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財政緊張下的民眾負擔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資源匱乏給經濟建設帶來巨大難題同時，更造成財政嚴重緊張。蘇維埃初期，在蘇區內乃至赤白邊境地區打土豪，既是紅軍的政治任務，也為中共解決財政問題提供了便捷渠道，紅軍常有“籌款部隊專門負籌款責任”。[152]經由此，中央蘇區財政狀況一度相當不錯，甚至可以給上海的中共中央提供財政支持。1931年2月，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報告談到中共情況時說：“工作將會進行得更快些，因為現在有錢。中央從毛澤東那裏得到了價值約10萬墨西哥元的黃金，從賀龍那裏得到了1.5萬墨西哥元的黃金。”[153]1932年1月，贛東北蘇區在自身財政已遇到困難時，仍響應中共中央“各蘇區要將籌款幫助中央作為目前戰鬥任務之一”的指示，先後給中共中央送去純金條350兩。[154]不過，這種非常態的收入畢竟不具可持續性，雖然打土豪一直是蘇區收入中的重要部分，1934年江西省蘇維埃還報告：“今年一月份以來，四十天內，全中央區籌款二十五萬元。”[155]但由於國民黨軍的封鎖和壓迫，打土豪越來越困難，其在蘇區財政中比重呈明顯的下降趨勢。
在紅軍壯大時期，攻打財富集中的城市是蘇區緩解財政困難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來等在解釋攻打漳州的行動時談道：
由於缺乏資金，我們又決定擴大北部的蘇區。但資金還是不夠。我們又改變了先前的決定，決定派一個軍團去福建，以解決資金問題。
在朋外的第3軍團始終未能解決資金問題，因此……開始向漳州進攻。在漳州募集資金後，我軍準備回過頭來進攻廣東來犯福建和江西之敵。[156]
李德在1933年初的報告中則提到紅軍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錢款被運出”。他解釋道：“中央軍團甚至得到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專門指示，進行這種實際上的遊擊行動。麵對我們蘇區經濟基礎的局限和敵人的嚴密封鎖，這常常是獲取以後進行戰爭所需物資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隨著國民黨軍戰線緊密，實力厚增，這一方法到蘇區時代後期事實上不再可行。
通過打擊對立麵以得到財政支持做法難以為繼後，為保持政權的順利運轉，財政對民眾的依賴不得不日漸增強。1932年，可以獲得較為確切資料的幾個蘇區縣的征稅狀況是：永豐9個區102711人規定的土地稅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於都全縣土地稅額為人均77000多元，[159]該縣當時人口約數19.1萬，人均0.403元。勝利縣人口15.33餘萬，勝利縣土地稅到當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稅穀1300多擔，[160]以每擔穀5元計，穀價6500元，總計該縣稅額為60149元，人均0.392元。會昌1932年12月收到當年土地稅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強。[161]以此計算當年該縣土地稅額應為95000元左右，除以該縣215000餘的人口數，人均0.442元。從這幾個有相對確切數據的縣份看，1932年蘇區土地稅額大致為人均0.4～0.45元。和蘇區之外國民政府控製區域比，單純從田賦看，蘇區征收比例並不低，不過，蘇區在土地稅之外，其他負擔較輕，1933年，建寧每月收取營業稅、煙酒屠宰稅、進出口稅共計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計共15360元，[162]按建寧5萬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兩者相加，就是蘇區人民的所有常規負擔，由於無須承擔各種各樣的地方附加和攤派，從總量上看，和國民政府區域人均1元以上的稅賦負擔比，蘇區人民負擔有較大減輕。
然而，隨著軍事緊張、資源消耗加劇，蘇區人民在資源緊缺背景下，為支持戰爭、維護蘇區不得不承受更大壓力，付出巨大犧牲。這一局麵的出現不應簡單視作政策錯誤，而是客觀環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於財政緊張，蘇維埃中央政府先後三次發行公債60萬、120萬、300萬元。第一期公債大都用抵交土地稅方式陸續歸還，第二、第三期則基本成為無償的貢獻。如果把1933年發行的300萬元公債平攤到蘇區約300萬人口中，人均負擔將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蘇區政權借穀近百萬擔，每擔以價值5元算，總值近500萬元，而此時中央蘇區人口已下降到200萬人左右，人均實際擔負兩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蘇區民眾人均負擔已超過3元。
另外，蘇區民眾常常自發或有組織地慰勞軍隊。湘贛蘇區1933年慰勞軍隊的主要物品包括：鞋15550餘雙，棉衣798件，草鞋28911雙，米1294石，各種菜品15萬多斤，豬肉4544斤。[163]寧都1932年7～9月慰勞紅軍物品包括各種鞋11081雙，豬肉183斤，雞鴨35隻，蛋82斤，魚28斤，果餅18擔，花生15擔，蔬菜40擔。其他還有水果、牙粉、牙刷、紙煙、銀洋等。[164]勝利縣1932年8月的慰勞品是：布草鞋3200雙，布套鞋920雙，頭牲143斤，雞蛋5730個，生豬5隻，牙粉103包，糕餅557付，梨子四擔等。[165]這些慰勞品由於不是定期定量供應，所以難以得出一個具體的供應數據，但長年累月算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隨著戰爭日益緊張和兵員的不斷擴大，這樣的支出還呈日漸增多的趨勢。
客觀而言，對於局限固有地區的中央蘇區而言，要維持政權的運轉和保衛蘇區，財政壓力不斷加重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局，解決這一問題，很難有其他的疏浚渠道，隻有依賴群眾的幫助，而這必然會加重群眾的負擔，並反映到群眾的情緒中。雖然大部分群眾表現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熱情，但現實的困難仍然使很多人有心無力。1933年中央蘇區的財稅收入狀況就不理想，江西省蘇1934年3月的決議中談道：“去年稅收及各種財政收入不能達到如中央財政計劃所規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損失。”[166]安遠縣龍布區蘇的會議記錄顯示，這裏的土地稅征收遇到困難。1933年3月，該區就要求各鄉應把上一年的各種稅收在當月23日前收清，但這一要求顯然沒有實現。4月20日的區蘇會議又規定“土地稅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從6月10日該區會議記錄看，這一規定仍然沒有完成，因為會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稅和二期公債票限五天內一律收清算明”。[167]蘇區中心地區的瑞金沿江區群眾也對繳稅抵觸，抱怨“舊年繳都不要這樣重”，“四鄉的黨團和代表都帶群眾到區委區蘇要求減少”。[168]
戰爭緊張是造成蘇區財政困難的最直接原因，同時，就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且資源有限地區而言，承擔起擁有十多萬軍隊及龐大機關人員的國家機器，實在也是勉為其難。蘇維埃組織嚴密，對基層的控製力達到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各級機關十分龐大，對資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條例》規定，每鄉蘇維埃政府脫產人員3人，城市（縣蘇所在地）蘇維埃19人，區蘇維埃19人，縣蘇維埃25人，省蘇維埃90人，但在實際執行中，一般都會突破此一標準。江西省蘇1934年3月公布的各級財政部門人員組成是：省財政部24人，縣財政部13～16人，區財政部6～8人，僅縣一級財政部門人數就達到規定的縣蘇總人數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財政部門還設立了11個關稅征收點，每個點都有工作人員9人，檢查隊一班8～24人。[169]總計起來，財政部門的編製數遠遠高於臨時中央政府規定的統一標準，而其實際人數又要突破編製數，當時在財政部門工作的幹部回憶：“1933年，我調縣財政部當副部長，縣財政部有三十多個人，有正副部長、文書，還有會計科（會計七、八個人），稅務科（七、八個人），國產管理科（二人），還有夥夫等。”[170]縣財政部門實際人數已高於整個縣蘇的規定編製。
財政部門隻是整個龐大機構的一個縮影。1933年10月，瑞金縣蘇維埃工作人員達到302人，遠遠超過編製規定的25人。區蘇維埃一般達到40～60人，以瑞金18區計算，取其平均值即可達900人。加上鄉蘇維埃人員，瑞金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應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餘萬，約相當於蘇區總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蘇區縣級及其以下政府機關人員可達6萬人。加上其他各級機關，幹部數量應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1934年3月《紅色中華》曾刊文號召展開節省運動，其中說道：“政府工作人員每人每日照規定食米量節省二兩，以八萬人計，每月可節省穀子四千五百石。”[172]這裏提到的8萬人，應是蘇區中央對幹部數量的概略估計，有相當的可信性。
蘇維埃群眾組織眾多，一些群眾組織也有固定編製。如江西省工聯會和雇工會固定編製有15人，每月經費165元。[173]湘鄂贛省蘇、省委各機關總人數甚至高達3300餘人。[174]所以，當時這樣的情況並非個別：安遠縣天心區第四鄉“全鄉的少先隊、兒童團以及什麽婦女隊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飯，弄得該政府忙個不開的辦飯主義”。[175]同時，各級機關還有一些具體辦事人員，如鄉級可設夥夫、交通，區、縣更多，這些人的津貼並不低於負責人員。雖然總體看，各級機關人員隻給不多的津貼，但由於基數龐大，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除機關人員外，紅軍、遊擊隊和一般工作人員也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永豐隻有十萬蘇區人口，其脫離生產的地方部隊（包括獨立團、遊擊隊、模範團、縣警衛連）就達933人。[176]
龐大的工作人員隊伍，使脫產人員比例空前提高。根據毛澤東對長岡鄉、才溪鄉的調查，長岡鄉全鄉1785人，調縣以上工作人員34人，如果加上區、鄉工作人員，幹部人數超過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員一共有94人，參加紅軍和遊擊隊者226人，總計出外320人，占人口總數的17.9%。才溪鄉全鄉4928人，調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參加紅軍者共1040人，占人口總數的21.2%。[177]這樣的比例不僅出現在這兩個先進區，其他區也大體和其相當。上杭通賢區通賢鄉實有勞動力為41人，出外工作人員達到62人，參加紅軍、做長期夫子和赤少隊、模範營者103人，後兩者遠遠多於留在農村的勞動力。[178]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脫產、半脫產人員總數達到三四十萬人，平均每8個人就要負擔一個脫產、半脫產人員，民眾的負擔對象大大增加。張聞天曾經談道：“常常有這樣的同誌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179]雖然他批評了上述說法，但這種說法相當程度反映著當時的現實。
沉重的負擔加劇了蘇區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麵。贛東北蘇區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總數不過75000元，但每月支出達7萬～8萬元；1931年總虧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兩，[180]嚴重入不敷出。緊鄰中央蘇區的湘贛蘇區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賬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稅58740元，造幣廠盈利50207元，金礦局盈利2426元，營業稅20707元，紙業合作社798元，罰沒款2855元，豪款10768元，雜收786元，富農捐款5977元，各縣繳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總計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費22227元，幫助各縣經費2856元，軍費191783元，司法費268元，保衛費13112元，教育費275元，津貼費29249元，國營支出845元，臨時費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達9萬餘元。中央蘇區由於機構龐大，軍力較強，費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部長的楊嶽彬在投降國民黨後談到1933年度中央蘇區的經費使用情況：“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軍事用費（包括匪軍夥食及購買藥材等）達四十萬元以上，各級偽政府經費約十餘萬元。”[182]楊還沒有提到各級黨組織的費用。以此推算，1933年蘇區維持運轉的費用達600萬元以上。與此同時，收入狀況卻不容樂觀，早在1930年閩西就出現虧空，該年4～10月收入142000餘元，支出182000餘元，入不敷出4萬元。[183]1932年中央蘇區征收的土地稅在73.4萬元以上。1933年土地稅為糧食征收，計22.5萬擔，按照政府指定糧價5元計算，換算成現金是112.5萬元。即使按照市場價格翻番計算，也隻有200多萬元。維持蘇區運轉主要必須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規收入，同時發行公債彌補虧空。
在中央蘇區遭遇財政困難時，蘇俄方麵曾力圖提供支持。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和蘇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產國際的有關電文，就可以對這一點有清楚的了解。下麵是1928年蘇俄援助東亞各國的資金清單：
撥給中國共產黨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撥給日本人共產黨每月1025美元。
可以撥給朝鮮人每月256美元作為日常開支。
撥給中國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日本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朝鮮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184]
蘇俄給中共黨人的援助要遠遠高於日本和朝鮮，這當然是由於中國革命運動開展的程度所決定的，中國是蘇俄在東方推動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國革命遭遇困難時，為支持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蘇俄更是殫精竭慮。1933年10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上海中央局，詢問：“請弄清楚並盡快告知，能否購買幾架飛機，特別是殲擊機。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飛行員把這些飛機從空中提供給蘇區？”同時要求上海中央局盡力為中央蘇區購買藥品和防毒麵具，強調：“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撥出專項經費。”[185]10月底，由於中共方麵與十九路軍接觸，十九路軍答應居間為中共購買武器彈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致電國際方麵，告其“緊急寄出5萬元，有購買彈藥的可能性”；隨後又告以：“購買藥品，先急需3萬元。”[186]
蘇俄和共產國際資助中共的經費，從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中可見一斑。1933年8、9月份，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經手轉交中共的經費包括：24.56萬法郎、6.16萬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187]這應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1933年11月，埃韋特報告其收到的一筆款項甚至達到“300萬墨西哥元”。[188]由於此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國際叫窮，並聲稱：“你們寄來的款項，很大比例被我們花掉了。”國際方麵也得到消息：“由於無法轉給蘇區，斯拉文（李竹聲——引注）那裏存了很多錢。在上海，錢轉來轉去保存。”[189]共產國際希望好鋼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麵盡力利用錢款為中央蘇區提供幫助。1934年5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
通過您收到了來自江西中央關於購買藥品、食鹽和用於生產子彈的原料的電報。您給他們轉寄了我們寄去的用於采購的所有款項嗎？如果沒有，請馬上告知還有多少錢。每月您能無特別風險地給中央轉寄出多少。為了利用采購和向江西提供物資的機會，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話在澳門設點，並從那裏經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聯係路線……應該成立一個公司，從事販賣四川鴉片生意和從四川向江西盜賣白銀。這樣我們就可以為購買江西紅軍所必需的東西提供極重要的資金援助。[190]
6月，共產國際直接致電中共中央，指示：“請從蘇區和從上海經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國公司或者軍閥代表處尋找聯絡途徑，以便通過最經濟和最可靠的途徑購買和提供彈藥。你們能否為此建立自己的隱蔽的中介公司？請嚐試通過這些公司出售四川紅軍有的商品，為中央蘇區換取武器。”[191]
中央蘇區撤離計劃基本確定後，財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麵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又給蘇區寄去5萬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還需要寄40萬墨西哥元，重複一遍，40萬墨西哥元，因為晚些時候，看來幾乎沒有機會了。”[192]從電報透露的數據看，共產國際的支持確實不是一個小的數量，可要將錢和物資寄達中央蘇區並不容易，尤其是後者更難完成。9月初，共產國際提出“在中國南方的一個港口建立一個為蘇區采購和運輸武器、彈藥和藥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機構”，[193]但由於紅軍很快撤離，計劃根本未及實施。10月14日，當紅軍已經開始撤離時，王明還在詢問“是否還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購武器的機構？”[194]看來，遠水終究難救近火，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幫助，在中央蘇區，起到的作用終究有限。
在紅軍壯大時期，攻打財富集中的城市是蘇區緩解財政困難的重要手段。1932年5月，周恩來等在解釋攻打漳州的行動時談道：
由於缺乏資金，我們又決定擴大北部的蘇區。但資金還是不夠。我們又改變了先前的決定，決定派一個軍團去福建，以解決資金問題。
在朋外的第3軍團始終未能解決資金問題，因此……開始向漳州進攻。在漳州募集資金後，我軍準備回過頭來進攻廣東來犯福建和江西之敵。[156]
李德在1933年初的報告中則提到紅軍攻打城市，“直到商品和錢款被運出”。他解釋道：“中央軍團甚至得到中央蘇維埃政府的專門指示，進行這種實際上的遊擊行動。麵對我們蘇區經濟基礎的局限和敵人的嚴密封鎖，這常常是獲取以後進行戰爭所需物資的唯一出路。”[157]然而，隨著國民黨軍戰線緊密，實力厚增，這一方法到蘇區時代後期事實上不再可行。
通過打擊對立麵以得到財政支持做法難以為繼後，為保持政權的順利運轉，財政對民眾的依賴不得不日漸增強。1932年，可以獲得較為確切資料的幾個蘇區縣的征稅狀況是：永豐9個區102711人規定的土地稅為46396元，[158]人均0.452元。於都全縣土地稅額為人均77000多元，[159]該縣當時人口約數19.1萬，人均0.403元。勝利縣人口15.33餘萬，勝利縣土地稅到當年12月已收款42416元，未收款11233元，另收稅穀1300多擔，[160]以每擔穀5元計，穀價6500元，總計該縣稅額為60149元，人均0.392元。會昌1932年12月收到當年土地稅57691元，占十分之六強。[161]以此計算當年該縣土地稅額應為95000元左右，除以該縣215000餘的人口數，人均0.442元。從這幾個有相對確切數據的縣份看，1932年蘇區土地稅額大致為人均0.4～0.45元。和蘇區之外國民政府控製區域比，單純從田賦看，蘇區征收比例並不低，不過，蘇區在土地稅之外，其他負擔較輕，1933年，建寧每月收取營業稅、煙酒屠宰稅、進出口稅共計800元，租款480元，以年計共15360元，[162]按建寧5萬人左右人口推算，人均合0.3元。兩者相加，就是蘇區人民的所有常規負擔，由於無須承擔各種各樣的地方附加和攤派，從總量上看，和國民政府區域人均1元以上的稅賦負擔比，蘇區人民負擔有較大減輕。
然而，隨著軍事緊張、資源消耗加劇，蘇區人民在資源緊缺背景下，為支持戰爭、維護蘇區不得不承受更大壓力，付出巨大犧牲。這一局麵的出現不應簡單視作政策錯誤，而是客觀環境使然。1932年6月、10月和1933年7月，由於財政緊張，蘇維埃中央政府先後三次發行公債60萬、120萬、300萬元。第一期公債大都用抵交土地稅方式陸續歸還，第二、第三期則基本成為無償的貢獻。如果把1933年發行的300萬元公債平攤到蘇區約300萬人口中，人均負擔將有成倍的增加。1934年蘇區政權借穀近百萬擔，每擔以價值5元算，總值近500萬元，而此時中央蘇區人口已下降到200萬人左右，人均實際擔負兩元多，加上其他支出，蘇區民眾人均負擔已超過3元。
另外，蘇區民眾常常自發或有組織地慰勞軍隊。湘贛蘇區1933年慰勞軍隊的主要物品包括：鞋15550餘雙，棉衣798件，草鞋28911雙，米1294石，各種菜品15萬多斤，豬肉4544斤。[163]寧都1932年7～9月慰勞紅軍物品包括各種鞋11081雙，豬肉183斤，雞鴨35隻，蛋82斤，魚28斤，果餅18擔，花生15擔，蔬菜40擔。其他還有水果、牙粉、牙刷、紙煙、銀洋等。[164]勝利縣1932年8月的慰勞品是：布草鞋3200雙，布套鞋920雙，頭牲143斤，雞蛋5730個，生豬5隻，牙粉103包，糕餅557付，梨子四擔等。[165]這些慰勞品由於不是定期定量供應，所以難以得出一個具體的供應數據，但長年累月算起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而且，隨著戰爭日益緊張和兵員的不斷擴大，這樣的支出還呈日漸增多的趨勢。
客觀而言，對於局限固有地區的中央蘇區而言，要維持政權的運轉和保衛蘇區，財政壓力不斷加重是一個難以避免的結局，解決這一問題，很難有其他的疏浚渠道，隻有依賴群眾的幫助，而這必然會加重群眾的負擔，並反映到群眾的情緒中。雖然大部分群眾表現出全力支持中共的熱情，但現實的困難仍然使很多人有心無力。1933年中央蘇區的財稅收入狀況就不理想，江西省蘇1934年3月的決議中談道：“去年稅收及各種財政收入不能達到如中央財政計劃所規定，是革命中重大的損失。”[166]安遠縣龍布區蘇的會議記錄顯示，這裏的土地稅征收遇到困難。1933年3月，該區就要求各鄉應把上一年的各種稅收在當月23日前收清，但這一要求顯然沒有實現。4月20日的區蘇會議又規定“土地稅按期本月底完全收清”。從6月10日該區會議記錄看，這一規定仍然沒有完成，因為會上再次要求“去年土地稅和二期公債票限五天內一律收清算明”。[167]蘇區中心地區的瑞金沿江區群眾也對繳稅抵觸，抱怨“舊年繳都不要這樣重”，“四鄉的黨團和代表都帶群眾到區委區蘇要求減少”。[168]
戰爭緊張是造成蘇區財政困難的最直接原因，同時，就贛南、閩西這樣一個狹小且資源有限地區而言，承擔起擁有十多萬軍隊及龐大機關人員的國家機器，實在也是勉為其難。蘇維埃組織嚴密，對基層的控製力達到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與此同時，各級機關十分龐大，對資源的消耗巨大。1931年11月蘇維埃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地方蘇維埃暫行組織條例》規定，每鄉蘇維埃政府脫產人員3人，城市（縣蘇所在地）蘇維埃19人，區蘇維埃19人，縣蘇維埃25人，省蘇維埃90人，但在實際執行中，一般都會突破此一標準。江西省蘇1934年3月公布的各級財政部門人員組成是：省財政部24人，縣財政部13～16人，區財政部6～8人，僅縣一級財政部門人數就達到規定的縣蘇總人數一半以上。而且，江西省財政部門還設立了11個關稅征收點，每個點都有工作人員9人，檢查隊一班8～24人。[169]總計起來，財政部門的編製數遠遠高於臨時中央政府規定的統一標準，而其實際人數又要突破編製數，當時在財政部門工作的幹部回憶：“1933年，我調縣財政部當副部長，縣財政部有三十多個人，有正副部長、文書，還有會計科（會計七、八個人），稅務科（七、八個人），國產管理科（二人），還有夥夫等。”[170]縣財政部門實際人數已高於整個縣蘇的規定編製。
財政部門隻是整個龐大機構的一個縮影。1933年10月，瑞金縣蘇維埃工作人員達到302人，遠遠超過編製規定的25人。區蘇維埃一般達到40～60人，以瑞金18區計算，取其平均值即可達900人。加上鄉蘇維埃人員，瑞金政府工作人員總數應在1500人以上。[171]瑞金人口20餘萬，約相當於蘇區總人口的1/14，以此推算，蘇區縣級及其以下政府機關人員可達6萬人。加上其他各級機關，幹部數量應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1934年3月《紅色中華》曾刊文號召展開節省運動，其中說道：“政府工作人員每人每日照規定食米量節省二兩，以八萬人計，每月可節省穀子四千五百石。”[172]這裏提到的8萬人，應是蘇區中央對幹部數量的概略估計，有相當的可信性。
蘇維埃群眾組織眾多，一些群眾組織也有固定編製。如江西省工聯會和雇工會固定編製有15人，每月經費165元。[173]湘鄂贛省蘇、省委各機關總人數甚至高達3300餘人。[174]所以，當時這樣的情況並非個別：安遠縣天心區第四鄉“全鄉的少先隊、兒童團以及什麽婦女隊等等共四十多人在政府吃飯，弄得該政府忙個不開的辦飯主義”。[175]同時，各級機關還有一些具體辦事人員，如鄉級可設夥夫、交通，區、縣更多，這些人的津貼並不低於負責人員。雖然總體看，各級機關人員隻給不多的津貼，但由於基數龐大，仍是一筆不小的數目。除機關人員外，紅軍、遊擊隊和一般工作人員也占有相當大的數量，永豐隻有十萬蘇區人口，其脫離生產的地方部隊（包括獨立團、遊擊隊、模範團、縣警衛連）就達933人。[176]
龐大的工作人員隊伍，使脫產人員比例空前提高。根據毛澤東對長岡鄉、才溪鄉的調查，長岡鄉全鄉1785人，調縣以上工作人員34人，如果加上區、鄉工作人員，幹部人數超過人口比例的2%。出外工作人員一共有94人，參加紅軍和遊擊隊者226人，總計出外320人，占人口總數的17.9%。才溪鄉全鄉4928人，調外工作的186人，加上參加紅軍者共1040人，占人口總數的21.2%。[177]這樣的比例不僅出現在這兩個先進區，其他區也大體和其相當。上杭通賢區通賢鄉實有勞動力為41人，出外工作人員達到62人，參加紅軍、做長期夫子和赤少隊、模範營者103人，後兩者遠遠多於留在農村的勞動力。[178]第五次反“圍剿”時，中央蘇區脫產、半脫產人員總數達到三四十萬人，平均每8個人就要負擔一個脫產、半脫產人員，民眾的負擔對象大大增加。張聞天曾經談道：“常常有這樣的同誌說，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農民是不能不犧牲一點的。”[179]雖然他批評了上述說法，但這種說法相當程度反映著當時的現實。
沉重的負擔加劇了蘇區財政入不敷出的局麵。贛東北蘇區1930年11月至1931年3月收入總數不過75000元，但每月支出達7萬～8萬元；1931年總虧空大洋66511元、金子1205兩，[180]嚴重入不敷出。緊鄰中央蘇區的湘贛蘇區1932年9月至1933年8月底一年的收支賬是：大宗收入包括土地稅58740元，造幣廠盈利50207元，金礦局盈利2426元，營業稅20707元，紙業合作社798元，罰沒款2855元，豪款10768元，雜收786元，富農捐款5977元，各縣繳款7688元，加上其他收入總計161939元。支出包括行政費22227元，幫助各縣經費2856元，軍費191783元，司法費268元，保衛費13112元，教育費275元，津貼費29249元，國營支出845元，臨時費357元，加上其他支出共252612元。[181]收支相抵，赤字達9萬餘元。中央蘇區由於機構龐大，軍力較強，費用消耗更大。曾任中革軍委總動員武裝部部長的楊嶽彬在投降國民黨後談到1933年度中央蘇區的經費使用情況：“截至去年十二月止，每月軍事用費（包括匪軍夥食及購買藥材等）達四十萬元以上，各級偽政府經費約十餘萬元。”[182]楊還沒有提到各級黨組織的費用。以此推算，1933年蘇區維持運轉的費用達600萬元以上。與此同時，收入狀況卻不容樂觀，早在1930年閩西就出現虧空，該年4～10月收入142000餘元，支出182000餘元，入不敷出4萬元。[183]1932年中央蘇區征收的土地稅在73.4萬元以上。1933年土地稅為糧食征收，計22.5萬擔，按照政府指定糧價5元計算，換算成現金是112.5萬元。即使按照市場價格翻番計算，也隻有200多萬元。維持蘇區運轉主要必須依靠打土豪及其他非常規收入，同時發行公債彌補虧空。
在中央蘇區遭遇財政困難時，蘇俄方麵曾力圖提供支持。中國革命在共產國際和蘇俄心目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看一看1928年共產國際的有關電文，就可以對這一點有清楚的了解。下麵是1928年蘇俄援助東亞各國的資金清單：
撥給中國共產黨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撥給日本人共產黨每月1025美元。
可以撥給朝鮮人每月256美元作為日常開支。
撥給中國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日本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
撥給朝鮮共青團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這個數目範圍內撥給他們。[184]
蘇俄給中共黨人的援助要遠遠高於日本和朝鮮，這當然是由於中國革命運動開展的程度所決定的，中國是蘇俄在東方推動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國革命遭遇困難時，為支持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戰爭，蘇俄更是殫精竭慮。1933年10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上海中央局，詢問：“請弄清楚並盡快告知，能否購買幾架飛機，特別是殲擊機。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飛行員把這些飛機從空中提供給蘇區？”同時要求上海中央局盡力為中央蘇區購買藥品和防毒麵具，強調：“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可以撥出專項經費。”[185]10月底，由於中共方麵與十九路軍接觸，十九路軍答應居間為中共購買武器彈藥，共產國際駐華代表致電國際方麵，告其“緊急寄出5萬元，有購買彈藥的可能性”；隨後又告以：“購買藥品，先急需3萬元。”[186]
蘇俄和共產國際資助中共的經費，從共產國際代表報告中可見一斑。1933年8、9月份，國際駐華代表埃韋特經手轉交中共的經費包括：24.56萬法郎、6.16萬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蘭盾。[187]這應該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目。1933年11月，埃韋特報告其收到的一筆款項甚至達到“300萬墨西哥元”。[188]由於此前共產國際駐華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國際叫窮，並聲稱：“你們寄來的款項，很大比例被我們花掉了。”國際方麵也得到消息：“由於無法轉給蘇區，斯拉文（李竹聲——引注）那裏存了很多錢。在上海，錢轉來轉去保存。”[189]共產國際希望好鋼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麵盡力利用錢款為中央蘇區提供幫助。1934年5月，共產國際致電中共中央上海局負責人李竹聲：
通過您收到了來自江西中央關於購買藥品、食鹽和用於生產子彈的原料的電報。您給他們轉寄了我們寄去的用於采購的所有款項嗎？如果沒有，請馬上告知還有多少錢。每月您能無特別風險地給中央轉寄出多少。為了利用采購和向江西提供物資的機會，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話在澳門設點，並從那裏經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聯係路線……應該成立一個公司，從事販賣四川鴉片生意和從四川向江西盜賣白銀。這樣我們就可以為購買江西紅軍所必需的東西提供極重要的資金援助。[190]
6月，共產國際直接致電中共中央，指示：“請從蘇區和從上海經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國公司或者軍閥代表處尋找聯絡途徑，以便通過最經濟和最可靠的途徑購買和提供彈藥。你們能否為此建立自己的隱蔽的中介公司？請嚐試通過這些公司出售四川紅軍有的商品，為中央蘇區換取武器。”[191]
中央蘇區撤離計劃基本確定後，財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麵向共產國際報告：“我們又給蘇區寄去5萬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還需要寄40萬墨西哥元，重複一遍，40萬墨西哥元，因為晚些時候，看來幾乎沒有機會了。”[192]從電報透露的數據看，共產國際的支持確實不是一個小的數量，可要將錢和物資寄達中央蘇區並不容易，尤其是後者更難完成。9月初，共產國際提出“在中國南方的一個港口建立一個為蘇區采購和運輸武器、彈藥和藥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機構”，[193]但由於紅軍很快撤離，計劃根本未及實施。10月14日，當紅軍已經開始撤離時，王明還在詢問“是否還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購武器的機構？”[194]看來，遠水終究難救近火，共產國際和蘇俄的幫助，在中央蘇區，起到的作用終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