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就算是最狂熱的軍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也不得不承認，德國輸了一戰。原本希望通過帝國主義的對外征戰解決國內社會矛盾的打算失敗了。戰敗後的德國麵臨諸多困境，引發戰爭的社會矛盾不但沒有解決，反而繼續惡化。戰爭期間，原本正在進行的資本集中加快了速度，大型卡特爾控製了產品價格和銷售市場，擠出了小企業和小商販。於是，下層和中產階級的處境越來越危險，而大資本家卻變得越來越強大。但是同時，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也在逐漸壯大。為了避免罷工，也為了避免生產中斷影響戰時經濟動員，工業家和政府對工會作出了很多讓步。他們改善了工作環境，並承認工會是勞工的合法代表。一些人加入了政治活動，由於戰爭時期勞動力的短缺，以前不工作的女人和青年人也加入了勞工隊伍。心理上，由於經曆了戰爭，人們的視野和視角都發生了改變。不管是因為炮彈休克症還是喪失了方向感，經曆了戰爭的人都很難重新進入並適應日常生活。還有的人由於養老金和津貼，越來越依賴政府，對政府的期望也越來越高。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德國國內動亂越來越頻繁，國內改革勢在必行。這不光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暗示著德國必須進行改革，才可能協商出較為溫和的和平條約；同時也由於自下而上的壓力，軍隊也不想對“可恥的和平”負責。9月底，軍隊領導將權力移交給了政府，這對政府來說十分適時，因為軍隊將背負戰敗的譴責。10月的改革不單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議會黨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動改革的發起。1918年10月，巴登的親王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當選為首相，憲法改革正式開始。這期間改革了公投，廢除了普魯士的三級表決製，讓內閣對議會負責，軍隊不再受王權的控製，而是由平民政府來掌控。如此政體實際上轉變成了君主立憲製，威廉二世對此持默許的態度，但他拒絕讓位給他的兒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為政府機構被保留下來。這些改革本是為了回到集權政府所做的暫時變動，但後來卻有了更為激進的發展。
10月底，海軍司令官下令對英國發動最後一次，也是自殺性的進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國的榮譽。10月28日，威廉港海軍艦隊接令出擊。絲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海軍戰士決定，既然已經戰敗，比起德國的榮譽，他們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於是水兵發起了叛亂。11月3日，基爾的示威遊行引發了範圍更廣的叛亂。11月的頭幾天，從德國北部到巴伐利亞的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的社會主義政府，革命動蕩席卷了德國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議會”紛紛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動亂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員一起探討是否應當發起武裝起義，而社民黨中的溫和派卻對這項提議提出了反對意見。到11月9日，人們普遍認為皇帝必須退位。巴登的馬克斯親王辭職，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離開德國，逃到了荷蘭。
政府在戰敗的壓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煙四起。由於這個工業國家中還有大量由工會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典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然而，與馬克思的理論相反，社會主義革命是1917年在相對落後的沙俄獲得成功的，而德國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卻是在既無法滿足左翼分子，也無法取悅右翼分子，同時還遺留了許多對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不利的條件下發生的，並是一係列的弄虛作假和妥協讓步。這些讓步在11月9日之後的幾天裏簽訂的一些協議中就有所體現。雖然這些讓步在短期內可以穩定局勢，但它們更傾向於掩蓋矛盾，而非解決分歧，這些矛盾與分歧長期下去必然會爆發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謂的1918年革命其實隻是政治和憲法革命，它將德國從帝國變成了共和國，但關鍵的是，它並沒有引發德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任何變化，也沒有對主要的精英階層進行改革。軍隊、官僚係統、司法係統，以及教育和宗教係統，在革命過後仍然保留了它們的地位和影響力，並運用這些地位和影響力從言辭和行動上與新成立的共和國作對。
11月9日，巴登親王馬克斯將權力轉交給了社民黨領袖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繼任了“德意誌帝國總理”的位置。考慮到柏林到處都是革命的喧鬧，以及會發生更激進行動的流言，艾伯特同黨派的謝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瑪共和國的成立。這個共和國的具體形式還沒確定，就麵臨著迫在眉睫的問題和任務：安置複員士兵，簽署休戰協議，平息遍布全境的動亂和起義，重建德國經濟，保證糧食供應，並在這樣混亂的背景下為共和國創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憲法。這些任務都不簡單，曆史學家們回過頭來看，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那些對德國未來有影響力的人在當時決策中的失誤。
很快，兩個非常重要的協議簽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納協定》中，格勒納將軍許諾，如果艾伯特要走溫和路線，並鎮壓更為激進的議會運動，他就會提供軍隊的支持，他吹噓要用軍隊力量來防止德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漸漸地，艾伯特變得越來越依賴軍隊，他用武力鎮壓動亂，而不再探索社會動亂的原因，不從根本上去解決它。第二個是所謂的《施廷內斯—萊吉恩協議》（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會領袖卡爾·萊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業家胡戈·施廷內斯（hugo stinnes）簽訂。這份協議鞏固了工會的地位，引入了8小時工作製，雇主們也同意不再支持“黃色工會”（即企業操縱的工會，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協的產物，11月10日設立“人民代表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黨人和3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組成。雖然這個委員會後來得到了柏林議會的承認，但在12月召開的全德國議員代表大會上，溫和派和激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卻發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數支持社民黨，支持艾伯特的計劃，即進行國會議會選舉，並在國會議會上起草共和國的新憲法；少數人則支持獨立社會民主黨更為激進的觀點，他們批評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來治理國家的政府”，因為艾伯特政府拒絕在改變憲法之前進行任何社會經濟改革或軍隊改革。艾伯特反駁，認為“將破產國有化”毫無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讓士兵複員和重建國家，就必須和軍隊保持良好的關係。這兩個理由在當時和後來都遭到了質疑。結果，獨立社會民主黨最終和社民黨徹底決裂，內閣隻剩下社民黨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樣和社民黨存在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達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國共產主義黨派，即德國共產黨（kpd）。
共和國的建立沒有平息任何動亂。1919年1月，軍隊和自由團（即由工業家讚助、軍隊組織建立的誌願兵團）鎮壓了柏林的新動亂。在混亂之中，激進派領袖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來就對社民黨不滿的左翼分子隨即升起了強烈的敵意和仇恨。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與激進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也持續存在，直到魏瑪共和國垮台。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將所有的社民黨視作比納粹還要邪惡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國的哪個地方，社民黨們都像是在依賴舊秩序的力量來鎮壓對新秩序有利的行動。在庫爾特·艾斯納遇刺身亡後，巴伐利亞發動了第二次革命，並於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5月，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團的殘酷鎮壓，上千人死亡。各種形式的政治暴力隨處可見，複員後的士兵由於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於是想在準軍事組織中延續戰壕中的戰友情，同時，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對德國迷茫的政治前途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其他人在靜靜觀察，但卻越來越迷惑，隻希望局勢能穩定下來。同時，新憲法的創立正在籌備之中。柏林的斯巴達克動亂使穩定局勢變得刻不容緩，在1919年1月19日舉行的選舉中，社民黨隻贏得了38%的選票，因此必須成立聯合政府。2月6日，國會議會在魏瑪召開。2月11日，艾伯特當選總統。2月13日，當選總理的謝德曼組閣，組成的“魏瑪聯盟”黨派包括社民黨、德國中央黨，以及自由派的德國民主黨（ddp）。
魏瑪憲法於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當進步的憲法。憲法規定，總統由公民直接選舉，任期7年。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總統擁有多項權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總理、解散議會並重新選舉、舉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一項是《憲法》第48條：非常時期總統有頒布緊急法令的權力。其他條款包括：比例代表製的選舉製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權，這對成年女性來說是第一次；內閣必須對議會負責；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權，國家權力仍然相對分散。
圖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圖25 威登菲爾斯自由團（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鎮壓革命起義。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檔案館藏。
地圖6.1 1919年《凡爾賽條約》確定的領土
1919年初夏，嚴苛的《凡爾賽條約》簽署。謝德曼辭職，鮑爾（bauer）繼任，並於6月28日派代表團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損失了一大片土地：阿爾薩斯—洛林歸還給法國，西普魯士、上西裏西亞和波森歸還給新成立的波蘭，而但澤將成為國際聯盟管轄的自由市，“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與德國其餘國土分割開來。條約剝奪了德國的所有殖民地，並禁止德意誌和奧地利以任何形式結盟。條約還將德國軍隊限製在10萬人以下，萊茵河左岸也由協約國軍事占領一段時間後再撤出。“戰爭罪條款”讓德國背負了戰爭罪責。1921年1月，在巴黎召開的會議宣布了德國的戰爭賠款數額，它和《凡爾賽條約》的其他條款一樣，激起了無數人的憤慨。
毫無疑問，這些和平條款十分嚴苛。讀者也將看到，這和二戰後的條款相比，簡直有著天壤之別。但更糟糕的是，《凡爾賽條約》的批評者卻將事實誇大，並對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後捅了一刀”這種錯誤觀念，而現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國內的敵人（比如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從內部背叛了不可戰勝的軍隊。1919年秋，這種錯誤觀念漸漸發展成為對共和國的反對，並在許多反對派的圈子裏盛行。1919—1923年，反對派對共和國發動了一係列的攻擊，右派發動了幾次政變，左派也不斷地罷工和發動革命運動，同時國內的經濟問題也不斷湧現。極端保守的法官寬大判決了右翼極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卻遭到了嚴重的刑罰，甚至對他們毫無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呂特維茲（luttwitz）組織自由團向柏林進軍，因為馮·塞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eckt）拒絕與自由團士兵對戰，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圖加特。不過，此時一場大罷工就足以讓卡普政變失敗。巴伐利亞發生了規模更小的右派政變，卡爾（kahr）領導的右翼政府掌權。1921年和1923年，社會主義者分別在薩克森發起了兩場叛亂，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罷工不斷發生，尤其是在魯爾區。當時許多要求煤礦“工業化”的呼聲並不是連貫一致的政治計劃的一部分，大多隻是出於短期的經濟考慮，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條件並提高工資。雖然共產黨和獨立社民黨並沒有參與抗議，但他們卻想控製這些抗議活動，不過，由於他們誤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圖，所以基本上失敗了。更重要的是，社民黨嚴重判斷失誤，他們擔心這對於新的共和國來說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因此過度反應，卻不去理會危機的真正原因，反倒試圖用武力來鎮壓這些表麵征兆。在卡普政變中，常規軍隊不願和叛亂的自由團對戰，但卻非常樂意在魯爾和萊茵地區的動亂中與自由團合作對抗“紅色軍隊”。在馮·塞克特將軍的領導下，軍隊成功地維護了共和國前普魯士的“國中之國”的傳統。他聲稱如果支持共和國，就是“有政治傾向”。這種“無政治傾向”的態度，卻對那些試圖暗中破壞共和國的政治行動敞開了大門。同時，左翼黨派內部的分歧仍在繼續。1922年，隨著獨立社民黨的解體，黨派開始重新組合，社民黨吸收了獨立社民黨的領袖和一些成員，大多數草根黨員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但社民黨和德國共產黨在戰前時期就有理論基礎上的不同，兩黨之間的鴻溝由於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遇刺身亡，變得更加無法彌合。
圖26 卡普政變。1920年3月，士兵進軍柏林。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國議會選舉後，魏瑪聯盟包括社民黨、中央黨和民主黨的支持率下降，選民傾向於選擇右翼和左翼的極端黨派。（德國共產黨在1919年沒有參選。）賠款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讓國內政治越來越複雜。當高額賠償金公布時，德國人萬分驚愕，不知道疲軟的德國經濟將如何還款。德國的經濟問題，部分是由於戰時不是提高稅收，而是通過貸款和債券來籌措資金，而通貨膨脹早在賠款問題出現前就有了苗頭。1921—1922年維爾特政府的所謂“履行戰敗義務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嚴重加劇了通貨膨脹，不同領域的人士批評此政策，認為這是對戰勝國的投降。但該政策的最終表現是德國無法償還戰爭賠款。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德國的貨幣問題是以賠款償還困難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同時，龐加萊（poincaré）領導的法國采取的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希望控製萊茵河左岸地區。危機在庫諾（cuno）執政期間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達到了頂峰（由於右翼的德國人民黨加入執政黨，社民黨拒絕參與）。法國以德國木材和煤的輸送量下降為借口，“監管”魯爾地區的生產，其“防禦性的”軍隊（包括比利時軍隊）於1923年1月進入魯爾區，截至夏季時達到了10萬人，相當於德國最多能擁有的士兵數量。德國的官方政策是消極抵抗，拒絕與法國合作並停止經濟生產，這種做法對德國經濟的傷害顯然大於對法國經濟的影響。對德國來說，唯一直接的解決方式就是印鈔，這讓通貨膨脹急劇惡化，最終導致完全無法控製。到1923年8月，鈔票上的數字呈千倍的增長，付款都要用馬車來運送，錢變得越來越不值錢。成千上萬的民眾，尤其是那些領取固定工資的人（比如養老金），以及許多自由職業者和中低階層，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或破產的境況中，一些大工業家還能夠盈利。從整體上來說，人們普遍對共和國失去了信心，他們生活在恐懼和驚惶之中，罷工和動亂四起。1923年這場危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二戰後的西德。
1923年8月至11月，施特雷澤曼（stresemann）政府最終控製住了局麵。政府實施了貨幣改革，發行地產抵押馬克，終止了魯爾區的消極抵抗。嚴峻的經濟危機暫時得到緩解，政府開始重新考慮賠款問題。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到鼓舞的社會主義者）試圖在薩克森地區、圖林根和漢堡發動政變，但遭到了堅決的鎮壓。同時，在右派的避風港巴伐利亞，一群民族主義者構想了一係列的複雜計劃，這群人中也有軍官，還有阿道夫·希特勒，即德意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又稱納粹黨）的領袖。納粹黨是當時較小的民族主義（v?lkisch）黨派中的一個。受1922年墨索裏尼“向羅馬進軍”的影響，這些民族主義者計劃“向柏林進軍”。1923年11月8日和9日，在起義的最後時刻，希特勒失去了他在巴伐利亞統治集團中最強大的夥伴的支持，並發現納粹政變遭到了孤立，能夠被政府輕易地鎮壓。當他們行軍路過慕尼黑統帥堂的大門時，遭到了槍擊，幾名支持者當場斃命。當時許多左翼分子遭到了嚴厲的刑罰，但希特勒卻隻被判了5年監禁，審判時還獲得了對他有利的全國媒體報道。實際上，他在蘭茨貝格監獄裏隻待了幾個月，拘留期間生活舒適，釋放時還趕上了1924年的聖誕節。希特勒利用這次機會，好好思考了他的長期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策略和技巧，同時開始撰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納粹黨的前身是德萊克斯勒領導的德國工人黨（dap），後由希特勒接任。希特勒在監禁期間，放任納粹黨的解體，以便在他重獲自由時采取專製領導。他宣布從1925年起實施政變，納粹黨要合法爭取議席，但其最終目的是反議會的。沒有人預料到，這位在藝術道路上失敗了的奧地利下士竟能夠執掌國家的最高權力，因為在1923的危機過後，魏瑪共和國進入了表麵穩定的新時期。 <hr/>
[1]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每一參選黨派所得選票占全部選票的百分比來分配議席。——譯者注
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德國國內動亂越來越頻繁，國內改革勢在必行。這不光是因為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原則》暗示著德國必須進行改革，才可能協商出較為溫和的和平條約；同時也由於自下而上的壓力，軍隊也不想對“可恥的和平”負責。9月底，軍隊領導將權力移交給了政府，這對政府來說十分適時，因為軍隊將背負戰敗的譴責。10月的改革不單單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議會黨派也在一直或多或少地推動改革的發起。1918年10月，巴登的親王馬克斯（prince max von baden）當選為首相，憲法改革正式開始。這期間改革了公投，廢除了普魯士的三級表決製，讓內閣對議會負責，軍隊不再受王權的控製，而是由平民政府來掌控。如此政體實際上轉變成了君主立憲製，威廉二世對此持默許的態度，但他拒絕讓位給他的兒子，而如果他退位，帝位可能作為政府機構被保留下來。這些改革本是為了回到集權政府所做的暫時變動，但後來卻有了更為激進的發展。
10月底，海軍司令官下令對英國發動最後一次，也是自殺性的進攻，希望借此挽回德國的榮譽。10月28日，威廉港海軍艦隊接令出擊。絲毫不令人驚訝的是，大多數海軍戰士決定，既然已經戰敗，比起德國的榮譽，他們更想保全自己的生命，於是水兵發起了叛亂。11月3日，基爾的示威遊行引發了範圍更廣的叛亂。11月的頭幾天，從德國北部到巴伐利亞的庫爾特·艾斯納（kurt eisner）的社會主義政府，革命動蕩席卷了德國全境，士兵、水兵、工人“議會”紛紛建立，地方政府被取代。柏林成了動亂的中心，商店店主和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成員一起探討是否應當發起武裝起義，而社民黨中的溫和派卻對這項提議提出了反對意見。到11月9日，人們普遍認為皇帝必須退位。巴登的馬克斯親王辭職，早已逃出柏林的威廉二世離開德國，逃到了荷蘭。
政府在戰敗的壓力下倒台了，革命烽煙四起。由於這個工業國家中還有大量由工會組織的工人階級，發動典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然而，與馬克思的理論相反，社會主義革命是1917年在相對落後的沙俄獲得成功的，而德國在1918—1919年的革命，卻是在既無法滿足左翼分子，也無法取悅右翼分子，同時還遺留了許多對德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不利的條件下發生的，並是一係列的弄虛作假和妥協讓步。這些讓步在11月9日之後的幾天裏簽訂的一些協議中就有所體現。雖然這些讓步在短期內可以穩定局勢，但它們更傾向於掩蓋矛盾，而非解決分歧，這些矛盾與分歧長期下去必然會爆發出更大的能量。再者，所謂的1918年革命其實隻是政治和憲法革命，它將德國從帝國變成了共和國，但關鍵的是，它並沒有引發德國經濟和社會結構的任何變化，也沒有對主要的精英階層進行改革。軍隊、官僚係統、司法係統，以及教育和宗教係統，在革命過後仍然保留了它們的地位和影響力，並運用這些地位和影響力從言辭和行動上與新成立的共和國作對。
11月9日，巴登親王馬克斯將權力轉交給了社民黨領袖弗裏德裏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艾伯特合法繼任了“德意誌帝國總理”的位置。考慮到柏林到處都是革命的喧鬧，以及會發生更激進行動的流言，艾伯特同黨派的謝德曼（scheidemann）宣告了魏瑪共和國的成立。這個共和國的具體形式還沒確定，就麵臨著迫在眉睫的問題和任務：安置複員士兵，簽署休戰協議，平息遍布全境的動亂和起義，重建德國經濟，保證糧食供應，並在這樣混亂的背景下為共和國創立一部各方均可接受的新憲法。這些任務都不簡單，曆史學家們回過頭來看，可以很容易地發現那些對德國未來有影響力的人在當時決策中的失誤。
很快，兩個非常重要的協議簽署了。在《艾伯特—格勒納協定》中，格勒納將軍許諾，如果艾伯特要走溫和路線，並鎮壓更為激進的議會運動，他就會提供軍隊的支持，他吹噓要用軍隊力量來防止德國發生布爾什維克革命。漸漸地，艾伯特變得越來越依賴軍隊，他用武力鎮壓動亂，而不再探索社會動亂的原因，不從根本上去解決它。第二個是所謂的《施廷內斯—萊吉恩協議》（stinnes-legien agreement），由工會領袖卡爾·萊吉恩（carl legien）以及工業家胡戈·施廷內斯（hugo stinnes）簽訂。這份協議鞏固了工會的地位，引入了8小時工作製，雇主們也同意不再支持“黃色工會”（即企業操縱的工會，是雇主的走狗）。最初的政府自身就是妥協的產物，11月10日設立“人民代表委員會”（council of people’s representatives），由3名社民黨人和3名獨立社會民主黨人組成。雖然這個委員會後來得到了柏林議會的承認，但在12月召開的全德國議員代表大會上，溫和派和激進派的社會主義者之間卻發生了分歧。500名代表中，大多數支持社民黨，支持艾伯特的計劃，即進行國會議會選舉，並在國會議會上起草共和國的新憲法；少數人則支持獨立社會民主黨更為激進的觀點，他們批評艾伯特的政府是“用拖延來治理國家的政府”，因為艾伯特政府拒絕在改變憲法之前進行任何社會經濟改革或軍隊改革。艾伯特反駁，認為“將破產國有化”毫無必要，而如果要有秩序地讓士兵複員和重建國家，就必須和軍隊保持良好的關係。這兩個理由在當時和後來都遭到了質疑。結果，獨立社會民主黨最終和社民黨徹底決裂，內閣隻剩下社民黨人了。1918年12月底，同樣和社民黨存在諸多分歧的左翼的“斯巴達克”（spartacist）同盟建立了新的德國共產主義黨派，即德國共產黨（kpd）。
共和國的建立沒有平息任何動亂。1919年1月，軍隊和自由團（即由工業家讚助、軍隊組織建立的誌願兵團）鎮壓了柏林的新動亂。在混亂之中，激進派領袖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和卡爾·李卜克內西（karl liebknecht）遇刺身亡。本來就對社民黨不滿的左翼分子隨即升起了強烈的敵意和仇恨。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與激進派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分歧也持續存在，直到魏瑪共和國垮台。當時的共產主義者將所有的社民黨視作比納粹還要邪惡的存在。1919年前半年，不管在德國的哪個地方，社民黨們都像是在依賴舊秩序的力量來鎮壓對新秩序有利的行動。在庫爾特·艾斯納遇刺身亡後，巴伐利亞發動了第二次革命，並於1919年4月在慕尼黑成立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5月，這次革命遭到了自由團的殘酷鎮壓，上千人死亡。各種形式的政治暴力隨處可見，複員後的士兵由於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於是想在準軍事組織中延續戰壕中的戰友情，同時，右翼和左翼分子都想對德國迷茫的政治前途產生立竿見影的影響。其他人在靜靜觀察，但卻越來越迷惑，隻希望局勢能穩定下來。同時，新憲法的創立正在籌備之中。柏林的斯巴達克動亂使穩定局勢變得刻不容緩，在1919年1月19日舉行的選舉中，社民黨隻贏得了38%的選票，因此必須成立聯合政府。2月6日，國會議會在魏瑪召開。2月11日，艾伯特當選總統。2月13日，當選總理的謝德曼組閣，組成的“魏瑪聯盟”黨派包括社民黨、德國中央黨，以及自由派的德國民主黨（ddp）。
魏瑪憲法於1919年8月11日生效，是一部相當進步的憲法。憲法規定，總統由公民直接選舉，任期7年。作為某種程度上的“替身皇帝”（ersatzkaiser），總統擁有多項權力，其中包括自由任免總理、解散議會並重新選舉、舉行全民公投等。而其中最為臭名昭著的一項是《憲法》第48條：非常時期總統有頒布緊急法令的權力。其他條款包括：比例代表製的選舉製度[1]；所有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均有投票權，這對成年女性來說是第一次；內閣必須對議會負責；各邦政府仍然有很大的自主權，國家權力仍然相對分散。
圖24 1919年3月的柏林路障。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圖25 威登菲爾斯自由團（the free corps werdenfels）在慕尼黑鎮壓革命起義。慕尼黑巴伐利亞州府檔案館藏。
地圖6.1 1919年《凡爾賽條約》確定的領土
1919年初夏，嚴苛的《凡爾賽條約》簽署。謝德曼辭職，鮑爾（bauer）繼任，並於6月28日派代表團簽署了《凡爾賽條約》。德國損失了一大片土地：阿爾薩斯—洛林歸還給法國，西普魯士、上西裏西亞和波森歸還給新成立的波蘭，而但澤將成為國際聯盟管轄的自由市，“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與德國其餘國土分割開來。條約剝奪了德國的所有殖民地，並禁止德意誌和奧地利以任何形式結盟。條約還將德國軍隊限製在10萬人以下，萊茵河左岸也由協約國軍事占領一段時間後再撤出。“戰爭罪條款”讓德國背負了戰爭罪責。1921年1月，在巴黎召開的會議宣布了德國的戰爭賠款數額，它和《凡爾賽條約》的其他條款一樣，激起了無數人的憤慨。
毫無疑問，這些和平條款十分嚴苛。讀者也將看到，這和二戰後的條款相比，簡直有著天壤之別。但更糟糕的是，《凡爾賽條約》的批評者卻將事實誇大，並對此大做文章。早在1918年8月就有“在背後捅了一刀”這種錯誤觀念，而現在更多的人相信，是國內的敵人（比如猶太人和社會主義者）從內部背叛了不可戰勝的軍隊。1919年秋，這種錯誤觀念漸漸發展成為對共和國的反對，並在許多反對派的圈子裏盛行。1919—1923年，反對派對共和國發動了一係列的攻擊，右派發動了幾次政變，左派也不斷地罷工和發動革命運動，同時國內的經濟問題也不斷湧現。極端保守的法官寬大判決了右翼極端分子，而左翼分子卻遭到了嚴重的刑罰，甚至對他們毫無必要地使用了死刑。1920年3月，卡普（kapp）和呂特維茲（luttwitz）組織自由團向柏林進軍，因為馮·塞克特將軍（general von seeckt）拒絕與自由團士兵對戰，艾伯特政府逃往斯圖加特。不過，此時一場大罷工就足以讓卡普政變失敗。巴伐利亞發生了規模更小的右派政變，卡爾（kahr）領導的右翼政府掌權。1921年和1923年，社會主義者分別在薩克森發起了兩場叛亂，但均未成功。1919至1920年，罷工不斷發生，尤其是在魯爾區。當時許多要求煤礦“工業化”的呼聲並不是連貫一致的政治計劃的一部分，大多隻是出於短期的經濟考慮，希望借此改善工作條件並提高工資。雖然共產黨和獨立社民黨並沒有參與抗議，但他們卻想控製這些抗議活動，不過，由於他們誤判了草根工人的意圖，所以基本上失敗了。更重要的是，社民黨嚴重判斷失誤，他們擔心這對於新的共和國來說是個“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威脅”，因此過度反應，卻不去理會危機的真正原因，反倒試圖用武力來鎮壓這些表麵征兆。在卡普政變中，常規軍隊不願和叛亂的自由團對戰，但卻非常樂意在魯爾和萊茵地區的動亂中與自由團合作對抗“紅色軍隊”。在馮·塞克特將軍的領導下，軍隊成功地維護了共和國前普魯士的“國中之國”的傳統。他聲稱如果支持共和國，就是“有政治傾向”。這種“無政治傾向”的態度，卻對那些試圖暗中破壞共和國的政治行動敞開了大門。同時，左翼黨派內部的分歧仍在繼續。1922年，隨著獨立社民黨的解體，黨派開始重新組合，社民黨吸收了獨立社民黨的領袖和一些成員，大多數草根黨員加入了德國共產黨。但社民黨和德國共產黨在戰前時期就有理論基礎上的不同，兩黨之間的鴻溝由於政策的不同，以及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的遇刺身亡，變得更加無法彌合。
圖26 卡普政變。1920年3月，士兵進軍柏林。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1920年6月的帝國議會選舉後，魏瑪聯盟包括社民黨、中央黨和民主黨的支持率下降，選民傾向於選擇右翼和左翼的極端黨派。（德國共產黨在1919年沒有參選。）賠款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問題讓國內政治越來越複雜。當高額賠償金公布時，德國人萬分驚愕，不知道疲軟的德國經濟將如何還款。德國的經濟問題，部分是由於戰時不是提高稅收，而是通過貸款和債券來籌措資金，而通貨膨脹早在賠款問題出現前就有了苗頭。1921—1922年維爾特政府的所謂“履行戰敗義務政策”（policy of fulfillment）嚴重加劇了通貨膨脹，不同領域的人士批評此政策，認為這是對戰勝國的投降。但該政策的最終表現是德國無法償還戰爭賠款。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德國的貨幣問題是以賠款償還困難的形式體現出來的。同時，龐加萊（poincaré）領導的法國采取的是修正主義的政策，希望控製萊茵河左岸地區。危機在庫諾（cuno）執政期間的1922年11月至1923年8月達到了頂峰（由於右翼的德國人民黨加入執政黨，社民黨拒絕參與）。法國以德國木材和煤的輸送量下降為借口，“監管”魯爾地區的生產，其“防禦性的”軍隊（包括比利時軍隊）於1923年1月進入魯爾區，截至夏季時達到了10萬人，相當於德國最多能擁有的士兵數量。德國的官方政策是消極抵抗，拒絕與法國合作並停止經濟生產，這種做法對德國經濟的傷害顯然大於對法國經濟的影響。對德國來說，唯一直接的解決方式就是印鈔，這讓通貨膨脹急劇惡化，最終導致完全無法控製。到1923年8月，鈔票上的數字呈千倍的增長，付款都要用馬車來運送，錢變得越來越不值錢。成千上萬的民眾，尤其是那些領取固定工資的人（比如養老金），以及許多自由職業者和中低階層，處於嚴重的經濟困難或破產的境況中，一些大工業家還能夠盈利。從整體上來說，人們普遍對共和國失去了信心，他們生活在恐懼和驚惶之中，罷工和動亂四起。1923年這場危機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二戰後的西德。
1923年8月至11月，施特雷澤曼（stresemann）政府最終控製住了局麵。政府實施了貨幣改革，發行地產抵押馬克，終止了魯爾區的消極抵抗。嚴峻的經濟危機暫時得到緩解，政府開始重新考慮賠款問題。左翼分子（主要是受到鼓舞的社會主義者）試圖在薩克森地區、圖林根和漢堡發動政變，但遭到了堅決的鎮壓。同時，在右派的避風港巴伐利亞，一群民族主義者構想了一係列的複雜計劃，這群人中也有軍官，還有阿道夫·希特勒，即德意誌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又稱納粹黨）的領袖。納粹黨是當時較小的民族主義（v?lkisch）黨派中的一個。受1922年墨索裏尼“向羅馬進軍”的影響，這些民族主義者計劃“向柏林進軍”。1923年11月8日和9日，在起義的最後時刻，希特勒失去了他在巴伐利亞統治集團中最強大的夥伴的支持，並發現納粹政變遭到了孤立，能夠被政府輕易地鎮壓。當他們行軍路過慕尼黑統帥堂的大門時，遭到了槍擊，幾名支持者當場斃命。當時許多左翼分子遭到了嚴厲的刑罰，但希特勒卻隻被判了5年監禁，審判時還獲得了對他有利的全國媒體報道。實際上，他在蘭茨貝格監獄裏隻待了幾個月，拘留期間生活舒適，釋放時還趕上了1924年的聖誕節。希特勒利用這次機會，好好思考了他的長期目標，以及實現目標的策略和技巧，同時開始撰寫《我的奮鬥》（mein kampf）。納粹黨的前身是德萊克斯勒領導的德國工人黨（dap），後由希特勒接任。希特勒在監禁期間，放任納粹黨的解體，以便在他重獲自由時采取專製領導。他宣布從1925年起實施政變，納粹黨要合法爭取議席，但其最終目的是反議會的。沒有人預料到，這位在藝術道路上失敗了的奧地利下士竟能夠執掌國家的最高權力，因為在1923的危機過後，魏瑪共和國進入了表麵穩定的新時期。 <hr/>
[1]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即以每一參選黨派所得選票占全部選票的百分比來分配議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