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會革命的宣傳與實踐
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 作者：黃道炫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作為一場全方位的革命運動，蘇維埃革命在打擊和摧毀舊的政治製度同時，對傳統社會思想和習俗也在進行著徹底改造。自中共開展革命運動以來，移風易俗就是其革命宣傳和實踐的重要內容。蘇區時期，在群眾運動上已經積累豐富經驗的中共展開社會革命和群眾動員大有駕輕就熟之勢。中共的社會革命不是依靠簡單的武力壓服，更多的是通過簡單明了、群眾易於接受的宣傳動員，改變群眾的觀念，再以政治力的逐漸滲透，培植新的社會秩序，確立革命的社會基礎。
宣傳動員是中共社會革命的重要一環。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形式多樣活潑，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文藝活動是中共擅長的方法。群眾文藝活動主要有紅色歌謠，工農劇社和藍衫團（蘇維埃劇團），以及為群眾文化活動提供場所的俱樂部運動。蘇維埃劇團各縣皆有，而俱樂部也相當普遍。中央蘇區規定每鄉應設俱樂部，“俱樂部不是少數會彈琴唱曲人的機關，而是廣大群眾集中的地方，教育群眾的集會場所”。[139]1934年初，江西、福建、粵贛及瑞金共有俱樂部1917個，參加俱樂部活動的固定會員達9.3萬餘人。[140]傳統社會中，民眾娛樂活動十分欠缺，看戲幾乎是他們最高的精神享受，俱樂部和戲劇演出寓教於樂，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時，“群眾對俱樂部工作表示熱烈，一切費用，都是由群眾自願捐助，同誌都參加俱樂部各種組織”。[141]“當看劇團公演時，總是擠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著火把，小的替老的搬著凳子，成群結隊的來看，最遠的有路隔15裏或20裏的”。[142]
群眾大會是中共開展大規模宣傳的另一便捷手段，是各級組織經常性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遊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級蘇維埃、慶祝新年（陰陽曆都舉行）、歡迎紅軍、祝捷、慰勞紅軍、追悼死難者、追悼陣亡戰士、成立各軍或團、出征等類，不能計其次數。每次各鄉區分別舉行，人數輒在一、二萬，少亦數千”。[143]對於身處僻鄉，文化生活極為貧乏的農民而言，能夠參與到一些群眾性的聚會和遊藝活動中，自然十分開心，福建連城“兒童團舉行了一次遊藝大會，群眾散後極高興，稱之為古來未有的事，連舊頭腦的人都稱為新世界興旺的征兆”。[144]
蘇區報紙、書刊的發行量與群眾的文化追求成正比地同步發展。中央蘇區從沒有報刊到創辦有大小報刊34種，《紅色中華》從最初的3000份增加到4萬份。1932年福建上杭設有農村《青年實話》代售處43所，每期可銷售800份。[145]蘇區群眾體育運動也和文藝運動一樣迅速發展，許多地方開辟了運動場，一些“偏（遠）鄉村中也有了田徑賽”。[146]在戰爭間隙中，蘇區曾舉辦過全蘇區的大規模體育運動大會。
中共通過教育、宣傳展開的社會動員成效明顯，從當時蘇區人民的家書中，可以看出中共革命文化對民眾的影響。紅軍戰士史芳森母親給他的家書中寫道：“望你在隊，要遵守紀律，用心消滅人敵，我們家中的禾米，有人幫助割回，一切事務，你可不必掛心。”[147]末尾的格式是“此致，赤禮”，完全是標準的同誌式語氣。曾氏兄弟一為蘇區普通民眾，一為紅軍戰士，他們的通信中也有如下字句：“家中的生產禾稻，鄉府負責人實行派人優待。你不必掛念。現在天氣寒冷，你要保障自己的身體，正是革命向前發展，天天進攻敵人。”[148]這些信雖然可能是請人代書，但蘇區語境的變化還是可以清晰見出。
國民黨方麵占領蘇區後所作調查也證明著中共宣傳的力量。蓮花縣被國民黨軍占領初期，明顯可看到中共宣傳動員的影響：“街頭巷尾，時見兒童自築碉堡，隙身其內，而後與碉外兒童互相擲石。若堡外兒童擲石稍稀，碉內兒童即奮勇衝出，與碉外兒童肉搏，非至頭破血流不止。更有三三兩兩，集合一處，討論對付回籍兒童之方法，其匪化程度之深，於此可見。”“一般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鹹已不複知有民國，年月之計算，僅知公曆”。[149]這種情況在興國等地也有反映，國民黨方麵報告，該縣“一般男女匪民，隻知公曆為某某年，而不知民國年號，隻知有馬克斯、列寧，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於此可見”。[150]關於蘇區革命文化形成的社會思想變化，《申報》記者陳賡雅有如下記載：
曾經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點：一為不怕死，前幾次國軍進剿時，彼等皆遠颺數十裏外，鮮有敢冒險歸來者。今則稍逃村外，微知國軍能寬容，即聯袂偕歸。亦有敢越重圍尋仇讎，以取甫歸之難民首級者。浯塘村民，因割電線，曾被殺數十人以示儆，彼猶不怕，竟乘某連撤退之不備，以農具繳其槍，致遭血洗之禍。……二為殘忍性，殺人不算事，其例不勝枚舉。三為創造性，譬之義勇隊隊長，及其它團體主要職位，農民竟敢與農民爭奪，爭得之後，對厥職亦多能自出心裁，處之裕如；爭而失敗，則一變而為搗亂心，使辦事人時感棘手。[151]
蘇區社會革命以掃蕩社會陋習為職誌，在這方麵，禁煙運動的成就相當突出。近代以來，鴉片是危害中國社會的一個毒瘤，南京政府雖然宣稱要禁絕鴉片，但實際是禁而不絕，禁煙成為其征稅的一種手段。蘇區禁煙可謂雷厲風行，對栽種和吸食煙毒者都規定了嚴厲的懲處措施，並定期展開檢查。江西省蘇1932年11月報告，在所調查的9個縣中，寧都、公略、尋烏無專項調查，其餘6縣都未發現鴉片栽種情況。興國、贛縣、寧都、永豐、尋烏、安遠、萬太、公略等地發現少量吸食鴉片者，其中贛縣情況比較嚴重，“吃煙賭博者不少，每月少隊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見，經過中共的努力，在短時期內蘇區已經做到基本禁絕鴉片種植，吸食鴉片者大幅減少，殘餘者也不斷采取措施強製戒絕。
由於鴉片吸食後易上癮，種植鴉片又有經濟利益，禁絕鴉片的困難非比尋常，中央蘇區為禁絕鴉片，不僅建設並投入警力禁煙抓賭，同時利用少先隊等群眾組織抓捕癮君子強製戒煙，經常性的檢查也堅持不懈，防止煙毒重新泛濫。1932年底，各地在禁絕鴉片活動中發現勝利、寧都、於都、興國、石城等縣尚有人栽種鴉片，相關各縣對此均予以處理：勝利縣“進行以政治的鼓動和鴉片惡毒，深入到鄉村中去宣傳群眾、解釋群眾、發動群眾的鬥爭，把遺下未鏟的鴉片，連根鏟絕”；[153]石城縣“鴉片煙正在開始鏟除”。[154]各級機關派出的巡視員將煙毒列入巡視對象，長生視察於都、勝利兩縣後就提出報告：“古龍崗、馬鞍石一帶還有種鴉片的，黨與政府亦未注意這一工作”。[155]通過中共持續不斷的努力，雖然在蘇區內部煙毒不可能完全禁絕，如當時報告提到：蘇維埃幹部中吸食鴉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團組織發現“上杭、長汀、新泉都有區委負責人偷吃的現象……省委幾位十七歲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樣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數黨員吸大煙賭錢”，[157]但在整個中國煙毒泛濫的背景下，蘇區能夠在短時期內使種植和吸食鴉片者成為過街老鼠，其禁絕鴉片的決心與社會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
在艱難的條件下，中共通過社會運動的形式盡力改善蘇區的衛生狀況。贛南、閩西醫療衛生落後，蘇維埃革命前，農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藥治療。由於醫療條件落後，加之缺乏衛生習慣，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導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數：“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158]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注意宣傳衛生清潔，著力改善公共衛生，興國縣長岡鄉將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編為一個衛生班，設班長，負責清潔衛生。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使衛生狀況大有改觀。同時政府加強醫療管理，設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請醫生，看病不收診費，但藥須在該醫生藥店購買。規定醫生看病費五裏以內紅包一毛半，每加五裏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緊張時期，各級政權仍大力開展衛生防疫活動，陳誠在占領石城後發現：“石城一切尚好，較之非匪區尤覺整齊清潔。土匪精神實可令人敬佩。”[160]這應該是由衷之言。
由於時間短暫，加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蘇區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共中央指導中的教條傾向，蘇區社會改革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以宣傳言，一般來看，像遊藝晚會、俱樂部這樣寓教於樂的宣傳形式往往較能為民眾所接受，而一些民眾難有切身感受的活動及與群眾利益不發生直接關係的組織則無法深入民心。如當時為動員民眾，蘇區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種群眾組織，但效用並不顯著：“反帝同盟擁蘇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眾團體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餘種組織可加入。下層同誌確聽到頭暈，找頭緒找不到。因此這些組織不能健全起來而是一種空招牌。”[161]1932年底，寧化“全縣成立了縣工會籌備處、雇農工會、‘反帝’、‘擁蘇’、‘互濟’等，但組織有的隻有一個名，負責人沒有，工作更沒有”。[162]尤其當缺乏實質內容的會議不斷增多時，民眾更會產生厭煩心理：“群眾大會開多了，群眾不願意到會，且厭惡起來。”[163]各項工作均走在前列的興國也報告，在寧都暴動紀念大會中，雖然各級部門大力宣傳，但“各鄉到會的人數及群眾的表現沒有很充分的熱情”。[164]這些問題，在國民黨方麵的報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舉了中共宣傳的一些弱點：
一、文字宣傳，詞義艱深，民眾無由領會：除標語外，其餘各種傳單告民眾書等，無不千篇一律，長篇大論有如前代八股，宣傳效力，直等於零。二、不分時間空間一律施用不能適合環境：如在民族主義高潮中而高呼“武裝擁護蘇聯”，適足引起愛國民眾之反感；在農村而高呼“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工人增加工資”，不啻無的放矢。[165]
應該說，這確實說到了問題的要害。
蘇區對宗教和民間傳統信仰習俗采取嚴厲的態度。《憲法大綱》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的自由。”[166]僧侶在蘇區和官僚、地主、豪紳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過，蘇維埃政權打擊宗教主要指向的還是組織完整、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會，對中國傳統佛、道和民間信仰相對較為寬鬆。包括和尚、道士以及一些介於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之間的人士，中共將其定位為遊民，屬於改造對象，被限製轉業，不在被清除的反革命之列。根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菩薩廟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在是都改業了”。[167]
然而，綿延千年的民間信仰活動，短短幾年時間想要完全禁絕談何容易。江西、福建都是民間信仰色彩濃厚地區，江西1930年代的統計，23縣中就有寺廟3915所。[168]福建40縣同期有寺廟2607所。[169]贛南、閩西地處山區，民間信仰空氣更為濃厚，神佛相當程度上充當著民眾應對災變、祈求保護精神支柱的作用，生命力之強非武力和政治宣傳所能及。毛澤東在興國長岡的調查注意到：“去年以來，老婆太敬神（裝香供飯、求神拜佛）的完全沒有了，但‘叫魂’的每村還有個把兩個……但有些老婆太，雖不敢公開敬神，心裏還是信神，這些人多屬沒有兒子的。”[170]毛的調查是在工作先進的地區展開的，農村的實際狀況可能比這還要嚴重。湘贛蘇區反映：“封建迷信可說大部分打破了，但各縣的婦女一遇疾病發生則求神拜佛呼魂的怪象。”[171]蓮花縣在革命開展數年後發現：“封建迷信的殘餘，非但不能破除反而逐漸的恢複了……群眾對這個問題信得非常濃厚。”[172]
民間信仰旺盛的比較典型案例是瑞金壬田的祭拜觀音事件。根據《紅色中華》報道，1933年11月22日，壬田區竹塘鄉草鞋坪一塊白石崩下，岩石崩裂處湧出一股山水，由此被一般信眾說成是觀音太太，引起鄉民祭拜，乃至“我們隊伍中一些同誌，竟也迷信‘觀音’，去燒香頂拜”。[173]短時間內，消息迅速傳開，祭拜者絡繹不絕，有人還裝扮仙童，出賣神簽，募捐修廟：“壬田嶺子腦地方一個屋子裏隻有二十多家，一下子就募了四十餘塊錢。並吸引石城會昌等地的落後群眾來朝香，一時轟動遠近……許多群眾成群結隊的前去朝香。”“隘前區蘇主席也騎馬去拜‘觀音太太’，合龍區和雲集區的裁判部長也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去燒香，還有洋溪鄉的鄉蘇主席，帶了二十多個兒童團員前去朝拜”。[174]壬田離瑞金城不遠，堪稱中央蘇區的中心區，一旦有“靈異”現象出現，朝拜者仍然難以遏製，可見傳統習俗信仰在民間紮根之深。在濃重的習俗觀念影響下，即使是表現比較先進的青年人也“還有不少信菩薩的”。[175]
有意思的是，對蘇區傳統信仰習俗禁而不絕的局麵，國民黨人也有評論，楊永泰在國民黨軍占領廣昌後發現：
土地廟本是一種迷信的東西，在我們革命勢力之下，看見了這個東西，還要勸導一般愚民不可迷信，有些地方黨部，激烈一點，便領住些人去打倒他。可是我在廣昌黎川經過的地方，看見土地廟土地牌，和香爐存在的就很不少。到處死了人還是化紙錢燒香。聽說廣昌戰後，錫箔紙錢香燭，就是一宗很好的生意，和久缺的鹽米一樣的需要。黎川還有一座扶乩的菩薩廟，香火從來很盛，偶像陳列得很多，此次經我們收複之後，才把他的偶像搬開去。[176]
應該說，楊永泰的批評當非杜撰，不過客觀來看，這並不能算是忠厚之言。社會改革之功需要一點一滴持續不斷地努力，不是單純政治力量的推動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對於中國長期的習俗傳統，任何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都未免冒進，何況民間信仰還有其更深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事實上，後來中共對這一點也有認識，1940年代末，中共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就指出：
在農民迷信未打破以前，燒神像與佛堂，隻有引起農民反感，給反動派以挑撥機會，此外一點好處也沒有。過去大革命時期與土地革命時期燒神運動所引起的惡果，今天再不要重複他。今天對農民根本不要提打破迷信問題，提出來農民是不會接受的，何必多此一舉？要到什麽時候才可以宣傳呢？要到農民得到土地，工人生活改善以後，才可以拿事實去教育農民，告訴他們：“菩薩是不會幫助我們得到土地的，什麽壞八字，命不好，都是地主欺騙蒙蔽我們的。”隻有在這個時候，用這種說法去教育農民，農民才會接受。但就在此時，也不要叫農民不去敬神，隻告訴他們不必多花錢就夠了。總而言之，這些問題今天對革命尚不是重要問題，不必強調他，自找麻煩。[177]
上述總結是中共經過多年摸索後的經驗之談。對於中央蘇區時期尚很年輕的中共黨人而言，他們考慮更多的還是革命理想的實踐，社會革命是共產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共黨人通過社會革命在實現自己革命理想的同時，也相當程度上贏得了民眾的好感與支持。然而，正如中共自己後來意識到的，由於社會的運行呈現出無限多樣的複雜性，社會革命的掌控和把握相當微妙，其效果往往利弊參半。比如，蘇區宣傳在家庭中打破家長製度，家庭成員平等，就激起一些中老年人的反激，蘇區民眾不同年齡段對中共支持度出現波動，與此不無關係。資料顯示，中央蘇區老、中、青、幼各年齡段對中共反應有相當差別。福建方麵有報告提到：“思想方麵，則老年人痛恨赤匪，冀得真命天子出而恢複專製，平治天下。幼稚者因受共匪愚惑，以為非階級鬥爭，實行土地革命，決無其它出路。惟少數中年人稍能折中於兩者之間，希望有不殺人之政府出現，使彼有安居樂業之機會，即為己足。”[178]這種隨著年齡增長對蘇維埃革命支持度呈遞減趨勢的狀況在江西方麵也得到證實：
（老年人）四十歲以上的屬之，他們閱曆較深，態度穩健，除了一些素行不軌的以外，大都不讚成土匪的行動，在土匪一方麵，也懷疑他們思想頑固，目為反動。所以在匪區被殺的，亦以老年而有知識的人為最多。但無論如何，他們在群眾中，對於後進，有相當信仰，在每一時期，因為環境的壓迫，不能不和土匪虛與委蛇，然而他們處在岌岌不可終日的境況中，心理上的感應是驚恐、怨望、飲恨，絕少對土匪以助力。
（壯年人）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屬之，這一班人，血氣方剛，意誌未定，一經刺激，不問事之如何，輒生反應，故麻醉較易。且好新奇，喜破壞，土匪之所以蓬勃一時，實以利用此輩之力為多，這可以說是土匪的主力軍。但據各次戰役所俘獲的壯年匪兵所供稱，他們之所以不能投誠，完全是由於土匪政委秘密的監視。可知他們的意識，也發生了動搖。並且一次二次的抽派到前線抵炮火，所有的壯丁，已十去八九了。
（幼年人）十歲以上廿歲以下的屬之，這一期內的人，口臭未退，初出茅廬，社會上人情世故，根本不懂，而破壞好奇的性格，又較壯年為甚，所以極易利用。最近在樟村之役，俘獲匪兵，多係十餘歲的兒童，由匪區所抽派者，他們除了感覺痛苦以外，什麽也不明白，有無數兒童，就是這樣擋著炮火糊糊塗塗死了，所以在幼年兒童方麵，他們根本沒有成見，也無所謂覺悟。[179]
年齡差異導致的支持度變化，除觀念的原因外，和其在社會革命中麵臨的地位變化當然不會沒有關係，老年人革命後從家長的權威中跌落，而青少年的束縛相應得到減輕，這是導致他們對革命後的社會變化反應不同的關鍵原因，這一點，婦女群體體現得尤為明顯。
宣傳動員是中共社會革命的重要一環。中央蘇區的宣傳動員形式多樣活潑，豐富多彩的群眾性文藝活動是中共擅長的方法。群眾文藝活動主要有紅色歌謠，工農劇社和藍衫團（蘇維埃劇團），以及為群眾文化活動提供場所的俱樂部運動。蘇維埃劇團各縣皆有，而俱樂部也相當普遍。中央蘇區規定每鄉應設俱樂部，“俱樂部不是少數會彈琴唱曲人的機關，而是廣大群眾集中的地方，教育群眾的集會場所”。[139]1934年初，江西、福建、粵贛及瑞金共有俱樂部1917個，參加俱樂部活動的固定會員達9.3萬餘人。[140]傳統社會中，民眾娛樂活動十分欠缺，看戲幾乎是他們最高的精神享受，俱樂部和戲劇演出寓教於樂，可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時，“群眾對俱樂部工作表示熱烈，一切費用，都是由群眾自願捐助，同誌都參加俱樂部各種組織”。[141]“當看劇團公演時，總是擠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男的女的，晚上打著火把，小的替老的搬著凳子，成群結隊的來看，最遠的有路隔15裏或20裏的”。[142]
群眾大會是中共開展大規模宣傳的另一便捷手段，是各級組織經常性的工作：“每月中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遊行，如攻吉、反帝、分土地、成立各級蘇維埃、慶祝新年（陰陽曆都舉行）、歡迎紅軍、祝捷、慰勞紅軍、追悼死難者、追悼陣亡戰士、成立各軍或團、出征等類，不能計其次數。每次各鄉區分別舉行，人數輒在一、二萬，少亦數千”。[143]對於身處僻鄉，文化生活極為貧乏的農民而言，能夠參與到一些群眾性的聚會和遊藝活動中，自然十分開心，福建連城“兒童團舉行了一次遊藝大會，群眾散後極高興，稱之為古來未有的事，連舊頭腦的人都稱為新世界興旺的征兆”。[144]
蘇區報紙、書刊的發行量與群眾的文化追求成正比地同步發展。中央蘇區從沒有報刊到創辦有大小報刊34種，《紅色中華》從最初的3000份增加到4萬份。1932年福建上杭設有農村《青年實話》代售處43所，每期可銷售800份。[145]蘇區群眾體育運動也和文藝運動一樣迅速發展，許多地方開辟了運動場，一些“偏（遠）鄉村中也有了田徑賽”。[146]在戰爭間隙中，蘇區曾舉辦過全蘇區的大規模體育運動大會。
中共通過教育、宣傳展開的社會動員成效明顯，從當時蘇區人民的家書中，可以看出中共革命文化對民眾的影響。紅軍戰士史芳森母親給他的家書中寫道：“望你在隊，要遵守紀律，用心消滅人敵，我們家中的禾米，有人幫助割回，一切事務，你可不必掛心。”[147]末尾的格式是“此致，赤禮”，完全是標準的同誌式語氣。曾氏兄弟一為蘇區普通民眾，一為紅軍戰士，他們的通信中也有如下字句：“家中的生產禾稻，鄉府負責人實行派人優待。你不必掛念。現在天氣寒冷，你要保障自己的身體，正是革命向前發展，天天進攻敵人。”[148]這些信雖然可能是請人代書，但蘇區語境的變化還是可以清晰見出。
國民黨方麵占領蘇區後所作調查也證明著中共宣傳的力量。蓮花縣被國民黨軍占領初期，明顯可看到中共宣傳動員的影響：“街頭巷尾，時見兒童自築碉堡，隙身其內，而後與碉外兒童互相擲石。若堡外兒童擲石稍稀，碉內兒童即奮勇衝出，與碉外兒童肉搏，非至頭破血流不止。更有三三兩兩，集合一處，討論對付回籍兒童之方法，其匪化程度之深，於此可見。”“一般人民，無論男女老幼，鹹已不複知有民國，年月之計算，僅知公曆”。[149]這種情況在興國等地也有反映，國民黨方麵報告，該縣“一般男女匪民，隻知公曆為某某年，而不知民國年號，隻知有馬克斯、列寧，而不知其它，麻醉之烈，匪化之深，於此可見”。[150]關於蘇區革命文化形成的社會思想變化，《申報》記者陳賡雅有如下記載：
曾經赤化之人民，似具特性三點：一為不怕死，前幾次國軍進剿時，彼等皆遠颺數十裏外，鮮有敢冒險歸來者。今則稍逃村外，微知國軍能寬容，即聯袂偕歸。亦有敢越重圍尋仇讎，以取甫歸之難民首級者。浯塘村民，因割電線，曾被殺數十人以示儆，彼猶不怕，竟乘某連撤退之不備，以農具繳其槍，致遭血洗之禍。……二為殘忍性，殺人不算事，其例不勝枚舉。三為創造性，譬之義勇隊隊長，及其它團體主要職位，農民竟敢與農民爭奪，爭得之後，對厥職亦多能自出心裁，處之裕如；爭而失敗，則一變而為搗亂心，使辦事人時感棘手。[151]
蘇區社會革命以掃蕩社會陋習為職誌，在這方麵，禁煙運動的成就相當突出。近代以來，鴉片是危害中國社會的一個毒瘤，南京政府雖然宣稱要禁絕鴉片，但實際是禁而不絕，禁煙成為其征稅的一種手段。蘇區禁煙可謂雷厲風行，對栽種和吸食煙毒者都規定了嚴厲的懲處措施，並定期展開檢查。江西省蘇1932年11月報告，在所調查的9個縣中，寧都、公略、尋烏無專項調查，其餘6縣都未發現鴉片栽種情況。興國、贛縣、寧都、永豐、尋烏、安遠、萬太、公略等地發現少量吸食鴉片者，其中贛縣情況比較嚴重，“吃煙賭博者不少，每月少隊所捉的三十多起”。[152]可見，經過中共的努力，在短時期內蘇區已經做到基本禁絕鴉片種植，吸食鴉片者大幅減少，殘餘者也不斷采取措施強製戒絕。
由於鴉片吸食後易上癮，種植鴉片又有經濟利益，禁絕鴉片的困難非比尋常，中央蘇區為禁絕鴉片，不僅建設並投入警力禁煙抓賭，同時利用少先隊等群眾組織抓捕癮君子強製戒煙，經常性的檢查也堅持不懈，防止煙毒重新泛濫。1932年底，各地在禁絕鴉片活動中發現勝利、寧都、於都、興國、石城等縣尚有人栽種鴉片，相關各縣對此均予以處理：勝利縣“進行以政治的鼓動和鴉片惡毒，深入到鄉村中去宣傳群眾、解釋群眾、發動群眾的鬥爭，把遺下未鏟的鴉片，連根鏟絕”；[153]石城縣“鴉片煙正在開始鏟除”。[154]各級機關派出的巡視員將煙毒列入巡視對象，長生視察於都、勝利兩縣後就提出報告：“古龍崗、馬鞍石一帶還有種鴉片的，黨與政府亦未注意這一工作”。[155]通過中共持續不斷的努力，雖然在蘇區內部煙毒不可能完全禁絕，如當時報告提到：蘇維埃幹部中吸食鴉片者就有人在，福建團組織發現“上杭、長汀、新泉都有區委負責人偷吃的現象……省委幾位十七歲的老人家（原文如此——引者注）也同樣吃的”，[156]永新也有“少數黨員吸大煙賭錢”，[157]但在整個中國煙毒泛濫的背景下，蘇區能夠在短時期內使種植和吸食鴉片者成為過街老鼠，其禁絕鴉片的決心與社會改造的能力，不能不讓人刮目相看。
在艱難的條件下，中共通過社會運動的形式盡力改善蘇區的衛生狀況。贛南、閩西醫療衛生落後，蘇維埃革命前，農民一般病痛多依靠草藥治療。由於醫療條件落後，加之缺乏衛生習慣，常有疫病流行，每年因疫病導致死亡的人口都不在少數：“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158]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注意宣傳衛生清潔，著力改善公共衛生，興國縣長岡鄉將居民按住所接近，七八家左右編為一個衛生班，設班長，負責清潔衛生。規定五天大掃除一次，使衛生狀況大有改觀。同時政府加強醫療管理，設立公共看病所，“由政府雇請醫生，看病不收診費，但藥須在該醫生藥店購買。規定醫生看病費五裏以內紅包一毛半，每加五裏加小洋一毛”。[159]1934年春夏，即使在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緊張時期，各級政權仍大力開展衛生防疫活動，陳誠在占領石城後發現：“石城一切尚好，較之非匪區尤覺整齊清潔。土匪精神實可令人敬佩。”[160]這應該是由衷之言。
由於時間短暫，加上第五次反“圍剿”開始前後蘇區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惡化，中共中央指導中的教條傾向，蘇區社會改革中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以宣傳言，一般來看，像遊藝晚會、俱樂部這樣寓教於樂的宣傳形式往往較能為民眾所接受，而一些民眾難有切身感受的活動及與群眾利益不發生直接關係的組織則無法深入民心。如當時為動員民眾，蘇區成立了名目繁多的各種群眾組織，但效用並不顯著：“反帝同盟擁蘇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眾團體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餘種組織可加入。下層同誌確聽到頭暈，找頭緒找不到。因此這些組織不能健全起來而是一種空招牌。”[161]1932年底，寧化“全縣成立了縣工會籌備處、雇農工會、‘反帝’、‘擁蘇’、‘互濟’等，但組織有的隻有一個名，負責人沒有，工作更沒有”。[162]尤其當缺乏實質內容的會議不斷增多時，民眾更會產生厭煩心理：“群眾大會開多了，群眾不願意到會，且厭惡起來。”[163]各項工作均走在前列的興國也報告，在寧都暴動紀念大會中，雖然各級部門大力宣傳，但“各鄉到會的人數及群眾的表現沒有很充分的熱情”。[164]這些問題，在國民黨方麵的報告中也可看到，李一之列舉了中共宣傳的一些弱點：
一、文字宣傳，詞義艱深，民眾無由領會：除標語外，其餘各種傳單告民眾書等，無不千篇一律，長篇大論有如前代八股，宣傳效力，直等於零。二、不分時間空間一律施用不能適合環境：如在民族主義高潮中而高呼“武裝擁護蘇聯”，適足引起愛國民眾之反感；在農村而高呼“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製！”、“工人增加工資”，不啻無的放矢。[165]
應該說，這確實說到了問題的要害。
蘇區對宗教和民間傳統信仰習俗采取嚴厲的態度。《憲法大綱》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維埃國家的任何保護和供給費用，一切蘇維埃公民有反宗教的宣傳的自由。”[166]僧侶在蘇區和官僚、地主、豪紳一起，被列入“反革命分子”行列。不過，蘇維埃政權打擊宗教主要指向的還是組織完整、被認為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教會，對中國傳統佛、道和民間信仰相對較為寬鬆。包括和尚、道士以及一些介於宗教和民間信仰活動之間的人士，中共將其定位為遊民，屬於改造對象，被限製轉業，不在被清除的反革命之列。根據毛澤東1933年底的調查，“菩薩廟宇、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都成了過去的陳跡，現在是都改業了”。[167]
然而，綿延千年的民間信仰活動，短短幾年時間想要完全禁絕談何容易。江西、福建都是民間信仰色彩濃厚地區，江西1930年代的統計，23縣中就有寺廟3915所。[168]福建40縣同期有寺廟2607所。[169]贛南、閩西地處山區，民間信仰空氣更為濃厚，神佛相當程度上充當著民眾應對災變、祈求保護精神支柱的作用，生命力之強非武力和政治宣傳所能及。毛澤東在興國長岡的調查注意到：“去年以來，老婆太敬神（裝香供飯、求神拜佛）的完全沒有了，但‘叫魂’的每村還有個把兩個……但有些老婆太，雖不敢公開敬神，心裏還是信神，這些人多屬沒有兒子的。”[170]毛的調查是在工作先進的地區展開的，農村的實際狀況可能比這還要嚴重。湘贛蘇區反映：“封建迷信可說大部分打破了，但各縣的婦女一遇疾病發生則求神拜佛呼魂的怪象。”[171]蓮花縣在革命開展數年後發現：“封建迷信的殘餘，非但不能破除反而逐漸的恢複了……群眾對這個問題信得非常濃厚。”[172]
民間信仰旺盛的比較典型案例是瑞金壬田的祭拜觀音事件。根據《紅色中華》報道，1933年11月22日，壬田區竹塘鄉草鞋坪一塊白石崩下，岩石崩裂處湧出一股山水，由此被一般信眾說成是觀音太太，引起鄉民祭拜，乃至“我們隊伍中一些同誌，竟也迷信‘觀音’，去燒香頂拜”。[173]短時間內，消息迅速傳開，祭拜者絡繹不絕，有人還裝扮仙童，出賣神簽，募捐修廟：“壬田嶺子腦地方一個屋子裏隻有二十多家，一下子就募了四十餘塊錢。並吸引石城會昌等地的落後群眾來朝香，一時轟動遠近……許多群眾成群結隊的前去朝香。”“隘前區蘇主席也騎馬去拜‘觀音太太’，合龍區和雲集區的裁判部長也放棄了自己的責任去燒香，還有洋溪鄉的鄉蘇主席，帶了二十多個兒童團員前去朝拜”。[174]壬田離瑞金城不遠，堪稱中央蘇區的中心區，一旦有“靈異”現象出現，朝拜者仍然難以遏製，可見傳統習俗信仰在民間紮根之深。在濃重的習俗觀念影響下，即使是表現比較先進的青年人也“還有不少信菩薩的”。[175]
有意思的是，對蘇區傳統信仰習俗禁而不絕的局麵，國民黨人也有評論，楊永泰在國民黨軍占領廣昌後發現：
土地廟本是一種迷信的東西，在我們革命勢力之下，看見了這個東西，還要勸導一般愚民不可迷信，有些地方黨部，激烈一點，便領住些人去打倒他。可是我在廣昌黎川經過的地方，看見土地廟土地牌，和香爐存在的就很不少。到處死了人還是化紙錢燒香。聽說廣昌戰後，錫箔紙錢香燭，就是一宗很好的生意，和久缺的鹽米一樣的需要。黎川還有一座扶乩的菩薩廟，香火從來很盛，偶像陳列得很多，此次經我們收複之後，才把他的偶像搬開去。[176]
應該說，楊永泰的批評當非杜撰，不過客觀來看，這並不能算是忠厚之言。社會改革之功需要一點一滴持續不斷地努力，不是單純政治力量的推動就可以一勞永逸的，對於中國長期的習俗傳統，任何畢其功於一役的做法都未免冒進，何況民間信仰還有其更深的社會和心理原因。事實上，後來中共對這一點也有認識，1940年代末，中共在談到這一問題時就指出：
在農民迷信未打破以前，燒神像與佛堂，隻有引起農民反感，給反動派以挑撥機會，此外一點好處也沒有。過去大革命時期與土地革命時期燒神運動所引起的惡果，今天再不要重複他。今天對農民根本不要提打破迷信問題，提出來農民是不會接受的，何必多此一舉？要到什麽時候才可以宣傳呢？要到農民得到土地，工人生活改善以後，才可以拿事實去教育農民，告訴他們：“菩薩是不會幫助我們得到土地的，什麽壞八字，命不好，都是地主欺騙蒙蔽我們的。”隻有在這個時候，用這種說法去教育農民，農民才會接受。但就在此時，也不要叫農民不去敬神，隻告訴他們不必多花錢就夠了。總而言之，這些問題今天對革命尚不是重要問題，不必強調他，自找麻煩。[177]
上述總結是中共經過多年摸索後的經驗之談。對於中央蘇區時期尚很年輕的中共黨人而言，他們考慮更多的還是革命理想的實踐，社會革命是共產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中共黨人通過社會革命在實現自己革命理想的同時，也相當程度上贏得了民眾的好感與支持。然而，正如中共自己後來意識到的，由於社會的運行呈現出無限多樣的複雜性，社會革命的掌控和把握相當微妙，其效果往往利弊參半。比如，蘇區宣傳在家庭中打破家長製度，家庭成員平等，就激起一些中老年人的反激，蘇區民眾不同年齡段對中共支持度出現波動，與此不無關係。資料顯示，中央蘇區老、中、青、幼各年齡段對中共反應有相當差別。福建方麵有報告提到：“思想方麵，則老年人痛恨赤匪，冀得真命天子出而恢複專製，平治天下。幼稚者因受共匪愚惑，以為非階級鬥爭，實行土地革命，決無其它出路。惟少數中年人稍能折中於兩者之間，希望有不殺人之政府出現，使彼有安居樂業之機會，即為己足。”[178]這種隨著年齡增長對蘇維埃革命支持度呈遞減趨勢的狀況在江西方麵也得到證實：
（老年人）四十歲以上的屬之，他們閱曆較深，態度穩健，除了一些素行不軌的以外，大都不讚成土匪的行動，在土匪一方麵，也懷疑他們思想頑固，目為反動。所以在匪區被殺的，亦以老年而有知識的人為最多。但無論如何，他們在群眾中，對於後進，有相當信仰，在每一時期，因為環境的壓迫，不能不和土匪虛與委蛇，然而他們處在岌岌不可終日的境況中，心理上的感應是驚恐、怨望、飲恨，絕少對土匪以助力。
（壯年人）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屬之，這一班人，血氣方剛，意誌未定，一經刺激，不問事之如何，輒生反應，故麻醉較易。且好新奇，喜破壞，土匪之所以蓬勃一時，實以利用此輩之力為多，這可以說是土匪的主力軍。但據各次戰役所俘獲的壯年匪兵所供稱，他們之所以不能投誠，完全是由於土匪政委秘密的監視。可知他們的意識，也發生了動搖。並且一次二次的抽派到前線抵炮火，所有的壯丁，已十去八九了。
（幼年人）十歲以上廿歲以下的屬之，這一期內的人，口臭未退，初出茅廬，社會上人情世故，根本不懂，而破壞好奇的性格，又較壯年為甚，所以極易利用。最近在樟村之役，俘獲匪兵，多係十餘歲的兒童，由匪區所抽派者，他們除了感覺痛苦以外，什麽也不明白，有無數兒童，就是這樣擋著炮火糊糊塗塗死了，所以在幼年兒童方麵，他們根本沒有成見，也無所謂覺悟。[179]
年齡差異導致的支持度變化，除觀念的原因外，和其在社會革命中麵臨的地位變化當然不會沒有關係，老年人革命後從家長的權威中跌落，而青少年的束縛相應得到減輕，這是導致他們對革命後的社會變化反應不同的關鍵原因，這一點，婦女群體體現得尤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