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蕤究竟是不是隱者？或許，我們還可以換個方式問：趙蕤是一個什麽樣的隱者？
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進程，甚至手段。
直到決意將《長短書》抄校完成之前，趙蕤從來沒有疏忽過整個大帝國的動態。他到城市裏行醫，總是會留意京畿傳來的消息。朝廷所作所為，不隻是空穴來風，還有邸報。
自漢以來，諸侯郡國皆有“邸”，“邸報”即是通奏狀報，傳達君臣之間的音問消息；又稱“邸鈔”、“朝報”、“宮門鈔”。到了隋代，開發出雕版印刷的技術，邸報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換著帝國中央與各地方的訊息。一般常通過馬遞、步遞，銜接江河行舟，將詔令、要政、公文書信傳遞到各個州縣。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動、帝王的詔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較為重大的軍政新聞。
傳遞書狀新聞，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無饑饉荒災、兵戎禍亂，吏卒行止亦有定製：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裏，江行每日四十裏；空舟則河行四十裏，江行五十裏。步遞之人，依階秩分為“健步”、“送鋪卒”以及“步奏官”等，視程途難易，一日行一至兩驛，約在五六十裏。馬遞必須日行六驛，一百八十裏，緊要的消息則日行三百裏。
除此之外，據一個約較趙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憲宗、僖宗朝中書舍人、職方郎中孫樵的發現和記錄，開元年間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具備名目的官方文件，幾乎等同於邸報，每件一紙，每紙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間墨絲間隔，總文欄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孫樵在他的著作《經緯集·卷三》中寫道：“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係日條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孫樵還給這樣的新聞紙起了一個名目，呼為“開元雜報”。
這一類“雜報”上的消息顯然是第一手的載錄，卻未必為後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單於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禦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
這一件事，根據“雜報”所錄，明明發生於開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三》卻係之於六月丙子日。
趙蕤常會從當時尚未命名的這種“雜報”上得知朝廷的動態，像是“壬午，上幸鳳泉湯，癸未還京師”、“三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辰還”以及就在李白前來投師之前整整兩年，朝廷所發起的一項變革。
那是開元四年間的事，至今趙蕤已經不太記得確切的時日，大旨是皇帝下詔：員外郎、禦史、起居舍人、拾遺、補闕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換言之，這些清要官隻要有了一個“出身”—無論是通過科舉、門蔭、雜色入流或者是軍功晉升；總之是具備任官資格之後，不必再像先前那樣，還得通過身、言、書、判或是武藝比試之類的考選煎熬，便可以“進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說“銓選”。禮部所主持的進士、明經諸科考拔出人才以後，還得轉由吏部銓選；也就是進一步接受官僚體係內部所舉行的考核，在這個階段，有所謂“身言書判”之目。
其內容，要求先撰寫判文，必須“楷法遒美，文理優長”。筆試通過之後，還有口試；察其身言，“身必體貌豐偉，言須言辭辯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於尚書仆射，由仆射轉門下省反複審核，過程相當繁複。以此，取得進士、明經資格的“出身”之後，竟然曆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趙蕤之所以對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與他自己的抱負有關。
試想：“進名敕授”是一個什麽樣的程序？“敕授”之權在天子，而向皇帝“進名”，則按例是由宰臣訪擇、舉薦。一旦通過權臣之“知名保舉”，直達天聽而平步青雲，省卻了多少低聲下氣、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繞過了多少煩苛冗長、摧折誌氣的壓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初唐時期，“薦舉”還是一種尚未製度化的選官方式，所選者多可以擔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這樣的活動名為薦舉，實為征辟。不能受知於大吏者，大約也就隻能終老於岩穴之間，難有隴頭之望。
大唐立國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員，因舉薦而得官的很多。武則天執政後，為了驅逐開國功臣集團而大量擴充官額，也透過刻意寬弛的銓選考核，每年任官數萬，數量是此前此後的好幾十倍，致有“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的怪狀。影響，不隻是擴大官僚行列，更要緊的是所提供的官職，多屬專門負責銓選官吏的職位。
《新唐書·選舉誌》上有十分關鍵性的描述：“長安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闕、禦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第二年，長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歲那年）甚至到了凡是舉人，都給予“試官”職的地步。再過一年，更大舉任命考官：“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禦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嶠為（吏部）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
薦舉為寒門小姓之家的子弟帶來取官的機會，滿朝蟻聚蠅鑽的官僚，卻都要領取俸祿，造成國家用度極大的耗損。終玄宗一朝，表麵上的確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曆經休養生息多年，天下財力逐漸恢複，仍須麵對和收拾武氏當年“欲收人心，進用不次”所締結的惡果。
玄宗皇帝一方麵要盡量清除官僚體係之中原先“武韋集團”餘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擴充勢力；另一方麵，釜底抽薪之計，則是調整銓選製度，限縮其權柄；另外擴大舉薦範圍，使新皇帝所能信賴、倚仗的大臣能夠訪查更多具有賢能之才的親信，才能滌汰武氏盤根錯節所布置的官僚集團。
於是，將台省清要之官從原先的銓選製度中移出，並一再下詔不拘資格地拔擢士人，都是為了此一滌汰的目的。從試圖減輕朝廷財務負擔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額來鞏固集權，猶如飲鴆止渴。
不過，擴大薦舉的方向，給了趙蕤一個想法，或許他還能有機會介入帝國的弈局。
他仍舊是東岩子—一個冷眼深心、洞察熟慮的隱士；這個隱士也是一個能夠掌握天下動靜的縱橫家。他的戰場應該在長安，原本隻能迢遞懸望、帷幄運籌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現了一個可以替他遠征千裏、萬裏之外的少年。
趙蕤明白：自己或許注定將要老死於蓬草岩穴之間，身名兩埋沒，功業一荒蕪。而經由當今皇帝特別重視的薦舉，卻得以讓這個天資秀異而不耐煩冗的李白在功名場上出一頭地。李白會帶著趙蕤的魂魄，揚長直入大唐帝國的殿堂。
自古仕、隱兩途，本來有著全然不同的價值觀、生命情調，或是國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時代，隱之為事，卻一步、一步，不著痕跡地，逐漸演變成為一種仕的進程，甚至手段。
直到決意將《長短書》抄校完成之前，趙蕤從來沒有疏忽過整個大帝國的動態。他到城市裏行醫，總是會留意京畿傳來的消息。朝廷所作所為，不隻是空穴來風，還有邸報。
自漢以來，諸侯郡國皆有“邸”，“邸報”即是通奏狀報，傳達君臣之間的音問消息；又稱“邸鈔”、“朝報”、“宮門鈔”。到了隋代，開發出雕版印刷的技術，邸報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換著帝國中央與各地方的訊息。一般常通過馬遞、步遞，銜接江河行舟，將詔令、要政、公文書信傳遞到各個州縣。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動、帝王的詔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較為重大的軍政新聞。
傳遞書狀新聞，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無饑饉荒災、兵戎禍亂，吏卒行止亦有定製：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裏，江行每日四十裏；空舟則河行四十裏，江行五十裏。步遞之人，依階秩分為“健步”、“送鋪卒”以及“步奏官”等，視程途難易，一日行一至兩驛，約在五六十裏。馬遞必須日行六驛，一百八十裏，緊要的消息則日行三百裏。
除此之外，據一個約較趙蕤、李白晚一百五十年的唐憲宗、僖宗朝中書舍人、職方郎中孫樵的發現和記錄，開元年間已經出現了一種不具備名目的官方文件，幾乎等同於邸報，每件一紙，每紙十三行，每行十五字；行間墨絲間隔，總文欄以粗框，也是雕版印刷。
孫樵在他的著作《經緯集·卷三》中寫道：“樵曩於襄漢間，得數十幅書，係日條事。不立首末。”非但如此，孫樵還給這樣的新聞紙起了一個名目，呼為“開元雜報”。
這一類“雜報”上的消息顯然是第一手的載錄，卻未必為後世史家所取。像是：
三月，戊寅，以單於大都護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以禦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於光順門。
這一件事，根據“雜報”所錄，明明發生於開元十八年三月戊寅日；但是《資治通鑒·卷二百十三》卻係之於六月丙子日。
趙蕤常會從當時尚未命名的這種“雜報”上得知朝廷的動態，像是“壬午，上幸鳳泉湯，癸未還京師”、“三月丁卯，上幸驪山溫泉，丁辰還”以及就在李白前來投師之前整整兩年，朝廷所發起的一項變革。
那是開元四年間的事，至今趙蕤已經不太記得確切的時日，大旨是皇帝下詔：員外郎、禦史、起居舍人、拾遺、補闕等等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換言之，這些清要官隻要有了一個“出身”—無論是通過科舉、門蔭、雜色入流或者是軍功晉升；總之是具備任官資格之後，不必再像先前那樣，還得通過身、言、書、判或是武藝比試之類的考選煎熬，便可以“進名敕授”，由朝廷直接任命了。
先說“銓選”。禮部所主持的進士、明經諸科考拔出人才以後，還得轉由吏部銓選；也就是進一步接受官僚體係內部所舉行的考核，在這個階段，有所謂“身言書判”之目。
其內容，要求先撰寫判文，必須“楷法遒美，文理優長”。筆試通過之後，還有口試；察其身言，“身必體貌豐偉，言須言辭辯正”。四者都合格了，再由吏部上於尚書仆射，由仆射轉門下省反複審核，過程相當繁複。以此，取得進士、明經資格的“出身”之後，竟然曆一二十年而不能得到一官半職的士子，也所在多有。
趙蕤之所以對這一道“供奉官不必再受銓選”的朝命印象如此深刻，乃是與他自己的抱負有關。
試想：“進名敕授”是一個什麽樣的程序？“敕授”之權在天子，而向皇帝“進名”，則按例是由宰臣訪擇、舉薦。一旦通過權臣之“知名保舉”，直達天聽而平步青雲，省卻了多少低聲下氣、委曲求全的挫辱？又繞過了多少煩苛冗長、摧折誌氣的壓迫？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初唐時期，“薦舉”還是一種尚未製度化的選官方式，所選者多可以擔任五品以上和一些台、省的清要官。這樣的活動名為薦舉，實為征辟。不能受知於大吏者，大約也就隻能終老於岩穴之間，難有隴頭之望。
大唐立國之初，亟需人才，官不充員，因舉薦而得官的很多。武則天執政後，為了驅逐開國功臣集團而大量擴充官額，也透過刻意寬弛的銓選考核，每年任官數萬，數量是此前此後的好幾十倍，致有“士無賢不肖，多所進獎”的怪狀。影響，不隻是擴大官僚行列，更要緊的是所提供的官職，多屬專門負責銓選官吏的職位。
《新唐書·選舉誌》上有十分關鍵性的描述：“長安二年，舉人授拾遺、補闕、禦史、著作佐郎、大理評事、衛佐凡百餘人。”第二年，長安三年（也就是李白四歲那年）甚至到了凡是舉人，都給予“試官”職的地步。再過一年，更大舉任命考官：“引見風俗使，舉人悉授試官，高者至鳳閣舍人、給事中，次員外郎、禦史、補闕、拾遺、校書郎。試官之起，自此始。”以及：“李嶠為（吏部）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
薦舉為寒門小姓之家的子弟帶來取官的機會，滿朝蟻聚蠅鑽的官僚，卻都要領取俸祿，造成國家用度極大的耗損。終玄宗一朝，表麵上的確是承平日久；然而即使曆經休養生息多年，天下財力逐漸恢複，仍須麵對和收拾武氏當年“欲收人心，進用不次”所締結的惡果。
玄宗皇帝一方麵要盡量清除官僚體係之中原先“武韋集團”餘孽，或者至少遏阻其擴充勢力；另一方麵，釜底抽薪之計，則是調整銓選製度，限縮其權柄；另外擴大舉薦範圍，使新皇帝所能信賴、倚仗的大臣能夠訪查更多具有賢能之才的親信，才能滌汰武氏盤根錯節所布置的官僚集團。
於是，將台省清要之官從原先的銓選製度中移出，並一再下詔不拘資格地拔擢士人，都是為了此一滌汰的目的。從試圖減輕朝廷財務負擔的角度而言，皇帝想借增加官額來鞏固集權，猶如飲鴆止渴。
不過，擴大薦舉的方向，給了趙蕤一個想法，或許他還能有機會介入帝國的弈局。
他仍舊是東岩子—一個冷眼深心、洞察熟慮的隱士；這個隱士也是一個能夠掌握天下動靜的縱橫家。他的戰場應該在長安，原本隻能迢遞懸望、帷幄運籌的京城，可是如今出現了一個可以替他遠征千裏、萬裏之外的少年。
趙蕤明白：自己或許注定將要老死於蓬草岩穴之間，身名兩埋沒，功業一荒蕪。而經由當今皇帝特別重視的薦舉，卻得以讓這個天資秀異而不耐煩冗的李白在功名場上出一頭地。李白會帶著趙蕤的魂魄，揚長直入大唐帝國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