豬》讚不絕口，稱它們比阿旺橋的那些作品“起碼好上30倍”。為了推翻馬提尼克計劃，他親自為高更算了一筆賬，稱他需要的遠不止設想中的數目。隻有待在花銷不大的南方（有提奧照顧他的生意，文森特照顧他的健康），他才能籌措到充足的資金。當然了，他有照看妻兒的義務。
滔滔不絕地將挽留的理由一一羅列之後，他搬出了老掉牙的理由：情義。他向高更透露了自己最大的失敗：家庭、宗教和愛。他已經從中得到教訓，並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房客身上。“高更那麽強壯，如此富有創造力，”他在給提奧的信中寫道，“但正因為如此，他最需要的是寧靜。還有什麽地方比這兒更能讓他安靜下來？”
文森特的懇切可以在他的畫中感受到。他開始聚精會神地描繪幾周前和高更一同參加的在“阿爾姑娘的瘋狂”舞廳裏舉辦的舞會。人群總能吸引文森特。從倫敦熱血沸騰的宗教集會到安特衛普嘈雜的水手舞蹈，大型集會總能讓交際匱乏的文森特沐浴在人間溫情中。“阿爾姑娘的瘋狂”是個巨大的劇場，節日之夜除了承辦聖誕盛會和動物展覽，還舉辦一年一度的冬季舞會。冬季舞會比文森特見過的任何慶典都要熱鬧隆重。12月1日晚上，他和高更都出現在了舞會上。帶陽台的劇場人聲鼎沸，擠得根本都跳不起來。黃屋子的幽閉和日漸緊張的態勢被節日的氛圍所驅散。
這個夜晚有美酒，有美人，有對高更的挽留。兩周後文森特會回憶起這個夜晚也毫不奇怪。他沿用高更的“理念論”來再現這片歡慶的海洋：戴著禮帽和傳統軟帽的女人們，戴著紅色軍帽的輕步兵，以及不戴帽子、大膽地彰顯鄉村質樸的男男女女。他們穿過眾多發光的中國紙燈籠，從遠處的看台並肩擁進紮滿氣球的舞池。
身影和人臉組成了一幅巨大的馬賽克。這些人物有的直接從高更的布列塔尼作品中照搬，有的則來自高更從阿旺橋帶來的貝爾納的作品。從後麵望去，阿爾的女人們藝妓般精致的發型，讓前景裏滿是絲帶和鬈發誘人的曲線。遠處，歡宴者們仿佛戴著麵具，人臉成了一個個黑點，成了高更筆下一列列神秘的幽靈。隻有魯林夫人的臉與眾不同，看來有一點生氣。文森特謹遵“導師”的教誨，放棄了曾經熱衷的亮色和反差，用高更縐綢一般精致的調色和細致的筆觸刻畫每一個清晰勾勒的要素。這不是他們親眼目睹的舞會，這是想象中的舞會。
這次出行顯然很成功，高更提議兩人再作一次短途旅行，目的地是風景如畫的中世紀城市蒙彼利埃。那兒靠近地中海濱，在阿爾西南60英裏遠處。高更選擇這個地方並不是因為彎曲的海岸線和曆史悠久的街道，而是因為聞名國內外的博物館。多年前，他造訪過那兒的博物館。為了說服文森特忍受舟車勞頓（往返五小時），他向文森特描繪了由著名捐贈人，藝術家之友阿爾弗雷德·布呂亞捐贈的瑰麗的德拉克洛瓦和庫爾貝的作品。在高高的、帶天窗的布呂亞畫廊，兩位畫家為牆上的油畫激烈地唇槍舌戰。高更擁護德拉克洛瓦的不露痕跡，文森特則為他鍾愛的那些肖像辯護，包括自戀的布呂亞委托各色畫家為自己創作的十幾幅肖像。
蒙彼利埃之行歸來後，黃屋子出奇地和諧平靜。為了回應布呂亞畫廊的爭論，高更畫了一幅倚在手杖上的老者的肖像，作為對文森特受杜米埃爾啟發所創作的放牛老漢，鄉村聖人佩興斯·埃斯卡裏耶的肯定。同時，他同意加入魯林夫人肖像的另一輪創作。郵差夫人一直是令文森特著迷的母性楷模。這兩幅肖像不僅預示了兩位藝術家在肖像畫看法和理念上的和解，還宣告了兩人又將在前屋一起創作。高更甚至答應與文森特互換肖像——藝術家們宣告手足情義的方式。就像是羅生門版的奧古斯汀·魯林一般，兩人互換的肖像在尺寸、定位和色彩上均完美契合。至於背景，文森特使用了高更式的一絲不苟的筆法，高更選擇了文森特式的青銅綠。
從蒙彼利埃回來沒幾天，高更就收回了離開阿爾的決定。“不要把我的話放在心上，”高更給提奧去信，“就把我之前的信當作一場噩夢吧。”是文森特的懇求令他動容，是他憐憫文森特糟糕的過去，還是他害怕自己的離去會讓自己的夥伴發瘋？
無疑，是提奧的斡旋起了作用。了解哥哥脾氣的提奧一定以謹慎周到的方式讓高更重新考慮留下來（如果可能的話）。即便對象是強硬的高更，憐憫加壓力——不論究竟是什麽——看來也行之有效。在給朋友艾米麗·舍夫內爾的信中，他表示：“我對提奧·梵高和文森特深表感激。盡管我們有一些不合，但我怎能拒絕一顆善良卻飽受折磨的真心呢？”為了表明目前麵臨的危險，他把文森特比作“因為傷痛和敏感而淪為酒鬼”的埃德加·愛倫·坡，還暗示了有另一個更難以啟齒的原因：“以後我會向你詳細解釋。”
但最後，什麽也沒有改變。文森特眼裏的約定和付出在高更眼裏不過是暫時的緩和和拖延。文森特認定的改變心意對高更來說不過意味著再次謀算。高更權衡道，如果他能與巴黎保持良好的關係，在“滯留”阿爾期間避免衝突，那麽興許他能再忍受文森特一段時間。“目前，我會留在阿爾，”他悄悄告訴舍夫內爾，“但一定不會太久。”
文森特告訴提奧，黃屋子的一切都恢複了正常。“事情就是這樣，”文森特的字裏行間透露出歡欣，“高更早上告訴我‘原來的感覺又回來了’，我非常高興。”但事實上，文森特知道真相。即便他誇口兩人的親密又近了一分，或者把高更稱為“極好的朋友”，他還是擔憂最壞的結果。“近幾天，”他後來承認，“我隻看到高更一直在為該去巴黎實施他的計劃還是待在阿爾而躊躇。”這樣的不確定令他一蹶不振。雖然文森特宣稱自己一直在努力工作，他的產出已經跌至冰點。海牙期間的信心崩潰又一次出現在他的身上。他讓提奧從巴黎退回那些油畫，並表示一年之內不會再送去任何東西。“不展出當然更好，”文森特鬱鬱寡歡地寫道，“我很肯定，現在沒有展出的必要。”當然，縱使文森特心中充滿不祥的預兆，他還是宣稱自己的內心擁有“絕對的寧靜”，並對未來滿懷信心。
像在德倫特和安特衛普時一樣，理想生活和現實生活的差距讓文森特在聖誕前夕，也是他最脆弱的時刻陷入了內疚和自責。高更無疑在蒙彼利埃便發現了文森特精神崩潰的最初征兆。那時，文森特站在德拉克洛瓦創作的布呂亞肖像前發表了一通奇怪的長篇大論，認為自己與紅頭發、留胡子的布呂亞長相頗為相似。他認為高更和提奧與倫勃朗的肖像人物極為相似，最後妄想自己是愛好沉思、魔鬼附身的詩人托爾誇托·塔索。德拉克洛瓦曾創作過著名的《瘋人院中的塔索》。
文森特盡可能地隱瞞腦中愈演愈烈的風暴。“對於那些內心而非外在的困難”，他一直含糊其詞。他抱怨與高更的討論使他“和用盡的電池一樣精疲力竭”。後來，文森特才承認，12月的最後幾周，自己一直處在“緊張的危急關頭”，忍受“精神崩潰”的折磨。那時，提奧也一定覺察到了在稀稀拉拉的來信中，文森特總是在心不在焉地變換著主題和作品，焦躁不安，毫無邏輯，有如癡人說夢。他述說著見到舊物的種種幻覺，尤其是德拉克洛瓦的布呂亞肖像讓他覺得阿爾弗萊·德·繆塞詩中“身著黑衣的落寞鬼魂”總靜靜地隨著他的足跡遊蕩，好像從鏡子裏的另外一個世界望著他：
我不幸的兄弟，被陰鬱裹挾
仿佛正從墓穴探首而出。
宗教，世上最能俘虜人心的東西，又回來了。從繆塞的鬼魂，到基督一般的塔索，到“聖人”德拉克洛瓦，文森特在這些幽靈中看到了自己過去的影子，分不清眼前的一切是幻想還是真實。在蒙彼利埃展出的眾多布呂亞肖像中，其中一幅描繪了這位形容枯槁、一頭紅發的收藏者戴著荊棘王冠擺著基督的姿勢。高更的成功就像一個包圍圈。在這個包圍圈中，文森特一直假裝泰然自若。聖人保羅的禁令在他看來“似乎憂愁，卻是常常快樂的”。他與高更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討論藝術、宗教、錯覺和超自然。據高更所述，在爭論中，文森特顯得十分激動和亢奮。他甚至在畫室的牆上用黃色粉筆塗寫了“我即聖靈”的字樣。
但沒有哪個異化、瓦解的意象比居伊·德·莫泊桑的《奧爾拉》（“le?ho”，意為“陌生人”）更讓文森特著迷。這個晦澀的哥特式的詞語來自諾曼人的方言，與莫泊桑筆下的故事可謂相得益彰。故事的主角是一個被幻覺和妄想逼瘋的男人。當年在巴黎，文森特也許讀過《奧爾拉》。但這部癲狂靈魂的黑暗日記並不能對文森特與高更的“廝守”計劃作出解答。《漂亮朋友》中的光明未來和無限樂觀才適合文森特的中央高原之夢。當這些夢想在12月土崩瓦解時，他又想起了莫泊桑的這個駭人的故事。高更信奉超自然的力量。他在阿爾期間使用的素描簿上，曾經記下了這個故事和它奇怪的名字。可見莫泊桑的故事曾經在黃屋子裏掀起了怎樣的波瀾，文森特後來也表示自己曾在幻覺中親眼見到了奧爾拉。
和文森特一樣，莫泊桑筆下的主人公也飽受失眠、神經衰弱和各種怪異幻覺的摧殘。文森特記錄了幾個月來將自己逼瘋的種種細節。他開始不信任自己的感覺，害怕自己的夢境（“那些背信棄義的睡眠”）。他想象自己在渾然不覺中成了催眠術士手下的犧牲品，或是過著神秘雙重生活的夢遊者。慢慢地，他從模糊的不安跌入對妄想的恐懼，繼而陷入了可怕的精神錯亂。他感到某個邪惡的魂靈無處不在——“這個無形的東西”發誓要吸掉他的精氣，當他沉沉睡去，刀子將捅入他的心髒。它隱伏跟蹤，像繆塞身著黑衣的可憐人，在暗夜飲他的水，讀他的書，竊取他鏡中的靈魂。他將它比作遠古傳說中的“妖魔、精靈和鬼魂”，比作縈繞在人們腦中最駭人的那個錯覺：“上帝的概念。”
他的幻覺越來越嚴重。他看到有東西被無形的手拽拉著飄在半空中。他無緣無故地被束縛在了椅子上——像是“一個被奴役和被驚嚇的旁觀者”，不得動彈。他鼓起勇氣盡可能長久地用邏輯和自我意識建造驅散癲狂的堡壘。“我問自己是不是瘋了，”他在日記中寫道，“如果我不清楚自己目前的狀況，不能清醒地分析判斷，那麽我就真的瘋了，絕對瘋了。”但最終，他還是屈服了。他試圖在房裏誘捕和放火燒屋，要殺死這折磨人的偏執。計劃落敗，他隻能繼續虐待自己施以報複。他叫喊著“不——不——它一定還在那裏”，發誓要與“奧爾拉”同歸於盡。“它還沒死。那麽，那麽該死的是我！”
黃屋子的態勢也幾乎要失控。激烈的爭吵每天都會爆發。“我們兩個針鋒相對。”文森特告訴提奧。他哀歎道，他們爭吵到“神經快要崩潰”。高更采取不理睬的態度——文森特的父親也曾使用過這一策略，以期緩和文森特的“火山爆發”。但這隻讓形勢更為嚴峻。“休戰”時，兩人的沉默沉重到郵差魯林都覺得可怕。和莫泊桑心神不寧的主人公一樣，文森特似乎在與自己慪氣：前一刻還抱有巨大的激情，隨即便陷入沉思和焦慮。他後來承認，被“可怕的焦慮”與“空虛感和疲憊感”輪番折磨。連日精疲力竭的爭吵之後總有幾個遊蕩的不眠之夜。
高更注意到了文森特行為的反常，以為它們不過是出於文森特內心的矛盾掙紮。“文森特一下子變得很奇怪，”他告訴貝爾納，“但他一直在努力克服。”多年後，高更這樣回憶文森特當年的反複無常：起先是“突然難以接近和變得狂躁”，接著是陷入嚇人的沉默，如此循環往複。這會兒文森特還在向高更中肯地解釋他為什麽應該留在阿爾，並欣然計劃兩人的合作展覽，那會兒便氣憤地控訴房客謀劃的詭計。高更上床之後，文森特依然疑神疑鬼，輾轉難眠，仿佛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疑心病發作時，他會拿出送給高更的青銅色自畫像，用顏料溶劑將獻詞“我的朋友”抹得一幹二淨。
在滋擾文森特的所有幻覺中，有一個最為可怖。自高更來到阿爾，文森特與提奧的關係已不如從前。他們的通信不止越來越短，越來越稀少，措辭也沒有了往常的親密。比起鞭長莫及、麻煩不斷的哥哥，提奧對來巴黎拜訪他的兩位荷蘭青年藝術家似乎更為親切。（他曾提起勒皮克路的生活似乎也因為他倆“愉快的陪伴”而好了起來。）當兩人打算離開巴黎去鄉村住上些日子時，提奧並沒有像文森特叮囑的那樣推薦他們去阿爾。
這隻是眾多事件中的一個。提奧對哥哥的藝術工程已漸漸失去信心。高更最終出現在阿爾時，提奧很吃驚——好像他自始至終都對兩人的合作抱有懷疑。高更到來以後，他不再苦口婆心地催促文森特創作有銷路的作品。要知道，這種催促概括了兩人十年來的往來糾葛。而現在，他隻寄去基本的資助（“你不需要有任何後顧之憂”）以及冠冕堂皇的隻言片語（“你過著世上最了不起的生活”）。所有這些，似乎都意味著提奧已經接受了文森特失敗的事實。“我們必須要不時掂量一下肩上的擔子，”他對文森特提出的一年不寄作品的計劃竟然毫不在意，“即使不賣畫，我們也應該能撐上一段時間。”
在高更身上，提奧反而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與洋溢著樂觀和讚美的信件一起到來的是高更在巴黎大獲成功和作品大賣的消息。提奧大膽地預言，高更的名氣會“比預想中的更大”——會比莫奈的都要大。他不僅稱讚高更的銷路，更欣賞作品中“奇妙的詩意”。“高更的畫作仿佛在飽受病痛的人們耳邊輕聲耳語，給他們帶去慰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那套藝術能夠撫慰人心的論調，“在他的畫中，大自然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但在這些吹捧中，最讓哥哥文森特妒火中燒的當屬這條評論：“他幾乎能與米勒比肩。”
高更頻繁、冗長的回信（與文森特的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都是飽含樂觀的報告、彬彬有禮的表示、對象征主義理論令人信服的解釋和眼光獨到的商業建議。文森特兩手空空，高更郵去了多幅畫作和裝裱銷售說明。其中一批作品還包含了文森特畫向日葵的諷刺畫。這是高更大方地送給提奧的禮物。後者將之視為“偉大的藝術作品”，並稱之為“迄今捕捉文森特心理最成功、最唯妙唯肖的肖像”。
長久以來針對一方的讚美和秘密通信使得整個春天和夏天都在暗自較勁的兩人更為劍拔弩張。在拉馬丁廣場，文森特疑神疑鬼，早就懷疑“陰謀家”高更懷著政治目的意欲對提奧設計陷害，現在，遭到背叛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比如，為什麽他的房客一來到阿爾，他與貝爾納的關係就那麽突然、那麽神秘地終結了？貝爾納還與高更保持通信，卻與文森特斷了來往。他和提奧的關係會不會也落得同樣的下場？高更會不會是另一個泰斯提格，以大哥的姿態引誘提奧沉溺於海市蜃樓般的成功與享樂？
文森特歡迎高更像布呂亞那樣成為他“失散的親人”。他是不是愚蠢地讓一個陌生人介入了他們的生活，就像繆塞筆下的“可憐人”一樣，看起來十分親密，但隻能帶來絕望和毀滅？每一絲恐懼都是那麽真實。生平第一次，他開始收藏提奧的來信——像是企圖抓住一些馬上將從他手中溜走的東西，還竊取高更與巴黎的通信。提奧在聖誕假期免不了要去探望叫人反感的泰斯提格。提奧還欣然接受了高更請他來阿爾的邀請，他哥哥曾央求過許多年。文森特已經看到了“背叛”的種種端倪。如果提奧能為高更來黃屋子，那一樣可以在高更離開後將這兒拋諸腦後。
沒有什麽比聖誕節更能讓文森特感覺寂寞。就像狄更斯筆下在聖誕前夜被自己的幽靈造訪的雷德勞（文森特每年都會重讀這個故事），在這個節日的時節——在每年12月初的阿爾，節日氣氛就逐漸濃厚——陪伴文森特的隻有可怖的幻覺和懊悔。每家每戶的窗台上都掛著“聖芭芭拉玉米裝飾”。聖芭芭拉節融合了當地天主教的神秘主義和古老異教豐收慶典的節日習俗。很快，肉類將從菜單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特殊的麵包和紛繁的甜品。鎮上每一個老舊的房間都擺滿了水果和花朵，連地獄一般的加雷咖啡館也是如此。
阿爾的每個家庭和商鋪都用中央高原盛產的“聖杜安”黏土塑像進行聖誕祭祀。在“阿爾姑娘的瘋狂”上演的田園劇中也可以看到同樣的場麵。這些結合了中世界神秘劇和音樂滑稽劇的精致戲劇吸引著成千上萬的人來到劇場。屆時，牧羊人會演奏著鄉村器樂，趕著一頭完美無瑕的羊羔遊行。萬人空巷，人們跪倒在地，在胸口劃著十字目送神聖的隊伍經過。
不論窗外的人們如何虔誠，景象如何壯觀，文森特的聖誕節從沒逃脫過昔日的幽靈。阿爾人把這個慶祝基督誕生的節日稱為“卡蘭多”，這是個慶賀家人（不論是健在的還是逝去的）團聚的日子。隻有那些無家可歸的可憐蟲才會孤零零一個人過節。但滿腹怨氣的文森特不需要召回永遠不待見他的父親。聖誕前夕，文森特開始在臆想中謀劃方案，嚐試扭轉以往對他的種種定論。當然，這還需要宿敵泰斯提格的“協作”，瞧他現在還是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臉。為了增加勝算，文森特思量著可以利用高更新近的成就來贏得泰斯提格對於倫敦聯合畫展的支持。這樣一來，他既可以搞定這個棘手的經紀人，又可以讓那個聖誕幽靈“安息”。
但幻想終歸隻是幻想。距離聖誕節隻剩一周的時間內，高更的成功和自己的失敗折磨著文森特。他害怕高更隨時會離開，害怕提奧也終究會將他拋棄。不堪幽靈滋擾的文森特躲進了自己的畫室。之後的幾天，一幅作品悄然成形。他從去年夏天就已經開始醞釀要創作魯林夫人及其嬰兒馬賽萊的肖像。
文森特自小生長在人丁興旺的牧師公館。被米什萊奉為“完美”的母與子的永恒畫麵一直深深吸引著文森特。他曾為西恩·霍尼克在搖籃邊俯身的一幕動容。這是他刻畫了一次又一次的主題。久久凝望讚頌母愛的名畫時，他會淚眼婆娑；見到凱·沃斯母子，他會感慨萬千；提筆創作母與子的形象時，他的心會柔軟到幾乎要融化。9月搬進黃屋子時，他還曾計劃用“搖籃中的嬰兒”的意象來裝飾自己結實的床架。
馬賽萊出生五個月來，主婦奧古斯汀已經給文森特當過許多次模特。9月，文森特母親的照片終於寄到了。他有了更大的野心。12月中旬，郵差妻子對這位北部來的藝術家的耐心顯然已經到達了極限：文森特不得不利用過去的肖像作嚐試。
神聖家族的畫像在普羅旺斯隨處可見。在節日的教堂和育嬰堂的爐火邊，聖母像和聖子像看起來那麽動人。文森特支起巨大的油畫布，把思鄉愁緒一絲絲地傾注在了這幅他能想象到的、最撫慰人心的畫像中。“主說，母親怎樣安慰兒子，我就怎樣安慰你們。”他於1876年寫下的這句福音在這萬念俱灰的時刻又浮上他的心頭。在艾爾沃思，他沒有傾心藝術，而是在布道和詩行中傾吐心事（“我們的人生軌跡總是從母親的臂彎走向天父的懷抱”）。文森特曾將這些詩行工工整整地抄寫在母性的楷模安妮·斯萊德-瓊斯的留言簿上。1882年，被家人和朋友遺棄的文森特還曾為西恩與她的新生兒織就過一幅夢幻的圖景：“美如詩般的永恒的聖誕夜，聖嬰躺在馬廄中……黑暗中的光芒，午夜的亮光。”
就像他曾把佩興斯·埃斯卡裏耶塑造成鄉村聖人，把自己化身為和尚，在他緩緩移動的畫筆之下，粗鄙、滿臉不耐煩的郵差妻子成了沐浴著光輝的母性楷模。起伏飽滿的曲線勾勒出她山峰一般的胸部。郵差妻子不像文森特之前的肖像人物那樣穿著皺巴巴的薄罩衫。這一次，文森特讓她穿上了簡單的紐扣式緊身上衣。他抬高了她的額線，以期迎合記憶中的聖母形象，並磨平了她令人敬畏的寬大下頜，削尖了她突出的下巴，讓人物更顯文雅賢淑。曾經泛著自然光澤的嘴唇被塗成了亮麗的寶石紅。模特的眼眸似乎閃耀著超凡脫俗的綠光。原本隨意紮起、因為勞作而亂蓬蓬的頭發也由瓷器般滑溜的辮子取代。
這是一幅杜米埃爾卡通畫一般的現實主義肖像。文森特要用最溫柔的調色來烘托這位鄉村婦人身上散發出的不屈不撓的母性。他把它們稱為“色彩搖籃曲”：緊身衣的袖口用了濃重肅穆的綠色，而領口則是最柔軟的淺藍；土紅色的椅子和朱砂紅的地板與淺綠的蓬鬆高腰裙相映襯——層層遞進的反差並不晃眼，反而悅目怡神。“這是我迄今為止最好的印象派色彩搭配。”他寫道。文森特反複用黃色和粉色使臉龐光亮而有生氣，用橘黃畫出一圈頭發——這不就是他本人的發色嗎？德拉克洛瓦式閃亮的靈氣流淌在他對基督終極撫慰力量的極致塑造中。
這張簡單的肖像融合了文森特一生中所有聊以自慰的元素：從掛在津德爾特牧師公館和施恩韋格畫室裏的倫勃朗的蝕刻版畫——燭光中的搖籃——到卡洛·多爾西的客西馬尼園，再到他自己的《星夜》——這些畫像都在危機時刻給他帶來“黑暗中的光芒”。他從中看到了杜米埃爾式的簡單真理，也看到了柯羅式妙不可言的魔力。他一貫對“類型”畫偏愛有加，一貫認為普通人的日常肖像最為神聖。而今，這場實驗成了這一信念的辯詞。他把它奉為藝術繁衍能力的希望——當然，中央高原的繁衍女神保障了黃屋子不會淪為“批量生產的工廠”。
這幅油畫讓海牙的夢想——雜誌插圖和平版印刷的夢想——死灰複燃。它讓他能躲避來自畫廊和畫商（甚至弟弟）的敵意，直接接觸大眾，觸及普通人的心聲。大眾真正需要他的傷感藝術。文森特把這幅作品比作“廉價小店中的彩色平版印刷畫”，他想象著這些曾將自己點亮的東西也能給那些平淡無奇的人生帶去彩色的福音。
和往常一樣，文森特總愛用閱讀得來的意象支撐自己的觀點。托爾斯泰不是呼籲回歸謙遜和人性化的宗教嗎？這顯然與“原始基督徒”的簡單信仰如出一轍。簡單的信仰呼籲簡約和貼近生活的藝術。托爾斯泰用自己的育嬰女傭來詮釋這一全新信仰中的聖人形象——“這是一種叫人過目不忘的簡單信仰和純真智慧”。不加矯飾的構圖和曆書般的色彩讓文森特把她奉為大地母親。那個秋天，文森特還讀了左拉的《夢》。這部講述中世紀手藝人如何通過雙手尋找升華的神秘主義作品，也同樣激蕩著宣揚質樸信仰和世俗神聖的旋律。
文森特給他拜占庭式的“聖像”取名為《搖籃曲》，這個名字既指涉搖搖籃的母親的形象，也指涉她哼唱的催眠小調。他表示，這幅作品的靈感來自皮埃爾·洛蒂的紡紗工人。在《冰島漁夫》中，洛蒂講述了上了彩釉的聖母瑪利亞雕像陪伴勇敢的漁夫去北大西洋冒險的故事。這個陶製的聖母像被嵌在船艙的神龕中，“色彩質樸”，能聽得到弄潮人粗俗的祈禱，撫慰他們的孤獨和苦痛，擊退風暴，讓船隻化作搖籃，讓他們安然入眠。“如果有人把這幅畫放在漁船上，”文森特這樣吹噓他的新肖像，“哪怕冰島來的漁船上的漁夫也一定會有躺在搖籃裏的感覺。”
“漁夫”文森特最想用這幅濃墨重彩的《搖籃曲》撫慰他的房客高更。在當年的商業航海生涯中，他曾去過冰島，至今還戴著《冰島漁夫》中水手們戴的貝雷帽（高更一到黃屋子，文森特就感受到了他身上那股洛蒂筆下的漁夫的氣質）。不論是主題還是繪畫風格，《搖籃曲》都意在挽留決意離開的高更。正如阿爾的舞會，郵差妻子的形象讓文森特想起了他和他的房客一起以魯林夫人為模特在前屋揮動畫筆時的惺惺相惜。文森特想象著高更事實上已經創作出了代表繁殖力的“聖像”。“我們談到冰島的漁夫，談到他們與世隔絕的日子，在悲傷的海上，等待各種危險降臨。”
親密的談話過後，我突然想畫這樣一幅畫：曾經是孩子和殉道者的水手們在他們駛向冰島的漁船上一看到這幅畫麵，就能勾起他們幼時搖搖晃晃的感覺，讓他們憶起自己的那首搖籃曲。
他開始以高更式的濃重的輪廓、平麵的肌理與仔細處理的色彩層次提筆實現此前的暢想。他從高更的肖像畫中借用了一些元素，讓魯林夫人莊嚴地落坐於高更寶座一般的椅子上。現在，恐怕得完全依靠“理念”了。他用高更常用的密密的朱砂紅填塗地板。雖然巨大的色塊一直誘惑著他衝動的手，但似乎總有一根韁繩拽他遠離任何使用厚塗法的念頭，不然和解的希望也將破滅。人物背後的牆麵上，和解的希冀綻放成覆滿半張油畫布的花朵。粉色大麗花——同樣的花朵曾裝點了想象中的母親和妹妹身處埃滕牧師公館的畫麵——映襯藍綠的牆紙。他曾幻想自己在津德爾特閣樓的房間裏也能有這樣的牆紙，其間點綴著橘紅和深藍的花蕊，這是對分離主義裝飾的致敬。
為了賦予簡單的人物高更式的神秘感，文森特不打算直截了當地描繪嬰兒馬賽萊，而是用郵差妻子手持的搖搖籃的繩子暗示嬰兒的存在。她溫柔而堅定地抓著繩子，抓住了母子之間的神秘紐帶。總而言之，這一定得自典型的高更式的簡略意象。但文森特的技藝又一次讓他違背了初衷。他把聖誕節之前的一周全都用在了大油畫布的剩餘部分，聖像的手依舊沒有完成。
文森特一定會把這個困難歸咎於沒有模特。抓著繩索的手既要滿懷愛意又不能少了張力，對總把握不好手部畫法的藝術家是個特殊的挑戰。但隨著黃屋子一步步發狂，隨著文森特對於現實越來越無法把握，畫架上沒畫完的手成了他的眼中釘。目光所及之處，家庭團聚氛圍濃厚。文森特卻正在失去與世界、與自己的聯係。若是拽不住手中這根繩，他也會像那些洛蒂筆下信奉陶製聖母的可憐水手一樣遭受全船覆沒、同歸於盡的命運。
文森特的努力最終付諸東流。
12月23日，聖誕節前的最後一個周日，他一直害怕的那一刻終於來臨了。沒人知道是不是在那天傍晚走出黃屋子時，高更下定決心要離開阿爾。文森特認為是的。幾天前，生活已經變得忍無可忍。壞天氣把他們困在了屋子裏：文森特專注於魯林夫人的畫像；高更則無所事事，焦躁不安。不工作的時候，文森特一會兒滿屋子大發脾氣，一會兒又默默不語。高更終於相信文森特“真的瘋了”，擔心自己隨時都有可能遭到“悲劇性的致命攻擊”——尤其是晚上，文森特會氣勢洶洶地掃蕩整個屋子。“我的神經日日夜夜都繃在弦上。”高更這樣告訴貝爾納。
那個傍晚，高更也許隻想去大雨中透口氣，去附近的加雷咖啡館放鬆一下心情，或者穿過拉馬丁去紅燈區看看自己中意的妓女——隨著黃屋子的氣氛越來越緊張，這些都是他用來排解壓力的方式。他和文森特一直為一則新聞吵得不可開交。這則新聞講述了某個開膛手傑克式的殺人犯在等待行刑期間夜夜被奧爾拉式的噩夢驚擾。不論高更因為什麽而離開，文森特隻要聽到關門的聲音，便相信高更再也不會回來了。
高更幾乎還沒有走到公園中央，就聽到了身後熟悉的腳步聲。“文森特追來了，”多年後，高更向友人這樣回憶當時的場景，“我轉過身去。他近來很奇怪，讓人難以信任。”
“你要離開？”文森特問。
“是的。”高更答。
也許，高更隻想重申一下他最終的打算（雖然他的打算，文森特早已心知肚明），或者每天提心吊膽的高更也許突然萌發了逃離的念頭。不管怎樣，文森特早已預料到了這樣的結局，他隻是需要一個答複。文森特什麽話也沒有說，隻將從當天報紙上撕下的一角塞給高更，並指著最後一行：“殺人犯已經潛逃。”
高更轉過身，繼續往前走。他聽到文森特奔向了黑暗，消失在夜色中。
沒人知道接下來發生了什麽。文森特之前的精神崩潰在他的信中也有跡可尋：某些想法和意象記錄了他的崩潰和沉淪。在德倫特時，糟糕的健康狀況、對西恩的愧疚、積壓的畫作、品讀的絕望小詩都使他於1883年9月精神病發作。之後在安特衛普時，梅毒、蛀牙、弟弟的欺騙、妓女和模特的嘲弄、無處不在的死亡和瘋癲意味著他已滑向“絕對精神崩潰”的深淵。這兩個地方糟糕的天氣、如影隨形的貧困和酗酒讓文森特變得不堪一擊。在這種狂躁的狀態下，即使是最輕微的侮辱和挫折都有可能引發悲劇。
在阿爾定居三年以後，魔鬼再次降臨。這次，他對“發作”的情況鮮有提及。他表示，除了那些“奧爾拉”式的“頭腦發熱”和恐怖的幻覺之外，他什麽也不記得了。像往常一樣，鬧劇已經開始上演。阿爾連續數天下著冰冷的冬雨。文森特也一直借酒澆愁：他不止喝白蘭地，還喝更烈性的苦艾酒。與高更在廣場對峙後，他也許逃進了某個咖啡館又喝了起來。他再一次酩酊大醉。某個時刻，他伸向口袋，隻摸到一把零錢——“一個路易和三個蘇”。他由此知道，當時他不僅窮困潦倒，連提奧這些年來寄來的上萬法郎也都被他揮霍一空。
聖誕節前兩天的周日夜晚，所有關乎罪惡、恐懼、失敗和死亡的幻象一股腦兒鑽進了文森特的腦中：莫泊桑的惡魔奧爾拉、狄更斯的雷德勞、洛蒂溺死的水手，尤其是那個主宰了他人生中的每個周日和每個聖誕節的靈魂。那個夜晚，當他返回漆黑一片、空無一人的黃屋子時，向他迎來的隻有那些“噩夢的碎屑”。它們無處不在：輕步兵、佩興斯和所有曾拒絕文森特的人統統出現在了牆上，出現在了和尚惡狠狠的臉上；而畫架上那幅至今未完成的《搖籃曲》現在卻遭到了那個它最想取悅的人的拒絕。
過去，文森特總能重新振作起來：在博裏納日，他暢想與弟弟因藝術而聯結在一起的新生活；在德倫特，他邀請提奧來到長滿石楠的原野；在安特衛普，他計劃在巴黎與提奧會合。但1888年聖誕節，所有的“逃跑路線”都已經行不通了。兩年的同住幾乎毀了提奧，內疚感也幾乎將文森特壓垮。直到現在，文森特的潛意識中仍不時出現龔古爾兄弟的提醒和告誡：為了生存，有時隻能分開。為了拯救提奧，他離開了巴黎；現在，他不可能回去。提奧也不可能來阿爾。還是讓所有空想和希冀歇一歇吧，提奧的心已經不在毫無希望的文森特身上了。現在受到青睞的是古庇爾夾層的新寵：高更。
12月23日抵達阿爾的消息進一步證實了文森特已經預見的背棄：提奧向喬·邦格求婚了。顯然在喬的主動下，兩人已經在巴黎複合，正在就結婚事宜征求父母的認可。如果說，文森特不介意消息的公布，那麽讓他受傷的一定是兩人刻意隱瞞了交往。當初，文森特一直懷疑高更最終會受到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排斥。現在他的命運不也是一樣嗎？他知道，提奧再也回不來了。
看不到救贖希望的文森特癱軟如泥。他可能喝醉了，魂不守舍，連方向也摸不清，跌跌撞撞地回到了臥室。他來到盥洗架邊的角落。從那兒，他能看到高更的房間，空空如也。他轉過身，望著盥洗架上懸掛的鏡子。這不是他畫過數十次的那張熟悉的臉。他隻看到一個陌生人——一個“不幸的可憐鬼”——辜負了家庭，害死了父親，剝削弟弟的金錢和健康，把他在南方畫室編織的夢想砸得粉碎，還逼走了他的“漂亮朋友”。罪孽深重。無可饒恕。該如何懲戒他呢？
文森特一輩子都在給這個鏡中人帶去疼痛和不適：從絕食、睡棚屋冰冷的地板，到用棍棒抽打自己。但在累累罪行麵前這些又算得了什麽？他狂躁的腦中充滿了各式的懲罰畫麵，從客西馬尼園信徒們留在攻擊基督的人身上的劍傷，到左拉的《夢》中殘忍的驅魔方式，再到《土地》和《萌芽》中的虐殺。將左拉的主人公拖出樂園的叛逆的哥哥最後將自己的一隻耳朵砍下。
文森特拿起了盥洗架上的剃刀，把它打開。他抓住罪人的一隻耳朵，用力拉起耳廓。手臂繞過臉龐，朝這隻令人厭惡的耳朵猛地砍了下去。揮舞的剃刀錯過了上耳，直接從中間向下頜剁去。皮膚一劃就開，但軟骨結構需要持久的蠻力才能使被指尖撐拉的皮肉與耳根分離。那時，他的手臂已經鮮血淋淋。
猛然清醒的文森特立即給鮮血噴湧的大動脈止血。大攤的血跡一定把他嚇壞了。他急忙跑去衛生間拿毛巾。從門廳到畫室一路鮮紅。出血漸止，他的腦中又出現了新的幻覺。他要去找高更，給他看看自己已經付出的慘重代價。也許那時，他會回心轉意。文森特清洗了那一小葉殘肉，小心翼翼地用報紙包了起來。他包紮了傷口，戴上一頂貝雷帽遮掩繃帶，接著消失在了夜色中。
這是個雨夜，離聖誕節隻有24個小時了，高更能落腳的地方不多。文森特也許先去了妓院。高更最常去的那家在阿爾大街的盡頭，離黃屋子隻有幾分鍾的路程。文森特想見高更最喜愛的“傻瓜”，這個姑娘的本名叫作瑞吉爾。但妓院的守衛沒有讓他進去。文森特一心認為高更一定在裏麵。最後，他隻交給守衛一個包裹，並叮囑他捎上一個口信：“別忘了我。”
他回到黃屋子，搖搖晃晃地爬上了血跡斑斑的床，躺在猩紅色的床單上，頭暈目眩。他閉上雙眼，等待——甚至期待——最壞的結果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