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偉棠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大唐李白》三部下來,時刻籠罩著李白《臨路歌》的陰影一次次的舉揚,一次次的跌宕。然“臨路”也許並非後人考據的“臨終”之誤傳,而真正是詩人再一次上路,上彼“不知所終”之路覓大自由之前的一首告別歌。


    身處二十一世紀初的“盛世”,張大春也在一種大時代的陰霾中俯視過往眾生,李白等人於他編排的命運中始終大道不得出,直到《將進酒》始見解脫的端倪。這解脫,是源自李白開始立心做一大詩人所得的酬勞,此前他種種抱負,皆以自命“五蠹人”擬消解之—真正消解得盡,還待日後種種劫恨銷磨。而將進酒,杯莫停命運齒輪的啟動也從茲始。


    “但懷天下之心,無語不能動鬼神”,記得在《鳳凰台》,張大春借山巔老仙對李白所言,這便是詩人命運的最早呼喚。“動鬼神乃是古詩人對詩藝期許的最高境界,直至杜甫以極端的矛盾稱述方完滿:“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懷天下心致驚天語也致厄運身,杜甫固然是這樣,世人誤會是出世逍遙最甚的李白,竟也如此。《大唐李白》處處不忘為此正名:同處大唐盛衰輾轉之際,李白之困其實不亞於杜甫。


    於鳳凰台,踟躕之鵬,乃一可以親近的李白。既將進酒,傷心之樹,無複聞琴以回身。《將進酒》的展開,其迅猛得自於《鳳凰台》的種種暗湧,尤其是吳指南之死,開啟了李白身外周遭眾角色之“生”—於是我們得以展讀大唐各族各華胄草民的命運波潏,彼時“天下”之意氣湧於今天心胸,“天下”之圖景也以無窮細節在我們視野中構現。


    天下意,人盡不同。吳指南的天下,已了結於江河湖海之間,因此與李白更勝形影。段七娘的天下,隱於三重錦幛之後,蕭然散軼,一往情深遂視天下如無物,所謂“慣經離別,便知舍得”。月娘的天下,為一念而星月兼程,“能行則行,無依無止”,倥傯間入迷,自噬其心,苦不堪言,所謂“煙火後先,俱歸灰滅”的無情世界,唯待李白釋此“無情”。軋勞山/安祿山的天下,源自邊緣對中心的渴慕窺伺,便如洪水漩渦,獨得大時代的惡力,溶匯生死怨懟的風雲,將作大霹靂,把盛唐上下其手。李白的天下,靜候其中,舍身易詩,最後得以文字替代此天下。


    見眾生,方能見天下—套用《一代宗師》的立命,能摸索張大春編排李白際遇的苦心。從《少年遊》的躊躇,到《鳳凰台》的躑躅,到《將進酒》的行止自如,李白的自信如“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是由外而內的吸納覺醒。這樣就能理解吳指南臨終為何問“筆是汝家舊物耶”,李白為何答道“非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既然還筆醒來,且看朝雲。


    朝雲朗朗,天下本應廓廓,仍不得出者,曰“難為情”。這是《大唐李白》裏最讓人耿耿的糾纏,至《將進酒》,張大春再不吝嗇寫愛情的筆墨,重彩敷色,哀感頑豔。李白的兩段情,七娘月娘幾成永訣,動若參商,似負平生。這是相忘於江湖的豁達,還是無奈漸入絕境的虛無?


    猶記《鳳凰台》中,段七娘與李白談鳳凰台時,張大春曾點出李白的愛情觀:一般人從鳳凰台故事所得,“最令人豔羨的夫妻似乎並不該沾惹生死離別、勾動愛恨波瀾,隻須一味諧調律呂,求其同聲,無驚哀、無悲愴,亦無嗔癡。”而李白是一個大癡之人,他“滿心渴慕著的,還是那故事‘不知所終’的情景”。—好一個“不知所終”,大癡者如曹雪芹之賈寶玉,木石前盟、金玉良緣,最後還不是遠遁青埂,不知所終。這張大春的李白,乃是一個更決絕的賈寶玉,於道、於詩、於家國內外際遇之後,得出最超塵脫俗的一念“永結無情遊”。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詩人對生死離合最高的覺悟莫過於此。所謂好因緣,便是這一“永結”與“相期”。結尾處吳指南的酒囊,乃千裏赴約重來,以重結此無情遊。而段七娘呢?月娘呢?吳指南死前曾問:“汝與汝家師娘有情否?”此“有情”便又多一層意思了,曾有情者,方能相期。


    但讀者不能釋懷,張大春也不能釋懷。強托月娘陷賊中長相思想起自己曾吟此詩與李白:“獨漉水中泥,水濁不見月。不見月尚可,水深行人沒。”該段極其哀傷。後世考據者普遍認為此《獨漉篇是李白在安祿山之亂後作,張大春卻故意把它係之於少年李白於有情師娘處所得,小說家筆與史筆的異同,交織出冥冥之契:安祿山的存在。此處最見張大春說故事人之功力,須知多年後,李白與大唐的命運,均從安祿山而轉;今日月娘的命運,早已與之相連。


    若這癡出離情愛,歸屬於詩之大者若何?遙想從丁零奴到洞府龍君,均以“癡”責之李白,豈料癡乃大超脫,而無情遊是大珍重。


    那些有如浮雲與飄萍一般相會隨即相別的人,卻總在他吟詠詩句的時候,亭亭然而來—他們或行或坐,或語或默。有時,李白還真不能辨識眼前所見者,究竟是心相或物相,是實景或幻境。久之成習,不得不坦然以對,他也就不再悉心分別:孰為昔?孰為今?何者為妄?總而言之,詩句其來,猶如難以割舍的人;想念之人,盡付橫空不去的詩句。非待一吟罷了,諸象不滅;諸象既滅,他的人生也隻剩下了字句。


    張大春這段文風如波德萊爾《巴黎的憂鬱》,真是知詩者言,癡之於詩是一大能量,大春道其妙,恰如《文賦》所雲:“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若能至此,隻剩下字句又何妨?若高歌有鬼神在,則填溝壑又何妨?


    當今之世,世俗對一浪漫化的詩人形象之期許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為的那個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詩人成為的那個詩人,顛倒夢想,必須有電視劇一般的悲情。有幾人願意麵對一個真正詩人的苦苦求索與欣然忘機?張大春的曆史小說,致力於還原曆史的複雜而不是刻意簡化,因此有那麽多旁征博引和貌似離題萬丈,這也是呼應回大唐與李白的龐然。後世黃遵憲《出門》詩雲:“無窮離合悲歡事,從此東西南北人。”—既然李白早已選定東西南北人之路,便已做好承擔無窮離合悲歡的決心。將進酒,覺有情,天下紛紜畢至,我且隨張大春取一瓢飲。


    廖偉棠詩人、作家、攝影家, 1975年出生於廣東,後移居香港,並曾在北京生活五年。1989年開始寫作,曾獲香港青年文學獎,香港中文文學獎,台灣“中國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及香港文學雙年獎等。作為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年度作家獲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台北國際詩歌節等。曾於兩岸三地出版詩集《野蠻夜歌》、《八尺雪意》等十餘種,評論集《出離島記》、《遊目記》、《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反調》,散文集《衣錦夜行》、《波希米亞香港》、《有情枝》,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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