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說：我死後，華夏文化亡矣！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他將在廣東時所譯之《四洲誌》、《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詞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科，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舍此則無可禦侮矣！”
曾國藩認為，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拜上帝，不僅是他的敵人，也是全民族的敵人。他在“討賊檄文”中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話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曆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殺，遺書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現了其“必將死義以救末俗”的誌願。梁的自殺，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新舊兩派的人物都對他為道德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極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枝筆，勝抵十萬軍。”
陳其美有一口頭禪：“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為人題詞書贈還愛寫以下一類壯詞：“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兒大節，光與日爭。道之苟直，不憚鼎烹。渺然一身，萬裏長城。”“有萬夫不當之慨，無一事自足於懷。”
民國時期，馮友蘭曾給洋人講《莊子》。有一天，他走進一個叫恒石安的外國人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對人家說：你們西方人總想找個你們可以停下來作最後結論性的發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沒有最後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易經》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後一卦是，未濟，“尚未完成”！
五四運動時，李大釗年僅30歲，年輕的教授說：“隻要你心中的光明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日，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馮玉祥在任“陸軍檢閱使”時，元配夫人劉德淑病逝，很多人想成為新的陸軍檢閱使夫人。馮玉祥擇偶的方法特殊，他采取麵試以定成否。馮問對方：“你為什麽和我結婚？”許多姑娘羞澀地回答說：“因為你的官兒大，和你結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說：“你是英雄，我愛慕英雄。”當馬伯援介紹李德全和馮玉祥見麵時，問李德全為什麽要和他結婚，李爽直地說：“上帝怕你辦壞事，派我來監督你！”馮對這一回答，頻頻點頭，認為這個女子不凡，隨即奠定了兩人結婚的基礎。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隻屎殼郎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麵時忽然滾回原地，屎殼郎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嚐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夢麟都說，它的恒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1927年7月，林巧稚以優異的成績從廈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了。父親林良英問她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麽？她說想考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那得幾年？”“八年吧。”林巧稚故意說得很輕巧。繼母在一旁大聲嚷起來：“啊，八年？那得多少錢啊！”“每年總要四五百個大頭（銀圓）吧。”林巧稚囁嚅著低下了頭。“上大學幹什麽？女孩兒家，嫁個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現在已經是二十出頭的人了，再上八年學，還嫁給誰呀？”繼母說。林巧稚倔強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輩子也不嫁！”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曆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曆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裏，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麵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裏爬出！我隻能期待著，哪一天地下的火衝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接管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盡快去台灣，林同濟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篯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認為，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還說：“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隻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在寫給兒女的信中，雷震說：“我是締造中國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曆史當會給我作證明。”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歎：“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麵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麵看，一麵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曆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成舍我16歲時立下誌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複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
林則徐被流放。臨行前，他將在廣東時所譯之《四洲誌》、《澳門日報》、《粵東奏稿》以及西方的炮船模型圖樣，統統交給魏源。魏以關山路遠之詞勸林保重，林說：“善始者不必善終，如不出逆科，則徐此生無能為也，寄意丹青，徒發清議而已。唯愚兄所托著書之事，望賢弟刻意為之，務使大清臣民早開智慧，舍此則無可禦侮矣！”
曾國藩認為，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拜上帝，不僅是他的敵人，也是全民族的敵人。他在“討賊檄文”中罵洪秀全最激烈的一句話是：“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視，不思一為之所也？”
譚嗣同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曆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1918年11月10日，梁巨川在北京投湖自殺，遺書說：“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雲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突現了其“必將死義以救末俗”的誌願。梁的自殺，在當時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新舊兩派的人物都對他為道德理想獻身的精神表示極大的敬意。
1918年，邵飄萍創辦《京報》，他的理想就是辦一份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任何政治勢力；他相信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對於他的捍衛言論自由，馮玉祥給的評價是：“飄萍一枝筆，勝抵十萬軍。”
陳其美有一口頭禪：“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除此之外，他為人題詞書贈還愛寫以下一類壯詞：“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兒大節，光與日爭。道之苟直，不憚鼎烹。渺然一身，萬裏長城。”“有萬夫不當之慨，無一事自足於懷。”
民國時期，馮友蘭曾給洋人講《莊子》。有一天，他走進一個叫恒石安的外國人的辦公室，沒頭沒腦地對人家說：你們西方人總想找個你們可以停下來作最後結論性的發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沒有最後結論，天下也沒有停頓。《易經》第六十四卦，也即最後一卦是，未濟，“尚未完成”！
五四運動時，李大釗年僅30歲，年輕的教授說：“隻要你心中的光明不滅絕，世間的黑暗終有滅絕的一日，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23年秋，馮玉祥在任“陸軍檢閱使”時，元配夫人劉德淑病逝，很多人想成為新的陸軍檢閱使夫人。馮玉祥擇偶的方法特殊，他采取麵試以定成否。馮問對方：“你為什麽和我結婚？”許多姑娘羞澀地回答說：“因為你的官兒大，和你結婚，就是官太太。”或是說：“你是英雄，我愛慕英雄。”當馬伯援介紹李德全和馮玉祥見麵時，問李德全為什麽要和他結婚，李爽直地說：“上帝怕你辦壞事，派我來監督你！”馮對這一回答，頻頻點頭，認為這個女子不凡，隨即奠定了兩人結婚的基礎。
杜威、胡適和蔣夢麟三人曾到北平西山遊玩，他們無意中看到一隻屎殼郎推著一個小小的泥團上山坡。它先用前腿來推，然後又用後腿，接著又改用邊腿。泥團一點一點往上滾，快到上麵時忽然滾回原地，屎殼郎則緊攀在泥團上翻滾下坡。它又從頭做起，重新推著泥團上坡，結果仍遭遇挫敗。它一次接一次地嚐試，但是一次接一次地失敗。胡適和蔣夢麟都說，它的恒心毅力實在可佩。杜威卻說，它的毅力固然可嘉，它的愚蠢實在可憐。
1927年7月，林巧稚以優異的成績從廈門女子師範學校畢業了。父親林良英問她畢業後打算做些什麽？她說想考協和醫科大學。“協和？那得幾年？”“八年吧。”林巧稚故意說得很輕巧。繼母在一旁大聲嚷起來：“啊，八年？那得多少錢啊！”“每年總要四五百個大頭（銀圓）吧。”林巧稚囁嚅著低下了頭。“上大學幹什麽？女孩兒家，嫁個好人家才是真的！你現在已經是二十出頭的人了，再上八年學，還嫁給誰呀？”繼母說。林巧稚倔強地回答：“那我就不嫁，一輩子也不嫁！”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魯迅去世前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麽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
蒙文通年青時曾請教何拔儒：“先生，主流曆史學派不理解你，你如何想？”何拔儒淡然笑說：“曆史不是一次就寫定的，誰寫在最後，誰寫得最好。”何講了自己在留學期間聽到的許多故事：發現集合論的康托爾，發現非歐幾何的羅巴切夫斯基，發現群論的伽羅華，都是世界級的大數學家；康托爾，羅巴切夫斯基很年輕就獲得了教授頭銜，但是他們產生了新創見後，不被自己的老師、朋友、親人、同事所理解，並備受打擊，被逼瘋，被逼死或被逼去參加決鬥。這種現象也許長期難以改變，因此他願意埋名鄉裏，多做些具體事，以等待明天。
皖南事變後，葉挺被捕。他在獄中以“六麵碰壁居士”寫詩說：“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軀體怎能從狗洞裏爬出！我隻能期待著，哪一天地下的火衝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齊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1949年春，解放軍越過長江，上海被接管迫在眉睫，很多知識分子考慮離開大陸去台灣。林同濟的父親認為孩子有太多“不良”記錄：“以你這樣的思想，和共產黨相處你是會遭殃的。”他勸兒子盡快去台灣，林同濟脫口而出的話是：“中國若亡了，吾與汝偕亡。”
20世紀50年代初，陳寅恪對自己的學生汪篯說：“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要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清楚。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王國維的學說。那麽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是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也不會湮沒。”
陳寅恪認為，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他還說：“中國自今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絕者。華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後漸衰微，終必複振。”
殷海光說：“生長在這樣一個時代，像我這樣的一個知識分子，可以說極有價值，也可以說極無價值。就純粹的學術來說，我自問相當低能，絲毫沒有貢獻可言。就思想努力的進程而論，我則超過胡適至少一百年，超過唐（君毅）牟（宗三）至少三百年，超過錢穆至少五百年。個中的進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這些知識分子在種種幌子之下努力倒退，隻有我還在前進不已。”
雷震在獄中沒有低頭屈膝。在寫給兒女的信中，雷震說：“我是締造中國曆史的人，我自信方向對而工作努力，曆史當會給我作證明。”
熊十力在無限孤獨的暮年哀歎：“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樓麵壁，忽逢十祀。絕無向學之青年，後顧茫茫……”即令如此，這位中國現代新儒家最富原創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於未來：“吾國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獨立，學術獨立，精神獨立……遊乎廣天博地之間，將為世界文化開出新生命。”
金庸當年在香港辦《明報》，執筆寫社評，預測中國大陸的政局（特別是在“文革”時期），每每中的。有人問他奧秘何在，他輕鬆回答，“我讀《資治通鑒》幾十年，一麵看，一麵研究”，“《資治通鑒》令我了解中國的曆史規律，差不多所有中國人也按這個規律的”。
1980年11月，林同濟在伯克利大學演講《對中國人心靈的尋求》。他對觀眾如此致意——“容我這樣說吧：中國人認為，一旦你自己和宇宙掛聯起來，你就變成某種神聖的事物。你對宇宙作出了終極忠誠的承諾，你和上帝而不是和牧師聚合了，這就是中國之道。”
成舍我16歲時立下誌願，“辦一份真正獨立的報紙”。他從事新聞業80年，堅信“新聞是第四種權力，是監督政府的力量”。
由於身患重病，葦岸在醫生和親友的反複勸說下，被迫像吃藥一樣地開了葷，一度中斷了堅持一輩子的素食。為此，他在臨終前深表愧悔，讓妹妹記下他最後的遺言：“我平生最大的愧悔是在我患病、重病期間沒有把素食主義這個信念堅持到底（就這一點，過去也曾有人對我保持懷疑），在醫生、親友的勸說及我個人的妥協下，我沒能將素食主義貫徹到底，我覺得這是我個人在信念上的一種墮落，保命大於了信念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