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林翼多次說：“天下糜爛，特吾輩二三人撐持。吾輩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給曾國藩寫信說：“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唯林翼當為其忍，為其難，非如此則事必不濟。”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湯金釗前去探望時，隻見魏蓬頭垢麵，發辮不整，亂草般的發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麵亦是汙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後，他反躬自省，以為過失滌除未盡，且越來越多。是故舉意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未將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以為病症在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些，則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應重寫一函，“作疏闊語”；喜清談，爭口頭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性事，“聞色而心豔羨”，是“真禽獸”。曾國藩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他說：“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後，“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二十歲言誌：“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隻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後，病體沉重，又對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指責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做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的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受此激勵，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兩姐、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複生”之字。複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誌。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製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裏，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麵，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係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曆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曆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曆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歎欷歔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吳樾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發，身穿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朱執信。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麵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隻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誌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複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麵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製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裏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麵，一點關於教育方麵……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製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再下決心，8月7日的日記中說：“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說：“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已基本是隻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淡字藥之。”“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麵他已取得成功。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麵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回蕩，我當時立誌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讚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
徐誌摩與其元配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好友，多貽書勸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書致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梁啟超在書中說：“嗚呼，誌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複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宗吾認真主持，學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隻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板開恩準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馬德裏大街的音樂院。照例在大門盤桓時，冼星海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裏麵走出來，他就走上前，不管對方聽不聽，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冼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思聰答應引冼星海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冼自此如願以償音樂夢。
塞克孤僻怪異，而做事認真。他首次登台，在《父歸》中飾演主角，而觀眾除本校學生外，隻有一個廚子買票入場，大家都說隻有一個觀眾，停演算了，塞克說：“演，就是為這一個觀眾演。”演出竟一舉成功，廚師拿著淚水浸濕的手帕離開劇場，完全被感動了。
1936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期間，汪精衛受暗殺。刺客為王雲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槍無大礙。陳璧君在聽說後趕到現場，汪受了重傷，滿臉是血，跟陳璧君說：我完了，我完了！陳罵汪精衛說：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幹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手，早晚會有這個結果！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麵對現實，有堅強意誌，隻要我們有堅定的意誌，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盧作孚聰明絕頂。抗戰期間，因為要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陽初的妻子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時讀一點。半年之後，盧就能看英文報紙了。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入川的人員物資滯留宜昌，盧作孚親自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經過40多天奮戰，終於將全部人員的物資設備搶運進川，該壯舉被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的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芸生認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年輕人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哢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都刁難過他，甚至置他於死地，他經曆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隻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隻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裏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幹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史學家”。
段錫朋律己甚嚴，近於苦行主義，臨終時說：“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有欠人錢。”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總希望自己能為國家作點貢獻。有一天，她跟陳憲章說：“咱們為國家捐架飛機，你看中不中。”陳問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錢？坦克多少錢嗎？飛機，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陳憲章為此改編了一部戲《花木蘭》，常香玉在全國跑了兩年，義演籌到人民幣15億元，捐獻了一架名為“香玉劇社號”的米格15戰鬥機。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始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誌竟成，功在不舍，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雷鋒做了好事從來不對人講。有次他抱病在工地運磚，人們再三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這是我應該幹的。”在沈陽車站給一位山東大嫂買了車票，她問雷鋒在哪個部隊，叫什麽名字時，雷鋒說：“叫解放軍，住在中國。”雷鋒寫了《雷鋒日記》，他的事跡由此傳開。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蘇聯嘲笑中國無能：中國人民連褲子都不夠穿，竟妄想製造核武器。為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了著名的“核褲論”，回擊了蘇聯的嘲弄，並鄭重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路遙寫作刻苦。為寫一個中篇，他曾連續伏案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廁所裏。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上床休息，中午12點起床後又開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從十二點開始》，記自己的創作甘苦，他對人說：“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創作這是傻瓜幹的事，精明人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麵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我想通過英語寫作，使自己與大陸的文學機器分隔開來。換句話說，我獲得一種自由，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
魏源得到儒家經典《大學》的古文，一見之下，欣喜若狂，連夜苦讀。湯金釗前去探望時，隻見魏蓬頭垢麵，發辮不整，亂草般的發絲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領破舊的長袍，不著馬褂，上麵亦是汙跡斑斑，腳上隨便穿一雙舊得發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襪。往日沉穩嚴謹的清貧才子無跡可尋，混然一個浪跡街頭的乞丐，湯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尋到一冊古本《大學》，甚是喜歡，抄錄全篇又將之與今文《大學》相校相勘，不知已過了如許時日。”
曾國藩弱冠之年，給自己改號“滌生”，以求改過自新。十年後，他反躬自省，以為過失滌除未盡，且越來越多。是故舉意勇猛改過。貪睡戀床，不能黎明即起，他罵自己“一無所為，可恥”；喜吟詩作賦，尋章摘句，未將精力用於經史等有用之學，他以為病症在好名，“可恥”；給地方官吏寫信，親切一些，則是“意欲餌他饋問”，“鄙極醜極”，應重寫一函，“作疏闊語”；喜清談，爭口頭便宜，那是妄語，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說性事，“聞色而心豔羨”，是“真禽獸”。曾國藩於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貴州當差，他說：“此邦貧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風，而不敢負良友厚意。”他到任後，“遍謁光榮，誓不取官中一錢自肥，以貽前人羞”。
李鴻章二十歲言誌：“蹉跎往事付東流，彈指光陰二十秋。青眼時邀名士賞，赤心聊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隻一漚，久愧蓬萊仙島客，簪花多在少年頭。”其入都詩說：“丈夫隻手把吳鉤，意氣高於百尺樓，一萬年來誰著史，三千裏外覓封侯。”
丁日昌回鄉後，病體沉重，又對政事心灰意冷，故表示要一心鑽研古文，不再問人間事。李鴻章指責他說：你這樣做，不是不可以成為一大名家，將作品藏之名山，傳之無窮，但從漢朝到現在，不患無文人學人，察其究竟，仍不過是文學而已，“於當時奚益？於後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時得手，做成一件兩件濟世安民頂天立的事業，不更愈於空言耶？”受此激勵，丁日昌再次扶病出山。
譚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歡。12歲時，兩姐、生母及長兄因染時疫，前後五日內相繼病歿，譚也被傳染，昏死三日，自此有“複生”之字。複生由是輕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誌。他說：“為度一切眾生故，無不活畏，無惡名畏，無死畏，無地獄惡道畏，乃至無大眾威德畏，蓋仁之至矣。”
孫中山曾對蔡元培說：“我不善處成功，而善處失敗；愈失敗，我的精神愈煥發。”
黃興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滿的民族主義思想，他曾說：“丈夫處蠻夷猾夏之秋，當有事於大者遠者。”
鄒容少時即對科舉製度十分不滿，他向熱衷於科舉功名的父親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他問父親：“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義和團運動失敗之後，她感慨地說：“人生處世，當匡濟艱危，以吐抱負，寧能米鹽瑣屑終其身乎？”後來，她對王時澤說：“吾自庚子以來，已置吾生命於不顧，即不獲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裏，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麵，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係念耶！”
1905年，徐錫麟遊曆浙江各地，交結了他稱為“奇才力士”的會黨成員，他對人說：“涉曆四縣，得俊民數十，知中國可為也。”
吳樾幼年進私塾讀書，12歲起，年年參加童子試，均落第。19歲後不再學習八股，愛讀古文辭，特別喜好曆史。“每讀明史，朗誦長吟，感歎欷歔不能置。”
武訓立誓乞討辦學後，從破廟中出來，滿街跳躍歡呼，若瘋若狂。並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討飯隨自己；別看我討飯，早晚修個義學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反對偽立憲的吳樾暗殺五大臣，自己被炸，重傷身死。吳樾致未婚妻遺書上說“願子為羅蘭夫人”，“欲子他年與吾並立銅像”。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發，身穿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拚命。”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朱執信。
民初，陳獨秀說：“我辦報十年，中國局麵全改觀。”
清末民初，蔡元培做北大校長，事務冗繁。有一次，北大學生因為不肯交講義費，幾百人聚集要求免費。蔡堅持校紀，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亂。於是這位身材短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紅樓門口，揮拳作勢，怒目大聲喊道：“我跟你們決鬥！”包圍他的學生隻好紛紛後退。
胡適在美留學時，初與同鄉梅光迪關係很好，以兄弟相稱。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後，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關係越來越僵。胡適的態度，特別是後來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人加入戰團，以徹底否定中國文化為己任時，引起哈佛的中國留學生們的憤怒。張鑫海憤慨地說：“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誌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直到1922年才有《學衡》雜誌的創刊，這意味著“鏖戰”的開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自況：“子能覆楚，我必複之。”
1918年，27歲的胡適到北大任教時，已成了全國知名的文學革命提倡者。林語堂以清華教員身份迎接他。兩人見麵時，林“猶如觸電”。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紀人文主義者伊拉斯摩斯從意大利返回祖國荷蘭時的豪語說：“我們回來了。一切都會不同了。”
趙元任年輕時，求知欲極強，愛做物理實驗，酷愛體育運動，從初中開始堅持記日記。在南京求學期間，一度染上惡習：抽煙、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識到這些危害時，以堅強毅力強製自己根除了。他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誡自己：“元任，任重道遠。”後果然博學多才，被尊為“漢語言學之父”。
蔣百裏29歲時任保定軍校校長，他到校視事的第一天，向學生們訓話，較為簡潔：“今天方震到校，有兩件事向同學們一談，一點關於精神方麵，一點關於教育方麵……方震如不稱職，當自殺以明責任。”半年後蔣自殺，震動全國，幸而得救。
民初，蔣介石在政治上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其時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製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後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遊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1920年夏，他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再下決心，8月7日的日記中說：“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唯好色一事。”9日說：“吾人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後的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已基本是隻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淡字藥之。”“蕩心不絕，何以養身？何以抱國？”……可以說，在“戒色”方麵他已取得成功。
張伯苓多次說他辦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師學校，親見旅順大連為日本割去，青島為德國人所奪走。當我到濟公島的時候，看見兩個人，一個是英國兵，另一個是中國兵，英國兵身體魁梧，穿戴莊嚴，但中國兵則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舊的軍衣，胸前有一個‘勇’字，麵色憔悴，兩肩齊聳，這兩個兵相比較，實有天地之別，我當時感到羞恥和痛心。我自此受極大刺激，直至現在，還在我的腦海中回蕩，我當時立誌要改造我們中國人，但是我並非要訓練陸軍、海軍，同外國周旋。我以為改造國民的方法，就是辦教育。”
弘一法師當年執意出家，出家後竟後悔了，因為發現佛門原非淨土，故想還俗。馬一浮等朋友勸他說：“原先不讚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頭了。”弘一聽勸，打消還俗的念頭，終成一代高僧。
許春草對人說：“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漢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穌，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協。”自從皈依基督，到86歲終年，無論大事小事，許都以耶穌的真理為指南，他的所有活動，貫串著一條十字架的紅線。他喜歡把自己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說：“我天天背負三個十字架，一個是國家的、一個是教會的、另一個是家庭的十字架。”在這三個十字架的重壓下，他有時有如耶穌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樣，心力交瘁，有時像以利亞在亞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屢蹶屢起，終成圓滿。
徐誌摩與其元配夫人離異而與陸小曼結合，徐之好友，多貽書勸阻。其師梁任公亦以千言書致徐，力勸其懸崖勒馬，免為世詬。梁啟超在書中說：“嗚呼，誌摩！世間豈有圓滿之宇宙？”徐意堅決，複書亦說：“嗚呼，吾師！吾唯有於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學校長及省監學等職。有一年，省府派李為主試委員，李宗吾認真主持，學生多恨之。一天晚上，學生多人，手持木棒啞鈴，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頓，臨走罵道：“你這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李被人扶起，大聲說：“隻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後裹傷上堂，繼續考試，學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試。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他常常在巴黎音樂院大門口徘徊，傾聽院牆內的弦歌琴音。一天傍晚，老板開恩準他提前下班，冼星海直奔馬德裏大街的音樂院。照例在大門盤桓時，冼星海忽然看見一個中國青年從裏麵走出來，他就走上前，不管對方聽不聽，作了一番自我介紹。此人正好是馬思聰，馬對這位“南國簫手”也早有耳聞，但沒想到冼星海如此窮困潦倒。馬思聰答應引冼星海見他的導師奧別多菲爾，冼自此如願以償音樂夢。
塞克孤僻怪異，而做事認真。他首次登台，在《父歸》中飾演主角，而觀眾除本校學生外，隻有一個廚子買票入場，大家都說隻有一個觀眾，停演算了，塞克說：“演，就是為這一個觀眾演。”演出竟一舉成功，廚師拿著淚水浸濕的手帕離開劇場，完全被感動了。
1936年國民黨五中全會期間，汪精衛受暗殺。刺客為王雲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槍無大礙。陳璧君在聽說後趕到現場，汪受了重傷，滿臉是血，跟陳璧君說：我完了，我完了！陳罵汪精衛說：你剛強點好不好，你硬一點好不好，幹革命的，還不早晚就有這一手，早晚會有這個結果！
史沫特萊問楊虎城：“您認為中國有強大實力抗擊日本嗎？”楊說：“誰能從理論上解答這個問題？我認為中國的力量不在飛機和坦克，日本擁有更多的飛機和坦克。我們的力量就在於我們懂得我們必須抗日。這不是單純的物質力量問題，它需要我們麵對現實，有堅強意誌，隻要我們有堅定的意誌，我們就有力量抗戰。”
盧作孚聰明絕頂。抗戰期間，因為要跟美國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陽初的妻子雅麗讀英文，晚上有空時讀一點。半年之後，盧就能看英文報紙了。武漢失守後，大量後撤入川的人員物資滯留宜昌，盧作孚親自指揮民生公司船隻，在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下，經過40多天奮戰，終於將全部人員的物資設備搶運進川，該壯舉被稱為“中國實業界的敦刻爾克”。
王芸生等人所辦《大公報》的社訓為“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王芸生認為，新聞記者要敢於說真話，不怕殺頭。他曾對年輕人說：“抓到刑場，揪住小辮兒，鋼刀一舉，哢嚓一聲的時候，小子，你要一聲不吭，咬緊牙關頂得住，才算得一條好漢，一個好記者。”
成舍我辦報多經磨難，軍閥、黨國領袖、上海灘流氓等都刁難過他，甚至置他於死地，他經曆了一個時代報人的“不幸”和“幸”。張宗昌殺人不眨眼，沒過幾年，成舍我在中山公園，常見張悶坐來今雨軒，搔首無聊，屢想跟他攀談，他隻是報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衛時，朋友勸他妥協，他拒絕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個月以前，當我在南京掛出了《民生報》招牌的那一天，我從中山陵回來，經過所謂梅花山‘汪墓’，隻見許多人在他墓前排隊撒尿。”
抗戰勝利後，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報》社任主筆，與在“中央圖書館”任職的傅樂成交往甚篤。當時“異常放蕩怠惰”（傅自語）的傅樂成結識了一位漂亮姑娘，對她極盡愛慕之能事，卻難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裏聊天，正好這位姑娘也在場。殷口若懸河，姑娘在一旁聽得出神。殷海光走後，姑娘對傅樂成說：“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樣好的學問，我一定嫁給你！”傅樂成受不了這番“刺激”，決心翻譯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進取之心。若幹年後，從美國耶魯學成歸來的傅樂成寫出扛鼎之作《中國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視史學家”。
段錫朋律己甚嚴，近於苦行主義，臨終時說：“我已經算好的了，我還沒有欠人錢。”
抗美援朝時期，常香玉總希望自己能為國家作點貢獻。有一天，她跟陳憲章說：“咱們為國家捐架飛機，你看中不中。”陳問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錢？坦克多少錢嗎？飛機，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陳憲章為此改編了一部戲《花木蘭》，常香玉在全國跑了兩年，義演籌到人民幣15億元，捐獻了一架名為“香玉劇社號”的米格15戰鬥機。
陳果夫臨死前，總結一生，認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幾點：住繁華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場、賭場之類，為無聊之消遣；管錢終始不將錢作為私有，或為金錢所管，反之，愈不愛錢；讀書未曾為書本所囿，或自以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於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營私或運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進之圖，始終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業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與人談私利；辦黨務不作植黨之想，辦教育亦然；生病能擺脫煩惱，始終抱樂觀與進取之心。
於右任有“草聖”之稱，他說：“餘中年學草，每日僅記一字（每日一個字寫無數次），兩三年間，可以執筆。此非妄言，實含至理；有誌竟成，功在不舍，後之學人，當更易易……”
雷鋒做了好事從來不對人講。有次他抱病在工地運磚，人們再三向他表示感謝時，他卻說：“這是我應該幹的。”在沈陽車站給一位山東大嫂買了車票，她問雷鋒在哪個部隊，叫什麽名字時，雷鋒說：“叫解放軍，住在中國。”雷鋒寫了《雷鋒日記》，他的事跡由此傳開。
20世紀60年代初，中共中央最高決策層決心不惜一切代價發展核武器，蘇聯嘲笑中國無能：中國人民連褲子都不夠穿，竟妄想製造核武器。為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在北京對日本記者團發表了著名的“核褲論”，回擊了蘇聯的嘲弄，並鄭重聲明，不管中國有多窮，“我當了褲子也要造核子！”
“文革”中，馮友蘭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鬥”。群情激昂，馮在心中默念：“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路遙寫作刻苦。為寫一個中篇，他曾連續伏案七天七夜，最後暈倒在廁所裏。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點才上床休息，中午12點起床後又開始工作。他有文章《早晨從十二點開始》，記自己的創作甘苦，他對人說：“我很累，累得要命。”“搞創作這是傻瓜幹的事，精明人是不會幹這種事的。”
黃燦然曾訪問哈金的寫作狀態，哈稱自己是“孤零零地寫作”，他說：“用英語寫作，我得麵對我提到的大師。這是一個偉大的傳統，要求你有條不紊地工作，我想通過英語寫作，使自己與大陸的文學機器分隔開來。換句話說，我獲得一種自由，至於取悅大師們，我寫作，一直就是為了取悅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