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闓運好言霸王之學，據說曾多次勸曾國藩自立稱帝。曾以其書生徒托空言，雖以禮接待，而不接納其人其言。有一次，王侃侃而讀，曾國藩低頭不語，但以手沾茶水在案桌塗畫，曾有事外出，王探頭看見桌上寫了許多“妄”字，遂明了自己在曾心中的印象。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後，方知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畏盧）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後來曾樸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唯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曆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為寫出《大同書》後，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隻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什麽功名呢！”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1901年，羅振玉在劉鶚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起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征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不夠，更不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社會上一度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獨秀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王國維說他自己：“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向他推薦中醫，但他不願服中藥。孫中山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們仍然一再勸他服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隻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鬱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後，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誌摩說：“我不是戰士，隻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擊，革命同誌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誌消衰”的帽子。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升任助教。初中學曆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而且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到英國留學。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隻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任鴻雋曾對新入學的學生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才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麽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裏，怎麽能組織起來抵抗強日。”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鄭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當他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時，就對殷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麵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嶽霖的邏輯課，金嶽霖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義召集北平的學者名流開會。徐悲鴻說：“北平是一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這裏有許多宏偉的古代建築……希望傅作義將軍顧全大局，服從民意，使北平免於炮火摧毀。”康有為年逾花甲的女兒康同璧慷慨陳詞：“北平有人類最珍貴的文物古跡，這是無價之寶，絕不能毀於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製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製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麵。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雷震在獄中可以看報，但是報紙被切割得厲害，很多地方都成為天窗。雷震抗議，監獄方麵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麵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麵就改用墨來塗抹，不再切割了。這種做法隻是掩耳盜鈴，重要的新聞，還是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是什麽了。”
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代。《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隻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裏，墓碑要麵對太平洋。”
趙樹理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到鄉下住了一陣後，回來作報告，說農村的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他舉例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解放後，運動不斷。葛劍雄曾記譚其驤晚年，為又一次運動的結束寫了一份小結，葛見譚寫得奇快，不像學術文章那樣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驚奇。譚其驤長歎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寫過多少，無非是罵自己吧！”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準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準對孫治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這麽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征，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麵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地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但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裏，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曆了多年的反複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麽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鍾開萊對沈從文說：“數學研究到達一定境界，就像文學創作中寫抒情詩。”沈從文因此寫道：“表達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陳岱孫在北大為他舉行的95歲壽辰上說：“在過去幾十年中，我隻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學校教書。”
1898年，曾樸認識了陳季同將軍後，方知西洋文學的源流派別和重要作家的傑作。他曾勸林琴南（畏盧）用白話翻譯外國的“重要名作”，但林聽不懂他的勸告。後來曾樸對胡適說：“我在畏盧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
容閎家貧，在別人資助下才接受了啟蒙教育。後隨美國友人到美學習，交付不起學費時，學校向他提條件，要他畢業後從事傳教活動，他拒絕說：“我是中國人，我應擇最有益中國者為之。”畢業後，他又謝絕友人的挽留，回到國內，他說：“我要以西方之學習，灌輸於中國，使中國趨於文明富強之境。”
姚公鶴說：“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築所在，每不準華人之擅入，喧賓奪主，無過於此……唯此事並無國際強弱之關係，乃國民教育之關係。聞昔時外人並無此項禁令，曆見華人一入公共地方，折花驅鳥，糟蹋地方，無所不為，於是跑馬場首以營業公司名義，禁止華人之涉足。今門首高標英文於木牌，所雲‘狗與華人不準入內’是也。公園禁止華人於理較欠圓轉，不得已，就蘇州河浜，南自白大橋起，另建華公園，為華人遊息之所。此項公園建築，遠不逮西公園，然尚必派捕照料，故樹木尚少攀折。嗚呼！教育不普及，又曷怪公益之心薄弱耶！”
康有為寫出《大同書》後，秘不示人。他解釋說：“方今為據亂之世也，隻能言小康，不能言大同，言則陷天下於洪水猛獸。”
蘇報案發生後，法官曾問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說：“我雙腳落地，便不承認滿豬，還說什麽功名呢！”
孫中山請楊度加入新成立的同盟會時，楊度拒絕說：“吾主張君主立憲，吾事成，願先生助我，先生號召國民革命，先生功成，度當盡棄其主張以助先生。努力國事，期在後日，勿相妨也。”
陳獨秀不同意無條件的愛國主義，他說：“國家者，保障人民之權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務，其國家，存之無所榮，亡之無所惜。”又說：“保民之國家，愛之宜也；殘民之國家，愛之何居？”
沈曾植說：“學士者，國之耳目也，今若此，則其誰不盲從而躓蹶也。且學者，禮之所出，禮也者，國人之準則也。若今學士，可謂無學，國無學矣，而欲質之以禮，其可得歟？”
1901年，羅振玉在劉鶚家第一次見到甲骨這種古物，欣喜異常。他驚歎之餘，自許道：“漢以來小學家若張、杜、揚、許諸儒所不得見也。今山川效靈，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適我之生，所以謀流傳而悠遠之，我之責也。”
五大臣出國考察遇刺，紹英受傷較重，端方急欲起程時他仍在養傷。有人譏諷紹英，說他借口養傷，其實是不準備去了。紹英聽到這些話，憤然道：“如果我死了，而憲法確立，則死而榮生；死我何惜，各國立憲，莫不流血，然後才有和平。”
陳獨秀說：“若夫博學而不能致用，漠視實際上生活上之冷血動物，乃中國舊式之書生，非20世紀新青年也。”
1915年，孫中山與宋慶齡在日本相愛。孫中山反對納妾，認為需征求盧夫人意見，是否同意離婚才好辦。於是，孫寫信給盧，申明離婚的理由。盧夫人在信上寫了一個“可”字，同意離婚。盧對人說，對孫先生，“我確實幫不了手，我常識不夠，更不識英文。我又纏腳，行走也不方便，我怎樣可以幫先生呢？”
陳獨秀曾有“萬惡孝為首”之說，社會上一度宣傳說他組織了“討父團”。1921年，陳炯明問他有關“討父團”的事情，陳獨秀回答說：“我的兒子有資格組織這個團體，我連參加的資格都沒有。”
王國維說他自己：“餘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為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哲學上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餘知真理，而餘又愛其謬誤。”
魯迅終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國民性，他曾說：“要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來，在中國實在算一件難事，因為，已經說過，我們究竟是未經革新的古國的人民，所以也還是各不相通，並且連自己的手也幾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他有詩說自己：“靈台無計逃神矢，我以我血薦軒轅。”
孫中山到北京後病勢加重，無法討論統一計劃。北京協和醫院的醫師均告束手，張靜江、胡適之向他推薦中醫，但他不願服中藥。孫中山說，他本身是醫生，他知道現代醫藥束手時，中醫的確有時也能治好疑難病症。他說：“一隻沒有裝羅盤的船也可能到達目的地，而一隻裝了羅盤的船有時反而不能到達。但是我寧願利用科學儀器來航行。”朋友們仍然一再勸他服中藥，他不忍過於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後終於同意了。但是這隻沒裝羅盤的船卻始終沒有到達彼岸。
鬱達夫敏感。在北伐勝利的歡呼聲中，他就懷疑革命投機者，引發左右的攻擊。國共分裂後，他又直率地對美國記者和好友徐誌摩說：“我不是戰士，隻是作家。”這使他遭受更猛烈的攻擊，革命同誌鄙薄他乃至反目，左聯除了他的名，他長時間被扣上“革命意誌消衰”的帽子。
趙元任曾對西方人說：“我們中國人也得在現代過人的日子，我們不能一輩子穿了人種學博物館的衣服，預備你們來參觀。”
華羅庚到清華大學的第二年升任助教。初中學曆當助教，破了清華先例，而且是教授會一致通過的。再一年半升講師，然後當了兩年研究員。1936年，他26歲，到英國留學。就讀最著名的劍橋大學。但他不願讀博士學位，隻求做個visitor（訪問者）。因為做訪問者可以衝破束縛，同時攻讀七八門學科。他說：“我來劍橋，是為了求學問，不是為了得學位的。”直到後來，他擁有的唯一的一張文憑，就是初中畢業文憑。
任鴻雋曾對新入學的學生說：“我記得民國十四年‘五卅事件’鬧得最盛的時候，某大學的牆壁上，貼滿了‘打倒英國’和‘直搗英倫’等標語。我不曉得我們籠統才不滿十萬噸的海軍，有什麽方法能夠打到倫敦去。我們記得民國十七年‘五三’的事件，我們學生界的標語，是要‘槍斃田中’。果然田中可以由我們槍斃，又何至於有‘濟南事件’。最近‘九一八’事變之後，我們學生界的主張，有組織‘東亞大同盟’、‘聯合東亞弱小民族’等。我不曉得東亞弱小民族在哪裏，怎麽能組織起來抵抗強日。”
西南聯大開學，殷海光選了鄭昕的“哲學概論”。鄭在德國留過學，對康德哲學有很深的造詣，當他發現殷海光也來聽他的課時，就對殷說：“你不用上我的課，下去自己看書就好了。”於是，殷海光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在下麵看書自學，期末還得了這門課的最高分數。他選金嶽霖的邏輯課，金嶽霖對他說：“我的課你不必上了，王憲鈞剛剛從奧國回來，他講的一定比我好，你去聽他的吧！”
1949年1月，傅作義召集北平的學者名流開會。徐悲鴻說：“北平是一座聞名世界的文化古城，這裏有許多宏偉的古代建築……希望傅作義將軍顧全大局，服從民意，使北平免於炮火摧毀。”康有為年逾花甲的女兒康同璧慷慨陳詞：“北平有人類最珍貴的文物古跡，這是無價之寶，絕不能毀於兵燹。”
1969年，殷海光去世。在他辭世之前完成的《海光文選·自敘》一文中，他說：“……我近年更痛切地感到任何好的有關人的學說和製度，包括自由民主在內，如果沒有道德理想作原動力，如果不受倫理規範的製約，都會被利用的，都是非常危險的，都可以變成它的反麵。民主可以變成極權，自由可以成為暴亂。自古以來，柏拉圖等大思想家的顧慮，並不是多餘的。”
雷震在獄中可以看報，但是報紙被切割得厲害，很多地方都成為天窗。雷震抗議，監獄方麵說：“有問題的新聞你沒權利看。”雷震說：“就算你們說得對，可是你們一切割，背麵那一塊沒問題的也給切掉了，那一塊我有權利看啊！”監獄方麵就改用墨來塗抹，不再切割了。這種做法隻是掩耳盜鈴，重要的新聞，還是可以“補”上。雷震舉例說：“李宗仁投共的新聞給切割了，可是過幾天看到白崇禧責備李的新聞，就可以推斷出那天被切割的新聞是什麽了。”
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說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殷海光口述遺囑，在遺憾對不起太太和孩子兩事後說：“在我的思想快要成熟時，我怕沒法寫下來，對苦難的中國人民有所貢獻。對青年一輩，可能沒法有一個最後的交代。《思想與方法》、《中國文化的展望》隻是一個開始，何況我又一直在改變和修正我自己的思想。我若死在台灣，希望在東部立個大石碑，刻著‘自由思想者殷海光之墓’，身體化灰，撒在太平洋裏，墓碑要麵對太平洋。”
趙樹理抨擊時事，也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出之。有一個時期，很多作品對農村情況多粉飾誇張，他到鄉下住了一陣後，回來作報告，說農村的情況不像許多作品描寫得那樣好，農民還很苦，城鄉差別還很大，他舉例說：“我這塊表，在農村可以買五頭毛驢，這是塊‘五驢表’！”他因此受到批評。
解放後，運動不斷。葛劍雄曾記譚其驤晚年，為又一次運動的結束寫了一份小結，葛見譚寫得奇快，不像學術文章那樣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驚奇。譚其驤長歎一聲：“咳，解放以來這樣的東西不知寫過多少，無非是罵自己吧！”
“文革”初期，孫冶方坐牢之前，曾與顧準一起住牛棚，一起勞改。顧準對孫治方說：“反正我是受了這麽多罪，再也不要連累你了。我的手上沒有血。”
梁思成說：“一個東方古國的城市，在建築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藝術特征，在文化表現及觀瞻方麵都是大可痛心的。因為這事實明顯地代表著我們文化的衰落，至於消失的現象。”
有人說，馮友蘭的哲學著作一直含有“應帝王”的成分，隨時代政治風氣變化而相應改變。但在《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七卷裏，一切功利的浮影消融殆盡。經曆了多年的反複與自我批判，作者晚年的心境平和中正，他說自己接近了“海闊天空我自飛”的狀態，他也相信中國哲學必將走過四邊形期的混亂狀態而大放光彩，走到“仇必和而解”的全新天地中。
1986年，晚年的王瑤如此認識魯迅：“魯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識分子。什麽是知識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識；其次，他是‘分子’，有獨立性。否則，分子不獨立，知識也會變質。”
鍾開萊對沈從文說：“數學研究到達一定境界，就像文學創作中寫抒情詩。”沈從文因此寫道：“表達一抽象美麗印象，文字不如繪畫，繪畫不如數學，數學似乎又不如音樂。”
柏楊青年壯年多有不幸，他在晚年回憶時說：“我並不認為我是天下最受苦的人。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比我更受苦，這是民族的災難，時代的災難，而不是某一個人的災難。回顧風沙滾滾的來時路，能夠度過這些災難，我比更多的中國人要幸運得多，這使我充滿感恩之情。”
成舍我說：“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用行動來證明自己配得上自由這兩個字；你要享有自由，你就得與那些不讓你自由的力量周旋到底。”
張申府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也是第一位把羅素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他晚年對舒衡哲說：“我希望可以，非常希望，我們必須坦誠地談，因為對我來說，講真話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他曾對友人說：“我吃虧在沒有寫出一本大書來。”
陳岱孫在北大為他舉行的95歲壽辰上說：“在過去幾十年中，我隻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學校教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