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的日子,我奔波在地鐵4號線與11號線之間。早晨去上學,一出地鐵站,滿目歐洲舊式大學區的安寧與優雅;一回住處,迎麵非洲與中亞的氣息,黑哥兒衝我叫:“表妹,來幾根烤玉米,馬伊絲,馬伊絲!”


    據說,巴黎的風向是從西南吹向東北,位於東北角的19區是傳統工業區,曆來住著勞工與平民,近年來又成了移民的天下。我回去,房間小小的窗,窗外是臨冬的蕭瑟風景,幾片枯葉被風攜起,卷來卷去落地無依。


    阿美在喝“保靈孕寶”。恍惚想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我姨懷我表妹時,桌上也有幾盒這樣的營養液。阿美他們在遙遠的法國,租中國人的房子,去中國超市,看中國醫生,替中國人打工。華人圈的時光停留在上個世紀90年代。


    我問她說,我的床墊有個碗口大的洞,能不能替我換一個。


    阿美淡然:“你去路邊撿一個。”


    撿?我一時摸不著頭腦。


    “路邊經常有舊家具,法國人不要就扔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些還是能用的。”她說,“這些桌椅和衣櫃,都是我們撿來的。”


    “我們都是這麽過來的,以前的留學生也是這麽過來的。”她好意,“等阿勇回來,我讓他幫你去撿一個。”


    我覺得還是自己解決比較好。我跑了趟家具店,一米多寬的海綿床墊賣60歐元,我認為太貴,後來幹脆把破床墊調個頭,有洞的那頭移到腳邊,算是了事。


    學林教頭隨遇而安。


    阿美有時會跟我聊天,說他們的過往:“我跟我老公10年前出來的。當時去的是瑞士,年齡也就你這麽大,年輕沒想那麽多啊,就覺得這個國家好,辦的是留學簽證,不過第一天我們倆就去打工了,學沒上,隻想賺錢。


    “後來沒法子混下去,不上學沒居留隻能打黑工。在親戚的幫助下來到法國,還是覺得法國的政策好,雖然仍然沒有合法居留,不過打工容易些,可以生活,就是有時候要防警察來查。我們‘黑’了很多年了。”


    牆上掛著他們去年的結婚照。阿美有些憔悴,我想阿美年輕時應該很漂亮。


    他們有過宏偉的夢想,也曾付諸行動,走了那麽遠,可遠方除了遙遠還有什麽?


    一晃10年。


    阿美決定生孩子,她說,孩子比較容易成為法國人,以後他們可以以法國公民監護人的理由,試著申請合法身份。


    他們現在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紙合法身份,然後賺錢。


    其餘的,都不算什麽,包括愛情。


    阿美上夜班。她的工作是翻衣料,在陰暗的地窖裏重複著,一個月賺600歐元。她還沒跟人說懷孕的事,怕老板不要她。


    她上班前還特地囑咐我少用點兒電,作業盡量在學校裏完成。


    他們是從牙齒縫裏省錢的漂泊者。


    我樂得去學校圖書館寫作業。皮製的桌麵、光亮的台燈,比窩在不足6平米的小房間裏強太多。隻是每每到點,街燈綻亮時,回去的路黑漆漆的,心裏會有股莫名的不安。


    一天放學,阿曼達請我去她家,同去的還有另外幾位同學。


    阿曼達的住處離學校隻有兩分鍾的路,60平米的公寓,底樓,外帶一個私家花園,她一個人住。我曾問她租金多少,她說3000歐元,那時候的歐元與人民幣匯率差不多是10:1,3萬人民幣每個月,我在腦子裏過了下,覺得林教頭有道理。


    我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在某堂課上,絲麗薇問大家,祖父母的工作是什麽。我這個中國人,包括日本同學、韓國同學和荷蘭同學,回答都是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而美國同學阿曼達的祖父是銀行家,祖母是鋼琴家。


    當時我想,沒有被近代炮火洗禮過的國家多幸福啊。


    窗台有束新鮮的玫瑰,精心剪過枝,開得剛剛好。空氣中有香,室溫恰好,人情溫暖。我們聊盧浮宮裏的藏品,聊巴爾紮克,聊學校咖啡館裏難吃的三明治,也聊香榭麗舍大道著名的“皇後”舞場。


    夜幕不緊不慢地拉攏,天色愈變愈濃,最後完全黑去。阿曼達建議大家去外麵喝一杯,而我趕著回去,我害怕19區完全天黑後的模樣。


    路口晃蕩的不良少年,街角的劫匪或偷兒,暴力,刀影……這位熱情的美國同學不知道我住在巴黎的哪個角落,她也不可能知道阿美的故事。


    我到底沒有久留。


    待我到家時,聽見絲絲縷縷的啜泣聲,壓抑、絕望地隔著門飄來。哭聲若隱若現,我一度以為是錯覺。


    阿美大概10年沒見家人了吧。


    她快生了。


    我記得,那晚的風聲特別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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