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洋布和西洋絲布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 作者：劉迎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上文提到，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曆時說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而“留遺汴梁”。這種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在東南亞和北印度洋地區廣為流行，曾有數種元明文獻提及。
周達觀於元成宗元貞元年奉使真臘（柬埔寨），曾在其國居住一個年餘，他在其遊記的“服飾”一節中提到“其國中雖自織布，暹邏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其精巧而細美故也”。（注：《真臘風土記》，夏鼎校注本《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137頁。）就是說“西洋布”較真臘土產布和暹邏、占城之布質量為上。陳正祥在論及真臘流行的“西洋布”時已經指出：“此處所謂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帶，並非今天所指西洋。”（注：《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臘風土記》，香港商務印書館，第137頁。）
《島夷誌略》“無枝拔”條記述說，當地“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瓷器、瓦壇、鐵鼎之屬”。（注：《島夷誌略》，第38頁。）在同書“淡邈”條汪大淵又說，貿易“貨用黃硝珠、麒麟、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注：同上書，第133頁。）同書“古裏地悶”條，作者述曰“以銀、鐵、碗、西洋絲布、色絹之屬為之貿易”。（注：同上書，第209頁。）在同書“須文答剌”條中，作者說：“貿易之貨，用西洋絲布，樟腦、薔薇水、黃油傘、青布、五色緞之屬”。（注：同上書，第240頁。）這裏所述“貿易之貨”，應當是指華商與當地商人交易時所提供的商品。可見中國商人下番並非隻從事中外貿易，而有不少商人往返於北印度洋各地從事買販謀生，“西洋布”是他們發現的在海外暢銷的商品之一。
“西洋布”或“西洋絲布”應當都是印度南部出產的紡織品。至於其質地究竟如何，周達觀說西洋國“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這裏的“所織綿布”，應當就是西洋布，係一種棉紡織品。明張燮的《東西洋考》“啞齊”條“物產”部分在描述西洋布時引述《明一統誌》說，西洋布又名“闊布”。他又引《華夷考》說：“西洋布幅廣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緞。”（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755頁。）明曹昭在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論》中說，他的一位親戚得到過西洋布，“其白如雪，闊七、八尺。”（注：卷8，葉五，北京中國書店刊本。）因其“絕細”和“瑩潔如紙”的質地，價格居然超過錦緞，難怪會受到海外諸國人歡迎。
至於“西洋布”的產地，《西域番國誌》“古裏國”條說：“西洋布，本國名‘奢黎布’，出於鄰境坎巴夷（今印度西海岸坎貝）等處。每匹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彼處賣金錢八個或十個”。（注：向達校注本，第30頁；又見於《瀛涯勝覽》“古裏國條”。）據《環宇通誌》卷118記載，忽魯謨斯亦出產“西洋布”。
開封猶太人祖先向北宋朝廷“進貢”的“西洋布”，與元代《島夷誌略》等書中提到的“西洋布”應當是同一類產品。看來不但東南亞、北印度洋地區的居民喜歡這種紡織品，宋元時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所以宋朝皇帝才會允許這些賈販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猶太人定居中原。
明代東南亞諸地“西洋布”仍然流行不衰。《明會典》卷105《暹羅》所列進貢物品有“西布”。（注：此記載亦見於《明史》卷324《暹羅傳》；及《殊域周谘錄》卷8《暹邏》。）據張燮記載，西洋布輸入過去從未征稅，至明代方開征入關稅，每疋稅銀一分七厘。（注：《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46頁。）
明永樂初年成立了一個“四夷館”，相當於一所“亞洲研究院”。其中有一個“回回館”，相當於“波斯語係”。回回館為教學曾編寫過一部《回回館雜字》。當時人尚不知按字母排列的方法，故所有詞匯均按其意義分類，所以是一部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在《雜字補》“衣服門”，收有一個詞“西洋布，拍藍，bairam”。（注：見本田實信：《〈回回館譯語〉に就いて》，第11輯，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92頁，第881詞。）“拍藍，bairam”在波斯語中，指一種質地優良的絲料。它應當就是所謂的“西洋絲布”。
此外在明會同館所編《回回館譯語》“衣服門”中也收有一個詞“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會同館本《譯語》是一種純漢字的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其中多數詞可以按其漢字釋義和注音在波斯語中找到。這個所謂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可還原為波斯語karbas-i vyat。“克兒把思”（karbas）意為帆布，粗布；“微剌葉剔”（vyat）意為國家，並無西域或西洋的意思。回回人說karbas-i vyat猶言家鄉之粗布巾。《西洋番國誌》提到，坎巴夷當地人“亦以蠶絲練織各色間道花手巾，闊四五尺，長一丈二、三尺有餘，每手巾賣金錢一百個”。（注：向達校注本，第30頁。）坎巴夷出產的細布既稱為“西洋布”，其他出產的絲巾亦可稱為“西洋絲巾”。明黃省曾就徑稱為“西洋手巾”。（注：《西洋朝貢典錄》，謝方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頁。）它與《回回館雜字》提到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karbas-i vyat）是不是同一種紡織品，尚有待於研究。
明曹昭還提到過一種“西洋剪絨單”。他說這種紡織品“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綠色年遠日曬，永不褪色，緊而且細，織大小蕃犬，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注：《新增格古要論》卷8，葉五，北京中國書店刊本。）所謂剪絨即地毯。這種紡織品早在元代即輸入中國。元《大德南海誌》卷7在“舶貨”條中提到了“剪絨單”。（注：《元大德〈南海誌〉殘本》（附輯佚），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既名之為“西洋剪絨單”，可能來自馬八兒或印度南部。
“西洋布”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陳倫炯在述“小西洋”（即印度）時說，當地“人即西域狀，鬈須環耳，衣西洋布”。（注：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海國聞見錄〉校注》，第61—62頁。）
周達觀於元成宗元貞元年奉使真臘（柬埔寨），曾在其國居住一個年餘，他在其遊記的“服飾”一節中提到“其國中雖自織布，暹邏及占城皆有來者，往往以來自西洋者為上，以其精巧而細美故也”。（注：《真臘風土記》，夏鼎校注本《真臘風土記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137頁。）就是說“西洋布”較真臘土產布和暹邏、占城之布質量為上。陳正祥在論及真臘流行的“西洋布”時已經指出：“此處所謂西洋，可能指印度一帶，並非今天所指西洋。”（注：《中國遊記選注》第一集，第四篇《真臘風土記》，香港商務印書館，第137頁。）
《島夷誌略》“無枝拔”條記述說，當地“貿易之貨，用西洋布、青白處州瓷器、瓦壇、鐵鼎之屬”。（注：《島夷誌略》，第38頁。）在同書“淡邈”條汪大淵又說，貿易“貨用黃硝珠、麒麟、西洋絲布、粗碗、青器、銅鼎之屬”。（注：同上書，第133頁。）同書“古裏地悶”條，作者述曰“以銀、鐵、碗、西洋絲布、色絹之屬為之貿易”。（注：同上書，第209頁。）在同書“須文答剌”條中，作者說：“貿易之貨，用西洋絲布，樟腦、薔薇水、黃油傘、青布、五色緞之屬”。（注：同上書，第240頁。）這裏所述“貿易之貨”，應當是指華商與當地商人交易時所提供的商品。可見中國商人下番並非隻從事中外貿易，而有不少商人往返於北印度洋各地從事買販謀生，“西洋布”是他們發現的在海外暢銷的商品之一。
“西洋布”或“西洋絲布”應當都是印度南部出產的紡織品。至於其質地究竟如何，周達觀說西洋國“所織綿布絕細，瑩潔如紙”。這裏的“所織綿布”，應當就是西洋布，係一種棉紡織品。明張燮的《東西洋考》“啞齊”條“物產”部分在描述西洋布時引述《明一統誌》說，西洋布又名“闊布”。他又引《華夷考》說：“西洋布幅廣四、五尺，精者價乃勝緞。”（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755頁。）明曹昭在其所著《新增格古要論》中說，他的一位親戚得到過西洋布，“其白如雪，闊七、八尺。”（注：卷8，葉五，北京中國書店刊本。）因其“絕細”和“瑩潔如紙”的質地，價格居然超過錦緞，難怪會受到海外諸國人歡迎。
至於“西洋布”的產地，《西域番國誌》“古裏國”條說：“西洋布，本國名‘奢黎布’，出於鄰境坎巴夷（今印度西海岸坎貝）等處。每匹闊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彼處賣金錢八個或十個”。（注：向達校注本，第30頁；又見於《瀛涯勝覽》“古裏國條”。）據《環宇通誌》卷118記載，忽魯謨斯亦出產“西洋布”。
開封猶太人祖先向北宋朝廷“進貢”的“西洋布”，與元代《島夷誌略》等書中提到的“西洋布”應當是同一類產品。看來不但東南亞、北印度洋地區的居民喜歡這種紡織品，宋元時的中國人也不例外，所以宋朝皇帝才會允許這些賈販於印度與中國之間的猶太人定居中原。
明代東南亞諸地“西洋布”仍然流行不衰。《明會典》卷105《暹羅》所列進貢物品有“西布”。（注：此記載亦見於《明史》卷324《暹羅傳》；及《殊域周谘錄》卷8《暹邏》。）據張燮記載，西洋布輸入過去從未征稅，至明代方開征入關稅，每疋稅銀一分七厘。（注：《東西洋考》，中華書局，1981年，第146頁。）
明永樂初年成立了一個“四夷館”，相當於一所“亞洲研究院”。其中有一個“回回館”，相當於“波斯語係”。回回館為教學曾編寫過一部《回回館雜字》。當時人尚不知按字母排列的方法，故所有詞匯均按其意義分類，所以是一部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在《雜字補》“衣服門”，收有一個詞“西洋布，拍藍，bairam”。（注：見本田實信：《〈回回館譯語〉に就いて》，第11輯，北海道大學文學部紀要，第192頁，第881詞。）“拍藍，bairam”在波斯語中，指一種質地優良的絲料。它應當就是所謂的“西洋絲布”。
此外在明會同館所編《回回館譯語》“衣服門”中也收有一個詞“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會同館本《譯語》是一種純漢字的波斯語—漢語分類詞典，其中多數詞可以按其漢字釋義和注音在波斯語中找到。這個所謂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可還原為波斯語karbas-i vyat。“克兒把思”（karbas）意為帆布，粗布；“微剌葉剔”（vyat）意為國家，並無西域或西洋的意思。回回人說karbas-i vyat猶言家鄉之粗布巾。《西洋番國誌》提到，坎巴夷當地人“亦以蠶絲練織各色間道花手巾，闊四五尺，長一丈二、三尺有餘，每手巾賣金錢一百個”。（注：向達校注本，第30頁。）坎巴夷出產的細布既稱為“西洋布”，其他出產的絲巾亦可稱為“西洋絲巾”。明黃省曾就徑稱為“西洋手巾”。（注：《西洋朝貢典錄》，謝方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第100頁。）它與《回回館雜字》提到的“西洋巾，克兒把思·微剌葉剔”（karbas-i vyat）是不是同一種紡織品，尚有待於研究。
明曹昭還提到過一種“西洋剪絨單”。他說這種紡織品“出西番，絨布織者。其紅綠色年遠日曬，永不褪色，緊而且細，織大小蕃犬，方而不長，又謂之‘同盆單’，亦難得”。（注：《新增格古要論》卷8，葉五，北京中國書店刊本。）所謂剪絨即地毯。這種紡織品早在元代即輸入中國。元《大德南海誌》卷7在“舶貨”條中提到了“剪絨單”。（注：《元大德〈南海誌〉殘本》（附輯佚），廣州市地方誌編纂委員會辦公室編。）既名之為“西洋剪絨單”，可能來自馬八兒或印度南部。
“西洋布”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陳倫炯在述“小西洋”（即印度）時說，當地“人即西域狀，鬈須環耳，衣西洋布”。（注：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海國聞見錄〉校注》，第61—6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