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
海路與陸路：中古時代東西交流研究 作者：劉迎勝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馬八兒，在伊斯蘭化以前稱為“注輦”（c）。注輦是10—14世紀北印洋印度洋的海上強國。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輦王遣使娑裏三文、副使蒲加心（abu qasim）曆四年航行抵達中國，向宋廷進貢珍珠、碧頗黎等物，宋廷給以大量回賜。（注：《宋會要輯稿》，蕃夷七，第7849頁；此次出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據《宋會要輯稿》頁7849夾引《山堂考索》記載，注輦王此次之所以遣使入宋，是因為有商舶自宋抵其國，告以宋帝向上天祈福的活動。注輦王表示，近十年來海上波瀾不興，其國故老傳說此必因中國聖人之故，所以遣使。次年注輦再遣使入貢，宋鴻臚寺臣繪其風俗衣冠為圖以獻。同時規定，注輦、大食和三佛齊等國貢使隨員隻限20員。（注：《宋會要輯稿》，第7849頁。）明道二年（1033）注輦使臣抵宋進貢。（注：同上書，第7851—7852頁。）熙寧十年（1077），注輦王再遣向宋進獻，宋廷也給以回賜。（注：《宋會要輯稿》，第7856頁，此次使亦見於《宋史》卷489《注輦傳》。）有關注輦的漢文史料散見於諸書，限於篇幅，這裏從略。
辨明宋元時代的“西洋國”與馬八兒的關係後，繼續尋找有關這一時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為進一步研究的切入點。“西洋”這個地理的名稱因明代鄭和的遠航而廣為人知，學者們在探究中國航海史時，多將“西洋”這個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們在追尋“西洋”這個名稱的起源時，發現《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第347頁。）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應起源於五代。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開封。那裏的猶太社團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傳下來，先後鐫刻於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這四通碑文是研究猶太教入華史的寶貴原始資料，也是中外學術著作論述這個課題的主要憑借之一。
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曆時說，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詣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則當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見“西洋”的概念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說，“一賜樂業（注：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譯。）教始祖阿耽（注：即《聖經》所載人類始祖“亞當”（adam）的宋代音譯。），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說，他的宗教“起於天竺”。（注：《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的若幹曆史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見第五章、第六章。）陳垣先生在《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中說，弘治、正德兩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樣，像是訪碑者以為錯誤而把它鑿去了的。今查意大利傳教士駱保祿（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紀最初20年在開封抄祿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當時“天竺”兩字尚存。可見這些猶太人所進貢的“西洋布”應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應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曾論證了開封猶太人的主體的祖先離開中東本土之後，約在印度的孟買一帶定居約一千一百年，然後循海道東來中國。（注：同上書，第318頁。）換而言之，他將“西洋”置於印度今孟買。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一點筆者已在《“東洋”與“西洋”的由來》中詳論，茲不重複。
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含義有很大變代。汪大淵《島夷誌略》“萬裏石塘”條提到，萬裏石塘（今西沙群島）有三脈，其中一脈“至西洋遐昆侖”。（注：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本書第1—19頁。）“東洋”與“西洋”起初並非地理概念。南海從北向南分布南海諸島，包括許多潛伏於水下的暗沙，對海舶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中國舟師出海時，為避開南海諸島，並便於導航，往往先渡東海至流求（今台灣），由此向南經呂宋列島，再向南，此為東洋航線；或沿東亞大陸南行，此為“西洋航線”。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轉運使”和汪大淵所雲“至西洋遐昆侖”中的“西洋”應首先從這一層意義上去理解。
元代明確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兩種資料。一種是上述劉敏中所寫之《不阿裏神道碑銘》，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國，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的漢名。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在“古裏佛”條中說，古裏佛是“西洋諸番之馬頭也”。這裏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區。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處，須視具體情況而論。
《島夷誌略》多處提到“西洋”。此名亦見於周致中的《異域誌》。今錄之如下，以資比較：
（一）“西洋”
《島夷誌略》“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順風七書夜可渡”。（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218頁。）這裏是說從中國前往南印度，必經昆侖（今越南南方之昆侖島）。同書“龍牙門”條在描述龍牙門（今新加坡）時提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時，舶人須嚴加防備當地海盜。（注：同上書，第214頁。“吉利門”此處指今新加坡附近之卡裏蒙群島（puan kerimun）。）此處之西洋亦應指印度南部。這段史料說是經由新加坡海峽航向印度南部的商舶在回程時必須提防海盜。
“北溜”條提到“舶往西洋，過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輒漂此國”。（注：同上書，第264頁。“北溜”為今馬爾代夫群島之主島馬累（male）之元代譯音。）這裏的西洋很可能是指馬八兒的俱藍地區。從《元史·馬八兒傳》看，至元十八年（1281）楊庭璧出使俱藍時，就取道錫蘭，因風阻而北行至馬八兒。根據汪大淵此處的記載，過錫蘭後，如潮流迅急，加之信風不順，海舶可能一直漂到馬爾代夫群島。
汪大淵《島夷誌略》“萬裏石塘”條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318頁。）這裏的西洋當指印度南部。從元代楊庭璧出使馬八兒的經曆看，從泉州啟航，若逢順風，的確三月以內可達馬八兒。
“大八丹”條稱其“國居中西洋之後”，“田平豐稔”、“地產綿布”。（注：同上書，第280頁。）關於大八丹的地望，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不清楚，美國學者柔克義（w.w.rockhill）認為大八丹為印度西南馬拉巴爾（mbar）的dudhattan的譯音。蘇繼廎則認為14世紀中葉摩洛哥航海家至馬拉巴爾，提到兩個地名，一個是dahfattan，另一個是budhattan。他認為大八丹是dahfattan的譯音。至於大八丹“國居西洋之後”一句，蘇氏認為“本書‘西洋’一名，其義廣狹不一。廣義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域；狹義之‘西洋’則指大食海區域”。蘇氏限於時代，不明白“西洋”與馬八兒及與南印度的關係。五代至宋時，逐漸出現以中國地理坐標中心的海外地名，“西洋”的出現的便是一例。理解這一點，就可明白“國居西洋之後”，是說從中國出發航海，先至“西洋”，再至大八丹。如是，則大八丹應位於“西洋”以西不遠處海濱。上文已經提到，元代有時“西洋”是馬八兒的漢名，其地位於今印度的泰米爾那度州。大八丹亦應位於該州某地。
20世紀80年代，印度泰米爾那度大學考古學教授蘇拔拉雅魯（y.subbarayalu）於斯裏蘭卡滿泰半島相對的印度南端海濱的一個名曰帕裏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發現了一些13—14世紀的中國龍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紀景德鎮的青花瓷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辛島昇認為，這個名曰帕裏雅八丹的小村就是大八丹。因為pariya在泰米爾語中意為“大”，而pattinnam則意為“港市”。
“大烏爹”條說其“界西洋之中峰”，並說其國“煮海為鹽”，“地產布匹、貓兒眼睛、鴉鶻石、翠羽”。貨幣如“西洋諸番國，鑄為大小金錢使用，與中國銅錢異”。（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339頁。）此大烏爹國，柔克義認為在非洲，沈增植與藤田豐八皆認為在印度。蘇繼廎認為在孟加拉灣西北印度之奧裏薩（orissa），此說恐不確。大烏爹地界“西洋之中峰”，當與馬八兒和俱藍相去不遠。從其地出產貓睛石、鴉鶻石看，亦應在南印度。至於所謂“西洋諸番國”，當指馬八兒、俱藍附近各國。
“天堂”條（即今麥加）說，“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書，第352頁。）雲南自元初世祖命賽典赤為行省平章以來，許多穆斯林移居其地。穆斯林五大功課規定一生中在條件許可時，應赴麥加朝聖，故元代雲南穆斯林赴“天堂”者不乏其人。曾朝過聖之穆斯林稱“哈吉”。鄭和之父名馬哈吉，當去過麥加。從雲南赴麥加應取道緬甸。所謂“西洋亦有路通”意為從馬八兒、俱監亦可赴天方。
“甘埋裏”條稱其國“與佛朗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又說“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注：同上書，第364頁。）甘埋裏的地望，諸家所說不一。大體上指南印度洋科摩羅群島與忽魯謨斯兩說。佛朗為阿拉伯語franak，乃對歐洲和十字軍的稱呼，源於“法蘭克”。其地既與佛朗相近，則上述兩說皆有可疑處。此問題因與本課題偏離較遠，留待以後討論。“商販於西洋互易”是說甘埋裏商販從歐洲或東地中海地區所販商品，都運至馬八兒、俱監一帶交易。
（二）“西洋第三港”
《島夷誌略》“蘇祿”條在介紹各種珍珠時說，有“出於西洋之第三港”，同段另一處又徑稱“第三港”。“第三港”條中，汪大淵又提到：“第三港古號馬淵，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結屋而居。田土、氣候、風俗、男女與八丹同。去此港八十餘裏，洋名大朗，蚌珠海內最富。”作者還詳述了當地采取珍珠的過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78、287頁。）第三港的珍珠不但運銷海外，也販至印度南部其他港轉口。在同書“沙裏八丹”條中，汪大淵即提到，“地產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來”。
此“第三港”名稱的來曆，蘇繼廎認為“乃以其位於蒂魯欽杜爾（tiruchendur）與卡亞帕塔納姆（kayalpatanam）二港之北，順次為第三，故有第三港之名”。清末民初沈曾植曾認為它的古名“馬淵”與《海錄》之“馬英”有關，當位於印度西南之地。蘇繼廎認為當為銅葉河下遊加一港外淤岸之新港“奔顏加一”（punnei-kayal）。蘇氏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島夷誌略》“西洋第三港”條中有關采珠的記載，與《馬可波羅遊記》所述在馬八兒附近采珠恰恰相吻，並認為自古錫蘭以海珠為名產，當出於此附近。蘇繼廎進而考定，“印度半島南端有銅葉河（tamraparni）注入馬納爾灣中”，希臘人已稱為“真珠大市場”。其下遊有“加一”港口，為泰米爾語“水道”之義。此“第三港”與“新港”及《元史·馬八兒傳》中之“新村馬頭”皆為其地。至於距“第三港”八十裏之“大朗洋”，蘇氏認為當為銅葉河梵名tambraparni的音譯，其地即馬納爾灣之珠池。（注：同上書，第288—290頁，見注釋。）由此觀之，“第三港”為馬八兒重要港中，盛產珍珠。
（三）西洋人
《島夷誌略》“舊港”條提到當地土地肥美，或雲“一季種榖，三年生金，言其榖變為金也”。後來“西洋人聞其田美，每乘舟取田內之骨，發歸彼田為之脈而種榖”，因此“舊港之田不複生金”。（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87頁。）泛舟至舊港取土的當為馬八兒人或俱藍人。
（四）西洋國
元末明初周致中曾著有《異域誌》，書中提到一個“西洋國”，說“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同書在“虎六母思”（忽魯謨斯）條中又說，“其國地西南海中。回紇之國。其地至熱，出番布珍寶，與西洋國頗同。”（注：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第23頁。）同書“黑暗國”條述曰“地產犀牛，與回鶻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嚐入中國，其俗皆與西洋同”。（注：同上書，第30頁。）這裏所提到的“西洋國”，校注者陸峻嶺認為就是“古裏”，即元代之俱藍。此說乃本於《島夷誌略》。如前所述，元代的“西洋國”應當指不阿裏的祖國馬八兒（注：參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見本書第13頁。）、俱藍（古裏）和南印度。
元以後“西洋”的概念繼續為中國人襲用，但其意義與元代相較有了一些區別，其地理範圍各書記載也不一致。《東西洋考》中的“西洋”，約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時代南印度的漢名“西洋”在鄭和時代被稱為“西洋鎖裏”。元代“西洋”兼指古裏或印度南部其他地方的意義在明清兩代繼續使用。如鞏珍《西洋番國誌》在“古裏國”條中說：“古裏國，此西洋之大國也”。（注：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第27頁。）此外“西洋”在明代又兼指印度和印度以西地域，這一點廣為人知，此處不贅。
“西洋”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康熙時水師將領陳倫炯把印度稱為“小西洋”。（注：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海國聞見錄〉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1—62頁。）
《大清會典》多次提到康熙年中“西洋國”的入貢，並說“西洋國在西洋海中”。這裏的“西洋國”仍然是指印度南部。
辨明宋元時代的“西洋國”與馬八兒的關係後，繼續尋找有關這一時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為進一步研究的切入點。“西洋”這個地理的名稱因明代鄭和的遠航而廣為人知，學者們在探究中國航海史時，多將“西洋”這個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們在追尋“西洋”這個名稱的起源時，發現《西山雜誌》記載，泉州蒲氏家族成員蒲有良五代時“之占城，司西洋轉運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轉運使”。（注：蔡永蒹：《西山雜誌》卷一，蒲厝條，抄本；此據莊為磯：《泉州宋船為蒲家私船考》，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第347頁。）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應起源於五代。
古代中國猶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開封。那裏的猶太社團在鴉片戰爭以後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傳下來，先後鐫刻於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這四通碑文是研究猶太教入華史的寶貴原始資料，也是中外學術著作論述這個課題的主要憑借之一。
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開封的猶太人的來曆時說，他們“出自天竺”，因“進貢西洋布於宋”，宋帝下詣曰“歸我中夏，遵守祖風，留遺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則當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見“西洋”的概念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說，“一賜樂業（注：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譯。）教始祖阿耽（注：即《聖經》所載人類始祖“亞當”（adam）的宋代音譯。），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說，他的宗教“起於天竺”。（注：《中國境內的猶太人的若幹曆史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見第五章、第六章。）陳垣先生在《開封一賜樂業教考》中說，弘治、正德兩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樣，像是訪碑者以為錯誤而把它鑿去了的。今查意大利傳教士駱保祿（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紀最初20年在開封抄祿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當時“天竺”兩字尚存。可見這些猶太人所進貢的“西洋布”應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應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曾論證了開封猶太人的主體的祖先離開中東本土之後，約在印度的孟買一帶定居約一千一百年，然後循海道東來中國。（注：同上書，第318頁。）換而言之，他將“西洋”置於印度今孟買。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時代還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這一點筆者已在《“東洋”與“西洋”的由來》中詳論，茲不重複。
從現在文獻資料看，宋元時代的“西洋”與五代時的“西洋”名稱雖同，但地理含義有很大變代。汪大淵《島夷誌略》“萬裏石塘”條提到，萬裏石塘（今西沙群島）有三脈，其中一脈“至西洋遐昆侖”。（注：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本書第1—19頁。）“東洋”與“西洋”起初並非地理概念。南海從北向南分布南海諸島，包括許多潛伏於水下的暗沙，對海舶的安全構成極大的威脅。中國舟師出海時，為避開南海諸島，並便於導航，往往先渡東海至流求（今台灣），由此向南經呂宋列島，再向南，此為東洋航線；或沿東亞大陸南行，此為“西洋航線”。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轉運使”和汪大淵所雲“至西洋遐昆侖”中的“西洋”應首先從這一層意義上去理解。
元代明確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兩種資料。一種是上述劉敏中所寫之《不阿裏神道碑銘》，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國，是位於今印度東南岸海的馬八兒國（ma’abar）的漢名。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在“古裏佛”條中說，古裏佛是“西洋諸番之馬頭也”。這裏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區。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處，須視具體情況而論。
《島夷誌略》多處提到“西洋”。此名亦見於周致中的《異域誌》。今錄之如下，以資比較：
（一）“西洋”
《島夷誌略》“昆侖”條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順風七書夜可渡”。（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中華書局，1981年，第218頁。）這裏是說從中國前往南印度，必經昆侖（今越南南方之昆侖島）。同書“龍牙門”條在描述龍牙門（今新加坡）時提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問。回船之際，至吉利門”時，舶人須嚴加防備當地海盜。（注：同上書，第214頁。“吉利門”此處指今新加坡附近之卡裏蒙群島（puan kerimun）。）此處之西洋亦應指印度南部。這段史料說是經由新加坡海峽航向印度南部的商舶在回程時必須提防海盜。
“北溜”條提到“舶往西洋，過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風逆，輒漂此國”。（注：同上書，第264頁。“北溜”為今馬爾代夫群島之主島馬累（male）之元代譯音。）這裏的西洋很可能是指馬八兒的俱藍地區。從《元史·馬八兒傳》看，至元十八年（1281）楊庭璧出使俱藍時，就取道錫蘭，因風阻而北行至馬八兒。根據汪大淵此處的記載，過錫蘭後，如潮流迅急，加之信風不順，海舶可能一直漂到馬爾代夫群島。
汪大淵《島夷誌略》“萬裏石塘”條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嶼門“掛四帆，乘風破浪，海上若飛。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318頁。）這裏的西洋當指印度南部。從元代楊庭璧出使馬八兒的經曆看，從泉州啟航，若逢順風，的確三月以內可達馬八兒。
“大八丹”條稱其“國居中西洋之後”，“田平豐稔”、“地產綿布”。（注：同上書，第280頁。）關於大八丹的地望，日本學者藤田豐八不清楚，美國學者柔克義（w.w.rockhill）認為大八丹為印度西南馬拉巴爾（mbar）的dudhattan的譯音。蘇繼廎則認為14世紀中葉摩洛哥航海家至馬拉巴爾，提到兩個地名，一個是dahfattan，另一個是budhattan。他認為大八丹是dahfattan的譯音。至於大八丹“國居西洋之後”一句，蘇氏認為“本書‘西洋’一名，其義廣狹不一。廣義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域；狹義之‘西洋’則指大食海區域”。蘇氏限於時代，不明白“西洋”與馬八兒及與南印度的關係。五代至宋時，逐漸出現以中國地理坐標中心的海外地名，“西洋”的出現的便是一例。理解這一點，就可明白“國居西洋之後”，是說從中國出發航海，先至“西洋”，再至大八丹。如是，則大八丹應位於“西洋”以西不遠處海濱。上文已經提到，元代有時“西洋”是馬八兒的漢名，其地位於今印度的泰米爾那度州。大八丹亦應位於該州某地。
20世紀80年代，印度泰米爾那度大學考古學教授蘇拔拉雅魯（y.subbarayalu）於斯裏蘭卡滿泰半島相對的印度南端海濱的一個名曰帕裏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發現了一些13—14世紀的中國龍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紀景德鎮的青花瓷片。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辛島昇認為，這個名曰帕裏雅八丹的小村就是大八丹。因為pariya在泰米爾語中意為“大”，而pattinnam則意為“港市”。
“大烏爹”條說其“界西洋之中峰”，並說其國“煮海為鹽”，“地產布匹、貓兒眼睛、鴉鶻石、翠羽”。貨幣如“西洋諸番國，鑄為大小金錢使用，與中國銅錢異”。（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339頁。）此大烏爹國，柔克義認為在非洲，沈增植與藤田豐八皆認為在印度。蘇繼廎認為在孟加拉灣西北印度之奧裏薩（orissa），此說恐不確。大烏爹地界“西洋之中峰”，當與馬八兒和俱藍相去不遠。從其地出產貓睛石、鴉鶻石看，亦應在南印度。至於所謂“西洋諸番國”，當指馬八兒、俱藍附近各國。
“天堂”條（即今麥加）說，“雲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書，第352頁。）雲南自元初世祖命賽典赤為行省平章以來，許多穆斯林移居其地。穆斯林五大功課規定一生中在條件許可時，應赴麥加朝聖，故元代雲南穆斯林赴“天堂”者不乏其人。曾朝過聖之穆斯林稱“哈吉”。鄭和之父名馬哈吉，當去過麥加。從雲南赴麥加應取道緬甸。所謂“西洋亦有路通”意為從馬八兒、俱監亦可赴天方。
“甘埋裏”條稱其國“與佛朗相近，乘風張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又說“所有木香、琥珀之類，均產自佛朗國來，商販於西洋互易”。（注：同上書，第364頁。）甘埋裏的地望，諸家所說不一。大體上指南印度洋科摩羅群島與忽魯謨斯兩說。佛朗為阿拉伯語franak，乃對歐洲和十字軍的稱呼，源於“法蘭克”。其地既與佛朗相近，則上述兩說皆有可疑處。此問題因與本課題偏離較遠，留待以後討論。“商販於西洋互易”是說甘埋裏商販從歐洲或東地中海地區所販商品，都運至馬八兒、俱監一帶交易。
（二）“西洋第三港”
《島夷誌略》“蘇祿”條在介紹各種珍珠時說，有“出於西洋之第三港”，同段另一處又徑稱“第三港”。“第三港”條中，汪大淵又提到：“第三港古號馬淵，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結屋而居。田土、氣候、風俗、男女與八丹同。去此港八十餘裏，洋名大朗，蚌珠海內最富。”作者還詳述了當地采取珍珠的過程。（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78、287頁。）第三港的珍珠不但運銷海外，也販至印度南部其他港轉口。在同書“沙裏八丹”條中，汪大淵即提到，“地產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來”。
此“第三港”名稱的來曆，蘇繼廎認為“乃以其位於蒂魯欽杜爾（tiruchendur）與卡亞帕塔納姆（kayalpatanam）二港之北，順次為第三，故有第三港之名”。清末民初沈曾植曾認為它的古名“馬淵”與《海錄》之“馬英”有關，當位於印度西南之地。蘇繼廎認為當為銅葉河下遊加一港外淤岸之新港“奔顏加一”（punnei-kayal）。蘇氏還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島夷誌略》“西洋第三港”條中有關采珠的記載，與《馬可波羅遊記》所述在馬八兒附近采珠恰恰相吻，並認為自古錫蘭以海珠為名產，當出於此附近。蘇繼廎進而考定，“印度半島南端有銅葉河（tamraparni）注入馬納爾灣中”，希臘人已稱為“真珠大市場”。其下遊有“加一”港口，為泰米爾語“水道”之義。此“第三港”與“新港”及《元史·馬八兒傳》中之“新村馬頭”皆為其地。至於距“第三港”八十裏之“大朗洋”，蘇氏認為當為銅葉河梵名tambraparni的音譯，其地即馬納爾灣之珠池。（注：同上書，第288—290頁，見注釋。）由此觀之，“第三港”為馬八兒重要港中，盛產珍珠。
（三）西洋人
《島夷誌略》“舊港”條提到當地土地肥美，或雲“一季種榖，三年生金，言其榖變為金也”。後來“西洋人聞其田美，每乘舟取田內之骨，發歸彼田為之脈而種榖”，因此“舊港之田不複生金”。（注：汪大淵：《島夷誌略》，蘇繼廎校注本《島夷誌略校釋》，第187頁。）泛舟至舊港取土的當為馬八兒人或俱藍人。
（四）西洋國
元末明初周致中曾著有《異域誌》，書中提到一個“西洋國”，說“在西南海中，地產珊瑚、寶石等物”。同書在“虎六母思”（忽魯謨斯）條中又說，“其國地西南海中。回紇之國。其地至熱，出番布珍寶，與西洋國頗同。”（注：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第23頁。）同書“黑暗國”條述曰“地產犀牛，與回鶻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嚐入中國，其俗皆與西洋同”。（注：同上書，第30頁。）這裏所提到的“西洋國”，校注者陸峻嶺認為就是“古裏”，即元代之俱藍。此說乃本於《島夷誌略》。如前所述，元代的“西洋國”應當指不阿裏的祖國馬八兒（注：參見拙文《“東洋”與“西洋”的由來》，見本書第13頁。）、俱藍（古裏）和南印度。
元以後“西洋”的概念繼續為中國人襲用，但其意義與元代相較有了一些區別，其地理範圍各書記載也不一致。《東西洋考》中的“西洋”，約相當於宋元時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時代南印度的漢名“西洋”在鄭和時代被稱為“西洋鎖裏”。元代“西洋”兼指古裏或印度南部其他地方的意義在明清兩代繼續使用。如鞏珍《西洋番國誌》在“古裏國”條中說：“古裏國，此西洋之大國也”。（注：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1年，第27頁。）此外“西洋”在明代又兼指印度和印度以西地域，這一點廣為人知，此處不贅。
“西洋”的稱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康熙時水師將領陳倫炯把印度稱為“小西洋”。（注：李長傅校注、陳代光整理：《〈海國聞見錄〉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1—62頁。）
《大清會典》多次提到康熙年中“西洋國”的入貢，並說“西洋國在西洋海中”。這裏的“西洋國”仍然是指印度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