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群組織者
創新者：一群技術狂人和鬼才程序員如何改變世界 作者：沃爾特·艾薩克森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個人電腦誕生之前的那些年裏，灣區有一群社群組織者和反戰活動家，他們對計算機產生了興趣，將其視為賦權於民的工具。他們擁護小規模技術，欣賞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地球飛船操作手冊》（operating manual for spaceship earth ），還有《全球概覽》那幫會眾信奉的許多生活工具的價值，而迷幻劑和反複聽“感恩而死”的音樂對他們則沒有什麽吸引力。
弗雷德·穆爾（fred moore）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穆爾的父親是任職於五角大樓的一名陸軍上校，1959年，穆爾來到西部，進入伯克利學習工程學。當時美國還沒開始在越南集結軍力，但穆爾已決定參加反戰示威。他在斯普勞爾廣場（sproul za，這裏很快就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的台階上安營紮寨，打出一幅譴責儲備軍官訓練團的標識。他的示威隻持續了兩天，他就被父親帶回了家。1962年，他重新進入伯克利學習，但叛逆如故。因抵製服兵役，他入獄服刑兩年，1968年，他開著一輛大眾牌麵包車，帶著還是嬰兒的女兒（孩子的母親棄他而去）搬到了帕洛阿爾托。75
穆爾本來計劃在帕洛阿爾托組織反戰活動，但他發現了斯坦福醫療中心的計算機，然後便沉迷其中。由於從來沒有人趕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兒玩電腦，他女兒則在大廳或者那輛大眾汽車裏玩耍。他開始深信，計算機具有幫助人們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結成共同體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計算機作為自我武裝和學習的工具，就能夠擺脫軍事和工業組織的統治。當時也活躍於帕洛阿爾托社群活動和計算機技術圈的李·費爾森施泰因回憶道：“穆爾這個人瘦得皮包骨頭，胡子拉碴，目光極有穿透力。他是個極端和平主義者，隻要他認準的事情就會義無反顧。你是不可能真正趕走他的。”76
由於熱衷和平和技術，穆爾很自然地被吸引到了斯圖爾特·布蘭德和《全球概覽》會眾的軌道上。他最終在那個時代最怪異的一項活動中上演了一場壓軸戲，這就是1971年舉辦的《全球概覽》停刊派對。這份刊物在整個發行期間奇跡般地賺得20 000美元，於是布蘭德決定租下舊金山海港區的仿希臘古典風格建築“美術宮”（pce of fine arts），與1 000名同道者共同舉行慶祝活動，決定怎麽花這筆錢。他帶來一疊百元大鈔，幻想著能讓一幫沉迷於搖滾樂和毒品的會眾就這筆錢的用途達成明智的共識。布蘭德問大家：“如果我們自己的意見都不能統一，又怎能讓世界上其他人達成一致呢？”77
這場辯論持續了10個小時。身穿帶兜帽黑色僧衣的布蘭德讓每位發言者都拿著這疊鈔票對聽眾講話，他把建議寫在一塊黑板上。肯·凱西的“快樂搗蛋鬼”成員保羅·克拉斯納（paul krassner）發表了一通熱情洋溢的講話，談到美國印第安人遭受的苦難，他說：“我們一來到這裏就對印第安人展開了大肆劫掠！”他認為這筆錢應該給印第安人。但布蘭德的妻子洛伊絲恰好是個印第安人，她走上前宣布，她和其他印第安人都不需要這筆錢。一個名叫邁克爾·凱（michael kay）的人說，應該把錢分給在場的人，然後他開始向人群發鈔票；布蘭德反駁說，最好把這筆錢放在一起用，他讓人們把鈔票還給他，有些人照做了，贏得一陣掌聲。此外還有幾十項提議，有些很瘋狂，有些則荒唐可笑。比如，把錢倒進馬桶裏衝了！買些笑氣來開派對！做一個巨大的塑料陰莖標識，插進土裏！其間，“金色蟾蜍”樂隊的一名成員喊道：“集中精力！已經有900萬條建議了！快選一條！要不還得耗上一年時間。我到這裏來是要玩音樂的。”不過這番話也沒能讓大家做出決定，卻為派對添加了一段音樂插曲，一位舞者跳起了肚皮舞，最後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動著身體。
這時候，胡子拉碴、滿頭卷發的弗雷德·穆爾站了起來，自我介紹說職業是“人類”。他指責大家太在乎錢，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從口袋裏拿出兩張美鈔，然後一把火把它們給燒了。當時有人在辯論要不要進行投票，對此，穆爾也予以批駁，因為這種方式會導致分裂，而不能讓人團結一致。當時已經到了淩晨3點，本來就頭昏腦漲的眾人頭腦變得更為混亂了。穆爾呼籲他們彼此告知姓名，以便結成一個網絡。他宣稱：“今夜，大家的結盟比讓一筆錢來拆散我們更為重要。”78 最終，他說服了除20來個死硬派以外的所有人，大家決定先把錢給他保存，等有了更好的想法再說。79
穆爾沒有銀行賬戶，於是他把這20 000美元中剩餘的14 905美元埋在自家的後院裏。此後發生了不少戲劇性事件，還有一些不速之客上門來要錢，最終，穆爾把這筆錢作為貸款或贈款分給了一些在該地區提供計算機服務和教育的相關組織。接受這些錢的組織都屬於在帕洛阿爾托和門洛帕克興起的，以布蘭德和《全球概覽》為核心的科技–嬉皮生態圈。
這其中包括《全球概覽》的出版商波托拉協會（port institute），這是一家另類的非營利機構，致力於推動“麵向各年級學生的計算機教育”。負責運營該機構鬆散的教學項目的是鮑勃·阿爾布雷克特（bob albrecht），他本來是一位工程師，後來從體製內脫離出來，去教孩子計算機編程，還教道格·恩格爾巴特和其他成年人跳希臘民間舞。他回憶說：“當時我住在舊金山最曲折的一條街——倫巴德大街上最高的房子裏，我經常在那裏舉辦電腦編程、葡萄酒品鑒和希臘舞派對。”80 他和朋友開設了一家麵向公眾的計算機中心，配備了一台pdp–8迷你電腦，他還會帶一些最出色的孩子參加實踐活動，其中最難忘的是到增智實驗室拜訪恩格爾巴特。《全球概覽》創辦之初有一期在最後一頁上刊登了阿爾布雷克特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留著板寸，在教一些孩子使用計算器。
阿爾布雷克特寫過一些自學指導書，其中包括廣受歡迎的《電腦喜歡我說basic語言》（myputer likes me when i speak basic ）。他創辦了一個名為《人民計算機公司》（people’sputerpany ）的刊物，這本刊物和“公司”並沒有什麽關係，之所以叫“公司”，是為了紀念賈妮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的樂隊“老大哥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pany）。這本內容五花八門的刊物將“使用計算機的權利屬於人民”這句話作為自己的格言。1972年10月的創刊號封麵上印著一艘船駛進落日餘暉的畫，還有一段手寫的宣言：“如今，計算機主要用來打擊人民，而不是服務人民；用來控製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時間將改變這一切——我們需要一家人民計算機公司。”81 各期《人民計算機公司》大都配有許多龍的素描畫——阿爾布雷克特回憶說：“我從13歲開始就喜歡龍。”《人民計算機公司》上刊有計算機教育和basic編程知識的文章，還舉辦各種學習會和diy（do it yourself，自己動手做）技術節。82 這份刊物讓電子技術發燒友、diy愛好者和學習會組織者走到了一起。
這種文化的另一位代表是李·費爾森施泰因，他曾熱心參與反戰示威，擁有伯克利電氣工程學位，後來成為史蒂文·利維在《黑客》一書中重點介紹的人物。費爾森施泰因和“快樂搗蛋鬼”絕不是一路人。即使是在伯克利學生運動的高潮時期，他也對性和毒品敬而遠之。他身上兼具政治活動家組織社群的衝動和電子極客那種建立交流工具和網絡的渴望。作為《全球概覽》的忠實讀者，他欣賞美國社群文化中的diy潮流，他還堅信，如果公眾能夠獲得交流工具，就能從政府和企業手中奪取權力。83
費爾森施泰因1945年生於費城，他的社群組織者氣質和對電子學的熱愛是從童年時代開始形成的。費爾森施泰因的父親是一位火車機械師，還時斷時續地做過商業藝術家，他母親是一位攝影師。兩人都曾秘密加入過共產黨。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他們的觀點是，媒體向你灌輸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假的，這是我父親最愛說的話之一。”他父母退黨之後依然會組織左翼活動。孩提時代的費爾森施泰因參加過針對軍方領導訪問活動的抗議，還協助組織過在一家woolworth’s商店門前舉行的示威活動，以支持南方的反種族隔離靜坐示威。他回憶說：“小時候我總會拿一張可以在上麵畫畫的紙，因為一方麵我父母鼓勵我們要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而另一方麵，我常常會看到一些來自老街區組織的油印活動傳單。”84
費爾森施泰因對科技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他的母親，他母親曾多次跟他講已故的外祖父如何製作供卡車和火車使用的小型柴油發動機。他說：“我聽出來她想讓我成為一個發明家。”有一回，當一位老師批評他異想天開時，他回答說：“我不是異想天開，我是在發明創造。”85
費爾森施泰因家裏有個爭強好勝的哥哥，還有個他父母收養的姐姐，於是，他常常會躲到地下室裏擺弄電子設備。這就讓他形成了一種意識，即通信技術應該能賦予個人力量，他說：“電子技術有望讓我渴望的東西成為可能，也就是與家庭等級製以外的人交流。”86
為了學習如何按照電路圖來組裝工作電路，他修了一門提供小冊子和測試設備的函授課程，還購買了無線電手冊和99美分一個的晶體管。和許多黑客一樣，費爾森施泰因小時候也喜歡組裝heathkits套件，喜歡自己動手焊接電子設備，後來，他開始擔心年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隻能接觸到無法打開來探索的密封設備。[3] 他說：“小時候我是通過擺弄舊收音機來學習電子技術的，當時的收音機很容易改裝，因為它們的設計思路就是這樣。”87
政治天分和科技興趣的結合讓費爾森施泰因愛上了科幻小說，尤其是羅伯特·海因萊因的作品。和一代又一代為創造個人電腦文化做出貢獻的遊戲玩家和電腦技術人員一樣，費爾森施泰因也從這類文學最普遍的主題中汲取了許多靈感。這個主題便是黑客英雄用科技魔法打倒邪惡的統治者。
1963年，費爾森施泰因來到伯克利學習電氣工程學，當時，美國正在醞釀著一股反越戰潮流。費爾森施泰因入校後不久便與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共同參加了一場示威活動，抗議一位南越高官訪美。這場示威活動結束得很晚，為能及時趕回化學實驗室，他不得不搭乘出租車。
為了掙學費，他加入了一個勤工儉學計劃，在nasa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獲得了一份工作，但當主管人員發現他父母曾經是共產黨員時，他不得不退出了該項目。他打電話給父親求證。他父親答道：“我不想在電話裏談這個。”88
一位空軍軍官對費爾森施泰因說：“小夥子，隻要你規規矩矩的，重新找份工作就沒有任何問題。”但規規矩矩可不是他的天性。這段小插曲點燃了他性格中反抗權威的烈火。1964年10月，他重返校園，當時正值言論自由運動爆發，於是費爾森施泰因像科幻小說中的英雄一樣，決定用自己掌握的技術來參與這場鬥爭。他說：“我們在尋找非暴力武器，我突然意識到，最偉大的非暴力武器是信息流。”89
有一回有傳聞稱警察包圍了校園，於是有人衝費爾森施泰因喊：“快！給我們做一個警用無線電。”這可不是他當場就能做出來的東西，但費爾森施泰因從中吸取了另一個教訓：“我下定了決心，必須要做用技術造福社會的開路先鋒。”90
他在這場運動中獲得的最大領悟是，創建新型通信網絡是從大型機構手中奪取權力的最佳途徑。他意識到，這就是言論自由運動的精髓所在。他後來寫道：“言論自由運動是要破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障礙，讓聯係和社群在不依靠權力機構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為人們真正去反抗主宰我們生活的企業和政府鋪平了道路。”91
他開始思考通過什麽樣的信息結構來促進這種人際交流。他首先嚐試的是紙媒體，創辦了一份麵向他所在學生公寓的通訊，然後又加入了地下報紙《伯克利芒刺報》（berkeley barb ）。費爾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報》獲得一個半諷刺意味的“軍事編輯”頭銜，因為他寫過一篇有關登陸艦碼頭的文章，並在文章中以諷刺方式使用了“lsd”這一縮寫。他曾希望“紙媒體能成為新的社群媒體”，但當他“看到紙媒體變成隻想吸引眼球的集權結構”時，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滅了。92 他還開發過一款配有輸入線路網絡的揚聲器，能讓人群對喊話者進行反駁。他說：“沒有中心，也就沒有中央權力機關。這是一個類似互聯網的設計，是一種把通信權分配給所有人的方式。”93
他認識到，電視等廣播媒體（“從一個中心點傳輸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反饋渠道少之又少”）與非廣播媒體（“每個參與者都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生成者”）之間的差異將決定未來的社會發展方向。在他看來，聯網的計算機會成為讓人們掌控自身命運的工具。後來他解釋說：“它們會把權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94
當時還沒有出現互聯網，也沒有craigslist（分類信息網站）和臉譜網等網站，但有一些被稱為“交換台”（switchboard）的社區組織，它們能幫助用戶與他人建立聯係，並為他們尋找服務信息。大多數交換台都沒有什麽技術含量，通常隻是幾個工作人員圍坐在桌前，麵前擺著幾部電話，牆上貼著許多卡片和傳單；這些交換台相當於創建社交網絡的路由器。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似乎每個小區都有一個或幾個這樣的交換台，我參觀過這些交換台，想看看有沒有什麽技術可以提高他們的服務水平。”有一次，一個朋友在街上碰到他，告訴他一個大好消息：有一個社區組織說動了舊金山一些有錢的自由主義者，弄來一台大型計算機。這個消息促使費爾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為resource one的非營利機構，該機構的任務是對這台大型計算機進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換台分時使用。他說：“我們認為可以把這台計算機作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95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費爾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報》上發布個人廣告稱：“文藝複興之人、工程師和革命者，尋求對話。”96 通過這則廣告，他結識了最早的一位女性黑客兼賽博朋克——祖德·米爾洪（jude milhon），當時米爾頓以聖祖德（st. jude）為筆名寫作。而米爾頓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同伴埃弗雷姆·利普金（efrem lipkin），他是一位係統程序員。由於resource one的計算機找不到任何分時服務客戶，於是在利普金的建議下，他們展開了一項新的努力，這個項目名為“社群記憶”，目的是用計算機來做電子公告板。1973年8月，他們在伯克利一家學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裏建起了一個終端，該終端通過電話線與大型計算機相連接。97
這時候，費爾森施泰因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如果公眾能夠接觸計算機網絡，就可以根據興趣自行組建社群。他們在該項目的傳單加宣言中稱：“無等級差別的交流渠道——不論是計算機和調製解調器、鋼筆和墨水、電話，還是麵對麵交流，是挽救和振興社群的最重要途徑。”98
費爾森施泰因和朋友們做了一項明智的決策，他們決定不在係統中預設任何關鍵詞，比如求助、汽車或托兒等。而是讓用戶在發帖時自行設定他們想要的任何關鍵詞。這就使普通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該係統。於是這個終端成了一個公告板，用戶可以在上麵張貼詩歌，組織拚車，分享就餐心得，找人一起下棋、學習、冥想，做任何事情。在聖祖德的帶領下，人們創建了自己的線上人格，並形成了“軟木加大頭釘”式的實體公告板所欠缺的文化氣質。99 “社群記憶”成為互聯網bbs係統和the well等在線服務的先驅。費爾森施泰因說：“我們打開了通往賽博空間的大門，發現這是一片熱情友好的疆域。”100
此外還有一個洞見也對數字時代產生了同等重要的影響。這個洞見來自費爾森施泰因與他曾經的朋友利普金所產生的分歧。利普金想建一個讓社群內成員無法打破的密閉終端，費爾森施泰因則提出了相反的思路。他認為，既然他們的任務是讓普通人擁有強大的運算能力，就得尊重讓用戶親自動手這一原則。費爾森施泰因回憶道：“埃弗雷姆說，如果讓人隨便搗鼓，他們就會弄壞計算機，而我則采納了後來成為維基哲學的思想，我認為如果允許人們動手操作，他們會更注意保護，並且在出現故障時進行修理。”費爾森施泰因認為計算機就應該是供人隨意擺弄的。他說：“如果鼓勵人們動手改裝設備，你就能培養出一種計算機與社群的共生關係。”101
leopold’s音像店的終端建成後不久，費爾森施泰因的父親寄給他一本名為《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的書，這本書讓費爾森施泰因的直覺沉澱下來，形成了一種哲學。《陶然自得的工具》一書作者是伊萬·伊利奇（ivan illich），他是一位在奧地利出生，在美國長大的哲學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書中對技術官僚精英的專橫角色進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創造直觀、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術。他寫道，應該樹立這樣一個目標，即“讓人們獲得必要的工具，確保他們有權獨立、高效地開展工作”。102 與恩格爾巴特和利克萊德一樣，伊利奇也談到了用戶與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費爾森施泰因讚同伊利奇的觀點，也就是計算機的設計應該能夠鼓勵人們親手操作。他說：“伊利奇的著作激勵我去做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帶領人們尋找他們能夠親手使用的設備。”十幾年後，當兩人終於有機會見麵時，伊利奇問他：“既然你想讓人與人相互接觸，為何要把計算機橫在他們之間呢？”費爾森施泰因答道：“我想讓計算機成為人與人相互聯係的工具並與人和諧共處。”103
費爾森施泰因以極具美國特色的方式把創客文化理想（從非正規、互助式的diy學習經驗中汲取樂趣和成就感）與黑客文化對技術工具的熱衷以及新左派組織社群的本能衝動糅合在了一起。[4] 2013年，費爾森施泰因在“灣區創客市集”上發表了主旨演講，他在演講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是一種看似古怪，實則不乏合理性的現象，隨後，他對滿屋認真聽講的發燒友說：“從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和宣揚個人電腦運動背後diy理念的《全球概覽》中，我們可以找到個人電腦的源頭。”104
1974年秋季，費爾森施泰因為他設想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tom swift terminal）製定了相關細則，他說，這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控製論裝置”，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湯姆·斯威夫特是“最有可能對該設備進行改裝的美國民間英雄”。105 這是一個非常堅固的終端，可將用戶連接到大型計算機或網絡上。費爾森施泰因未能完全實施這個項目，但他油印了許多寫有相關細則的傳單，把傳單發給有可能認同他思想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社群記憶”和《全球概覽》的一幫會眾開始集結在他的信條下，這個信條便是：計算機應該屬於個人，而且是令人愉悅的。這樣一來，它們就能成為普通人而不僅僅是科技精英手中的工具。用理查德·布勞提根的話來說，它們應該是“慈愛的機器”，於是，費爾森施泰因把他創辦的一家谘詢公司命名為loving grace cybeics（慈愛控製論）。
費爾森施泰因是個天生的活動家，他決定為讚同他哲學信條的人創建一個社群。他解釋說：“在伊利奇的影響下，我也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台計算機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在自己周圍建立起一個計算機俱樂部。”他與弗雷德·穆爾和鮑勃·阿爾布雷克特一樣，都成了人民計算機中心周三晚上百樂餐會的常客。另一個常常參加餐會的人是戈登·弗倫奇（gordon french），瘦高的弗倫奇是一名工程師，喜歡自己組裝計算機。他們會討論諸如“個人電腦最終會以怎樣的麵目出現”之類的話題。1975年初，百樂餐會的熱潮開始逐漸降溫，於是穆爾、弗倫奇和費爾森施泰因決定創辦一個新的俱樂部。他們的第一份傳單是這樣寫的：“你在自己組裝電腦、終端、電視打字機、輸入/輸出設備還有其他什麽數字魔法盒嗎？如果是的話，來加入一群誌趣相投的人吧。”106
這個名為“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組織最終吸引了來自灣區數字界許多文化部落的各色愛好者。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這個俱樂部裏有嗑藥族（不是很多），有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有穿著白皮鞋的未來產業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術員和工程師，還有其他另類人士——這當中有一位穿著整潔、舉止得體的女士喜歡坐在前排，後來有人告訴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私人飛行員。他們都想要個人電腦，都想擺脫體製的束縛，不論這個體製是政府、ibm還是他們的雇主。大家隻是想卷起袖子動手去做，親身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107
1975年3月5日，“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在戈登·弗倫奇門洛帕克家中的車庫裏舉行了首次會議，當天是周三，天上下著雨。當時恰逢第一台真正的家用個人電腦麵世，但這台電腦並非來自矽穀，而是來自“矽漠”中一個四周長滿灌木蒿的購物城。
弗雷德·穆爾（fred moore）就是其中一位代表人物。穆爾的父親是任職於五角大樓的一名陸軍上校，1959年，穆爾來到西部，進入伯克利學習工程學。當時美國還沒開始在越南集結軍力，但穆爾已決定參加反戰示威。他在斯普勞爾廣場（sproul za，這裏很快就成為學生運動的中心）的台階上安營紮寨，打出一幅譴責儲備軍官訓練團的標識。他的示威隻持續了兩天，他就被父親帶回了家。1962年，他重新進入伯克利學習，但叛逆如故。因抵製服兵役，他入獄服刑兩年，1968年，他開著一輛大眾牌麵包車，帶著還是嬰兒的女兒（孩子的母親棄他而去）搬到了帕洛阿爾托。75
穆爾本來計劃在帕洛阿爾托組織反戰活動，但他發現了斯坦福醫療中心的計算機，然後便沉迷其中。由於從來沒有人趕他走，他索性天天都泡在那兒玩電腦，他女兒則在大廳或者那輛大眾汽車裏玩耍。他開始深信，計算機具有幫助人們掌控自己的生活和結成共同體的力量。他相信，如果普通人能把計算機作為自我武裝和學習的工具，就能夠擺脫軍事和工業組織的統治。當時也活躍於帕洛阿爾托社群活動和計算機技術圈的李·費爾森施泰因回憶道：“穆爾這個人瘦得皮包骨頭，胡子拉碴，目光極有穿透力。他是個極端和平主義者，隻要他認準的事情就會義無反顧。你是不可能真正趕走他的。”76
由於熱衷和平和技術，穆爾很自然地被吸引到了斯圖爾特·布蘭德和《全球概覽》會眾的軌道上。他最終在那個時代最怪異的一項活動中上演了一場壓軸戲，這就是1971年舉辦的《全球概覽》停刊派對。這份刊物在整個發行期間奇跡般地賺得20 000美元，於是布蘭德決定租下舊金山海港區的仿希臘古典風格建築“美術宮”（pce of fine arts），與1 000名同道者共同舉行慶祝活動，決定怎麽花這筆錢。他帶來一疊百元大鈔，幻想著能讓一幫沉迷於搖滾樂和毒品的會眾就這筆錢的用途達成明智的共識。布蘭德問大家：“如果我們自己的意見都不能統一，又怎能讓世界上其他人達成一致呢？”77
這場辯論持續了10個小時。身穿帶兜帽黑色僧衣的布蘭德讓每位發言者都拿著這疊鈔票對聽眾講話，他把建議寫在一塊黑板上。肯·凱西的“快樂搗蛋鬼”成員保羅·克拉斯納（paul krassner）發表了一通熱情洋溢的講話，談到美國印第安人遭受的苦難，他說：“我們一來到這裏就對印第安人展開了大肆劫掠！”他認為這筆錢應該給印第安人。但布蘭德的妻子洛伊絲恰好是個印第安人，她走上前宣布，她和其他印第安人都不需要這筆錢。一個名叫邁克爾·凱（michael kay）的人說，應該把錢分給在場的人，然後他開始向人群發鈔票；布蘭德反駁說，最好把這筆錢放在一起用，他讓人們把鈔票還給他，有些人照做了，贏得一陣掌聲。此外還有幾十項提議，有些很瘋狂，有些則荒唐可笑。比如，把錢倒進馬桶裏衝了！買些笑氣來開派對！做一個巨大的塑料陰莖標識，插進土裏！其間，“金色蟾蜍”樂隊的一名成員喊道：“集中精力！已經有900萬條建議了！快選一條！要不還得耗上一年時間。我到這裏來是要玩音樂的。”不過這番話也沒能讓大家做出決定，卻為派對添加了一段音樂插曲，一位舞者跳起了肚皮舞，最後他倒在地上，痛苦地扭動著身體。
這時候，胡子拉碴、滿頭卷發的弗雷德·穆爾站了起來，自我介紹說職業是“人類”。他指責大家太在乎錢，為了佐證自己的觀點，他從口袋裏拿出兩張美鈔，然後一把火把它們給燒了。當時有人在辯論要不要進行投票，對此，穆爾也予以批駁，因為這種方式會導致分裂，而不能讓人團結一致。當時已經到了淩晨3點，本來就頭昏腦漲的眾人頭腦變得更為混亂了。穆爾呼籲他們彼此告知姓名，以便結成一個網絡。他宣稱：“今夜，大家的結盟比讓一筆錢來拆散我們更為重要。”78 最終，他說服了除20來個死硬派以外的所有人，大家決定先把錢給他保存，等有了更好的想法再說。79
穆爾沒有銀行賬戶，於是他把這20 000美元中剩餘的14 905美元埋在自家的後院裏。此後發生了不少戲劇性事件，還有一些不速之客上門來要錢，最終，穆爾把這筆錢作為貸款或贈款分給了一些在該地區提供計算機服務和教育的相關組織。接受這些錢的組織都屬於在帕洛阿爾托和門洛帕克興起的，以布蘭德和《全球概覽》為核心的科技–嬉皮生態圈。
這其中包括《全球概覽》的出版商波托拉協會（port institute），這是一家另類的非營利機構，致力於推動“麵向各年級學生的計算機教育”。負責運營該機構鬆散的教學項目的是鮑勃·阿爾布雷克特（bob albrecht），他本來是一位工程師，後來從體製內脫離出來，去教孩子計算機編程，還教道格·恩格爾巴特和其他成年人跳希臘民間舞。他回憶說：“當時我住在舊金山最曲折的一條街——倫巴德大街上最高的房子裏，我經常在那裏舉辦電腦編程、葡萄酒品鑒和希臘舞派對。”80 他和朋友開設了一家麵向公眾的計算機中心，配備了一台pdp–8迷你電腦，他還會帶一些最出色的孩子參加實踐活動，其中最難忘的是到增智實驗室拜訪恩格爾巴特。《全球概覽》創辦之初有一期在最後一頁上刊登了阿爾布雷克特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留著板寸，在教一些孩子使用計算器。
阿爾布雷克特寫過一些自學指導書，其中包括廣受歡迎的《電腦喜歡我說basic語言》（myputer likes me when i speak basic ）。他創辦了一個名為《人民計算機公司》（people’sputerpany ）的刊物，這本刊物和“公司”並沒有什麽關係，之所以叫“公司”，是為了紀念賈妮斯·喬普林（janis joplin）的樂隊“老大哥和控股公司”（big brother and the holdingpany）。這本內容五花八門的刊物將“使用計算機的權利屬於人民”這句話作為自己的格言。1972年10月的創刊號封麵上印著一艘船駛進落日餘暉的畫，還有一段手寫的宣言：“如今，計算機主要用來打擊人民，而不是服務人民；用來控製人民，而不是解放人民；時間將改變這一切——我們需要一家人民計算機公司。”81 各期《人民計算機公司》大都配有許多龍的素描畫——阿爾布雷克特回憶說：“我從13歲開始就喜歡龍。”《人民計算機公司》上刊有計算機教育和basic編程知識的文章，還舉辦各種學習會和diy（do it yourself，自己動手做）技術節。82 這份刊物讓電子技術發燒友、diy愛好者和學習會組織者走到了一起。
這種文化的另一位代表是李·費爾森施泰因，他曾熱心參與反戰示威，擁有伯克利電氣工程學位，後來成為史蒂文·利維在《黑客》一書中重點介紹的人物。費爾森施泰因和“快樂搗蛋鬼”絕不是一路人。即使是在伯克利學生運動的高潮時期，他也對性和毒品敬而遠之。他身上兼具政治活動家組織社群的衝動和電子極客那種建立交流工具和網絡的渴望。作為《全球概覽》的忠實讀者，他欣賞美國社群文化中的diy潮流，他還堅信，如果公眾能夠獲得交流工具，就能從政府和企業手中奪取權力。83
費爾森施泰因1945年生於費城，他的社群組織者氣質和對電子學的熱愛是從童年時代開始形成的。費爾森施泰因的父親是一位火車機械師，還時斷時續地做過商業藝術家，他母親是一位攝影師。兩人都曾秘密加入過共產黨。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他們的觀點是，媒體向你灌輸的東西基本上都是假的，這是我父親最愛說的話之一。”他父母退黨之後依然會組織左翼活動。孩提時代的費爾森施泰因參加過針對軍方領導訪問活動的抗議，還協助組織過在一家woolworth’s商店門前舉行的示威活動，以支持南方的反種族隔離靜坐示威。他回憶說：“小時候我總會拿一張可以在上麵畫畫的紙，因為一方麵我父母鼓勵我們要發揮創造力和想象力。而另一方麵，我常常會看到一些來自老街區組織的油印活動傳單。”84
費爾森施泰因對科技的興趣在一定程度上來自他的母親，他母親曾多次跟他講已故的外祖父如何製作供卡車和火車使用的小型柴油發動機。他說：“我聽出來她想讓我成為一個發明家。”有一回，當一位老師批評他異想天開時，他回答說：“我不是異想天開，我是在發明創造。”85
費爾森施泰因家裏有個爭強好勝的哥哥，還有個他父母收養的姐姐，於是，他常常會躲到地下室裏擺弄電子設備。這就讓他形成了一種意識，即通信技術應該能賦予個人力量，他說：“電子技術有望讓我渴望的東西成為可能，也就是與家庭等級製以外的人交流。”86
為了學習如何按照電路圖來組裝工作電路，他修了一門提供小冊子和測試設備的函授課程，還購買了無線電手冊和99美分一個的晶體管。和許多黑客一樣，費爾森施泰因小時候也喜歡組裝heathkits套件，喜歡自己動手焊接電子設備，後來，他開始擔心年輕一代在成長過程中隻能接觸到無法打開來探索的密封設備。[3] 他說：“小時候我是通過擺弄舊收音機來學習電子技術的，當時的收音機很容易改裝，因為它們的設計思路就是這樣。”87
政治天分和科技興趣的結合讓費爾森施泰因愛上了科幻小說，尤其是羅伯特·海因萊因的作品。和一代又一代為創造個人電腦文化做出貢獻的遊戲玩家和電腦技術人員一樣，費爾森施泰因也從這類文學最普遍的主題中汲取了許多靈感。這個主題便是黑客英雄用科技魔法打倒邪惡的統治者。
1963年，費爾森施泰因來到伯克利學習電氣工程學，當時，美國正在醞釀著一股反越戰潮流。費爾森施泰因入校後不久便與詩人艾倫·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共同參加了一場示威活動，抗議一位南越高官訪美。這場示威活動結束得很晚，為能及時趕回化學實驗室，他不得不搭乘出租車。
為了掙學費，他加入了一個勤工儉學計劃，在nasa的愛德華茲空軍基地獲得了一份工作，但當主管人員發現他父母曾經是共產黨員時，他不得不退出了該項目。他打電話給父親求證。他父親答道：“我不想在電話裏談這個。”88
一位空軍軍官對費爾森施泰因說：“小夥子，隻要你規規矩矩的，重新找份工作就沒有任何問題。”但規規矩矩可不是他的天性。這段小插曲點燃了他性格中反抗權威的烈火。1964年10月，他重返校園，當時正值言論自由運動爆發，於是費爾森施泰因像科幻小說中的英雄一樣，決定用自己掌握的技術來參與這場鬥爭。他說：“我們在尋找非暴力武器，我突然意識到，最偉大的非暴力武器是信息流。”89
有一回有傳聞稱警察包圍了校園，於是有人衝費爾森施泰因喊：“快！給我們做一個警用無線電。”這可不是他當場就能做出來的東西，但費爾森施泰因從中吸取了另一個教訓：“我下定了決心，必須要做用技術造福社會的開路先鋒。”90
他在這場運動中獲得的最大領悟是，創建新型通信網絡是從大型機構手中奪取權力的最佳途徑。他意識到，這就是言論自由運動的精髓所在。他後來寫道：“言論自由運動是要破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障礙，讓聯係和社群在不依靠權力機構的前提下得以形成。它為人們真正去反抗主宰我們生活的企業和政府鋪平了道路。”91
他開始思考通過什麽樣的信息結構來促進這種人際交流。他首先嚐試的是紙媒體，創辦了一份麵向他所在學生公寓的通訊，然後又加入了地下報紙《伯克利芒刺報》（berkeley barb ）。費爾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報》獲得一個半諷刺意味的“軍事編輯”頭銜，因為他寫過一篇有關登陸艦碼頭的文章，並在文章中以諷刺方式使用了“lsd”這一縮寫。他曾希望“紙媒體能成為新的社群媒體”，但當他“看到紙媒體變成隻想吸引眼球的集權結構”時，他感到自己的幻想破滅了。92 他還開發過一款配有輸入線路網絡的揚聲器，能讓人群對喊話者進行反駁。他說：“沒有中心，也就沒有中央權力機關。這是一個類似互聯網的設計，是一種把通信權分配給所有人的方式。”93
他認識到，電視等廣播媒體（“從一個中心點傳輸完全相同的信息，信息反饋渠道少之又少”）與非廣播媒體（“每個參與者都既是信息接受者，又是信息生成者”）之間的差異將決定未來的社會發展方向。在他看來，聯網的計算機會成為讓人們掌控自身命運的工具。後來他解釋說：“它們會把權力中心下放到人民手中。”94
當時還沒有出現互聯網，也沒有craigslist（分類信息網站）和臉譜網等網站，但有一些被稱為“交換台”（switchboard）的社區組織，它們能幫助用戶與他人建立聯係，並為他們尋找服務信息。大多數交換台都沒有什麽技術含量，通常隻是幾個工作人員圍坐在桌前，麵前擺著幾部電話，牆上貼著許多卡片和傳單；這些交換台相當於創建社交網絡的路由器。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似乎每個小區都有一個或幾個這樣的交換台，我參觀過這些交換台，想看看有沒有什麽技術可以提高他們的服務水平。”有一次，一個朋友在街上碰到他，告訴他一個大好消息：有一個社區組織說動了舊金山一些有錢的自由主義者，弄來一台大型計算機。這個消息促使費爾森施泰因建立了一家名為resource one的非營利機構，該機構的任務是對這台大型計算機進行重新配置，以供其他交換台分時使用。他說：“我們認為可以把這台計算機作為反主流文化的工具。”95
大約就在那個時候，費爾森施泰因在《伯克利芒刺報》上發布個人廣告稱：“文藝複興之人、工程師和革命者，尋求對話。”96 通過這則廣告，他結識了最早的一位女性黑客兼賽博朋克——祖德·米爾洪（jude milhon），當時米爾頓以聖祖德（st. jude）為筆名寫作。而米爾頓把他介紹給自己的同伴埃弗雷姆·利普金（efrem lipkin），他是一位係統程序員。由於resource one的計算機找不到任何分時服務客戶，於是在利普金的建議下，他們展開了一項新的努力，這個項目名為“社群記憶”，目的是用計算機來做電子公告板。1973年8月，他們在伯克利一家學生所有的音像店leopold’s records裏建起了一個終端，該終端通過電話線與大型計算機相連接。97
這時候，費爾森施泰因形成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思想：如果公眾能夠接觸計算機網絡，就可以根據興趣自行組建社群。他們在該項目的傳單加宣言中稱：“無等級差別的交流渠道——不論是計算機和調製解調器、鋼筆和墨水、電話，還是麵對麵交流，是挽救和振興社群的最重要途徑。”98
費爾森施泰因和朋友們做了一項明智的決策，他們決定不在係統中預設任何關鍵詞，比如求助、汽車或托兒等。而是讓用戶在發帖時自行設定他們想要的任何關鍵詞。這就使普通人能夠按照自己的想法使用該係統。於是這個終端成了一個公告板，用戶可以在上麵張貼詩歌，組織拚車，分享就餐心得，找人一起下棋、學習、冥想，做任何事情。在聖祖德的帶領下，人們創建了自己的線上人格，並形成了“軟木加大頭釘”式的實體公告板所欠缺的文化氣質。99 “社群記憶”成為互聯網bbs係統和the well等在線服務的先驅。費爾森施泰因說：“我們打開了通往賽博空間的大門，發現這是一片熱情友好的疆域。”100
此外還有一個洞見也對數字時代產生了同等重要的影響。這個洞見來自費爾森施泰因與他曾經的朋友利普金所產生的分歧。利普金想建一個讓社群內成員無法打破的密閉終端，費爾森施泰因則提出了相反的思路。他認為，既然他們的任務是讓普通人擁有強大的運算能力，就得尊重讓用戶親自動手這一原則。費爾森施泰因回憶道：“埃弗雷姆說，如果讓人隨便搗鼓，他們就會弄壞計算機，而我則采納了後來成為維基哲學的思想，我認為如果允許人們動手操作，他們會更注意保護，並且在出現故障時進行修理。”費爾森施泰因認為計算機就應該是供人隨意擺弄的。他說：“如果鼓勵人們動手改裝設備，你就能培養出一種計算機與社群的共生關係。”101
leopold’s音像店的終端建成後不久，費爾森施泰因的父親寄給他一本名為《陶然自得的工具》（tools for conviviality ）的書，這本書讓費爾森施泰因的直覺沉澱下來，形成了一種哲學。《陶然自得的工具》一書作者是伊萬·伊利奇（ivan illich），他是一位在奧地利出生，在美國長大的哲學家和天主教神父，他在書中對技術官僚精英的專橫角色進行了批判。伊利奇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創造直觀、容易掌握和“陶然自得”的技術。他寫道，應該樹立這樣一個目標，即“讓人們獲得必要的工具，確保他們有權獨立、高效地開展工作”。102 與恩格爾巴特和利克萊德一樣，伊利奇也談到了用戶與工具“共生”的必要性。
費爾森施泰因讚同伊利奇的觀點，也就是計算機的設計應該能夠鼓勵人們親手操作。他說：“伊利奇的著作激勵我去做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帶領人們尋找他們能夠親手使用的設備。”十幾年後，當兩人終於有機會見麵時，伊利奇問他：“既然你想讓人與人相互接觸，為何要把計算機橫在他們之間呢？”費爾森施泰因答道：“我想讓計算機成為人與人相互聯係的工具並與人和諧共處。”103
費爾森施泰因以極具美國特色的方式把創客文化理想（從非正規、互助式的diy學習經驗中汲取樂趣和成就感）與黑客文化對技術工具的熱衷以及新左派組織社群的本能衝動糅合在了一起。[4] 2013年，費爾森施泰因在“灣區創客市集”上發表了主旨演講，他在演講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是一種看似古怪，實則不乏合理性的現象，隨後，他對滿屋認真聽講的發燒友說：“從1964年伯克利掀起的言論自由運動和宣揚個人電腦運動背後diy理念的《全球概覽》中，我們可以找到個人電腦的源頭。”104
1974年秋季，費爾森施泰因為他設想的“湯姆·斯威夫特終端”（tom swift terminal）製定了相關細則，他說，這是“一種令人愉快的控製論裝置”，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湯姆·斯威夫特是“最有可能對該設備進行改裝的美國民間英雄”。105 這是一個非常堅固的終端，可將用戶連接到大型計算機或網絡上。費爾森施泰因未能完全實施這個項目，但他油印了許多寫有相關細則的傳單，把傳單發給有可能認同他思想的人。在他的努力下，“社群記憶”和《全球概覽》的一幫會眾開始集結在他的信條下，這個信條便是：計算機應該屬於個人，而且是令人愉悅的。這樣一來，它們就能成為普通人而不僅僅是科技精英手中的工具。用理查德·布勞提根的話來說，它們應該是“慈愛的機器”，於是，費爾森施泰因把他創辦的一家谘詢公司命名為loving grace cybeics（慈愛控製論）。
費爾森施泰因是個天生的活動家，他決定為讚同他哲學信條的人創建一個社群。他解釋說：“在伊利奇的影響下，我也形成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台計算機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須在自己周圍建立起一個計算機俱樂部。”他與弗雷德·穆爾和鮑勃·阿爾布雷克特一樣，都成了人民計算機中心周三晚上百樂餐會的常客。另一個常常參加餐會的人是戈登·弗倫奇（gordon french），瘦高的弗倫奇是一名工程師，喜歡自己組裝計算機。他們會討論諸如“個人電腦最終會以怎樣的麵目出現”之類的話題。1975年初，百樂餐會的熱潮開始逐漸降溫，於是穆爾、弗倫奇和費爾森施泰因決定創辦一個新的俱樂部。他們的第一份傳單是這樣寫的：“你在自己組裝電腦、終端、電視打字機、輸入/輸出設備還有其他什麽數字魔法盒嗎？如果是的話，來加入一群誌趣相投的人吧。”106
這個名為“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組織最終吸引了來自灣區數字界許多文化部落的各色愛好者。費爾森施泰因回憶說：“這個俱樂部裏有嗑藥族（不是很多），有業餘無線電愛好者，有穿著白皮鞋的未來產業巨子，有孤僻的二三流技術員和工程師，還有其他另類人士——這當中有一位穿著整潔、舉止得體的女士喜歡坐在前排，後來有人告訴我，她以前是男的，曾是艾森豪威爾總統的私人飛行員。他們都想要個人電腦，都想擺脫體製的束縛，不論這個體製是政府、ibm還是他們的雇主。大家隻是想卷起袖子動手去做，親身參與到這一過程中來。”107
1975年3月5日，“家釀計算機俱樂部”在戈登·弗倫奇門洛帕克家中的車庫裏舉行了首次會議，當天是周三，天上下著雨。當時恰逢第一台真正的家用個人電腦麵世，但這台電腦並非來自矽穀，而是來自“矽漠”中一個四周長滿灌木蒿的購物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