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在十月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斯大林傳(斯大林偽造曆史) 作者：[蘇]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茨基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關於我參加十月革命的情形，你們在《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釋裏可以讀到下麵的一段話：
“在彼得堡蘇維埃的多數轉入布爾什維克手中以後，托洛茨基被選為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他在這個地位上組織和領導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義。”[19]
這裏有多少是真實的，多少是虛假的，讓黨史局——假使不是現在這個黨史局，那麽就讓將來某個黨史局決定吧。前些時候斯大林同誌絕對否認上麵那段話，他這樣說：
“但是必須說，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沒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當時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隻是執行了領導他的每一個行動的相應的黨機關的意誌。”[20]
下麵接著說：
“因為托洛茨基同誌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內比較後起的人物，他無論在黨內或在十月起義中都沒有而且不可能起什麽特殊作用。”
在提出這些證言的時候，斯大林忘記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說的話；這就是說，正當革命一周年的時候，那時事實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記憶猶新。甚至在那時，斯大林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他如此規模宏偉地進行的反對我的活動。但是那時他不得不比現在小心和隱蔽地進行。下麵是他那時寫在《真理報》[21]上的東西，題目是：《黨最傑出的領袖們的作用》：
“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確定地說，黨應該把衛戍部隊迅速轉到蘇維埃方麵，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托洛茨基同誌。”
這些話今天聽來絕對不會有人相信是從斯大林嘴裏說出的，這些話絕不是為了讚揚而作的誇大——相反，斯大林當時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談那方麵。
很久以前就有人說過：誠實人有這個好處，他即使記性不好，但從來不會自相矛盾。一個不忠誠、無原則和不正直的人，必須經常記住他過去說了些什麽，以免使自己丟臉。
斯大林同誌在雅羅斯拉夫斯基之流幫助下，正在試圖編造關於十月起義的組織工作的新曆史，他們以這個事實為基礎：黨建立了一個“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的實際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這個中心的成員。列寧呢，也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單單這個事實就表明，這個委員會隻有從屬機構的作用，它沒有發揮任何獨立的作用。現在編造關於這個委員會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它的全體成員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烏裏茨基。”[22]不管挖掘垃圾是多麽不愉快，但作為當時事件的直接參加者和目睹者，我必須提出下述的證言：
列寧的作用當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證明。斯維爾德洛夫我是常見麵的，並且我常常征詢他的意見和向他要人來幫助我。加米涅夫同誌，眾所周知，他當時持有特殊的立場，這種立場的錯誤[23]，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承認了，不管怎樣，他積極地參與了革命中的大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總部裏，度過從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這個決定性的夜晚，我們用電話回答問題和發出命令。我願意盡力搜索記憶，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那些決定性的日子裏，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麽？我從來沒有征詢他的意見，需要他的合作。他從來沒有表現過最起碼的主動。他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的建議。這個事實不是任何新型“馬克思主義曆史家”所能改變的。
一點補充
如上所說，斯大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最近幾個月以來費了很大力氣證明，領導整個起義過程的，是黨所建立的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裏茨基和捷爾任斯基的組織工作中心。斯大林盡其一切可能地強調托洛茨基不是那個中心的成員這個事實。但是可惜，由於斯大林的曆史學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這就是說，在我寫了這封信以後）的《真理報》上，出現了中央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的準確摘錄。
“中央委員會以下述成員組成一個軍事革命中心：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裏茨基和捷爾任斯基。這個中心是蘇維埃革命委員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就是彼得格勒市蘇維埃所建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任何其他的領導起義的蘇維埃機構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員會所指定的這五位同誌是作為補充人員而參加到托洛茨基擔任主席的這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者中間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沒有必要參加到他已經擔任主席的一個組織的工作者中間。總而言之，在曆史已經完成之後，要修改它是多麽困難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在布列斯特寫了一本十月革命簡史。這本書用各種文字出了很多版。沒有人告訴我其中有重大的遺漏——即：書中沒有指出起義的主要領導機構“軍事革命中心”，這個機構的成員有斯大林和布勃諾夫。如果我對十月曆史的記憶這麽糟，為什麽過去沒有人糾正我呢？為什麽在革命最初的幾年裏，在所有的黨校裏都一點沒有事地讀著我的書呢？
甚至在一九二二年，黨的組織局似乎還認為我相當知道十月革命的曆史。下麵是關於這一點的微小然而雄辯的證據：
“第14302號 1922年5月24日莫斯科
“致托洛茨基同誌：
“中央委員會組織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會議第十二號記錄的摘錄。
“委托雅科夫列夫同誌於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誌主編下，編成一部十月革命曆史教科書。
第二宣傳部書記簽字。”
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關於十月革命的書和關於一九o五年的書在那時以前已出過許多版了，組織局是很了解的——而組織局那個時期的首腦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組織局卻仍然認為必須由我來擔任編寫十月革命曆史教科書的工作。這是怎麽回事呢？這是因為隻是在列寧永遠閉上了眼睛以後，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對“托洛茨基主義”睜開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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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482頁。
[20]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頁。——中譯者注。
[21] 第二百四十一號。
[22] 參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頁。——中譯者注。
[23] 這個溫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實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奪取政權的行動，他們和孟什維克進行協商來反對這件事，並且在非布爾什維克的報紙上發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起義的秘密決議。列寧在一封長信裏罵他們是“叛徒”，“逃兵”，“工賊”等等。這封長信載在我的《列寧逝世以後》一書中。季諾維也夫以後曾聲稱，他平生兩個最大的錯誤是一九一七年反對列寧和一九二四年反對托洛茨基。他說：“我現在要和托洛茨基長期合作。”這話是在兩年以前說的，而他現在又一次地叛變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寫“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英譯者注。
“在彼得堡蘇維埃的多數轉入布爾什維克手中以後，托洛茨基被選為彼得堡蘇維埃的主席，他在這個地位上組織和領導了十月二十五日的起義。”[19]
這裏有多少是真實的，多少是虛假的，讓黨史局——假使不是現在這個黨史局，那麽就讓將來某個黨史局決定吧。前些時候斯大林同誌絕對否認上麵那段話，他這樣說：
“但是必須說，托洛茨基在十月起義中沒有起而且不可能起任何特殊作用，他當時擔任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隻是執行了領導他的每一個行動的相應的黨機關的意誌。”[20]
下麵接著說：
“因為托洛茨基同誌在十月革命時期是我們黨內比較後起的人物，他無論在黨內或在十月起義中都沒有而且不可能起什麽特殊作用。”
在提出這些證言的時候，斯大林忘記了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六日所說的話；這就是說，正當革命一周年的時候，那時事實和事件在一切人的心中記憶猶新。甚至在那時，斯大林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他如此規模宏偉地進行的反對我的活動。但是那時他不得不比現在小心和隱蔽地進行。下麵是他那時寫在《真理報》[21]上的東西，題目是：《黨最傑出的領袖們的作用》：
“起義的全部實際組織工作是在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同誌直接領導下進行的。可以確定地說，黨應該把衛戍部隊迅速轉到蘇維埃方麵，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的出色執行，這些功勞主要地和首先歸於托洛茨基同誌。”
這些話今天聽來絕對不會有人相信是從斯大林嘴裏說出的，這些話絕不是為了讚揚而作的誇大——相反，斯大林當時的目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但是我不想談那方麵。
很久以前就有人說過：誠實人有這個好處，他即使記性不好，但從來不會自相矛盾。一個不忠誠、無原則和不正直的人，必須經常記住他過去說了些什麽，以免使自己丟臉。
斯大林同誌在雅羅斯拉夫斯基之流幫助下，正在試圖編造關於十月起義的組織工作的新曆史，他們以這個事實為基礎：黨建立了一個“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的實際中心”，似乎，托洛茨基不是這個中心的成員。列寧呢，也不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單單這個事實就表明，這個委員會隻有從屬機構的作用，它沒有發揮任何獨立的作用。現在編造關於這個委員會的故事的唯一原因是，斯大林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它的全體成員是：“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布勃諾夫，烏裏茨基。”[22]不管挖掘垃圾是多麽不愉快，但作為當時事件的直接參加者和目睹者，我必須提出下述的證言：
列寧的作用當然不需要再有任何證明。斯維爾德洛夫我是常見麵的，並且我常常征詢他的意見和向他要人來幫助我。加米涅夫同誌，眾所周知，他當時持有特殊的立場，這種立場的錯誤[23]，他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承認了，不管怎樣，他積極地參與了革命中的大事件。我和加米涅夫一起在軍事革命委員會的總部裏，度過從二十五日到二十六日這個決定性的夜晚，我們用電話回答問題和發出命令。我願意盡力搜索記憶，但是我仍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在那些決定性的日子裏，斯大林的作用究竟是些什麽？我從來沒有征詢他的意見，需要他的合作。他從來沒有表現過最起碼的主動。他從來沒有提出過獨立的建議。這個事實不是任何新型“馬克思主義曆史家”所能改變的。
一點補充
如上所說，斯大林和雅羅斯拉夫斯基最近幾個月以來費了很大力氣證明，領導整個起義過程的，是黨所建立的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裏茨基和捷爾任斯基的組織工作中心。斯大林盡其一切可能地強調托洛茨基不是那個中心的成員這個事實。但是可惜，由於斯大林的曆史學家的粗心，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日（這就是說，在我寫了這封信以後）的《真理報》上，出現了中央委員會一九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到二十九日會議記錄的準確摘錄。
“中央委員會以下述成員組成一個軍事革命中心：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諾夫，烏裏茨基和捷爾任斯基。這個中心是蘇維埃革命委員會的一個組成部分。”
蘇維埃革命委員會就是彼得格勒市蘇維埃所建立的軍事革命委員會。任何其他的領導起義的蘇維埃機構是不存在的。因此，中央委員會所指定的這五位同誌是作為補充人員而參加到托洛茨基擔任主席的這個軍事革命委員會的工作者中間的，因此托洛茨基就沒有必要參加到他已經擔任主席的一個組織的工作者中間。總而言之，在曆史已經完成之後，要修改它是多麽困難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我在布列斯特寫了一本十月革命簡史。這本書用各種文字出了很多版。沒有人告訴我其中有重大的遺漏——即：書中沒有指出起義的主要領導機構“軍事革命中心”，這個機構的成員有斯大林和布勃諾夫。如果我對十月曆史的記憶這麽糟，為什麽過去沒有人糾正我呢？為什麽在革命最初的幾年裏，在所有的黨校裏都一點沒有事地讀著我的書呢？
甚至在一九二二年，黨的組織局似乎還認為我相當知道十月革命的曆史。下麵是關於這一點的微小然而雄辯的證據：
“第14302號 1922年5月24日莫斯科
“致托洛茨基同誌：
“中央委員會組織局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會議第十二號記錄的摘錄。
“委托雅科夫列夫同誌於十月一日前，在托洛茨基同誌主編下，編成一部十月革命曆史教科書。
第二宣傳部書記簽字。”
這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的事。我的關於十月革命的書和關於一九o五年的書在那時以前已出過許多版了，組織局是很了解的——而組織局那個時期的首腦早已就是斯大林了。但是組織局卻仍然認為必須由我來擔任編寫十月革命曆史教科書的工作。這是怎麽回事呢？這是因為隻是在列寧永遠閉上了眼睛以後，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才對“托洛茨基主義”睜開了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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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第482頁。
[20] 《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285頁。——中譯者注。
[21] 第二百四十一號。
[22] 參看《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中文版第284頁。——中譯者注。
[23] 這個溫和的暗示所指的事實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十月奪取政權的行動，他們和孟什維克進行協商來反對這件事，並且在非布爾什維克的報紙上發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號召起義的秘密決議。列寧在一封長信裏罵他們是“叛徒”，“逃兵”，“工賊”等等。這封長信載在我的《列寧逝世以後》一書中。季諾維也夫以後曾聲稱，他平生兩個最大的錯誤是一九一七年反對列寧和一九二四年反對托洛茨基。他說：“我現在要和托洛茨基長期合作。”這話是在兩年以前說的，而他現在又一次地叛變了，正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寫“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