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北魏政權後期的戰爭模式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494—520年代是北魏後期，魏軍與齊梁軍隊的作戰方式已經高度中原化，並逐漸積累在山林、水網地帶的作戰經驗。雖然北魏在“河陰之變”後陷入動蕩和分裂，但繼起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仍基本繼承了北魏的漢化政治基礎，其模式一直影響到隋的統一。 第一節 孝文帝時期的魏齊戰爭形態
北魏太和三年，南齊建元元年（479年），蕭道成代宋建齊。此舉引起北魏軍隊南侵，雙方在淮河沿線展開了一係列戰事。但此時魏孝文帝年齡尚幼，其祖母馮太後執政，缺乏對外擴張的衝動；蕭道成長期駐防淮南，拉攏邊疆武將形成了新的統治集團，戰鬥力比較強，也使北魏難以在戰場上獲得優勢。所以在南齊初年的一係列戰事中，齊軍保守住了淮河防線，北魏始終未能將邊界推進過淮河。
南齊初年的戰事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即蠻人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戰爭當中。邊境蠻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遊兩岸的山林地帶，特別是淮南大別山區及桐柏山區，他們長期受到南朝政權的欺壓，希望獲得外援。隨著460年代北魏占領淮北，南北交界線逐漸靠近蠻人地區。蠻人的上層（多數以桓、田為姓）遂招引魏軍進入這一地區，從而引發南北政權之間的戰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陽、舞陰、醴陽地區，魏齊軍隊發生了一係列小規模戰事，齊軍尚保持著對這一地區的控製。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遷都洛陽，並對南齊政權展開了數次大規模進攻。從孝文帝時期開始，北魏對南朝的戰爭模式實現了“中原化”的完全轉型：兵種上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戰術上野戰和攻堅戰、城壘防禦戰並重；後勤補給模式上以後方運輸為主，不再依賴戰場劫掠。隻有依靠這種戰爭模式，北方政權才能夠在淮河流域立足，並穩步推進到淮河以南、長江沿岸，最終訓練水軍進行渡江作戰，完成南北統一。這個過程北魏隻進行了一半，便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終結，但繼起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政權，仍是按照這個模式繼續完成統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間（即魏孝文帝後期到世宗、肅宗朝），北魏對南方齊、梁政權的戰爭，側重討論以普遍征兵製為基礎的動員形式在戰爭中的應用，以及這種動員形式與戰場季節、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響，並如何使北方軍隊成功進入江淮之間的戰場。 <h4>遷都洛陽時的動員規模</h4>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與南齊持續數年的和平通使狀態，宣稱要對南齊發動討伐。從後來幾個月的進程看，元宏此次實際是準備遷都洛陽，隻是為了避免醞釀階段的種種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為了保障大量人員、輜重南遷，北魏在黃河上修建了浮橋，並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區七州的軍糧。[1]由於在到達洛陽之前遷都計劃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軍事行動進行動員，但詳細的動員數字則有不同記載。《魏書·高祖紀下》：
八月……己醜，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2]
但《魏書·天象誌》和《北史》記載的數字卻都是“步騎三十餘萬”[3]。《資治通鑒》用《北史》之說，但未出“考異”。從現實情況看，以“三十餘萬”較為接近真實：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從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戰場返回洛陽，對尚書仆射李衝說起未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計劃：“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行不出畿甸”[4]。可見493年他離開平城時直接率領的禁軍部隊隻有二十萬，這也是北魏禁軍全麵動員之後比較合理的規模。那麽，“三十萬”的說法又從何來？可能是北魏全境為此次“南伐”而動員的總兵力。因為北魏步兵最主要來源是河北地區，從來都是直接開赴河南戰區，不會翻越群山趕到平城；與戰區距離最近的河南和青齊地區的軍隊也應當是就近集結待命，不會遠涉到平城。而《北史》為了誇大孝文此次南伐的聲勢，遂將總的動員數字都計入了從平城出發之軍中。至於《魏書》本紀“百餘萬”說法的來源，可能是當時檄文、詔書中故意誇大的數字。關於此事雖無直接證據，但有一旁證：孝文帝中途止於洛陽時，關中發生羌人叛亂，原定的西路軍轉而進行平叛作戰，其中盧淵所部“以步騎六千眾，號三萬，徐行而進”[5]，可見兵力誇張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進至洛陽後，群臣進行了一番“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遷都。但由於洛陽城郭宮室殘破，需要重新進行建設，遷都各項事務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後的一年間，孝文帝一行輾轉於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鎮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為“南伐”進行的戰備當已逐漸撤銷，已動員起來的軍隊也恢複正常狀態。 <h4>第一次南征</h4>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邊部署遷都事務，一邊試圖發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時已用於新都建設，孝文隻能從其他地區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務的官員對此不太積極，因為按照常理，北魏政權無力在遷都之際維持大規模戰爭，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誤。禦史台官對元澄等尚書官員提出彈劾，批評其在關西動員不力：
車駕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禦史薛聰、侍禦主文中散元誌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悅墓誌》對此事亦有記載：
荊揚未賓，豹尾翾路，星遣飛馹，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閱集洛陽。而兵使褰違，稽犯軍律，憲省機要，理膺繩究。尚書仆射任城王，地戚人華，寵冠朝右。尚書右丞公孫良，才望衝遠，天心眷遇。皆負氣自高，曲樹私惠。君並禁劾，會□洗咎，由此聲格，遐邇斂屬……[7]
核以墓誌，《魏書·高道悅傳》之“秋季”原為“季秋”，即是九月，集結地點是洛陽，正好乘冬季對南齊發起攻勢。此事因牽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結到洛陽的兵員應遠低於預計人數。
經過一年輾轉，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規模的洛陽。此時，南齊宗室蕭鸞剛剛篡奪帝位，齊政局迅速變幻，各種流言蜂起，邊境有傳聞稱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孝文帝有心乘機發動南伐，但負責政務的李衝和元澄二人反對，他們認為新都洛陽正在營建，暫無實力支持大規模戰爭。孝文也承認“襄陽款問，似當是虛”，曹虎未必真會投降，但他仍認為，即使沒有適當的戰機，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權及民眾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漢化改革密切相關。所以雖然沒有時間進行充分動員準備，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戰。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軍分為四路，對南齊發起進攻，自西向東依次是：[9]
遠西線：“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攻擊漢中地區；稍後，駐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參與到進攻漢中的戰事。這裏是群山地帶，軍隊行動緩慢，但魏軍還是擊潰了齊軍的數座營壘，開始圍攻南鄭，一直持續到次年夏孝文帝在東線宣布撤軍，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幾路魏軍相比，元英這一路戰果最多，但因為地處西陲，對全局戰事影響甚微。
西線：“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負責接應傳說中的曹虎投誠。因為魏、齊邊界距離襄陽尚遠，這路魏軍的任務是先攻占南陽郡。但魏軍將領城陽王鸞、盧淵、李佐、韋珍等互不統屬，盧淵認為軍糧缺乏，難以遠征，遂先圍攻赭陽縣（今河南省葉縣附近）。幾路魏軍作戰消極，頓兵赭陽城下三個多月。當齊援軍即將趕到時，盧淵率先逃命引起潰敗，被齊軍追殺損失慘重。[11]
中線：“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在上遊渡過淮河，試圖攻占義陽城。義陽是南齊司州治所，守軍據城抵抗，魏軍遲遲不能破城。當南齊援軍陸續趕到時，孝文帝的撤軍命令也傳達至此，魏軍遂撤回淮北境內。[12]
東線：“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攻擊淮河中遊南岸的壽陽、鍾離等城，試圖在淮南取得立足點。孝文帝本人則率禁軍駐紮懸瓠城，這裏向西南是義陽戰場，向東南是鍾離（包括壽陽）戰場，便於指揮協調。
對於魏軍攻勢，蕭鸞朝廷的反應和劉宋時期的曆次對魏作戰相似，就是堅壁清野，嚴密防守邊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時緊急增援被圍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線各路都未取得明顯戰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沒攻克，遂親率主力渡過淮河。齊人對孝文親征的感觀見諸《南齊書·魏虜傳》：
宏自率眾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為群，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13]
可見魏軍對南方人造成的震懾，主要是其軍馬和力畜的眾多。不過“三十許萬人”的數字也有些誇張，《資治通鑒》在收錄這段內容時，改為了“眾號三十萬”[14]。元宏在壽陽八公山流連賦詩，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這裏兵敗的苻堅。他應當從苻堅的失敗中吸取了一些教訓，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戰場上做孤注一擲的冒險。隨後，元宏主力循淮河東下，與正在圍攻鍾離城的元衍東路軍匯合。
按照元宏的設想，魏軍“將臨江水”[15]，再現當年拓跋燾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時南齊主力崔慧景、裴叔業所部已開到鍾離附近。而且三月將至，春水漸漲，齊軍艦隊已自海口駛入淮河，魏軍主力有被隔絕於淮河南的危險。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況下撤軍，一時頗有騎虎難下之感。但此時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馮誕病死於軍中，次日元宏便借機宣布班師，結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齊軍威脅之下，魏軍主力的撤退極為狼狽，有萬餘名士兵被遺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島之上，在向齊軍交納了五百匹戰馬之後，才被允許渡回北岸。[16] <h4>對第一次南征的總結</h4>
元宏第一次南征曆時近半年，雖然一度對南齊形成巨大的軍事威脅，最終卻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殲敵戰果，攻南陽的西路軍還有重大傷亡。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戰前準備不充分，時機選擇不正確。在洛陽新都營建之際，難以進行充分的戰備動員，就匆忙投入了戰事。且戰事開始時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馬上就要來臨，但元宏沒有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全線進攻，平均使用兵力，沒有明確的主攻方向和戰略目的。
第三，將帥選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門第和身份觀念嚴重，選擇將帥更多地重視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視軍事經驗。受命指揮中路軍進攻義陽的劉昶是劉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會上從來都是諸王捉弄的玩物，卻被委以方麵之任；[17]西路軍將領之一盧淵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沒有任何軍事經驗和戰爭勇氣，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為所動，最終釀成慘敗。[18]
在班師途中，元宏也在總結這次南征的經驗教訓。當北返至黃河石濟津渡口時，老臣高閭迎駕朝見，元宏在談話中對自己的決策進行了辯護：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19]
按元宏的說法，此次南征本是貿然之舉，去年自己並未決心出征，但已經進行了征兵動員，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初到懸瓠時隻是想觀察一下前線形勢，但又覺得有戰機，就率主力渡過了淮河。至於未能取得任何戰果，他歸因於戰事開始較晚，因進入春夏季節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個月的時間，戰果應當不止於此。
高閭則認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夠，“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營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爾，庶事草創”，建議暫時放棄對齊戰事。孝文帝暫時沒有接受高閭“良由兵少”的總結，他認為“實亦不少，但未獲耳”[20]。
返回洛陽一年後，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決心再度發起南征。他與李衝等群臣討論上次南征的教訓，就采用了高閭“兵少”的解釋。他說，太和十七年從平城南下時，自己“擁二十萬眾”，兵力充足，但因遷都之決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謂“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21]。這裏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結的兵力。所以他認為，隻要征發足夠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對齊戰爭的勝利。 <h4>第二次南征</h4>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開始籌備第二次南征，並為此進行了充分的動員：
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22]
冀、定、瀛、相、濟五州都在黃河下遊南北兩岸，是北魏統治腹地，從這裏征發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參見前文對薛虎子所轄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師”則是朝廷直轄的禁軍，可見禁軍部分留守洛陽，部分出征。此外參戰的應還有南線邊境戍兵。大致推測，參與出征的禁軍，和邊境原有的駐軍，規模都應在十萬左右。五州軍隊征發和集結都需要一定時間，六月進行征發已經留出了這個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軍離開洛陽，正式開始第二次南征。
元宏吸取了前次南征戰線過寬、兵力分散的教訓，此次將主攻方向確定在南陽盆地和義陽地區。因為這裏距離新都洛陽距離最近，威脅最為直接，而且前度魏軍受損失最大的也是南陽方向。元宏親率主力攻擊南陽及漢水以北（沔北）地區，豫州刺史王肅受命攻擊義陽。
魏軍主力首先到達前度盧淵等戰敗的赭陽城。齊軍依舊采取據城固守的策略。元宏留部分魏軍圍城進攻，自己帶主力南下到達南陽郡治宛城，依舊留部分軍隊圍攻，主力繼續南下，分兵圍攻新野。這樣，沔北地區的大小城壘都被魏軍分兵圍困。孝文帝則率以騎兵為主的禁軍往返於各城之間督戰，並準備阻擊自襄陽北上的敵援軍。
圍城戰持續了三個月，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一月，新野城首先攻克。這意味著切斷了南陽齊軍的退路，引發了湖陽、赭陽、舞陰等城壘的齊軍棄城遁逃，部分被魏軍截獲殲滅。到二月，宛城也被攻破。魏軍完全占領了南陽盆地。齊軍崔慧景、蕭衍部從襄陽北上，試圖進行反攻，但進至鄧城時，被元宏親率的騎兵主力迎擊，齊軍損失二萬餘人，被迫退回襄陽。關於魏軍南征的兵力，《南齊書》雲：
宏時大舉南寇，偽鹹陽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鼙角，吹唇沸地。[23]
這個記載比較誇張。首先，此時劉昶已死，不可能參與。王肅所部主攻義陽，與元宏不在同一戰場。且全部南征的魏軍也不會有百萬之眾。《南齊書·魏虜傳》又載“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24]。對於魏軍主力騎兵的數量也過於誇大。《南齊書·曹虎傳》所載數字則相對真實：“……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眾，從羽儀華蓋，圍樊城。”[25]《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一也采用了這個說法。
三月，南陽地區戰事結束，元宏率禁軍前往懸瓠城休整。此時東路軍卻遇到困難：王肅圍攻義陽許久不能克城。齊軍裴叔業部五萬人渡過淮河，攻擊魏南兗州治所渦陽城。渦陽屬於王肅的都督區，[26]但距離豫州治所懸瓠較遠，離徐州治所彭城較近，[27]所以徐州、豫州方麵都有救援之責。徐州魏軍首先趕到，被齊軍擊敗。[28]元宏命豫州軍傅永等前往解渦陽之圍，又被齊軍擊敗，損失萬餘人。王肅忙於攻擊義陽，無力分兵，遂向元宏請求增兵救援渦陽。元宏卻拒絕了這個請求，他聲稱：自己派兵少則無濟於事，“多遣則禁旅難闕”，所以他命王肅以保住渦陽為重，義陽不能攻克便罷。王肅得此指示後放棄義陽之圍，東上救援渦陽。據《南齊書·裴叔業傳》：
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29]
王肅所部兵力應不會有十餘萬之多。《南齊書·裴叔業傳》承認此戰齊軍戰敗，損失頗大，而《魏書·王肅傳》則隻記載“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30]，未載其戰果。
至此，夏季即將來臨，元宏準備暫緩對南齊的攻勢，他本人駐紮懸瓠城，待秋季再展開進攻。[31]去年夏季征發的五州士兵作戰已近一年，需要換防，所以元宏在四月份詔命：“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以替換上一年的士兵。禁軍騎兵也應當進行了相應換防，但史書未載。
到八月時，各州新兵已經抵達懸瓠，但元宏忽然病重不起，對齊戰事隻能中止。九月，魏軍方麵聲稱因為蕭鸞新死，“禮不伐喪”，宣布撤兵。[32]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至此結束。 <h4>第二次南征的總結及餘波</h4>
497—498年的第二次南征，魏軍成功占領了以南陽、新野為核心的沔北地區，將邊界南推到漢水附近。這是元宏等北魏君臣吸取了第一次南征教訓的成果：
第一，提前進行廣泛動員，確保參戰的兵員數量，以及利用好冬季作戰的“窗口期”；
第二，明確戰役目標，集中兵力，在重點方向實現突破（沔北和義陽）；
第三，在攻擊沔北地區時決策正確，圍城和打援相結合。對於齊軍據守城壘的情況，魏軍並不采用步步推進、逐城攻克的戰術，而是以主力推進至敵境縱深，對頑抗城壘進行分兵包圍，以步兵進行長期圍攻，騎兵主力則在戰線前方運動，伺機打擊敵援軍。這種快速推進、同時攻擊多城的方式，和467—469年慕容白曜攻青齊時逐城推進的戰術很不相同。這是因為此次魏軍投入的兵力很多，同時有完備的後勤保障體係，使一線軍隊不必四出搶糧，可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戰。
但此次魏軍隻占領了沔北，未能進占義陽，在淮南取得立足點，隻實現了部分預定目標。元宏對此的決策頗為奇怪，因為在王肅圍攻義陽，齊軍圍攻渦陽之時，元宏主力軍已經開進到離渦陽較近的懸瓠，他聲稱自己兵力不足，拒絕將禁軍投入戰事，可能是將禁軍騎兵作為預備隊，防範齊軍進行反攻。但救援渦陽也是魏軍機動部隊應當承擔的任務之一，騎兵部隊如對渦陽城下的齊軍進行打擊，正可發揮其野戰優勢，同時解除王肅部的後顧之憂，使其可以從容攻克義陽。那麽元宏為何拒絕派禁軍投入作戰？他的這種保守心態，可能和總結了苻堅淝水之戰失敗的教訓有關，所以堅持任何時候身邊都要有足夠強大的禁軍武裝。持重而不弄險，是元宏和拓跋珪、拓跋燾的很大不同。
元宏的第二次南征還有餘波，就是在次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南齊試圖奪回沔北之地，陳顯達率四萬齊軍突破魏軍防線，於二月攻占馬圈城。[33]元宏不顧病情率兵救援沔北，擊敗陳顯達部，殲滅齊軍三萬餘人，再次將齊軍逐回漢水以南。這就是元宏的第三次南征，但僅限於挫敗南齊攻勢，維持去年戰事的既成局麵。 <h4>總結 孝文帝改革與北魏政權轉型</h4>
史書關於獻文帝拓跋弘的記載極少，這可能和他與馮太後的矛盾、禪位及頗為可疑的死因有關，所以北魏正史對他的記載頗多隱諱。從僅有的一點記載看，拓跋弘在軍事方麵與拓跋燾有些類似，比如親率主力遠征柔然，他甚至還曾經試圖進行全國總動員，對南齊發起征討，但此計劃並未付諸實踐。在他統治時期，北魏占領並鞏固了青齊、淮北地區，政權的漢化進程在緩慢而自發地進行。這些軍事行動的方式複雜多樣，並沒有一種鮮明特征，和拓跋弘好戰、篤信佛教、對馮太後的退讓隱忍等表現一樣，都呈現出含混、複雜的形態。而到了馮太後和孝文帝元宏的漢化（中原化）改革時期，特別是元宏遷都洛陽之後，隨著北魏政權自身性質的急劇轉變，三長製、均田製、官員俸祿製的實施，北魏政權能夠充分地利用漢地的財賦、人力資源，且使百官生活擺脫了對戰利品分配的依賴。所以北魏的軍隊變得更加中原化、正規化：製度化的後勤補給取代了搶掠衝動，漢人民戶中征發的步兵數量大增，在對南戰爭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
直接影響北魏與南方（南齊）政權間關係的，是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在遷都之前的十餘年間，北魏與南齊之間基本保持了和平共處。雙方使節往來頻繁，邊境地區也呈現出安定和交流增多的態勢。[34]但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馬上發動了對南齊的大規模戰爭。在此後五年裏，魏、齊之間發生了三次大規模戰事。雖然元宏在499年病逝，南齊也在兩年後被梁取代，但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再也未曾中斷，直到530年代北魏政權徹底解體。
出現這種從和平到戰爭的轉折的原因：
首先，地緣政治及軍事地理層麵。當北魏定都平城時，淮河流域、漢水中下遊地區屬於極遠的南方，根本無法威脅到北魏最重要的代北、河北地區。且淮河、漢水流域濕熱多雨、終年不凍，河道和叢林太多，不適宜騎兵運動，所以北魏沒有向淮河、漢水以南擴張疆土的衝動。但洛陽與淮河、漢水流域在氣候、地理上的區別就沒有那麽大。遷都之後很多鮮卑大臣都難以忍受洛陽夏天的暑熱，而當他們適應了洛陽之後，淮河、漢水流域也就不那麽陌生了。再者，當北魏定都洛陽之後，距南齊控製的南陽盆地、淮河中上遊地區隻有四五百裏，這使得洛陽缺乏安全感，必須將邊界線推進到淮河和漢水以南。孝文帝的三次南伐都是圍繞這個目的展開的。
其次，製度和社會層麵。馮太後和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之後，北魏政權對漢地的控製力和資源的征發能力大為增強。在對南方戰爭中體現最明顯的，就是征發步兵的數量。在元宏的第二次南征之中，北魏在後方諸州兩次征發一年期士兵，這種蕃兵在每年八月集結到前線戰區，在秋冬季節進行作戰，來年夏季則與下一輪士兵換防。在後來的宣武帝朝對梁作戰中，仍在沿用這種戰爭動員模式。這種以征發步兵為主的軍隊可以進行時間較長的圍城攻堅戰，也可以駐防在淮河流域的城壘中進行持久防禦，且適應當地水網、山林地形，是北魏軍隊向淮南擴張及堅守的最主要力量。
第三，文化層麵。孝文帝元宏漢化改革的重要方麵，是在文化上改造拓跋鮮卑，使之在語言、風俗、生活習慣上全麵漢化。伴隨著這一過程，自元宏到高層臣僚都不再有拓跋燾那種“我鮮卑”式的自外於華夏的心態，開始把北魏政權看作繼承了漢、魏、晉正統的中原王朝，實現對南方的統一就是順理成章之事。在元宏前兩次發起南征時，群臣多認為正在營建新都洛陽，不應過度征發百姓，但再無人質疑兼並南方的合理性。
在進攻南齊的戰事中，元宏一直在刻意營造王者之師的仁義形象。他命令沿淮戰區釋放所有擄獲的齊境民眾，禁止魏境的百姓趁火打劫。[35]在進軍到淮河以南的齊境之後，魏軍還盡量從後方運來軍需品，所謂“車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對齊境百姓也“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民稻粟無所傷踐”[36]，這和拓跋珪、拓跋燾時代魏軍赤裸裸的搶掠已完全不同，而它背後則需要一整套後勤保障體係。在第一次南征之前，元宏就已經對臣下坦言，他南伐的主要動機就是“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37]，即向南方政權及民眾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同樣因為這種原因，魏軍的第一次南征缺乏準備，軍事上並不成功，才有了後來的第二、第三次南征。南齊方麵的史籍雖不會正麵記載元宏的這些道德表演，但《南齊書》在記敘495年魏軍包圍壽陽的龐大兵力時，也記載：“（元宏）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38]顯露出某種詫異的心態，畢竟元宏的南伐和南朝人對魏軍南下的記憶太不一樣。 第二節 魏宣武帝初年的對南擴張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元宏病逝於第三次南征軍中，太子元恪繼位，是為世宗宣武帝。此時，南齊皇帝蕭寶卷統治殘暴，誅戮大臣，引發各地的反叛。500年，齊豫州刺史裴叔業投降北魏，魏軍因此進占壽春，首次控製了這座淮河以南的軍事重鎮。501年，蕭衍推翻蕭寶卷代齊建梁，從此開始了梁魏之間（包括後來的東西魏）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對峙和戰爭。正始元年（504年），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遷又投降北魏，魏軍得以占領漢中地區，使梁魏戰爭進一步升級。下麵就結合北魏的戰爭動員方式對這一過程進行簡要梳理。 <h4>500年魏軍進占壽春與應急動員</h4>
景明元年（500年）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擔心遭到蕭寶卷誅殺，開始與北魏方麵聯係投誠。北魏的豫州與齊朝豫州隔淮相鄰，治懸瓠城，刺史為薛真度，他及時將裴叔業的動向上報魏廷。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此時居喪，由元禧等大臣主政，當裴叔業將一個兒子送入魏境為人質後，魏廷緊急調兵向壽春進發。在給裴叔業的詔書中，魏廷聲稱：
前即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39]
元勰、王肅的“精卒十萬”並非能一蹴而就，而且最終也沒達到這個數字（詳見後），屬於檄文式的誇大之辭。北魏緊急調集的是邊境豫州的傅永所部兵力，以及楊大眼、奚康生率領的禁軍騎兵。下麵做簡要分析：
奚康生部。奚康生出自代北的部落大人世家，曆任宗子隊主、太子三校、西台直後，都屬於典型的禁衛軍官序列。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時，奚康生被劃入豫州刺史王肅麾下，參與了圍攻義陽的戰鬥，但這是戰時的臨時編組，並不意味著他屬於豫州軍事序列。自義陽撤軍之後，奚康生應又回到了禁軍序列之中。當魏廷決定進占壽春之時，“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廄馬兩匹，馳赴壽春”[40]。所部是羽林，賜給的馬也來自禦用馬廄，說明奚康生禁軍是從洛陽出發馳向壽春。
楊大眼出身武都氐人，孝文帝發起南征時才獲得軍職，之後在孝文帝的主力軍中，參加過南陽和淮南地區的戰事，靠戰功逐漸獲得提升。在出兵壽春之前，他的職務不詳，但既然與奚康生同行，肯定也是從洛陽出發，屬於禁軍騎兵序列。
傅永所部。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時，傅永擔任豫州刺史王肅的軍府（平南府）長史之職，屬於豫州本地軍事序列。在第二次南征之戰中，傅永參與救援渦陽，兵敗後被免除官爵。但不久又被孝文帝起用，任“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汝陰屬於豫州，所以仍是豫州軍事序列。到裴叔業歸降時，傅永也受命入駐壽春，屬於詔書所謂“豫州緣邊諸鎮兵馬”之列。但在接到進軍詔命之後，傅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41]。楊、奚二人從洛陽出發，卻比駐防邊境的傅永先入壽春，似乎頗為怪異，但這不難理解：進占壽春的詔書是從洛陽發出，隨楊、奚軍隊一起趕到豫州，傅永等還要集結、稍做準備方能成行，所以落在了楊、奚所部之後。
另外，據楊、奚、傅的本傳，三人在開赴壽春之前都是“統軍”之職。統軍可能是孝文帝改革之後才普遍設立的武職，在軍主之上，刺史之下，和郡太守基本平級，所轄兵力在千人到數千人之間。當局勢需要時，這一級的部隊可以進行迅速調發。
楊大眼、奚康生、傅永等進入壽春之後，王肅和元勰的部隊並未及時趕到，因為大部隊的集結和調動耗時更長。南齊方麵獲悉裴叔業叛降之後，曾試圖集結重兵奪回壽春，但由於內部動亂未成。北魏進入豫州的先頭部隊僅有數千人，裴叔業舊部也多有不願入魏者，所以奚康生等在壽春“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42]。之後，元勰被任命為揚州刺史，治所即在壽春。[43]
到十月，魏廷“詔壽春置兵四萬人”[44]。這個數字與年初詔書宣稱的“精卒十萬”有較大差距，且從此時的形勢看，四萬的數量也不可能達到。因為齊軍陳伯之部水軍沿淮河而上，試圖切斷壽春與北岸的聯係。此時傅永所部已經回到汝陰郡，他再次受命增援壽春，率三千士兵乘船沿汝水而下。但齊軍已經封鎖汝水入淮河口，傅永等在水口上遊二十裏“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終於連夜趕到壽春城。元勰對傅永來援深為感激：“北望以久，恐洛陽難複可見。不意卿能至也。”[45]這也可見當時壽春魏軍數量寡少（可能尚不到萬人），才會對三千援兵如此倚重。
次年（景明二年，501年），元勰被征入朝，王肅繼任揚州刺史。[46]但此年七月王肅即病逝於壽春。任城王元澄繼任揚州刺史。[47]為了鞏固淮南，元澄實行了一些鼓勵軍心的政策。九月，魏廷宣布“免壽春營戶為揚州民”[48]，可見壽春駐防軍中多有賤民性質的營戶，這也是因為一年期蕃兵不易臨時征發，營戶的征集調動則比較便捷。從元勰、王肅到元澄駐防壽春的短短兩三年間，北魏挫敗了齊、梁軍隊的反攻（501年正是齊、梁易代之際），並逐漸向周邊地區擴張。 <h4>503—504年魏梁戰事</h4>
進占壽春之後，北魏獲得了在淮南的重要據點。按照孝文帝末年的趨勢正是向南方發動進攻的好機會。但在世宗即位之後的數年內，朝廷上層的矛盾衝突非常激烈，難以主動發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過對於壽春這個在淮南的重要立足點，北魏上下的觀念卻非常一致，就是必須死守，不能放棄。在這種情況下，壽春駐防將帥的意見會對魏朝的決策產生較大影響。景明四年（503年）夏，元澄向朝廷報告：梁軍正在巢湖入長江的水口—東關修築堤壩，準備抬高巢湖水位，使其向北倒灌壽春：
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餘裏，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裏，眾庶惶惶，並懼水害……”[49]
這個判斷建立在對淮南地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因為巢湖所在的長江水係和淮河水係之間存在著分水嶺，即使人為抬高巢湖水位，也不可能使其北灌淮河。當然，梁軍此時有可能修築東關堤壩，抬高巢湖水位，那是為了使巢湖及其上遊河道的水深便於行船，以便向前線運送軍隊和補給。另外，魏軍占領壽春之後，梁軍勢必要防範其從水、陸兩路進向長江，也會主動鞏固巢湖（水道）、大峴（陸路）兩個方向的防務，營建城壘等。這些措施都刺激壽春魏軍產生了“大湖傾注”的恐懼，迫使其采取進一步攻勢。元澄這個表章果然引起了魏朝重視。這年六月：
詔發冀、定、瀛、相、並、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並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50]
這裏調發的二萬人，應主要是一年期蕃兵。且調發季節周期也和孝文帝第二次南伐時的兩次調發相同，都是夏季發布調發詔令，八月（仲秋）在戰區集結完畢，乘秋冬季節展開攻勢，到明年夏季完成戰役行動，士兵複員回鄉或者由下一批蕃兵換防。另外，詔書還提到“壽陽先兵三萬”，比500年“詔壽春置兵四萬人”的詔書還少一萬，說明當初預定的部署計劃並未完全落實。
到八月，兩萬戍兵趕到之後，元澄部下有了五萬兵力，這是他進行對梁戰事的全部兵力。除了元澄揚州軍主攻巢湖、大峴方向之外，魏廷還任命元英為都督、征義陽諸軍事，負責攻擊義陽方向。這支部隊的數量不詳，可能略低於元澄所部，但得到了汝陰太守傅永所部的增援。
八月，東西兩線魏軍同時展開進攻。
東路，元澄所部主攻合肥和巢湖東關，為了防範梁軍自曆陽陸道來援，以一部兵力攻擊大峴山的梁軍城壘。事實證明，梁軍在合肥到東關一帶的兵力比較薄弱，並沒有堰水北灌的工程。但大峴山一帶守軍比較強大，顯然是為了防範魏軍陸路襲擊曆陽。元澄部攻占了大峴附近的數座城壘，並擊敗了前來增援的梁軍司馬明素所部。
正始元年（504年）二月，當元澄部在南方戰場獲勝時，鍾離方向的梁軍乘虛西進，試圖攻占壽春，[51]一度攻占壽春外城，留守魏軍倉皇固守內城。此時蕭寶夤所部受命增援淮南戰場，剛剛度過淮河，與壽春守軍合力驅逐了梁軍，解壽春之圍。此事引起北魏重視，元澄遂將攻擊方向轉為鍾離城。
北魏朝廷命令元澄做好計劃：如果鍾離城中缺糧，應爭取在三月之前攻克；不然延宕至四月淮河漲水，梁軍可以從水路增援，甚至繼續西上切斷壽春後路，必然導致淮南慘敗。但元澄堅持圍攻鍾離。梁軍張惠紹等護送糧食試圖增援鍾離，遭到魏軍迎擊，張惠紹被俘。[52]但不久天降大雨，淮水暴漲，增援梁軍陸續開到鍾離，元澄倉促撤軍，在班師回壽春途中遭到梁軍追擊，損失四千餘人。壽春方向的南伐至此結束。
西路，元英所部圍困義陽時，梁司州軍隊據城固守，曹景宗所部三萬餘人、馬仙琕所部萬餘人相繼趕來救援。魏軍在圍城的同時先後多次擊敗來援梁軍。至正始元年（504年）八月，義陽梁軍被迫投降，魏軍乘勢攻占周邊的山地關隘。[53]圍繞義陽的戰事跨越了正始元年整個夏季，但魏軍攻勢並未受到明顯影響，可能是因為義陽比鍾離處在淮河上遊，所以雨季漲水對義陽一帶的影響有限，加之魏軍占領著壽春，扼住梁軍溯淮河增援義陽之路，使梁軍隻能從陸路前往，運輸、行動能力都受到很大限製，使得義陽最終被攻克。
此次戰事，魏軍在淮南進占了合肥、義陽。這年年底，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遷又投降北魏，魏軍得以占領漢中地區，梁州刺史邢巒甚至一度試圖進攻蜀地。魏梁的戰線已經推進到漢水、淮河以南，梁軍則固守淮河下遊南岸的鍾離、淮陰等城池。 第三節 505—506年蕭宏北伐與魏梁戰事<h4>梁軍的進攻部署</h4>
隨著梁武帝蕭衍統治的逐漸穩固，梁開始對北魏的南下勢頭進行遏製和反攻。北魏正始二年，梁天監四年（505年）十月，梁朝開始準備進行北伐，梁武帝之弟蕭宏被任命為北伐統帥。次年春，梁軍在淮南對魏軍展開全線攻勢，目標是將魏軍全麵逐出淮南，攻占彭城、壽春和義陽。梁軍的北伐序列是：東線，又分東西兩路：
東路，從鬱州島（梁青、冀二州）跨海攻占朐山（今連雲港），進而溯沂水北上青齊、兗州地區（即今蘇北、魯南地區）。這一路沒有大型城市或山河地理屏障，屬於策應性質。
西路，蕭昞、張惠紹部，自淮河溯泗水而上，攻擊淮陽、宿豫等城，最終目標是攻占彭城。中線，又分南北兩路：
北路，是蕭宏統帥的北伐主力軍，包含徐州刺史昌義之所部（駐鍾離），自鍾離向西水陸並進，指向壽春。
南路，豫州刺史韋叡自曆陽陸路北上，指向大峴、合肥方向，最終目標是與蕭宏會師，以鉗形攻勢夾擊壽春。
西線，號稱三萬軍隊從陸路進攻義陽。但這一路攻勢一直很弱，史書中提及也最少。
此外，其他地區（如漢水流域）的梁軍還進行過一些配合行動，但規模都不大。
關於梁軍投入此次北伐的兵力，史書沒有正麵記載。《南史》在記載蕭宏與諸將的對話中，曾提及其所部為“百萬之師”[54]，但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因為此前的東晉、宋、齊北伐，投入淮河流域的兵力從未超過十萬。即使梁武帝這次動員非常充分，也不可能超過二十萬人。且這些士兵分散在至少五個方向上，蕭宏本部軍的數量隻能更少。 <h4>魏軍的防禦和反擊</h4>
為應付梁軍攻勢，北魏最初是從邊境駐軍中互相調撥。三月，原駐防沔北地區的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被緊急調往東方，解救宿豫之圍。但到四月時，魏之荊州又遭到梁軍攻擊，由於州軍被調往東方戰場，魏廷隻能急調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所部迎擊，將這支梁軍擊敗，維持了魏軍對沔北的控製。
鑒於梁軍在淮河流域的攻勢日益增強，四月，魏廷任命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眾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55]。元英的都督區雖然包含了揚、徐二州，但主要的作戰區域仍是以壽春為中心的揚州，對於稍東的徐州戰區少有直接指揮。另外，元英所領的“十萬”軍隊也未必是實數，因為北魏方麵並沒有這樣龐大的機動兵力。進入五月之後，淮河流域的魏軍節節敗退：
東線東路，六月，來自鬱州島的梁軍桓和部攻克朐山，並溯沂水北上，進入魯南山地，在山區設立據點，並招納當地民眾從軍。
東線西路，五月，梁軍張惠紹部攻克宿豫、下邳，向徐州治所彭城進軍。[56]魏廷任命正在丁憂的奚康生救援徐州，“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57]，羽林為禁軍騎兵，“騎、步甲士”則可能是沿途州郡及徐州可以抽調的兵力。可見在緊急動員的情況下，北魏方麵尚來不及詳細統計可以投入前線的具體兵力。奚康生部到徐州之後首戰擊敗梁軍，迫使其退保宿豫。彭城因此暫得保全。
中線南路，韋叡所部於五月攻克合肥，但不知何故，這路梁軍並沒有北上進攻壽春、策應北路蕭宏的攻勢。
中線北路，五月，蕭宏主力攻克梁城、逼近壽春。這引起了魏宣武帝的焦慮，他給元英的信中提及：魏軍將領對敵情判斷有誤、行動遲緩，才造成了如此被動局麵。如今動員起來的軍隊已經有十五萬人之多，但這些軍隊何時才能投入戰場？漫長的戰線上，又該以何處為重點？
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眾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複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58]
《魏書》沒有收錄元英的回信，所以不知他對形勢做出了何種判斷。但隨後魏軍對徐、揚戰場采取了均等的重視。六月，邢巒被派往指揮東線徐、兗戰場，他曾在漢中與梁軍作戰，和元英一樣比較有對南方作戰的經驗。七月，隨著援軍陸續抵達壽春，元英開始正麵迎擊梁軍，魏軍在陰陵擊敗了一支梁軍先頭部隊，斬獲五千餘人，遏製了其向壽春進攻的勢頭。[59]此戰使蕭宏喪失鬥誌，屯兵梁城、洛口不進（洛口為洛澗水入淮之口，在壽春東）。
同在七月，北魏又“詔發定、冀、瀛、相、並、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60]。這和以往大規模征發蕃兵的季節、方式完全相同。當進入八月之後，平南將軍、安樂王元詮受命“督後發諸軍以赴淮南”[61]，但元詮並沒有出現在前線指揮官序列之中，所以他的任務可能是將河北地區征發的十萬蕃兵送到壽春，交給元英指揮。
北魏援軍抵達前線之後，戰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轉折最先發生在東線，八月，邢巒軍隊擊敗了桓和所部，拔除了一係列據點，肅清了沂水流域的梁軍。邢巒部隨後移師徐州，與奚康生部合兵奪回了宿豫。梁軍張惠紹部棄城逃往淮南。東線的威脅基本解除。[62]宣武帝命邢巒“率二萬之眾渡淮”[63]，配合元英對蕭宏的戰事。但在九月邢巒部尚未渡淮之際，蕭宏便棄軍逃回江南，造成前方梁軍大潰敗，被魏軍“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64]。和南朝史書對兵力的習慣性誇張相比，《魏書》記載的這個數字是比較真實的。西路圍攻義陽的梁軍獲悉主力潰敗，也撤回境內。至此，梁軍的北伐以失敗告終。 <h4>元英進攻鍾離失敗</h4>
挫敗蕭宏主力之後，元英迅速向東推進，準備攻占鍾離城。按照元英的計劃，魏軍應乘勝擴大戰果，占領江淮之間的廣大地區，首先就要拔除鍾離。宣武帝為勝利所鼓舞，也同意了這個方案，並繼續命邢巒所部加入元英軍中。
但邢巒對此表示反對。他給宣武帝上表分析，淮南魏軍的糧秣不足，梁軍“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如果逐城攻取，勢必難以奏效，且鍾離、淮陰、廣陵等城池靠近敵境，即使攻克也難以長期保守。而元英所部將士經過夏、秋兩季的征戰，“疲弊死病”，戰鬥力削弱，不堪再戰。宣武帝似乎部分聽取了邢巒的意見，不再試圖全麵占領江北，但仍堅持攻占鍾離，他催促邢巒從速歸入元英序列。
邢巒再次上書陳述其意見。他說，淮南魏軍的糧食隻能維持八十天，無法維持長期圍困鍾離；前線士兵參戰時穿的都是夏裝，如今漸入冬季，尚無禦寒衣被。且鍾離有淮河天險作為屏障，之前孝文帝、元澄兩度進攻，都以失敗告終，此次也未見勝算。他還提出，如果堅持進攻淮南，不如大膽弄險，乘梁軍沒有準備之際“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反倒有可能得手。[65]此時元英所部已經開始圍攻鍾離。宣武帝見邢巒堅持己見，終於批準其回朝的請求。
守鍾離城的梁軍隻有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所部數千人。攻城魏軍共有十萬人，低於投入戰爭的總兵力，這可能是受後勤補給的製約。元英命令在淮河上建造了木橋（而非浮橋），以便物資運輸到鍾離城下，同時也阻隔梁軍艦隊從淮河來援。梁武帝派曹景宗救援鍾離，韋叡也受命從合肥趕赴鍾離，加入曹景宗部，據說參戰梁軍達二十萬之多。[66]雙方在鍾離城下連續激戰。
在淮南維持這樣的作戰規模仍是北魏的極大負擔。到冬末時，宣武帝已經不看好鍾離戰場（邢巒回朝之後，應當對宣武帝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他詔命元英準備班師，因為“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眾，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元英回信報告，當月鍾離一帶“霖雨連並，可謂天違人願”，但他堅持認為，到來年二月末或三月初時一定能夠克城。為了應對降雨和漲水，他要求加高淮河上的木橋，同時加緊造船，並增修一座浮橋以防不測。
隨著二人的書信往還，時間已經進入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春，元英預計的克城日期也逐漸推遲到四月末。但到三月底時，淮河突然漲水，梁軍戰艦乘水勢破壞了橋梁。與淮北交通斷絕引起了魏軍的驚恐，加之已連續作戰近一年，魏軍戰鬥力已極大削弱，在梁軍攻擊之下全線崩潰，紛紛棄營逃命，在梁軍追殺之下，“士眾沒者十有五六”[67]。元英與殘部逃回壽春。梁軍此次也吸取了元英的教訓，不再進攻壽春。此次魏梁大規模戰事宣告結束。 <h4>505—506年的魏梁戰事總結</h4>
此次戰事結束後，雙方態勢與開戰前變化不大。相對比較明顯的變化是梁軍奪回了合肥，阻斷了壽春魏軍南下之路，為曆陽的長江渡口提供了保障。雙方在戰爭中都暴露了一些弱點。
梁軍：在此次戰爭的兩個階段，即505年春夏的進攻和505年秋至明年夏的防禦階段，梁軍都有之前宋、齊對魏戰爭的先例。但在宏觀戰略和具體戰術方麵，此戰仍有較明顯特點。
此戰前期梁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以缺乏戰爭經驗的宗室蕭宏擔任前線統帥，其怯懦導致了梁軍坐失戰機和慘敗。第二階段的鍾離防禦作戰，沒有了無能宗室的掣肘，前線統帥曹景宗、韋叡等都是經驗豐富的將領，才實現了勝利。但梁武帝蕭衍並未從此戰吸取足夠的教訓。此後梁朝的北伐，也多以其子侄為統帥，極少有值得稱道的勝利。這是梁武帝總結了宋、齊易代的經驗，防範武將坐大而采取的製約手段—畢竟蕭衍本人也是從雍州刺史起兵奪權的。前線統帥無能，梁朝將領需要更多地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但梁武帝本人的軍事素質也不高。他在起兵奪權之前，曾經曆過兩次魏齊戰事，但都表現不佳（梁朝正史對蕭衍進行了不少粉飾，但仍無法掩蓋）。他起兵反對東昏侯蕭寶卷的戰事，僅在攻擊郢城上就耗時數月，其運籌能力和實戰經驗都比較平庸，隻是因為蕭寶卷更為昏庸無能，才使得蕭衍成功奪權。這一素質“短板”造成梁武帝執政數十年間的對外戰爭都無甚建樹。當然，蕭衍為帝有其所長，就是處理內政，特別是防範武人勢力崛起、消弭統治階級上層的衝突，使得梁朝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安定局麵。但蕭衍最終被叛將侯景的數百人武裝以戲劇性的方式攻占都城，身死國滅，仍和他平生的這一“短板”有關。
戰術方麵，此次梁軍的經驗積累，主要表現在依托河流作戰的戰術運用方麵。在前期韋叡所部進攻合肥時，就先修堤堰提升肥水水位，[68]然後“起鬥艦，高與合肥城等”[69]，駛到城牆邊直接攻城。此舉比步兵的攻城器械效率高很多，所以順利攻克合肥。到梁軍解救鍾離之圍時，為了突破魏軍在淮河上的橋梁及木柵，也建造了和橋梁一樣高的戰艦，乘漲水破壞了魏軍橋梁。此後，以戰艦直接臨岸攻城的戰術（往往結合修築堤堰，以及使用“拍杆”毀壞城牆），在梁朝及陳朝的戰爭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築堰抬高上遊水位以便攻擊的戰術，在此後也應用得越來越廣，最極端的表現則是梁武帝在514—516年修築的截斷淮河的淮堰。
魏軍：從戰術和動員形式上，宣武帝時期的北魏軍隊已經習慣了在淮河流域的戰爭，其具體形式是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攻堅戰、守城戰。北魏在後方征發一年期戍兵的製度也已經定型，且與對南戰爭季節規律相吻合。
此次魏梁之戰北魏方麵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朝廷（皇帝）與前線統帥之間的溝通、協調。此前北魏皇帝大多有親臨戰場指揮的傳統，但從宣武帝開始皇帝不再離開都城，與前線統帥之間的聯係需要靠書信和特使傳達。後方朝廷要從維持戰事的資源、各戰略方向的均衡出發，進行綜合考量；前線統帥則隻關注局部戰場，且往往受到立功衝動的驅使，不惜將戰爭擴大化。宣武帝即位以來元澄、元英兩次兵敗鍾離，都是由此引發。
這一特點又和北魏的政治形勢、軍事特點有直接關係。自拓跋珪開國以來，北魏一直是君主集權的政治模式，邊防兵力、補給也都由朝廷統一籌措，由後方州郡供應，邊州將帥沒有擁兵自重的可能。而東晉、南朝邊境將帥（都督或刺史）獨立性相對較強，較多地依靠本轄區資源維持軍力。這使得南方將帥對於戰爭比較謹慎，以避免造成“自己的”力量損失。而對於北魏將帥，軍隊皆是國家所有，戰敗的損失與己並無切身關係（雖然可能受到降職等處分），戰勝則仕途順利，所以往往會貿然發起戰事。且北魏軍隊調動速度快，可以很快從後方援助前線，而南方水運緩慢，就沒有這種優勢，所以北魏的邊境將帥也更敢於發動攻勢，並向朝廷請求更多的兵力，最終釀成506年鍾離之戰式的大會戰。
505—506年的魏梁戰爭，是南北方在江淮之間戰事中最激烈、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後的魏宣武帝、明帝朝，雙方間還有一係列戰爭，但戰略戰術及動員方式再未有創新。作為孝文帝元宏的繼任者，宣武帝全盤接受了其改革成果，以及對南方政權的對峙、戰爭態勢。但元宏改革的負麵效果也在逐漸顯現，最嚴重的是重文輕武的風氣蔓延，終於導致六鎮士兵起義，瓦解了北魏統治。 <hr/>
[1] 《魏書·高祖紀下》：“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己醜，詔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第172頁）這七州是臨近南齊的戰區，也是洛陽周邊地區，在將來的戰事或者遷都事業中，都是負擔較重的區域，免征軍糧的政策頗難理解。也許是考慮到大部隊會長期駐留這幾州，屆時將直接向當地居民籌措糧秣；也許是當地征發的士兵及民夫較多，本身就要形成對糧食的大量消耗。
[2] 《魏書·高祖紀下》，第172頁。
[3] 《北史》卷三《魏本紀第三》：“八月……己醜，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第110頁）《魏書》卷一百五《天象誌二》：“八月己醜，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第2368頁）
[4] 《魏書·李衝傳》，第1186頁。
[5] 《魏書》卷四十七《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6] 《魏書》卷六十二《高道悅傳》，第1399頁。本傳沒有載此事具體時間，但此時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書，從其本傳的任職情況看，應是從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營建洛陽，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師之後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應是494年之事。
[7] 《釋北魏高道悅墓誌》，《文物》1979年第9期。《漢魏南北朝墓誌匯編·北魏》，第104頁。墓誌此事之後才有“既而從縣洛中”，即正式遷都洛陽，亦可證此事應在494年。
[8] 以上見《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66頁。
[9] 以下關於進攻部署的引文見《魏書·高祖紀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頁。
[10] 《魏書》卷十九下《元英傳》，第496頁；卷七十《劉藻傳》，第1550頁。
[11] 《魏書·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12] 《南齊書·魏虜傳》：“遣（王）肅與劉昶號二十萬眾，圍義陽”（第994頁）。按，攻義陽的魏軍不可能有這麽多。可能是因為蕭衍參與了解救義陽的援軍，而《南齊書》成於梁代，遂大大誇張了蕭衍的戰功，順便拔高了魏軍的數量。
[13] 《南齊書·魏虜傳》，第994頁。
[14] 《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頁。
[15] 《魏書·高祖紀下》，第176頁；《魏書》卷九十八《島夷蕭道成傳附蕭鸞》，第2168頁。
[16] 《南齊書》卷五十一《張欣泰傳》，第883頁。
[17] 《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第1308頁。
[18] 《魏書·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19] 《魏書·高閭傳》，第1208頁。
[20] 按，“獲”字後似有脫漏，而“願從容伊瀍”似是衍文，為誤抄上文高閭語所致。
[21] 以上見《魏書·李衝傳》，第1186頁。
[22] 《魏書·高祖紀下》，第182頁。
[23] 《南齊書·魏虜傳》，第997頁。
[24] 《南齊書·魏虜傳》，第998頁。
[25] 《南齊書》卷三十《曹虎傳》，第563頁。
[26] 《魏書》卷六十三《王肅傳》：“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第1409頁）
[27] 《南齊書·裴叔業傳》：“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裏。”（第870頁）
[28] 《南齊書·裴叔業傳》：“偽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第871頁）但據《魏書》卷二十一上《廣陵王羽傳》，元羽當時為青州刺史：“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第550頁），不可能趕到渦陽。當時魏徐州刺史應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書》卷二十二《京兆王愉傳》：“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第589頁）。但元愉年少，統兵者應另有其人。
[29] 《南齊書·裴叔業傳》，第871頁。
[30] 《魏書·王肅傳》，第1410頁。
[31] 《魏書·廣陵王羽傳》，載元宏此時給元羽的詩體信：“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荊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勢臨荊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第550頁）
[32] 《魏書·高祖紀下》，第184頁。
[33] 據《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馬圈城在襄陽北三百裏，見第4462頁。
[34] 雖然邊界地區醴陽發生過蠻族酋長的叛變，引起雙方間規模不大的戰事，但在戰事結束之後，北魏的大臣向太後和元宏坦承：挑起戰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齊的反應合乎道理，所以北魏應當主動遣使恢複兩國關係，馮太後和元宏也采納了這個意見。見《魏書》卷五十五《遊明根傳》，第1214頁。
[35] 《魏書·高祖紀下》：“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第176頁）。淮北之民即北魏境內之民，此舉是禁止北魏邊民借機劫掠齊境。
[36] 《魏書·高祖紀下》，第186頁。
[37]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66頁。
[38] 《南齊書·魏虜傳》，第994頁。
[39] 《魏書》卷七十一《裴叔業傳》，第1567頁。
[40] 《魏書》卷七十三《奚康生傳》，第1630頁。
[41] 《魏書·傅永傳》，第1552頁。
[42] 《魏書·奚康生傳》，第1630頁。
[43] 按，因為宣武帝初年北魏上層政治鬥爭極為激烈，《魏書·世宗紀》對這數年內地方刺史調動的記載幾乎闕如，隻能根據諸人本傳拚合。《魏書》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傳》：“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故元勰應當是北魏在壽春的首任揚州刺史，見第578頁。
[44] 《魏書·世宗紀》，第192頁。
[45] 《魏書·傅永傳》，第1553頁。
[46] 《魏書·王肅傳》：“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第1411頁）按，元勰離任、王肅繼任之間，元英曾短期代理揚州刺史，見《魏書·元英傳》：“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勰還，詔英行揚州。”（第496頁）當時可能是王肅和元勰一同回朝複命，由元英代理淮南事務。
[47] 《魏書·世宗紀》：景明二年“秋七月……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薨”（第194頁）。《魏書》卷五十九《蕭寶夤傳》：“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第1313頁）可見王肅死後，元澄立即繼任。
[48] 《魏書·世宗紀》，第194頁。
[49]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71頁。
[50]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72頁。
[51] 《魏書》隻載這支梁軍為薑慶真所部，未提及其來源。《梁書》則根本未載此事。但據《魏書·蕭寶夤傳》（第1314頁），蕭寶夤受命為東揚州刺史，駐防東城，而他渡過淮河時，東城已被梁軍攻占，可見薑慶真所部是從東方趕來，以當時形勢判斷，很可能來自鍾離城。
[52] 按，504年張惠紹被俘之事，在《梁書》中都無記載，但《魏書》的《元澄傳》《島夷蕭衍傳》等都有記載，且《元澄傳》詳細記載了魏朝同意放張惠紹還南的過程，應確有此事。505年梁軍北伐時，張惠紹亦在軍中。
[53]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4]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蕭宏傳》，第1275、1276頁。
[55]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6] 這一路梁軍規模，《魏書》中有不同記載，《世宗紀》載“衍將蕭昞率眾五萬寇淮陽”（第201頁）。《奚康生傳》則載“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眾二萬，水陸俱進”（第1631頁）。實際蕭宏主力指向的是揚州（壽春），張惠紹和蕭昞的出擊方向相同，應是同一路。
[57] 《魏書·奚康生傳》，第1631頁。
[58]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9] 《魏書·世宗紀》：“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第203頁）《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六胡三省注，認為陰陵在全椒縣，見第4563頁。但全椒在建康對岸，此時魏軍絕對不可能運動到全椒。此陰陵應當在合肥以北，《梁書·韋叡傳》載其從合肥救援鍾離時，“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第223頁），可見此陰陵在合肥與鍾離之間。《水經注疏》卷三十《淮水》載淮水經過壽春之後，“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第2530頁）。可見此陰陵在壽春以東、鍾離以西。且《梁書·韋叡傳》載其攻占合肥後並未北上，所以陰陵這一路失敗的梁軍，應是來自蕭宏所部。台灣“三軍大學”《中國曆代戰爭史》關於此次魏梁之戰的地圖，對陰陵的方位標注是正確的。另，《魏書·世宗紀》所載之“徐州刺史王伯敖”，在《梁書》中卻找不到對應材料。因為梁有南、北徐州，此時的北徐州刺史是昌義之，正在蕭宏進攻壽春的主力軍中，南徐州刺史曆來由宗室重臣擔任，此時是豫章王蕭綜，且未參加此次北伐。
[60] 《魏書·世宗紀》，第203頁。
[61] 《魏書·世宗紀》，第203頁。
[62] 按，史書對於張惠紹部放棄宿豫的時間記載頗為混亂，《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六亦不加甄別，重複載入。胡三省注則認為是蕭宏主力在梁城潰敗之後，才引起張惠紹放棄宿豫。但據《魏書》卷六十五《邢巒傳》載魏宣武帝給邢巒的詔書：“淮陽、宿豫雖已清複，梁城之賊，猶敢聚結……”（第1444頁）可見在邢巒驅逐張惠紹、奪回宿豫時，梁城的蕭宏軍隊尚未敗退，當然，這兩事的時間差可能較短。這個記載來自當時詔書原文，應當比較可靠。
[63] 《魏書·邢巒傳》，第1444頁。
[64] 《魏書·元英傳》，第500頁。
[65] 以上見《魏書·邢巒傳》，第1445頁。
[66] 《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眾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眾軍二十萬以拒之。”（第223頁）卷十八《昌義之傳》則雲：“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來寇鍾離。……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眾二十萬救焉”（第294頁）。可見梁軍方麵不太了解魏軍確切數量，做的估計也比較誇大。兩處都載梁軍總數二十萬，但這個數字也很可能有誇大，由於沒有別的史料，姑且從之。
[67] 以上見《魏書·元英傳》，第500—501頁。
[68] 此肥水不是流經壽春入淮的肥水，而是流經合肥入巢湖、長江，《水經注疏》卷三十二稱為施水，見第2690頁。
[69] 《梁書·韋叡傳》，第222頁。
北魏太和三年，南齊建元元年（479年），蕭道成代宋建齊。此舉引起北魏軍隊南侵，雙方在淮河沿線展開了一係列戰事。但此時魏孝文帝年齡尚幼，其祖母馮太後執政，缺乏對外擴張的衝動；蕭道成長期駐防淮南，拉攏邊疆武將形成了新的統治集團，戰鬥力比較強，也使北魏難以在戰場上獲得優勢。所以在南齊初年的一係列戰事中，齊軍保守住了淮河防線，北魏始終未能將邊界推進過淮河。
南齊初年的戰事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點，即蠻人越來越多地介入到南北戰爭當中。邊境蠻人部族生活在淮河上遊兩岸的山林地帶，特別是淮南大別山區及桐柏山區，他們長期受到南朝政權的欺壓，希望獲得外援。隨著460年代北魏占領淮北，南北交界線逐漸靠近蠻人地區。蠻人的上層（多數以桓、田為姓）遂招引魏軍進入這一地區，從而引發南北政權之間的戰事。480年代，在桐柏山北麓的沘陽、舞陰、醴陽地區，魏齊軍隊發生了一係列小規模戰事，齊軍尚保持著對這一地區的控製。
太和十七年（493年），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遷都洛陽，並對南齊政權展開了數次大規模進攻。從孝文帝時期開始，北魏對南朝的戰爭模式實現了“中原化”的完全轉型：兵種上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戰術上野戰和攻堅戰、城壘防禦戰並重；後勤補給模式上以後方運輸為主，不再依賴戰場劫掠。隻有依靠這種戰爭模式，北方政權才能夠在淮河流域立足，並穩步推進到淮河以南、長江沿岸，最終訓練水軍進行渡江作戰，完成南北統一。這個過程北魏隻進行了一半，便因六鎮起義和河陰之變終結，但繼起的西魏、北周和東魏、北齊政權，仍是按照這個模式繼續完成統一。
下文主要分析493—528年間（即魏孝文帝後期到世宗、肅宗朝），北魏對南方齊、梁政權的戰爭，側重討論以普遍征兵製為基礎的動員形式在戰爭中的應用，以及這種動員形式與戰場季節、地理等因素的互相影響，並如何使北方軍隊成功進入江淮之間的戰場。 <h4>遷都洛陽時的動員規模</h4>
太和十七年（493年）夏，孝文帝元宏打破了與南齊持續數年的和平通使狀態，宣稱要對南齊發動討伐。從後來幾個月的進程看，元宏此次實際是準備遷都洛陽，隻是為了避免醞釀階段的種種阻力而采取了“南伐”的形式。為了保障大量人員、輜重南遷，北魏在黃河上修建了浮橋，並免除了河南、淮北地區七州的軍糧。[1]由於在到達洛陽之前遷都計劃一直秘不示人，此次“出征”完全按軍事行動進行動員，但詳細的動員數字則有不同記載。《魏書·高祖紀下》：
八月……己醜，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百餘萬。[2]
但《魏書·天象誌》和《北史》記載的數字卻都是“步騎三十餘萬”[3]。《資治通鑒》用《北史》之說，但未出“考異”。從現實情況看，以“三十餘萬”較為接近真實：在太和二十到二十一年（496—497年）之交，孝文帝從第一次真正南征的戰場返回洛陽，對尚書仆射李衝說起未能成行的太和十七年南征計劃：“朕去十七年，擁二十萬眾，行不出畿甸”[4]。可見493年他離開平城時直接率領的禁軍部隊隻有二十萬，這也是北魏禁軍全麵動員之後比較合理的規模。那麽，“三十萬”的說法又從何來？可能是北魏全境為此次“南伐”而動員的總兵力。因為北魏步兵最主要來源是河北地區，從來都是直接開赴河南戰區，不會翻越群山趕到平城；與戰區距離最近的河南和青齊地區的軍隊也應當是就近集結待命，不會遠涉到平城。而《北史》為了誇大孝文此次南伐的聲勢，遂將總的動員數字都計入了從平城出發之軍中。至於《魏書》本紀“百餘萬”說法的來源，可能是當時檄文、詔書中故意誇大的數字。關於此事雖無直接證據，但有一旁證：孝文帝中途止於洛陽時，關中發生羌人叛亂，原定的西路軍轉而進行平叛作戰，其中盧淵所部“以步騎六千眾，號三萬，徐行而進”[5]，可見兵力誇張了五倍之多。
九月，孝文帝一行進至洛陽後，群臣進行了一番“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的表演，孝文帝便宣布停止南伐，正式遷都。但由於洛陽城郭宮室殘破，需要重新進行建設，遷都各項事務也需要安排，所以此後的一年間，孝文帝一行輾轉於河北、平城和北疆六鎮之間，在這個過程中，原來為“南伐”進行的戰備當已逐漸撤銷，已動員起來的軍隊也恢複正常狀態。 <h4>第一次南征</h4>
太和十八年（494年）夏，孝文帝一邊部署遷都事務，一邊試圖發起南征。河南民力此時已用於新都建設，孝文隻能從其他地區征兵。但主持日常政務的官員對此不太積極，因為按照常理，北魏政權無力在遷都之際維持大規模戰爭，所以此次征兵因臣僚的怠工而延誤。禦史台官對元澄等尚書官員提出彈劾，批評其在關西動員不力：
車駕南征，征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治書禦史薛聰、侍禦主文中散元誌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仆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維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良等所居官。[6]
出土《高道悅墓誌》對此事亦有記載：
荊揚未賓，豹尾翾路，星遣飛馹，征兵秦雍，限期季秋，閱集洛陽。而兵使褰違，稽犯軍律，憲省機要，理膺繩究。尚書仆射任城王，地戚人華，寵冠朝右。尚書右丞公孫良，才望衝遠，天心眷遇。皆負氣自高，曲樹私惠。君並禁劾，會□洗咎，由此聲格，遐邇斂屬……[7]
核以墓誌，《魏書·高道悅傳》之“秋季”原為“季秋”，即是九月，集結地點是洛陽，正好乘冬季對南齊發起攻勢。此事因牽涉高官太多而不了了之，而集結到洛陽的兵員應遠低於預計人數。
經過一年輾轉，到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一月，孝文帝朝廷回到了初具規模的洛陽。此時，南齊宗室蕭鸞剛剛篡奪帝位，齊政局迅速變幻，各種流言蜂起，邊境有傳聞稱齊“雍州刺史曹虎據襄陽請降”。孝文帝有心乘機發動南伐，但負責政務的李衝和元澄二人反對，他們認為新都洛陽正在營建，暫無實力支持大規模戰爭。孝文也承認“襄陽款問，似當是虛”，曹虎未必真會投降，但他仍認為，即使沒有適當的戰機，也可以借南伐“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8]，即向南方政權及民眾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這也和孝文正在推行的漢化改革密切相關。所以雖然沒有時間進行充分動員準備，孝文仍迅速投入了第一次真正的南征作戰。十二月，按照孝文的部署，魏軍分為四路，對南齊發起進攻，自西向東依次是：[9]
遠西線：“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攻擊漢中地區；稍後，駐防仇池的元英所部也參與到進攻漢中的戰事。這裏是群山地帶，軍隊行動緩慢，但魏軍還是擊潰了齊軍的數座營壘，開始圍攻南鄭，一直持續到次年夏孝文帝在東線宣布撤軍，元英等才撤回仇池方向。[10]和其他幾路魏軍相比，元英這一路戰果最多，但因為地處西陲，對全局戰事影響甚微。
西線：“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負責接應傳說中的曹虎投誠。因為魏、齊邊界距離襄陽尚遠，這路魏軍的任務是先攻占南陽郡。但魏軍將領城陽王鸞、盧淵、李佐、韋珍等互不統屬，盧淵認為軍糧缺乏，難以遠征，遂先圍攻赭陽縣（今河南省葉縣附近）。幾路魏軍作戰消極，頓兵赭陽城下三個多月。當齊援軍即將趕到時，盧淵率先逃命引起潰敗，被齊軍追殺損失慘重。[11]
中線：“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在上遊渡過淮河，試圖攻占義陽城。義陽是南齊司州治所，守軍據城抵抗，魏軍遲遲不能破城。當南齊援軍陸續趕到時，孝文帝的撤軍命令也傳達至此，魏軍遂撤回淮北境內。[12]
東線：“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攻擊淮河中遊南岸的壽陽、鍾離等城，試圖在淮南取得立足點。孝文帝本人則率禁軍駐紮懸瓠城，這裏向西南是義陽戰場，向東南是鍾離（包括壽陽）戰場，便於指揮協調。
對於魏軍攻勢，蕭鸞朝廷的反應和劉宋時期的曆次對魏作戰相似，就是堅壁清野，嚴密防守邊界上的重要城池，同時緊急增援被圍困的城市。到太和十九年（495年）一月底，孝文帝看到前線各路都未取得明顯戰果，一座重要城市都沒攻克，遂親率主力渡過淮河。齊人對孝文親征的感觀見諸《南齊書·魏虜傳》：
宏自率眾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為群，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13]
可見魏軍對南方人造成的震懾，主要是其軍馬和力畜的眾多。不過“三十許萬人”的數字也有些誇張，《資治通鑒》在收錄這段內容時，改為了“眾號三十萬”[14]。元宏在壽陽八公山流連賦詩，肯定想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前在這裏兵敗的苻堅。他應當從苻堅的失敗中吸取了一些教訓，最重要的是避免在戰場上做孤注一擲的冒險。隨後，元宏主力循淮河東下，與正在圍攻鍾離城的元衍東路軍匯合。
按照元宏的設想，魏軍“將臨江水”[15]，再現當年拓跋燾兵至瓜步的一幕。但此時南齊主力崔慧景、裴叔業所部已開到鍾離附近。而且三月將至，春水漸漲，齊軍艦隊已自海口駛入淮河，魏軍主力有被隔絕於淮河南的危險。元宏不甘心在一城未下的情況下撤軍，一時頗有騎虎難下之感。但此時元宏妻兄（亦是妹夫）司徒馮誕病死於軍中，次日元宏便借機宣布班師，結束了第一次南征。在齊軍威脅之下，魏軍主力的撤退極為狼狽，有萬餘名士兵被遺留在淮河中心的洲島之上，在向齊軍交納了五百匹戰馬之後，才被允許渡回北岸。[16] <h4>對第一次南征的總結</h4>
元宏第一次南征曆時近半年，雖然一度對南齊形成巨大的軍事威脅，最終卻未能取得任何拓地或殲敵戰果，攻南陽的西路軍還有重大傷亡。這次失利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戰前準備不充分，時機選擇不正確。在洛陽新都營建之際，難以進行充分的戰備動員，就匆忙投入了戰事。且戰事開始時已是太和十八年（494年）十二月，春季馬上就要來臨，但元宏沒有考慮這些因素。
第二，全線進攻，平均使用兵力，沒有明確的主攻方向和戰略目的。
第三，將帥選用多不得人。元宏的門第和身份觀念嚴重，選擇將帥更多地重視其出身和是否有文化，而不重視軍事經驗。受命指揮中路軍進攻義陽的劉昶是劉宋宗室，才智低下，“天性褊躁，喜怒不恒”，在北魏朝會上從來都是諸王捉弄的玩物，卻被委以方麵之任；[17]西路軍將領之一盧淵出自有文化的河北望族，但沒有任何軍事經驗和戰爭勇氣，在受命出征前他就向元宏表示“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但元宏不為所動，最終釀成慘敗。[18]
在班師途中，元宏也在總結這次南征的經驗教訓。當北返至黃河石濟津渡口時，老臣高閭迎駕朝見，元宏在談話中對自己的決策進行了辯護：
車駕還幸石濟，閭朝於行宮。高祖謂閭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士已集，恐為幽王之失，不容中止。發洛之日，正欲至於懸瓠，以觀形勢。然機不可失，遂至淮南。而彼諸將，並列州鎮，至無所獲，定由晚一月日故也。”
閭對曰：“人皆是其所事，而非其所不事，猶犬之吠非其主。且古者攻戰之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戎，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且徙都者，天下之大事，今京邑甫爾，庶事草創，臣聞《詩》雲‘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臣願陛下從容伊瀍，優遊京洛，使德被四海，中國緝寧，然後向化之徒，自然樂附。”
高祖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19]
按元宏的說法，此次南征本是貿然之舉，去年自己並未決心出征，但已經進行了征兵動員，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初到懸瓠時隻是想觀察一下前線形勢，但又覺得有戰機，就率主力渡過了淮河。至於未能取得任何戰果，他歸因於戰事開始較晚，因進入春夏季節而被迫退兵，如果再有一個月的時間，戰果應當不止於此。
高閭則認為失利的根本原因是兵力不夠，“所以無大獲者，良由兵少故也”，營建新都占用了太多兵力，“京邑甫爾，庶事草創”，建議暫時放棄對齊戰事。孝文帝暫時沒有接受高閭“良由兵少”的總結，他認為“實亦不少，但未獲耳”[20]。
返回洛陽一年後，到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元宏決心再度發起南征。他與李衝等群臣討論上次南征的教訓，就采用了高閭“兵少”的解釋。他說，太和十七年從平城南下時，自己“擁二十萬眾”，兵力充足，但因遷都之決策而中止了南伐，所謂“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上次（太和十九至二十年）的南征“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21]。這裏元宏理解的“人事”主要就是集結的兵力。所以他認為，隻要征發足夠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對齊戰爭的勝利。 <h4>第二次南征</h4>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六月，元宏開始籌備第二次南征，並為此進行了充分的動員：
六月……壬戌，詔冀、定、瀛、相、濟五州發卒二十萬，將以南討。……丁卯，部分六師，以定行留。[22]
冀、定、瀛、相、濟五州都在黃河下遊南北兩岸，是北魏統治腹地，從這裏征發的都是一年期“蕃兵”（參見前文對薛虎子所轄徐州戍兵的分析）。“六師”則是朝廷直轄的禁軍，可見禁軍部分留守洛陽，部分出征。此外參戰的應還有南線邊境戍兵。大致推測，參與出征的禁軍，和邊境原有的駐軍，規模都應在十萬左右。五州軍隊征發和集結都需要一定時間，六月進行征發已經留出了這個提前量。所以到八月，元宏率禁軍離開洛陽，正式開始第二次南征。
元宏吸取了前次南征戰線過寬、兵力分散的教訓，此次將主攻方向確定在南陽盆地和義陽地區。因為這裏距離新都洛陽距離最近，威脅最為直接，而且前度魏軍受損失最大的也是南陽方向。元宏親率主力攻擊南陽及漢水以北（沔北）地區，豫州刺史王肅受命攻擊義陽。
魏軍主力首先到達前度盧淵等戰敗的赭陽城。齊軍依舊采取據城固守的策略。元宏留部分魏軍圍城進攻，自己帶主力南下到達南陽郡治宛城，依舊留部分軍隊圍攻，主力繼續南下，分兵圍攻新野。這樣，沔北地區的大小城壘都被魏軍分兵圍困。孝文帝則率以騎兵為主的禁軍往返於各城之間督戰，並準備阻擊自襄陽北上的敵援軍。
圍城戰持續了三個月，到太和二十二年（498年）一月，新野城首先攻克。這意味著切斷了南陽齊軍的退路，引發了湖陽、赭陽、舞陰等城壘的齊軍棄城遁逃，部分被魏軍截獲殲滅。到二月，宛城也被攻破。魏軍完全占領了南陽盆地。齊軍崔慧景、蕭衍部從襄陽北上，試圖進行反攻，但進至鄧城時，被元宏親率的騎兵主力迎擊，齊軍損失二萬餘人，被迫退回襄陽。關於魏軍南征的兵力，《南齊書》雲：
宏時大舉南寇，偽鹹陽王元憘、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眾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鼙角，吹唇沸地。[23]
這個記載比較誇張。首先，此時劉昶已死，不可能參與。王肅所部主攻義陽，與元宏不在同一戰場。且全部南征的魏軍也不會有百萬之眾。《南齊書·魏虜傳》又載“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24]。對於魏軍主力騎兵的數量也過於誇大。《南齊書·曹虎傳》所載數字則相對真實：“……崔慧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眾，從羽儀華蓋，圍樊城。”[25]《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一也采用了這個說法。
三月，南陽地區戰事結束，元宏率禁軍前往懸瓠城休整。此時東路軍卻遇到困難：王肅圍攻義陽許久不能克城。齊軍裴叔業部五萬人渡過淮河，攻擊魏南兗州治所渦陽城。渦陽屬於王肅的都督區，[26]但距離豫州治所懸瓠較遠，離徐州治所彭城較近，[27]所以徐州、豫州方麵都有救援之責。徐州魏軍首先趕到，被齊軍擊敗。[28]元宏命豫州軍傅永等前往解渦陽之圍，又被齊軍擊敗，損失萬餘人。王肅忙於攻擊義陽，無力分兵，遂向元宏請求增兵救援渦陽。元宏卻拒絕了這個請求，他聲稱：自己派兵少則無濟於事，“多遣則禁旅難闕”，所以他命王肅以保住渦陽為重，義陽不能攻克便罷。王肅得此指示後放棄義陽之圍，東上救援渦陽。據《南齊書·裴叔業傳》：
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偽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29]
王肅所部兵力應不會有十餘萬之多。《南齊書·裴叔業傳》承認此戰齊軍戰敗，損失頗大，而《魏書·王肅傳》則隻記載“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乃引師而退”[30]，未載其戰果。
至此，夏季即將來臨，元宏準備暫緩對南齊的攻勢，他本人駐紮懸瓠城，待秋季再展開進攻。[31]去年夏季征發的五州士兵作戰已近一年，需要換防，所以元宏在四月份詔命：“發州郡兵二十萬人，限八月中旬集懸瓠”，以替換上一年的士兵。禁軍騎兵也應當進行了相應換防，但史書未載。
到八月時，各州新兵已經抵達懸瓠，但元宏忽然病重不起，對齊戰事隻能中止。九月，魏軍方麵聲稱因為蕭鸞新死，“禮不伐喪”，宣布撤兵。[32]元宏的第二次南征至此結束。 <h4>第二次南征的總結及餘波</h4>
497—498年的第二次南征，魏軍成功占領了以南陽、新野為核心的沔北地區，將邊界南推到漢水附近。這是元宏等北魏君臣吸取了第一次南征教訓的成果：
第一，提前進行廣泛動員，確保參戰的兵員數量，以及利用好冬季作戰的“窗口期”；
第二，明確戰役目標，集中兵力，在重點方向實現突破（沔北和義陽）；
第三，在攻擊沔北地區時決策正確，圍城和打援相結合。對於齊軍據守城壘的情況，魏軍並不采用步步推進、逐城攻克的戰術，而是以主力推進至敵境縱深，對頑抗城壘進行分兵包圍，以步兵進行長期圍攻，騎兵主力則在戰線前方運動，伺機打擊敵援軍。這種快速推進、同時攻擊多城的方式，和467—469年慕容白曜攻青齊時逐城推進的戰術很不相同。這是因為此次魏軍投入的兵力很多，同時有完備的後勤保障體係，使一線軍隊不必四出搶糧，可以全力投入攻城作戰。
但此次魏軍隻占領了沔北，未能進占義陽，在淮南取得立足點，隻實現了部分預定目標。元宏對此的決策頗為奇怪，因為在王肅圍攻義陽，齊軍圍攻渦陽之時，元宏主力軍已經開進到離渦陽較近的懸瓠，他聲稱自己兵力不足，拒絕將禁軍投入戰事，可能是將禁軍騎兵作為預備隊，防範齊軍進行反攻。但救援渦陽也是魏軍機動部隊應當承擔的任務之一，騎兵部隊如對渦陽城下的齊軍進行打擊，正可發揮其野戰優勢，同時解除王肅部的後顧之憂，使其可以從容攻克義陽。那麽元宏為何拒絕派禁軍投入作戰？他的這種保守心態，可能和總結了苻堅淝水之戰失敗的教訓有關，所以堅持任何時候身邊都要有足夠強大的禁軍武裝。持重而不弄險，是元宏和拓跋珪、拓跋燾的很大不同。
元宏的第二次南征還有餘波，就是在次年（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初，南齊試圖奪回沔北之地，陳顯達率四萬齊軍突破魏軍防線，於二月攻占馬圈城。[33]元宏不顧病情率兵救援沔北，擊敗陳顯達部，殲滅齊軍三萬餘人，再次將齊軍逐回漢水以南。這就是元宏的第三次南征，但僅限於挫敗南齊攻勢，維持去年戰事的既成局麵。 <h4>總結 孝文帝改革與北魏政權轉型</h4>
史書關於獻文帝拓跋弘的記載極少，這可能和他與馮太後的矛盾、禪位及頗為可疑的死因有關，所以北魏正史對他的記載頗多隱諱。從僅有的一點記載看，拓跋弘在軍事方麵與拓跋燾有些類似，比如親率主力遠征柔然，他甚至還曾經試圖進行全國總動員，對南齊發起征討，但此計劃並未付諸實踐。在他統治時期，北魏占領並鞏固了青齊、淮北地區，政權的漢化進程在緩慢而自發地進行。這些軍事行動的方式複雜多樣，並沒有一種鮮明特征，和拓跋弘好戰、篤信佛教、對馮太後的退讓隱忍等表現一樣，都呈現出含混、複雜的形態。而到了馮太後和孝文帝元宏的漢化（中原化）改革時期，特別是元宏遷都洛陽之後，隨著北魏政權自身性質的急劇轉變，三長製、均田製、官員俸祿製的實施，北魏政權能夠充分地利用漢地的財賦、人力資源，且使百官生活擺脫了對戰利品分配的依賴。所以北魏的軍隊變得更加中原化、正規化：製度化的後勤補給取代了搶掠衝動，漢人民戶中征發的步兵數量大增，在對南戰爭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增加。
直接影響北魏與南方（南齊）政權間關係的，是494年孝文帝遷都洛陽。在遷都之前的十餘年間，北魏與南齊之間基本保持了和平共處。雙方使節往來頻繁，邊境地區也呈現出安定和交流增多的態勢。[34]但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馬上發動了對南齊的大規模戰爭。在此後五年裏，魏、齊之間發生了三次大規模戰事。雖然元宏在499年病逝，南齊也在兩年後被梁取代，但南北政權之間的戰爭再也未曾中斷，直到530年代北魏政權徹底解體。
出現這種從和平到戰爭的轉折的原因：
首先，地緣政治及軍事地理層麵。當北魏定都平城時，淮河流域、漢水中下遊地區屬於極遠的南方，根本無法威脅到北魏最重要的代北、河北地區。且淮河、漢水流域濕熱多雨、終年不凍，河道和叢林太多，不適宜騎兵運動，所以北魏沒有向淮河、漢水以南擴張疆土的衝動。但洛陽與淮河、漢水流域在氣候、地理上的區別就沒有那麽大。遷都之後很多鮮卑大臣都難以忍受洛陽夏天的暑熱，而當他們適應了洛陽之後，淮河、漢水流域也就不那麽陌生了。再者，當北魏定都洛陽之後，距南齊控製的南陽盆地、淮河中上遊地區隻有四五百裏，這使得洛陽缺乏安全感，必須將邊界線推進到淮河和漢水以南。孝文帝的三次南伐都是圍繞這個目的展開的。
其次，製度和社會層麵。馮太後和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之後，北魏政權對漢地的控製力和資源的征發能力大為增強。在對南方戰爭中體現最明顯的，就是征發步兵的數量。在元宏的第二次南征之中，北魏在後方諸州兩次征發一年期士兵，這種蕃兵在每年八月集結到前線戰區，在秋冬季節進行作戰，來年夏季則與下一輪士兵換防。在後來的宣武帝朝對梁作戰中，仍在沿用這種戰爭動員模式。這種以征發步兵為主的軍隊可以進行時間較長的圍城攻堅戰，也可以駐防在淮河流域的城壘中進行持久防禦，且適應當地水網、山林地形，是北魏軍隊向淮南擴張及堅守的最主要力量。
第三，文化層麵。孝文帝元宏漢化改革的重要方麵，是在文化上改造拓跋鮮卑，使之在語言、風俗、生活習慣上全麵漢化。伴隨著這一過程，自元宏到高層臣僚都不再有拓跋燾那種“我鮮卑”式的自外於華夏的心態，開始把北魏政權看作繼承了漢、魏、晉正統的中原王朝，實現對南方的統一就是順理成章之事。在元宏前兩次發起南征時，群臣多認為正在營建新都洛陽，不應過度征發百姓，但再無人質疑兼並南方的合理性。
在進攻南齊的戰事中，元宏一直在刻意營造王者之師的仁義形象。他命令沿淮戰區釋放所有擄獲的齊境民眾，禁止魏境的百姓趁火打劫。[35]在進軍到淮河以南的齊境之後，魏軍還盡量從後方運來軍需品，所謂“車駕巡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對齊境百姓也“如在內地，軍事須伐民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民稻粟無所傷踐”[36]，這和拓跋珪、拓跋燾時代魏軍赤裸裸的搶掠已完全不同，而它背後則需要一整套後勤保障體係。在第一次南征之前，元宏就已經對臣下坦言，他南伐的主要動機就是“巡淮、楚，問民之瘼，使彼土蒼生知君德之所在”[37]，即向南方政權及民眾展示自己的德化成果。同樣因為這種原因，魏軍的第一次南征缺乏準備，軍事上並不成功，才有了後來的第二、第三次南征。南齊方麵的史籍雖不會正麵記載元宏的這些道德表演，但《南齊書》在記敘495年魏軍包圍壽陽的龐大兵力時，也記載：“（元宏）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38]顯露出某種詫異的心態，畢竟元宏的南伐和南朝人對魏軍南下的記憶太不一樣。 第二節 魏宣武帝初年的對南擴張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元宏病逝於第三次南征軍中，太子元恪繼位，是為世宗宣武帝。此時，南齊皇帝蕭寶卷統治殘暴，誅戮大臣，引發各地的反叛。500年，齊豫州刺史裴叔業投降北魏，魏軍因此進占壽春，首次控製了這座淮河以南的軍事重鎮。501年，蕭衍推翻蕭寶卷代齊建梁，從此開始了梁魏之間（包括後來的東西魏）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對峙和戰爭。正始元年（504年），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遷又投降北魏，魏軍得以占領漢中地區，使梁魏戰爭進一步升級。下麵就結合北魏的戰爭動員方式對這一過程進行簡要梳理。 <h4>500年魏軍進占壽春與應急動員</h4>
景明元年（500年）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擔心遭到蕭寶卷誅殺，開始與北魏方麵聯係投誠。北魏的豫州與齊朝豫州隔淮相鄰，治懸瓠城，刺史為薛真度，他及時將裴叔業的動向上報魏廷。魏世宗宣武帝元恪此時居喪，由元禧等大臣主政，當裴叔業將一個兒子送入魏境為人質後，魏廷緊急調兵向壽春進發。在給裴叔業的詔書中，魏廷聲稱：
前即敕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即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39]
元勰、王肅的“精卒十萬”並非能一蹴而就，而且最終也沒達到這個數字（詳見後），屬於檄文式的誇大之辭。北魏緊急調集的是邊境豫州的傅永所部兵力，以及楊大眼、奚康生率領的禁軍騎兵。下麵做簡要分析：
奚康生部。奚康生出自代北的部落大人世家，曆任宗子隊主、太子三校、西台直後，都屬於典型的禁衛軍官序列。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時，奚康生被劃入豫州刺史王肅麾下，參與了圍攻義陽的戰鬥，但這是戰時的臨時編組，並不意味著他屬於豫州軍事序列。自義陽撤軍之後，奚康生應又回到了禁軍序列之中。當魏廷決定進占壽春之時，“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廄馬兩匹，馳赴壽春”[40]。所部是羽林，賜給的馬也來自禦用馬廄，說明奚康生禁軍是從洛陽出發馳向壽春。
楊大眼出身武都氐人，孝文帝發起南征時才獲得軍職，之後在孝文帝的主力軍中，參加過南陽和淮南地區的戰事，靠戰功逐漸獲得提升。在出兵壽春之前，他的職務不詳，但既然與奚康生同行，肯定也是從洛陽出發，屬於禁軍騎兵序列。
傅永所部。在孝文帝第二次南征時，傅永擔任豫州刺史王肅的軍府（平南府）長史之職，屬於豫州本地軍事序列。在第二次南征之戰中，傅永參與救援渦陽，兵敗後被免除官爵。但不久又被孝文帝起用，任“汝陰鎮將，帶汝陰太守”，汝陰屬於豫州，所以仍是豫州軍事序列。到裴叔業歸降時，傅永也受命入駐壽春，屬於詔書所謂“豫州緣邊諸鎮兵馬”之列。但在接到進軍詔命之後，傅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諸軍俱入壽春。同日而永在後，故康生、大眼二人並賞列土，永唯清河男”[41]。楊、奚二人從洛陽出發，卻比駐防邊境的傅永先入壽春，似乎頗為怪異，但這不難理解：進占壽春的詔書是從洛陽發出，隨楊、奚軍隊一起趕到豫州，傅永等還要集結、稍做準備方能成行，所以落在了楊、奚所部之後。
另外，據楊、奚、傅的本傳，三人在開赴壽春之前都是“統軍”之職。統軍可能是孝文帝改革之後才普遍設立的武職，在軍主之上，刺史之下，和郡太守基本平級，所轄兵力在千人到數千人之間。當局勢需要時，這一級的部隊可以進行迅速調發。
楊大眼、奚康生、傅永等進入壽春之後，王肅和元勰的部隊並未及時趕到，因為大部隊的集結和調動耗時更長。南齊方麵獲悉裴叔業叛降之後，曾試圖集結重兵奪回壽春，但由於內部動亂未成。北魏進入豫州的先頭部隊僅有數千人，裴叔業舊部也多有不願入魏者，所以奚康生等在壽春“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42]。之後，元勰被任命為揚州刺史，治所即在壽春。[43]
到十月，魏廷“詔壽春置兵四萬人”[44]。這個數字與年初詔書宣稱的“精卒十萬”有較大差距，且從此時的形勢看，四萬的數量也不可能達到。因為齊軍陳伯之部水軍沿淮河而上，試圖切斷壽春與北岸的聯係。此時傅永所部已經回到汝陰郡，他再次受命增援壽春，率三千士兵乘船沿汝水而下。但齊軍已經封鎖汝水入淮河口，傅永等在水口上遊二十裏“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趨淮，下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終於連夜趕到壽春城。元勰對傅永來援深為感激：“北望以久，恐洛陽難複可見。不意卿能至也。”[45]這也可見當時壽春魏軍數量寡少（可能尚不到萬人），才會對三千援兵如此倚重。
次年（景明二年，501年），元勰被征入朝，王肅繼任揚州刺史。[46]但此年七月王肅即病逝於壽春。任城王元澄繼任揚州刺史。[47]為了鞏固淮南，元澄實行了一些鼓勵軍心的政策。九月，魏廷宣布“免壽春營戶為揚州民”[48]，可見壽春駐防軍中多有賤民性質的營戶，這也是因為一年期蕃兵不易臨時征發，營戶的征集調動則比較便捷。從元勰、王肅到元澄駐防壽春的短短兩三年間，北魏挫敗了齊、梁軍隊的反攻（501年正是齊、梁易代之際），並逐漸向周邊地區擴張。 <h4>503—504年魏梁戰事</h4>
進占壽春之後，北魏獲得了在淮南的重要據點。按照孝文帝末年的趨勢正是向南方發動進攻的好機會。但在世宗即位之後的數年內，朝廷上層的矛盾衝突非常激烈，難以主動發起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過對於壽春這個在淮南的重要立足點，北魏上下的觀念卻非常一致，就是必須死守，不能放棄。在這種情況下，壽春駐防將帥的意見會對魏朝的決策產生較大影響。景明四年（503年）夏，元澄向朝廷報告：梁軍正在巢湖入長江的水口—東關修築堤壩，準備抬高巢湖水位，使其向北倒灌壽春：
澄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餘裏，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裏，眾庶惶惶，並懼水害……”[49]
這個判斷建立在對淮南地形缺乏了解的基礎上。因為巢湖所在的長江水係和淮河水係之間存在著分水嶺，即使人為抬高巢湖水位，也不可能使其北灌淮河。當然，梁軍此時有可能修築東關堤壩，抬高巢湖水位，那是為了使巢湖及其上遊河道的水深便於行船，以便向前線運送軍隊和補給。另外，魏軍占領壽春之後，梁軍勢必要防範其從水、陸兩路進向長江，也會主動鞏固巢湖（水道）、大峴（陸路）兩個方向的防務，營建城壘等。這些措施都刺激壽春魏軍產生了“大湖傾注”的恐懼，迫使其采取進一步攻勢。元澄這個表章果然引起了魏朝重視。這年六月：
詔發冀、定、瀛、相、並、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並壽陽先兵三萬，委澄經略。[50]
這裏調發的二萬人，應主要是一年期蕃兵。且調發季節周期也和孝文帝第二次南伐時的兩次調發相同，都是夏季發布調發詔令，八月（仲秋）在戰區集結完畢，乘秋冬季節展開攻勢，到明年夏季完成戰役行動，士兵複員回鄉或者由下一批蕃兵換防。另外，詔書還提到“壽陽先兵三萬”，比500年“詔壽春置兵四萬人”的詔書還少一萬，說明當初預定的部署計劃並未完全落實。
到八月，兩萬戍兵趕到之後，元澄部下有了五萬兵力，這是他進行對梁戰事的全部兵力。除了元澄揚州軍主攻巢湖、大峴方向之外，魏廷還任命元英為都督、征義陽諸軍事，負責攻擊義陽方向。這支部隊的數量不詳，可能略低於元澄所部，但得到了汝陰太守傅永所部的增援。
八月，東西兩線魏軍同時展開進攻。
東路，元澄所部主攻合肥和巢湖東關，為了防範梁軍自曆陽陸道來援，以一部兵力攻擊大峴山的梁軍城壘。事實證明，梁軍在合肥到東關一帶的兵力比較薄弱，並沒有堰水北灌的工程。但大峴山一帶守軍比較強大，顯然是為了防範魏軍陸路襲擊曆陽。元澄部攻占了大峴附近的數座城壘，並擊敗了前來增援的梁軍司馬明素所部。
正始元年（504年）二月，當元澄部在南方戰場獲勝時，鍾離方向的梁軍乘虛西進，試圖攻占壽春，[51]一度攻占壽春外城，留守魏軍倉皇固守內城。此時蕭寶夤所部受命增援淮南戰場，剛剛度過淮河，與壽春守軍合力驅逐了梁軍，解壽春之圍。此事引起北魏重視，元澄遂將攻擊方向轉為鍾離城。
北魏朝廷命令元澄做好計劃：如果鍾離城中缺糧，應爭取在三月之前攻克；不然延宕至四月淮河漲水，梁軍可以從水路增援，甚至繼續西上切斷壽春後路，必然導致淮南慘敗。但元澄堅持圍攻鍾離。梁軍張惠紹等護送糧食試圖增援鍾離，遭到魏軍迎擊，張惠紹被俘。[52]但不久天降大雨，淮水暴漲，增援梁軍陸續開到鍾離，元澄倉促撤軍，在班師回壽春途中遭到梁軍追擊，損失四千餘人。壽春方向的南伐至此結束。
西路，元英所部圍困義陽時，梁司州軍隊據城固守，曹景宗所部三萬餘人、馬仙琕所部萬餘人相繼趕來救援。魏軍在圍城的同時先後多次擊敗來援梁軍。至正始元年（504年）八月，義陽梁軍被迫投降，魏軍乘勢攻占周邊的山地關隘。[53]圍繞義陽的戰事跨越了正始元年整個夏季，但魏軍攻勢並未受到明顯影響，可能是因為義陽比鍾離處在淮河上遊，所以雨季漲水對義陽一帶的影響有限，加之魏軍占領著壽春，扼住梁軍溯淮河增援義陽之路，使梁軍隻能從陸路前往，運輸、行動能力都受到很大限製，使得義陽最終被攻克。
此次戰事，魏軍在淮南進占了合肥、義陽。這年年底，梁朝行梁州事夏侯道遷又投降北魏，魏軍得以占領漢中地區，梁州刺史邢巒甚至一度試圖進攻蜀地。魏梁的戰線已經推進到漢水、淮河以南，梁軍則固守淮河下遊南岸的鍾離、淮陰等城池。 第三節 505—506年蕭宏北伐與魏梁戰事<h4>梁軍的進攻部署</h4>
隨著梁武帝蕭衍統治的逐漸穩固，梁開始對北魏的南下勢頭進行遏製和反攻。北魏正始二年，梁天監四年（505年）十月，梁朝開始準備進行北伐，梁武帝之弟蕭宏被任命為北伐統帥。次年春，梁軍在淮南對魏軍展開全線攻勢，目標是將魏軍全麵逐出淮南，攻占彭城、壽春和義陽。梁軍的北伐序列是：東線，又分東西兩路：
東路，從鬱州島（梁青、冀二州）跨海攻占朐山（今連雲港），進而溯沂水北上青齊、兗州地區（即今蘇北、魯南地區）。這一路沒有大型城市或山河地理屏障，屬於策應性質。
西路，蕭昞、張惠紹部，自淮河溯泗水而上，攻擊淮陽、宿豫等城，最終目標是攻占彭城。中線，又分南北兩路：
北路，是蕭宏統帥的北伐主力軍，包含徐州刺史昌義之所部（駐鍾離），自鍾離向西水陸並進，指向壽春。
南路，豫州刺史韋叡自曆陽陸路北上，指向大峴、合肥方向，最終目標是與蕭宏會師，以鉗形攻勢夾擊壽春。
西線，號稱三萬軍隊從陸路進攻義陽。但這一路攻勢一直很弱，史書中提及也最少。
此外，其他地區（如漢水流域）的梁軍還進行過一些配合行動，但規模都不大。
關於梁軍投入此次北伐的兵力，史書沒有正麵記載。《南史》在記載蕭宏與諸將的對話中，曾提及其所部為“百萬之師”[54]，但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因為此前的東晉、宋、齊北伐，投入淮河流域的兵力從未超過十萬。即使梁武帝這次動員非常充分，也不可能超過二十萬人。且這些士兵分散在至少五個方向上，蕭宏本部軍的數量隻能更少。 <h4>魏軍的防禦和反擊</h4>
為應付梁軍攻勢，北魏最初是從邊境駐軍中互相調撥。三月，原駐防沔北地區的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被緊急調往東方，解救宿豫之圍。但到四月時，魏之荊州又遭到梁軍攻擊，由於州軍被調往東方戰場，魏廷隻能急調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所部迎擊，將這支梁軍擊敗，維持了魏軍對沔北的控製。
鑒於梁軍在淮河流域的攻勢日益增強，四月，魏廷任命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道諸軍事，率眾十萬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55]。元英的都督區雖然包含了揚、徐二州，但主要的作戰區域仍是以壽春為中心的揚州，對於稍東的徐州戰區少有直接指揮。另外，元英所領的“十萬”軍隊也未必是實數，因為北魏方麵並沒有這樣龐大的機動兵力。進入五月之後，淮河流域的魏軍節節敗退：
東線東路，六月，來自鬱州島的梁軍桓和部攻克朐山，並溯沂水北上，進入魯南山地，在山區設立據點，並招納當地民眾從軍。
東線西路，五月，梁軍張惠紹部攻克宿豫、下邳，向徐州治所彭城進軍。[56]魏廷任命正在丁憂的奚康生救援徐州，“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57]，羽林為禁軍騎兵，“騎、步甲士”則可能是沿途州郡及徐州可以抽調的兵力。可見在緊急動員的情況下，北魏方麵尚來不及詳細統計可以投入前線的具體兵力。奚康生部到徐州之後首戰擊敗梁軍，迫使其退保宿豫。彭城因此暫得保全。
中線南路，韋叡所部於五月攻克合肥，但不知何故，這路梁軍並沒有北上進攻壽春、策應北路蕭宏的攻勢。
中線北路，五月，蕭宏主力攻克梁城、逼近壽春。這引起了魏宣武帝的焦慮，他給元英的信中提及：魏軍將領對敵情判斷有誤、行動遲緩，才造成了如此被動局麵。如今動員起來的軍隊已經有十五萬人之多，但這些軍隊何時才能投入戰場？漫長的戰線上，又該以何處為重點？
詔英曰：“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圖。今眾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算安在？克殄之期，複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為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58]
《魏書》沒有收錄元英的回信，所以不知他對形勢做出了何種判斷。但隨後魏軍對徐、揚戰場采取了均等的重視。六月，邢巒被派往指揮東線徐、兗戰場，他曾在漢中與梁軍作戰，和元英一樣比較有對南方作戰的經驗。七月，隨著援軍陸續抵達壽春，元英開始正麵迎擊梁軍，魏軍在陰陵擊敗了一支梁軍先頭部隊，斬獲五千餘人，遏製了其向壽春進攻的勢頭。[59]此戰使蕭宏喪失鬥誌，屯兵梁城、洛口不進（洛口為洛澗水入淮之口，在壽春東）。
同在七月，北魏又“詔發定、冀、瀛、相、並、肆六州十萬人以濟南軍”[60]。這和以往大規模征發蕃兵的季節、方式完全相同。當進入八月之後，平南將軍、安樂王元詮受命“督後發諸軍以赴淮南”[61]，但元詮並沒有出現在前線指揮官序列之中，所以他的任務可能是將河北地區征發的十萬蕃兵送到壽春，交給元英指揮。
北魏援軍抵達前線之後，戰場形勢逐漸發生變化。轉折最先發生在東線，八月，邢巒軍隊擊敗了桓和所部，拔除了一係列據點，肅清了沂水流域的梁軍。邢巒部隨後移師徐州，與奚康生部合兵奪回了宿豫。梁軍張惠紹部棄城逃往淮南。東線的威脅基本解除。[62]宣武帝命邢巒“率二萬之眾渡淮”[63]，配合元英對蕭宏的戰事。但在九月邢巒部尚未渡淮之際，蕭宏便棄軍逃回江南，造成前方梁軍大潰敗，被魏軍“殺獲及溺死者將五萬”[64]。和南朝史書對兵力的習慣性誇張相比，《魏書》記載的這個數字是比較真實的。西路圍攻義陽的梁軍獲悉主力潰敗，也撤回境內。至此，梁軍的北伐以失敗告終。 <h4>元英進攻鍾離失敗</h4>
挫敗蕭宏主力之後，元英迅速向東推進，準備攻占鍾離城。按照元英的計劃，魏軍應乘勝擴大戰果，占領江淮之間的廣大地區，首先就要拔除鍾離。宣武帝為勝利所鼓舞，也同意了這個方案，並繼續命邢巒所部加入元英軍中。
但邢巒對此表示反對。他給宣武帝上表分析，淮南魏軍的糧秣不足，梁軍“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如果逐城攻取，勢必難以奏效，且鍾離、淮陰、廣陵等城池靠近敵境，即使攻克也難以長期保守。而元英所部將士經過夏、秋兩季的征戰，“疲弊死病”，戰鬥力削弱，不堪再戰。宣武帝似乎部分聽取了邢巒的意見，不再試圖全麵占領江北，但仍堅持攻占鍾離，他催促邢巒從速歸入元英序列。
邢巒再次上書陳述其意見。他說，淮南魏軍的糧食隻能維持八十天，無法維持長期圍困鍾離；前線士兵參戰時穿的都是夏裝，如今漸入冬季，尚無禦寒衣被。且鍾離有淮河天險作為屏障，之前孝文帝、元澄兩度進攻，都以失敗告終，此次也未見勝算。他還提出，如果堅持進攻淮南，不如大膽弄險，乘梁軍沒有準備之際“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反倒有可能得手。[65]此時元英所部已經開始圍攻鍾離。宣武帝見邢巒堅持己見，終於批準其回朝的請求。
守鍾離城的梁軍隻有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所部數千人。攻城魏軍共有十萬人，低於投入戰爭的總兵力，這可能是受後勤補給的製約。元英命令在淮河上建造了木橋（而非浮橋），以便物資運輸到鍾離城下，同時也阻隔梁軍艦隊從淮河來援。梁武帝派曹景宗救援鍾離，韋叡也受命從合肥趕赴鍾離，加入曹景宗部，據說參戰梁軍達二十萬之多。[66]雙方在鍾離城下連續激戰。
在淮南維持這樣的作戰規模仍是北魏的極大負擔。到冬末時，宣武帝已經不看好鍾離戰場（邢巒回朝之後，應當對宣武帝也產生了一些影響），他詔命元英準備班師，因為“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眾，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元英回信報告，當月鍾離一帶“霖雨連並，可謂天違人願”，但他堅持認為，到來年二月末或三月初時一定能夠克城。為了應對降雨和漲水，他要求加高淮河上的木橋，同時加緊造船，並增修一座浮橋以防不測。
隨著二人的書信往還，時間已經進入北魏正始三年（506年）春，元英預計的克城日期也逐漸推遲到四月末。但到三月底時，淮河突然漲水，梁軍戰艦乘水勢破壞了橋梁。與淮北交通斷絕引起了魏軍的驚恐，加之已連續作戰近一年，魏軍戰鬥力已極大削弱，在梁軍攻擊之下全線崩潰，紛紛棄營逃命，在梁軍追殺之下，“士眾沒者十有五六”[67]。元英與殘部逃回壽春。梁軍此次也吸取了元英的教訓，不再進攻壽春。此次魏梁大規模戰事宣告結束。 <h4>505—506年的魏梁戰事總結</h4>
此次戰事結束後，雙方態勢與開戰前變化不大。相對比較明顯的變化是梁軍奪回了合肥，阻斷了壽春魏軍南下之路，為曆陽的長江渡口提供了保障。雙方在戰爭中都暴露了一些弱點。
梁軍：在此次戰爭的兩個階段，即505年春夏的進攻和505年秋至明年夏的防禦階段，梁軍都有之前宋、齊對魏戰爭的先例。但在宏觀戰略和具體戰術方麵，此戰仍有較明顯特點。
此戰前期梁武帝最大的失策，就是以缺乏戰爭經驗的宗室蕭宏擔任前線統帥，其怯懦導致了梁軍坐失戰機和慘敗。第二階段的鍾離防禦作戰，沒有了無能宗室的掣肘，前線統帥曹景宗、韋叡等都是經驗豐富的將領，才實現了勝利。但梁武帝蕭衍並未從此戰吸取足夠的教訓。此後梁朝的北伐，也多以其子侄為統帥，極少有值得稱道的勝利。這是梁武帝總結了宋、齊易代的經驗，防範武將坐大而采取的製約手段—畢竟蕭衍本人也是從雍州刺史起兵奪權的。前線統帥無能，梁朝將領需要更多地按照皇帝的旨意行事，但梁武帝本人的軍事素質也不高。他在起兵奪權之前，曾經曆過兩次魏齊戰事，但都表現不佳（梁朝正史對蕭衍進行了不少粉飾，但仍無法掩蓋）。他起兵反對東昏侯蕭寶卷的戰事，僅在攻擊郢城上就耗時數月，其運籌能力和實戰經驗都比較平庸，隻是因為蕭寶卷更為昏庸無能，才使得蕭衍成功奪權。這一素質“短板”造成梁武帝執政數十年間的對外戰爭都無甚建樹。當然，蕭衍為帝有其所長，就是處理內政，特別是防範武人勢力崛起、消弭統治階級上層的衝突，使得梁朝維持了近半個世紀的安定局麵。但蕭衍最終被叛將侯景的數百人武裝以戲劇性的方式攻占都城，身死國滅，仍和他平生的這一“短板”有關。
戰術方麵，此次梁軍的經驗積累，主要表現在依托河流作戰的戰術運用方麵。在前期韋叡所部進攻合肥時，就先修堤堰提升肥水水位，[68]然後“起鬥艦，高與合肥城等”[69]，駛到城牆邊直接攻城。此舉比步兵的攻城器械效率高很多，所以順利攻克合肥。到梁軍解救鍾離之圍時，為了突破魏軍在淮河上的橋梁及木柵，也建造了和橋梁一樣高的戰艦，乘漲水破壞了魏軍橋梁。此後，以戰艦直接臨岸攻城的戰術（往往結合修築堤堰，以及使用“拍杆”毀壞城牆），在梁朝及陳朝的戰爭中得到了廣泛運用。築堰抬高上遊水位以便攻擊的戰術，在此後也應用得越來越廣，最極端的表現則是梁武帝在514—516年修築的截斷淮河的淮堰。
魏軍：從戰術和動員形式上，宣武帝時期的北魏軍隊已經習慣了在淮河流域的戰爭，其具體形式是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攻堅戰、守城戰。北魏在後方征發一年期戍兵的製度也已經定型，且與對南戰爭季節規律相吻合。
此次魏梁之戰北魏方麵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朝廷（皇帝）與前線統帥之間的溝通、協調。此前北魏皇帝大多有親臨戰場指揮的傳統，但從宣武帝開始皇帝不再離開都城，與前線統帥之間的聯係需要靠書信和特使傳達。後方朝廷要從維持戰事的資源、各戰略方向的均衡出發，進行綜合考量；前線統帥則隻關注局部戰場，且往往受到立功衝動的驅使，不惜將戰爭擴大化。宣武帝即位以來元澄、元英兩次兵敗鍾離，都是由此引發。
這一特點又和北魏的政治形勢、軍事特點有直接關係。自拓跋珪開國以來，北魏一直是君主集權的政治模式，邊防兵力、補給也都由朝廷統一籌措，由後方州郡供應，邊州將帥沒有擁兵自重的可能。而東晉、南朝邊境將帥（都督或刺史）獨立性相對較強，較多地依靠本轄區資源維持軍力。這使得南方將帥對於戰爭比較謹慎，以避免造成“自己的”力量損失。而對於北魏將帥，軍隊皆是國家所有，戰敗的損失與己並無切身關係（雖然可能受到降職等處分），戰勝則仕途順利，所以往往會貿然發起戰事。且北魏軍隊調動速度快，可以很快從後方援助前線，而南方水運緩慢，就沒有這種優勢，所以北魏的邊境將帥也更敢於發動攻勢，並向朝廷請求更多的兵力，最終釀成506年鍾離之戰式的大會戰。
505—506年的魏梁戰爭，是南北方在江淮之間戰事中最激烈、規模最大的一次。此後的魏宣武帝、明帝朝，雙方間還有一係列戰爭，但戰略戰術及動員方式再未有創新。作為孝文帝元宏的繼任者，宣武帝全盤接受了其改革成果，以及對南方政權的對峙、戰爭態勢。但元宏改革的負麵效果也在逐漸顯現，最嚴重的是重文輕武的風氣蔓延，終於導致六鎮士兵起義，瓦解了北魏統治。 <hr/>
[1] 《魏書·高祖紀下》：“六月丙戌，帝將南伐，詔造河橋。己醜，詔免徐、南豫、陝、岐、東徐、洛、豫七州軍糧。”（第172頁）這七州是臨近南齊的戰區，也是洛陽周邊地區，在將來的戰事或者遷都事業中，都是負擔較重的區域，免征軍糧的政策頗難理解。也許是考慮到大部隊會長期駐留這幾州，屆時將直接向當地居民籌措糧秣；也許是當地征發的士兵及民夫較多，本身就要形成對糧食的大量消耗。
[2] 《魏書·高祖紀下》，第172頁。
[3] 《北史》卷三《魏本紀第三》：“八月……己醜，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第110頁）《魏書》卷一百五《天象誌二》：“八月己醜，車駕發京師南伐，步騎三十餘萬。”（第2368頁）
[4] 《魏書·李衝傳》，第1186頁。
[5] 《魏書》卷四十七《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6] 《魏書》卷六十二《高道悅傳》，第1399頁。本傳沒有載此事具體時間，但此時任城王澄兼左仆射、吏部尚書，從其本傳的任職情況看，應是從太和十七年（493年）冬正在營建洛陽，到第一次真正南征班師之後的太和十九年（495年）夏，故應是494年之事。
[7] 《釋北魏高道悅墓誌》，《文物》1979年第9期。《漢魏南北朝墓誌匯編·北魏》，第104頁。墓誌此事之後才有“既而從縣洛中”，即正式遷都洛陽，亦可證此事應在494年。
[8] 以上見《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66頁。
[9] 以下關於進攻部署的引文見《魏書·高祖紀下》，太和十八年（494年），第175頁。
[10] 《魏書》卷十九下《元英傳》，第496頁；卷七十《劉藻傳》，第1550頁。
[11] 《魏書·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12] 《南齊書·魏虜傳》：“遣（王）肅與劉昶號二十萬眾，圍義陽”（第994頁）。按，攻義陽的魏軍不可能有這麽多。可能是因為蕭衍參與了解救義陽的援軍，而《南齊書》成於梁代，遂大大誇張了蕭衍的戰功，順便拔高了魏軍的數量。
[13] 《南齊書·魏虜傳》，第994頁。
[14] 《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九，第4375頁。
[15] 《魏書·高祖紀下》，第176頁；《魏書》卷九十八《島夷蕭道成傳附蕭鸞》，第2168頁。
[16] 《南齊書》卷五十一《張欣泰傳》，第883頁。
[17] 《魏書》卷五十九《劉昶傳》，第1308頁。
[18] 《魏書·盧玄傳附盧淵》，第1049頁。
[19] 《魏書·高閭傳》，第1208頁。
[20] 按，“獲”字後似有脫漏，而“願從容伊瀍”似是衍文，為誤抄上文高閭語所致。
[21] 以上見《魏書·李衝傳》，第1186頁。
[22] 《魏書·高祖紀下》，第182頁。
[23] 《南齊書·魏虜傳》，第997頁。
[24] 《南齊書·魏虜傳》，第998頁。
[25] 《南齊書》卷三十《曹虎傳》，第563頁。
[26] 《魏書》卷六十三《王肅傳》：“加都督豫、南兗、東荊、東豫四州諸軍事。”（第1409頁）
[27] 《南齊書·裴叔業傳》：“渦陽，虜南兗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裏。”（第870頁）
[28] 《南齊書·裴叔業傳》：“偽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第871頁）但據《魏書》卷二十一上《廣陵王羽傳》，元羽當時為青州刺史：“都督青齊光南青四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第550頁），不可能趕到渦陽。當時魏徐州刺史應為孝文帝之子、京兆王元愉，《魏書》卷二十二《京兆王愉傳》：“太和二十一年封。拜都督、徐州刺史”（第589頁）。但元愉年少，統兵者應另有其人。
[29] 《南齊書·裴叔業傳》，第871頁。
[30] 《魏書·王肅傳》，第1410頁。
[31] 《魏書·廣陵王羽傳》，載元宏此時給元羽的詩體信：“吾因天曆運，乘時樹功，開荊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勢臨荊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川。纂兵修律，俟秋方舉……”（第550頁）
[32] 《魏書·高祖紀下》，第184頁。
[33] 據《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一》，馬圈城在襄陽北三百裏，見第4462頁。
[34] 雖然邊界地區醴陽發生過蠻族酋長的叛變，引起雙方間規模不大的戰事，但在戰事結束之後，北魏的大臣向太後和元宏坦承：挑起戰端的是北魏一方，南齊的反應合乎道理，所以北魏應當主動遣使恢複兩國關係，馮太後和元宏也采納了這個意見。見《魏書》卷五十五《遊明根傳》，第1214頁。
[35] 《魏書·高祖紀下》：“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獲男女之口皆放還南”；“詔禁淮北之民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第176頁）。淮北之民即北魏境內之民，此舉是禁止北魏邊民借機劫掠齊境。
[36] 《魏書·高祖紀下》，第186頁。
[37]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66頁。
[38] 《南齊書·魏虜傳》，第994頁。
[39] 《魏書》卷七十一《裴叔業傳》，第1567頁。
[40] 《魏書》卷七十三《奚康生傳》，第1630頁。
[41] 《魏書·傅永傳》，第1552頁。
[42] 《魏書·奚康生傳》，第1630頁。
[43] 按，因為宣武帝初年北魏上層政治鬥爭極為激烈，《魏書·世宗紀》對這數年內地方刺史調動的記載幾乎闕如，隻能根據諸人本傳拚合。《魏書》卷二十一下《彭城王勰傳》：“景明初，蕭寶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內屬，詔勰都督南征諸軍事，餘官如故，與尚書令王肅迎接壽春……又詔勰以本官領揚州刺史。”故元勰應當是北魏在壽春的首任揚州刺史，見第578頁。
[44] 《魏書·世宗紀》，第192頁。
[45] 《魏書·傅永傳》，第1553頁。
[46] 《魏書·王肅傳》：“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引見勞之……尋以肅為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餘官如故。”（第1411頁）按，元勰離任、王肅繼任之間，元英曾短期代理揚州刺史，見《魏書·元英傳》：“司徒、彭城王勰鎮壽春……勰還，詔英行揚州。”（第496頁）當時可能是王肅和元勰一同回朝複命，由元英代理淮南事務。
[47] 《魏書·世宗紀》：景明二年“秋七月……壬戌，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王肅薨”（第194頁）。《魏書》卷五十九《蕭寶夤傳》：“景明二年至壽春之東城戍。戍主杜元倫推檢知實蕭氏子也，以禮延待，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澄以車馬侍衛迎之。”（第1313頁）可見王肅死後，元澄立即繼任。
[48] 《魏書·世宗紀》，第194頁。
[49]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71頁。
[50] 《魏書·任城王澄傳》，第472頁。
[51] 《魏書》隻載這支梁軍為薑慶真所部，未提及其來源。《梁書》則根本未載此事。但據《魏書·蕭寶夤傳》（第1314頁），蕭寶夤受命為東揚州刺史，駐防東城，而他渡過淮河時，東城已被梁軍攻占，可見薑慶真所部是從東方趕來，以當時形勢判斷，很可能來自鍾離城。
[52] 按，504年張惠紹被俘之事，在《梁書》中都無記載，但《魏書》的《元澄傳》《島夷蕭衍傳》等都有記載，且《元澄傳》詳細記載了魏朝同意放張惠紹還南的過程，應確有此事。505年梁軍北伐時，張惠紹亦在軍中。
[53]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4] 《南史》卷五十一《梁宗室上·蕭宏傳》，第1275、1276頁。
[55]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6] 這一路梁軍規模，《魏書》中有不同記載，《世宗紀》載“衍將蕭昞率眾五萬寇淮陽”（第201頁）。《奚康生傳》則載“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眾二萬，水陸俱進”（第1631頁）。實際蕭宏主力指向的是揚州（壽春），張惠紹和蕭昞的出擊方向相同，應是同一路。
[57] 《魏書·奚康生傳》，第1631頁。
[58] 《魏書·元英傳》，第499頁。
[59] 《魏書·世宗紀》：“戊子，中山王英大破衍徐州刺史王伯敖於陰陵。”（第203頁）《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六胡三省注，認為陰陵在全椒縣，見第4563頁。但全椒在建康對岸，此時魏軍絕對不可能運動到全椒。此陰陵應當在合肥以北，《梁書·韋叡傳》載其從合肥救援鍾離時，“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第223頁），可見此陰陵在合肥與鍾離之間。《水經注疏》卷三十《淮水》載淮水經過壽春之後，“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縣故城”（第2530頁）。可見此陰陵在壽春以東、鍾離以西。且《梁書·韋叡傳》載其攻占合肥後並未北上，所以陰陵這一路失敗的梁軍，應是來自蕭宏所部。台灣“三軍大學”《中國曆代戰爭史》關於此次魏梁之戰的地圖，對陰陵的方位標注是正確的。另，《魏書·世宗紀》所載之“徐州刺史王伯敖”，在《梁書》中卻找不到對應材料。因為梁有南、北徐州，此時的北徐州刺史是昌義之，正在蕭宏進攻壽春的主力軍中，南徐州刺史曆來由宗室重臣擔任，此時是豫章王蕭綜，且未參加此次北伐。
[60] 《魏書·世宗紀》，第203頁。
[61] 《魏書·世宗紀》，第203頁。
[62] 按，史書對於張惠紹部放棄宿豫的時間記載頗為混亂，《資治通鑒》卷一百四十六亦不加甄別，重複載入。胡三省注則認為是蕭宏主力在梁城潰敗之後，才引起張惠紹放棄宿豫。但據《魏書》卷六十五《邢巒傳》載魏宣武帝給邢巒的詔書：“淮陽、宿豫雖已清複，梁城之賊，猶敢聚結……”（第1444頁）可見在邢巒驅逐張惠紹、奪回宿豫時，梁城的蕭宏軍隊尚未敗退，當然，這兩事的時間差可能較短。這個記載來自當時詔書原文，應當比較可靠。
[63] 《魏書·邢巒傳》，第1444頁。
[64] 《魏書·元英傳》，第500頁。
[65] 以上見《魏書·邢巒傳》，第1445頁。
[66] 《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眾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眾軍二十萬以拒之。”（第223頁）卷十八《昌義之傳》則雲：“英果率其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眾數十萬，來寇鍾離。……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眾二十萬救焉”（第294頁）。可見梁軍方麵不太了解魏軍確切數量，做的估計也比較誇大。兩處都載梁軍總數二十萬，但這個數字也很可能有誇大，由於沒有別的史料，姑且從之。
[67] 以上見《魏書·元英傳》，第500—501頁。
[68] 此肥水不是流經壽春入淮的肥水，而是流經合肥入巢湖、長江，《水經注疏》卷三十二稱為施水，見第2690頁。
[69] 《梁書·韋叡傳》，第2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