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說，琦善在鴉片戰爭中，軍事方麵雖無可稱讚，亦無可責備，外交方麵則審察中外強弱形勢和權衡利害輕重，“實在是超越時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讚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製，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被迫賦閑，回鄉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裏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誌諸君”中，“中堂（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閑，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威兼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複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與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繼任直隸總督。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他跟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的部屬楊士驤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會談時，張隻跟楊士驤娓娓而談，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讚一詞。楊士驤敏於應付，很為張之洞讚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做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世凱聞聽後，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楊士驤笑答：“縱便香帥有此意，司裏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黃遠庸說，紅樓夢中李宮裁笑平兒雲：你奶奶還要什麽鑰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總鑰匙。袁世凱與梁士詒的關係“頗複似之”。
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嚴複說，黎元洪“德有餘而才不足”。
王闓運曾評論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
譚人鳳說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隻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
左舜生說宋教仁，“鋒芒甚銳，政權欲也極強，當國會選舉期間，他乃以一在野黨領袖資格，在各處演說，大逞雄辯，對袁政府多所指責”，因此遭人暗殺。
左舜生說宋教仁是一個書生：“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隻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借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見陳宧，懼然曰：“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語傳遍京師，人初以為太炎偏執，後乃服太炎神慧，而陳宧深恨之，乃設計囚太炎於龍泉寺。
芥川龍之介說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師。
周作人說，章太炎是中國最後一個樸學家。
辜鴻銘曾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傅斯年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
陳銘樞說陳獨秀：謗積丘山，誌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蔡元培：“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誌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友蘭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27年，在中共中央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我黨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醜，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胡漢民談起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隻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曆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麽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主張的具體化，他稱陶行知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曾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吧，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字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蔡元培說，魯迅的著述“蹊徑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瞿秋白談魯迅，說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李長之說：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地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曆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如處子。”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誌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鄧鏗曾為彌合孫中山陳炯明之間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對人評說二人，孫中山遇事勇銳，間或要求過高，而陳炯明則過於持重，每不肯降心相從，常使自己左右為難。
張奚若說：“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複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願。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金嶽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於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隻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陳獨秀說李大釗：“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章士釗說李大釗：“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梁漱溟說章士釗：“行嚴先生，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複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
馬寅初說：蔣介石的光頭腦袋就是“電燈泡”，裏麵真空，外麵進不去。
胡漢民說蔣介石：“為人私欲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複興的領袖。”
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麵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何廉說蔣介石：“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製度和使用製度。”“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而不是靠製度。”
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張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麽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占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張群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晏陽初說，盧作孚是個完人。
梁漱溟說盧作孚，“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李公樸稱武訓為“現代的聖人”。武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因其沒有文化，外人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熊十力極少稱許別人，但他對馬一浮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賀麟評論馬一浮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
鍾開萊是數學天才，年輕時卻受過林語堂影響。許多年後，鍾已是斯坦福大學數學係主任時，他特為去香港看望林語堂——晚年的林語堂一度住港——鍾看後大失所望，說他看到的林語堂“精華全失”。
陶孟和說丁文江：“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傅斯年稱丁文江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傅引用羅素的話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在個人生活方麵，他是“一位理學大儒”。
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曾稱頌梁漱溟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漱溟說：熊十力“晚年一頓能吃一隻雞”。
金嶽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張申府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嶽霖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嶽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嶽霖說：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說張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可快。”
徐悲鴻說過：“張大千，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徐複觀批判錢穆的曆史觀，是“良知的迷惘”。
羅家倫說：段錫朋身上既有儒家氣象，又有墨家傳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羅家倫說：傅斯年是元氣淋漓的人。
王芸生說張季鸞：“先生之視報業，一非政治階梯，亦非贏利機關，乃為文人論政而設，而個人則以國士自許。”
江亢虎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人，梁漱溟說，他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的人。
宋美齡遠離祖國多年，在美國度過了性格成型的時期，已經變得如此美國化，以致她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了。她的口頭禪是：“隻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
黃侃為人無行，時人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鄭超麟說：蔡和森是“囚首垢麵而談馬克思主義的新王安石”。
瞿秋白說蔣光赤：“這個人太沒有天才！”
周培源夫人王蒂澂說張奚若“完全是西方的”。
張大千說：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靜農一人也。
胡適說：吳稚暉是“中國近三年來四大反理學的思想家之一”。
曾樸自稱是“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
胡茵夢說李敖並非“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隻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者”。
李敖自承晚年成了演員。
林海峰口訥訥若不能言。金庸說，他在武俠小說中，寫了郭靖這樣一個拙實的人物，稱為俠之大者，十餘年來，在實際世界裏，並沒有碰到過；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認為，先生的姨妹張充和的悼詞“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確切的。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裏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詞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詞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隻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方宗誠說：“自道光以來，公卿不下士久矣。近唯曾相國及潤芝宮保開此風氣耳。”
章太炎謂曾國藩之起兵“平洪楊”並非“讚清”，而是為了扶持“名教”。在曾國藩看來，一切治國活動，上至天文、地理、軍政、官製，下至河工、鹽漕、賦稅、國用，以及“平洪楊”這類軍事活動和“曲全鄰好”的華洋交涉活動，均屬“禮”，即道德實踐活動的範圍。
繆鳳林說，自唐太宗以後，左宗棠是對國家主權領土功勞最大的第一人。
從1867年正月郭嵩燾被迫賦閑，回鄉一待就是八年。由此得以冷靜地思慮世界，研究洋務。在給朋友的信裏他不無得意地說：在當前懂得洋務的“同誌諸君”中，“中堂（李鴻章）能見其大，丁雨生（丁日昌）能致其精，沈幼田（沈葆楨）能盡其實。”而他自己做到“既精且大”。
李鴻章說王韜：“狂士也，名士也。”
周作人說王韜：“王氏在同光之際幾為知識界的權威，但脫不去名士才子氣。似乎終於是一個清客，不過在太平之時專門幫閑，亂世則幫忙而已。”
梁啟超說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鴻章訪歐，德國人款待最優異。威兼二世稱譽李為東方俾斯麥以取悅之，以為中國以東亞大國而見挫於日本，必複興軍備，力洗雪恥，一切所需，德國可乘機供應，故與李加意聯絡，以專其利。結果大失所望。梁啟超亦以為李斷不能與俾斯麥相比：“此非以成敗論人也，李鴻章之學問智術膽力，無一能如俾斯麥者。其成就之不能如彼，實優劣勝敗之公例然也。”
1901年11月，李鴻章去世，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繼任直隸總督。
張之洞性行怪僻，起居無節，對部下嚴格。他跟袁世凱相會於保定，袁的部屬楊士驤出身翰林故，為張之洞引為同調。會談時，張隻跟楊士驤娓娓而談，袁枯坐一旁，至不能讚一詞。楊士驤敏於應付，很為張之洞讚賞，張後來對人說，“不意袁慰庭做總督，藩司仍有楊蓮府！”袁世凱聞聽後，謂士驤曰：“君既受香帥知遇，何不請其奏調湖北，俾可日常相處？”楊士驤笑答：“縱便香帥有此意，司裏亦不願伺候這種上司！”論者以為張之洞晚清重臣，德才不濟，無能鎮懾袁世凱，反為後者所輕，至於袁跋扈不臣，問鼎輕重。
黃遠庸說，紅樓夢中李宮裁笑平兒雲：你奶奶還要什麽鑰匙，你就是你奶奶一把總鑰匙。袁世凱與梁士詒的關係“頗複似之”。
人們問起汪精衛對肅親王的印象時，汪精衛說：“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嚴複說，黎元洪“德有餘而才不足”。
王闓運曾評論他兩個根基最好的弟子，一個是廖登廷（廖平），“思外我以立名”；一個是楊度，“思依我以立名”。廖“猶能自立”，楊則“隨風轉移”。
譚人鳳說宋教仁“英而不雄”，他說：“國民黨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
蔡東藩評論說，“宋教仁為國民黨翹楚，學問品行，均卓絕一時，隻以年少氣盛，好譏議人長短，遂深觸當道之忌”，“鋒芒太露，英氣未斂”，“不少晦其鋒芒，儲為國用”。
左舜生說宋教仁，“鋒芒甚銳，政權欲也極強，當國會選舉期間，他乃以一在野黨領袖資格，在各處演說，大逞雄辯，對袁政府多所指責”，因此遭人暗殺。
左舜生說宋教仁是一個書生：“中山與克強，僅在民元八九月間，與袁有過短時期的接觸，他們對袁不能深知，自在意中。宋教仁比孫、黃年事更輕，閱世更淺，讀書也不夠深入，以為隻要一部‘約法’，一個在國會擁有多數議席的‘黨’，借著‘責任內閣’的空名，便可以對付袁氏而有餘，這豈不是書生之見？”
章太炎民元入京，一見陳宧，懼然曰：“中國第一人物，中國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國者必此人也。”第二日，此語傳遍京師，人初以為太炎偏執，後乃服太炎神慧，而陳宧深恨之，乃設計囚太炎於龍泉寺。
芥川龍之介說章太炎，狂傲，自私，要做王者之師。
周作人說，章太炎是中國最後一個樸學家。
辜鴻銘曾對羅家倫說：“現在中國隻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先生，一個是我。因為蔡先生點了翰林之後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現在還是革命，我呢？自從跟張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之後，到現在還是保皇。”
蔡元培說：“近代學者人格之美，莫如陳獨秀！”
傅斯年說：陳獨秀是中國革命史上光芒萬丈的大彗星。
陳銘樞說陳獨秀：謗積丘山，誌吞江海，下開百劫，世負斯人！
汪原放說：蔡元培道貌溫言，令人起敬，吾國之唯一人物也。
周氏兄弟的業師壽洙鄰說蔡元培：“孑民學問道德之純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誠如莊子所謂純純常常，乃比於狂者矣。”又說：“孑民道德學問，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實踐之，加以不擇壤流，不恥下問之大度，可謂偉大矣。”
馮友蘭說：蔡元培是近代確合乎君子的標準的一個人。曾子說：“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裏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儒，“粥粥若無能”，但是“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誌不可奪也”。這樣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說：“君子可欺以其方，難枉以非其道。”馮友蘭說，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現。
傅斯年說：“蔡元培先生實在代表兩種偉大文化，一曰，中國傳統聖賢之修養；一曰，西歐自由博愛之理想。此兩種文化，具其一難，兼備尤不可覯。先生歿後，此兩種文化，在中國之氣象已亡矣！”
1927年，在中共中央特委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報告蔣介石的方針及我黨對國民革命軍的工作時說：蔣“最秘密的還是五老會議，是參謀部。張靜江是主席，吳稚暉是小醜，李石曾是花旦，蔡元培是學究，戴季陶是軍師。”
1940年蔡元培病逝於香港，全中國不分政治派別，均表深切哀悼。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說：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負時望”，“推行主義，啟導新規，士氣昌明，萬流景仰”。
胡漢民談起孫科時說：“因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氣；因為他在外國長大，所以有洋人脾氣；因為他是獨子，所以有大少爺脾氣。他有時隻發一種脾氣，有時兩種一同發，有時三種一起發。”
殷海光說梁啟超，雖然他已經是曆史人物了，“可是在這發黴的社會看來，反而顯得他的見解是那麽鮮活、剛健、康正、開朗而有力”。
陶行知推行“生活教育”，郭沫若以為那是孫中山“喚起民眾”、“抉助農工”主張的具體化，他稱陶行知是“孫中山死後一位孫中山”。
魯迅曾說，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吧，獨秀先生的是外麵豎一麵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裏麵有幾枝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地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字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
蔡元培為《魯迅全集》撰序，他稱“先生閱世既深，有種種不忍見不忍聞的事實，而自己又有一種理想的世界，蘊積既久，非一吐不快”。蔡元培說，魯迅的著述“蹊徑獨辟，為後學開示無數法門，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學開山目之”。
瞿秋白談魯迅，說他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
李長之說：魯迅在情感上是病態的，在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孫福熙說：魯迅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盡量地愛人，然而他受人侮辱，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侮辱。
夏濟安說：魯迅是一個“病態的天才”，是“中國現代曆史上一個極其深刻而帶病態的人物”。
魯迅去世後，毛澤東給予了極高的評價，認為“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
周作人自承是一個和尚。
列寧說孫中山：“天真如處子。”
魏金斯基曾與陳獨秀一起去見陳炯明。陳炯明給他的印象是：“意誌堅強，遇事非常鎮定，從他的談話內容和態度看，他是個清教徒類型的人。他很尊敬地談論著孫逸仙，但認為孫是個理想家，而不是個講求實際的人。”
鄧鏗曾為彌合孫中山陳炯明之間的嫌隙做了不少工作，他對人評說二人，孫中山遇事勇銳，間或要求過高，而陳炯明則過於持重，每不肯降心相從，常使自己左右為難。
張奚若說：“孫中山的演說，你聽著聽著就跟了他走下去了。”
胡適說：汪精衛是一個有烈士情結的人。
徐複觀說：胡適是一個偉大的書生。
殷海光說：胡適是個大鄉願。
蔡元培說胡適：“舊學邃密，新知深沉。”
金嶽霖說胡適：“舊學不過乾嘉，新學止於赫胥黎。”
鄭超麟說：胡適是庸俗的民主派，就是自己沒有社會主義思想，隻認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極致，它的統治形式就是民主統治。
唐德剛說：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陳獨秀說李大釗：“從外表上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生平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
章士釗說李大釗：“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梁漱溟說章士釗：“行嚴先生，論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藝亦複多欲。細行不檢，賭博、吸鴉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
章太炎說蔣介石執行的三民主義是“賣國主義、黨治主義與民不聊生主義”。
馬寅初說：蔣介石的光頭腦袋就是“電燈泡”，裏麵真空，外麵進不去。
胡漢民說蔣介石：“為人私欲過重，缺乏忠誠，不足以為民族複興的領袖。”
馬一浮見蔣介石一麵之後，說蔣神情氣象偏狹，有劉裕偏安之才。
何廉說蔣介石：“他認識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製度和使用製度。”“從根本上說，他不是個現代的人，基本上屬於孔子傳統思想影響下的人，他辦起事來首先是靠人和個人接觸以及關係等，而不是靠製度。”
張學良曾對趙四小姐說：“我看蔣先生做中國的領袖，夠格。”張認為自己沒有統一中國的能力，但有誠心服從能統一中國的人。他曾對人說：“我們爭什麽天下？奉軍南下河北、河南，占領了不少地方，可連一個縣長也派不出？”他認為軍閥多“望之不似人君”，對趙四小姐說：“蔣介石言談舉止，像領袖的派頭，閻錫山不行，穿個大衫，像個買賣人似的。”
張群說，盧作孚是“一個沒有受過學校教育的學者，一個沒有現代個人享受要求的企業家，一個沒有錢的大亨”。
晏陽初說，盧作孚是個完人。
梁漱溟說盧作孚，“胸懷高曠，公而忘私，為而不有，庶幾乎可比於古之賢哲焉”。
李公樸稱武訓為“現代的聖人”。武辦義學不僅在國內有很高聲譽，在國外也有很大影響，因其沒有文化，外人稱他為“無聲教育家”。
熊十力極少稱許別人，但他對馬一浮推許說：“馬先生道高識遠。”
賀麟評論馬一浮說：“馬先生兼有中國正統儒者所應具備之詩教禮教理學三種學養，可謂為代表傳統中國文化的僅存的碩果。”又說：“他尤其能卓有識度，灼見大義，圓融會通，了無滯礙。”
豐子愷在其隨筆《陋巷》一文中，稱馬一浮為“今世的顏子（淵）”。
鍾開萊是數學天才，年輕時卻受過林語堂影響。許多年後，鍾已是斯坦福大學數學係主任時，他特為去香港看望林語堂——晚年的林語堂一度住港——鍾看後大失所望，說他看到的林語堂“精華全失”。
陶孟和說丁文江：“就對於地質學的發展一端來說，在君足可以稱為學術界的政治家。”
傅斯年稱丁文江是“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之代表”，“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傅引用羅素的話說：“丁文江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在個人生活方麵，他是“一位理學大儒”。
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曾稱頌梁漱溟為“中國的聖雄甘地”。
梁漱溟說：熊十力“晚年一頓能吃一隻雞”。
金嶽霖說：據他所知，熊十力是中國研究佛學最深刻的一個人。
張申府說：如果中國有一個哲學界，金嶽霖當是哲學界的第一人。
馮友蘭說話有點結巴，但是要言不煩，他曾經比較他和金嶽霖的異同說：“我們兩個人互有短長，他的長處是能把簡單的事情說得很複雜，我的長處是能把很複雜的事情說得很簡單。”
梁漱溟在醫生問他有何要求時說：“我很累，我要休息。”說完就瞑目長逝。張岱年由此想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
金嶽霖說：林宰平是他唯一遇見的儒者或儒人。
林宰平說張東蓀：“太愛變了，並且變動得可快。”
徐悲鴻說過：“張大千，五百年來第一人也。”
徐複觀批判錢穆的曆史觀，是“良知的迷惘”。
羅家倫說：段錫朋身上既有儒家氣象，又有墨家傳統。
胡適說：傅斯年是“人間一個最難得最稀有的天才”。
羅家倫說：傅斯年是元氣淋漓的人。
王芸生說張季鸞：“先生之視報業，一非政治階梯，亦非贏利機關，乃為文人論政而設，而個人則以國士自許。”
江亢虎是中國最早介紹社會主義的人，梁漱溟說，他是一個善於投機取巧的人。
宋美齡遠離祖國多年，在美國度過了性格成型的時期，已經變得如此美國化，以致她認為自己不是中國人了。她的口頭禪是：“隻有我的臉像個東方人。”
黃侃為人無行，時人曾有“黃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說。
鄭超麟說：蔡和森是“囚首垢麵而談馬克思主義的新王安石”。
瞿秋白說蔣光赤：“這個人太沒有天才！”
周培源夫人王蒂澂說張奚若“完全是西方的”。
張大千說：三百年來，能得倪書神髓者，靜農一人也。
胡適說：吳稚暉是“中國近三年來四大反理學的思想家之一”。
曾樸自稱是“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
胡茵夢說李敖並非“具有真知灼見又超越名利的俠士”，而隻是“一個多欲多謀、濟一己之私者”。
李敖自承晚年成了演員。
林海峰口訥訥若不能言。金庸說，他在武俠小說中，寫了郭靖這樣一個拙實的人物，稱為俠之大者，十餘年來，在實際世界裏，並沒有碰到過；竟在林海峰的身上，看到他的影子。
沈從文的學生汪曾祺認為，先生的姨妹張充和的悼詞“不折不從，亦慈亦讓；星鬥其文，赤子其人”是最確切的。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裏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詞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詞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隻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