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列寧和斯大林最後決裂
斯大林傳(斯大林偽造曆史) 作者：[蘇]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是的，我和列寧之間有過分歧。但是斯大林根據這些東西來歪曲我們關係的一般性質的企圖，一碰到我所提到的時期中的一些事實，就化作蜜粉；在這個時期中，我已經說過，決定問題不是用不留記錄的談話和投票，而是用通信的方式；這也就是列寧第一次和第二次患病之間的時期。其間的事實概括起來如下：
（一）在民族問題上，列寧準備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攻擊。關於這件事，是列寧的秘書以他的名義拜在他的指示下告訴我的。她重複得次數最多的一句話是：“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正在準備一枚攻擊斯大林的炸彈。”
（二）列寧在論工農檢查院的文章裏說：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搞得更壞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什麽要求可提。……一個人民委員部，如果工作馬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並且說話毫無威信，那又何必組織它呢？……
“我要問一問工農檢查院現在的領導人或任何與之有關的人，他能不能具體地告訴我，像工農檢查院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有什麽用處呢？”[72]
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間，斯大林始終是工農檢查院的首腦。列寧在這裏的打擊完全是針對他的。
（三）同一篇文章說：
“（官僚主義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裏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裏也有）。”[73]
這些話本身已經夠清楚了，如果把它們同我在上麵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之間的最後談話聯係起來，意思就特別尖銳；在那次談話裏，他說到我們組織一個集團來反對作為官僚主義發源地的組織局。括號中的列寧式的樸實語言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四）關於遺囑不需要多說。其中充滿對斯大林，對他的粗暴和不忠順的喪失信任。其中說到斯大林可能濫用權力以及因此引起的黨的分裂的危險。從遺囑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組織結論是：“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調開。”
（五）最後，列寧在世時所寫的——或者不如說所口授的——最後一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斷絕和他之間一切同誌關係的信。加米涅夫同誌在這封信寫成的同一天夜裏（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訴了我這件事。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加米涅夫同誌述說過這封信。瑤·伊·烏裏揚諾娃[74]的證詞的速記記錄證實了這封信的存在。
季諾維也夫同誌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上曆數列寧給斯大林的“警告”時說：
“第三個警告是這樣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斷絕了和他之間的一切同誌關係。”[75]
瑪·烏裏揚諾娃試圖把事情說成是，列寧在逝世前給斯大林的最後一封信中聲明斷決一切同誌關係這件事，是由個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難道有必要指出，列寧的個人動機永遠產生於政治的、革命的、黨的原因嗎？“粗暴”和“不忠順”也是個人品質。但是列寧卻在這上麵警告黨，不是為了“個人的”原因，而是為了黨的原因。列寧斷絕和斯大林間的一切同誌關係的信有著完全相同的性質。那封信是在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以後和在遺囑以後寫的。要減低列寧最後這封信的道義分量的圖謀，一直在煞費心機地進行著。可是黨有權利知道這封信！
這就是事實真相。這就是斯大林怎樣地在欺騙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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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同上書，第449頁。——中譯者注。
[73] “有關這個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瑪·伊·烏裏揚諾娃在聯席全會主席團上的聲明。（瑪·伊·烏裏揚諾娃是列寧的姐姐。——英譯者注。）
[74] 速記記錄，第一號，第32頁。
[75] 速記記錄，第四號，第104頁。
[76] 讀者如果有興趣追索此後的反斯大林官僚主義陰謀的鬥爭史，可以再我的小冊子《列寧逝世以後》中找到有確實文件證明的這段曆史。我的書的最初幾章現在時多餘的了，因為托洛茨基在這裏已經把我隻提供了一個準確梗概的那些文件全部披露出來。但是，他也用和我同樣的方式解釋這些文件。因此，由於我的書的出發點得到了這樣的肯定，所以它的主體部分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是列寧逝世後俄國共產黨內最重大事件的現存的唯一曆史。——英譯者注。
（一）在民族問題上，列寧準備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對斯大林進行一次決定性的攻擊。關於這件事，是列寧的秘書以他的名義拜在他的指示下告訴我的。她重複得次數最多的一句話是：“弗拉基米爾·伊裏奇正在準備一枚攻擊斯大林的炸彈。”
（二）列寧在論工農檢查院的文章裏說：
“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搞得更壞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什麽要求可提。……一個人民委員部，如果工作馬馬虎虎，得不到任何人信任，並且說話毫無威信，那又何必組織它呢？……
“我要問一問工農檢查院現在的領導人或任何與之有關的人，他能不能具體地告訴我，像工農檢查院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實際上有什麽用處呢？”[72]
在革命後的最初幾年間，斯大林始終是工農檢查院的首腦。列寧在這裏的打擊完全是針對他的。
（三）同一篇文章說：
“（官僚主義不僅在蘇維埃機關裏有，而且在黨的機關裏也有）。”[73]
這些話本身已經夠清楚了，如果把它們同我在上麵引述的我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之間的最後談話聯係起來，意思就特別尖銳；在那次談話裏，他說到我們組織一個集團來反對作為官僚主義發源地的組織局。括號中的列寧式的樸實語言完全是針對斯大林的。
（四）關於遺囑不需要多說。其中充滿對斯大林，對他的粗暴和不忠順的喪失信任。其中說到斯大林可能濫用權力以及因此引起的黨的分裂的危險。從遺囑的所有性格描述中引出的唯一組織結論是：“把斯大林從總書記的位置調開。”
（五）最後，列寧在世時所寫的——或者不如說所口授的——最後一封信，是給斯大林的斷絕和他之間一切同誌關係的信。加米涅夫同誌在這封信寫成的同一天夜裏（一九二三年三月五——六日）告訴了我這件事。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加米涅夫同誌述說過這封信。瑤·伊·烏裏揚諾娃[74]的證詞的速記記錄證實了這封信的存在。
季諾維也夫同誌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全會上曆數列寧給斯大林的“警告”時說：
“第三個警告是這樣的：一九二三年初，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在給斯大林的一封私人信中，斷絕了和他之間的一切同誌關係。”[75]
瑪·烏裏揚諾娃試圖把事情說成是，列寧在逝世前給斯大林的最後一封信中聲明斷決一切同誌關係這件事，是由個人的原因而不是政治的原因引起的。難道有必要指出，列寧的個人動機永遠產生於政治的、革命的、黨的原因嗎？“粗暴”和“不忠順”也是個人品質。但是列寧卻在這上麵警告黨，不是為了“個人的”原因，而是為了黨的原因。列寧斷絕和斯大林間的一切同誌關係的信有著完全相同的性質。那封信是在關於民族問題的信以後和在遺囑以後寫的。要減低列寧最後這封信的道義分量的圖謀，一直在煞費心機地進行著。可是黨有權利知道這封信！
這就是事實真相。這就是斯大林怎樣地在欺騙黨。[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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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同上書，第449頁。——中譯者注。
[73] “有關這個事件的文件是存在的。”——引自瑪·伊·烏裏揚諾娃在聯席全會主席團上的聲明。（瑪·伊·烏裏揚諾娃是列寧的姐姐。——英譯者注。）
[74] 速記記錄，第一號，第32頁。
[75] 速記記錄，第四號，第104頁。
[76] 讀者如果有興趣追索此後的反斯大林官僚主義陰謀的鬥爭史，可以再我的小冊子《列寧逝世以後》中找到有確實文件證明的這段曆史。我的書的最初幾章現在時多餘的了，因為托洛茨基在這裏已經把我隻提供了一個準確梗概的那些文件全部披露出來。但是，他也用和我同樣的方式解釋這些文件。因此，由於我的書的出發點得到了這樣的肯定，所以它的主體部分仍然是很重要的。它是列寧逝世後俄國共產黨內最重大事件的現存的唯一曆史。——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