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有沒有奸商？當然有。三百六十行，哪行都有壞人，商人自不例外。在商言商，商人做買賣就是要掙錢，商人言利，理所當然。在一個儒家學說盛行多年的國度，言利之人被人看不起，在情理之中。況且，統治者為了統治的需要，長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一度甚至被打入賤民行列。所以，用“奸商”二字鄙夷一下商人，就成了時髦。
每到物價飛漲時，人們第一個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其實在這種時候，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心術壞了的商人在中間搗蛋，但物價飛漲的關鍵，還是因為短缺。一旦供應充足，沒有商人有這個力量可以壟斷商品，抬高物價，就算有商人聯盟這樣做，總會有不樂意加入的人破壞之。市場太大，沒有幾個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積多了，不僅貨物本身積壓資金，儲存也是需要成本的，萬一到最後還賣不出價來，就會賠得底掉。這樣的教訓很深刻，沒有多少商人樂意冒這麽大的風險。
但是，在消費者眼裏，物價飛漲給他們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為他們眼睜睜看著同樣的東西頻繁地在商人手裏漲價，罪魁禍首不是他們，還能是哪個？不用說，凡是在這種時候，社會必定出現動蕩，而統治者穩定秩序的法寶，就是找替罪羊。現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幾個囤積居奇的奸商，哢嚓掉了，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馬人心大快。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經濟一團糟。糟的原因，是作為統治者的國民黨不乘抗戰勝利的東風搞建設，而是大肆接收所謂的敵產。敵產的確定，就大有問題。按中國人的經商習慣，當年留在淪陷區的企業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敵偽政權打點交道，不能說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敵產。但是，在抗戰勝利後，在唯道德主義的旗幟下，大多數淪陷區的產業都成了敵產。而接收者，實際上是經過抗戰八年，已經變得相當腐敗的國民黨軍政大員。所以，接收變成了劫收，不僅加劇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而且接收來的產業都變成了國家資產，國民黨政府因此成立了諸多國字號的大公司，什麽中棉、中糖、中蠶之類。這些公司跟所有國有企業一樣，都經營不良，在那個特別的歲月，幹脆就無法運作。所以，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經濟經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產業停工，經濟實際上陷於癱瘓。
癱瘓的經濟，卻要支撐一場空前規模的內戰。由於戰後英美的剩餘武器大量湧入中國，國民黨軍隊的現代化程度在短時間內翻了幾番，一場突然到來的現代化戰爭，使得國共內戰的規模大大超過了此前的所有內戰，其耗費也是空前的。顯然，殘破的中國經濟根本支撐不了這樣的戰爭，所以戰爭一開始，國統區立馬物價飛漲。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連米都買不起了，民怨沸騰，工潮和學潮，都鬧起來了。
當然，買不起米的市民，憤怒的目標首先是米商，這些人被罵為“米蛀蟲”。而國民黨政府安撫民心的招法，也是打擊米商。當時，上海米業公會的理事長是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無事擺不平，米業找萬墨林做理事長，其實不是因為他米業做得大，僅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頭，拉不來杜老板，拉一個管家也好。沒想到這麽一來，卻給萬墨林招來了無妄之災。當時上海負責治安的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背後的靠山是蔣經國，對於采用“列寧主義鐵腕”治理國家情有獨鍾。整頓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萬墨林開刀。事實上，選擇一個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所謂的米業老大，拿來殺雞儆猴，製造輿論，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結果，萬墨林被抓，關進了警備司令部。宣鐵吾公開宣布，萬墨林具有黑惡勢力的背景，囤積居奇，操縱米價，要以軍法嚴懲。好在杜月笙畢竟在上海樹大根深，基礎雄厚，任憑這樣，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萬墨林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撈了出來。在萬墨林鋃鐺入獄期間，上海的米價依舊狂漲，如果政府限價，那麽米店就空空如也。為了應付局麵，政府隻能加速通貨膨脹。結果，一個政府雇的清潔工的工資要用麻袋裝，領了工資，馬上跑步進米店，晚了一步，米價就又是一個樣了。
到了1948年，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的規模，經濟已經崩潰。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為內戰。內戰耗盡了國內的真金白銀，拉得通貨膨脹直線上升，物價不過是通貨膨脹的體現，這個大格局，絕非什麽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國民黨政府此時即使有心停戰，也力有未逮，想要穩定局勢，遏製經濟崩潰，還是乞靈於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組合拳，於是開始了金圓券的貨幣改革。
在內戰不能停止的情況下，實現把法幣換成金圓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場必輸的賭博。發行一種新的貨幣，必須有足夠的準備金，即黃金儲備和硬通貨。但是，顯然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準備金，原來的家底都耗於內戰了。但是，金圓券卻氣魄很大，可以直接兌換黃金和硬通貨，政府也就真的強行用金圓券來購買民眾手裏的黃金白銀和硬通貨。幻想通過這樣的掠奪，讓自己的新貨幣堅挺起來。然而，這樣牛氣的新貨幣，一出籠實際上就是膨脹的，此後更是一路翻著跟頭地膨脹。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靠掠奪使貨幣站住腳的。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包括商家，當然不買金圓券的賬。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辦法把手裏的黃白之物和硬通貨轉移到香港或者國外。眼看著金圓券就要變成第二個法幣，這時候，蔣經國親自出馬，親到上海作為經濟督導員，以鐵腕整頓經濟和金融。
小蔣出馬，再次拿杜月笙開刀，以套匯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同時強令凍結上海物價。拿杜月笙開刀，震懾所有的上海有錢人。結果，杜月笙拉出來同樣套匯的孔令侃，讓孔家人告到老蔣門上，致使小蔣查不下去。而凍結物價的結果，是上海商家貨架空空，所有的商品，連抽水馬桶都算上，均有價無貨。新一輪的打擊奸商行動，又告破產。整個國統區秩序紊亂、人心不寧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崩潰。小蔣一輪又一輪地收買人心、打擊奸商的鐵腕行動，不僅沒有安定下民心，連上海的中產階級，甚至連杜月笙這些老牌的國民黨支持者的心都寒了。這也是為何上海解放之後，杜月笙隻去香港，不肯去台灣的原因。
每到物價飛漲時，人們第一個想法，就是奸商作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牟取暴利。其實在這種時候，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心術壞了的商人在中間搗蛋，但物價飛漲的關鍵，還是因為短缺。一旦供應充足，沒有商人有這個力量可以壟斷商品，抬高物價，就算有商人聯盟這樣做，總會有不樂意加入的人破壞之。市場太大，沒有幾個人或者一群人可以操控得了，囤積多了，不僅貨物本身積壓資金，儲存也是需要成本的，萬一到最後還賣不出價來，就會賠得底掉。這樣的教訓很深刻，沒有多少商人樂意冒這麽大的風險。
但是，在消費者眼裏，物價飛漲給他們的直接刺激，就是商人作怪。因為他們眼睜睜看著同樣的東西頻繁地在商人手裏漲價，罪魁禍首不是他們，還能是哪個？不用說，凡是在這種時候，社會必定出現動蕩，而統治者穩定秩序的法寶，就是找替罪羊。現成的替罪羊，就是商人。拿幾個囤積居奇的奸商，哢嚓掉了，馬上就可以收到立竿見影的神效，老百姓立馬人心大快。
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幾年，經濟一團糟。糟的原因，是作為統治者的國民黨不乘抗戰勝利的東風搞建設，而是大肆接收所謂的敵產。敵產的確定，就大有問題。按中國人的經商習慣，當年留在淪陷區的企業家，或多或少都得跟敵偽政權打點交道，不能說人家打了交道就是敵產。但是，在抗戰勝利後，在唯道德主義的旗幟下，大多數淪陷區的產業都成了敵產。而接收者，實際上是經過抗戰八年，已經變得相當腐敗的國民黨軍政大員。所以，接收變成了劫收，不僅加劇了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而且接收來的產業都變成了國家資產，國民黨政府因此成立了諸多國字號的大公司，什麽中棉、中糖、中蠶之類。這些公司跟所有國有企業一樣，都經營不良，在那個特別的歲月，幹脆就無法運作。所以，抗戰勝利後的中國經濟經此一劫，百分之七十的產業停工，經濟實際上陷於癱瘓。
癱瘓的經濟，卻要支撐一場空前規模的內戰。由於戰後英美的剩餘武器大量湧入中國，國民黨軍隊的現代化程度在短時間內翻了幾番，一場突然到來的現代化戰爭，使得國共內戰的規模大大超過了此前的所有內戰，其耗費也是空前的。顯然，殘破的中國經濟根本支撐不了這樣的戰爭，所以戰爭一開始，國統區立馬物價飛漲。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百姓連米都買不起了，民怨沸騰，工潮和學潮，都鬧起來了。
當然，買不起米的市民，憤怒的目標首先是米商，這些人被罵為“米蛀蟲”。而國民黨政府安撫民心的招法，也是打擊米商。當時，上海米業公會的理事長是杜月笙的大管家萬墨林。杜老板在上海威名赫赫，無事擺不平，米業找萬墨林做理事長，其實不是因為他米業做得大，僅僅是想借杜老板的名頭，拉不來杜老板，拉一個管家也好。沒想到這麽一來，卻給萬墨林招來了無妄之災。當時上海負責治安的淞滬警備司令宣鐵吾，背後的靠山是蔣經國，對於采用“列寧主義鐵腕”治理國家情有獨鍾。整頓秩序，平息民怨，他要拿萬墨林開刀。事實上，選擇一個具有黑社會背景的所謂的米業老大，拿來殺雞儆猴，製造輿論，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結果，萬墨林被抓，關進了警備司令部。宣鐵吾公開宣布，萬墨林具有黑惡勢力的背景，囤積居奇，操縱米價，要以軍法嚴懲。好在杜月笙畢竟在上海樹大根深，基礎雄厚，任憑這樣，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把萬墨林以保外就醫的名義撈了出來。在萬墨林鋃鐺入獄期間，上海的米價依舊狂漲，如果政府限價，那麽米店就空空如也。為了應付局麵，政府隻能加速通貨膨脹。結果，一個政府雇的清潔工的工資要用麻袋裝，領了工資，馬上跑步進米店，晚了一步，米價就又是一個樣了。
到了1948年，國統區的通貨膨脹已經達到了天文數字的規模，經濟已經崩潰。原因大家都知道，就因為內戰。內戰耗盡了國內的真金白銀，拉得通貨膨脹直線上升，物價不過是通貨膨脹的體現，這個大格局，絕非什麽奸商可以操控得了的。但是，國民黨政府此時即使有心停戰，也力有未逮，想要穩定局勢，遏製經濟崩潰，還是乞靈於列寧主義的政治經濟組合拳，於是開始了金圓券的貨幣改革。
在內戰不能停止的情況下，實現把法幣換成金圓券的改革，原本就是一場必輸的賭博。發行一種新的貨幣，必須有足夠的準備金，即黃金儲備和硬通貨。但是，顯然當時的中國政府沒有足夠的準備金，原來的家底都耗於內戰了。但是，金圓券卻氣魄很大，可以直接兌換黃金和硬通貨，政府也就真的強行用金圓券來購買民眾手裏的黃金白銀和硬通貨。幻想通過這樣的掠奪，讓自己的新貨幣堅挺起來。然而，這樣牛氣的新貨幣，一出籠實際上就是膨脹的，此後更是一路翻著跟頭地膨脹。從來沒有一個國家，能靠掠奪使貨幣站住腳的。在這種情況下，民眾包括商家，當然不買金圓券的賬。而一些大人物，包括杜月笙，自然要想辦法把手裏的黃白之物和硬通貨轉移到香港或者國外。眼看著金圓券就要變成第二個法幣，這時候，蔣經國親自出馬，親到上海作為經濟督導員，以鐵腕整頓經濟和金融。
小蔣出馬，再次拿杜月笙開刀，以套匯外流的罪名，抓了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同時強令凍結上海物價。拿杜月笙開刀，震懾所有的上海有錢人。結果，杜月笙拉出來同樣套匯的孔令侃，讓孔家人告到老蔣門上，致使小蔣查不下去。而凍結物價的結果，是上海商家貨架空空，所有的商品，連抽水馬桶都算上，均有價無貨。新一輪的打擊奸商行動，又告破產。整個國統區秩序紊亂、人心不寧的狀況，一直持續到了國民黨政權的徹底崩潰。小蔣一輪又一輪地收買人心、打擊奸商的鐵腕行動，不僅沒有安定下民心，連上海的中產階級，甚至連杜月笙這些老牌的國民黨支持者的心都寒了。這也是為何上海解放之後，杜月笙隻去香港，不肯去台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