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北魏政權中期的戰爭模式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從423年太武帝拓跋燾即位，到494年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本書劃分為北魏中葉。這時期北魏仍建都平城，逐步鞏固了對黃河以北地區的統治，吞並了周邊的北燕、赫連夏、北涼等割據政權，並試圖向河南、淮北地區推進。與此同步的，魏軍對南方作戰的軍隊中的步兵比例越來越高，這是北魏軍隊走向“中原化”的標誌之一。 第一節 拓跋燾時期魏軍的戰爭模式<h4>拓跋燾對夏、北燕等北方政權的戰爭</h4>
在北魏進占河南當年，拓跋嗣病死，其子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在拓跋燾在位的三十年中，對周邊政權發動了一係列戰爭。其中有對草原柔然人的純騎兵征討，也有內地方式的戰爭。總的來說，在拓跋燾時期，北魏軍隊仍保持著騎兵的傳統優勢地位，攻城及步兵作戰能力則比拓跋嗣末期的河南之戰逐漸有所提高。
赫連勃勃在陝北建立夏政權，吞並了被劉裕攻滅的後秦的主要疆域，他死後，赫連昌繼位，拓跋燾迅速對赫連夏政權展開了進攻。魏、夏之間是自北向南流的黃河。北魏始光三年（426年）九月，魏軍進攻，奚斤率四萬五千人、周幾率萬人從南線進軍：奚斤自平城進攻蒲阪，周幾則從洛陽向潼關進軍，準備合兵進攻關中；拓跋燾則率禁軍從北道西進，準備渡河攻擊夏都統萬城。
至十一月，奚斤所部尚被阻於蒲阪關之下。黃河北段因天寒突然封凍，拓跋燾聞訊，遂率二萬騎兵長途奔襲統萬。經過五天急行軍，魏軍進抵統萬城下。[1]赫連昌等猝不及防，出城迎戰被魏軍擊敗，夏軍遂閉城堅守。魏軍都是騎兵，沒有步兵進行攻城戰，也無輜重提供補給，隻在城外停留了一天，並分兵襲掠郊外，俘獲大量居民和牛馬，然後班師回平城。但統萬被圍困的消息傳到蒲阪前線，引起夏軍驚恐潰敗，奚斤所部遂乘勝進占長安，並與關中夏軍展開拉鋸戰。
拓跋燾認識到統萬城堅固難攻，遂命在陰山大規模伐木，製造攻城器械。次年（始光四年，427年）四月，北魏開始大規模動員，準備一舉攻滅赫連夏政權：
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為前候。[2]
為了攻破統萬，魏軍中以步兵占多數，三路主力軍隊中步兵占了兩路，其中一路三萬人專門運送攻城器械，可見魏軍做了長期圍困統萬城的準備。為了便於輜重通行，魏軍還在黃河上架設了浮橋。但在渡過黃河之後，魏帝拓跋燾仍率三萬騎兵先行。為了提高行軍速度，拓跋燾甚至命令將輜重留在中途，隻帶騎兵部隊輕裝前進。此舉引起下屬疑慮：
群臣鹹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
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裏，複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3]
在拓跋燾的計劃中，動用步兵和器械攻城是下策，因為攻城戰耗時頗長，統萬距離北魏疆界過遠，補給不便；但大量步兵和攻城器械的進軍會給赫連昌造成錯覺，以為魏軍推進速度必然緩慢。魏騎兵先至統萬城下時，夏軍會認為並非魏軍主力，可能因麻痹大意而出城作戰，正可借此機會一舉殲滅夏軍主力，使統萬城不攻自破。
五月底，拓跋燾騎兵進抵統萬附近，並分兵劫掠當地居民。赫連昌本來準備據城堅守，但得知趕到的魏軍騎兵數量較少、步兵主力尚遠時，遂於六月二日出城作戰，被魏軍騎兵擊敗，赫連昌逃奔，魏軍進占統萬。此後不久，赫連昌被魏軍俘獲。其弟赫連定稱帝，活動於隴山的上邽、平涼一帶，試圖尋機奪回故地。430年，赫連定與劉宋相約對北魏發起攻擊。拓跋燾遂決心解除赫連定威脅。
八月，拓跋燾自平城出發，先至統萬，於十一月進至平涼。赫連定以一部分兵力守平涼，自己帶部分兵力阻擊魏軍，被魏軍擊敗而逃。魏軍開始圍困平涼城，並掘塹壕防止其逃逸。至十二月，平涼夏軍出降，共計圍城二十六天。這應是魏軍一次比較成功的攻城戰。當然，平陽城規模並不大，夏軍也沒有做好堅守的準備，才使魏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克城。但魏軍仍為攻城付出了代價：魏軍製造攻城衝車並進行撞擊試驗，結果發生故障，深受拓跋燾喜愛的將領尉地幹被斷裂的繩索擊中肋部而死。[4]這是魏軍在“中原化”過程中的一幕不算順利的小插曲。
隨後，割據遼西的北燕馮文通政權成為北魏的攻擊目標。延和元年（432年），拓跋燾親征北燕。為了攻克北燕都城和龍，北魏先在幽州製造了大量攻城設備，並動用萬餘民夫將這些器械運往和龍。[5]七月，魏軍主力抵達和龍城下，征發當地三萬勞力掘塹築牆，進行圍困，並分兵襲掠燕境各地。和龍燕軍曾出城作戰，被魏軍擊敗，遂一心守城。魏軍圍攻至九月不能破城，由於天氣轉冷、補給困難被迫撤軍。此次圍城僅兩個月時間，說明魏軍尚缺乏在敵境持久作戰的信心。
此後數年內，魏軍多次以騎兵突襲的方式襲掠北燕境內，進攻時間都在夏季六七月間。[6]這種襲掠破壞了正在生長的莊稼，俘獲了大量人口，使北燕國力大為削弱。到太延二年（436年），拓跋燾再次派騎兵襲擊北燕，此次出擊的兵力並不多，隻有娥清、古弼率領的“精騎一萬”，以及北魏駐遼西的一些地方部隊。[7]拓跋燾大概並未部署攻克和龍的任務，但和龍城內發生叛亂，馮文通感到無力抵抗魏軍，遂逃亡至高麗境內，北燕全境被北魏占領。 <h4>430年宋魏河南之戰</h4>
拓跋燾在位時期曾與劉宋兩度發生大規模戰事。這兩次戰事都發生在河南地區，既和拓跋嗣晚年的宋魏河南之戰有一定繼承關係，又具有南北政權之間戰爭的普遍規律。
宋武帝劉義隆登基後一直試圖恢複被拓跋嗣占領的河南地區，將邊界推進到黃河一線。這一方麵是希望恢複漢魏故都洛陽，建立政治上的自信心；另一方麵則是希望通過固守黃河防線取得戰略安全。而這一時期的拓跋燾和北魏政權尚麵臨著北方柔然人的威脅，同時還要對東北、西北方的北燕、赫連夏等政權進行兼並戰爭，所以無法將全部國力用於對南方作戰。從宏觀的政治發展來看，北魏政權此時尚未全麵完成中原化，其政權組織結構也不適應在南方進行步兵為主的持久戰。所以，拓跋燾時期與劉宋的兩場戰事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雙方的戰略態勢和力量對比。
宋元嘉七年（430年）初，劉宋開始籌備收複河南之戰。在開戰之前，劉義隆曾派遣使者至北魏要求歸還河南舊地，並表示宋不準備向河北擴張。這個提議被拓跋燾斷然拒絕。拓跋燾判斷宋軍會趁雨季泛舟北上，所以沒有準備固守河南，而是待冬季封凍後再驅逐宋軍：
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發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8]
但對於宋軍是否會發動進攻，北魏內部尚有不同意見。徐州刺史叔孫建駐防河南，他派出一名僧人間諜到劉宋境內的彭城。僧人看到劉宋北境已經戒嚴，民間正在征發馬匹，三月間宋軍數萬人陸續抵達彭城，準備循泗水發起攻勢。[9]叔孫建將這個動向報告拓跋燾，並請求緊急增兵三萬，對尚未完成部署的宋軍發起主動進攻，挫敗其企圖。[10]報告送到平城時，深受拓跋燾信賴的侍中崔浩認為，宋軍憚於魏軍騎兵的威脅，不會主動發起進攻，叔孫建等是看到北方邊境將帥與柔然作戰，虜獲頗多，心生羨慕而希望挑起戰事。另外，崔浩也提到，行將進入夏季，不便在南線進行戰爭，即使開戰也應等到秋後。
此時北魏和柔然、赫連定都在進行戰爭，魏軍兵力頗為緊張，拓跋燾不想主動對劉宋作戰，遂準備采納崔浩的意見。但隨著宋軍的向北推進，叔孫建等南線將領頻頻告急，要求調河北軍隊增援河南，並在河北造船為河南輸送補給。由於多數臣僚都傾向於戰爭不可避免，拓跋燾最終批準了這個請求，並派遣來自南方的司馬楚之等到邊界上招募武裝。這說明拓跋燾對河南的戰事並未有明確計劃，也沒有堅持“斂戍相避”、先撤退再反擊的預想。
七月，宋軍到彥之艦隊溯泗水、清水而上逼近黃河，戰事遂不可避免。此時正當盛暑，所以魏軍沒有在河南進行防禦作戰，河南的四個主要據點碻磝、滑台、洛陽、虎牢守軍全部撤回黃河北岸。宋軍全麵占領河南，艦隊自清水駛入黃河，巡遊在西起潼關東至入海口的上千裏河段。
至十月，魏軍開始反攻，迅速攻克了洛陽、虎牢二城。此時黃河下遊尚未封凍，魏軍應當是乘船渡河。到彥之主力艦隊本集結於清水入黃河口一帶，見到魏軍攻勢凶猛，封凍期又將來臨，遂循濟水向青州方向撤退，隻留朱修之率萬餘宋軍固守滑台孤城。魏軍一麵圍困滑台，一麵追擊退卻的宋軍。到彥之主力急於撤退，焚毀舟艦徒步逃往彭城。劉義隆派遣檀道濟自彭城救援滑台，但沿途遭到魏軍阻擊，行進緩慢。到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城糧盡失守，朱修之及上萬名宋軍成為俘虜。宋軍這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和七年前拓跋嗣發動的進占河南之戰相比，430年的河南之戰宋軍表現更差，重兵駐防的滑台城也僅堅持了四個月。這一是因為宋軍已有上次失敗的教訓，對於在冬季固守黃河防線沒有信心；二則是宋軍從八月進占河南，到十月迎擊魏軍的反攻，隻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糧儲、城防等工作都不夠充分，當冬季臨近、水路運輸中斷時便難以堅守。
另外，在對宋軍展開反擊之際，魏帝拓跋燾還在親率禁軍征討關西的赫連定殘餘勢力。所以魏軍是在西、南兩線，對兩個政權同時進行戰爭，而且都獲得了勝利。這背後的直接原因，是魏軍一直在進行對柔然、赫連等勢力的戰爭，軍隊富有作戰經驗，拓跋燾及叔孫建等將帥的素質較高；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北魏此時已經統治了人口最稠密、經濟最發達的河北地區，深化了對漢地的統治，可以發掘出巨大的戰爭潛力，而且北魏還控製著以平城為中心的草原地區，維持著強大的騎兵戰鬥力。農業和草原地區兩種軍事資源的綜合，保障了拓跋燾時期對周邊的擴張戰爭。 <h4>450年宋魏之戰</h4>
到劉義隆和拓跋燾統治後期，北魏已兼並了北方諸割據政權，宋、魏之間的對峙和衝突更為直接。在440年代後期，北魏關中地區發生蓋吳武裝起事，劉宋試圖乘機向關中擴張，對蓋吳武裝多有援助。拓跋燾平定蓋吳之後，決心對劉宋進行報複性攻擊，遂揭開了450年宋魏大規模戰事的序幕。（關於此次戰役，可參考圖10）這一年度宋魏戰爭的特點是：
第一，投入兵力規模巨大，雙方幾乎都是傾國動員。
第二，地域廣。戰場自黃河直至長江，從東線的泗水流域到中線的汝水、穎水流域，再到西線的陝城—潼關方向，都有激烈戰事。
圖10 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和魏軍反攻示意圖
第三，南北雙方選擇戰機的季節階段性非常明顯。年初的春季是北魏的進攻階段；夏季，宋軍轉入反攻；到秋冬季，則是魏軍的更大規模反攻。一年之中，戰局因時令分成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月，拓跋燾率兵渡過黃河，先到洛陽巡視。二月，他對劉宋方麵“聲雲獵於梁川”[11]。劉義隆判斷魏軍可能會有騷擾攻勢，遂要求淮北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眾來，則拔民戶歸壽陽”[12]。但魏軍的行軍非常迅速。二月三日（甲午），拓跋燾尚在做遊獵姿態，[13]二十日（辛亥），魏軍已經突入劉宋境內。關於魏軍數量，《宋書·索虜傳》稱“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此數字大致不誤。宋軍邊防戍所來不及做出反應。汝水、穎水流域諸郡縣相繼失守。隻有汝水之濱的懸瓠城中有近千名士兵堅守，壽陽宋軍主力懾於魏軍威勢，不敢前往救援。[14]魏軍一麵分兵劫掠周邊郡縣，一麵圍攻懸瓠，采用了架設高樓射箭、用蝦蟆車運土填塹、衝車撞擊城牆等攻城戰術，甚至熔毀佛像製造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並搭人梯（肉薄）強行爬城，[15]但都被守城宋軍擊退。魏軍圍城共四十二天，進入四月之後，劉義隆派出的增援軍隊即將抵達，拓跋燾遂下令撤退，450年宋魏第一階段戰事結束。
在這一階段戰事中，北魏常備軍數量多且機動性強，優勢非常明顯，能在宋軍進行備戰之前迅速展開攻勢。當宋軍集結向戰場開進時，魏軍已擄掠了大量人口撤軍。另外，此次魏軍的攻勢比較集中，隻局限在淮河中遊以北，劉宋所謂“淮西六郡”地區。[16]但拓跋燾此次並未有向南推進邊界的全盤計劃，隻是準備進行一次劫掠作戰，所以戰事開始時間較晚，且懸瓠臨近淮河入夏較早，使得魏軍未能克城而退兵。
第二階段
為報複魏軍及恢複河南地區，劉義隆在此年夏發動大規模北伐。此次劉宋境內全麵動員，北伐軍主要分三路：
東線，王玄謨水師自彭城北上，準備自碻磝入黃河克複滑台，並進而占領虎牢、洛陽。
中線，隸屬於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的劉康祖所部從壽陽北上，準備與王玄謨水師合力攻占虎牢。
西線，隸屬於雍州刺史（隨王誕）的柳元景所部從襄陽北上，翻越伏牛山係之後進攻豫西的陝城等地，東與洛陽方向聯兵，西向潼關及關中擴展。
從進軍路線看，這次北伐和桓溫征前燕、劉裕征後秦頗為相似，都是以東線為主力，從泗水北上黃河；中線從壽陽進攻虎牢方向，和桓溫時的豫州刺史袁真所部，及劉裕時的檀道濟、王鎮惡所部的目標完全一致。隻有西線的雍州軍隊，在以往北伐中沒有從這個方向出擊的先例。因為這條路線需要翻山越嶺，過於艱險，也不能直接攻擊洛陽或者關中重地。但恰恰由於這個特征，北魏在豫西的防禦力量比較薄弱，使得這路宋軍取得的戰果最大。
當宋軍完成全麵動員，戰事開始之時已是七月，便於南方進攻的雨季已快結束。但劉義隆堅持發起攻勢。他的理由是泗水入黃河的航道暢通，[17]而當年桓溫和劉裕北伐時都要邊挖掘河道邊進軍，所以此次北伐有便利條件。
當北伐宋軍逼近魏境時，北魏將領希望向河南地區增兵抵抗宋軍進攻。但拓跋燾予以回絕：
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褲，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18]
拓跋燾所持意見，和二十年前劉義隆索要河南時完全一樣，即不與宋軍在夏季進行戰爭，寧可暫時放棄河南甚至河北，以空間換時間，待到秋冬再進行反擊。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黃河南岸的魏軍並未進行太多守城戰，在宋軍到來時紛紛棄城北撤。
當年夏天降水比較充沛，泗水、清水流量頗大，所以宋軍推進很快，幾乎未經戰事就占領碻磝，艦隊進入黃河。宋軍在碻磝城中繳獲了大量物資，甚至有公私糧儲七十餘萬斛（可供四萬人食用十個月），馬二百餘匹，[19]說明魏軍撤退頗為倉促而不是早有預備。聯係前引魏人強調的“緣河穀帛”，說明北魏在黃河兩側的農業地區征發的農產品較多，將其作為守城儲備物資。
但魏軍沒有放棄滑台，因為宋軍推進到這裏時已是八月，且滑台正當聯結黃河南北陸路交通的要道，對於魏軍即將進行的反擊戰有重要意義。所以拓跋燾親自率兵渡河增援滑台，從此開始第三階段的戰事。
第三階段
十月，拓跋燾率魏軍主力渡河。正在攻滑台的王玄謨倉皇撤退，在魏軍攻擊之下損失過萬，逃往青州地區。魏軍主力從滑台渡過黃河。據劉宋方麵的材料，趕赴河南的魏軍多達百萬，但實際應為四十多萬。[20]魏軍兵分多路向南進攻，西線從洛陽進往壽陽；東線循泗水（清水）兩岸南下，拓跋燾的中路則進往彭城。
到十一月，西線魏軍已經連克項城、懸瓠，圍困壽陽；東線和中線已經推進至彭城之下。最北方的碻磝城反而一直在宋軍控製之下。此時，從襄陽北上的西線宋軍柳元景部進展順利，擊敗魏軍占領陝城，切斷了關中與河南的交通線，並試圖向關中進軍。但東線大潰敗之後，西線的進展已經沒有意義，所以劉義隆命柳元景撤回了襄陽。
拓跋燾主力在彭城之下停留近一個月。拓跋燾試圖與劉義恭、劉駿二王直接見麵對話未果；魏軍也曾試圖攻城，但看到難以奏效之後，拓跋燾遂決意繼續南侵。十二月，魏軍各路渡過淮河，於半個月後進抵長江邊的瓜步山。劉義隆一麵加緊沿江防務，一麵遣使對拓跋燾示好，並承諾將與北魏皇室通婚。拓跋燾於次年正月初二退軍，450年的戰事遂告結束，此後的宋、魏邊境與開戰前基本相同。 <h4>北魏對南作戰特點：野戰與劫掠補給</h4>
此次魏軍南下，目的是對劉宋的北伐進行報複而非開拓疆土，所以注重推進的速度，並不花費時間和兵力攻擊宋軍嚴密防守的大城市。當魏軍抵達長江沿岸時，黃河邊的碻磝城，淮北的下邳、彭城，淮河上的壽陽、盱眙、山陽都在宋軍固守之下。[21]魏軍的主要戰術是利用野戰殲敵。宋軍以步兵為主，缺乏騎兵偵察能力，對魏軍騎兵到來往往猝不及防，所以宋軍的大多數失敗都發生在野戰之中。到彥之所部頓兵滑台城外，首先被拓跋燾擊潰。當魏軍向彭城方向進軍時，彭城派出馬文恭所部進行偵察警戒，但這支宋軍對魏軍的到來毫無察覺，被合圍攻擊，馬文恭“僅以身免”[22]。當王玄謨兵敗滑台時，中路北伐的宋軍劉康祖部八千人緊急撤回壽陽。這支部隊在南返途中被魏永昌王拓跋仁所部追擊合圍，幾乎全軍覆沒。[23]當魏軍全線渡過淮河時，劉義隆派臧質率一萬人北援彭城，行至盱眙附近，魏軍拓跋譚所部已經從上遊渡淮河，宋軍遂在盱眙城外分為三營據守，相繼被魏軍攻破，臧質隻帶七百人逃到盱眙城中。[24]
魏軍從黃河直抵長江，突入的縱深極大，糧秣供應幾乎全靠在戰區劫掠，所謂“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25]。由於難以攻破大城市，所以魏軍更依靠糧儲較多的宋軍小城或據點獲取補給。如在淮北作戰時，拓跋譚東路軍攻克宋軍在鄒山的屯糧據點，“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26]。主力渡過淮河之後，又繳獲了宋軍的“平越、石鱉二屯穀”[27]。這種“因糧於敵”的戰術，也是對敵軍後勤的破壞。在戰前拓跋燾給劉義隆的信中，聲稱魏軍的優勢是可以用騎兵活躍於宋軍百裏之內，將這個範圍內的“近有穀米，我都啖盡，彼軍複欲食啖何物，能過十日邪？”[28]但這種劫掠補給方式對戰區百姓民生的破壞極大，所謂“強者為轉屍，弱者為係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複鳴雞吠犬”[29]。正是宋人對這次戰爭的記憶。當魏軍連續數日無有虜獲時，也會因饑寒發生較大的非戰鬥減員。魏軍在淮南時，就因百姓的逃逸而“抄掠無所，人馬饑困”，班師途中曾試圖攻克盱眙以獲取糧食，但連續多日攻城不下，反而增加了傷亡。[30]劉宋方麵的史料稱“燾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31]。所言魏軍損失雖有一定誇張，但並非無中生有，這也是魏軍不重視後勤運輸的戰爭模式所致。
魏軍此次南征，雖然沒有將作戰重心放在攻城上，但仍針對戰區地理及敵軍特征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渡河工具。在拓跋燾率兵援助滑台時，為保障渡河，魏軍在黃河上架設了浮橋。[32]當魏軍推進到淮河時，則砍伐蘆葦、灌木，製作筏子渡河。[33]當時（十二月）水位較低、蘆葦幹枯易於漂浮。魏軍抵達長江北岸後為了威嚇劉宋，“伐葦結筏，示欲渡江”[34]，也引起了江東的驚恐。當然，在宋軍嚴密防範之下，長江並非“一葦可航”，長江天險對於形成南北分裂形勢仍有重要影響。到北魏北歸時，曾試圖攻陷淮河邊的盱眙城以獲取糧儲，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圍城土木工程，並試圖建造浮橋“以絕淮道”。首日浮橋被宋軍艦隊破壞，“明旦，賊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35]桁即浮橋，說明魏軍對浮橋的修複很快，防衛也頗嚴密。另外，在對南方軍隊作戰的過程中，魏軍也在總結各種應對戰術。拓跋燾此次南征時比較得意的一點，就是不再擔心南軍的“斫營”戰術，參見第一編步兵戰術章。 <h4>拓跋燾時代對南戰爭的總結</h4>
繼拓跋珪、拓跋嗣之後，拓跋燾在位近三十年時間，是北魏的新一輪大擴張時期。此時北魏擴張的重要特點是“重北輕南”。在北方，魏軍先後攻滅赫連夏、北燕、北涼等政權，將疆域推進至從遼東到河西的廣大地區。而在南方仍維持著拓跋嗣晚年奠定的疆域。拓跋燾雖對劉宋進行過兩次大規模戰爭，但主要是進行襲掠破壞，幾乎沒有占領新的領土。形成這種局麵的原因：
第一，諸北方政權對北魏的威脅最為直接。因為這些北方政權都緊臨北方草原，戰馬較多，擁有強大的騎兵，可以很快地襲掠北魏境內；而劉宋政權缺乏騎兵，軍隊調動依賴水運，行動遲緩，難以對北魏造成實質性威脅。
第二，夏、燕、涼等北方政權的轄境，和北魏的代北、河北地區在自然環境方麵非常相似，北魏可以輕易實現對這些地區的征服和統治；而宋魏交界地帶，即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經過連年戰亂，居民稀少，且淮河流域河道密布，不利於北魏騎兵作戰，所以魏軍缺乏向南擴張的動力。
第三，北魏政權自身特點所致。拓跋燾時期，北魏的政治重心仍是代北地區，其政權尚未完全適應對漢地的統治。這方麵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尚未實現對漢地民戶土地的精確登記和征收糧賦，隻能實行“宗主督護”[36]。這種統治方式的控製能力較弱，且提供的財賦、兵員都比較有限，難以進行大規模的以步兵為主的戰爭。而在淮河以南作戰必須依靠步兵攻城和長期駐防。
第四，拓跋燾本人的因素。他平生進行的戰爭多為親自出征，青壯年時更衝殺在戰場第一線，在對赫連夏、柔然等強敵作戰時都身先士卒，甚至幾經險境。《魏書·世祖紀》稱其“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劉宋方麵的史籍亦載其“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鬥，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37]。可見拓跋燾有意推崇遊牧族剽悍勇武的風習，這種風氣之下，北魏軍隊比較崇尚野戰，對曠日持久、更多依賴土木工程和機械設備的攻城守城戰術則不太倚重，所以對南方的戰爭缺乏興趣。
同樣，此時劉宋方麵也沒有進占河北地區、攻滅北魏的直接動力，或者說自知沒有這種可能性。那麽，雙方之間為何沒能進入和平狀態，反而數次發生大規模戰事？可能的原因有：
第一，對黃河沿岸的爭奪
在拓跋珪驅逐後燕、占領河北之後，魏軍順勢進占了黃河南岸的滑台等地，不過並未向南推進太深，其河南疆土隻是東西向的一條狹長地帶。十餘年後，劉裕出兵攻滅後秦，同時驅逐了黃河以南的魏軍，收複了這一地區。劉裕去世後魏軍乘機奪回了河南故地，並擴展到洛陽一帶。劉義隆時期的兩次大規模北伐，都是試圖奪取河南地區，將宋、魏邊界限定在黃河一線。而拓跋燾正要力保這一地區，對於向南擴張亦不太熱心，所以對劉宋的反攻也隻是恢複疆域原狀。
那麽宋魏雙方何以重視黃河南岸這段狹長地帶，都勢在必得？從精神層麵看，對劉義隆和拓跋燾來說，河南地帶都是其父曾經攻占的地區（對拓跋燾更可以追溯到祖父拓跋珪），事關朝廷顏麵，必須奪回或者力保。另外，自拓跋嗣以來魏軍又攻占了洛陽，洛陽作為漢魏舊都，對南朝君臣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征意義，所以一直試圖“光複”。現實層麵看，北魏不願放棄河南地帶的重要原因，是擔心河北的安全。河北地區，特別是河北南部（定、相、冀三州）是北魏最為富庶的地區，提供的財賦和步兵兵員最多。如果宋軍占領河南，將很容易對河北發起攻勢；退一步看，即使劉義隆無意進占河北，河北居民主體都是漢人，對於東晉南朝具有天然的親和力，當遭遇北魏苛政時很容易逃往河南。
劉宋出於防範魏軍南下襲擾的考慮，希望將邊界確定在黃河一線。這其實是借鑒的江南地區經驗，並不符合北方情況：南朝軍隊習慣行船和水戰，加之泗水、汴水可以貫通黃河與江淮水係，遂認為依靠水軍巡遊黃河便可遏製胡騎南下。但問題在於黃河和長江、淮河不同，冬季封凍不能行船，不再能阻遏魏軍。拓跋人還在活躍於代北、與匈奴劉部爭雄時，就經常乘冬季黃河結冰進入河套地區作戰，對這種季節規律在軍事上的運用非常熟悉。所以劉宋隻圖河南，不問河北的有限目標注定會落空。
第二，魏軍搶掠財富、人口的動機
在拓跋燾時代，北魏軍隊發動戰爭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搶掠。在對柔然、赫連夏、北燕、北涼、劉宋的戰爭中，魏軍都獲得了大量戰利品，除了參戰將士的個人搶掠所得，北魏還向將士分配公有戰利品，未參加戰事的留守軍隊也能獲得一定份額，拓跋燾時代的這類記載可謂比比皆是：
班軍實以賜將士，行、留各有差；
賜留台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
班軍實以賜留台百僚，各有差；
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各有差；
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
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
虜其（山胡）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
賜從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38]
此時北魏尚未有俸祿製度，對文武百官，特別是那些不能參與搶掠的文官們，朝廷能提供的報酬主要就是派發戰利品。這也和北魏政權的“中原化”尚不充分，沒有完備的戶籍、財稅製度有關。對劉宋政權的戰爭自然也會帶有這種劫掠目的。428年河南將帥發現宋軍有進攻趨勢，向朝廷請求增兵備戰時，崔浩則向拓跋燾建言，認為是南方將領為了搶掠自肥而挑起戰端：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39]
後來事實證明崔浩對戰局的判斷錯誤，此次宋軍北伐是劉義隆籌劃已久的行動。但崔浩說魏軍南北邊疆的將領都希望通過戰爭劫掠致富，則有普遍性。拓跋燾時期的對宋戰爭中，魏軍並沒有明顯的攻堅戰優勢。所以魏軍的搶掠對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時稱“生口”）。這些南朝人口不僅可以作為奴婢勞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較富裕，往往會出高價向北魏方麵贖買，這種記載在《魏書》及《宋書》《南齊書》中也很常見。所以魏軍在侵入宋地之後，劫掠人口的行為非常普遍。450年，魏軍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將擄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陽，一支來自彭城的宋軍騎兵襲擊了押解魏軍，“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雲：‘官軍痛與手！’”（“痛與手”即打得好之意）這一年拓跋燾在給劉義隆的信中，聲稱自己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貨詃引誘我邊民，募往者複除七年”，他還誇口自己這次南征擄獲的人口，遠高於被劉宋引誘過去的魏境人口，“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40]
第三，拓跋燾對異族政權和文化的好奇
如前所述，拓跋燾自覺繼承和發揚鮮卑族的尚武傳統，並且非常推崇草原民族馬上遊牧的生活方式，鄙視南朝士族階層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在450年，當他得知宋軍籌備北伐時，曾給劉義隆寫信，表達對南朝“生活方式”和宋軍戰鬥力的不屑：
彼（劉義隆）年已五十，未嚐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複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並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裏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41]
當北伐宋軍逼近魏境時，北魏將領希望向河南地區增兵，抵抗宋軍進攻。但拓跋燾予以回絕。他認為漢地暫時的得失對北魏政權的影響並不大，並且堅信拓跋騎兵會輕而易舉地挫敗宋軍攻勢：
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褲，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42]
此事僅載於《資治通鑒》，拓跋珪態度則和西漢叛臣中行說對匈奴單於的建議如出一轍，都是倡言遊牧族衣食、生活方式的獨特性和對漢地的優勢。
但另一方麵，拓跋燾對南朝的自然環境、社會風貌及劉宋上層的政治狀況，又抱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給劉義隆的信中，曾異想天開地提出和劉義隆交換領土：由劉義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則到江南生活：
自天地啟辟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劉義隆）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原注：傖人謂換易為博）。[43]
出於這種自信和好奇，在這一時期的宋魏關係中，不論宣戰還是通好，北魏始終是態度積極的一方，而劉宋態度則謹慎、警覺而曖昧。在430年宋魏之戰（劉宋方麵的所謂元嘉七年北伐）結束之後，拓跋燾主動“遣使通好”，並希望與劉宋皇室通婚，而劉義隆則“每依違之”，即既不敢回絕亦不願答應。
到450年的宋魏之戰，拓跋燾已年過四旬，他對南方的好奇感不僅沒有減退，而且變得更為強烈。這可能是他率領魏軍南下江淮的直接動力。當魏軍進抵彭城之下時，城中有劉義隆之弟江夏王劉義恭（太尉）、之子武陵王劉駿（安北將軍）駐防。拓跋燾登城南的戲馬台望城內，並派遣剛俘獲的劉宋軍官蒯應到城門下，向劉駿傳達問候，稱“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44]。劉駿派人出城送“酒二器，甘蔗百挺”，並向拓跋燾索要駱駝。宋將問蒯應：“虜主自來不？”蒯應答“來”，並“舉手指西南”，可見使臣相見場麵都在拓跋燾注視之下。次日，拓跋燾又到戲馬台，派使者李孝伯到彭城下贈送騾、駱駝、貂裘、葡萄酒等禮物給二王，並向宋方轉達：希望安北將軍劉駿能出城，拓跋燾“欲與安北相見”，且承諾不會攻城。此後，雙方使臣頻繁往來、交換禮物，拓跋燾甚至主動索要酒、柑橘、博具（賭具）、甘蔗、箜篌、琵琶、箏、笛等樂器及棋子，城內則盡量予以滿足。但劉宋二王始終未敢出城與拓跋燾見麵。拓跋燾遂命李孝伯向城中傳言：劉義恭、劉駿都還年輕，被困孤城難免驚恐，如果想派信使到江南，魏軍可以護送，甚至提供馬匹。這個提議被拒絕後，他又命使臣傳言：
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
拓跋燾的見麵要求始終未得到劉駿叔侄的響應，遂率魏軍渡過淮河，直抵長江邊，派使者向劉義隆贈送駱駝、名馬，並再次要求聯姻。劉義隆遣田奇回贈禮物：
燾得黃甘，即啖之，並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複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45]
拓跋燾當宋使之麵飲食劉義隆的贈品，可見其無畏與大度，這也是向劉宋方麵傳達其自信、坦蕩。此“世祖”即後來的孝武帝劉駿，可見拓跋燾在彭城之下數次要求與劉駿見麵，也是想為女擇婿。這段記載出自《宋書·魏虜傳》，當來自劉宋使臣見聞，真實且生動。但有意味的是，到了《魏書》中，這次的會見就變成了宋人求婚、拓跋燾不允：
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46]
魏收編著《魏書》時，已能見到沈約《宋書》，其《魏書·李孝伯傳》中李孝伯應對宋人的記載，就全抄自《宋書·張暢傳》。但何以這次江邊的會見就改為了劉宋方麵主動，而拓跋燾矜持？可能是北魏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之後，逐漸接受了漢代正統的禮儀觀念，所以當初拓跋燾直率、坦蕩的表現，在後人眼中卻變得粗野，隻好對史實進行改造文飾。 第二節 北魏進占淮北青齊與作戰模式轉型
由於拓跋燾時期戰爭頻繁，北魏國力消耗較大，拓跋濬繼位後較少發動大規模戰事。這和拓跋珪之後的拓跋嗣朝頗類似。再到獻文帝拓跋弘即位時，劉宋境內發生大規模內戰，邊防將帥紛紛倒向北魏，或者在南北政權之間搖擺。魏軍抓住這個機會，占領淮河以北及青齊地區。和450年拓跋燾對劉宋的戰爭相比，獻文帝時期的北魏政權及軍隊更加適應中原的戰爭形式。所以在這一輪戰事中（466—469年），北魏已經能較熟練地進行對城池的攻堅戰，後勤補給也更多地依靠後方運輸而非劫掠，可以維持較長時間的戰爭；同時，魏軍也能迅速地接管戰區的行政體係，進行有效管理。這些都保障了魏軍順利進占淮北、青齊地區並建立穩定的統治。下麵就對北魏進占淮北、青齊過程中的特點進行討論。 <h4>尉元的淮北戰事</h4>
465年，劉宋政權因前廢帝劉子業的昏亂和遇刺陷入內戰。魏天安元年，宋泰始二年（466年）九月，宋明帝劉彧平定了長江流域的反對勢力，開始進兵控製邊境州郡。徐州刺史薛安都（治彭城）、兗州刺史畢眾敬（治瑕丘）、汝南太守常珍奇（治懸瓠城）從未支持劉彧奪權，在朝廷方麵的軍事壓力之下，他們向北魏求降，並請求軍事援助。北魏遂兵分兩路：東路尉元領兵進占瑕丘、彭城；[47]西路西河公元石領兵進占懸瓠城。至十二月，由於投誠者的接應，兩路魏軍順利占領彭城、懸瓠。此時宋軍主力溯泗水而上試圖奪回彭城，所以這裏的戰事最為激烈。這年冬到次年春，尉元所部連續擊敗宋軍，斬俘數萬之多，並循泗水而下，進占宿豫、淮陽等城。
在進占彭城之後，尉元發現城內已久無存糧，居民“人有饑色”，於是向朝廷請求：從後方的冀、相、濟、兗四州運糧食到彭城，運輸方式則是用繳獲的宋軍船隻九百艘，經黃河、清水、泗水航道水運。獻文帝批準了這個方案。而且尉元所請求的不僅是軍糧，也包括“濟救新民”，即救濟當地民眾的糧食。[48]和450年魏軍南伐時在淮河南北的大肆搶掠相比，尉元的措施是一種根本性轉折，有利於爭取原敵占區的民心。在西線，魏軍進占懸瓠城之後，又繼續向南進攻汝陽，宋軍劉勔所部進行阻擊，繳獲魏軍運糧車多達一千三百輛。[49]魏軍從懸瓠向南擴張的勢頭由此被遏製，但這也說明，魏軍采用了自後方運輸軍糧補給的方式，不再倚重在戰區的劫掠。
尉元鞏固淮北占領區的另一個舉措，是盡量利用原來的地方官維持本地秩序，並盡量用勸降的方式爭取敵方官員。在接受劉宋的州刺史投降後，尉元多讓其繼續擔任原職，同時任命一名北魏軍官一起擔任刺史，共同管理地方政務。如薛安都投降後，北魏仍保留其徐州刺史之職，同時尉元也加徐州刺史，實際是薛安都協助尉元管理徐州；宋兗州刺史畢眾敬投降後，尉元任命魏中書侍郎李璨與其“對為東兗州刺史”（因為北魏原有兗州，治滑台，所以暫以瑕丘一帶為東兗州）；宋東徐州刺史張讜被勸降後，尉元又命魏“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50]。這種方式體現了對投誠敵將的信任，有利於平穩接管占領區政權。所以北魏此次順利占領淮北，且一直維持著比較穩定的統治。
北魏占領淮北之後，不僅以重兵駐守泗水上的彭城、汝水上的懸瓠等城。為了運送軍糧，還修築了從後方通往懸瓠城等地的驛路，並疏浚河道，使之便於水運。雖然北魏方麵沒有這方麵的直接記載，在《宋書》中卻有反映：劉宋方麵討論是否要奪回懸瓠等地，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提到了魏軍“開立驛道，據守堅城”，“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擁據數城，水陸通便”[51]。經過討論之後，劉宋方麵放棄了奪回淮北的打算。這說明魏軍的守城、補給能力比拓跋燾時期有了顯著提高，已經能夠堅守河南淮北的疆土。 <h4>慕容白曜的青齊戰事</h4>
和淮北相比，北魏進占青齊的過程更長。因為青齊地區比較富庶，距劉宋核心區較遠，受宋朝廷軍隊的壓力較小，所以這裏的州郡長官對於倒向北魏還是劉彧政權一度心懷猶豫、舉棋不定。魏廷獲悉青齊局勢不穩時，先派長孫陵等前鋒進入青州，隨後又派慕容白曜率主力騎兵五萬進軍。當慕容白曜所部自碻磝一帶渡過黃河後，青齊地區的劉宋官員又大多轉向了抗拒魏軍。於是魏軍對青齊隻能進行強攻。
青齊地區城壘較多，魏皇興元年（467年）春，慕容白曜所部首先攻克了巨野澤到黃河之間的無鹽、肥城、垣苗、麋溝、升城等城壘，打通了向彭城方向的水運航道。五月至八月間，為了策應尉元，防禦宋軍反攻，慕容白曜部向南推進到瑕丘一帶作戰。到秋季，慕容白曜重新沿濟水向青齊腹地推進。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據守曆城（今山東濟南市），兗州刺史劉休賓據守梁鄒城。魏軍遂築起長圍，同時對兩城進行圍攻，至次年（468年）二月，兩城難以支持，相繼投降。三月，魏軍開始築長圍圍困青州治所東陽城。至次年（469年）正月城破，刺史沈文秀被俘。至此，魏軍完全占領青齊地區。
從慕容白曜攻占青齊地區的過程可見，此時的魏軍已經能熟練進行長時間的圍城、攻城作戰。魏軍對升城、曆城、梁鄒、東陽都采取築牆長期圍困的戰術，圍城時間分別為三個、五個和十個月，如此長時間的圍城在以往魏軍戰史中從未有過，堪比劉裕伐南燕時圍困廣固城的記錄。魏軍占領青齊曆時兩年整，且中間經過了兩個本不適宜魏軍作戰的夏季，這次卻都未能阻滯魏軍的進攻態勢。
在慕容白曜進占青齊的過程中，兩名漢人僚佐，左司馬酈範和參軍韓麒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主要是建議對占領區采取懷柔政策，減少因濫殺和搶掠激起的反抗。當戰役初期，魏軍剛攻克無鹽城後，慕容白曜曾準備將城中人都變賣為奴婢，酈範則建議“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慕容白曜采納。[52]後魏軍攻擊升城受挫，傷亡較多，克城後慕容白曜曾試圖屠城泄憤，被韓麒麟勸止，“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53]，此後的戰事過程中，也沒有發生屠城和略買居民為奴婢之事。
在一係列的攻城戰中，酈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軍準備進攻肥城時，酈範向宋軍守將寫信勸降，使其不戰自潰。當魏軍開始圍攻曆城時，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亦從東陽“奉箋歸款，請軍接援”，慕容白曜曾準備派遣一部分軍隊前去，但酈範認為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東陽遠在後方，沈文秀也沒有迫切投降的理由，很可能是對魏軍的緩兵之計，如果一旦分兵，很容易兩處皆敗。所以應當集中力量攻克曆城，再逐步向東推進。這個意見被慕容白曜采納。[54]這種逐城攻克、步步為營的推進戰略，也和拓跋燾450年南征時繞過堅城、大縱深進軍的方式完全不同，保障了魏軍穩步進占青齊地區。
在酈範和韓麒麟的影響下，慕容白曜注意籠絡當地官民，接管地方行政體係來籌集軍需。在戰爭初期，魏軍主要是從攻克的宋軍營壘中獲取軍糧，如攻占肥城後，“獲粟三十萬斛”，進占垣苗城後，又“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但在繼續東進的過程中，魏軍轉而依靠接管原州郡體係來征收租賦供軍，所以比較注意對當地上層人士的籠絡。魏軍攻克升城之後，俘獲當地大族房法壽的家眷，慕容白曜“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55]，此舉換得房法壽投誠，被任命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房法壽的八個侄子也都被任命為占領區郡太守，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魏軍籌集糧餉。[56]到後來圍攻東陽期間，戰區這個冀州（北魏原有冀州在河北）提供了六十萬斛租糧，並製造了大量攻城器械。[57]占領區郡縣還繳納大量租絹為魏軍充當軍費，代替了以往魏軍靠劫掠為生的手段，使青齊地區雖經曆數年戰爭，但不致有太嚴重的破壞。[58] 第三節 北魏中期的步兵來源
在北魏中期的軍隊中，步兵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普通民戶中征發，士兵有固定的服役期（往往是一年），服役期滿後回鄉繼續務農。這是漢代，特別是西漢最為常見的兵役形式；另一種則是賤民身份的“營戶”參軍，這種士兵則沒有嚴格的服役期限，終生隨時有可能被征發參戰，且往往是世襲身份，子孫後代也不能脫籍。這是東漢末年內戰中曹操等軍閥開始實行的兵役製度，曆經魏晉延續至南北朝。下麵進行分類討論。 <h4>從民戶中征發的兵役</h4>
在文成帝即位之初，劉宋與北魏在漢中至關中地區展開爭奪。北魏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仇池鎮將皮豹子負責這個方向的對宋作戰。魏興安二年，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軍向漢中增兵運糧，準備展開攻勢，皮豹子向朝廷請求增援，列舉了駐防魏軍的薄弱之處，其中提到：
臣所領之眾，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眾，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59]
皮豹子所雲“民兵”性質不詳。“統萬、安定二鎮之眾”，應當是拓跋或其他北方民族的駐防騎兵，即職業化的鎮兵；而“長安之兵”則應是從關中民戶中征發的士兵。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服役時間。鎮兵服役沒有時間限製，所以駐防武都地區已經有三四年之久；普通民戶中征發之兵服役期為一年，所以皮豹子專門提到這些人服役已經超期一個月，下一批戍兵還沒有來換防（役過期月，未有代期）。從文句分析，所謂“衣糧俱盡，形顏枯悴”，也是形容來自長安等地的戍兵，而非統萬、安定的鎮兵。因為戍兵服役期短且非職業化，需要自備衣糧，朝廷較少向其提供補給，所以一旦超期服役，生活就十分窘迫，“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也是因為這些人的軍事素養、經驗不如鎮兵。從這個角度看，皮豹子所雲“民兵”，應是兼鎮兵和戍兵兩者而言，因為戍兵的戰鬥力差，在統帥看來幾乎難以稱得上兵，而隻能以“民”目之了。
另外，皮豹子還提到，有人向敵軍泄露了魏軍的情況，“稱台軍不多，戍兵鮮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台軍”是朝廷禁軍，“戍兵”此處應指統萬、安定的鎮兵，這些都是專業化的軍隊，而且很可能都是騎兵，戰鬥力強，但他們數量都比較少。“諸州雜人”則應是從關中民戶中征發的所謂“長安之兵”，這些人急於回家，所以皮豹子已不願稱之為“兵”了，和前文的“民兵”異曲同工。
皮豹子最終的要求，是“願遣高平突騎二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北魏朝廷批準了這個請求，宋軍因此未敢發起攻勢。[60]這來自高平鎮的二千援兵，性質和統萬、安定二鎮的鎮兵一樣，都是專業化的騎兵。從這個個案看，在仇池地區的駐防軍中來自朝廷禁軍和地方駐防軍序列的騎兵數量都比較少，但戰鬥力較強；來自普通民戶中征發的一年期步兵數量較多，但戰鬥力較差，北魏政府給他們提供的待遇也很低。
到獻文帝時期，北魏占領了青齊和淮北地區，將東線邊界推進到淮河附近。為了鞏固新占領的以彭城為中心的淮北地區，北魏更加倚重步兵和城池要塞防禦。因為這裏的地理環境、氣候更為接近南方，河汊水網地帶更適合步兵作戰。而且這裏距離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區更近，受南軍威脅更直接，魏軍一旦失去就難以奪回，這與黃河南岸的滑台、虎牢等城情況很不一樣。
就在北魏占領青齊和淮北之後不久，就有了從全國民戶中普遍征發兵役的記載。北魏延興三年（473年），“太上皇”拓跋弘準備乘劉宋政局不穩之機發動南伐，遂“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61]。可能因為拓跋弘和馮太後的權力之爭，此次南伐未能付諸實施。另外，每戶征收租糧五十石，數額很大，這是因為“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62]。所以每戶征收的租糧也三五十倍於正常民戶。在這種全國都是“大戶”的情況下，不知征發兵役依據的成丁數字如何統計。另，曾經參與占領淮北地區的老將尉元，在孝文帝時期曾上書，認為彭城地區的駐軍中，胡人士兵多且難於管理、經常叛亂，不如用漢族士兵代替：
……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勤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
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63]
按，尉元提到的兩名叛亂胡人都是“子都將”，地位較高。“呼延”為匈奴舊姓，“敕勤”也可能是敕勒異寫，這些人都屬於臣服於魏的北方民族成員，似應是騎兵兵種。“南豫州徙民之兵”，意思有些模糊。南豫州是魏在淮北地區設立的一個小州，本身不可能提供太多兵員，隻能是來自北方的士兵在此駐防，[64]“徙民之兵”可能是漢人罪犯充兵為營戶者。“中州鮮卑”則可能是駐防內地的拓跋騎兵。而在這一時期，彭城等前線重鎮的駐軍，已經逐漸由從農戶中征發的一年期戍兵組成（時稱蕃兵），說明尉元的意見得到了采納。這方麵最明顯的史料存在於《魏書·薛虎子傳》中。薛虎子從孝文帝太和初年任彭城鎮將、徐州刺史，駐防彭城長達十一年，他的軍隊中有大量來自征發民戶的士兵：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65]
薛虎子上書的目的，是認為戍兵們獨自保管十二匹絹，常因計劃不善而發生經濟困難，所以他建議由州鎮長官統一管理這些絹，購買耕牛農具，由戍兵們耕作屯田。當時朝廷批準了這個建議。可見這些士兵從家鄉帶來十二匹絹作為在戰區的衣食開支。薛虎子本傳還提到：“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可見這些士兵的服役期都是一年，所以每年都要有一輪士兵交接工作。
那麽，何以見得這中攜帶著絹的士兵都是從普通民戶中征發，而非來自職業性、終身性的部族騎兵，或者賤民營戶？在已經實行了三長製（黨族、閭、裏三級）的東魏時，宗室元孝友曾論及這種戍兵和絹的關係：
令製：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複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66]
元孝友的思路是：一百戶（一族）民眾之中，有閭長五人，鄰長二十人，這些人不服兵役，是很大的浪費；所以他建議，一百戶內隻設四位閭長，八位比長，就節約了十三人。每十二人繳納代役（貲）絹一匹，當時北魏戶籍上共有“二萬餘族”，即二百餘萬戶民眾，可多收二十四萬匹絹，供應一萬六千名士兵。可見服兵役或繳納代役絹，是“丁”（非賤民身份的成年男子）的義務。這種兵稱為“番兵”，一方麵因為他親身服役一年，代表了十二名家鄉的“丁”輪番服役一年；另外，這種兵每年都要“交代”即替換一次，也有輪番之意。薛虎子時每名戍兵帶十二匹絹，到元孝友時為十五匹絹供養一兵，可能是兵役製的細節變化，或者有州郡政府的克扣截留。
與薛虎子基本同時，太和初年宗室拓跋平原任齊州刺史。這裏與劉宋並不接壤，但距離較近，所以也有河北地區的戍卒駐防，拓跋平原對這些人待遇較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67]。到北魏後期，定州的一名官員負責送本州戍兵到荊州服役，乘機貪汙“兵絹四百匹”，可見士兵們都帶著絹赴前線。[68]北肅宗朝李韶曾任冀州刺史，政績較好。他去世下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塚，數日方歸”[69]，可見這些冀州戍兵都是普通民戶而非職業化的軍戶，所以對本州父母官有感情。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到，從孝文帝前期到世宗、肅宗朝（480—520年代），北魏在與劉宋政權交界的徐州、荊州地區，有大量來自河北地區的一年期戍兵（或稱為番兵）駐防。另外，到肅宗朝，宗室元澄曾建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70]說明當時亦用禁軍士兵駐防南線邊界，但元澄認為這些人應主要用於機動作戰，長期駐防則應用蕃兵。
薛虎子提出對戍兵們的絹“集中管理”的做法，似乎逐漸形成慣例，所以在北魏後期，南朝軍隊與魏軍作戰中經常繳獲大量絹布。比如498年魏軍與南齊軍裴叔業部戰於渦陽一帶，齊軍一戰獲勝，“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71]。次年，齊軍攻破魏軍據守的馬圈城，“（齊）官軍競取城中絹，不複窮追”[72]。506年，梁軍發動北伐，韋叡所部攻破魏軍的合肥城，“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73]。可見隻要魏軍駐防之處都會有大量的絹。對比拓跋燾末年的宋魏之戰（450年），宋軍王玄謨部占領碻磝城，也繳獲了魏軍大量物資，但其中沒有絹布。[74]可見經過460—490年代北魏的軍事轉型，駐防南方戰線的主力已變為以代役絹供養的步兵。 <h4>賤民性質的兵戶或營戶</h4>
在北魏中期，具有世襲賤民性質的兵戶（或稱營戶）越來越多。這些人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被征服地區、部族的民戶轉化而來；二是罪犯充軍代替刑罰。
拓跋燾末期為了防禦劉宋北伐，曾於450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編入軍隊作戰，已見前文。到拓跋濬在位的和平（460—465年）末年，冀州刺史源賀曾上書建議：“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75]獲得批準。源賀所任冀州是當時民戶稠密之地，亦在拓跋燾時以死罪補兵的三州之中。且源賀上書時未有重大戰事，所以這個政策應具有普遍性和長期性。
將征服地區的民戶作為軍戶，有一例證是原劉宋青州治所東陽的孤兒高聰。獻文帝初年魏軍占領青齊地區後，高聰隨當地人被遷入平城一帶，“與蔣少遊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後因同族官員高允向孝文帝推薦，方免除了兵戶身份。[76]這是在北魏上層有親屬援引的情況，對於更多的青齊兵戶，則難有這種脫籍機會。
賤民兵戶和平民一年期戍兵一起服役，承擔的作戰任務不會有太大區別。但在補給或立功獎勵方麵可能有所區別。488年魏軍對南齊作戰失利，齊軍攻克醴陽城。北魏朝廷“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大臣公孫邃（公孫表之孫）則向朝廷“奏為貴賤等級”，被孝文帝稱讚采納。[77]公孫邃是要求給曾被俘士兵的絹數有所區別，體現出貴賤之分。這種區分大概不會是軍官與士兵的官階之分，因為區區二十匹絹對於軍官來說無足掛齒，所以這裏要體現的應當還是賤民兵戶與平民戍兵之間的區別。
兵戶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點就是沒有固定服役期限，終身不能脫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詔令“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78]，是對老年兵戶的優免政策，但隻針對無子孫之人，如果有子孫則不能解除兵戶之籍，且子孫應繼續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齊的壽春（壽陽）城投降北魏，魏軍在此“置兵四萬人”駐防，這些軍隊中就包含部分兵戶賤民。次年，詔令“免壽春營戶為揚州民”[79]，因為壽春隔在淮南，處於南方蕭梁軍隊包圍中，局勢險惡戰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戶為民的政策激勵其戰鬥意誌。壽春戰事頻繁，不可能減少兵員數量，所以這些放免的營戶肯定還要繼續從軍，不過待遇有所提高。
在世宗朝長期擔任揚州刺史、駐防壽春的李崇，曾遇到一起士兵逃亡的案件，“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後其弟解思安“背役亡歸”[80]，似是逃回了家鄉。這說明罪犯充軍一直是壽春重要的兵員來源。同在世宗朝，官員徐紇因結黨營私被流放枹罕，似亦被充軍，當時慣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徐紇因捕捉這種逃役流兵滿五人被放歸。[81]這也說明充軍兵戶待遇低下，且終生難脫兵役，所以逃亡現象比較普遍。
除了漢人戰俘或罪犯淪為兵戶，柔然、敕勒等北方民族歸附北魏之後，如果再度叛變，也會被強製改編為營戶。前文已談及，太武帝時、孝文帝初年，都有這種北方部族被遷徙入內地為營戶。到孝文帝末期，高平、薄骨律二鎮的柔然（蠕蠕）一千餘戶又被遷徙到濟州黃河沿岸。[82]
除了義務製蕃兵和賤民兵戶，北魏時期還有將領臨時招募的誌願兵，這主要是針對從南朝逃亡過來的人士，如司馬金龍、劉昶、王肅等，北魏利用他們南伐時，往往允許他們自行招募一些士兵，主要針對的是南朝舊部。但這種誌願募兵在戰爭中起的作用很小。 <h4>兩種關於練兵的建議</h4>
自北魏建立以來，就受到北方草原柔然人的軍事威脅。所以從道武帝拓跋珪到獻文帝拓跋弘的六十餘年間，北魏經常以大規模騎兵部隊深入草原打擊柔然，並在秋冬季節駐防漠南防範柔然入侵。到獻文帝末和孝文帝初年，北魏防範柔然的戰略也在發生變化，逐漸不再以騎兵進行主動攻擊，而轉為用步兵駐防北部邊境。在獻文帝禪位於孝文帝之後不久，老將源賀就提出了新的防禦柔然的策略：
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
“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複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便。不可歲常舉眾，連動京師，令朝庭恒有北顧之慮也。”
事寢不報。[83]
源賀的建議是在北方邊境修築堡壘，以常備軍進行駐防和屯田。這種駐軍顯然是以步兵為主。但這個建議沒有得到拓跋弘的批準。可能拓跋弘不願放棄拓跋人傳統的騎兵戰術。但稍後幾年，漢人老臣高閭又重提築城防範柔然之策。按照高閭的論述，野戰是柔然人的特長，但攻城是其弱項，所謂“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按照這種觀念，北魏軍隊已經非常“中原化”了，難以在騎兵方麵與柔然爭長，隻能借助城壘進行防禦作戰。與源賀不同的是，高閭主張在北方六鎮以北修築一條千裏長城，截住柔然人的南下之路，而非僅固守一些點狀城池。按照高閭意見，在築城之前，先要訓練一支對抗柔然的軍隊：
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誌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槊。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84]
這支軍隊中習“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共四萬，應當就是“近州武勇四萬人”；習“騎槊”的二萬人是騎兵，應是“京師二萬人”，即禁軍騎兵序列。練兵之後，北方六鎮各出一萬軍人，與京師的六萬人合為十二萬，在八月的一個月間，修築千裏長城。但高閭上書也沒有得到明確答複，當時孝文帝尚幼，馮太後執政，顯然沒有推行這個龐大計劃的準備。源賀和高閭的建議雖然都未得到采納，但反映了當時魏軍中步兵已占多數。 <hr/>
[1] 《魏書》卷九十五《赫連昌傳》：“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第2057頁）卷四上《世祖紀上》：“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途中僅用五天。（見第71頁）
[2] 《魏書·世祖紀上》，第72頁。
[3] 《魏書·赫連昌傳》，第2058頁。
[4] 《魏書·尉眷傳附尉地幹》：“世祖將征平涼，試衝車以攻塚，地幹為索所罥，折脅而卒”（第659頁）。
[5] 《魏書·奚斤傳》，第700頁。
[6] 《魏書·世祖紀上》：延和二年（433年）六月，“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左仆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第82頁）。延和三年（434年）六月“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芟其禾稼，徙民而還”（第84頁）。
[7] 《魏書·世祖紀上》，第86頁。
[8] 《宋書·索虜傳》，第2331頁。另，《魏書·島夷劉裕傳》亦載：“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第2136頁）
[9] 《魏書·叔孫建傳》，第704頁。
[10] 《魏書·崔浩傳》：“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第819頁）這個“南藩諸將表”，應當就是叔孫建所上表。另，此處提到“河北流民在界上者”，說明在拓跋嗣末年進占河南之後，頗有河北漢人到河南地區謀生，這應當和北魏統治區相對安定有關係。
[11] 梁川所在不詳，《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認為是《魏書·地形誌上》的恒州梁城郡，見第3937頁。但彼梁城郡在代北，拓跋燾所欲獵之梁川在河南的宋魏邊界上，肯定不是一地。
[12] 《宋書·索虜傳》，第2344頁。
[13] 《魏書·世宗紀下》：“二月甲午，大搜於梁川”（第104頁）；《宋書》卷五《文帝紀》：“辛巳，索虜寇汝南諸郡”（第98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考異》認為《宋書》的辛巳為辛亥之誤，甚確，見第3938頁。
[14] 懸瓠城是宋汝南、新蔡二郡治所，距離劉宋的邊境重鎮壽陽、襄陽都有五百裏左右，但與壽陽間的地形比較平坦，與襄陽之間則有山地阻隔，所以懸瓠城及汝水流域多在壽陽將領的都督之下，當時駐防壽陽的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
[15] 《宋書》卷七十二《南平王鑠傳》，第1856頁。
[16] 淮西即淮北。六郡都是所謂“雙頭州郡”，即兩郡治所為一城，太守為一人。汝南、新蔡二郡，陳、南頓二郡，汝南、潁川二郡似分別都是這種雙頭郡。
[17] 《宋書·沈慶之傳》載劉義隆對沈慶之的指示：“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第1999頁）
[18]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頁。
[19] 《宋書·索虜傳》，第2350頁。
[20] 《宋書》卷七十六《王玄謨傳》：“虜主拓跋燾率大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當王玄謨被追究戰敗責任、準備處斬時，有人替他辯護說：“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第1974頁）大概是王玄謨等為掩飾戰敗之責誇大了魏軍數量。《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亦作：“魏主渡河，眾號百萬”（第3949頁）。但實際上北魏南征兵力遠低於此。據《宋書·張暢傳》，當拓跋燾進抵彭城之下時，曾派使臣蒯應與彭城守將對話。宋將問蒯應魏軍“士馬多少”，答“四十餘萬”。蒯應不至於故意少報魏軍兵力，所以四十多萬的數字比較可信，見第1600頁。聯係之前北魏進占河北後使臣對東晉雍州刺史楊佺期所言的魏軍伐燕兵力，可見北魏方麵使臣的言論都比較可信。當然，這也和拓跋珪、拓跋燾尚保留著塞北民族的直率有關。
[21] 王玄謨守碻磝到次年正月，魏軍已從長江邊班師時，王玄謨才主動棄城。
[22] 《宋書·索虜傳》，第2350頁。
[23] 《宋書·劉康祖傳》稱拓跋仁所部為八萬騎兵，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
[24] 見《宋書·索虜傳》。另，《魏書·世祖紀下》載：“將軍胡崇之等率眾二萬援盱眙。燕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第105頁）此次宋軍統帥為臧質，胡崇之隻是副將。另，據《宋書·索虜傳》，臧質所部為一萬人，幾乎全軍覆沒，則《魏書》對宋軍總數有高估，但殲敵數量基本無誤。
[25]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將此句改作“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意思更為清晰，見第3959頁。當然，魏軍指揮中心始終與後方保持著聯係，《宋書·索虜傳》：“（拓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鬥。”但士兵顯然享受不到這種來自後方的補給，見第2352頁。
[26] 《魏書》卷十八《臨淮王譚傳》，第418頁。
[27]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28]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
[29] 《宋書·索虜傳》，第2359頁。
[30]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31] 《宋書·索虜傳》，第2353頁。
[32] 《魏書》卷三十《安同傳》：“（安難）有巧思……從駕南征，造浮橋於河”（第716頁）。按此前五年，北魏已經在碻磝城下的黃河上架設了浮橋。這應當是和北魏試圖保有河南地區，以及這一地區的經濟恢複有一定關係。但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秋宋軍逼近碻磝時，魏軍肯定會拆毀這座浮橋。
[33] 《魏書·世祖紀下》：“十有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雚葦，泛筏數萬而濟。”（第104頁）卷十八《臨淮王譚傳》：“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第418頁）
[34] 《魏書·島夷劉裕傳》，第2139頁。
[35]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36] 即地方政府隻向若幹豪強大戶征稅，豪強再將稅額分攤到其控製的民戶中去，所以在孝文帝推行三長製、均田製之前，北魏對每“戶”征收的糧食數量，都比均田製後每戶的繳納數量高十倍以上。
[37] 《魏書·世祖紀下》，第107頁；《宋書·索虜傳》，第2330頁。
[38] 《魏書·世祖紀上》，第70—83頁。
[39] 《魏書·崔浩傳》，第819頁。
[40] 以上皆見《宋書·索虜傳》，第2345、2346頁。
[41]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個別標點有改動。
[42]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頁。
[43]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
[44] 以下引文皆見《宋書·張暢傳》，第1603—1604頁。
[45] 《宋書·索虜傳》，第2352頁。
[46] 《魏書·世祖紀下》，第105頁；《島夷劉裕傳附劉義隆》亦同。
[47] 關於尉元所部兵力，《魏書·島夷劉裕傳》：“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第2148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一“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第4123頁）。當以《魏書》為是。當然，魏軍占領彭城之後，和數萬宋軍多次激戰，應當又補充了兵力，但為史書失載。
[48] 《魏書》卷五十《尉元傳》，第1110頁。
[49] 《宋書》卷八十六《劉勔傳》，第2193頁。
[50] 《魏書·尉元傳》，第1112頁。
[51] 《宋書·劉勔傳》，第2194頁。
[52] 《魏書》卷四十二《酈範傳》，第949頁。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線懸瓠戰區，陸馥也受詔命撫慰新民：“擿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擿皆免之。百姓欣悅，民情乃定。”見《魏書》卷四十《陸俟傳附陸馛》，第904頁。可見到此次獻文帝初的宋魏戰爭時，不再大規模掠奪人口已經成為魏軍的一種普遍趨勢。
[53] 《魏書》卷六十《韓麒麟傳》，第1331頁。
[54] 《魏書·酈範傳》，第950頁。
[55] 《魏書》卷五十《慕容白曜傳》，第1117—1119頁
[56] 《魏書》卷四十三《房法壽傳》，第970頁。
[57] 《魏書·韓麒麟傳》，第1331頁。
[58] 《魏書·慕容白曜》：“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第1119頁）雖然有一定誇張的成分，但確實比拓跋珪、拓跋燾時代的戰爭要“文明”得多。
[59] 《魏書》卷五十一《皮豹子傳》，第1131頁。
[60] 《魏書·皮豹子傳》，第1131頁。
[61] 《魏書·高祖紀上》，第139頁。
[62] 《魏書》卷五十三《李衝傳》，第1180頁。
[63] 《魏書·尉元傳》，第1113頁。
[64] 《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附薛初古拔》：“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第942頁）這是南豫州見於北魏的最早記載，應主要為安置薛安都所部南方降人而設。
[65] 《魏書》卷四十四《薛虎子傳》，第996頁。
[66] 《魏書·臨淮王譚傳附元孝友》，第423頁。
[67] 《魏書》卷十六《河南王曜附平原》，第396頁。
[68] 《魏書》卷六十三《宋弁傳附宋鴻貴》，第1418頁。
[69] 《魏書》卷三十九《李寶傳附李韶》，第887頁。
[70] 《魏書》卷十九中《任城王澄傳》，第475頁。
[71] 《南齊書》卷五十一《裴叔業傳》，第871頁。
[72] 《南齊書·王敬則傳》，第491頁。
[73] 《梁書·韋叡傳》，第222頁。
[74] 《宋書·索虜傳》：“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粗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第2350頁）
[75] 《魏書》卷一百十一《刑罰誌七》，第2875頁。
[76] 《魏書》卷六十八《高聰傳》，第1520頁。
[77] 《魏書·公孫表傳附公孫邃》，第786頁。
[78]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63頁。
[79] 《魏書》卷八《世宗紀》，第194頁。
[80] 《魏書》卷六十六《李崇傳》，第1468頁。
[81] 《魏書》卷九十三《恩幸列傳·徐紇》，第2007頁。
[82] 《魏書·楊播傳附楊椿》，第1286頁。
[83] 《魏書》卷四十一《源賀傳》，第922頁。
[84] 《魏書·高閭傳》，第1201頁。
在北魏進占河南當年，拓跋嗣病死，其子太武帝拓跋燾繼位。在拓跋燾在位的三十年中，對周邊政權發動了一係列戰爭。其中有對草原柔然人的純騎兵征討，也有內地方式的戰爭。總的來說，在拓跋燾時期，北魏軍隊仍保持著騎兵的傳統優勢地位，攻城及步兵作戰能力則比拓跋嗣末期的河南之戰逐漸有所提高。
赫連勃勃在陝北建立夏政權，吞並了被劉裕攻滅的後秦的主要疆域，他死後，赫連昌繼位，拓跋燾迅速對赫連夏政權展開了進攻。魏、夏之間是自北向南流的黃河。北魏始光三年（426年）九月，魏軍進攻，奚斤率四萬五千人、周幾率萬人從南線進軍：奚斤自平城進攻蒲阪，周幾則從洛陽向潼關進軍，準備合兵進攻關中；拓跋燾則率禁軍從北道西進，準備渡河攻擊夏都統萬城。
至十一月，奚斤所部尚被阻於蒲阪關之下。黃河北段因天寒突然封凍，拓跋燾聞訊，遂率二萬騎兵長途奔襲統萬。經過五天急行軍，魏軍進抵統萬城下。[1]赫連昌等猝不及防，出城迎戰被魏軍擊敗，夏軍遂閉城堅守。魏軍都是騎兵，沒有步兵進行攻城戰，也無輜重提供補給，隻在城外停留了一天，並分兵襲掠郊外，俘獲大量居民和牛馬，然後班師回平城。但統萬被圍困的消息傳到蒲阪前線，引起夏軍驚恐潰敗，奚斤所部遂乘勝進占長安，並與關中夏軍展開拉鋸戰。
拓跋燾認識到統萬城堅固難攻，遂命在陰山大規模伐木，製造攻城器械。次年（始光四年，427年）四月，北魏開始大規模動員，準備一舉攻滅赫連夏政權：
治兵講武，分諸軍，司徒長孫翰、廷尉長孫道生、宗正娥清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將軍元太毗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真、執金吾桓貸、將軍姚黃眉步兵三萬部攻城器械，將軍賀多羅精騎三千為前候。[2]
為了攻破統萬，魏軍中以步兵占多數，三路主力軍隊中步兵占了兩路，其中一路三萬人專門運送攻城器械，可見魏軍做了長期圍困統萬城的準備。為了便於輜重通行，魏軍還在黃河上架設了浮橋。但在渡過黃河之後，魏帝拓跋燾仍率三萬騎兵先行。為了提高行軍速度，拓跋燾甚至命令將輜重留在中途，隻帶騎兵部隊輕裝前進。此舉引起下屬疑慮：
群臣鹹諫曰：“統萬城堅，非十日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步軍攻具，一時俱往。”
世祖曰：“夫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時俱往，賊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則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輕騎至其城下，彼先聞有步軍而徒見騎至，必當心閑，朕且羸師以誘之，若得一戰，擒之必矣。所以然者，軍士去家二千裏，複有黃河之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以是決戰則有餘，攻城則不足。”[3]
在拓跋燾的計劃中，動用步兵和器械攻城是下策，因為攻城戰耗時頗長，統萬距離北魏疆界過遠，補給不便；但大量步兵和攻城器械的進軍會給赫連昌造成錯覺，以為魏軍推進速度必然緩慢。魏騎兵先至統萬城下時，夏軍會認為並非魏軍主力，可能因麻痹大意而出城作戰，正可借此機會一舉殲滅夏軍主力，使統萬城不攻自破。
五月底，拓跋燾騎兵進抵統萬附近，並分兵劫掠當地居民。赫連昌本來準備據城堅守，但得知趕到的魏軍騎兵數量較少、步兵主力尚遠時，遂於六月二日出城作戰，被魏軍騎兵擊敗，赫連昌逃奔，魏軍進占統萬。此後不久，赫連昌被魏軍俘獲。其弟赫連定稱帝，活動於隴山的上邽、平涼一帶，試圖尋機奪回故地。430年，赫連定與劉宋相約對北魏發起攻擊。拓跋燾遂決心解除赫連定威脅。
八月，拓跋燾自平城出發，先至統萬，於十一月進至平涼。赫連定以一部分兵力守平涼，自己帶部分兵力阻擊魏軍，被魏軍擊敗而逃。魏軍開始圍困平涼城，並掘塹壕防止其逃逸。至十二月，平涼夏軍出降，共計圍城二十六天。這應是魏軍一次比較成功的攻城戰。當然，平陽城規模並不大，夏軍也沒有做好堅守的準備，才使魏軍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克城。但魏軍仍為攻城付出了代價：魏軍製造攻城衝車並進行撞擊試驗，結果發生故障，深受拓跋燾喜愛的將領尉地幹被斷裂的繩索擊中肋部而死。[4]這是魏軍在“中原化”過程中的一幕不算順利的小插曲。
隨後，割據遼西的北燕馮文通政權成為北魏的攻擊目標。延和元年（432年），拓跋燾親征北燕。為了攻克北燕都城和龍，北魏先在幽州製造了大量攻城設備，並動用萬餘民夫將這些器械運往和龍。[5]七月，魏軍主力抵達和龍城下，征發當地三萬勞力掘塹築牆，進行圍困，並分兵襲掠燕境各地。和龍燕軍曾出城作戰，被魏軍擊敗，遂一心守城。魏軍圍攻至九月不能破城，由於天氣轉冷、補給困難被迫撤軍。此次圍城僅兩個月時間，說明魏軍尚缺乏在敵境持久作戰的信心。
此後數年內，魏軍多次以騎兵突襲的方式襲掠北燕境內，進攻時間都在夏季六七月間。[6]這種襲掠破壞了正在生長的莊稼，俘獲了大量人口，使北燕國力大為削弱。到太延二年（436年），拓跋燾再次派騎兵襲擊北燕，此次出擊的兵力並不多，隻有娥清、古弼率領的“精騎一萬”，以及北魏駐遼西的一些地方部隊。[7]拓跋燾大概並未部署攻克和龍的任務，但和龍城內發生叛亂，馮文通感到無力抵抗魏軍，遂逃亡至高麗境內，北燕全境被北魏占領。 <h4>430年宋魏河南之戰</h4>
拓跋燾在位時期曾與劉宋兩度發生大規模戰事。這兩次戰事都發生在河南地區，既和拓跋嗣晚年的宋魏河南之戰有一定繼承關係，又具有南北政權之間戰爭的普遍規律。
宋武帝劉義隆登基後一直試圖恢複被拓跋嗣占領的河南地區，將邊界推進到黃河一線。這一方麵是希望恢複漢魏故都洛陽，建立政治上的自信心；另一方麵則是希望通過固守黃河防線取得戰略安全。而這一時期的拓跋燾和北魏政權尚麵臨著北方柔然人的威脅，同時還要對東北、西北方的北燕、赫連夏等政權進行兼並戰爭，所以無法將全部國力用於對南方作戰。從宏觀的政治發展來看，北魏政權此時尚未全麵完成中原化，其政權組織結構也不適應在南方進行步兵為主的持久戰。所以，拓跋燾時期與劉宋的兩場戰事並未從根本上改變雙方的戰略態勢和力量對比。
宋元嘉七年（430年）初，劉宋開始籌備收複河南之戰。在開戰之前，劉義隆曾派遣使者至北魏要求歸還河南舊地，並表示宋不準備向河北擴張。這個提議被拓跋燾斷然拒絕。拓跋燾判斷宋軍會趁雨季泛舟北上，所以沒有準備固守河南，而是待冬季封凍後再驅逐宋軍：
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複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發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8]
但對於宋軍是否會發動進攻，北魏內部尚有不同意見。徐州刺史叔孫建駐防河南，他派出一名僧人間諜到劉宋境內的彭城。僧人看到劉宋北境已經戒嚴，民間正在征發馬匹，三月間宋軍數萬人陸續抵達彭城，準備循泗水發起攻勢。[9]叔孫建將這個動向報告拓跋燾，並請求緊急增兵三萬，對尚未完成部署的宋軍發起主動進攻，挫敗其企圖。[10]報告送到平城時，深受拓跋燾信賴的侍中崔浩認為，宋軍憚於魏軍騎兵的威脅，不會主動發起進攻，叔孫建等是看到北方邊境將帥與柔然作戰，虜獲頗多，心生羨慕而希望挑起戰事。另外，崔浩也提到，行將進入夏季，不便在南線進行戰爭，即使開戰也應等到秋後。
此時北魏和柔然、赫連定都在進行戰爭，魏軍兵力頗為緊張，拓跋燾不想主動對劉宋作戰，遂準備采納崔浩的意見。但隨著宋軍的向北推進，叔孫建等南線將領頻頻告急，要求調河北軍隊增援河南，並在河北造船為河南輸送補給。由於多數臣僚都傾向於戰爭不可避免，拓跋燾最終批準了這個請求，並派遣來自南方的司馬楚之等到邊界上招募武裝。這說明拓跋燾對河南的戰事並未有明確計劃，也沒有堅持“斂戍相避”、先撤退再反擊的預想。
七月，宋軍到彥之艦隊溯泗水、清水而上逼近黃河，戰事遂不可避免。此時正當盛暑，所以魏軍沒有在河南進行防禦作戰，河南的四個主要據點碻磝、滑台、洛陽、虎牢守軍全部撤回黃河北岸。宋軍全麵占領河南，艦隊自清水駛入黃河，巡遊在西起潼關東至入海口的上千裏河段。
至十月，魏軍開始反攻，迅速攻克了洛陽、虎牢二城。此時黃河下遊尚未封凍，魏軍應當是乘船渡河。到彥之主力艦隊本集結於清水入黃河口一帶，見到魏軍攻勢凶猛，封凍期又將來臨，遂循濟水向青州方向撤退，隻留朱修之率萬餘宋軍固守滑台孤城。魏軍一麵圍困滑台，一麵追擊退卻的宋軍。到彥之主力急於撤退，焚毀舟艦徒步逃往彭城。劉義隆派遣檀道濟自彭城救援滑台，但沿途遭到魏軍阻擊，行進緩慢。到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城糧盡失守，朱修之及上萬名宋軍成為俘虜。宋軍這次北伐以慘敗告終。
和七年前拓跋嗣發動的進占河南之戰相比，430年的河南之戰宋軍表現更差，重兵駐防的滑台城也僅堅持了四個月。這一是因為宋軍已有上次失敗的教訓，對於在冬季固守黃河防線沒有信心；二則是宋軍從八月進占河南，到十月迎擊魏軍的反攻，隻有兩個月的準備時間，糧儲、城防等工作都不夠充分，當冬季臨近、水路運輸中斷時便難以堅守。
另外，在對宋軍展開反擊之際，魏帝拓跋燾還在親率禁軍征討關西的赫連定殘餘勢力。所以魏軍是在西、南兩線，對兩個政權同時進行戰爭，而且都獲得了勝利。這背後的直接原因，是魏軍一直在進行對柔然、赫連等勢力的戰爭，軍隊富有作戰經驗，拓跋燾及叔孫建等將帥的素質較高；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北魏此時已經統治了人口最稠密、經濟最發達的河北地區，深化了對漢地的統治，可以發掘出巨大的戰爭潛力，而且北魏還控製著以平城為中心的草原地區，維持著強大的騎兵戰鬥力。農業和草原地區兩種軍事資源的綜合，保障了拓跋燾時期對周邊的擴張戰爭。 <h4>450年宋魏之戰</h4>
到劉義隆和拓跋燾統治後期，北魏已兼並了北方諸割據政權，宋、魏之間的對峙和衝突更為直接。在440年代後期，北魏關中地區發生蓋吳武裝起事，劉宋試圖乘機向關中擴張，對蓋吳武裝多有援助。拓跋燾平定蓋吳之後，決心對劉宋進行報複性攻擊，遂揭開了450年宋魏大規模戰事的序幕。（關於此次戰役，可參考圖10）這一年度宋魏戰爭的特點是：
第一，投入兵力規模巨大，雙方幾乎都是傾國動員。
第二，地域廣。戰場自黃河直至長江，從東線的泗水流域到中線的汝水、穎水流域，再到西線的陝城—潼關方向，都有激烈戰事。
圖10 劉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攻魏和魏軍反攻示意圖
第三，南北雙方選擇戰機的季節階段性非常明顯。年初的春季是北魏的進攻階段；夏季，宋軍轉入反攻；到秋冬季，則是魏軍的更大規模反攻。一年之中，戰局因時令分成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
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正月，拓跋燾率兵渡過黃河，先到洛陽巡視。二月，他對劉宋方麵“聲雲獵於梁川”[11]。劉義隆判斷魏軍可能會有騷擾攻勢，遂要求淮北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眾來，則拔民戶歸壽陽”[12]。但魏軍的行軍非常迅速。二月三日（甲午），拓跋燾尚在做遊獵姿態，[13]二十日（辛亥），魏軍已經突入劉宋境內。關於魏軍數量，《宋書·索虜傳》稱“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此數字大致不誤。宋軍邊防戍所來不及做出反應。汝水、穎水流域諸郡縣相繼失守。隻有汝水之濱的懸瓠城中有近千名士兵堅守，壽陽宋軍主力懾於魏軍威勢，不敢前往救援。[14]魏軍一麵分兵劫掠周邊郡縣，一麵圍攻懸瓠，采用了架設高樓射箭、用蝦蟆車運土填塹、衝車撞擊城牆等攻城戰術，甚至熔毀佛像製造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並搭人梯（肉薄）強行爬城，[15]但都被守城宋軍擊退。魏軍圍城共四十二天，進入四月之後，劉義隆派出的增援軍隊即將抵達，拓跋燾遂下令撤退，450年宋魏第一階段戰事結束。
在這一階段戰事中，北魏常備軍數量多且機動性強，優勢非常明顯，能在宋軍進行備戰之前迅速展開攻勢。當宋軍集結向戰場開進時，魏軍已擄掠了大量人口撤軍。另外，此次魏軍的攻勢比較集中，隻局限在淮河中遊以北，劉宋所謂“淮西六郡”地區。[16]但拓跋燾此次並未有向南推進邊界的全盤計劃，隻是準備進行一次劫掠作戰，所以戰事開始時間較晚，且懸瓠臨近淮河入夏較早，使得魏軍未能克城而退兵。
第二階段
為報複魏軍及恢複河南地區，劉義隆在此年夏發動大規模北伐。此次劉宋境內全麵動員，北伐軍主要分三路：
東線，王玄謨水師自彭城北上，準備自碻磝入黃河克複滑台，並進而占領虎牢、洛陽。
中線，隸屬於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的劉康祖所部從壽陽北上，準備與王玄謨水師合力攻占虎牢。
西線，隸屬於雍州刺史（隨王誕）的柳元景所部從襄陽北上，翻越伏牛山係之後進攻豫西的陝城等地，東與洛陽方向聯兵，西向潼關及關中擴展。
從進軍路線看，這次北伐和桓溫征前燕、劉裕征後秦頗為相似，都是以東線為主力，從泗水北上黃河；中線從壽陽進攻虎牢方向，和桓溫時的豫州刺史袁真所部，及劉裕時的檀道濟、王鎮惡所部的目標完全一致。隻有西線的雍州軍隊，在以往北伐中沒有從這個方向出擊的先例。因為這條路線需要翻山越嶺，過於艱險，也不能直接攻擊洛陽或者關中重地。但恰恰由於這個特征，北魏在豫西的防禦力量比較薄弱，使得這路宋軍取得的戰果最大。
當宋軍完成全麵動員，戰事開始之時已是七月，便於南方進攻的雨季已快結束。但劉義隆堅持發起攻勢。他的理由是泗水入黃河的航道暢通，[17]而當年桓溫和劉裕北伐時都要邊挖掘河道邊進軍，所以此次北伐有便利條件。
當北伐宋軍逼近魏境時，北魏將領希望向河南地區增兵抵抗宋軍進攻。但拓跋燾予以回絕：
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褲，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18]
拓跋燾所持意見，和二十年前劉義隆索要河南時完全一樣，即不與宋軍在夏季進行戰爭，寧可暫時放棄河南甚至河北，以空間換時間，待到秋冬再進行反擊。在這個指導思想之下，黃河南岸的魏軍並未進行太多守城戰，在宋軍到來時紛紛棄城北撤。
當年夏天降水比較充沛，泗水、清水流量頗大，所以宋軍推進很快，幾乎未經戰事就占領碻磝，艦隊進入黃河。宋軍在碻磝城中繳獲了大量物資，甚至有公私糧儲七十餘萬斛（可供四萬人食用十個月），馬二百餘匹，[19]說明魏軍撤退頗為倉促而不是早有預備。聯係前引魏人強調的“緣河穀帛”，說明北魏在黃河兩側的農業地區征發的農產品較多，將其作為守城儲備物資。
但魏軍沒有放棄滑台，因為宋軍推進到這裏時已是八月，且滑台正當聯結黃河南北陸路交通的要道，對於魏軍即將進行的反擊戰有重要意義。所以拓跋燾親自率兵渡河增援滑台，從此開始第三階段的戰事。
第三階段
十月，拓跋燾率魏軍主力渡河。正在攻滑台的王玄謨倉皇撤退，在魏軍攻擊之下損失過萬，逃往青州地區。魏軍主力從滑台渡過黃河。據劉宋方麵的材料，趕赴河南的魏軍多達百萬，但實際應為四十多萬。[20]魏軍兵分多路向南進攻，西線從洛陽進往壽陽；東線循泗水（清水）兩岸南下，拓跋燾的中路則進往彭城。
到十一月，西線魏軍已經連克項城、懸瓠，圍困壽陽；東線和中線已經推進至彭城之下。最北方的碻磝城反而一直在宋軍控製之下。此時，從襄陽北上的西線宋軍柳元景部進展順利，擊敗魏軍占領陝城，切斷了關中與河南的交通線，並試圖向關中進軍。但東線大潰敗之後，西線的進展已經沒有意義，所以劉義隆命柳元景撤回了襄陽。
拓跋燾主力在彭城之下停留近一個月。拓跋燾試圖與劉義恭、劉駿二王直接見麵對話未果；魏軍也曾試圖攻城，但看到難以奏效之後，拓跋燾遂決意繼續南侵。十二月，魏軍各路渡過淮河，於半個月後進抵長江邊的瓜步山。劉義隆一麵加緊沿江防務，一麵遣使對拓跋燾示好，並承諾將與北魏皇室通婚。拓跋燾於次年正月初二退軍，450年的戰事遂告結束，此後的宋、魏邊境與開戰前基本相同。 <h4>北魏對南作戰特點：野戰與劫掠補給</h4>
此次魏軍南下，目的是對劉宋的北伐進行報複而非開拓疆土，所以注重推進的速度，並不花費時間和兵力攻擊宋軍嚴密防守的大城市。當魏軍抵達長江沿岸時，黃河邊的碻磝城，淮北的下邳、彭城，淮河上的壽陽、盱眙、山陽都在宋軍固守之下。[21]魏軍的主要戰術是利用野戰殲敵。宋軍以步兵為主，缺乏騎兵偵察能力，對魏軍騎兵到來往往猝不及防，所以宋軍的大多數失敗都發生在野戰之中。到彥之所部頓兵滑台城外，首先被拓跋燾擊潰。當魏軍向彭城方向進軍時，彭城派出馬文恭所部進行偵察警戒，但這支宋軍對魏軍的到來毫無察覺，被合圍攻擊，馬文恭“僅以身免”[22]。當王玄謨兵敗滑台時，中路北伐的宋軍劉康祖部八千人緊急撤回壽陽。這支部隊在南返途中被魏永昌王拓跋仁所部追擊合圍，幾乎全軍覆沒。[23]當魏軍全線渡過淮河時，劉義隆派臧質率一萬人北援彭城，行至盱眙附近，魏軍拓跋譚所部已經從上遊渡淮河，宋軍遂在盱眙城外分為三營據守，相繼被魏軍攻破，臧質隻帶七百人逃到盱眙城中。[24]
魏軍從黃河直抵長江，突入的縱深極大，糧秣供應幾乎全靠在戰區劫掠，所謂“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為命”[25]。由於難以攻破大城市，所以魏軍更依靠糧儲較多的宋軍小城或據點獲取補給。如在淮北作戰時，拓跋譚東路軍攻克宋軍在鄒山的屯糧據點，“獲米三十萬以供軍儲”[26]。主力渡過淮河之後，又繳獲了宋軍的“平越、石鱉二屯穀”[27]。這種“因糧於敵”的戰術，也是對敵軍後勤的破壞。在戰前拓跋燾給劉義隆的信中，聲稱魏軍的優勢是可以用騎兵活躍於宋軍百裏之內，將這個範圍內的“近有穀米，我都啖盡，彼軍複欲食啖何物，能過十日邪？”[28]但這種劫掠補給方式對戰區百姓民生的破壞極大，所謂“強者為轉屍，弱者為係虜，自江、淮至於清、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複鳴雞吠犬”[29]。正是宋人對這次戰爭的記憶。當魏軍連續數日無有虜獲時，也會因饑寒發生較大的非戰鬥減員。魏軍在淮南時，就因百姓的逃逸而“抄掠無所，人馬饑困”，班師途中曾試圖攻克盱眙以獲取糧食，但連續多日攻城不下，反而增加了傷亡。[30]劉宋方麵的史料稱“燾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31]。所言魏軍損失雖有一定誇張，但並非無中生有，這也是魏軍不重視後勤運輸的戰爭模式所致。
魏軍此次南征，雖然沒有將作戰重心放在攻城上，但仍針對戰區地理及敵軍特征采取了一些保障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渡河工具。在拓跋燾率兵援助滑台時，為保障渡河，魏軍在黃河上架設了浮橋。[32]當魏軍推進到淮河時，則砍伐蘆葦、灌木，製作筏子渡河。[33]當時（十二月）水位較低、蘆葦幹枯易於漂浮。魏軍抵達長江北岸後為了威嚇劉宋，“伐葦結筏，示欲渡江”[34]，也引起了江東的驚恐。當然，在宋軍嚴密防範之下，長江並非“一葦可航”，長江天險對於形成南北分裂形勢仍有重要影響。到北魏北歸時，曾試圖攻陷淮河邊的盱眙城以獲取糧儲，進行了規模較大的圍城土木工程，並試圖建造浮橋“以絕淮道”。首日浮橋被宋軍艦隊破壞，“明旦，賊更方舫為桁，桁上各嚴兵自衛……”[35]桁即浮橋，說明魏軍對浮橋的修複很快，防衛也頗嚴密。另外，在對南方軍隊作戰的過程中，魏軍也在總結各種應對戰術。拓跋燾此次南征時比較得意的一點，就是不再擔心南軍的“斫營”戰術，參見第一編步兵戰術章。 <h4>拓跋燾時代對南戰爭的總結</h4>
繼拓跋珪、拓跋嗣之後，拓跋燾在位近三十年時間，是北魏的新一輪大擴張時期。此時北魏擴張的重要特點是“重北輕南”。在北方，魏軍先後攻滅赫連夏、北燕、北涼等政權，將疆域推進至從遼東到河西的廣大地區。而在南方仍維持著拓跋嗣晚年奠定的疆域。拓跋燾雖對劉宋進行過兩次大規模戰爭，但主要是進行襲掠破壞，幾乎沒有占領新的領土。形成這種局麵的原因：
第一，諸北方政權對北魏的威脅最為直接。因為這些北方政權都緊臨北方草原，戰馬較多，擁有強大的騎兵，可以很快地襲掠北魏境內；而劉宋政權缺乏騎兵，軍隊調動依賴水運，行動遲緩，難以對北魏造成實質性威脅。
第二，夏、燕、涼等北方政權的轄境，和北魏的代北、河北地區在自然環境方麵非常相似，北魏可以輕易實現對這些地區的征服和統治；而宋魏交界地帶，即黃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區經過連年戰亂，居民稀少，且淮河流域河道密布，不利於北魏騎兵作戰，所以魏軍缺乏向南擴張的動力。
第三，北魏政權自身特點所致。拓跋燾時期，北魏的政治重心仍是代北地區，其政權尚未完全適應對漢地的統治。這方麵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尚未實現對漢地民戶土地的精確登記和征收糧賦，隻能實行“宗主督護”[36]。這種統治方式的控製能力較弱，且提供的財賦、兵員都比較有限，難以進行大規模的以步兵為主的戰爭。而在淮河以南作戰必須依靠步兵攻城和長期駐防。
第四，拓跋燾本人的因素。他平生進行的戰爭多為親自出征，青壯年時更衝殺在戰場第一線，在對赫連夏、柔然等強敵作戰時都身先士卒，甚至幾經險境。《魏書·世祖紀》稱其“臨敵常與士卒同在矢石之間，左右死傷者相繼，而帝神色自若。是以人思效命，所向無前”。劉宋方麵的史籍亦載其“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鬥，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胄”[37]。可見拓跋燾有意推崇遊牧族剽悍勇武的風習，這種風氣之下，北魏軍隊比較崇尚野戰，對曠日持久、更多依賴土木工程和機械設備的攻城守城戰術則不太倚重，所以對南方的戰爭缺乏興趣。
同樣，此時劉宋方麵也沒有進占河北地區、攻滅北魏的直接動力，或者說自知沒有這種可能性。那麽，雙方之間為何沒能進入和平狀態，反而數次發生大規模戰事？可能的原因有：
第一，對黃河沿岸的爭奪
在拓跋珪驅逐後燕、占領河北之後，魏軍順勢進占了黃河南岸的滑台等地，不過並未向南推進太深，其河南疆土隻是東西向的一條狹長地帶。十餘年後，劉裕出兵攻滅後秦，同時驅逐了黃河以南的魏軍，收複了這一地區。劉裕去世後魏軍乘機奪回了河南故地，並擴展到洛陽一帶。劉義隆時期的兩次大規模北伐，都是試圖奪取河南地區，將宋、魏邊界限定在黃河一線。而拓跋燾正要力保這一地區，對於向南擴張亦不太熱心，所以對劉宋的反攻也隻是恢複疆域原狀。
那麽宋魏雙方何以重視黃河南岸這段狹長地帶，都勢在必得？從精神層麵看，對劉義隆和拓跋燾來說，河南地帶都是其父曾經攻占的地區（對拓跋燾更可以追溯到祖父拓跋珪），事關朝廷顏麵，必須奪回或者力保。另外，自拓跋嗣以來魏軍又攻占了洛陽，洛陽作為漢魏舊都，對南朝君臣具有強烈的政治象征意義，所以一直試圖“光複”。現實層麵看，北魏不願放棄河南地帶的重要原因，是擔心河北的安全。河北地區，特別是河北南部（定、相、冀三州）是北魏最為富庶的地區，提供的財賦和步兵兵員最多。如果宋軍占領河南，將很容易對河北發起攻勢；退一步看，即使劉義隆無意進占河北，河北居民主體都是漢人，對於東晉南朝具有天然的親和力，當遭遇北魏苛政時很容易逃往河南。
劉宋出於防範魏軍南下襲擾的考慮，希望將邊界確定在黃河一線。這其實是借鑒的江南地區經驗，並不符合北方情況：南朝軍隊習慣行船和水戰，加之泗水、汴水可以貫通黃河與江淮水係，遂認為依靠水軍巡遊黃河便可遏製胡騎南下。但問題在於黃河和長江、淮河不同，冬季封凍不能行船，不再能阻遏魏軍。拓跋人還在活躍於代北、與匈奴劉部爭雄時，就經常乘冬季黃河結冰進入河套地區作戰，對這種季節規律在軍事上的運用非常熟悉。所以劉宋隻圖河南，不問河北的有限目標注定會落空。
第二，魏軍搶掠財富、人口的動機
在拓跋燾時代，北魏軍隊發動戰爭的重要動機之一就是搶掠。在對柔然、赫連夏、北燕、北涼、劉宋的戰爭中，魏軍都獲得了大量戰利品，除了參戰將士的個人搶掠所得，北魏還向將士分配公有戰利品，未參加戰事的留守軍隊也能獲得一定份額，拓跋燾時代的這類記載可謂比比皆是：
班軍實以賜將士，行、留各有差；
賜留台文武生口、繒帛、馬牛各有差；
班軍實以賜留台百僚，各有差；
校數軍實，班賜王公將士各有差；
生口、財畜，班賜將士各有差；
虜獲生口，班賜將士各有差；
虜其（山胡）妻子，班賜將士各有差；
賜從者及留台郎吏已上生口各有差……[38]
此時北魏尚未有俸祿製度，對文武百官，特別是那些不能參與搶掠的文官們，朝廷能提供的報酬主要就是派發戰利品。這也和北魏政權的“中原化”尚不充分，沒有完備的戶籍、財稅製度有關。對劉宋政權的戰爭自然也會帶有這種劫掠目的。428年河南將帥發現宋軍有進攻趨勢，向朝廷請求增兵備戰時，崔浩則向拓跋燾建言，認為是南方將領為了搶掠自肥而挑起戰端：
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群。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既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為國生事，非忠臣也。[39]
後來事實證明崔浩對戰局的判斷錯誤，此次宋軍北伐是劉義隆籌劃已久的行動。但崔浩說魏軍南北邊疆的將領都希望通過戰爭劫掠致富，則有普遍性。拓跋燾時期的對宋戰爭中，魏軍並沒有明顯的攻堅戰優勢。所以魏軍的搶掠對象主要是村落、小城中的人口（時稱“生口”）。這些南朝人口不僅可以作為奴婢勞作、出售，而且如果其在南方家族比較富裕，往往會出高價向北魏方麵贖買，這種記載在《魏書》及《宋書》《南齊書》中也很常見。所以魏軍在侵入宋地之後，劫掠人口的行為非常普遍。450年，魏軍入侵河南、淮北之地，將擄掠的人口集中在汝陽，一支來自彭城的宋軍騎兵襲擊了押解魏軍，“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雲：‘官軍痛與手！’”（“痛與手”即打得好之意）這一年拓跋燾在給劉義隆的信中，聲稱自己這次南伐的原因是宋朝“以貨詃引誘我邊民，募往者複除七年”，他還誇口自己這次南征擄獲的人口，遠高於被劉宋引誘過去的魏境人口，“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40]
第三，拓跋燾對異族政權和文化的好奇
如前所述，拓跋燾自覺繼承和發揚鮮卑族的尚武傳統，並且非常推崇草原民族馬上遊牧的生活方式，鄙視南朝士族階層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在450年，當他得知宋軍籌備北伐時，曾給劉義隆寫信，表達對南朝“生活方式”和宋軍戰鬥力的不屑：
彼（劉義隆）年已五十，未嚐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複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並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裏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41]
當北伐宋軍逼近魏境時，北魏將領希望向河南地區增兵，抵抗宋軍進攻。但拓跋燾予以回絕。他認為漢地暫時的得失對北魏政權的影響並不大，並且堅信拓跋騎兵會輕而易舉地挫敗宋軍攻勢：
魏群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褲，何用綿帛！展至十月，吾無憂矣。”[42]
此事僅載於《資治通鑒》，拓跋珪態度則和西漢叛臣中行說對匈奴單於的建議如出一轍，都是倡言遊牧族衣食、生活方式的獨特性和對漢地的優勢。
但另一方麵，拓跋燾對南朝的自然環境、社會風貌及劉宋上層的政治狀況，又抱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在450年給劉義隆的信中，曾異想天開地提出和劉義隆交換領土：由劉義隆到平城建都，自己則到江南生活：
自天地啟辟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劉義隆）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原注：傖人謂換易為博）。[43]
出於這種自信和好奇，在這一時期的宋魏關係中，不論宣戰還是通好，北魏始終是態度積極的一方，而劉宋態度則謹慎、警覺而曖昧。在430年宋魏之戰（劉宋方麵的所謂元嘉七年北伐）結束之後，拓跋燾主動“遣使通好”，並希望與劉宋皇室通婚，而劉義隆則“每依違之”，即既不敢回絕亦不願答應。
到450年的宋魏之戰，拓跋燾已年過四旬，他對南方的好奇感不僅沒有減退，而且變得更為強烈。這可能是他率領魏軍南下江淮的直接動力。當魏軍進抵彭城之下時，城中有劉義隆之弟江夏王劉義恭（太尉）、之子武陵王劉駿（安北將軍）駐防。拓跋燾登城南的戲馬台望城內，並派遣剛俘獲的劉宋軍官蒯應到城門下，向劉駿傳達問候，稱“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44]。劉駿派人出城送“酒二器，甘蔗百挺”，並向拓跋燾索要駱駝。宋將問蒯應：“虜主自來不？”蒯應答“來”，並“舉手指西南”，可見使臣相見場麵都在拓跋燾注視之下。次日，拓跋燾又到戲馬台，派使者李孝伯到彭城下贈送騾、駱駝、貂裘、葡萄酒等禮物給二王，並向宋方轉達：希望安北將軍劉駿能出城，拓跋燾“欲與安北相見”，且承諾不會攻城。此後，雙方使臣頻繁往來、交換禮物，拓跋燾甚至主動索要酒、柑橘、博具（賭具）、甘蔗、箜篌、琵琶、箏、笛等樂器及棋子，城內則盡量予以滿足。但劉宋二王始終未敢出城與拓跋燾見麵。拓跋燾遂命李孝伯向城中傳言：劉義恭、劉駿都還年輕，被困孤城難免驚恐，如果想派信使到江南，魏軍可以護送，甚至提供馬匹。這個提議被拒絕後，他又命使臣傳言：
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
拓跋燾的見麵要求始終未得到劉駿叔侄的響應，遂率魏軍渡過淮河，直抵長江邊，派使者向劉義隆贈送駱駝、名馬，並再次要求聯姻。劉義隆遣田奇回贈禮物：
燾得黃甘，即啖之，並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為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複相犯秋毫。”又求嫁女與世祖……[45]
拓跋燾當宋使之麵飲食劉義隆的贈品，可見其無畏與大度，這也是向劉宋方麵傳達其自信、坦蕩。此“世祖”即後來的孝武帝劉駿，可見拓跋燾在彭城之下數次要求與劉駿見麵，也是想為女擇婿。這段記載出自《宋書·魏虜傳》，當來自劉宋使臣見聞，真實且生動。但有意味的是，到了《魏書》中，這次的會見就變成了宋人求婚、拓跋燾不允：
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46]
魏收編著《魏書》時，已能見到沈約《宋書》，其《魏書·李孝伯傳》中李孝伯應對宋人的記載，就全抄自《宋書·張暢傳》。但何以這次江邊的會見就改為了劉宋方麵主動，而拓跋燾矜持？可能是北魏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之後，逐漸接受了漢代正統的禮儀觀念，所以當初拓跋燾直率、坦蕩的表現，在後人眼中卻變得粗野，隻好對史實進行改造文飾。 第二節 北魏進占淮北青齊與作戰模式轉型
由於拓跋燾時期戰爭頻繁，北魏國力消耗較大，拓跋濬繼位後較少發動大規模戰事。這和拓跋珪之後的拓跋嗣朝頗類似。再到獻文帝拓跋弘即位時，劉宋境內發生大規模內戰，邊防將帥紛紛倒向北魏，或者在南北政權之間搖擺。魏軍抓住這個機會，占領淮河以北及青齊地區。和450年拓跋燾對劉宋的戰爭相比，獻文帝時期的北魏政權及軍隊更加適應中原的戰爭形式。所以在這一輪戰事中（466—469年），北魏已經能較熟練地進行對城池的攻堅戰，後勤補給也更多地依靠後方運輸而非劫掠，可以維持較長時間的戰爭；同時，魏軍也能迅速地接管戰區的行政體係，進行有效管理。這些都保障了魏軍順利進占淮北、青齊地區並建立穩定的統治。下麵就對北魏進占淮北、青齊過程中的特點進行討論。 <h4>尉元的淮北戰事</h4>
465年，劉宋政權因前廢帝劉子業的昏亂和遇刺陷入內戰。魏天安元年，宋泰始二年（466年）九月，宋明帝劉彧平定了長江流域的反對勢力，開始進兵控製邊境州郡。徐州刺史薛安都（治彭城）、兗州刺史畢眾敬（治瑕丘）、汝南太守常珍奇（治懸瓠城）從未支持劉彧奪權，在朝廷方麵的軍事壓力之下，他們向北魏求降，並請求軍事援助。北魏遂兵分兩路：東路尉元領兵進占瑕丘、彭城；[47]西路西河公元石領兵進占懸瓠城。至十二月，由於投誠者的接應，兩路魏軍順利占領彭城、懸瓠。此時宋軍主力溯泗水而上試圖奪回彭城，所以這裏的戰事最為激烈。這年冬到次年春，尉元所部連續擊敗宋軍，斬俘數萬之多，並循泗水而下，進占宿豫、淮陽等城。
在進占彭城之後，尉元發現城內已久無存糧，居民“人有饑色”，於是向朝廷請求：從後方的冀、相、濟、兗四州運糧食到彭城，運輸方式則是用繳獲的宋軍船隻九百艘，經黃河、清水、泗水航道水運。獻文帝批準了這個方案。而且尉元所請求的不僅是軍糧，也包括“濟救新民”，即救濟當地民眾的糧食。[48]和450年魏軍南伐時在淮河南北的大肆搶掠相比，尉元的措施是一種根本性轉折，有利於爭取原敵占區的民心。在西線，魏軍進占懸瓠城之後，又繼續向南進攻汝陽，宋軍劉勔所部進行阻擊，繳獲魏軍運糧車多達一千三百輛。[49]魏軍從懸瓠向南擴張的勢頭由此被遏製，但這也說明，魏軍采用了自後方運輸軍糧補給的方式，不再倚重在戰區的劫掠。
尉元鞏固淮北占領區的另一個舉措，是盡量利用原來的地方官維持本地秩序，並盡量用勸降的方式爭取敵方官員。在接受劉宋的州刺史投降後，尉元多讓其繼續擔任原職，同時任命一名北魏軍官一起擔任刺史，共同管理地方政務。如薛安都投降後，北魏仍保留其徐州刺史之職，同時尉元也加徐州刺史，實際是薛安都協助尉元管理徐州；宋兗州刺史畢眾敬投降後，尉元任命魏中書侍郎李璨與其“對為東兗州刺史”（因為北魏原有兗州，治滑台，所以暫以瑕丘一帶為東兗州）；宋東徐州刺史張讜被勸降後，尉元又命魏“南中郎將、中書侍郎高閭領騎一千，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50]。這種方式體現了對投誠敵將的信任，有利於平穩接管占領區政權。所以北魏此次順利占領淮北，且一直維持著比較穩定的統治。
北魏占領淮北之後，不僅以重兵駐守泗水上的彭城、汝水上的懸瓠等城。為了運送軍糧，還修築了從後方通往懸瓠城等地的驛路，並疏浚河道，使之便於水運。雖然北魏方麵沒有這方麵的直接記載，在《宋書》中卻有反映：劉宋方麵討論是否要奪回懸瓠等地，支持者和反對者都提到了魏軍“開立驛道，據守堅城”，“欲水陸運糧，以救軍命”，“擁據數城，水陸通便”[51]。經過討論之後，劉宋方麵放棄了奪回淮北的打算。這說明魏軍的守城、補給能力比拓跋燾時期有了顯著提高，已經能夠堅守河南淮北的疆土。 <h4>慕容白曜的青齊戰事</h4>
和淮北相比，北魏進占青齊的過程更長。因為青齊地區比較富庶，距劉宋核心區較遠，受宋朝廷軍隊的壓力較小，所以這裏的州郡長官對於倒向北魏還是劉彧政權一度心懷猶豫、舉棋不定。魏廷獲悉青齊局勢不穩時，先派長孫陵等前鋒進入青州，隨後又派慕容白曜率主力騎兵五萬進軍。當慕容白曜所部自碻磝一帶渡過黃河後，青齊地區的劉宋官員又大多轉向了抗拒魏軍。於是魏軍對青齊隻能進行強攻。
青齊地區城壘較多，魏皇興元年（467年）春，慕容白曜所部首先攻克了巨野澤到黃河之間的無鹽、肥城、垣苗、麋溝、升城等城壘，打通了向彭城方向的水運航道。五月至八月間，為了策應尉元，防禦宋軍反攻，慕容白曜部向南推進到瑕丘一帶作戰。到秋季，慕容白曜重新沿濟水向青齊腹地推進。宋冀州刺史崔道固據守曆城（今山東濟南市），兗州刺史劉休賓據守梁鄒城。魏軍遂築起長圍，同時對兩城進行圍攻，至次年（468年）二月，兩城難以支持，相繼投降。三月，魏軍開始築長圍圍困青州治所東陽城。至次年（469年）正月城破，刺史沈文秀被俘。至此，魏軍完全占領青齊地區。
從慕容白曜攻占青齊地區的過程可見，此時的魏軍已經能熟練進行長時間的圍城、攻城作戰。魏軍對升城、曆城、梁鄒、東陽都采取築牆長期圍困的戰術，圍城時間分別為三個、五個和十個月，如此長時間的圍城在以往魏軍戰史中從未有過，堪比劉裕伐南燕時圍困廣固城的記錄。魏軍占領青齊曆時兩年整，且中間經過了兩個本不適宜魏軍作戰的夏季，這次卻都未能阻滯魏軍的進攻態勢。
在慕容白曜進占青齊的過程中，兩名漢人僚佐，左司馬酈範和參軍韓麒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主要是建議對占領區采取懷柔政策，減少因濫殺和搶掠激起的反抗。當戰役初期，魏軍剛攻克無鹽城後，慕容白曜曾準備將城中人都變賣為奴婢，酈範則建議“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民心可懷，二州可定”，慕容白曜采納。[52]後魏軍攻擊升城受挫，傷亡較多，克城後慕容白曜曾試圖屠城泄憤，被韓麒麟勸止，“今始踐偽境，方圖進取，宜寬威厚惠，以示賊人”[53]，此後的戰事過程中，也沒有發生屠城和略買居民為奴婢之事。
在一係列的攻城戰中，酈範也起到了重要作用。魏軍準備進攻肥城時，酈範向宋軍守將寫信勸降，使其不戰自潰。當魏軍開始圍攻曆城時，宋青州刺史沈文秀亦從東陽“奉箋歸款，請軍接援”，慕容白曜曾準備派遣一部分軍隊前去，但酈範認為曆城“足食足兵，非一朝可拔”，東陽遠在後方，沈文秀也沒有迫切投降的理由，很可能是對魏軍的緩兵之計，如果一旦分兵，很容易兩處皆敗。所以應當集中力量攻克曆城，再逐步向東推進。這個意見被慕容白曜采納。[54]這種逐城攻克、步步為營的推進戰略，也和拓跋燾450年南征時繞過堅城、大縱深進軍的方式完全不同，保障了魏軍穩步進占青齊地區。
在酈範和韓麒麟的影響下，慕容白曜注意籠絡當地官民，接管地方行政體係來籌集軍需。在戰爭初期，魏軍主要是從攻克的宋軍營壘中獲取軍糧，如攻占肥城後，“獲粟三十萬斛”，進占垣苗城後，又“得粟十餘萬斛，由是軍糧充足”。但在繼續東進的過程中，魏軍轉而依靠接管原州郡體係來征收租賦供軍，所以比較注意對當地上層人士的籠絡。魏軍攻克升城之後，俘獲當地大族房法壽的家眷，慕容白曜“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55]，此舉換得房法壽投誠，被任命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房法壽的八個侄子也都被任命為占領區郡太守，他們的主要工作是為魏軍籌集糧餉。[56]到後來圍攻東陽期間，戰區這個冀州（北魏原有冀州在河北）提供了六十萬斛租糧，並製造了大量攻城器械。[57]占領區郡縣還繳納大量租絹為魏軍充當軍費，代替了以往魏軍靠劫掠為生的手段，使青齊地區雖經曆數年戰爭，但不致有太嚴重的破壞。[58] 第三節 北魏中期的步兵來源
在北魏中期的軍隊中，步兵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普通民戶中征發，士兵有固定的服役期（往往是一年），服役期滿後回鄉繼續務農。這是漢代，特別是西漢最為常見的兵役形式；另一種則是賤民身份的“營戶”參軍，這種士兵則沒有嚴格的服役期限，終生隨時有可能被征發參戰，且往往是世襲身份，子孫後代也不能脫籍。這是東漢末年內戰中曹操等軍閥開始實行的兵役製度，曆經魏晉延續至南北朝。下麵進行分類討論。 <h4>從民戶中征發的兵役</h4>
在文成帝即位之初，劉宋與北魏在漢中至關中地區展開爭奪。北魏都督秦、雍、荊、梁、益五州諸軍事、仇池鎮將皮豹子負責這個方向的對宋作戰。魏興安二年，宋元嘉三十年（453年），宋軍向漢中增兵運糧，準備展開攻勢，皮豹子向朝廷請求增援，列舉了駐防魏軍的薄弱之處，其中提到：
臣所領之眾，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其統萬、安定二鎮之眾，從戎以來，經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顏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59]
皮豹子所雲“民兵”性質不詳。“統萬、安定二鎮之眾”，應當是拓跋或其他北方民族的駐防騎兵，即職業化的鎮兵；而“長安之兵”則應是從關中民戶中征發的士兵。這兩者的區別在於服役時間。鎮兵服役沒有時間限製，所以駐防武都地區已經有三四年之久；普通民戶中征發之兵服役期為一年，所以皮豹子專門提到這些人服役已經超期一個月，下一批戍兵還沒有來換防（役過期月，未有代期）。從文句分析，所謂“衣糧俱盡，形顏枯悴”，也是形容來自長安等地的戍兵，而非統萬、安定的鎮兵。因為戍兵服役期短且非職業化，需要自備衣糧，朝廷較少向其提供補給，所以一旦超期服役，生活就十分窘迫，“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也是因為這些人的軍事素養、經驗不如鎮兵。從這個角度看，皮豹子所雲“民兵”，應是兼鎮兵和戍兵兩者而言，因為戍兵的戰鬥力差，在統帥看來幾乎難以稱得上兵，而隻能以“民”目之了。
另外，皮豹子還提到，有人向敵軍泄露了魏軍的情況，“稱台軍不多，戍兵鮮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台軍”是朝廷禁軍，“戍兵”此處應指統萬、安定的鎮兵，這些都是專業化的軍隊，而且很可能都是騎兵，戰鬥力強，但他們數量都比較少。“諸州雜人”則應是從關中民戶中征發的所謂“長安之兵”，這些人急於回家，所以皮豹子已不願稱之為“兵”了，和前文的“民兵”異曲同工。
皮豹子最終的要求，是“願遣高平突騎二千，齎糧一月，速赴仇池”。北魏朝廷批準了這個請求，宋軍因此未敢發起攻勢。[60]這來自高平鎮的二千援兵，性質和統萬、安定二鎮的鎮兵一樣，都是專業化的騎兵。從這個個案看，在仇池地區的駐防軍中來自朝廷禁軍和地方駐防軍序列的騎兵數量都比較少，但戰鬥力較強；來自普通民戶中征發的一年期步兵數量較多，但戰鬥力較差，北魏政府給他們提供的待遇也很低。
到獻文帝時期，北魏占領了青齊和淮北地區，將東線邊界推進到淮河附近。為了鞏固新占領的以彭城為中心的淮北地區，北魏更加倚重步兵和城池要塞防禦。因為這裏的地理環境、氣候更為接近南方，河汊水網地帶更適合步兵作戰。而且這裏距離南方政權的核心地區更近，受南軍威脅更直接，魏軍一旦失去就難以奪回，這與黃河南岸的滑台、虎牢等城情況很不一樣。
就在北魏占領青齊和淮北之後不久，就有了從全國民戶中普遍征發兵役的記載。北魏延興三年（473年），“太上皇”拓跋弘準備乘劉宋政局不穩之機發動南伐，遂“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61]。可能因為拓跋弘和馮太後的權力之爭，此次南伐未能付諸實施。另外，每戶征收租糧五十石，數額很大，這是因為“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為一戶”[62]。所以每戶征收的租糧也三五十倍於正常民戶。在這種全國都是“大戶”的情況下，不知征發兵役依據的成丁數字如何統計。另，曾經參與占領淮北地區的老將尉元，在孝文帝時期曾上書，認為彭城地區的駐軍中，胡人士兵多且難於管理、經常叛亂，不如用漢族士兵代替：
……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扇動。賴威靈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勤負釁南叛，每懼奸圖，狡誘同黨。
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為宜。[63]
按，尉元提到的兩名叛亂胡人都是“子都將”，地位較高。“呼延”為匈奴舊姓，“敕勤”也可能是敕勒異寫，這些人都屬於臣服於魏的北方民族成員，似應是騎兵兵種。“南豫州徙民之兵”，意思有些模糊。南豫州是魏在淮北地區設立的一個小州，本身不可能提供太多兵員，隻能是來自北方的士兵在此駐防，[64]“徙民之兵”可能是漢人罪犯充兵為營戶者。“中州鮮卑”則可能是駐防內地的拓跋騎兵。而在這一時期，彭城等前線重鎮的駐軍，已經逐漸由從農戶中征發的一年期戍兵組成（時稱蕃兵），說明尉元的意見得到了采納。這方麵最明顯的史料存在於《魏書·薛虎子傳》中。薛虎子從孝文帝太和初年任彭城鎮將、徐州刺史，駐防彭城長達十一年，他的軍隊中有大量來自征發民戶的士兵：
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任其私用，常苦饑寒。虎子上表曰：“……竊惟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65]
薛虎子上書的目的，是認為戍兵們獨自保管十二匹絹，常因計劃不善而發生經濟困難，所以他建議由州鎮長官統一管理這些絹，購買耕牛農具，由戍兵們耕作屯田。當時朝廷批準了這個建議。可見這些士兵從家鄉帶來十二匹絹作為在戰區的衣食開支。薛虎子本傳還提到：“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可見這些士兵的服役期都是一年，所以每年都要有一輪士兵交接工作。
那麽，何以見得這中攜帶著絹的士兵都是從普通民戶中征發，而非來自職業性、終身性的部族騎兵，或者賤民營戶？在已經實行了三長製（黨族、閭、裏三級）的東魏時，宗室元孝友曾論及這種戍兵和絹的關係：
令製：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複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計見管之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人之道也。[66]
元孝友的思路是：一百戶（一族）民眾之中，有閭長五人，鄰長二十人，這些人不服兵役，是很大的浪費；所以他建議，一百戶內隻設四位閭長，八位比長，就節約了十三人。每十二人繳納代役（貲）絹一匹，當時北魏戶籍上共有“二萬餘族”，即二百餘萬戶民眾，可多收二十四萬匹絹，供應一萬六千名士兵。可見服兵役或繳納代役絹，是“丁”（非賤民身份的成年男子）的義務。這種兵稱為“番兵”，一方麵因為他親身服役一年，代表了十二名家鄉的“丁”輪番服役一年；另外，這種兵每年都要“交代”即替換一次，也有輪番之意。薛虎子時每名戍兵帶十二匹絹，到元孝友時為十五匹絹供養一兵，可能是兵役製的細節變化，或者有州郡政府的克扣截留。
與薛虎子基本同時，太和初年宗室拓跋平原任齊州刺史。這裏與劉宋並不接壤，但距離較近，所以也有河北地區的戍卒駐防，拓跋平原對這些人待遇較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67]。到北魏後期，定州的一名官員負責送本州戍兵到荊州服役，乘機貪汙“兵絹四百匹”，可見士兵們都帶著絹赴前線。[68]北肅宗朝李韶曾任冀州刺史，政績較好。他去世下葬之後，“有冀州兵千餘人戍於荊州，還經韶墓，相率培塚，數日方歸”[69]，可見這些冀州戍兵都是普通民戶而非職業化的軍戶，所以對本州父母官有感情。從這些事例可以看到，從孝文帝前期到世宗、肅宗朝（480—520年代），北魏在與劉宋政權交界的徐州、荊州地區，有大量來自河北地區的一年期戍兵（或稱為番兵）駐防。另外，到肅宗朝，宗室元澄曾建議：“羽林虎賁，邊方有事，暫可赴戰，常戍宜遣蕃兵代之。”[70]說明當時亦用禁軍士兵駐防南線邊界，但元澄認為這些人應主要用於機動作戰，長期駐防則應用蕃兵。
薛虎子提出對戍兵們的絹“集中管理”的做法，似乎逐漸形成慣例，所以在北魏後期，南朝軍隊與魏軍作戰中經常繳獲大量絹布。比如498年魏軍與南齊軍裴叔業部戰於渦陽一帶，齊軍一戰獲勝，“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71]。次年，齊軍攻破魏軍據守的馬圈城，“（齊）官軍競取城中絹，不複窮追”[72]。506年，梁軍發動北伐，韋叡所部攻破魏軍的合肥城，“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73]。可見隻要魏軍駐防之處都會有大量的絹。對比拓跋燾末年的宋魏之戰（450年），宋軍王玄謨部占領碻磝城，也繳獲了魏軍大量物資，但其中沒有絹布。[74]可見經過460—490年代北魏的軍事轉型，駐防南方戰線的主力已變為以代役絹供養的步兵。 <h4>賤民性質的兵戶或營戶</h4>
在北魏中期，具有世襲賤民性質的兵戶（或稱營戶）越來越多。這些人主要有兩個來源，一是從被征服地區、部族的民戶轉化而來；二是罪犯充軍代替刑罰。
拓跋燾末期為了防禦劉宋北伐，曾於450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已下”，編入軍隊作戰，已見前文。到拓跋濬在位的和平（460—465年）末年，冀州刺史源賀曾上書建議：“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謫守邊戍。”[75]獲得批準。源賀所任冀州是當時民戶稠密之地，亦在拓跋燾時以死罪補兵的三州之中。且源賀上書時未有重大戰事，所以這個政策應具有普遍性和長期性。
將征服地區的民戶作為軍戶，有一例證是原劉宋青州治所東陽的孤兒高聰。獻文帝初年魏軍占領青齊地區後，高聰隨當地人被遷入平城一帶，“與蔣少遊為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至”，後因同族官員高允向孝文帝推薦，方免除了兵戶身份。[76]這是在北魏上層有親屬援引的情況，對於更多的青齊兵戶，則難有這種脫籍機會。
賤民兵戶和平民一年期戍兵一起服役，承擔的作戰任務不會有太大區別。但在補給或立功獎勵方麵可能有所區別。488年魏軍對南齊作戰失利，齊軍攻克醴陽城。北魏朝廷“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大臣公孫邃（公孫表之孫）則向朝廷“奏為貴賤等級”，被孝文帝稱讚采納。[77]公孫邃是要求給曾被俘士兵的絹數有所區別，體現出貴賤之分。這種區分大概不會是軍官與士兵的官階之分，因為區區二十匹絹對於軍官來說無足掛齒，所以這裏要體現的應當還是賤民兵戶與平民戍兵之間的區別。
兵戶和平民戍兵相比，最大特點就是沒有固定服役期限，終身不能脫役。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曾詔令“鎮戍流徙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雖有妻妾而無子孫，諸如此等，聽解名還本”[78]，是對老年兵戶的優免政策，但隻針對無子孫之人，如果有子孫則不能解除兵戶之籍，且子孫應繼續服役。
到世宗景明元年（500年），南齊的壽春（壽陽）城投降北魏，魏軍在此“置兵四萬人”駐防，這些軍隊中就包含部分兵戶賤民。次年，詔令“免壽春營戶為揚州民”[79]，因為壽春隔在淮南，處於南方蕭梁軍隊包圍中，局勢險惡戰事激烈，故用放免兵戶為民的政策激勵其戰鬥意誌。壽春戰事頻繁，不可能減少兵員數量，所以這些放免的營戶肯定還要繼續從軍，不過待遇有所提高。
在世宗朝長期擔任揚州刺史、駐防壽春的李崇，曾遇到一起士兵逃亡的案件，“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俱徙揚州”，後其弟解思安“背役亡歸”[80]，似是逃回了家鄉。這說明罪犯充軍一直是壽春重要的兵員來源。同在世宗朝，官員徐紇因結黨營私被流放枹罕，似亦被充軍，當時慣例“捉逃役流兵五人，流者聽免”，徐紇因捕捉這種逃役流兵滿五人被放歸。[81]這也說明充軍兵戶待遇低下，且終生難脫兵役，所以逃亡現象比較普遍。
除了漢人戰俘或罪犯淪為兵戶，柔然、敕勒等北方民族歸附北魏之後，如果再度叛變，也會被強製改編為營戶。前文已談及，太武帝時、孝文帝初年，都有這種北方部族被遷徙入內地為營戶。到孝文帝末期，高平、薄骨律二鎮的柔然（蠕蠕）一千餘戶又被遷徙到濟州黃河沿岸。[82]
除了義務製蕃兵和賤民兵戶，北魏時期還有將領臨時招募的誌願兵，這主要是針對從南朝逃亡過來的人士，如司馬金龍、劉昶、王肅等，北魏利用他們南伐時，往往允許他們自行招募一些士兵，主要針對的是南朝舊部。但這種誌願募兵在戰爭中起的作用很小。 <h4>兩種關於練兵的建議</h4>
自北魏建立以來，就受到北方草原柔然人的軍事威脅。所以從道武帝拓跋珪到獻文帝拓跋弘的六十餘年間，北魏經常以大規模騎兵部隊深入草原打擊柔然，並在秋冬季節駐防漠南防範柔然入侵。到獻文帝末和孝文帝初年，北魏防範柔然的戰略也在發生變化，逐漸不再以騎兵進行主動攻擊，而轉為用步兵駐防北部邊境。在獻文帝禪位於孝文帝之後不久，老將源賀就提出了新的防禦柔然的策略：
是時，每歲秋冬，遣軍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
“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複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為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床，武衛三百乘。弩一床，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殖，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為便。不可歲常舉眾，連動京師，令朝庭恒有北顧之慮也。”
事寢不報。[83]
源賀的建議是在北方邊境修築堡壘，以常備軍進行駐防和屯田。這種駐軍顯然是以步兵為主。但這個建議沒有得到拓跋弘的批準。可能拓跋弘不願放棄拓跋人傳統的騎兵戰術。但稍後幾年，漢人老臣高閭又重提築城防範柔然之策。按照高閭的論述，野戰是柔然人的特長，但攻城是其弱項，所謂“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眾不能成患”，按照這種觀念，北魏軍隊已經非常“中原化”了，難以在騎兵方麵與柔然爭長，隻能借助城壘進行防禦作戰。與源賀不同的是，高閭主張在北方六鎮以北修築一條千裏長城，截住柔然人的南下之路，而非僅固守一些點狀城池。按照高閭意見，在築城之前，先要訓練一支對抗柔然的軍隊：
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誌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戈盾，二萬人專習騎槊。修立戰場，十日一習，采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84]
這支軍隊中習“弓射”和“戈盾”的是步兵，共四萬，應當就是“近州武勇四萬人”；習“騎槊”的二萬人是騎兵，應是“京師二萬人”，即禁軍騎兵序列。練兵之後，北方六鎮各出一萬軍人，與京師的六萬人合為十二萬，在八月的一個月間，修築千裏長城。但高閭上書也沒有得到明確答複，當時孝文帝尚幼，馮太後執政，顯然沒有推行這個龐大計劃的準備。源賀和高閭的建議雖然都未得到采納，但反映了當時魏軍中步兵已占多數。 <hr/>
[1] 《魏書》卷九十五《赫連昌傳》：“乃以輕騎一萬八千濟河襲昌。”（第2057頁）卷四上《世祖紀上》：“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輕騎二萬襲赫連昌。壬午，至其城下”，途中僅用五天。（見第71頁）
[2] 《魏書·世祖紀上》，第72頁。
[3] 《魏書·赫連昌傳》，第2058頁。
[4] 《魏書·尉眷傳附尉地幹》：“世祖將征平涼，試衝車以攻塚，地幹為索所罥，折脅而卒”（第659頁）。
[5] 《魏書·奚斤傳》，第700頁。
[6] 《魏書·世祖紀上》：延和二年（433年）六月，“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左仆射安原督諸軍討和龍。將軍樓勃別將五千騎圍凡城，文通守將封羽以城降，收其民三千餘家”（第82頁）。延和三年（434年）六月“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司空、汝陰公長孫道生，侍中古弼，督諸軍討和龍。芟其禾稼，徙民而還”（第84頁）。
[7] 《魏書·世祖紀上》，第86頁。
[8] 《宋書·索虜傳》，第2331頁。另，《魏書·島夷劉裕傳》亦載：“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第2136頁）
[9] 《魏書·叔孫建傳》，第704頁。
[10] 《魏書·崔浩傳》：“俄而南藩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第819頁）這個“南藩諸將表”，應當就是叔孫建所上表。另，此處提到“河北流民在界上者”，說明在拓跋嗣末年進占河南之後，頗有河北漢人到河南地區謀生，這應當和北魏統治區相對安定有關係。
[11] 梁川所在不詳，《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胡三省注認為是《魏書·地形誌上》的恒州梁城郡，見第3937頁。但彼梁城郡在代北，拓跋燾所欲獵之梁川在河南的宋魏邊界上，肯定不是一地。
[12] 《宋書·索虜傳》，第2344頁。
[13] 《魏書·世宗紀下》：“二月甲午，大搜於梁川”（第104頁）；《宋書》卷五《文帝紀》：“辛巳，索虜寇汝南諸郡”（第98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考異》認為《宋書》的辛巳為辛亥之誤，甚確，見第3938頁。
[14] 懸瓠城是宋汝南、新蔡二郡治所，距離劉宋的邊境重鎮壽陽、襄陽都有五百裏左右，但與壽陽間的地形比較平坦，與襄陽之間則有山地阻隔，所以懸瓠城及汝水流域多在壽陽將領的都督之下，當時駐防壽陽的是豫州刺史、南平王劉鑠。
[15] 《宋書》卷七十二《南平王鑠傳》，第1856頁。
[16] 淮西即淮北。六郡都是所謂“雙頭州郡”，即兩郡治所為一城，太守為一人。汝南、新蔡二郡，陳、南頓二郡，汝南、潁川二郡似分別都是這種雙頭郡。
[17] 《宋書·沈慶之傳》載劉義隆對沈慶之的指示：“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第1999頁）
[18]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頁。
[19] 《宋書·索虜傳》，第2350頁。
[20] 《宋書》卷七十六《王玄謨傳》：“虜主拓跋燾率大眾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當王玄謨被追究戰敗責任、準備處斬時，有人替他辯護說：“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第1974頁）大概是王玄謨等為掩飾戰敗之責誇大了魏軍數量。《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亦作：“魏主渡河，眾號百萬”（第3949頁）。但實際上北魏南征兵力遠低於此。據《宋書·張暢傳》，當拓跋燾進抵彭城之下時，曾派使臣蒯應與彭城守將對話。宋將問蒯應魏軍“士馬多少”，答“四十餘萬”。蒯應不至於故意少報魏軍兵力，所以四十多萬的數字比較可信，見第1600頁。聯係之前北魏進占河北後使臣對東晉雍州刺史楊佺期所言的魏軍伐燕兵力，可見北魏方麵使臣的言論都比較可信。當然，這也和拓跋珪、拓跋燾尚保留著塞北民族的直率有關。
[21] 王玄謨守碻磝到次年正月，魏軍已從長江邊班師時，王玄謨才主動棄城。
[22] 《宋書·索虜傳》，第2350頁。
[23] 《宋書·劉康祖傳》稱拓跋仁所部為八萬騎兵，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
[24] 見《宋書·索虜傳》。另，《魏書·世祖紀下》載：“將軍胡崇之等率眾二萬援盱眙。燕王譚大破之，梟崇之等，斬首萬餘級，淮南皆降。”（第105頁）此次宋軍統帥為臧質，胡崇之隻是副將。另，據《宋書·索虜傳》，臧質所部為一萬人，幾乎全軍覆沒，則《魏書》對宋軍總數有高估，但殲敵數量基本無誤。
[25]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將此句改作“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意思更為清晰，見第3959頁。當然，魏軍指揮中心始終與後方保持著聯係，《宋書·索虜傳》：“（拓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鬥。”但士兵顯然享受不到這種來自後方的補給，見第2352頁。
[26] 《魏書》卷十八《臨淮王譚傳》，第418頁。
[27]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28]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
[29] 《宋書·索虜傳》，第2359頁。
[30]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31] 《宋書·索虜傳》，第2353頁。
[32] 《魏書》卷三十《安同傳》：“（安難）有巧思……從駕南征，造浮橋於河”（第716頁）。按此前五年，北魏已經在碻磝城下的黃河上架設了浮橋。這應當是和北魏試圖保有河南地區，以及這一地區的經濟恢複有一定關係。但在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秋宋軍逼近碻磝時，魏軍肯定會拆毀這座浮橋。
[33] 《魏書·世祖紀下》：“十有二月丁卯，車駕至淮。詔刈雚葦，泛筏數萬而濟。”（第104頁）卷十八《臨淮王譚傳》：“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譚造筏數十，潛軍而濟……”（第418頁）
[34] 《魏書·島夷劉裕傳》，第2139頁。
[35] 《宋書·臧質傳》，第1912頁。
[36] 即地方政府隻向若幹豪強大戶征稅，豪強再將稅額分攤到其控製的民戶中去，所以在孝文帝推行三長製、均田製之前，北魏對每“戶”征收的糧食數量，都比均田製後每戶的繳納數量高十倍以上。
[37] 《魏書·世祖紀下》，第107頁；《宋書·索虜傳》，第2330頁。
[38] 《魏書·世祖紀上》，第70—83頁。
[39] 《魏書·崔浩傳》，第819頁。
[40] 以上皆見《宋書·索虜傳》，第2345、2346頁。
[41]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個別標點有改動。
[42]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十五，第3946頁。
[43] 《宋書·索虜傳》，第2347頁。
[44] 以下引文皆見《宋書·張暢傳》，第1603—1604頁。
[45] 《宋書·索虜傳》，第2352頁。
[46] 《魏書·世祖紀下》，第105頁；《島夷劉裕傳附劉義隆》亦同。
[47] 關於尉元所部兵力，《魏書·島夷劉裕傳》：“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萬救之”（第2148頁）；《資治通鑒》卷一百三十一“魏遣鎮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鎮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第4123頁）。當以《魏書》為是。當然，魏軍占領彭城之後，和數萬宋軍多次激戰，應當又補充了兵力，但為史書失載。
[48] 《魏書》卷五十《尉元傳》，第1110頁。
[49] 《宋書》卷八十六《劉勔傳》，第2193頁。
[50] 《魏書·尉元傳》，第1112頁。
[51] 《宋書·劉勔傳》，第2194頁。
[52] 《魏書》卷四十二《酈範傳》，第949頁。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線懸瓠戰區，陸馥也受詔命撫慰新民：“擿銜旨撫慰，諸有陷軍為奴婢者，擿皆免之。百姓欣悅，民情乃定。”見《魏書》卷四十《陸俟傳附陸馛》，第904頁。可見到此次獻文帝初的宋魏戰爭時，不再大規模掠奪人口已經成為魏軍的一種普遍趨勢。
[53] 《魏書》卷六十《韓麒麟傳》，第1331頁。
[54] 《魏書·酈範傳》，第950頁。
[55] 《魏書》卷五十《慕容白曜傳》，第1117—1119頁
[56] 《魏書》卷四十三《房法壽傳》，第970頁。
[57] 《魏書·韓麒麟傳》，第1331頁。
[58] 《魏書·慕容白曜》：“督上土人租絹，以為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第1119頁）雖然有一定誇張的成分，但確實比拓跋珪、拓跋燾時代的戰爭要“文明”得多。
[59] 《魏書》卷五十一《皮豹子傳》，第1131頁。
[60] 《魏書·皮豹子傳》，第1131頁。
[61] 《魏書·高祖紀上》，第139頁。
[62] 《魏書》卷五十三《李衝傳》，第1180頁。
[63] 《魏書·尉元傳》，第1113頁。
[64] 《魏書》卷四十二《薛辯傳附薛初古拔》：“拔族叔劉彧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第942頁）這是南豫州見於北魏的最早記載，應主要為安置薛安都所部南方降人而設。
[65] 《魏書》卷四十四《薛虎子傳》，第996頁。
[66] 《魏書·臨淮王譚傳附元孝友》，第423頁。
[67] 《魏書》卷十六《河南王曜附平原》，第396頁。
[68] 《魏書》卷六十三《宋弁傳附宋鴻貴》，第1418頁。
[69] 《魏書》卷三十九《李寶傳附李韶》，第887頁。
[70] 《魏書》卷十九中《任城王澄傳》，第475頁。
[71] 《南齊書》卷五十一《裴叔業傳》，第871頁。
[72] 《南齊書·王敬則傳》，第491頁。
[73] 《梁書·韋叡傳》，第222頁。
[74] 《宋書·索虜傳》：“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粗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第2350頁）
[75] 《魏書》卷一百十一《刑罰誌七》，第2875頁。
[76] 《魏書》卷六十八《高聰傳》，第1520頁。
[77] 《魏書·公孫表傳附公孫邃》，第786頁。
[78] 《魏書》卷七下《高祖紀下》，第163頁。
[79] 《魏書》卷八《世宗紀》，第194頁。
[80] 《魏書》卷六十六《李崇傳》，第1468頁。
[81] 《魏書》卷九十三《恩幸列傳·徐紇》，第2007頁。
[82] 《魏書·楊播傳附楊椿》，第1286頁。
[83] 《魏書》卷四十一《源賀傳》，第922頁。
[84] 《魏書·高閭傳》，第12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