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最好能描述一下那把剃須刀。”哈迪提議說。
“好的，先生。那是謝菲爾德的刀刃，白色的刀柄，最初是從傑米恩街的一個商人那兒流出來的。是把好剃須刀，但磨損得比較厲害。我去了威利伍康伯，但那裏沒有什麽工作機會，隻有輝煌大酒店那邊的莫裏頓說他將來可能會需要人手。然後我就去了萊斯頓·霍伊，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在那裏試了一兩家之後，我又回到了這裏，又試著去莫裏頓理發店碰碰運氣，但他說他已經雇人了。如果你去問他的話，他可以做證。到處都沒有工作可做，我當時情緒很低落。”
布萊特先生停頓了一會兒，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那是上個星期一，先生。在星期二晚上，我去了海邊——就在那邊，在小鎮的盡頭那邊，我在椅子上坐著，好好反思。慢慢就到了午夜。”現在他的語句要流暢一些了，一杯威士忌果然對他有用處。“我看著海麵，摸著口袋裏的剃須刀，一邊懷疑我到底還值不值得這樣掙紮下去。我當時很壓抑，錢幾乎快用光了。一邊是海，一邊是剃須刀。你可能會覺得對一個理發師來說，用剃須刀是件很簡單自然的事，但我可以告訴你，先生，為那種目的來使用剃須刀，對我來說太可怕了。但是海——衝刷著輝煌大酒店的牆壁——似乎在召喚我，你們理解我的意思吧。那海聽起來仿佛是在說：‘卷走他，卷走他，卷走他，比爾·辛普森。’那聲音既迷人又可怕。不過我一直也很害怕淹死。窒息，憋悶又無助，然後你眼睛裏都是綠色的水——每個人都會做自己的噩夢，那就是我的噩夢。好了，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兒，想下定決心。這時我聽到有人走過來，然後一個年輕的家夥過來坐在我身邊。我記得，他穿著晚禮服，還有一件外套和軟帽。黑色的胡須——那是我最先注意到的東西，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的年輕男子不經常留胡須，除非他是個藝術家，也許。然後我們開始交談——我想他先給我遞來了一支雪茄。那是一種俄國的雪茄，外麵包著紙。他說話的口吻很友善，我也不知道為什麽，竟然對他和盤托出了我的困惑。勳爵閣下，您知道那種情況，有時，你會向一個陌生人傾吐你永遠不可能和熟人說的話。我當時的感覺是，他自己也並不是很快樂。我們談了很久很久，關於人生多麽可悲。他說他是一個俄國人，是一個流亡者，他告訴我他小時候經曆的那些遭遇，還有許多關於‘神聖俄國’和蘇維埃的東西，似乎他很在意這些事。還有一個女人——似乎他和他最愛的女孩之間有什麽麻煩。然後他說他隻希望自己的困難能和我的困難一樣容易解決，還說我應該振作起來，重新開始。‘你把那把剃須刀給我，’他說，‘離開這裏，好好想一想。’我說剃須刀是我的謀生工具，他笑著說：‘就你現在的情緒狀況來看，這更像是你的死亡工具。’他說話的方式那麽有趣，反應迅速，有些詩人的感覺。所以他給了我一些錢——是五個英鎊，國庫發的那種紙幣——我就把剃須刀給了他。‘先生，你要剃須刀幹什麽？’我說，‘它對你來說沒有用。’‘我總會用到它的，’他說，‘你不用怕。’然後他笑了，把剃須刀放在口袋裏。接著他站起來說：‘真有意思，我們應該再找個晚上聚一聚，’還說什麽：‘兩個不同的人，卻分享同一種煩惱。’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振作起來，走的時候還很愉快地對我點了一下頭，我就再也沒見過他了。我真希望當時就知道他要那把剃須刀幹什麽，那樣我就不可能給他了，但是！我問你們，我怎麽會知道，先生們？”
“聽起來似乎是保羅·亞曆克西斯，就是他。”溫西若有所思地說。
“我想，他並沒有告訴你他是誰？”哈迪問。
“沒有，他沒說；但他說他是某個酒店的職業舞伴，對於一個應該在自己國家當王子的男人來說，這難道不是一種地獄般的生活嗎——為了幾個便士跟又老又醜的女人談情說愛。他聽起來很有苦衷。”“好了，”溫西說，“我們非常感謝你，布萊特先生。這似乎就能把一切問題解釋得清清楚楚。我想你得跟警察們交代這個故事。”提到警察的時候，布萊特先生看起來很緊張。“最好現在就去，把事辦完，”溫西起身站起來說，“反正你要麵對的，小夥子！整件事情裏你沒有任何可擔心的地方。”理發師勉強同意了，把他灰白的眼睛盯在薩利·哈迪的身上。
“這個故事聽起來還可以，”哈迪說，“但我們得檢查你故事的真實性，你要知道。有可能這是你編出來的。但如果警察可以證實你說的話——他們反正都要去證實——那你就能得到一張肥肥的支票，能讓你過上相當一段時間。最重要的是，”薩利一邊去拿威士忌一邊說，“永遠不要讓你的弱點影響到你的工作。”他把酒瓶的塞子拔了出來，想了一想，又給理發師倒了一杯。格萊謝爾警長聽到布萊特的故事非常高興，昂佩爾蒂偵探也是一樣，他一直都是自殺理論的信奉者。
“我們很快就能把事情查清楚，”昂佩爾蒂自信地說，“我們會去查這個布萊特的行蹤，但他說的大概都是真的，這些細節跟那個在斯漢普頓的人說的很吻合。我們會關注這個布萊特的。他把他在威利伍康伯的地址告訴了我們，並保證會留在這裏，因為，審訊的時候會需要他——等我們要召開審訊庭的時候。屍體一定很快就會出現了，我不理解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它已經在水裏泡了五天了，不可能永遠都在水裏的。屍體先是會浮起來，你要知道，然後又沉下去，但當氣體開始成形的時候又會浮上來。我看到過鼓得像氣球一樣的屍體。一定會在什麽地方找到的；今天下午我們會在磨刀礁林一帶進一步搜索，肯定過不了多久就會找到屍體的，那樣就好辦多了。沒有屍體而進行調查，讓人感覺很愚蠢。”“滿意了？”當溫西從警察局回來的時候，哈迪說。他已經在電話上向報社匯報了這個故事，現在正在用幾塊餅幹犒勞自己。
“應該是，”勳爵閣下回答說，“隻有一件事情讓我放不下，薩利，那就是，如果我想專門為這個案子來編造一個故事，這正是我會編造的那種故事。我在想，那個星期四下午兩點鍾，這個布萊特先生在哪兒。”
“你真是個固執的惡魔，”哈迪先生說，“事實是，你對謀殺案太熱衷了，在任何地方都能嗅到謀殺的味道。算了吧。”溫西沉默了，但當他離開薩利·哈迪之後，從口袋裏掏出一頁紙，上麵的標題是“潮汐表格”，他認真地研究著這張表。“我就是這麽想的。”他說。
他拿出一張紙，開始寫那個該注意的事和該去做的事的表格，在威廉·布萊特的名下。表格裏包括了布萊特故事的內容，還有他與警察的談話；但在左邊的那一欄最後的地方，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他說潮汐敲打著輝煌大酒店的牆，似乎是在詩意地召喚他，聽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在六月十六日星期二的午夜，潮汐不可能敲打輝煌大酒店的牆。那時的潮汐退到了最低點。
在右欄裏他寫：
監視他。想了一會兒之後，他又拿出一張幹淨的紙，給倫敦警署的總探長帕克寫信，問他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信息。你永遠都不能輕易確定。世上發生過許多離奇的事——比布爾什維克陰謀更離奇的事情。他在信裏提到了哈維蘭德·馬丁和他的銀行賬戶。用布爾什維克這個借口，帕克也許有辦法撬開銀行經理的嘴。格萊謝爾警長也許不喜歡對他自己轄區的這種挑釁——但帕克和彼得勳爵的姐姐結婚了，一個人難道不可以給自己的姐夫寫私人信件嗎？
第十五章 情人和房東的證據
你對宮闈內的激情是如此熟練，並有一顆被丘比特之箭射穿的多情而嚴重受傷的心。
——《死亡笑話集》這是什麽？你難道沒有看見那白色的痙攣從眼皮裏逃出，從他的臉上劃過？紙裏正包著它的惡果。
——《碎片》
星期二，六月二十三日與此同時，哈麗雅特的小說進展得並不是很好。令人頭疼的不僅僅是市鍾——或者應該稱呼它為牢獄之鍾——還因為按照編輯的要求，這時候她得讓她的女英雄和偵探的朋友開始點曖昧情節了。現在，對於一個戀愛經曆如此令人失望的人，一個正在被求婚者糾纏不休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個正忙於調查一件和自己無關、以暴力和血跡終結的不純潔的愛情事件的人來說，她沒有情緒靜坐下來歡快地書寫兩個純潔的人在玫瑰園裏牽手的情節。哈麗雅特煩躁地搖了搖頭，繼續紮進她無奈的工作裏去。
“我說，貝蒂，我想你一定覺得我是一個蠢人。”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你愚蠢，你這個笨蛋。”
大概連《每日簡訊》的讀者都不會覺得這個有趣吧。哈麗雅特覺得不會。不過，還是繼續寫吧。現在，女孩該說一些鼓勵的話了，不然那個結結巴巴的低能兒永遠都不敢戳破窗戶紙。
“我想你做這一切來幫助我簡直太好了。”
這就是她，這一堆感恩之類的東西都冷冷地堆砌在這個可憐姑娘的麵前。但貝蒂和傑克都是在講假話，因為他們兩個都知道其實是羅伯特·坦普爾頓在做所有的事情。管它呢。
“你這麽說就好像世界上還有什麽事情我不願意為你做——貝蒂！”
“這個，傑克？”
“貝蒂——親愛的——我想你不可能——”
哈麗雅特最終總結她不能——不可能。她拿起話筒，給電報站打了一通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而直接的消息給讓她苦惱的出版社：“告訴布托我絕對拒絕在書裏描寫感情——範內。”
之後她感覺好了一些，但繼續寫下去是絕對不可能的。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做嗎？有。她又抓起了話筒，要求接酒店辦公室。現在有沒有可能找到m.安東尼先生呢？
管理人員似乎已經很習慣幫客人找安東尼了。他們有個電話號碼，應該能通過這個找到他——的確找到了。m.安東尼能不能幫範內小姐聯係到蕾拉·加蘭德小姐和達·索托先生？當然可以，再簡單不過了。達·索托先生正在冬日花園演奏，這個時候早間音樂會應該剛剛結束。加蘭德小姐很可能會和他一起用午餐。不管怎樣，如果範內小姐願意的話，他可以給她打電話，和她一起到冬日花園來。m.安東尼真是太好了。完全不用這麽說，能幫到她很榮幸；那十五分鍾後？沒問題。
“告訴我，安東尼，”當他們的出租車開出輝煌大酒店的時候，哈麗雅特說，“你是個很有經驗的人，在你看來，愛是最重要的東西嗎？”
“它是很重要的，小姐，但要說最重要嘛，就不是了！”
“那什麽是最重要的呢？”
“小姐，我坦白地告訴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心靈才是上帝最好的禮物。當我看到那麽多身體健康的人糟蹋自己，用毒品、酒精和愚蠢來扭曲自己，我就會很生氣。他們應該把這些事情留給那些生活完全沒有希望的人去做。”
哈麗雅特完全不知道該怎麽回答，這些話語有太多個人的、悲劇的色彩。幸運的是，安東尼並沒有在等待她的回答。
“愛！那些女士們過來跳舞，很激動，渴望愛，並認為愛就是幸福。她們告訴我她們內心的痛苦——她們根本就沒有痛苦，隻不過太笨太自私太懶了。她們的丈夫不忠誠，情人又離開了，她們怎麽說？她們難道會說，我有兩隻手，兩隻腳，所有的器官都健全，我要開創自己的人生？不會的。她們會說，給我大麻，給我雞尾酒，給我興奮，給我舞男，給我愛！就像一頭羔羊在田野裏低聲哭泣。”
哈麗雅特笑了。
“你是對的，安東尼先生。我也不覺得愛情有那麽重要。”
“但你得懂我的意思，”安東尼像大多數法國人一樣，骨子裏依然是向往嚴肅的家庭生活的，“我並沒有說愛不重要。跟一個可愛的人結婚，生一群健康漂亮的孩子，這樣的愛無疑是讓人愉悅的。比如說，那個彼得·溫西勳爵，他顯然就是一個正直完美的——”
“哦！不要說他了！”哈麗雅特急忙打斷了他的話，“我不是在想他。我是在想保羅·亞曆克西斯以及我們要見的那兩個人。”
“哈！那是不同的。小姐，我想你很清楚，不重要的愛和重要的愛之間的不同。但你也知道，有人會用重要的愛去愛一個不重要的人。而且，當一個人心靈不正常或者身體有疾病的時候，做起傻事來甚至都不需要愛的鼓動。比如說，如果我殺了我自己，那有可能是因為無聊、厭倦，或者因為我頭疼、胃疼，或者因為我不再能保住我的一等位置，又不甘心淪入三流。”
“我希望你不是真想這麽幹。”
“噢，有一天也許我會殺了我自己，”安東尼興奮地說，“但不會是因為愛，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變得那麽沮喪。”
出租車到了冬日花園。哈麗雅特對如何支付出租車費有些猶豫不決，不過很快她就意識到安東尼的感覺也是一樣的。她和他一起來到音樂廳門口，幾分鍾後，他們同蕾拉·加蘭德以及路易斯·達·索托會合了——一個完美的金發女郎和一個完美的花花公子。他們兩個人都很有禮貌、很有教養，現在唯一的問題是，當哈麗雅特和他們坐在同一張桌子旁的時候，如何從他們那裏得到可靠的消息。蕾拉顯然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堅持著自己的看法。保羅·亞曆克西斯是一個“特別好心的男孩”，但“太浪漫了”。蕾拉離開他的時候曾經“難過萬分”，他“也非常難挨”，但不管怎麽樣，她對他的感情僅僅是同情和惋惜而已——他那時“那麽內向、那麽孤獨”。當路易斯出現的時候，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在哪裏。她的眼光像常青藤一樣繞上了達·索托先生，他也用纏綿的眼神作為回應。
“我對這一切感到特別遺憾，”蕾拉說，“因為親愛的保羅——”“他不是你親愛的，我的甜心。”“當然不是了，路易斯，隻是這個可憐的家夥已經死了。不管怎樣，我覺得很難過，因為似乎有什麽事情讓可憐的保羅一直很擔心。但他並不信賴我，一個男人不信賴你，一個女人該怎麽辦？那時我常常猜測，他是不是被什麽人勒索了。”
“為什麽？他缺錢嗎？”
“哦，是的，他的確缺錢。當然了，我對這個沒有任何意見；我不是那種女孩。不過，你要知道，一想到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被人勒索，這肯定讓人覺得很掃興。我的意思是說，女孩總是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攪進什麽不愉快的事裏。我是說，這讓人很不愉快，是不是？”
“的確很不愉快。他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得那麽憂心忡忡的？”“讓我想想。大概是五個月前。是的，就是五個月前。我是說，從那些信開始送來的時候。”“信？”“是的，很長的信，信封上還有外國郵票。我想它們是從捷克斯洛伐克寄來的，或者某個同樣奇怪的地方。不過肯定不是俄國，因為我問過他，他說不是。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因為他說他從來沒有去過外國，除了很小的時候在俄國之外。當然了，還有美國。”
“你有沒有向任何別的人提起過這些信？”沒有。你要知道，保羅一直說如果我向外人提及的話，就會害了他。他說如果有任何東西泄露出去，布爾什維克會殺了他。我對他說：
‘我不知道你這麽說是什麽意思，我又不是布爾什維克，我根本都不認識那種人，你和我說一說到底有什麽壞處？’但現在他已經死了，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再害他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要我說的話，我根本不相信那是布爾什維克幹的。我是說，看起來不像，是不是？我對他說：‘如果你希望我永遠不提這個故事，那你的要求就太過分了。’但他就是不肯告訴我。當然，這件事給我們之間製造了一點隔閡。我是說，當一個女孩和一位男士是朋友的時候，比如我跟保羅，她理所應當得到一些他的信任和關照。“當然了，“哈麗雅特溫和地說，”他沒有對你完全坦白，這的確是他的錯。我在想，從你的立場來看，想知道那些信是誰寫的，這完全公正合理。“蕾拉輕輕地擺弄著一小塊麵包。”事實上，“她承認說，”有一次我的確偷偷窺視了一眼。我覺得我有權利這麽做。但那些信完全看不懂，一個字都看不懂。“信都是用外國話寫的嗎？“這個，我不知道。都是大寫字母，有些單詞裏一個元音字母都沒有。根本不可能把它們讀出來。“聽起來似乎是密碼。“安東尼說。”是的，我當時也是這麽想的。我當時覺得那真是太好笑了。“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哈麗雅特說，”一個普通的勒索犯是不會用密碼來寫信的。“噢，但他們為什麽不呢？我是說，他們也許是一個幫派，你要知道，就像那個故事一樣——《紫蟒的蹤跡》。你讀過嗎？紫蟒是一個土耳其的百萬富翁，他有一個秘密的住所，那裏有很多鋼鐵攔起來的屋子，還有豪華的會議間和色情奴隸——
“色情奴隸？”
“你知道，那些不是很有尊嚴的女人們。而且他在歐洲每個國家都有事務所，由他們來寫那些威脅信件。他用密碼給那些受害人寫信，用紫色墨水給信件簽上花體落款。最終這個秘密能被發現還是因為一個年輕英格蘭偵探的女朋友，為此她忍辱負重假扮成色情奴隸。最後這個偵探——其實是漢弗萊·奇林弗德勳爵——和警察及時趕到了，把她從紫蟒惡心的懷抱裏解救了出來。那真是一本驚險的書。保羅讀過很多那一類的書——我猜測他是不是想從書裏找出對付幫派勒索信的主意。他也喜歡電影。當然了，在那些故事裏麵，英雄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但可憐的保羅哪點都不像是個英雄。我有天對他說：‘這都很好，但我絕不相信你敢一個人在口袋裏揣著槍，冒險闖進一個擠滿黑幫打手的中國鴉片工廠，先被人像沙袋一樣打，然後猛然把身上的繃帶撕掉，抓住一個台燈來攻擊黑幫老大。你會怕疼的。’他的確是這樣的人。”
達·索托先生竊笑了幾聲，表示讚同。
“甜心，你說得太對了。可憐的亞曆克西斯曾是我的朋友，但我得說，勇氣這種東西是他絕對沒有的。我對他說，如果他不鬆手，讓蕾拉自己選擇自己的心上人，我會給他的下巴來一拳。我跟你說，他當時害怕得僵住了。”
“是的，”蕾拉說，“當然，如果一個男人都不能捍衛自己的尊嚴，那女孩也不可能尊重他。”
“太精彩了，”安東尼說，“而且這個家夥這麽內向，這麽溫順，居然用一把又大又醜的剃須刀把自己的喉嚨割了，這還都是因為你把他甩了。這真是難以置信。”
“我猜，你相信他的布爾什維克理論。”蕾拉覺得很生氣。
“我？我什麽都不相信。我是不可知論者。但我要說你對亞曆克西斯的描述並不是很理性的。”
“安東尼總愛說理性這個詞，”蕾拉說，“但我要說的是，人根本就不理性。看看人類所做的這些可笑的事，特別是男人。我一直覺得男人是徹頭徹尾矛盾的。”
“你說得沒錯，”達·索托先生說，“甜心，你說得再正確不過了。他們必須得這樣，不然他們就得不到像你這樣古靈精怪的女孩了。”“好了，但那些信件，”哈麗雅特說，絕望地想把交談帶回原來的主題，“一般多久來一封？”
“大概每個星期來一次，有時候更頻繁一些。他把它們鎖在一個小盒子裏。他當時也會回信，有時候當我過去看他，卻發現他把自己的門鎖起來了，老拉法蘭克說他在寫信，不想被人打攪。很自然，一個女孩不希望她的男朋友這樣。我的意思是，你會希望他在你的身上多放些注意力，而不是當你去看他的時候，他還把自己鎖起來寫什麽信。我是說，這種事女孩們是不可以諒解的。”
“你不能諒解，寶貝。”達·索托先生說。
安東尼笑了，嘴裏奇怪地嘟囔著：
但有人要進來嗎？
帶著我的卡珊德拉的消息，把門敞開，不要讓他等候，直接把他帶來見我。1
引自法國詩人比埃爾·德·龍薩的十四行詩，原文為法語。
哈麗雅特回了一個微笑給他，然後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她問蕾拉：“最後一封信是什麽時候來的？”“我不知道。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之後，我跟他就不再是朋友了。但我想拉法蘭克夫人可以告訴你。拉法蘭克夫人沒有不知道的事情。”“你和亞曆克西斯關係還好的時候，你們住在一起嗎？”哈麗雅特紅著臉問。“當然不了，問一個女孩這種問題實在太唐突了吧。”“我是說，在同一所房子裏。”“不。我們以前經常見麵，但當然，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以後，我就跟保羅說，如果我們再也不見麵的話會好一些。你要知道，保羅是那麽喜歡我，路易斯會亂想的——是不是啊，路易斯？”“我發誓我肯定會的，甜心。”“關於這些信件，你有沒有告訴警察呢？”“沒，我沒有。”加蘭德小姐很堅定地回答說，“如果他們能好好問我的話，我也不是不會對他們說，但那個胖子昂佩爾蒂問話時的樣子，會讓你覺得我是個沒有自尊的女孩。所以我跟他說：‘我什麽都不知道，而且你也沒有任何證據是針對我的，除非你把我帶到你那個髒兮兮的警察局，並指控我，不然你沒理由逼我回答問題。’”加蘭德小姐一直平穩的口氣開始失去控製，變得急促而又尖銳，“我還說：‘而且這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我對保羅·亞曆克西斯根本一無所知，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過他了。你可以隨便問誰，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非要這樣欺負一個自尊自重的女孩，你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皺巴巴腫兮兮的先生。現在你知道從哪裏滾出去了吧。’我就是那麽說的，幸虧我們這個國家還有法律來保護我這樣的女孩。”
“她是不是太厲害了？”達·索托先生一臉的仰慕。
在蕾拉·加蘭德這裏似乎收集不到更多的信息了，哈麗雅特對她的印象是“一個普通的拜金女，虛榮得像猴子一樣”。而達·索托看起來是很和善的，而且對於女孩離開亞曆克西斯，他似乎也沒有施加壓力。當然，對於這些國籍不明不白、偷偷摸摸的家夥，你永遠也搞不清楚。就在她這樣想的時候，達·索托拿出了他的表。
“女士們，先生們，我能先離開嗎？兩點的時候有一場彩排。星期二和星期四，例行公事。”
他鞠了一躬就離開了他們，走路的步伐既懶散又狂妄。他是刻意提到星期四的嗎，這樣別人就可以注意到十八日星期四，他有不在場的證明？但他為什麽會知道不在場證明需要的那個時間段？報紙還沒被允許披露這個特殊的細節，隻有在審訊庭開過後這個細節才有可能上報。而且真的有必要強調彩排嗎？建立在一支樂隊排練基礎上的不在場證明很容易設立也很容易被推翻。然後她突然想起了一個解釋：警察可能已經問過達·索托上個星期四的活動情況。但可以肯定，他們不可能把關鍵的時間段暴露得那麽明顯。警察們也讚同，知道死亡時間的人越少越好——這樣在審訊開庭的時候會有所幫助，比如可能會有人刻意為兩點鍾做不在場的證明。
哈麗雅特和安東尼一起回去了，依然不知道她該怎樣判斷這個叫達·索托的家夥。才剛剛兩點十五分，她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下一步的新計劃，她已經想好了這個新計劃。她把一些衣物裝在手提箱裏，要去會一會保羅·亞曆克西斯的房東拉法蘭克夫人。
那座寄住的寓所看上去很廉價，為她打開門的就是這位黃銅色頭發的著名人士。她裹著一身粉紅色的睡衣，腿上套著抽絲抽得嚴重的劣質絲襪，綠色天鵝絨的拖鞋，抹著厚厚一層粉的脖子上還戴著一串人工琥珀項鏈，那琥珀大得像鴿子蛋一樣。“早上好，”哈麗雅特說，“我想找一個房間。”
“您是專業的，親愛的？”
她很想回答“是的”，但這樣又不保險。拉法蘭克夫人似乎不知道專業這個詞除了用在舞者身上，還可以形容寫小說的那些人。不過，哈麗雅特在威利伍康伯越來越知名了——她可不能指望永遠隱瞞自己的身份。
“不是的，”她說，“我寫小說。其實，拉法蘭克夫人，我就是上個星期發現保羅·亞曆克西斯先生屍體的那個人。我一直住在輝煌大酒店，但那裏實在太貴了，我想如果你的房間還有空餘的話，也許我可以搬到這裏來住。”
“很好啊！”拉法蘭克夫人說。她把門又開大了一些，但似乎還是在懷疑和好奇之間猶豫不定，“很好！我不知道該說什麽了。你不是記者吧？”
“哦，親愛的，我不是，”哈麗雅特回答。
“因為，”拉法蘭克夫人說，“要跟那些家夥打交道的話，你永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我隻要和他們在一起就怕得要死，他們總喜歡把鼻子伸到我的私事裏嗅來嗅去。但當然了，盡管你幫不上什麽忙，卻還是會很好奇的，畢竟是你發現他的，可憐的孩子。進來吧，我穿著睡衣你可別介意。如果我不忙來忙去把我的姑娘看好的話，天知道她會幹些什麽。整個早上都沒有時間來梳洗打扮。你會在這間房裏住多久呢？”
“我不是很清楚。這取決於審訊庭什麽時候開。”
“哦，是啊，他們得先找到他的屍體，是不是？可憐的孩子。你要知道，我的心髒特別脆弱，整晚整晚不能睡覺，想的都是他的屍體被海水衝刷的樣子。小心煤桶，親愛的！不知道跟我姑娘說了多少次，不要把它放在樓梯上。第二層的這個房間很不錯——是這寓所裏最好的一間了，你會覺得這張床很舒服的。可憐的保羅·亞曆克西斯覺得這裏就像他的家一樣，我也覺得他像是我的兒子。”
拉法蘭克夫人走上樓去，綠色拖鞋拍打著樓梯，襪子後跟處的大洞一覽無遺。
“這兒，親愛的！”拉法蘭克夫人把門推開說，“我敢肯定你在威利伍康伯找不到更好的了，這裏很方便又很安靜，你可以專心寫作。我已經把一切都清理好了，他的衣服之類的東西都拿走了，如果你不喜歡他的書或者別的什麽東西，我可以把它們放到一邊，並不麻煩。但是我敢說你不會介意它們的。他又不是死在這個房間，是不是？我也可以肯定，亞曆克西斯先生這樣的紳士不可能在別人的住所幹這種可怕的事。發生那種事的確會給一個地方帶來不好的名聲。盡管我們盡量讓房客們舒適，但有些事不是我們女人能控製的，而且我們還很容易成為被責怪的對象。不過對於這些書來說——當然，如果它們會傳染疾病的話，警察們肯定會把它們毀了——我也不知道它們現在應該歸誰所有，警察們也沒告訴我。但我可以告訴你，應該把這些書繼續放在這裏，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像母親一樣對待他，把書留在這裏是應該的。這些書肯定不會傳染疾病的。他從來都沒生過什麽病，他的身體一直很好，除了關節疼以外。關節疼的時候，他有時得臥床休息，那種疼痛也很讓他痛苦。我的心都在為他流血，他吃了那麽多止疼藥，數量說出來能嚇你一跳，但他從來都不找醫生。不過，我也沒覺得這有什麽不對，我姐姐就有風濕疼，她花了不少工夫找醫生，接受電療，但什麽效果都沒有，她的膝蓋腫得像南瓜那麽大，而且她的下肢一點都不能動了，這對她那種職業的女人來說實在太殘酷了——她那時是個秋千演員。如果你哪天想看的話，我的房間裏有她的照片，親愛的。還有她的那些老朋友在葬禮上送的花圈也很漂亮。那些花圈把整個靈柩都蓋住了，得要一個超大的馬車才能裝下。其實我就是想說，如果你不喜歡那些書，我就把它們拿走。我可不願讓那個叫威爾頓的女人或者蕾拉·加蘭德那個小騷貓過來拿走它們。”
房間很舒服，寬敞通風，也很幹淨，與哈麗雅特從拉法蘭克夫人的外表所推測出來的完全不同。當然，家具有些難看，盡管破舊了些，但還很結實，而且擺放有序。那些書同昂佩爾蒂偵探描述的一模一樣：大部分都是小說，還是那種廉價的版本，有一些是俄國的平裝書，還有關於俄國宮廷的成套書。先前那位房客唯一讓人為之一振的遺物是在床上掛著的漂亮小肖像——一定很古老，可能還很值錢。
哈麗雅特同拉法蘭克夫人就租住條款進行了一段時間不短的討價還價，她最終的勝利是，十二先令一周的房租，或者兩個半幾尼——拉發蘭克夫人擔供全部用度。
“我可不是對每個人都答應這個條件的。”拉法蘭克夫人說，“主要是因為我看你挺安靜的。如果說在這間寓所裏，我最不願意看到什麽，那就是麻煩。我也知道這件可怕的事對任何人來說都已經是足夠大的麻煩了。至少對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她喘了一口氣，坐在床上，似乎在證明這打擊還沒有結束，“我真的十分喜歡可憐的亞曆克西斯先生。”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歡他。”
“那麽體貼的男孩，”拉法蘭克夫人繼續說，“他的行為舉止像是一個王子。有很多次，我的姑娘或者別的房客把我搞得心煩意亂時，他會說：‘高興起來，媽媽。’——他們都這樣叫我——‘高興起來，媽媽。喝一點雞尾酒，一切會好起來的。’他真的就像我的兒子一樣。”
不管哈麗雅特對這個感人的回憶有什麽想法，但這跟她曾聽人描述過的保羅·亞曆克西斯完全不一樣，她沒有忽視這一點小細節。
“現在想來一杯嗎？”她提議說。
“當然好啦，”拉法蘭克夫人說，“不過我可不是那個意思。好啊！親愛的，你簡直好得沒邊了，但我這個時候不能喝酒……不過拐角處那個巨龍酒吧裏的酒還可以喝一點。去那家酒吧很方便，喝一點杜鬆子酒肯定能讓你晚飯吃得更好。”
拉法蘭克夫人把哈麗雅特擠到一旁，把頭伸到樓梯邊，喊她的姑娘去巨龍酒吧買一點上等的杜鬆子酒。
“他們認識我，”她眨了眨眼睛又加了幾句，“那些一瓶半瓶的規矩多荒唐啊。如果他們不認識你的話，還沒等你反應過來，他們已經來找你的麻煩了。你會覺得，他們是想利用這國會法令讓大家喝醉，是不是？一會兒這件事一會兒那件事，然後警察就把鼻子伸過來問東問西——搞得好像我的出租寓所管理得很不好似的——他們也知道，我在這裏已經有二十年了，從來沒有人抱怨過什麽——現在這個世道，一個體麵的女人想獨善其身真是很困難的。有件事我可以打包票——我從來都沒怠慢過任何房客。我的房子就像他們的家一樣，親愛的，你也會這麽覺得的。”
“好的，先生。那是謝菲爾德的刀刃，白色的刀柄，最初是從傑米恩街的一個商人那兒流出來的。是把好剃須刀，但磨損得比較厲害。我去了威利伍康伯，但那裏沒有什麽工作機會，隻有輝煌大酒店那邊的莫裏頓說他將來可能會需要人手。然後我就去了萊斯頓·霍伊，我已經對你說過了。在那裏試了一兩家之後，我又回到了這裏，又試著去莫裏頓理發店碰碰運氣，但他說他已經雇人了。如果你去問他的話，他可以做證。到處都沒有工作可做，我當時情緒很低落。”
布萊特先生停頓了一會兒，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那是上個星期一，先生。在星期二晚上，我去了海邊——就在那邊，在小鎮的盡頭那邊，我在椅子上坐著，好好反思。慢慢就到了午夜。”現在他的語句要流暢一些了，一杯威士忌果然對他有用處。“我看著海麵，摸著口袋裏的剃須刀，一邊懷疑我到底還值不值得這樣掙紮下去。我當時很壓抑，錢幾乎快用光了。一邊是海，一邊是剃須刀。你可能會覺得對一個理發師來說，用剃須刀是件很簡單自然的事，但我可以告訴你，先生，為那種目的來使用剃須刀，對我來說太可怕了。但是海——衝刷著輝煌大酒店的牆壁——似乎在召喚我，你們理解我的意思吧。那海聽起來仿佛是在說：‘卷走他，卷走他，卷走他，比爾·辛普森。’那聲音既迷人又可怕。不過我一直也很害怕淹死。窒息，憋悶又無助，然後你眼睛裏都是綠色的水——每個人都會做自己的噩夢，那就是我的噩夢。好了，我在那裏坐了一會兒，想下定決心。這時我聽到有人走過來，然後一個年輕的家夥過來坐在我身邊。我記得，他穿著晚禮服，還有一件外套和軟帽。黑色的胡須——那是我最先注意到的東西，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的年輕男子不經常留胡須，除非他是個藝術家，也許。然後我們開始交談——我想他先給我遞來了一支雪茄。那是一種俄國的雪茄，外麵包著紙。他說話的口吻很友善，我也不知道為什麽，竟然對他和盤托出了我的困惑。勳爵閣下，您知道那種情況，有時，你會向一個陌生人傾吐你永遠不可能和熟人說的話。我當時的感覺是，他自己也並不是很快樂。我們談了很久很久，關於人生多麽可悲。他說他是一個俄國人，是一個流亡者，他告訴我他小時候經曆的那些遭遇，還有許多關於‘神聖俄國’和蘇維埃的東西，似乎他很在意這些事。還有一個女人——似乎他和他最愛的女孩之間有什麽麻煩。然後他說他隻希望自己的困難能和我的困難一樣容易解決，還說我應該振作起來，重新開始。‘你把那把剃須刀給我，’他說，‘離開這裏，好好想一想。’我說剃須刀是我的謀生工具，他笑著說：‘就你現在的情緒狀況來看，這更像是你的死亡工具。’他說話的方式那麽有趣，反應迅速，有些詩人的感覺。所以他給了我一些錢——是五個英鎊，國庫發的那種紙幣——我就把剃須刀給了他。‘先生，你要剃須刀幹什麽？’我說，‘它對你來說沒有用。’‘我總會用到它的，’他說，‘你不用怕。’然後他笑了，把剃須刀放在口袋裏。接著他站起來說：‘真有意思，我們應該再找個晚上聚一聚，’還說什麽：‘兩個不同的人，卻分享同一種煩惱。’然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振作起來，走的時候還很愉快地對我點了一下頭，我就再也沒見過他了。我真希望當時就知道他要那把剃須刀幹什麽，那樣我就不可能給他了，但是！我問你們，我怎麽會知道，先生們？”
“聽起來似乎是保羅·亞曆克西斯，就是他。”溫西若有所思地說。
“我想，他並沒有告訴你他是誰？”哈迪問。
“沒有，他沒說；但他說他是某個酒店的職業舞伴，對於一個應該在自己國家當王子的男人來說，這難道不是一種地獄般的生活嗎——為了幾個便士跟又老又醜的女人談情說愛。他聽起來很有苦衷。”“好了，”溫西說，“我們非常感謝你，布萊特先生。這似乎就能把一切問題解釋得清清楚楚。我想你得跟警察們交代這個故事。”提到警察的時候，布萊特先生看起來很緊張。“最好現在就去，把事辦完，”溫西起身站起來說，“反正你要麵對的，小夥子！整件事情裏你沒有任何可擔心的地方。”理發師勉強同意了，把他灰白的眼睛盯在薩利·哈迪的身上。
“這個故事聽起來還可以，”哈迪說，“但我們得檢查你故事的真實性，你要知道。有可能這是你編出來的。但如果警察可以證實你說的話——他們反正都要去證實——那你就能得到一張肥肥的支票，能讓你過上相當一段時間。最重要的是，”薩利一邊去拿威士忌一邊說，“永遠不要讓你的弱點影響到你的工作。”他把酒瓶的塞子拔了出來，想了一想，又給理發師倒了一杯。格萊謝爾警長聽到布萊特的故事非常高興，昂佩爾蒂偵探也是一樣，他一直都是自殺理論的信奉者。
“我們很快就能把事情查清楚，”昂佩爾蒂自信地說，“我們會去查這個布萊特的行蹤，但他說的大概都是真的，這些細節跟那個在斯漢普頓的人說的很吻合。我們會關注這個布萊特的。他把他在威利伍康伯的地址告訴了我們，並保證會留在這裏，因為，審訊的時候會需要他——等我們要召開審訊庭的時候。屍體一定很快就會出現了，我不理解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找到。它已經在水裏泡了五天了，不可能永遠都在水裏的。屍體先是會浮起來，你要知道，然後又沉下去，但當氣體開始成形的時候又會浮上來。我看到過鼓得像氣球一樣的屍體。一定會在什麽地方找到的；今天下午我們會在磨刀礁林一帶進一步搜索，肯定過不了多久就會找到屍體的，那樣就好辦多了。沒有屍體而進行調查，讓人感覺很愚蠢。”“滿意了？”當溫西從警察局回來的時候，哈迪說。他已經在電話上向報社匯報了這個故事，現在正在用幾塊餅幹犒勞自己。
“應該是，”勳爵閣下回答說，“隻有一件事情讓我放不下，薩利，那就是，如果我想專門為這個案子來編造一個故事，這正是我會編造的那種故事。我在想，那個星期四下午兩點鍾，這個布萊特先生在哪兒。”
“你真是個固執的惡魔，”哈迪先生說，“事實是，你對謀殺案太熱衷了，在任何地方都能嗅到謀殺的味道。算了吧。”溫西沉默了，但當他離開薩利·哈迪之後，從口袋裏掏出一頁紙，上麵的標題是“潮汐表格”，他認真地研究著這張表。“我就是這麽想的。”他說。
他拿出一張紙，開始寫那個該注意的事和該去做的事的表格，在威廉·布萊特的名下。表格裏包括了布萊特故事的內容，還有他與警察的談話；但在左邊的那一欄最後的地方，他寫下了這樣的句子：
他說潮汐敲打著輝煌大酒店的牆，似乎是在詩意地召喚他，聽起來很有說服力。但在六月十六日星期二的午夜，潮汐不可能敲打輝煌大酒店的牆。那時的潮汐退到了最低點。
在右欄裏他寫：
監視他。想了一會兒之後，他又拿出一張幹淨的紙，給倫敦警署的總探長帕克寫信，問他關於布爾什維克的信息。你永遠都不能輕易確定。世上發生過許多離奇的事——比布爾什維克陰謀更離奇的事情。他在信裏提到了哈維蘭德·馬丁和他的銀行賬戶。用布爾什維克這個借口，帕克也許有辦法撬開銀行經理的嘴。格萊謝爾警長也許不喜歡對他自己轄區的這種挑釁——但帕克和彼得勳爵的姐姐結婚了，一個人難道不可以給自己的姐夫寫私人信件嗎？
第十五章 情人和房東的證據
你對宮闈內的激情是如此熟練，並有一顆被丘比特之箭射穿的多情而嚴重受傷的心。
——《死亡笑話集》這是什麽？你難道沒有看見那白色的痙攣從眼皮裏逃出，從他的臉上劃過？紙裏正包著它的惡果。
——《碎片》
星期二，六月二十三日與此同時，哈麗雅特的小說進展得並不是很好。令人頭疼的不僅僅是市鍾——或者應該稱呼它為牢獄之鍾——還因為按照編輯的要求，這時候她得讓她的女英雄和偵探的朋友開始點曖昧情節了。現在，對於一個戀愛經曆如此令人失望的人，一個正在被求婚者糾纏不休的人，更重要的是一個正忙於調查一件和自己無關、以暴力和血跡終結的不純潔的愛情事件的人來說，她沒有情緒靜坐下來歡快地書寫兩個純潔的人在玫瑰園裏牽手的情節。哈麗雅特煩躁地搖了搖頭，繼續紮進她無奈的工作裏去。
“我說，貝蒂，我想你一定覺得我是一個蠢人。”
“但我一點都不覺得你愚蠢，你這個笨蛋。”
大概連《每日簡訊》的讀者都不會覺得這個有趣吧。哈麗雅特覺得不會。不過，還是繼續寫吧。現在，女孩該說一些鼓勵的話了，不然那個結結巴巴的低能兒永遠都不敢戳破窗戶紙。
“我想你做這一切來幫助我簡直太好了。”
這就是她，這一堆感恩之類的東西都冷冷地堆砌在這個可憐姑娘的麵前。但貝蒂和傑克都是在講假話，因為他們兩個都知道其實是羅伯特·坦普爾頓在做所有的事情。管它呢。
“你這麽說就好像世界上還有什麽事情我不願意為你做——貝蒂！”
“這個，傑克？”
“貝蒂——親愛的——我想你不可能——”
哈麗雅特最終總結她不能——不可能。她拿起話筒，給電報站打了一通電話，口述了一條簡短而直接的消息給讓她苦惱的出版社：“告訴布托我絕對拒絕在書裏描寫感情——範內。”
之後她感覺好了一些，但繼續寫下去是絕對不可能的。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做嗎？有。她又抓起了話筒，要求接酒店辦公室。現在有沒有可能找到m.安東尼先生呢？
管理人員似乎已經很習慣幫客人找安東尼了。他們有個電話號碼，應該能通過這個找到他——的確找到了。m.安東尼能不能幫範內小姐聯係到蕾拉·加蘭德小姐和達·索托先生？當然可以，再簡單不過了。達·索托先生正在冬日花園演奏，這個時候早間音樂會應該剛剛結束。加蘭德小姐很可能會和他一起用午餐。不管怎樣，如果範內小姐願意的話，他可以給她打電話，和她一起到冬日花園來。m.安東尼真是太好了。完全不用這麽說，能幫到她很榮幸；那十五分鍾後？沒問題。
“告訴我，安東尼，”當他們的出租車開出輝煌大酒店的時候，哈麗雅特說，“你是個很有經驗的人，在你看來，愛是最重要的東西嗎？”
“它是很重要的，小姐，但要說最重要嘛，就不是了！”
“那什麽是最重要的呢？”
“小姐，我坦白地告訴你，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心靈才是上帝最好的禮物。當我看到那麽多身體健康的人糟蹋自己，用毒品、酒精和愚蠢來扭曲自己，我就會很生氣。他們應該把這些事情留給那些生活完全沒有希望的人去做。”
哈麗雅特完全不知道該怎麽回答，這些話語有太多個人的、悲劇的色彩。幸運的是，安東尼並沒有在等待她的回答。
“愛！那些女士們過來跳舞，很激動，渴望愛，並認為愛就是幸福。她們告訴我她們內心的痛苦——她們根本就沒有痛苦，隻不過太笨太自私太懶了。她們的丈夫不忠誠，情人又離開了，她們怎麽說？她們難道會說，我有兩隻手，兩隻腳，所有的器官都健全，我要開創自己的人生？不會的。她們會說，給我大麻，給我雞尾酒，給我興奮，給我舞男，給我愛！就像一頭羔羊在田野裏低聲哭泣。”
哈麗雅特笑了。
“你是對的，安東尼先生。我也不覺得愛情有那麽重要。”
“但你得懂我的意思，”安東尼像大多數法國人一樣，骨子裏依然是向往嚴肅的家庭生活的，“我並沒有說愛不重要。跟一個可愛的人結婚，生一群健康漂亮的孩子，這樣的愛無疑是讓人愉悅的。比如說，那個彼得·溫西勳爵，他顯然就是一個正直完美的——”
“哦！不要說他了！”哈麗雅特急忙打斷了他的話，“我不是在想他。我是在想保羅·亞曆克西斯以及我們要見的那兩個人。”
“哈！那是不同的。小姐，我想你很清楚，不重要的愛和重要的愛之間的不同。但你也知道，有人會用重要的愛去愛一個不重要的人。而且，當一個人心靈不正常或者身體有疾病的時候，做起傻事來甚至都不需要愛的鼓動。比如說，如果我殺了我自己，那有可能是因為無聊、厭倦，或者因為我頭疼、胃疼，或者因為我不再能保住我的一等位置，又不甘心淪入三流。”
“我希望你不是真想這麽幹。”
“噢，有一天也許我會殺了我自己，”安東尼興奮地說，“但不會是因為愛，不可能。我也不可能變得那麽沮喪。”
出租車到了冬日花園。哈麗雅特對如何支付出租車費有些猶豫不決，不過很快她就意識到安東尼的感覺也是一樣的。她和他一起來到音樂廳門口，幾分鍾後，他們同蕾拉·加蘭德以及路易斯·達·索托會合了——一個完美的金發女郎和一個完美的花花公子。他們兩個人都很有禮貌、很有教養，現在唯一的問題是，當哈麗雅特和他們坐在同一張桌子旁的時候，如何從他們那裏得到可靠的消息。蕾拉顯然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並且堅持著自己的看法。保羅·亞曆克西斯是一個“特別好心的男孩”，但“太浪漫了”。蕾拉離開他的時候曾經“難過萬分”，他“也非常難挨”，但不管怎麽樣，她對他的感情僅僅是同情和惋惜而已——他那時“那麽內向、那麽孤獨”。當路易斯出現的時候，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在哪裏。她的眼光像常青藤一樣繞上了達·索托先生，他也用纏綿的眼神作為回應。
“我對這一切感到特別遺憾，”蕾拉說，“因為親愛的保羅——”“他不是你親愛的，我的甜心。”“當然不是了，路易斯，隻是這個可憐的家夥已經死了。不管怎樣，我覺得很難過，因為似乎有什麽事情讓可憐的保羅一直很擔心。但他並不信賴我，一個男人不信賴你，一個女人該怎麽辦？那時我常常猜測，他是不是被什麽人勒索了。”
“為什麽？他缺錢嗎？”
“哦，是的，他的確缺錢。當然了，我對這個沒有任何意見；我不是那種女孩。不過，你要知道，一想到你的某位男性朋友被人勒索，這肯定讓人覺得很掃興。我的意思是說，女孩總是不知道，自己會不會攪進什麽不愉快的事裏。我是說，這讓人很不愉快，是不是？”
“的確很不愉快。他是從什麽時候開始變得那麽憂心忡忡的？”“讓我想想。大概是五個月前。是的，就是五個月前。我是說，從那些信開始送來的時候。”“信？”“是的，很長的信，信封上還有外國郵票。我想它們是從捷克斯洛伐克寄來的，或者某個同樣奇怪的地方。不過肯定不是俄國，因為我問過他，他說不是。我當時覺得很有意思，因為他說他從來沒有去過外國，除了很小的時候在俄國之外。當然了，還有美國。”
“你有沒有向任何別的人提起過這些信？”沒有。你要知道，保羅一直說如果我向外人提及的話，就會害了他。他說如果有任何東西泄露出去，布爾什維克會殺了他。我對他說：
‘我不知道你這麽說是什麽意思，我又不是布爾什維克，我根本都不認識那種人，你和我說一說到底有什麽壞處？’但現在他已經死了，布爾什維克不可能再害他了，是不是？而且，如果要我說的話，我根本不相信那是布爾什維克幹的。我是說，看起來不像，是不是？我對他說：‘如果你希望我永遠不提這個故事，那你的要求就太過分了。’但他就是不肯告訴我。當然，這件事給我們之間製造了一點隔閡。我是說，當一個女孩和一位男士是朋友的時候，比如我跟保羅，她理所應當得到一些他的信任和關照。“當然了，“哈麗雅特溫和地說，”他沒有對你完全坦白，這的確是他的錯。我在想，從你的立場來看，想知道那些信是誰寫的，這完全公正合理。“蕾拉輕輕地擺弄著一小塊麵包。”事實上，“她承認說，”有一次我的確偷偷窺視了一眼。我覺得我有權利這麽做。但那些信完全看不懂，一個字都看不懂。“信都是用外國話寫的嗎？“這個，我不知道。都是大寫字母，有些單詞裏一個元音字母都沒有。根本不可能把它們讀出來。“聽起來似乎是密碼。“安東尼說。”是的，我當時也是這麽想的。我當時覺得那真是太好笑了。“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哈麗雅特說，”一個普通的勒索犯是不會用密碼來寫信的。“噢，但他們為什麽不呢？我是說，他們也許是一個幫派，你要知道，就像那個故事一樣——《紫蟒的蹤跡》。你讀過嗎？紫蟒是一個土耳其的百萬富翁，他有一個秘密的住所，那裏有很多鋼鐵攔起來的屋子，還有豪華的會議間和色情奴隸——
“色情奴隸？”
“你知道，那些不是很有尊嚴的女人們。而且他在歐洲每個國家都有事務所，由他們來寫那些威脅信件。他用密碼給那些受害人寫信，用紫色墨水給信件簽上花體落款。最終這個秘密能被發現還是因為一個年輕英格蘭偵探的女朋友，為此她忍辱負重假扮成色情奴隸。最後這個偵探——其實是漢弗萊·奇林弗德勳爵——和警察及時趕到了，把她從紫蟒惡心的懷抱裏解救了出來。那真是一本驚險的書。保羅讀過很多那一類的書——我猜測他是不是想從書裏找出對付幫派勒索信的主意。他也喜歡電影。當然了，在那些故事裏麵，英雄永遠都是高高在上的，但可憐的保羅哪點都不像是個英雄。我有天對他說：‘這都很好，但我絕不相信你敢一個人在口袋裏揣著槍，冒險闖進一個擠滿黑幫打手的中國鴉片工廠，先被人像沙袋一樣打，然後猛然把身上的繃帶撕掉，抓住一個台燈來攻擊黑幫老大。你會怕疼的。’他的確是這樣的人。”
達·索托先生竊笑了幾聲，表示讚同。
“甜心，你說得太對了。可憐的亞曆克西斯曾是我的朋友，但我得說，勇氣這種東西是他絕對沒有的。我對他說，如果他不鬆手，讓蕾拉自己選擇自己的心上人，我會給他的下巴來一拳。我跟你說，他當時害怕得僵住了。”
“是的，”蕾拉說，“當然，如果一個男人都不能捍衛自己的尊嚴，那女孩也不可能尊重他。”
“太精彩了，”安東尼說，“而且這個家夥這麽內向，這麽溫順，居然用一把又大又醜的剃須刀把自己的喉嚨割了，這還都是因為你把他甩了。這真是難以置信。”
“我猜，你相信他的布爾什維克理論。”蕾拉覺得很生氣。
“我？我什麽都不相信。我是不可知論者。但我要說你對亞曆克西斯的描述並不是很理性的。”
“安東尼總愛說理性這個詞，”蕾拉說，“但我要說的是，人根本就不理性。看看人類所做的這些可笑的事，特別是男人。我一直覺得男人是徹頭徹尾矛盾的。”
“你說得沒錯，”達·索托先生說，“甜心，你說得再正確不過了。他們必須得這樣，不然他們就得不到像你這樣古靈精怪的女孩了。”“好了，但那些信件，”哈麗雅特說，絕望地想把交談帶回原來的主題，“一般多久來一封？”
“大概每個星期來一次，有時候更頻繁一些。他把它們鎖在一個小盒子裏。他當時也會回信，有時候當我過去看他，卻發現他把自己的門鎖起來了，老拉法蘭克說他在寫信，不想被人打攪。很自然，一個女孩不希望她的男朋友這樣。我的意思是，你會希望他在你的身上多放些注意力，而不是當你去看他的時候，他還把自己鎖起來寫什麽信。我是說，這種事女孩們是不可以諒解的。”
“你不能諒解，寶貝。”達·索托先生說。
安東尼笑了，嘴裏奇怪地嘟囔著：
但有人要進來嗎？
帶著我的卡珊德拉的消息，把門敞開，不要讓他等候，直接把他帶來見我。1
引自法國詩人比埃爾·德·龍薩的十四行詩，原文為法語。
哈麗雅特回了一個微笑給他，然後突然產生了一個想法。她問蕾拉：“最後一封信是什麽時候來的？”“我不知道。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之後，我跟他就不再是朋友了。但我想拉法蘭克夫人可以告訴你。拉法蘭克夫人沒有不知道的事情。”“你和亞曆克西斯關係還好的時候，你們住在一起嗎？”哈麗雅特紅著臉問。“當然不了，問一個女孩這種問題實在太唐突了吧。”“我是說，在同一所房子裏。”“不。我們以前經常見麵，但當然，在我和路易斯交往以後，我就跟保羅說，如果我們再也不見麵的話會好一些。你要知道，保羅是那麽喜歡我，路易斯會亂想的——是不是啊，路易斯？”“我發誓我肯定會的，甜心。”“關於這些信件，你有沒有告訴警察呢？”“沒，我沒有。”加蘭德小姐很堅定地回答說，“如果他們能好好問我的話，我也不是不會對他們說，但那個胖子昂佩爾蒂問話時的樣子，會讓你覺得我是個沒有自尊的女孩。所以我跟他說：‘我什麽都不知道，而且你也沒有任何證據是針對我的，除非你把我帶到你那個髒兮兮的警察局，並指控我，不然你沒理由逼我回答問題。’”加蘭德小姐一直平穩的口氣開始失去控製，變得急促而又尖銳，“我還說：‘而且這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因為我對保羅·亞曆克西斯根本一無所知，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見過他了。你可以隨便問誰，更重要的是，如果你非要這樣欺負一個自尊自重的女孩，你會給自己帶來麻煩的，皺巴巴腫兮兮的先生。現在你知道從哪裏滾出去了吧。’我就是那麽說的，幸虧我們這個國家還有法律來保護我這樣的女孩。”
“她是不是太厲害了？”達·索托先生一臉的仰慕。
在蕾拉·加蘭德這裏似乎收集不到更多的信息了，哈麗雅特對她的印象是“一個普通的拜金女，虛榮得像猴子一樣”。而達·索托看起來是很和善的，而且對於女孩離開亞曆克西斯，他似乎也沒有施加壓力。當然，對於這些國籍不明不白、偷偷摸摸的家夥，你永遠也搞不清楚。就在她這樣想的時候，達·索托拿出了他的表。
“女士們，先生們，我能先離開嗎？兩點的時候有一場彩排。星期二和星期四，例行公事。”
他鞠了一躬就離開了他們，走路的步伐既懶散又狂妄。他是刻意提到星期四的嗎，這樣別人就可以注意到十八日星期四，他有不在場的證明？但他為什麽會知道不在場證明需要的那個時間段？報紙還沒被允許披露這個特殊的細節，隻有在審訊庭開過後這個細節才有可能上報。而且真的有必要強調彩排嗎？建立在一支樂隊排練基礎上的不在場證明很容易設立也很容易被推翻。然後她突然想起了一個解釋：警察可能已經問過達·索托上個星期四的活動情況。但可以肯定，他們不可能把關鍵的時間段暴露得那麽明顯。警察們也讚同，知道死亡時間的人越少越好——這樣在審訊開庭的時候會有所幫助，比如可能會有人刻意為兩點鍾做不在場的證明。
哈麗雅特和安東尼一起回去了，依然不知道她該怎樣判斷這個叫達·索托的家夥。才剛剛兩點十五分，她有足夠的時間去進行下一步的新計劃，她已經想好了這個新計劃。她把一些衣物裝在手提箱裏，要去會一會保羅·亞曆克西斯的房東拉法蘭克夫人。
那座寄住的寓所看上去很廉價，為她打開門的就是這位黃銅色頭發的著名人士。她裹著一身粉紅色的睡衣，腿上套著抽絲抽得嚴重的劣質絲襪，綠色天鵝絨的拖鞋，抹著厚厚一層粉的脖子上還戴著一串人工琥珀項鏈，那琥珀大得像鴿子蛋一樣。“早上好，”哈麗雅特說，“我想找一個房間。”
“您是專業的，親愛的？”
她很想回答“是的”，但這樣又不保險。拉法蘭克夫人似乎不知道專業這個詞除了用在舞者身上，還可以形容寫小說的那些人。不過，哈麗雅特在威利伍康伯越來越知名了——她可不能指望永遠隱瞞自己的身份。
“不是的，”她說，“我寫小說。其實，拉法蘭克夫人，我就是上個星期發現保羅·亞曆克西斯先生屍體的那個人。我一直住在輝煌大酒店，但那裏實在太貴了，我想如果你的房間還有空餘的話，也許我可以搬到這裏來住。”
“很好啊！”拉法蘭克夫人說。她把門又開大了一些，但似乎還是在懷疑和好奇之間猶豫不定，“很好！我不知道該說什麽了。你不是記者吧？”
“哦，親愛的，我不是，”哈麗雅特回答。
“因為，”拉法蘭克夫人說，“要跟那些家夥打交道的話，你永遠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麽。我隻要和他們在一起就怕得要死，他們總喜歡把鼻子伸到我的私事裏嗅來嗅去。但當然了，盡管你幫不上什麽忙，卻還是會很好奇的，畢竟是你發現他的，可憐的孩子。進來吧，我穿著睡衣你可別介意。如果我不忙來忙去把我的姑娘看好的話，天知道她會幹些什麽。整個早上都沒有時間來梳洗打扮。你會在這間房裏住多久呢？”
“我不是很清楚。這取決於審訊庭什麽時候開。”
“哦，是啊，他們得先找到他的屍體，是不是？可憐的孩子。你要知道，我的心髒特別脆弱，整晚整晚不能睡覺，想的都是他的屍體被海水衝刷的樣子。小心煤桶，親愛的！不知道跟我姑娘說了多少次，不要把它放在樓梯上。第二層的這個房間很不錯——是這寓所裏最好的一間了，你會覺得這張床很舒服的。可憐的保羅·亞曆克西斯覺得這裏就像他的家一樣，我也覺得他像是我的兒子。”
拉法蘭克夫人走上樓去，綠色拖鞋拍打著樓梯，襪子後跟處的大洞一覽無遺。
“這兒，親愛的！”拉法蘭克夫人把門推開說，“我敢肯定你在威利伍康伯找不到更好的了，這裏很方便又很安靜，你可以專心寫作。我已經把一切都清理好了，他的衣服之類的東西都拿走了，如果你不喜歡他的書或者別的什麽東西，我可以把它們放到一邊，並不麻煩。但是我敢說你不會介意它們的。他又不是死在這個房間，是不是？我也可以肯定，亞曆克西斯先生這樣的紳士不可能在別人的住所幹這種可怕的事。發生那種事的確會給一個地方帶來不好的名聲。盡管我們盡量讓房客們舒適，但有些事不是我們女人能控製的，而且我們還很容易成為被責怪的對象。不過對於這些書來說——當然，如果它們會傳染疾病的話，警察們肯定會把它們毀了——我也不知道它們現在應該歸誰所有，警察們也沒告訴我。但我可以告訴你，應該把這些書繼續放在這裏，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裏，我像母親一樣對待他，把書留在這裏是應該的。這些書肯定不會傳染疾病的。他從來都沒生過什麽病，他的身體一直很好，除了關節疼以外。關節疼的時候，他有時得臥床休息，那種疼痛也很讓他痛苦。我的心都在為他流血，他吃了那麽多止疼藥，數量說出來能嚇你一跳，但他從來都不找醫生。不過，我也沒覺得這有什麽不對，我姐姐就有風濕疼，她花了不少工夫找醫生，接受電療，但什麽效果都沒有，她的膝蓋腫得像南瓜那麽大，而且她的下肢一點都不能動了，這對她那種職業的女人來說實在太殘酷了——她那時是個秋千演員。如果你哪天想看的話，我的房間裏有她的照片，親愛的。還有她的那些老朋友在葬禮上送的花圈也很漂亮。那些花圈把整個靈柩都蓋住了，得要一個超大的馬車才能裝下。其實我就是想說，如果你不喜歡那些書，我就把它們拿走。我可不願讓那個叫威爾頓的女人或者蕾拉·加蘭德那個小騷貓過來拿走它們。”
房間很舒服，寬敞通風，也很幹淨，與哈麗雅特從拉法蘭克夫人的外表所推測出來的完全不同。當然，家具有些難看，盡管破舊了些，但還很結實，而且擺放有序。那些書同昂佩爾蒂偵探描述的一模一樣：大部分都是小說，還是那種廉價的版本，有一些是俄國的平裝書，還有關於俄國宮廷的成套書。先前那位房客唯一讓人為之一振的遺物是在床上掛著的漂亮小肖像——一定很古老，可能還很值錢。
哈麗雅特同拉法蘭克夫人就租住條款進行了一段時間不短的討價還價，她最終的勝利是，十二先令一周的房租，或者兩個半幾尼——拉發蘭克夫人擔供全部用度。
“我可不是對每個人都答應這個條件的。”拉法蘭克夫人說，“主要是因為我看你挺安靜的。如果說在這間寓所裏，我最不願意看到什麽，那就是麻煩。我也知道這件可怕的事對任何人來說都已經是足夠大的麻煩了。至少對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她喘了一口氣，坐在床上，似乎在證明這打擊還沒有結束，“我真的十分喜歡可憐的亞曆克西斯先生。”
“我相信你一定很喜歡他。”
“那麽體貼的男孩，”拉法蘭克夫人繼續說，“他的行為舉止像是一個王子。有很多次，我的姑娘或者別的房客把我搞得心煩意亂時，他會說：‘高興起來，媽媽。’——他們都這樣叫我——‘高興起來，媽媽。喝一點雞尾酒，一切會好起來的。’他真的就像我的兒子一樣。”
不管哈麗雅特對這個感人的回憶有什麽想法，但這跟她曾聽人描述過的保羅·亞曆克西斯完全不一樣，她沒有忽視這一點小細節。
“現在想來一杯嗎？”她提議說。
“當然好啦，”拉法蘭克夫人說，“不過我可不是那個意思。好啊！親愛的，你簡直好得沒邊了，但我這個時候不能喝酒……不過拐角處那個巨龍酒吧裏的酒還可以喝一點。去那家酒吧很方便，喝一點杜鬆子酒肯定能讓你晚飯吃得更好。”
拉法蘭克夫人把哈麗雅特擠到一旁，把頭伸到樓梯邊，喊她的姑娘去巨龍酒吧買一點上等的杜鬆子酒。
“他們認識我，”她眨了眨眼睛又加了幾句，“那些一瓶半瓶的規矩多荒唐啊。如果他們不認識你的話，還沒等你反應過來，他們已經來找你的麻煩了。你會覺得，他們是想利用這國會法令讓大家喝醉，是不是？一會兒這件事一會兒那件事，然後警察就把鼻子伸過來問東問西——搞得好像我的出租寓所管理得很不好似的——他們也知道，我在這裏已經有二十年了，從來沒有人抱怨過什麽——現在這個世道，一個體麵的女人想獨善其身真是很困難的。有件事我可以打包票——我從來都沒怠慢過任何房客。我的房子就像他們的家一樣，親愛的，你也會這麽覺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