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第五次圍剿與反圍剿的戰爭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1.運動與攻堅</h2>（1）黎川失守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地域進一步擴大。1933年7月21日，蘇維埃中央決定劃中央蘇區為4省40餘縣，即江西省的瑞金、於都、興國、永豐、新淦、宜黃、樂安、崇仁、廣昌、南豐、石城、萬泰、勝利、楊殷、公略、洛口、赤水、龍岡、長勝、太雷、博生，[1]福建省的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龍岩、新泉、寧化、清流、汀東、兆征、彭湃、代英，[2]粵贛省的會昌、尋烏、安遠、西江、門嶺、信康，[3]閩贛省的黎川、金溪、資溪、建寧、泰寧、光澤。以贛閩邊界為中心，中央蘇區由東向西形成分別向南平、漳州、粵北、贛州、吉安、樟樹、臨川輻射的廣大區域。
中央蘇區的壯大，尤其是控製區域的北移，使其與中央蘇區控製區域繼續北移，與閩浙贛蘇區漸成連接之勢。而黎川作為閩贛省委、省政府、省軍區所在地，突出於中央蘇區東北部，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贛東南與閩西北連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圍剿”時，中共中央就指示：“黎川、泰寧、建寧、廣昌……這個區域是中央蘇區戰略的鎖鑰，是永遠不能放棄的，這些城市仍須大大的鞏固起來，特別應該注意廣昌。”[4]1933年9月，當國民黨軍由贛江自西南向東北基本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堡壘封鎖後，其試探性進攻首先從這裏發起。
當國民黨軍進攻黎川時，紅軍的防禦兵力異常薄弱。1933年6月，根據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弗雷德的意見，紅軍決定展開分離作戰，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紅一軍團組成中央軍，部署在宜黃、樂安沿撫河一帶，防守蘇區北大門，第三軍團及第十九師等部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向閩西北方向進攻。在初期的作戰計劃中，紅軍指揮部對黎川的防禦給予了相當重視，要求：“一、五軍團依計劃在北麵地帶，積極活動，隱蔽我軍企圖時應派獨立第一團領導永興橋地帶部隊前出新豐街南廣部隊，牽製敵第六師，使該敵於我十九師東出泰將後，不敢侵入黎川。”[5]隨著福建方麵戰事的展開，東方軍作戰並不順利，紅軍不斷向福建增兵，紅五軍團十三師及原留置贛東北兵力陸續調往東方軍協同作戰，黎川一帶兵力空虛，成為國民黨軍發動進攻的一個理想突破口。中革軍委指出：“蔣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由南城向東南突擊，以便割斷江西的東北部與基本蘇區的聯係，並完成吉水、永豐、樂安、南豐，以達到邵武地區的堅固陣地的封鎖線。”[6]
在與紅軍多次交手後，蔣介石策動新一輪“圍剿”時力圖從戰略上爭取主動。他在廬山訓練時就談道：
現在土匪的主力是向閩北移動了，我們現在如果也跟到福建去找他來打，這樣就是我們跟了土匪走，而陷於被動了！然則要如何才是立於主動呢？比方土匪現在在福建攻延平，攻了半個月還攻不下來，當然他向東不能發展了。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部隊收複了建寧，或者是到廣昌，那麽，在福建的土匪，就斷絕了後路，失掉根據地，不得不回來找我們打了！[7]
9月初，他又致電福建方麵：“圍攻延平之匪，必趁北路軍未進剿時，先乘隙打破我在閩之主力，然後回師西向，再應付北路軍，其計甚狡。但其在閩北延平一帶，亦不能徘徊過久，此時隻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軍發動，則匪必西退，回顧老巢。故此時我閩軍主力，應先待其向西撤回時而邀擊之，不必正麵急急進援，免遭暗算。”[8]這顯然是希望閩方能將紅軍東方軍拖住，以便其在贛東北從容部署。後來國民黨將領也認為，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方麵戰術主要內容就是：“主動地選擇蘇區有戰略意義而又便於用兵的地區為一戰役階段。集中強大的兵力，作周到的準備，進行有限目標的攻擊；攻占後即利用有利地形構築碉堡封鎖線，對蘇區嚴加戒備阻絕封鎖……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自由主宰戰局，不冒風險。”[9]蔣介石在日記中將這一戰術概括為：“凡持重部隊皆令其作前方之守備。機動者，集中要點，專備出擊之用。先以一部突出，為匪之目標，以求決戰。其餘則分為二、三部隊，在兩翼後作沉機觀變之備。”[10]進攻黎川，和這一作戰總思路是吻合的。同時，由於當時閩方內部反蔣活動暗潮洶湧，蔣介石對此已有知悉，進攻與福建相鄰的黎川，還不無對此預作準備之意。
9月1日，蔣介石電令熊式輝等：“南潯路與九江部隊可以盡量減少，並密令周渾元軍第六師在內準備九月底占領黎川城為要。”[11]中旬，國民黨軍向黎川集結。19日，蔣介石致電熊式輝等，要求將第八十五師撥歸周渾元指揮，“確實占領黎川”。[12]9月24日，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下轄第五、六、九十三3師）在距黎川約20公裏的硝石完成集結，次日向黎川發動進攻。當時，紅軍在黎川的力量薄弱。關於黎川留守部隊的人數，各方麵有不同說法。肖勁光回憶當時“隻有一個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13]彭德懷回憶：“保衛黎川的是一個五六百人的獨立團”。[14]國民黨方麵戰史記載，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後，“分竄黎川境內之匪約兩千左右”。[15]這三個數字不完全相同，考慮到黎川當時以地方部隊為主的實況，大致可判斷黎川中共方麵部隊在千人左右。後來追究肖勁光責任時，提到肖指揮下“有一師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遲阻敵人於硝資之線”，[16]由於曾駐贛東北一帶部隊除第三軍團全部入閩外，第十三、十九、二十師全部及二十一師大部也開往福建，黎川守軍薄弱是不爭的事實，“一師兵力”的說法顯然是誇大之辭。鑒於雙方力量懸殊，剛剛由福建前線奉命趕回黎川的閩贛軍區政治委員肖勁光為避免無謂損失，率領教導隊和遊擊隊於27日撤離黎川。據肖勁光回憶：“從我接受任務回黎川到撤出黎川這八天的時間裏，軍委沒有給我下達堅守黎川的指示，也沒有明確的撤離黎川的指示。”[17]對戰略要地疏於防守，中革軍委一開始就犯了難以原諒的錯誤。
其實，對贛東北的嚴峻局麵，中革軍委及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的朱德、周恩來事先是有所預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來在注意到國民黨軍有南下企圖後，就致電中共中央局，部署讓東方軍“準備回師”。[18]因為十九路軍根據蔣介石指示，堅守不出，紅軍難覓有利戰機，繼續屯兵福建整體戰局將陷不利。12日，項英致電朱、周，仍強調應“速將順、將攻下”，同時指示：“你們必須注意蔣之行動，如贛敵有配合閩敵之企圖，應有準備的以便迅速轉移，消滅北線主要敵人。”[19]13日，周恩來再電博古、項英等，要求東方軍結束當前戰鬥“迅速北上”。[20]中革軍委複電雖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斷：“蔣賊仍極力構造永、樂方麵之封鎖線，刻未東移，容我東方軍遲於二十日若幹時間再行北上……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還容我們采用各個擊破的手段，先打閩敵，以便將來獨立對贛敵作戰。”[21]中旬末梢，中革軍委實際已在做回師準備，要求紅一方麵軍各軍團向贛東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偵察隊”，[22]準備大部隊移動。同時擬調一軍團往贛東，集中紅軍主力“消滅蔣賊東行的五個師”。[23]博古在給共產國際電報中也提出：“占領順昌和將樂後，我們將向東前進，迎擊蔣介石軍隊。”[24]但是，由於中革軍委對東方軍在福建的戰果心有不甘，回師問題遲遲不能決斷，而將紅一軍團東調紅軍高層也存在不同意見。項英曾致電周恩來，專門解釋紅一軍團東移問題，指出：
此時一軍團在現地挺進活動，破壞敵封鎖線，固然抑留蔣賊主力，但須估量該敵在其開始大舉進攻和發現我東方軍北上時，可能由其遠後方移兵東向。我一軍團……秘密速到宜、南的機動地位，東則可以參加主力作戰，北則可扼敵增援隊之左背，還望加考慮處置。這一問題的本身，就在決定和運用鉗製方麵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說將又成隻手打人的問題。以次要方向積極的作戰和偽裝，原可以極小兵力爭取決戰所需短時鉗製作用，特別緊要，也是在敵我兵力懸殊情形下抽出優勢兵力決戰之法。當然，不可說平分兵力於突擊與鉗製方麵，才算是不是隻手打人。[25]
24、25日，鑒於贛東北形勢已十分緊張，周恩來連電項英，要求同意東方軍“趕早北上”。[26]25日，中革軍委作出決斷：“第一方麵軍應即結束東方戰線，集中泰寧出其西北地帶，消滅進逼黎川之贛敵。”[27]從這一決策過程看，中革軍委一段時間內對久攻不下的順昌、將樂棄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實，此時閩西對中共已成雞肋，即使拿下順、將，對全局也無影響，而黎川的重要性顯然要超過上述兩地，在已承認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東方軍於閩西北地區，喪失了寶貴的先機，犯下當斷不斷的錯誤。中革軍委稍後自承“我們在原則上正確下了決心而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在決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動兵力上則更大些），這錯誤就是沒有正確地計上時間”。[28]應該說，這一檢討部分道出了實情。
不過，中革軍委此時不應有的遲延可能還和1933年年中圍繞是否進軍福建的爭論有關，甚至和中共內部的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也不無關係。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周恩來在中共軍事、政治決策圈中的影響進一步增強，他不僅作為出色的政治活動家，同時作為優秀的軍事指揮者被人們所認識。但是，周恩來作為所謂“老幹部派”並不被中共正在執掌實權的年輕一代領導人所完全接納。項英被安排為中革軍委代主席，相當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種程度上限製周恩來的影響。1933年6月上海方麵提出組建東方軍計劃後，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見，而事態的發展又證明其所慮不為無因，這也使作出決策的中共年輕領導人可能不無尷尬，所以，力圖在福建方麵獲得更大戰果，證明東方軍出擊的正確，成為他們的一大心願。從這個角度看中革軍委明顯有悖軍事常識的決策，就不會顯得那麽突兀。
黎川易手，對此後戰局影響甚大。國民黨方麵認為：“我軍占領黎川之後，不惟偽東西兩軍為之隔斷，而贛東北與贛南匪區之聯係，亦成支解分離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實為我軍戰略上之一大收獲，為五次圍剿勝利之先聲。”[29]占領黎川後，國民黨軍還可趁機把贛東北一線一直未構成的封鎖線完成，最終形成江西方麵對中央蘇區的完全包圍。針對黎川失守後戰略態勢的變化，周恩來9月28日向項英和中央局連發三電，認為黎川之失，“將使贛敵得先築據點以守”，使國民黨軍占得先機，在此敵情下，紅軍“必須以極大機動性處置當前戰鬥。正麵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30]要求主動出擊，力圖扳回已經失去的戰略先機。
黎川之失，紅軍雖然出師不利，但遠未到攸關大局的程度，在東方軍北返，同時中央軍也向黎川一帶靠近後，國共間真正的交鋒才剛剛開始。 （2）洵口、硝石之役
黎川失守後，中革軍委決定將東方軍從福建撤回，中央軍向黎川一線靠攏，準備在此對國民黨軍實施打擊，相機奪回黎川。紅一方麵軍指揮部根據這一計劃發出命令：“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31]計劃規定東方軍（時轄紅三、五、七軍團）的基本任務是攻擊國民黨軍左翼薛嶽、周渾元兩縱隊，威脅南城。中央軍（紅一、九軍團）先東移配合東方軍作戰，然後經康都西移棠蔭、裏塔等地，完成鉗製撫河西岸吳奇偉縱隊、粉碎撫河沿岸及撫河西敵軍的基本任務。中革軍委希望，紅軍以“消滅硝石、資溪橋、黎川地區敵人”為目的，在運動中“突擊敵人之暴露翼側”，以此打擊敵有生力量，“造成對敵人中心根據地的威脅”。[32]
從當時來看，中共方麵總的思路是希望將部隊頂到蘇區外線作戰，尤其要盡力打破國民黨軍封鎖線，在戰略上爭取主動。這一思路其實和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思路是一脈相承的。朱德在總結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原因時曾談道：“此次戰略的不同點是在擇其主力，不待其合擊，亦不許其深入蘇區，而亦得到偉大勝利。”[33]麵對和第四次反“圍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麵，中共繼續采用這一戰法應屬正常。為達成頂出去打的目標，奪取南城與黎川之間的戰略要點硝石具有重要意義，既可切斷黎川國民黨軍與南城附近主力軍的聯係，使黎川成為孤城，從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帶國民黨軍主力出動，達到在此一帶集中主力圍點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軍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態度，連電要求東方軍迅速回師，指斥：“彭、滕又要圍攻邵武，忽視上級命令或將延誤軍機。戰機緊迫，對於命令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來10月3日致電項英，明確談道：“目前關鍵在中央軍能以極大機動抓緊當前敵情變化，適時出現，東方軍集結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趕在撫西敵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進擊硝、黎敵人。”同時，對在硝石作戰的風險也有充分估計：“估計敵知我軍回師，如更知我中央軍東移，其羅縱隊有以兩三師，或改由李九師、八十七師秘密移至南城，準備以硝石許師誘我，以便從南城、新豐、黎川三方麵向我出擊之極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戰關鍵是要爭取時間，盡可能早地控製硝石，否則就有落入對方包圍圈的可能。事實上，朱、周的電報已經側麵提示了硝石作戰的隱患，即進入對手後方作戰，一方麵應有強大的兵力作為後盾，另方麵還要隨時防止被斷後路，而以當時兩軍兵力對比，紅軍在這兩點上都難有成算。
在中共方麵積極備戰時，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後也四下出擊，“清剿”分散活動的紅軍遊擊部隊，鞏固其對黎川的占領。10月3日，國民黨軍得到報告，洵口方向有中共軍隊千餘人活動，周渾元判斷其為紅軍獨立團或遊擊隊，於4日下令第六師周嵒部派出三團“前往撲擊”。[36]
當晚，國民黨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葛鍾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兩團及第五師第二十七團向洵口方向進發，5日晨到達洵口後，並未發現紅軍大隊蹤影。此後，該部在回黎川還是繼續搜索上與指揮部往複協商，一直到6日，偵知飛鳶方向有紅軍部隊後，葛鍾山決定“乘機襲撲該匪”，[37]率部向飛鳶進擊。
東方軍9月底由福建回師，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進。6日，紅三軍團隱蔽到達黎川東北，突出於國民黨軍的葛鍾山部成為紅軍向前挺進中的順勢攻擊對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達飛鳶後，紅軍主力突然向其發動攻擊，將葛部壓回洵口，同時資溪橋、湖坊一帶紅軍自北、南兩麵向洵口出擊，形成合圍之勢。7日淩晨，東方軍下達攻擊洵口命令，以第四師、第二十師、第五師對洵口發起進攻。國民黨軍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兩團在趕來增援的部隊接應下，突出包圍，隨增援部隊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團被圍困在洵口村內。據彭德懷回憶：被圍國民黨軍“據守山頂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麵無水，再有一天半天時間，即可消滅”。[38]但紅軍根據既定計劃，主力前出進攻硝石，未全力消滅洵口被圍部隊，10日，國民黨軍援軍到達洵口，將第三十四團殘餘部隊接應回黎川。11月，蔣介石親自出席儀式，為第三十四團頒授榮譽旗，稱譽其在紅軍包圍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擊眾，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們全體剿匪軍隊的精神為之一振！”[39]是役，紅軍對敵3個團形成重擊，繳獲機槍29挺，長短槍1084支，無線電台1架。東方軍傷亡700多人，國民黨軍陣亡458人、受傷810人、旅長葛鍾山以下被俘1100餘人，[40]洵口死屍橫陳，數日後仍“臭氣大張”。[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42]不過，紅軍在是役中損失大批彈藥，按中革軍委事後保守的總結：“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戰鬥的勝利不是占領地方，而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及奪取其器材。在這一次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麵，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程度。因此，以我們的損失與勝利來比較，那我們所付的代價是過份大了。”[43]
洵口之戰的勝利，對紅軍而言，隻不過是接收了一個送上門來的禮物，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東方軍北上的目標是“消滅硝石、資溪橋以及黎川附近之敵”。[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國民黨軍第十四、第九十四師企圖增援硝石，硝石敵第二十四師將南援黎川後，決定以鉗製部隊“立即進攻黎川”，主力則迅速向北挺進，“占據硝石及由北側擊由南城前來之任何敵人縱隊”。[45]雖然，這一帶國民黨軍已構築了野戰工事，在兵力上也居優勢地位，但中革軍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進攻態勢抑製對方的攻擊，盡力將戰場突進到蘇區之外。當然，在此期間，中革軍委也強調，各部應遵循下列作戰原則：“甲、不應攻擊任何工事區域，不應向任何停滯的敵人作正麵攻擊。乙、東方軍之行動，應僅限於側擊行進中之敵之縱隊。為達此目的，須有大的運動機動、包圍與迂回。”[46]同時，朱德、周恩來也向中革軍委建議：“硝石東南為河所阻，恐亦不易強攻，東方軍應以一部繼續作有力佯攻，催促敵援主力，集結機動消滅援敵。”[47]雙方都準備在硝石吸引對方主力打擊之。
根據中革軍委指示，彭德懷決定先消滅由硝石南援之敵，爾後乘勝收複黎川。10月8日令紅二十師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紅三、紅五軍團及紅十九師集結於相埠、烏石地區，待機殲滅援敵。但援敵並未出現，蔣介石判斷：“匪西區主力必藏伏在裏塔附近，待我軍向黎川增援時，其即伺機拊我側背之狡計甚明，故此時應先嚴令黎川與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軍主力必先設法擊潰匪西區之主力，占領裏塔官嶺前楓林與百花亭一帶，構成封鎖碉堡線後，再向東進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國民黨軍暫時在此按兵不動。
圍點打援方案不成，東方軍遂就勢將進攻重心轉向硝石。拿下硝石，可截斷黎川與國民黨軍基本區域的聯絡，使黎川國民黨軍陷於孤立。此時，國民黨軍防禦硝石的是第二十四師許克祥部，根據紅軍當時的判斷：該部“與紅軍周旋，多半迭遭損失，士兵對紅軍及蘇維埃有相當影響，戰鬥力不強武器不精，非蔣介石主力軍。我作戰均係東方（軍）全部，軍力武器均比該敵占絕對優勢，而又正當洵口戰役勝利之後勇氣更加百倍”，[49]對拿下此役相當樂觀。但據國民黨軍將領回憶，硝石國民黨守軍“自第四次‘圍攻’以來，陳就始終控置該師於總預備隊中，迄末投入戰鬥，兵員裝備比陳誠所部其它部隊亦較為完整”，[50]並不像紅軍方麵判斷的那樣薄弱。從戰鬥結果看，由於對此時國民黨軍整體戰力提升的狀況缺乏了解，紅軍的估計不無輕敵之嫌。
國民黨軍第二十四師進駐硝石後，立即趕築碉堡、工事。當紅軍於10月9日向硝石發起進攻時，該部“依據硝石東北西北一帶小高地構築堡壘一連二十餘個死守該地”，計劃通過“固守硝石，吸引匪部，再抽調部隊應援，聚匪於硝石附近而殲滅之”。[51]經過數天戰鬥，戰局發展對紅軍明顯不利，麵對“工事堅強”[52]的硝石守軍，武器、地形處於劣勢的紅軍攻堅戰未能奏效，而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卻大批開向硝石，“硝石西端沿南城河兩岸燈火無數、上下不定，係敵之增援隊已到達模樣”，[53]紅軍主力有被圍之虞，如彭德懷所說：“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裏，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54]在此形勢下，中革軍委判斷黎川之敵有與硝石據點國民黨軍內外攻擊，相互策應切斷東方軍後路之可能。為避免陷敵包圍，保存有生力量，中革軍委決定立即結束硝石戰鬥，令東方軍從現地南移。13日晚紅軍開始陸續退出戰場，紅五軍團於資溪橋掩護部隊轉移，紅十九、二十師轉移至金溪地區，於敵後開展遊擊戰爭，紅三軍團繼續在黎南地區待機。
硝石一戰後，中革軍委原先希望在局部地區采取攻勢，以期打破國民黨軍包圍圈的思路已難以繼續。10月15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對戰略方針作出調整，明確指出：
我們處於戰略的防禦地位，已成為不可爭論的事實，所以我們的戰術應根據這一事實來決定。我們東北方麵主要的作戰任務，曾經是現在還是製止蔣介石的大舉進攻。惟有消滅他突擊部署中一兩個縱隊的有生力量，才能達到這一任務。無論取得地方或獲得局部的戰術勝利，都不能代替這一任務。
為此，他們規定了幾項主要的作戰原則：“盡量保存我們自己的有生力量”；“應該避免進攻要塞堡壘地域，甚至避免正麵進攻停止的敵人。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我們在少數的時機也進行臨時的防禦，但我們不應采取消極的，而應采取積極的和運動的防禦。鉗製敵人的兵力不得大於三分之一，而將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來機動突擊敵人。突擊隊不是從配置鉗製隊的縱深，而是從其翼側出來突擊敵人”。[55]這一指示的核心是希望通過運動防禦突擊敵人一部，通過集中打擊敵人有生力量取得戰略優勢，為此，中革軍委要求紅軍繼續在黎川一帶尋找戰機，利用國民黨軍新占黎川，各部調動頻繁的縫隙覓得在運動中打擊對方的機會。與此同時，已經熟知紅軍戰法的國民黨軍一眼認清了紅軍意圖，判斷紅軍有“故作南北移動，引我注意，吸我調援，以遂其埋伏腰擊之企圖”，其應付方針一是繼續強調“以我為主”，步步為營，二是在黎川與硝石間加緊部署：“對東取積極行動，完成黎硝交通，相機吸引偽東方軍而撲滅之”。[56]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中央蘇區地域進一步擴大。1933年7月21日，蘇維埃中央決定劃中央蘇區為4省40餘縣，即江西省的瑞金、於都、興國、永豐、新淦、宜黃、樂安、崇仁、廣昌、南豐、石城、萬泰、勝利、楊殷、公略、洛口、赤水、龍岡、長勝、太雷、博生，[1]福建省的長汀、上杭、武平、永定、連城、龍岩、新泉、寧化、清流、汀東、兆征、彭湃、代英，[2]粵贛省的會昌、尋烏、安遠、西江、門嶺、信康，[3]閩贛省的黎川、金溪、資溪、建寧、泰寧、光澤。以贛閩邊界為中心，中央蘇區由東向西形成分別向南平、漳州、粵北、贛州、吉安、樟樹、臨川輻射的廣大區域。
中央蘇區的壯大，尤其是控製區域的北移，使其與中央蘇區控製區域繼續北移，與閩浙贛蘇區漸成連接之勢。而黎川作為閩贛省委、省政府、省軍區所在地，突出於中央蘇區東北部，是中央蘇區與閩浙贛蘇區、贛東南與閩西北連接的主要孔道，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早在1933年3月第四次反“圍剿”時，中共中央就指示：“黎川、泰寧、建寧、廣昌……這個區域是中央蘇區戰略的鎖鑰，是永遠不能放棄的，這些城市仍須大大的鞏固起來，特別應該注意廣昌。”[4]1933年9月，當國民黨軍由贛江自西南向東北基本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堡壘封鎖後，其試探性進攻首先從這裏發起。
當國民黨軍進攻黎川時，紅軍的防禦兵力異常薄弱。1933年6月，根據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軍事總顧問弗雷德的意見，紅軍決定展開分離作戰，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紅一軍團組成中央軍，部署在宜黃、樂安沿撫河一帶，防守蘇區北大門，第三軍團及第十九師等部組成東方軍，入閩作戰，向閩西北方向進攻。在初期的作戰計劃中，紅軍指揮部對黎川的防禦給予了相當重視，要求：“一、五軍團依計劃在北麵地帶，積極活動，隱蔽我軍企圖時應派獨立第一團領導永興橋地帶部隊前出新豐街南廣部隊，牽製敵第六師，使該敵於我十九師東出泰將後，不敢侵入黎川。”[5]隨著福建方麵戰事的展開，東方軍作戰並不順利，紅軍不斷向福建增兵，紅五軍團十三師及原留置贛東北兵力陸續調往東方軍協同作戰，黎川一帶兵力空虛，成為國民黨軍發動進攻的一個理想突破口。中革軍委指出：“蔣介石的主要目的，是由南城向東南突擊，以便割斷江西的東北部與基本蘇區的聯係，並完成吉水、永豐、樂安、南豐，以達到邵武地區的堅固陣地的封鎖線。”[6]
在與紅軍多次交手後，蔣介石策動新一輪“圍剿”時力圖從戰略上爭取主動。他在廬山訓練時就談道：
現在土匪的主力是向閩北移動了，我們現在如果也跟到福建去找他來打，這樣就是我們跟了土匪走，而陷於被動了！然則要如何才是立於主動呢？比方土匪現在在福建攻延平，攻了半個月還攻不下來，當然他向東不能發展了。如果我們現在有一個部隊收複了建寧，或者是到廣昌，那麽，在福建的土匪，就斷絕了後路，失掉根據地，不得不回來找我們打了！[7]
9月初，他又致電福建方麵：“圍攻延平之匪，必趁北路軍未進剿時，先乘隙打破我在閩之主力，然後回師西向，再應付北路軍，其計甚狡。但其在閩北延平一帶，亦不能徘徊過久，此時隻要延平各城能固守半月，一待北路軍發動，則匪必西退，回顧老巢。故此時我閩軍主力，應先待其向西撤回時而邀擊之，不必正麵急急進援，免遭暗算。”[8]這顯然是希望閩方能將紅軍東方軍拖住，以便其在贛東北從容部署。後來國民黨將領也認為，第五次“圍剿”中，國民黨方麵戰術主要內容就是：“主動地選擇蘇區有戰略意義而又便於用兵的地區為一戰役階段。集中強大的兵力，作周到的準備，進行有限目標的攻擊；攻占後即利用有利地形構築碉堡封鎖線，對蘇區嚴加戒備阻絕封鎖……戰略上取攻勢，戰術上取守勢，自由主宰戰局，不冒風險。”[9]蔣介石在日記中將這一戰術概括為：“凡持重部隊皆令其作前方之守備。機動者，集中要點，專備出擊之用。先以一部突出，為匪之目標，以求決戰。其餘則分為二、三部隊，在兩翼後作沉機觀變之備。”[10]進攻黎川，和這一作戰總思路是吻合的。同時，由於當時閩方內部反蔣活動暗潮洶湧，蔣介石對此已有知悉，進攻與福建相鄰的黎川，還不無對此預作準備之意。
9月1日，蔣介石電令熊式輝等：“南潯路與九江部隊可以盡量減少，並密令周渾元軍第六師在內準備九月底占領黎川城為要。”[11]中旬，國民黨軍向黎川集結。19日，蔣介石致電熊式輝等，要求將第八十五師撥歸周渾元指揮，“確實占領黎川”。[12]9月24日，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下轄第五、六、九十三3師）在距黎川約20公裏的硝石完成集結，次日向黎川發動進攻。當時，紅軍在黎川的力量薄弱。關於黎川留守部隊的人數，各方麵有不同說法。肖勁光回憶當時“隻有一個七十人的教導隊和一些地方遊擊隊”。[13]彭德懷回憶：“保衛黎川的是一個五六百人的獨立團”。[14]國民黨方麵戰史記載，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後，“分竄黎川境內之匪約兩千左右”。[15]這三個數字不完全相同，考慮到黎川當時以地方部隊為主的實況，大致可判斷黎川中共方麵部隊在千人左右。後來追究肖勁光責任時，提到肖指揮下“有一師兵力足以拒止至少可遲阻敵人於硝資之線”，[16]由於曾駐贛東北一帶部隊除第三軍團全部入閩外，第十三、十九、二十師全部及二十一師大部也開往福建，黎川守軍薄弱是不爭的事實，“一師兵力”的說法顯然是誇大之辭。鑒於雙方力量懸殊，剛剛由福建前線奉命趕回黎川的閩贛軍區政治委員肖勁光為避免無謂損失，率領教導隊和遊擊隊於27日撤離黎川。據肖勁光回憶：“從我接受任務回黎川到撤出黎川這八天的時間裏，軍委沒有給我下達堅守黎川的指示，也沒有明確的撤離黎川的指示。”[17]對戰略要地疏於防守，中革軍委一開始就犯了難以原諒的錯誤。
其實，對贛東北的嚴峻局麵，中革軍委及紅一方麵軍總司令部的朱德、周恩來事先是有所預料的。早在9月3日，朱德、周恩來在注意到國民黨軍有南下企圖後，就致電中共中央局，部署讓東方軍“準備回師”。[18]因為十九路軍根據蔣介石指示，堅守不出，紅軍難覓有利戰機，繼續屯兵福建整體戰局將陷不利。12日，項英致電朱、周，仍強調應“速將順、將攻下”，同時指示：“你們必須注意蔣之行動，如贛敵有配合閩敵之企圖，應有準備的以便迅速轉移，消滅北線主要敵人。”[19]13日，周恩來再電博古、項英等，要求東方軍結束當前戰鬥“迅速北上”。[20]中革軍委複電雖同意回兵北上，但又判斷：“蔣賊仍極力構造永、樂方麵之封鎖線，刻未東移，容我東方軍遲於二十日若幹時間再行北上……這樣的時間和空間的條件，還容我們采用各個擊破的手段，先打閩敵，以便將來獨立對贛敵作戰。”[21]中旬末梢，中革軍委實際已在做回師準備，要求紅一方麵軍各軍團向贛東方向“迅速派出有力的偵察隊”，[22]準備大部隊移動。同時擬調一軍團往贛東，集中紅軍主力“消滅蔣賊東行的五個師”。[23]博古在給共產國際電報中也提出：“占領順昌和將樂後，我們將向東前進，迎擊蔣介石軍隊。”[24]但是，由於中革軍委對東方軍在福建的戰果心有不甘，回師問題遲遲不能決斷，而將紅一軍團東調紅軍高層也存在不同意見。項英曾致電周恩來，專門解釋紅一軍團東移問題，指出：
此時一軍團在現地挺進活動，破壞敵封鎖線，固然抑留蔣賊主力，但須估量該敵在其開始大舉進攻和發現我東方軍北上時，可能由其遠後方移兵東向。我一軍團……秘密速到宜、南的機動地位，東則可以參加主力作戰，北則可扼敵增援隊之左背，還望加考慮處置。這一問題的本身，就在決定和運用鉗製方麵的兵力，而非如你所說將又成隻手打人的問題。以次要方向積極的作戰和偽裝，原可以極小兵力爭取決戰所需短時鉗製作用，特別緊要，也是在敵我兵力懸殊情形下抽出優勢兵力決戰之法。當然，不可說平分兵力於突擊與鉗製方麵，才算是不是隻手打人。[25]
24、25日，鑒於贛東北形勢已十分緊張，周恩來連電項英，要求同意東方軍“趕早北上”。[26]25日，中革軍委作出決斷：“第一方麵軍應即結束東方戰線，集中泰寧出其西北地帶，消滅進逼黎川之贛敵。”[27]從這一決策過程看，中革軍委一段時間內對久攻不下的順昌、將樂棄之不甘，冀望能有所得。其實，此時閩西對中共已成雞肋，即使拿下順、將，對全局也無影響，而黎川的重要性顯然要超過上述兩地，在已承認北上必要的大前提下，仍然抑留東方軍於閩西北地區，喪失了寶貴的先機，犯下當斷不斷的錯誤。中革軍委稍後自承“我們在原則上正確下了決心而犯了一個重大的錯誤（在決心本身上有之，而在移動兵力上則更大些），這錯誤就是沒有正確地計上時間”。[28]應該說，這一檢討部分道出了實情。
不過，中革軍委此時不應有的遲延可能還和1933年年中圍繞是否進軍福建的爭論有關，甚至和中共內部的政治、軍事權力格局也不無關係。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後，周恩來在中共軍事、政治決策圈中的影響進一步增強，他不僅作為出色的政治活動家，同時作為優秀的軍事指揮者被人們所認識。但是，周恩來作為所謂“老幹部派”並不被中共正在執掌實權的年輕一代領導人所完全接納。項英被安排為中革軍委代主席，相當程度上就是希望借此某種程度上限製周恩來的影響。1933年6月上海方麵提出組建東方軍計劃後，周恩來提出不同意見，而事態的發展又證明其所慮不為無因，這也使作出決策的中共年輕領導人可能不無尷尬，所以，力圖在福建方麵獲得更大戰果，證明東方軍出擊的正確，成為他們的一大心願。從這個角度看中革軍委明顯有悖軍事常識的決策，就不會顯得那麽突兀。
黎川易手，對此後戰局影響甚大。國民黨方麵認為：“我軍占領黎川之後，不惟偽東西兩軍為之隔斷，而贛東北與贛南匪區之聯係，亦成支解分離之象……故黎川之克服，實為我軍戰略上之一大收獲，為五次圍剿勝利之先聲。”[29]占領黎川後，國民黨軍還可趁機把贛東北一線一直未構成的封鎖線完成，最終形成江西方麵對中央蘇區的完全包圍。針對黎川失守後戰略態勢的變化，周恩來9月28日向項英和中央局連發三電，認為黎川之失，“將使贛敵得先築據點以守”，使國民黨軍占得先機，在此敵情下，紅軍“必須以極大機動性處置當前戰鬥。正麵迎敵或強攻黎川都處不利”。[30]要求主動出擊，力圖扳回已經失去的戰略先機。
黎川之失，紅軍雖然出師不利，但遠未到攸關大局的程度，在東方軍北返，同時中央軍也向黎川一帶靠近後，國共間真正的交鋒才剛剛開始。 （2）洵口、硝石之役
黎川失守後，中革軍委決定將東方軍從福建撤回，中央軍向黎川一線靠攏，準備在此對國民黨軍實施打擊，相機奪回黎川。紅一方麵軍指揮部根據這一計劃發出命令：“首先消滅進逼黎川之敵，進而會合我撫西力量，全力與敵在撫河會戰。”[31]計劃規定東方軍（時轄紅三、五、七軍團）的基本任務是攻擊國民黨軍左翼薛嶽、周渾元兩縱隊，威脅南城。中央軍（紅一、九軍團）先東移配合東方軍作戰，然後經康都西移棠蔭、裏塔等地，完成鉗製撫河西岸吳奇偉縱隊、粉碎撫河沿岸及撫河西敵軍的基本任務。中革軍委希望，紅軍以“消滅硝石、資溪橋、黎川地區敵人”為目的，在運動中“突擊敵人之暴露翼側”，以此打擊敵有生力量，“造成對敵人中心根據地的威脅”。[32]
從當時來看，中共方麵總的思路是希望將部隊頂到蘇區外線作戰，尤其要盡力打破國民黨軍封鎖線，在戰略上爭取主動。這一思路其實和紅軍第四次反“圍剿”作戰思路是一脈相承的。朱德在總結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原因時曾談道：“此次戰略的不同點是在擇其主力，不待其合擊，亦不許其深入蘇區，而亦得到偉大勝利。”[33]麵對和第四次反“圍剿”有一定相似性的局麵，中共繼續采用這一戰法應屬正常。為達成頂出去打的目標，奪取南城與黎川之間的戰略要點硝石具有重要意義，既可切斷黎川國民黨軍與南城附近主力軍的聯係，使黎川成為孤城，從而一鼓而下，又可吸引南城一帶國民黨軍主力出動，達到在此一帶集中主力圍點打援的目的。因此，中革軍委一改黎川失陷之前的拖延態度，連電要求東方軍迅速回師，指斥：“彭、滕又要圍攻邵武，忽視上級命令或將延誤軍機。戰機緊迫，對於命令不容任何遲疑或更改。”[34]朱德、周恩來10月3日致電項英，明確談道：“目前關鍵在中央軍能以極大機動抓緊當前敵情變化，適時出現，東方軍集結最大兵力以最大速度趕在撫西敵援未至硝、黎，工事未固之先，進擊硝、黎敵人。”同時，對在硝石作戰的風險也有充分估計：“估計敵知我軍回師，如更知我中央軍東移，其羅縱隊有以兩三師，或改由李九師、八十七師秘密移至南城，準備以硝石許師誘我，以便從南城、新豐、黎川三方麵向我出擊之極大可能。”[35]在硝石作戰關鍵是要爭取時間，盡可能早地控製硝石，否則就有落入對方包圍圈的可能。事實上，朱、周的電報已經側麵提示了硝石作戰的隱患，即進入對手後方作戰，一方麵應有強大的兵力作為後盾，另方麵還要隨時防止被斷後路，而以當時兩軍兵力對比，紅軍在這兩點上都難有成算。
在中共方麵積極備戰時，國民黨軍占領黎川後也四下出擊，“清剿”分散活動的紅軍遊擊部隊，鞏固其對黎川的占領。10月3日，國民黨軍得到報告，洵口方向有中共軍隊千餘人活動，周渾元判斷其為紅軍獨立團或遊擊隊，於4日下令第六師周嵒部派出三團“前往撲擊”。[36]
當晚，國民黨軍第六師第十八旅旅長葛鍾山率第三十一、三十四兩團及第五師第二十七團向洵口方向進發，5日晨到達洵口後，並未發現紅軍大隊蹤影。此後，該部在回黎川還是繼續搜索上與指揮部往複協商，一直到6日，偵知飛鳶方向有紅軍部隊後，葛鍾山決定“乘機襲撲該匪”，[37]率部向飛鳶進擊。
東方軍9月底由福建回師，10月5日，奉命向硝石方向前進。6日，紅三軍團隱蔽到達黎川東北，突出於國民黨軍的葛鍾山部成為紅軍向前挺進中的順勢攻擊對象。6日下午，葛旅大部到達飛鳶後，紅軍主力突然向其發動攻擊，將葛部壓回洵口，同時資溪橋、湖坊一帶紅軍自北、南兩麵向洵口出擊，形成合圍之勢。7日淩晨，東方軍下達攻擊洵口命令，以第四師、第二十師、第五師對洵口發起進攻。國民黨軍被困的第二十七、三十一兩團在趕來增援的部隊接應下，突出包圍，隨增援部隊撤回黎川，第三十四團被圍困在洵口村內。據彭德懷回憶：被圍國民黨軍“據守山頂土寨子，坡度很陡，不易爬上去，上麵無水，再有一天半天時間，即可消滅”。[38]但紅軍根據既定計劃，主力前出進攻硝石，未全力消滅洵口被圍部隊，10日，國民黨軍援軍到達洵口，將第三十四團殘餘部隊接應回黎川。11月，蔣介石親自出席儀式，為第三十四團頒授榮譽旗，稱譽其在紅軍包圍中，“危困至五日之久，卒能以寡擊眾，打退土匪，安全回到黎川，使我們全體剿匪軍隊的精神為之一振！”[39]是役，紅軍對敵3個團形成重擊，繳獲機槍29挺，長短槍1084支，無線電台1架。東方軍傷亡700多人，國民黨軍陣亡458人、受傷810人、旅長葛鍾山以下被俘1100餘人，[40]洵口死屍橫陳，數日後仍“臭氣大張”。[41]洵口之役，“算是第五次反‘圍剿’中一個意外的序戰勝利”。[42]不過，紅軍在是役中損失大批彈藥，按中革軍委事後保守的總結：“在我們的條件之下，戰鬥的勝利不是占領地方，而是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及奪取其器材。在這一次我們無論在哪一方麵，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程度。因此，以我們的損失與勝利來比較，那我們所付的代價是過份大了。”[43]
洵口之戰的勝利，對紅軍而言，隻不過是接收了一個送上門來的禮物，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東方軍北上的目標是“消滅硝石、資溪橋以及黎川附近之敵”。[44]10月7日，在得悉南城國民黨軍第十四、第九十四師企圖增援硝石，硝石敵第二十四師將南援黎川後，決定以鉗製部隊“立即進攻黎川”，主力則迅速向北挺進，“占據硝石及由北側擊由南城前來之任何敵人縱隊”。[45]雖然，這一帶國民黨軍已構築了野戰工事，在兵力上也居優勢地位，但中革軍委仍然希望以迅速、突然的進攻態勢抑製對方的攻擊，盡力將戰場突進到蘇區之外。當然，在此期間，中革軍委也強調，各部應遵循下列作戰原則：“甲、不應攻擊任何工事區域，不應向任何停滯的敵人作正麵攻擊。乙、東方軍之行動，應僅限於側擊行進中之敵之縱隊。為達此目的，須有大的運動機動、包圍與迂回。”[46]同時，朱德、周恩來也向中革軍委建議：“硝石東南為河所阻，恐亦不易強攻，東方軍應以一部繼續作有力佯攻，催促敵援主力，集結機動消滅援敵。”[47]雙方都準備在硝石吸引對方主力打擊之。
根據中革軍委指示，彭德懷決定先消滅由硝石南援之敵，爾後乘勝收複黎川。10月8日令紅二十師向硝石作有力佯攻；以紅三、紅五軍團及紅十九師集結於相埠、烏石地區，待機殲滅援敵。但援敵並未出現，蔣介石判斷：“匪西區主力必藏伏在裏塔附近，待我軍向黎川增援時，其即伺機拊我側背之狡計甚明，故此時應先嚴令黎川與硝石各部竭力固守，而我軍主力必先設法擊潰匪西區之主力，占領裏塔官嶺前楓林與百花亭一帶，構成封鎖碉堡線後，再向東進剿其彭匪主力。”[48]所以，國民黨軍暫時在此按兵不動。
圍點打援方案不成，東方軍遂就勢將進攻重心轉向硝石。拿下硝石，可截斷黎川與國民黨軍基本區域的聯絡，使黎川國民黨軍陷於孤立。此時，國民黨軍防禦硝石的是第二十四師許克祥部，根據紅軍當時的判斷：該部“與紅軍周旋，多半迭遭損失，士兵對紅軍及蘇維埃有相當影響，戰鬥力不強武器不精，非蔣介石主力軍。我作戰均係東方（軍）全部，軍力武器均比該敵占絕對優勢，而又正當洵口戰役勝利之後勇氣更加百倍”，[49]對拿下此役相當樂觀。但據國民黨軍將領回憶，硝石國民黨守軍“自第四次‘圍攻’以來，陳就始終控置該師於總預備隊中，迄末投入戰鬥，兵員裝備比陳誠所部其它部隊亦較為完整”，[50]並不像紅軍方麵判斷的那樣薄弱。從戰鬥結果看，由於對此時國民黨軍整體戰力提升的狀況缺乏了解，紅軍的估計不無輕敵之嫌。
國民黨軍第二十四師進駐硝石後，立即趕築碉堡、工事。當紅軍於10月9日向硝石發起進攻時，該部“依據硝石東北西北一帶小高地構築堡壘一連二十餘個死守該地”，計劃通過“固守硝石，吸引匪部，再抽調部隊應援，聚匪於硝石附近而殲滅之”。[51]經過數天戰鬥，戰局發展對紅軍明顯不利，麵對“工事堅強”[52]的硝石守軍，武器、地形處於劣勢的紅軍攻堅戰未能奏效，而國民黨軍的增援部隊卻大批開向硝石，“硝石西端沿南城河兩岸燈火無數、上下不定，係敵之增援隊已到達模樣”，[53]紅軍主力有被圍之虞，如彭德懷所說：“當時黎川駐敵三、四個師，南城、南豐各約三個師，硝石在這三點之間，各隔三、四十裏，處在敵軍堡壘群之中心。我轉入敵堡壘群縱深之中，完全失去機動餘地。”[54]在此形勢下，中革軍委判斷黎川之敵有與硝石據點國民黨軍內外攻擊，相互策應切斷東方軍後路之可能。為避免陷敵包圍，保存有生力量，中革軍委決定立即結束硝石戰鬥，令東方軍從現地南移。13日晚紅軍開始陸續退出戰場，紅五軍團於資溪橋掩護部隊轉移，紅十九、二十師轉移至金溪地區，於敵後開展遊擊戰爭，紅三軍團繼續在黎南地區待機。
硝石一戰後，中革軍委原先希望在局部地區采取攻勢，以期打破國民黨軍包圍圈的思路已難以繼續。10月15日，中革軍委發出指示，對戰略方針作出調整，明確指出：
我們處於戰略的防禦地位，已成為不可爭論的事實，所以我們的戰術應根據這一事實來決定。我們東北方麵主要的作戰任務，曾經是現在還是製止蔣介石的大舉進攻。惟有消滅他突擊部署中一兩個縱隊的有生力量，才能達到這一任務。無論取得地方或獲得局部的戰術勝利，都不能代替這一任務。
為此，他們規定了幾項主要的作戰原則：“盡量保存我們自己的有生力量”；“應該避免進攻要塞堡壘地域，甚至避免正麵進攻停止的敵人。我們戰術的特質就是要搜求運動中的敵人，特別是他的翼側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時間的關係施行包圍，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擊敵人縱隊第二、第三梯隊的翼側”；“我們在少數的時機也進行臨時的防禦，但我們不應采取消極的，而應采取積極的和運動的防禦。鉗製敵人的兵力不得大於三分之一，而將三分之二或更多的兵力，用來機動突擊敵人。突擊隊不是從配置鉗製隊的縱深，而是從其翼側出來突擊敵人”。[55]這一指示的核心是希望通過運動防禦突擊敵人一部，通過集中打擊敵人有生力量取得戰略優勢，為此，中革軍委要求紅軍繼續在黎川一帶尋找戰機，利用國民黨軍新占黎川，各部調動頻繁的縫隙覓得在運動中打擊對方的機會。與此同時，已經熟知紅軍戰法的國民黨軍一眼認清了紅軍意圖，判斷紅軍有“故作南北移動，引我注意，吸我調援，以遂其埋伏腰擊之企圖”，其應付方針一是繼續強調“以我為主”，步步為營，二是在黎川與硝石間加緊部署：“對東取積極行動，完成黎硝交通，相機吸引偽東方軍而撲滅之”。[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