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赤白對立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蘇維埃時期，蘇區周邊地區曾出現嚴重的“赤白對立”現象。所謂赤白對立，是指蘇維埃區域與非蘇維埃區域之間的對立，它不是由蘇維埃革命加劇的階級間的對立，而是一種非階級的由多種因素引發的以地域為中心的衝突，主要發生在蘇區邊境地區。
早在1928年10月，贛東北就有報告提到：“環繞割據區的民眾，還不知道我們的好處。土劣已感覺我們與他們不利，設法使民眾起來反抗我們了。故環繞割據區域的民眾非常反動，每日跟著反動軍隊，來我地搶東西。凡民眾有食器用，隻要能搬運者，莫不搶劫一空。”[131]1929年1月，滕代遠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江西“銅鼓的民眾因被平江遊擊隊燒了很多房子……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連飯也沒得吃”。[132]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較早談到這一問題的報告。
赤白對立的出現，和中共階級革命的宗旨存在距離，作為蘇維埃革命的倡導者，中共以領導全國人民革命為己任，非蘇區區域從原則上說，理應是革命的發展對象，當地人民潛藏的革命熱情和蘇區人民也應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對立現象卻在相當程度上挑戰著中共這一理念，嚴重影響著蘇維埃區域的發展：“各縣警衛營或連，特別是赤少隊很多都不願到白區域去，以為白區群眾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們接近……有許多聽到要他去白區工作他就哭起來，甚至哭得飯也不想吃。”與此同時，“白區群眾的怕遊擊隊名之為‘刀子隊’，造成了赤白對立的現象，如銅城鐵壁一般”。[133]
這樣一個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現象，其最初出現，客觀看，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實行的錯誤政策不無關係。當時有關文件詳細分析了造成赤白對立的原因：“因我們的工作不好，特別是盲動主義引起白區群眾的反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地方觀念，宗族觀念與發生過械鬥”；“出於豪紳地主反動派的欺騙造謠，挑撥離間”。[134]這裏，首要的就是盲動主義影響。1928年前後，中共在盲動政策指導下，普遍執行了燒殺政策，對地主等革命對象進行肉體消滅，打擊對象甚至擴展到蘇區外的一般群眾，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指出：
紅白兩邊，殺過來，殺過去，成了不解的冤仇。這其中，在革命方麵犯了許多盲動主義、報複主義的錯誤，亂搶亂燒亂殺的結果，反造成那邊的群眾更加堅決的反對革命。有一次工農群眾和赤衛隊打到龍聚區的吳公山，一燒就燒一千多家房子，這樣越發使他們接受豪紳地主的欺騙，反對革命了。[135]
同時蘇維埃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嚴重觸及地主等農村有力階層的利益，作為報複，受到國民黨軍支持的反蘇維埃地方武裝回到當地後，往往對參加革命的民眾進行屠殺。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動後，“殺戮豪劣和反動份子，計在數千，而同誌和革命民眾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許多地區“數十裏或百數十裏，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136]江西上猶在紅軍退走後，土豪地主組織的民團對民眾“不問首犯盲從，一律處以死刑，其中遭冤枉而死者，不知凡幾”。[137]地主瘋狂的屠殺又激起民眾的強烈憤恨，以致“報複心理非常濃厚，盲動主義時代精神的複活，群眾無論如何要求以燒殺搶劫來答複白色恐怖，其氣之高真不可製止”。[138]中共有關文件明確談道：“各蘇維埃區域邊境嚴重的紅白對立現象，就是這種報複主義造成的結果。”[139]
對立情緒不斷蔓延，相互間的報複行為，常常超越階級對抗的範疇，變成區域之間的對抗。福建“蛟洋農民燒丘坊房子二百餘家，白砂赤衛隊燒茶地房子九十餘家”。寧德橫坑民團與中共開辟的遊擊區敵對，引起蘇區群眾憤慨，“見橫坑人即殺，橫坑人就不敢向遊擊區域來買東西”。[140]同時，這一狀況的出現，和中共開展革命時為鼓動民眾、克服地方觀念，常常組織農民跨村跨鄉打土豪有關。跨村跨鄉活動在蘇維埃區域內雖有可能觸發宗族間的衝突，但總體處於可控狀態，且村莊間的運動是相互的，負作用不明顯；在邊區則變成蘇區對白區的單向運動，且由於對當地具體情況不了解，打土豪行動往往失控，有些部隊打土豪“離開階級的（標準），以有豬有雞有穀有魚為標準的亂打，結果把有豬有雞有穀的中農和貧農也打了，破壞與中農的團結和階級利益”。[141]有些“地方黨部及政府不僅不糾正此種錯誤，而且造成理論說這是赤白區域對立，他們不了解赤白區對立，是赤白區兩個政權的對立，而不是赤白區兩地群眾對立，他們把地域的對立，代替了階級的對立”。[142]這種不顧階級關係的盲目報複和掠奪行為，雖然和革命對象一方的白色恐怖及壓迫有著重要關係，卻客觀促成了赤白對立。
作為一個以群眾革命為生存基點的政黨，中共對群眾利益、群眾情緒始終予以高度重視。赤白對立現象出現伊始，中共各級部門已有所意識，隨著其範圍的擴大和危害的增長，更予以高度重視並力圖加以克服。1931年第二次反“圍剿”前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嚴厲批評了紅四軍“在水南燒土豪房子時燒了一條街”[143]的錯誤，責令公開作出賠償。當計劃進攻和赤區有強烈對立傾向的七坊時，更明確要求：“到七坊後要開和平會，立和平公約，第一條要兩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144]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也指出：
堅決反對燒殺政策和報複主義。遊擊隊在每次進攻反動統治區域之前，必須對自己部隊及參加鬥爭的群眾宣傳紀律，絕對禁止侵犯貧苦群眾的利益，不準亂燒他們的屋，不準亂殺他們的人，不準亂拿他們一點東西……豪紳地主的穀子衣服豬牛用具，原則上要完全發給當地貧苦群眾（號召當地群眾去奪取），這是發動群眾的鬥爭的必要策略。遊擊隊和參戰的紅色群眾決不可取得太多。[145]
中共采取的這些措施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蘇維埃革命終止，赤白對立現象也未得到完全製止，在一些地區、一些時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早期赤白對立的後患難以短時期消除，其負麵影響會持續存在；另一方麵，蘇區內外造成赤白對立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使赤白對立成為大部分蘇區難以克服的硬傷。
一部分地方武裝和遊擊隊亂打土豪是赤白對立持續並加深的重要原因。蘇區大量的地方武裝供應依賴地方，在戰爭環境下常常難以為繼，利用到白區活動機會，籌集糧款，是其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各級機關對這一做法實際也采取默認態度：各級部門“檢查工作時，首先問‘多少錢’，不去檢查打豪劣地主與民眾的情緒如何”。[146]有的遊擊隊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夥食尾子分”。[147]同時，對於遊擊隊到白區活動，中共中央指出：“分發豪紳穀物衣服給群眾，是挺進遊擊隊在數小時內取得群眾擁護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須在最近期間最大限度進行這一工作。”[148]這就是說，遊擊隊進入白區後，必須迅速展開打土豪，在對情況不熟悉背景下，由此造成的一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必然性：“地方武裝過去行動，大多數都是陷於單純籌款的泥坑中，許多行動不是為了群眾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經費，一到白區，豪紳地主走了，貧苦工農也亂捉亂打一頓，造成一種白區群眾害怕遊擊隊，甚至在豪紳地主欺騙之下來反對蘇區，為難遊擊隊，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赤白對立的嚴重現象。”[149]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段曆史時，曾痛切談道：“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150]
除維持生存的因素外，地方武裝和遊擊隊軍紀、政治工作薄弱、素質較差也是導致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裝發展過程中“總帶有或多或少的強迫，甚至完全用強迫命令而編的”，“兼之平時沒有教育訓練與黨的領導薄弱……到白區亂搶東西則是普遍的發現”。“因為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線，有許多赤色武裝到白區去，不堅決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負責人也不切實做到，工農的東西亂拿，群眾跑出去了，以為這些是‘反革命的東西’，也可以打土豪！”[151]以致指導機關明確要求“黨要堅決轉變亂拿白區許多東西，不問窮人富人都捉來的許多錯誤，應當把赤衛軍、遊擊隊在白區行動的政治教育與軍事紀律的建立成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對立”。[152]
隨著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當其向城鎮擴展時，傳統的城鄉間相互敵視也對赤白對立現象發生影響：“城市方麵的一般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欺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153]“農民上縣的時候，則檢查異常嚴厲，有時借故尋釁，將農民捉去罰款，弄得一般農民不敢到城裏去購買貨物，農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於此，“在遊擊戰爭發展到城市去，農民便摧毀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響中小商業停閉”。[155]閩西中共地方蘇維埃組織農民攻城時，“農民更喊著‘殺盡城內人’、‘燒盡城內屋’的口號。那時農民痛恨城內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們都說：打進了城不但要殺盡搶盡燒盡，而且還要將城牆拆去。於是城內豪紳地主便利用這些口號去煽動城內貧民仇視我們。果然，一般貧民受其利用，做偵探、當團丁、做向導，無所不為”。[156]
應該承認，在所有上述因素中，農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對立的基礎性原因。中共的蘇維埃革命和農民的支持息息相關，為獲得農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利益的讓步不可或缺。事實上，當中共武裝攻打城市或到白區活動時，當地群眾通常都是積極的參加者。這一方麵反映了農民的革命要求，同時也和其搜羅財物這一利益目標有關。在此背景下，不分階級、貧富亂拿財物變得難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隊報告：“我們打羅源縣時，群眾戴了小鬥篷，拿了梭鏢、扁擔，足站了有五裏路長。縣城一打開就自動地拿東西，阻也阻不住，話也聽不懂。”[157]福建方麵也反映：“貧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銀錢寶貴的物件，下至很破很敗的衣服，不管是貧民、雇農、中農都把它掠回來。發動群眾去參加就是去掠東西。有的群眾說‘你們得的是錢，我們得的是壞東西’。攻進鄉村時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來小兒老人，也殺得雞犬無存。”[158]江西萬載農民甚至出現“七八間（處）抄搶隊的組織”。[159]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如何在發動群眾參加鬥爭同時又保持嚴格的紀律頗感困惑，默認群眾的搶掠行為勢必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形象，強硬製止又擔心引起群眾不滿。當中共剛剛開始軍事鬥爭，南昌起義軍退到汕頭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中共采取了嚴厲措施加以製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變了這一做法，並對執行製止方針“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的責任人“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160]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亂其實也是中共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當1927年底的放任方針某種程度上和“左”傾盲動聯係在一起後，中共也在調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贛西南報告稱：
（農民自衛軍）五軍攻下分宜後即準其進城，但進城後則全不問貧富先搶劫一空，有時還亂殺亂燒，五軍因得了這一經驗打下袁州即不許進城，同時還向他講演並說明不許進城是因為敵人武裝還沒有完全繳得，恐進城受誤傷，並馬上沒收一部分東西分給他們。但在當晚約一千餘人爬進城來搶劫了數十家燒了房屋，軍部馬上派人來製止無效，繼派武裝彈壓無效，並搶彈壓士兵的槍，士兵以正當的防衛向空中開槍示威誤打死一農民群眾即鎮壓下去了，但引起了農民的反感。[161]
當地負責人對這一處理及其後果沒有把握，請示中央“以後再逢有這樣的事是如何處理”。[162]確實，完全放任會導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約束又會影響到農民積極性，中共在這一問題上頗有點左右為難。1931年，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計劃進攻七坊時明確要求“群眾赤衛隊絕不要去”；[163]蘇區中央局也激烈批評：“各地破壞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燒房屋的辦法，完全表現流氓路線，農民意識失敗主義是非常錯誤的，以後要極力糾正。”[164]但總的來看，中共更多時候是采取教育和引導的方式，不加以過於激烈的控製，由於農民本身的利益衝動，搶掠行為仍無法完全製止。福建連江群眾到白區去，拿走的東西“從棉被衣服直到飯碗，火鉗都要被他們帶著回去。而且還說：‘我跟你們打土豪，你們是很劃算得來的，我們隻拿一點東西，但是你們卻由我們的幫助罰了很多錢和得了很多武裝”。[16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中共的對手方國民黨方麵及地主也為赤白對立的形成推波助瀾。毫無疑問，在動員農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資源、手段上，國民黨在蘇維埃時期遠遠無法和中共相比。於國民黨而言，赤白對立可以有效地限製中共力量向其控製區域的滲透，而其對蘇區的影響，由於拿不出像土地革命這樣富有號召力的實際措施，本來就困難重重。因此，和中共極力想消除赤白對立不同，赤白對立為國民黨統治地區構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們樂於看到的。同時，維持及造成赤白對立，也符合其封鎖蘇區、打擊中共的戰略目標。
國民黨方麵製造和加劇赤白對立主要依賴的是蘇維埃革命的被打擊者及中共在開展革命過程中的一些錯誤。隨著蘇維埃革命的進行，蘇區內外的地主、富農作為革命的打擊對象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堅定擁護者，同時一部分中農及包括貧農在內的其他一些階層出於對中共的誤解也產生恐懼心理，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的盲動政策及後來的“左”傾政策都加劇了這一傾向。當國民黨方麵試圖在政治上與中共展開競爭時，這些都成為中共可被突破的軟肋。和國民黨政權一樣，作為革命中的被打擊對象，赤白對立也符合著豪紳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們比國民黨政權更積極地製造著赤白對立：“龍港的豪紳（非赤色區域）利用宗法社會關係，鼓動一些盲目群眾，準備向當地同誌進攻。”[166]
當國民黨政權和豪紳地主在赤白對立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時，他們最常動用的資源是宗族關係。主要由地主構成的士紳階層在農村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由於他們在鄉村中擁有的財富、文化、社會資源，通常成為宗族的控製者和代言人。蘇維埃革命展開後，為對抗中共革命的影響，國民黨政權和地方豪紳充分利用宗族製度並將其與地方觀念結合，發揮出相當的作用。福建漳州報告：“這裏姓楊的農民，我們沒有工作，在士紳地主領導之下幫助反軍進攻我們，這是給我們火線上一個很大的打擊。”[167]國民黨方麵通過宗族和地方觀念的號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紳力量較強地區，形成製造赤白對立對抗中共的有力力量。江西興國、於都、寧都、永豐四縣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區民性“在曆史上有名的蠻悍，從來不納稅，不完糧，不怕官兵”，蘇區建立後，他們“受土豪劣紳的欺騙，中氏族主義的毒很深。那些豪紳地主團結本姓窮人的口號是‘寧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這種口號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所有的群眾都被豪紳地主抓在手中”。[168]對此，何應欽曾報告，該地“民情最為強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損甚大，視為贛南赤區最大障礙。卒因種種詭謀軟化各區，仍不敢用高壓手段，而賴村圩、汾坑圩、馬鞍石等處至今尚守寨不屈。即被擊破之村圩，多數民眾仍持懷報複之心，是以我軍一到，良民大半歸來，熱烈歡迎”。[169]
在挑起赤白對立的過程中，農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國民黨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團“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動群眾……向赤區進攻，搶掠赤區群眾的豬、牛、糧食，搬不動的東西放火燒，鍋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圍剿”前夕出任國民黨泰和縣長的帥學富回憶，他在組織由蘇區逃出的難民到蘇區搶劫時公然聲稱：
你們挑選年富力強壯丁，手持梭標，身背匾擔，跟在我保衛團後麵前進，俟我打進匪區村落後，由你們搶劫，見牛牽牛，見穀挑穀，可是搶來任何物資，不準私藏己有，都由你們委員會，作公正合理的配給每一個難民享受，得來槍支，亦交你們義勇隊使用……從此我這個縣長，成為打家劫舍的強盜頭子了。[171]
作為一種貫串蘇區發展始終的現象，赤白對立的產生、延續，除了前文已經談到的諸多現實原因外，更進一步看，它還和蘇維埃革命的起源、動力，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實際狀況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和現實的原因交相影響，既成為一些導致赤白對立現象的政策得以出現的內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錯誤政策的負麵影響被加深、放大，從而進一步加劇著赤白對立的發生、發展。
蘇維埃革命是中共在國共合作破裂，自身麵臨生存危機時的選擇，軍事的推動是蘇維埃區域形成、發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蘇區與非蘇區的分隔，使區域的對立極易成為現實。蘇維埃區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區，這裏的特殊地理和經濟狀況影響著大地主的發育，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村社會格局，對中共階級革命的判斷和實踐帶來困惑，相當程度上成為中共過火政策的重要誘因；而這些地區特別明顯的公田製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製度相結合，為赤白對立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條件。農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決定了中共發動農民過程中既可以充分運用利益驅動號召農民，同時也可能需要承受這種利益衝動帶來的消極影響乃至重大破壞。
赤白對立在諸多因素影響下，成為蘇區的一種痼疾，它的存在，事實上成為蘇區發展壯大的絆腳石。由於赤白對立，“經濟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業的不能出售，而一般農民日用必需之品（油鹽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買不到，因為豪紳地主及大富農都被趕出去了。同時又因抗債的關係，農民無處借貸，糧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雖然是沒有地主豪紳及高利貸的壓迫和剝削了”。[172]這一描述當然不一定完全準確反映蘇區的實況，但確實說出了赤白對立對蘇維埃政權鞏固、發展的障礙。更重要的，赤白對立嚴重影響到蘇區的對外發展，在赤白邊境地區，由於“侵犯了貧苦工農的利益，以及豪紳地主武裝的鎮壓與欺騙，我們部隊一到該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們見麵”。[173]而遊擊隊所作所為，使“白色區農民歡迎紅軍不愛遊擊隊，甚至要求打遊擊隊”。[174]在福建就有“群眾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長筒火炮來打我們”，[175]安遠、南豐縣的白區邊界的群眾，“到處都向我們打槍，捉殺我們的紅軍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邊境地區形成一種“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戰爭”。[177]
在赤白對立影響下，紅軍前出到邊區乃至國民黨區域作戰，也麵臨著群眾支持的問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在赤白邊境地區作戰時就遇到“軍隊打仗群眾旁觀，請不到向導，弄不到擔架，脫離群眾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怪現象”。[178]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彭德懷率部在閩西作戰時深有感觸：
群眾對我們的態度也不熱烈，召集群眾大會，隻有很少的人參加。這使我開始感覺到根據地內的土地政策有問題：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區流竄；富農分壞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下，打擊了少數富裕中農，也有外逃者。他們夥同散布各種壞影響，使得邊區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對立，經濟封鎖，越來越嚴重。[179]
赤白對立使中共的階級革命方針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區民眾多數的抵製而難以發揮作用，以致有人對白區民眾喪失信心：“以為白區群眾都是反革命的，與白區交通完全斷絕，故意的形成赤白對立。”[180]
蘇維埃革命期間，對階級革命已經熟手的中共，卻在赤白對立這樣一個非階級現象中顯得有些應付乏策，這顯示了曆史進程的複雜，也指示著中共革命不僅僅應該正麵應對階級問題，還要客觀麵對社會現實，注意到另外一些更為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赤白對立的發生、延續並不簡單是一個政策錯誤問題，而應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物質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糾結與選擇，是中共在赤白對立問題上舉棋難定的關鍵。還是那句老話，在高歌猛進的革命大纛後麵，柴米油鹽總是會頑強地顯示著它們的存在，革命要從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進，依然離不開一點一滴的改造之功。
早在1928年10月，贛東北就有報告提到：“環繞割據區的民眾，還不知道我們的好處。土劣已感覺我們與他們不利，設法使民眾起來反抗我們了。故環繞割據區域的民眾非常反動，每日跟著反動軍隊，來我地搶東西。凡民眾有食器用，隻要能搬運者，莫不搶劫一空。”[131]1929年1月，滕代遠向中共湖南省委報告，江西“銅鼓的民眾因被平江遊擊隊燒了很多房子……當紅軍到銅鼓縣城時，所有男女老幼各種貨物桶，一概搬運走了，不但找不到黨的關係，連飯也沒得吃”。[132]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較早談到這一問題的報告。
赤白對立的出現，和中共階級革命的宗旨存在距離，作為蘇維埃革命的倡導者，中共以領導全國人民革命為己任，非蘇區區域從原則上說，理應是革命的發展對象，當地人民潛藏的革命熱情和蘇區人民也應是一致的。但是，赤白對立現象卻在相當程度上挑戰著中共這一理念，嚴重影響著蘇維埃區域的發展：“各縣警衛營或連，特別是赤少隊很多都不願到白區域去，以為白區群眾都是些‘虎豹豺狼’，不能同它們接近……有許多聽到要他去白區工作他就哭起來，甚至哭得飯也不想吃。”與此同時，“白區群眾的怕遊擊隊名之為‘刀子隊’，造成了赤白對立的現象，如銅城鐵壁一般”。[133]
這樣一個中共不希望看到的現象，其最初出現，客觀看，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實行的錯誤政策不無關係。當時有關文件詳細分析了造成赤白對立的原因：“因我們的工作不好，特別是盲動主義引起白區群眾的反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地方觀念，宗族觀念與發生過械鬥”；“出於豪紳地主反動派的欺騙造謠，挑撥離間”。[134]這裏，首要的就是盲動主義影響。1928年前後，中共在盲動政策指導下，普遍執行了燒殺政策，對地主等革命對象進行肉體消滅，打擊對象甚至擴展到蘇區外的一般群眾，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指出：
紅白兩邊，殺過來，殺過去，成了不解的冤仇。這其中，在革命方麵犯了許多盲動主義、報複主義的錯誤，亂搶亂燒亂殺的結果，反造成那邊的群眾更加堅決的反對革命。有一次工農群眾和赤衛隊打到龍聚區的吳公山，一燒就燒一千多家房子，這樣越發使他們接受豪紳地主的欺騙，反對革命了。[135]
同時蘇維埃革命政策本身也必然嚴重觸及地主等農村有力階層的利益，作為報複，受到國民黨軍支持的反蘇維埃地方武裝回到當地後，往往對參加革命的民眾進行屠殺。湖南平江自1928年初暴動後，“殺戮豪劣和反動份子，計在數千，而同誌和革命民眾殉難的，亦不下數千人”，許多地區“數十裏或百數十裏，幾無一棟完善的房屋，無一處盡青的山，共計全縣被燒的房子，總在十分之四、五”。[136]江西上猶在紅軍退走後，土豪地主組織的民團對民眾“不問首犯盲從，一律處以死刑，其中遭冤枉而死者，不知凡幾”。[137]地主瘋狂的屠殺又激起民眾的強烈憤恨，以致“報複心理非常濃厚，盲動主義時代精神的複活，群眾無論如何要求以燒殺搶劫來答複白色恐怖，其氣之高真不可製止”。[138]中共有關文件明確談道：“各蘇維埃區域邊境嚴重的紅白對立現象，就是這種報複主義造成的結果。”[139]
對立情緒不斷蔓延，相互間的報複行為，常常超越階級對抗的範疇，變成區域之間的對抗。福建“蛟洋農民燒丘坊房子二百餘家，白砂赤衛隊燒茶地房子九十餘家”。寧德橫坑民團與中共開辟的遊擊區敵對，引起蘇區群眾憤慨，“見橫坑人即殺，橫坑人就不敢向遊擊區域來買東西”。[140]同時，這一狀況的出現，和中共開展革命時為鼓動民眾、克服地方觀念，常常組織農民跨村跨鄉打土豪有關。跨村跨鄉活動在蘇維埃區域內雖有可能觸發宗族間的衝突，但總體處於可控狀態，且村莊間的運動是相互的，負作用不明顯；在邊區則變成蘇區對白區的單向運動，且由於對當地具體情況不了解，打土豪行動往往失控，有些部隊打土豪“離開階級的（標準），以有豬有雞有穀有魚為標準的亂打，結果把有豬有雞有穀的中農和貧農也打了，破壞與中農的團結和階級利益”。[141]有些“地方黨部及政府不僅不糾正此種錯誤，而且造成理論說這是赤白區域對立，他們不了解赤白區對立，是赤白區兩個政權的對立，而不是赤白區兩地群眾對立，他們把地域的對立，代替了階級的對立”。[142]這種不顧階級關係的盲目報複和掠奪行為，雖然和革命對象一方的白色恐怖及壓迫有著重要關係，卻客觀促成了赤白對立。
作為一個以群眾革命為生存基點的政黨，中共對群眾利益、群眾情緒始終予以高度重視。赤白對立現象出現伊始，中共各級部門已有所意識，隨著其範圍的擴大和危害的增長，更予以高度重視並力圖加以克服。1931年第二次反“圍剿”前後，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嚴厲批評了紅四軍“在水南燒土豪房子時燒了一條街”[143]的錯誤，責令公開作出賠償。當計劃進攻和赤區有強烈對立傾向的七坊時，更明確要求：“到七坊後要開和平會，立和平公約，第一條要兩方不再相打，大家一起打土豪。”[144]中革軍委總政治部也指出：
堅決反對燒殺政策和報複主義。遊擊隊在每次進攻反動統治區域之前，必須對自己部隊及參加鬥爭的群眾宣傳紀律，絕對禁止侵犯貧苦群眾的利益，不準亂燒他們的屋，不準亂殺他們的人，不準亂拿他們一點東西……豪紳地主的穀子衣服豬牛用具，原則上要完全發給當地貧苦群眾（號召當地群眾去奪取），這是發動群眾的鬥爭的必要策略。遊擊隊和參戰的紅色群眾決不可取得太多。[145]
中共采取的這些措施在一定時間和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是一直到蘇維埃革命終止，赤白對立現象也未得到完全製止，在一些地區、一些時段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之所以如此，一方麵是因為早期赤白對立的後患難以短時期消除，其負麵影響會持續存在；另一方麵，蘇區內外造成赤白對立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使赤白對立成為大部分蘇區難以克服的硬傷。
一部分地方武裝和遊擊隊亂打土豪是赤白對立持續並加深的重要原因。蘇區大量的地方武裝供應依賴地方，在戰爭環境下常常難以為繼，利用到白區活動機會，籌集糧款，是其解決自身生存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而各級機關對這一做法實際也采取默認態度：各級部門“檢查工作時，首先問‘多少錢’，不去檢查打豪劣地主與民眾的情緒如何”。[146]有的遊擊隊把打土豪收入“抽十分之一作夥食尾子分”。[147]同時，對於遊擊隊到白區活動，中共中央指出：“分發豪紳穀物衣服給群眾，是挺進遊擊隊在數小時內取得群眾擁護的最有效手段，每到一地，必須在最近期間最大限度進行這一工作。”[148]這就是說，遊擊隊進入白區後，必須迅速展開打土豪，在對情況不熟悉背景下，由此造成的一些問題具有相當的必然性：“地方武裝過去行動，大多數都是陷於單純籌款的泥坑中，許多行動不是為了群眾利益而是自己去找經費，一到白區，豪紳地主走了，貧苦工農也亂捉亂打一頓，造成一種白區群眾害怕遊擊隊，甚至在豪紳地主欺騙之下來反對蘇區，為難遊擊隊，造成一種脫離群眾的赤白對立的嚴重現象。”[149]後來，毛澤東在回顧這一段曆史時，曾痛切談道：“土地革命時期打土豪辦法，所得不多，名譽又壞。”[150]
除維持生存的因素外，地方武裝和遊擊隊軍紀、政治工作薄弱、素質較差也是導致上述問題的重要原因。地方武裝發展過程中“總帶有或多或少的強迫，甚至完全用強迫命令而編的”，“兼之平時沒有教育訓練與黨的領導薄弱……到白區亂搶東西則是普遍的發現”。“因為沒有明確的階級路線，有許多赤色武裝到白區去，不堅決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甚至負責人也不切實做到，工農的東西亂拿，群眾跑出去了，以為這些是‘反革命的東西’，也可以打土豪！”[151]以致指導機關明確要求“黨要堅決轉變亂拿白區許多東西，不問窮人富人都捉來的許多錯誤，應當把赤衛軍、遊擊隊在白區行動的政治教育與軍事紀律的建立成為目前主要工作，才能避免赤白對立”。[152]
隨著蘇維埃區域的擴大，當其向城鎮擴展時，傳統的城鄉間相互敵視也對赤白對立現象發生影響：“城市方麵的一般人，對於鄉下人有鄙視欺侮的舉動，是很普遍的事實，因此發生了城鄉惡感。”[153]“農民上縣的時候，則檢查異常嚴厲，有時借故尋釁，將農民捉去罰款，弄得一般農民不敢到城裏去購買貨物，農民非常怨恨城市。”[154]由於此，“在遊擊戰爭發展到城市去，農民便摧毀城市以泄恨，少不免影響中小商業停閉”。[155]閩西中共地方蘇維埃組織農民攻城時，“農民更喊著‘殺盡城內人’、‘燒盡城內屋’的口號。那時農民痛恨城內人的心理是十分一致的。他們都說：打進了城不但要殺盡搶盡燒盡，而且還要將城牆拆去。於是城內豪紳地主便利用這些口號去煽動城內貧民仇視我們。果然，一般貧民受其利用，做偵探、當團丁、做向導，無所不為”。[156]
應該承認，在所有上述因素中，農民本身是造成赤白對立的基礎性原因。中共的蘇維埃革命和農民的支持息息相關，為獲得農民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對農民利益的讓步不可或缺。事實上，當中共武裝攻打城市或到白區活動時，當地群眾通常都是積極的參加者。這一方麵反映了農民的革命要求，同時也和其搜羅財物這一利益目標有關。在此背景下，不分階級、貧富亂拿財物變得難以避免。北上抗日先遣隊報告：“我們打羅源縣時，群眾戴了小鬥篷，拿了梭鏢、扁擔，足站了有五裏路長。縣城一打開就自動地拿東西，阻也阻不住，話也聽不懂。”[157]福建方麵也反映：“貧民的房子也去搜，上至銀錢寶貴的物件，下至很破很敗的衣服，不管是貧民、雇農、中農都把它掠回來。發動群眾去參加就是去掠東西。有的群眾說‘你們得的是錢，我們得的是壞東西’。攻進鄉村時豪劣地主逃跑了，存下來小兒老人，也殺得雞犬無存。”[158]江西萬載農民甚至出現“七八間（處）抄搶隊的組織”。[159]
當時，中共領導人對如何在發動群眾參加鬥爭同時又保持嚴格的紀律頗感困惑，默認群眾的搶掠行為勢必破壞蘇維埃政權的形象，強硬製止又擔心引起群眾不滿。當中共剛剛開始軍事鬥爭，南昌起義軍退到汕頭時就遇到了這樣的問題，當時中共采取了嚴厲措施加以製止，但不久中共中央就改變了這一做法，並對執行製止方針“逮捕並殺乘機搶劫貧民三人”的責任人“以留黨察看一年之處分”。[160]然而放任不管造成的混亂其實也是中共一個沉重的政治包袱，因此，當1927年底的放任方針某種程度上和“左”傾盲動聯係在一起後，中共也在調整自己的政策，1930年贛西南報告稱：
（農民自衛軍）五軍攻下分宜後即準其進城，但進城後則全不問貧富先搶劫一空，有時還亂殺亂燒，五軍因得了這一經驗打下袁州即不許進城，同時還向他講演並說明不許進城是因為敵人武裝還沒有完全繳得，恐進城受誤傷，並馬上沒收一部分東西分給他們。但在當晚約一千餘人爬進城來搶劫了數十家燒了房屋，軍部馬上派人來製止無效，繼派武裝彈壓無效，並搶彈壓士兵的槍，士兵以正當的防衛向空中開槍示威誤打死一農民群眾即鎮壓下去了，但引起了農民的反感。[161]
當地負責人對這一處理及其後果沒有把握，請示中央“以後再逢有這樣的事是如何處理”。[162]確實，完全放任會導致秩序失控，但加以約束又會影響到農民積極性，中共在這一問題上頗有點左右為難。1931年，紅一方麵軍總前委在計劃進攻七坊時明確要求“群眾赤衛隊絕不要去”；[163]蘇區中央局也激烈批評：“各地破壞城市尤其是在城市中大燒房屋的辦法，完全表現流氓路線，農民意識失敗主義是非常錯誤的，以後要極力糾正。”[164]但總的來看，中共更多時候是采取教育和引導的方式，不加以過於激烈的控製，由於農民本身的利益衝動，搶掠行為仍無法完全製止。福建連江群眾到白區去，拿走的東西“從棉被衣服直到飯碗，火鉗都要被他們帶著回去。而且還說：‘我跟你們打土豪，你們是很劃算得來的，我們隻拿一點東西，但是你們卻由我們的幫助罰了很多錢和得了很多武裝”。[165]
除中共本身原因外，中共的對手方國民黨方麵及地主也為赤白對立的形成推波助瀾。毫無疑問，在動員農民的能力、方法、投入的精力及可利用的資源、手段上，國民黨在蘇維埃時期遠遠無法和中共相比。於國民黨而言，赤白對立可以有效地限製中共力量向其控製區域的滲透，而其對蘇區的影響，由於拿不出像土地革命這樣富有號召力的實際措施，本來就困難重重。因此，和中共極力想消除赤白對立不同，赤白對立為國民黨統治地區構築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是他們樂於看到的。同時，維持及造成赤白對立，也符合其封鎖蘇區、打擊中共的戰略目標。
國民黨方麵製造和加劇赤白對立主要依賴的是蘇維埃革命的被打擊者及中共在開展革命過程中的一些錯誤。隨著蘇維埃革命的進行，蘇區內外的地主、富農作為革命的打擊對象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堅定擁護者，同時一部分中農及包括貧農在內的其他一些階層出於對中共的誤解也產生恐懼心理，而中共蘇維埃革命初期的盲動政策及後來的“左”傾政策都加劇了這一傾向。當國民黨方麵試圖在政治上與中共展開競爭時，這些都成為中共可被突破的軟肋。和國民黨政權一樣，作為革命中的被打擊對象，赤白對立也符合著豪紳地主的利益，因此，他們比國民黨政權更積極地製造著赤白對立：“龍港的豪紳（非赤色區域）利用宗法社會關係，鼓動一些盲目群眾，準備向當地同誌進攻。”[166]
當國民黨政權和豪紳地主在赤白對立這一問題上達成一致時，他們最常動用的資源是宗族關係。主要由地主構成的士紳階層在農村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力，由於他們在鄉村中擁有的財富、文化、社會資源，通常成為宗族的控製者和代言人。蘇維埃革命展開後，為對抗中共革命的影響，國民黨政權和地方豪紳充分利用宗族製度並將其與地方觀念結合，發揮出相當的作用。福建漳州報告：“這裏姓楊的農民，我們沒有工作，在士紳地主領導之下幫助反軍進攻我們，這是給我們火線上一個很大的打擊。”[167]國民黨方麵通過宗族和地方觀念的號召，在一些宗族和地主豪紳力量較強地區，形成製造赤白對立對抗中共的有力力量。江西興國、於都、寧都、永豐四縣交界的三都七保地區民性“在曆史上有名的蠻悍，從來不納稅，不完糧，不怕官兵”，蘇區建立後，他們“受土豪劣紳的欺騙，中氏族主義的毒很深。那些豪紳地主團結本姓窮人的口號是‘寧可不要八字（命），不可不要一字（姓）’，這種口號在那些地方有很大的影響，因此所有的群眾都被豪紳地主抓在手中”。[168]對此，何應欽曾報告，該地“民情最為強悍，反赤三年，赤匪受損甚大，視為贛南赤區最大障礙。卒因種種詭謀軟化各區，仍不敢用高壓手段，而賴村圩、汾坑圩、馬鞍石等處至今尚守寨不屈。即被擊破之村圩，多數民眾仍持懷報複之心，是以我軍一到，良民大半歸來，熱烈歡迎”。[169]
在挑起赤白對立的過程中，農民好利的心理常被國民黨所利用。如福建漳州民團“配合各地如潮水般的反動群眾……向赤區進攻，搶掠赤區群眾的豬、牛、糧食，搬不動的東西放火燒，鍋子不要的就打破”。[170]1933年第五次“圍剿”前夕出任國民黨泰和縣長的帥學富回憶，他在組織由蘇區逃出的難民到蘇區搶劫時公然聲稱：
你們挑選年富力強壯丁，手持梭標，身背匾擔，跟在我保衛團後麵前進，俟我打進匪區村落後，由你們搶劫，見牛牽牛，見穀挑穀，可是搶來任何物資，不準私藏己有，都由你們委員會，作公正合理的配給每一個難民享受，得來槍支，亦交你們義勇隊使用……從此我這個縣長，成為打家劫舍的強盜頭子了。[171]
作為一種貫串蘇區發展始終的現象，赤白對立的產生、延續，除了前文已經談到的諸多現實原因外，更進一步看，它還和蘇維埃革命的起源、動力，中國農村階級分化的實際狀況密切相關，這些因素和現實的原因交相影響，既成為一些導致赤白對立現象的政策得以出現的內在原因，又使得一些錯誤政策的負麵影響被加深、放大，從而進一步加劇著赤白對立的發生、發展。
蘇維埃革命是中共在國共合作破裂，自身麵臨生存危機時的選擇，軍事的推動是蘇維埃區域形成、發展的主要支配力量，由武力所造成的蘇區與非蘇區的分隔，使區域的對立極易成為現實。蘇維埃區域多在交通阻隔的山區，這裏的特殊地理和經濟狀況影響著大地主的發育，以自耕農為主的農村社會格局，對中共階級革命的判斷和實踐帶來困惑，相當程度上成為中共過火政策的重要誘因；而這些地區特別明顯的公田製度，和根深蒂固的宗族製度相結合，為赤白對立的發生提供了社會條件。農民追求利益的天性，決定了中共發動農民過程中既可以充分運用利益驅動號召農民，同時也可能需要承受這種利益衝動帶來的消極影響乃至重大破壞。
赤白對立在諸多因素影響下，成為蘇區的一種痼疾，它的存在，事實上成為蘇區發展壯大的絆腳石。由於赤白對立，“經濟不能流通，不但小商人不能做生意手工業的不能出售，而一般農民日用必需之品（油鹽等），也因此而缺乏甚至買不到，因為豪紳地主及大富農都被趕出去了。同時又因抗債的關係，農民無處借貸，糧食也不能出售，所以在赤區農民感覺革命後更痛苦，雖然是沒有地主豪紳及高利貸的壓迫和剝削了”。[172]這一描述當然不一定完全準確反映蘇區的實況，但確實說出了赤白對立對蘇維埃政權鞏固、發展的障礙。更重要的，赤白對立嚴重影響到蘇區的對外發展，在赤白邊境地區，由於“侵犯了貧苦工農的利益，以及豪紳地主武裝的鎮壓與欺騙，我們部隊一到該地，常常上山打埋伏，不同我們見麵”。[173]而遊擊隊所作所為，使“白色區農民歡迎紅軍不愛遊擊隊，甚至要求打遊擊隊”。[174]在福建就有“群眾要和土匪一起的拿長筒火炮來打我們”，[175]安遠、南豐縣的白區邊界的群眾，“到處都向我們打槍，捉殺我們的紅軍病兵，及落伍士兵”。[176]由此在赤白邊境地區形成一種“白打赤、赤打白依然部落式的戰爭”。[177]
在赤白對立影響下，紅軍前出到邊區乃至國民黨區域作戰，也麵臨著群眾支持的問題。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在赤白邊境地區作戰時就遇到“軍隊打仗群眾旁觀，請不到向導，弄不到擔架，脫離群眾不發動群眾積極性的怪現象”。[178]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彭德懷率部在閩西作戰時深有感觸：
群眾對我們的態度也不熱烈，召集群眾大會，隻有很少的人參加。這使我開始感覺到根據地內的土地政策有問題：地主不分田地，逃到白區流竄；富農分壞田，也有不少外逃；在加緊反對富農的口號下，打擊了少數富裕中農，也有外逃者。他們夥同散布各種壞影響，使得邊區工作很不好做。赤白對立，經濟封鎖，越來越嚴重。[179]
赤白對立使中共的階級革命方針常常遭遇到某一地區民眾多數的抵製而難以發揮作用，以致有人對白區民眾喪失信心：“以為白區群眾都是反革命的，與白區交通完全斷絕，故意的形成赤白對立。”[180]
蘇維埃革命期間，對階級革命已經熟手的中共，卻在赤白對立這樣一個非階級現象中顯得有些應付乏策，這顯示了曆史進程的複雜，也指示著中共革命不僅僅應該正麵應對階級問題，還要客觀麵對社會現實，注意到另外一些更為複雜的社會政治現象。赤白對立的發生、延續並不簡單是一個政策錯誤問題，而應有著更深刻的社會政治原因，物質資源和政治資源的糾結與選擇，是中共在赤白對立問題上舉棋難定的關鍵。還是那句老話，在高歌猛進的革命大纛後麵，柴米油鹽總是會頑強地顯示著它們的存在，革命要從理想和浪漫中向前推進，依然離不開一點一滴的改造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