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古代步兵軍陣的戰術特征與發展曆程
南北戰爭三百年：中國4—6世紀的軍事與政權 作者：李碩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步兵是出現最早、存在時間最長、戰術形式也最穩定的兵種。但可惜的是，中國史書對步兵的具體作戰方式記載極少。明代的王士禎在給戚繼光《紀效新書》作序時曾抱怨：漢武帝南平甌越、北掃匈奴，戰功赫奕，但司馬遷所作《史記》中，居然沒有任何對戰役過程的詳細描寫；各家傳世兵書撰寫者如孫子、吳起、司馬穰苴、韓信、諸葛亮等，又都側重於戰略思想，極少關注兵種構成和戰術運用，也使王士禎感歎：真正的軍人看了這些書也不能懂，文士能看懂卻也無法用於實戰。[1]這也正是戚繼光將自己的練兵和實戰經驗編寫成《紀效新書》的動機：“紀效”指側重使用效驗，“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新書”則指它的現實性、實用性與以往兵法書都不相同，“所以明其出於法而不泥於法，合時措之宜也”[2]。
在戚繼光之前，個別兵法著作中也有對兵種戰術的討論。較早的是戰國兵書《六韜》，但此書對步兵軍陣的討論較少，主要側重車、騎兵的運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與《六韜》相反，幾乎都是討論步兵的編組、訓練和作戰理論，基本未涉及騎兵。本書主要依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六韜》和《紀效新書》，結合史書戰例及考古材料，研討中國冷兵器時代的步兵戰術問題。對於中國古代的步兵戰術，現代研究成果也比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成書較早，[3]其主要內容為兵製史，對具體戰術少有論述。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4]是研究中國古代步兵戰術的開創性專著，下麵就在藍書基礎上進行深入討論。 第一節 古代步兵軍陣的隊列特征<h4>關於步兵軍陣隊列密度的討論</h4>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認為，春秋時步兵軍陣隊列的特點是：五名士兵為一“伍”，在戰陣中縱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相鄰的每個“伍”之間，間距也是1.8米。[5]由此，整個軍陣中每一名士兵與前、後、左、右的士兵之間都是1.8米間距。但藍永蔚先生的這個判斷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於臆測之處，如：
（一）藍認為“伍”在軍陣中是縱向而非橫列，但沒有給出這種推論的依據。
（二）關於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藍的推論過程是：每個“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種兵器，其中柄最長的是矛和殳，長度為三尋（24尺）；五名士兵從前往後，使用的兵器依次變長，所以第四名士兵應當持三尋長的矛殳（第五名持遠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須能長及最前麵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殺”，即幫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戰。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離應是三尋長，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間距離為一尋（1.84米）。但藍關於一個伍的五個士兵必須使用不同兵器的說法，在中國古代文獻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說質疑》反駁了藍永蔚“五兵”說，他根據文獻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對冷兵器的習慣劃分隻有長兵（戈矛）、短兵（刀劍）和強弩三種，《周禮·司兵》中的“五兵”隻是習慣性泛稱，而將其坐實為五種具體兵器，隻是鄭玄等漢代注疏家為求嚴整而強做解釋，且各家說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間距，為什麽和前後間距一樣，必須也是1.8米？藍永蔚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為了證明軍陣中士兵之間的距離必須較大，藍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陣，行惟疏”[7]。但《司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陣，行惟疏，戰惟密”[8]，藍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斷章取義以論證自己的觀點，是不足取的。本書認為，冷兵器時代步兵軍陣的特征是隊列嚴密而非疏散。至於軍陣中的隊列具體如何組成，隊列中每名士兵之間的距離多大，史料中缺乏詳細記載，現根據能搜尋到的有限材料進行論證。
在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的牧野之戰，周人共集中了“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9]，《尚書》中的《牧誓》即武王對將士的臨戰演說，現場感很強，可能有真實的史料依據。其開端是：
嗟！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鄧、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10]
武王先曆數自己的部下軍官及同盟軍，要求他們列成臨陣戰鬥隊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爾幹”一句。據經學家注釋，“幹”是盾牌，“比”是連接之意。[11]士兵作戰靠盾牌提供保護，所以盾牌之間要盡量緊密不留縫隙。商紂王有叔名“比幹”[12]，說明這種戰術動作在當時很普遍，並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獨創。
秦代軍陣的隊列，可以從秦陵兵馬俑軍陣中獲得較具體的認識。一號俑坑以步兵為主，軍陣寬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寬度近0.9米。兵馬俑形體比真人略大，則實戰中每名士兵占據的寬度在0.8—0.9米之間。[13]但出於俑坑地宮形製的局限，兵馬俑坑並不能完全代表真正軍陣。因為俑陣中要留出夯土隔牆的空間，以便架設頂層棚木。這樣，十道隔牆把軍陣主體分割為十一個縱隊（除了最前端三橫列弩兵）。每個縱隊寬度為一輛戰車，或四名士兵。這與中國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為基本編製單位的習慣不符。這可能是工程製約了對真實軍陣的再現：戰車的寬度決定了地宮縱隊的最大寬度，如果再要加寬，就需要頂層的棚木更長，這無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難度。秦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方陣中沒有盾牌的遺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違法者繳納罰款的計量單位，說明秦軍中不應缺乏盾牌。但秦俑中為何沒有裝備盾牌，卻不太容易解釋。
從戰國到漢代的兵書中也多有強調步陣必須密集、嚴整的原則。《司馬法·定爵》篇雲“凡陳，行惟疏，戰惟密”[14]，即指出軍陣作戰時隊列一定要密集。但此處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兩個含義，一是指軍陣的行列；一是動詞“行進”之意。此處“行”與“戰”對稱，則應當是行進之意。意思是當軍陣移動時，為了機動迅速，戰士行列應當疏散一些，但對敵作戰時，則必須密集。《尉繚子·兵令上篇》亦雲：“陣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15]。即戰陣密集是為了堅固，使敵軍不易突破。但“鋒”宜稀疏，此“鋒”與陣相對舉，其意義不甚明確，可能是指起先鋒作用的騎兵、戰車部隊，類似秦陵兵馬俑中由車、騎兵組成的二號坑方陣，他們衝鋒時要靠馬匹奔馳的速度，所以在進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韜·戰步》篇在討論步兵遭遇到敵車、騎兵的突然攻擊時，認為必須“堅陣疾戰”[16]，即靠堅固的步兵行列抵擋敵軍進攻。
漢代到隋代的數百年中關於步兵戰陣的兵書理論較少。但從這一時期的軍事實踐看，步兵仍沿襲以外圍盾牌為掩護，組成緊密軍陣的傳統。為對抗這種步陣，必須從其最外圍隊列打開缺口。在南朝劉宋元嘉末的內戰中，沈法係對抗太子邵一方的進攻，他命士兵砍伐塹壕外的大樹，將樹幹縱向倒放。敵步兵前來進攻時，隊列被倒地的樹幹、樹枝分開，盾牌行列出現了缺口：“賊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棑多開隙”（彭棑即盾牌）。沈法係乘機命令弓箭手射擊，射死大量敵軍。[17]劉宋後廢帝時，桂陽王劉休範起兵進攻建康，蕭道成指揮反擊，雙方展開一場數百人規模的戰鬥。蕭道成部下的“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戰鬥力很強，休範軍展開進攻時“皆推楯而前”。蕭道成則指揮射手迂回到敵側麵，“分兵橫射”，繞開了敵盾牌防護的正麵，射死、傷敵百餘人，迫使其撤退。[18]這和商紂之際“比幹”的步兵隊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提出了一種比較稀疏的步陣排列方式，軍陣基本單位為50人隊，每隊占據十步見方的空間，隊之間左右間距也是十步。隊間空隙之後二十步，則是後排的預備隊（駐隊）：
諸教戰陣，每五十人為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19]
一步為五尺，當時一尺約今0.3米，則一步為1.5米，十步為15米，這是每隊五十人占據的空間。至於每隊的隊列：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20]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別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隊頭在整個隊列之前；執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隊頭身後的第一行中，則第一行共有10人。這樣，每隊列成5個橫行，平均每行10人。由於每隊占據的橫寬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橫向占據1.5米的寬度。與兵馬俑等軍陣相比，李靖步陣的士兵隊列相對稀疏。但李靖同時又說，為了防止敵軍集中兵力突擊，我軍指揮官所在的隊要由三個普通的五十人隊組成，這種三合一隊占據的空間不變，還是十步見方，則士兵密度比普通戰隊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屬，每支三千人左右的軍隊，指揮官身邊要有兩到三個這種密集戰隊。在進行日常操練時，甚至還要進行五隊、十隊合成一隊的訓練。當500人擁擠到15米見方的空間中時，以每人占據0.5米的寬度計算，每行可容納30人，前後共17行，每行前後縱深不到一米，這種擁擠程度顯然無法作戰，需要向外擴展空間，但李靖對此並未做出說明。所以，《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隊列原則，今日多有難以解釋之處，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於藍永蔚構擬的步兵陣列前後間距和左右間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據和現實基礎。明代戚繼光編練抗倭軍隊時，用過兩種隊列編組形式。一種是他獨創的“鴛鴦陣”，另一種是古老的“立隊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橫行，伍長居中，前後四個伍組成一小方陣“隊”：
立隊法：以伍層站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一方，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21]
這種由小的橫行構成的20人方隊，和《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隊方陣構成原則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謂“方陣”，一般指長度和寬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數和列數相同，即士兵的前後間距和左右間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繼光“立隊法”橫向有5人，但縱向隻有4人，左右間距小於前後間距。再如秦陵兵馬俑方陣，每個探方橫向平均有23人，縱向平均有18人；左右間距亦小於前後間距。[22]前述《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50人小隊成橫向5行、每行10人，占據十步見方空間，則前後間距為左右間距的二倍。再如中國2009年國慶閱兵方陣，橫向每行25人，共14行，前後間距亦大於左右間距。冷兵器戰爭的隊列左右間距較小，是為了隊形緊密、對敵作戰堅固，前後間距稍大則是便於隊列行進的機動性。
冷兵器戰爭雖然已經成為曆史，無法重現。但近似冷兵器作戰的情況仍然存在，這就是現代都市中街頭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的打鬥場麵。從電視新聞和圖片報道中都可以看到，在街頭衝突中的防暴警察，都會列成非常緊密的橫向隊列，用盾牌防範投擲物，在打鬥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隊列的連續性。這都是冷兵器戰爭的基本作戰原則。 <h4>步兵的作戰方式：陷陣</h4>
在步兵軍陣交戰中，雙方隊列互相接近後，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殺，優勢一方會逐漸突破敵前方隊列，突入敵軍陣列的內部。戰國以來，習稱這種攻破敵陣列的行為為“陷陣（陳）”，在給將領統計戰功時，它和攻城首先衝上敵軍城頭的戰功“先登”一樣重要。《史記》記載漢初諸將的戰功時，“先登”常常與“陷陣”聯用，但兩者具體含義是有區別的。劉邦部將曹參在反秦和楚漢戰爭中戰功第一，《史記·曹相國世家》對其軍功有詳細記載，其中在東阿、南陽與秦軍作戰時都是“陷陳”之功。曹參統帥的主要是步兵，他所“陷”的應當也是敵步陣。
需要注意的是，“陷陣”並非全殲或最終擊敗敵軍，而隻是在敵陣隊列中打開缺口。一旦敵隊列被衝開、軍陣被分割，直接後果就是指揮體係被打斷，統帥的指令無法通過軍官逐級傳達給一線士兵，這會給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影響其戰鬥力發揮。加之傳統時代的步兵地位較低（與戰車兵、騎兵相比），作戰積極性普遍較差，一旦失去上級軍官的監督，很容易出現一哄而散的潰敗局麵。成功“陷陣”之後敵陣潰敗，才會出現對敵大追殺、大斬獲的局麵。所以“陷陣”和“先登”都是首要功勞。至於斬首或俘獲敵軍之功都是量的差異，和“陷陣”之功有質的區別。
為了成功“陷陣”，衝開敵軍隊列，統帥會選擇強壯、有戰鬥經驗的士兵部屬在軍陣對敵的最前方。如東漢末呂布部下將領高順，就有七百餘名士兵組成的這種部隊：“鎧甲鬥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陳營’”[23]。曹操與呂布軍作戰時，雙方激戰一天都未退縮，曹操處於被動局麵，遂臨時“募陷陳”，應募士兵數千人，由典韋統帥，“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將呂布軍逼退，曹操乘機撤軍。[24]這次“陷陣”雖然沒有徹底擊敗敵軍，但為己方軍隊獲取了全身而退的機會，也是成功的作戰。
從東漢末開始，騎兵逐漸承擔起衝擊步兵軍陣的任務，步兵精銳負責“陷陣”的現象開始減少，但從未消失。因為許多軍隊缺少戰馬和騎兵（特別是分裂時代的南方政權），而且步兵對地形適應性強，崎嶇山地、叢林湖沼等不便騎兵奔馳的環境仍要靠步兵作戰決勝。如西晉對東吳政權發起總攻時，東吳也派出一支軍隊渡江展開反衝擊。吳軍缺少騎兵，但他們有來自丹陽郡的精銳“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戰士），“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陳”，在與西晉淮南郡步兵決戰時，“三衝不動”，即無法衝陷晉軍陣列，遂失去控製開始潰退。晉軍乘機展開進攻，“吳軍以次土崩”，進入徹底潰敗，這次反擊遂宣告失敗。[25]這是試圖陷陣未成，反而遭遇慘敗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將楊素，他每次作戰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敵”，如果成功“陷陣”則主力展開總攻；“如不能陷陣而還者”，則不管斬獲敵首級多少一律處斬，同時再選二三百人展開下一輪陷陣。這種血腥的做法使得將士畏懼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26]。
當雙方參戰的軍隊實力相當，雙方將士都富有作戰經驗，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時，往往出現一時難以“陷陣”的局麵，即使隊列某些部分出現動搖、斷裂，也會由後排或預備隊迅速補上。如《紀效新書》交待與敵接戰時的注意事項，在“勝負未分，前力已竭”時，主帥會擊鼓，士兵聞鼓聲後“第二層由前層空內間出，如圖（即鴛鴦陣圖）接應對敵”[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換前排與敵交手作戰。雙方鏖戰一段時間後，會因傷亡、疲憊和心理壓力而撤出接戰狀態。但這種撤退並非不可收拾的潰敗，而是在經曆短暫休整、調整隊列、補充兵員甚至飲食後再度接戰。能夠堅持到最後，保持陣列嚴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後的勝利者。如前述曹操與呂布軍的戰鬥，雙方在一整天中連續作戰，都未發生潰敗，“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顯示了雙方將士極高的軍事素質和組織紀律性。再如東魏、西魏會戰於洛陽城下，“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雙方在大半天內軍陣數十次接戰，退而複整，且其間不止有步兵軍陣的列隊肉搏，還包含著騎兵部隊的縱橫衝殺，雙方從統帥到普通士兵的戰鬥素養和承受的精神壓力，未曾經曆的人（包括當代所謂研究者）都是無法想象的。最終，西魏軍一些部隊間聯絡不暢，對戰局發生誤判而撤退，導致洛陽失守，東魏軍取得勝利。[28] <h4>隊列的移動與軍陣的變化</h4>
在實戰中，由數十人的步兵小隊列組成上千、上萬人的大型軍陣，軍陣還要移動接敵及撤退。對於統帥來說，這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戚繼光雖是明代人，與本書討論的中古時代相隔較遠，但戚繼光時代的戰爭仍是以冷兵器為主，從中亦可歸納冷兵器戰爭的諸多特點。戚繼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語言描述了編組軍陣的困難：
若萬眾無行伍、營陣，可自何處立？一人入萬眾中，何處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後、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預習之，至入場之內，張呼：“我隊在何處？”李呼：“我隊在何處？”便是呼頭目之名，得其所而從之，萬口喧嘩，可謂軍紀乎？下營之時，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鋒前後之事，可遲立詢問“我分向何隊、合向何隊”乎？[29]
為了解決軍陣的編組指揮問題，冷兵器時代有“旗鼓”指揮體係，即用大眾可見的旗幟、可聽的金鼓規定一整套信號係統，用來對部隊發布進退及變陣指令。這在各家兵書中多有記載，《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和《紀效新書》言之尤詳，秦陵兵馬俑軍陣中也有金鼓等指揮裝備出土，本書暫不討論。但即使有這套相沿已久的指揮體係，以及士兵們經常性的操練，但在一些場合仍難免出現統帥無法將軍隊編組成需要的隊形，以至出現戚繼光描述的那種一團混亂的局麵。在西晉太康（280—289年）年間，晉武帝司馬炎一次外出射獵，當傍晚準備返回時，就發生了禁衛士兵無法組成護衛隊形“函”的問題。皇帝在馬車上等待許久，天已經黑下來時，隊列依舊混亂無法成行。都水使者陳勰曾經擔任軍官，熟悉軍令指揮體係，司馬炎命令他臨時指揮編隊，陳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獲得皇帝的嘉獎。可見指揮隊列編組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30]
對於統帥來說，通過旗、鼓命令指揮調度一支龐大的軍隊，是一件複雜的工作。但這種工作的困難之處，恰恰在於要將統帥意圖變成對士兵們的最簡單命令：行、駐、前、後、左、右。戚繼光總結說，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連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對他們隻能以前後左右來命令，而不能用東南西北：“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前後左右屬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後左右，庶為易曉。”他讀《史記》到“孫子教吳王宮嬪戰”一篇不禁感歎—最簡單的才是最實用的：
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餘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為可惜。[31]
除了旗語和金鼓聲音，個別情況下，統帥也會讓聲音宏亮的部下大喊發令，指揮軍陣。[32]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發布一些稍複雜的指令，有些內容是旗語、金鼓係統無法表達的；但缺點則是容易為敵方獲悉，且對個人依賴較強，所以隻能是金鼓旗語的一種補充。 第二節 軍陣的“非理性異動”<h4>信息不暢與群體緊張造成的軍陣異動</h4>
在軍陣的隊列中，最前列的士兵視野比較開闊，但大多數在隊列後排的士兵，前後左右都是自己的戰友，視野範圍極為有限。北朝民歌《企喻歌》所唱就是軍陣隊列中士兵的這種感覺：“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鉾。”[33]士兵向前後左右顧盼時，看到的隻有自己戰友的一排排頭盔和胸甲而已。這種情況下，士兵們的行、轉、進、退，都要聽從附近隊列中基層軍官的口令，基層軍官則要關注統帥方向傳來的旗鼓指令—如果他有匹馬騎的話，視野會比徒步士兵稍好一些。如果基層軍官也徒步站立在隊列中，能了解的情況也就很有限了。
有時軍陣已經列成許久，但一直沒有與敵接戰，文獻記載中這種情況有持續大半天甚至整個白天的，士兵在隊列中站立過久，難免受寒冷或酷熱天氣、便溺、饑渴等影響而產生嚴重不適。當軍陣前列或側翼已經與敵軍接戰搏殺時，隊列之中的士兵可能還對戰況進展一無所知。這種茫然感是隊列中普通士兵的最大威脅，流言蜚語或者某些微小的變故，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在隊列中傳揚開來，造成失控局麵。我們可以將這種軍陣中因歪曲、錯誤信息產生的變局，稱作軍陣的“非理性異動”。如東晉末丞相司馬道子集結軍隊，準備迎戰叛亂的殷仲堪、王恭等武裝。當朝廷士兵們在長江邊列陣時，軍陣中一匹戰馬受驚跳躍，踩踏了身邊的士兵，由此引發整個軍陣的惶恐異動，許多士兵被擁擠到江水中淹死，“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眾”[34]。
這種信息不暢引發的“非理性異動”有時也會取得某種積極效果（雖然這種情況極少）。比如東晉中期桓溫討伐割據蜀地的李勢政權，雙方決戰於成都郊外。桓溫軍隊首度接戰失利，軍官戰死，前列的士兵都產生畏懼情緒。桓溫遂下令撤軍，但發令兵由於過於緊張，沒有敲表示撤退的“金”（鉦鑼之類），而錯敲了代表攻擊的鼓。晉軍士兵聽到鼓聲，以為戰局發生了重大轉折，遂一鼓作氣發動進攻，居然徹底擊潰了李勢軍隊。李勢隻得投降。[35]此次偶然性的傳令錯誤居然決定了桓溫伐蜀的成敗。
中國戰爭史上，因為步兵軍陣的“非理性異動”而導致整場戰役勝負改觀，甚至影響曆史進程的例子，當數383年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此戰雙方都將主力部隊投入對壽陽城的爭奪，秦、晉分別據淝水（東南—西北流向）的西、東兩岸列陣，秦軍數量對晉軍占據壓倒性優勢。由於隔水無法開戰，晉軍要求秦軍稍向後撤，以便在西岸留出空地供兩軍決戰。秦帝苻堅準備趁晉軍渡水時進行騎兵突擊，遂同意晉軍的請求，下令秦軍軍陣整體後撤。當秦軍後撤時，晉軍八千名先鋒搶先涉水渡河並開始攻擊秦軍，加之秦軍陣列中又有人（晉軍降將朱序）高喊“秦兵敗矣”，導致秦軍全麵崩潰，晉軍主力乘機全部渡河展開攻勢，前秦軍隊徹底失敗。[36]值得注意的是，在秦軍軍陣剛開始潰敗時，苻堅之弟苻融曾帶騎兵主動出擊，試圖遏製晉軍的攻勢。這說明發生潰敗的隻是秦軍步兵陣列，而至少有部分騎兵仍處在可指揮狀態。但苻融在衝鋒中旋即“馬倒被殺”，騎兵部隊失去指揮，這一挽回戰局的努力也告失敗。[37]這也說明，步兵軍陣比騎兵更容易受誤導而產生“非理性異動”。這應該是因為步兵軍陣比騎兵更緊密，在戰鬥中更被動，心理壓力也更大。 <h4>“非理性異動”的另一種表現：軍營夜驚</h4>
在軍陣隊列的“非理性異動”之外，另一種與之相似的現象也值得討論。這就是古代戰爭中軍隊的“夜驚”，即軍隊在夜間宿營時，因為一些極偶然的小事，如牲畜的嘶鳴、個別士兵的噩夢等，使多數將士陷入驚恐，甚至誤以為敵軍前來偷襲，而發生自相砍殺和逃散的局麵。
比如十六國初，前、後趙軍激戰於洛陽，前趙帝劉曜親率部隊前往增援，首戰獲勝。當劉曜軍夜宿洛陽城西時，軍人“夜無故大驚”，軍隊失去控製而潰散，向後方逃奔，劉曜在澠池縣收集部隊，重整紀律，但當晚軍中再度夜驚，將士奔潰不能製止，一直逃回長安才告終。劉曜此次軍事行動因兩次鬧劇般的夜驚而宣告失敗。[38]
考察史書中記載的諸次軍隊“夜驚”事件，普遍發生在兩軍作戰最為激烈時，地點主要是剛剛進入敵軍控製區內，或者兩軍長期鏖戰的戰線上。這種情況下，軍人因急行軍與作戰疲憊，加上擔憂被敵軍夜襲的心理壓力，很容易在漆黑的夜間被一些輕微的外界刺激觸發，演變為群體性歇斯底裏的驚恐局麵。如三國魏明帝時，東吳鄱陽太守周魴向魏軍發出詐降信號，魏揚州牧曹休信以為真，率部隊深入吳境，被吳軍優勢兵力擊敗於石亭。當夜魏軍夜驚，將士失去控製爭相逃往後方，所有兵器、輜重都被丟棄在營地。[39]前秦王朝崩潰後，叛將姚萇殺死苻堅，但他之後與敵軍作戰屢次戰敗，疑心是苻堅的神明作祟，遂在軍營中設立苻堅神像，叩拜祈求寬恕。但立像之後軍營中頻頻出現夜驚事變，姚萇隻得又毀壞了苻堅像。[40]
由於戰陣和夜營中容易發生驚悚潰亂，所有將帥都非常重視對陣列和軍營的紀律約束。《大唐衛公李靖兵法》詳細規定了迎敵隊列及宿營的種種紀律，比如“不得扇動兵士，恐哧隊伍”，如果“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以及借宗教、鬼神、陰陽卜筮等動搖眾心的，都處以斬首之刑。戰陣之中違反軍令、錯亂隊列的，後行士兵有義務將前行斬首。關於宿營的規定，詳細到不得在軍營內馳馬、不得在其他營區借宿，甚至士兵看到奇異的禽獸蟲蛇等動物，或者其他怪異事物靠近營壘，都不得擅自告知其他士兵，而是應該報告本部將帥。[41]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對這方麵的規定更為詳細。[42]
總結戰爭史可以發現，發生戰場夜驚的軍隊，未必是剛剛成軍、缺乏戰鬥經驗的新兵部隊，反而往往是久經戰陣的老兵部隊居多。這說明夜驚與士兵的戰鬥素養、紀律性，以及軍官的指揮素質都沒有直接關係；僅僅強調紀律與訓練並不能完全防止夜驚。[43]戰史記載中，有經驗的將帥遇到部隊夜驚時往往以鎮靜待之，而非急於貫徹紀律、捉拿為首者。因為在黑夜的混亂環境中，命令無法順暢傳達，急於申明軍令反而會使局勢更加失控。如西漢景帝時七國之亂，太尉周亞夫與叛亂吳軍相持日久，軍隊夜間發生驚亂，士兵們自相攻擊，甚至混戰到周亞夫帳下，但周亞夫一直躺臥不肯起床。不久後騷亂便趨於安靜。[44]三國時，魏汝南太守田豫長期駐防在戰線上，一次他率部阻擊吳軍時軍中夜驚，士兵都傳言吳軍正在進攻。田豫也不肯起床，同時下令對擅自行動者處斬。稍後營內安定，發現並沒有敵軍進攻。[45]南朝劉宋末，蕭道成據守新亭壘與桂陽王劉休範部作戰，兩軍在深夜大雨中連續作戰，“鼓叫不複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蕭道成營壘中有戰馬驚跑，造成軍人驚恐混亂，到處跑動。蕭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嗬止之，如此者數四”，保持軍營未發生潰敗。[46]從今天的觀點來看，軍陣“非理性異動”和軍營“夜驚”都屬於大眾心理學的研究範疇，即在人口密度和心理壓力極大、信息傳遞不暢的情況下發生的極端行為。 第三節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軍陣變化趨勢
以上是關於步兵軍陣的隊列編組及運動作戰的總體原則，側重普遍性。下文則對古代文獻及考古材料中幾個步陣個案進行討論，側重特殊性與發展變化規律。 <h4>《國語》中的夫差吳兵方陣</h4>
春秋時期列國間戰爭主要是貴族化的車戰，步兵居於次要地位，文獻對步戰的記載也極少。到春秋末期，南方的吳國、越國崛起並參與中原戰爭。吳國介入中原戰爭初期也使用戰車，不久後則轉變成以步兵為主力。這種轉變的原因既有社會方麵的，即吳國並不具有中原列國貴族政治基礎，不拘泥於傳統，比較容易適應新的戰術形式；也有自然條件的限製，即吳地處水鄉澤國，且南方缺少馬匹，維持戰車部隊成本高昂且作用有限。加之吳軍開掘了自長江進入淮河及泗水的航道，水運使其擺脫了對畜力車輛的依賴，船載步兵可以直接進入中原。[47]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吳王夫差率兵北上，與晉、魯等國會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吳、晉爭執盟誓順序，互不相讓。夫差遂率吳軍列陣向晉軍示威。這是史書中最早的大規模步兵戰陣記載。吳軍陣列的形式為：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萬人以為方陣。[48]
可見吳軍是以步兵百人一行為一編製單位，長官稱“官師”，十行千人，長官為“嬖大夫”，百行萬人為一方陣，長官為將軍。這樣的方陣共左、中、右三個。當然，長、寬皆為百人的軍陣未必是正方形，因為士兵的左右間距一般小於前後間距，已見前節。所以這種軍陣的縱深長度會大於寬度，但這種長方形陣也可以叫方陣，如同秦俑一號坑的長方形軍陣也可稱為方陣。
吳軍方陣的“徹行”是縱行。因為每行最前列的官師所擁“文犀之渠”，據韋昭注“謂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師居於前方，才有執盾防禦敵軍箭矢的必要。這種以縱隊列陣、軍官都在前列的做法，應是從車戰戰術照搬而來，未必適合步兵作戰。[49]因為步兵軍陣行動緩慢，兩軍逼近交戰時，隻有前列士兵能參與作戰，傷亡概率最高。官師在前一旦傷亡，整個縱隊就失去了指揮。當然，也許官師隻是執盾為身後的下屬提供保護，開戰時則是兩人擁擠在盾牌後一起作戰：這種情況可以參考戚繼光的鴛鴦陣，其伍長往往執長盾牌居前，為身後的士兵提供掩護。所以戚繼光特意規定，如果伍長牌手戰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連坐斬首。[50]另外，官師在第一排與敵作戰，不可能分心指揮後麵的99名部屬。步兵往往由社會地位較低的農民組成，戰鬥積極性也低，一旦沒有軍官監視督戰很容易臨陣脫逃。歐洲14世紀的瑞士長矛步兵方陣，其特點也是列長都在第一排。但這些長矛兵來自相同的山區部族，自幼一起長大，戰士間關係十分密切，不必擔心逃兵問題。[51]當然吳軍方陣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士大夫，作戰決心不成問題，這也是貴族戰車時代的遺存和過渡。戰國以後的步兵主要是征發農民或賤民性質的世襲兵，就難用這種隊形戰術了。
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步陣基本隊列是5橫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隊，《紀效新書》（十八卷本）中“立隊法”則是4橫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隊，這樣既便於第一行的士兵協作對敵，又便於隊長統一指揮。反觀吳軍的這種布置，可能和當時的步兵軍陣戰術尚不成熟有關。因為這是吳軍第一次以步兵主力進入中原。以往吳軍經常與楚、越作戰，步兵運用較多，但在南方的叢林水網環境中，可能沒有進行過這種大型方陣戰鬥。另外，此次吳軍的戰術意圖也值得探討。因為晉軍還沿襲著以戰車為主力的春秋慣例，一旦戰車整隊衝鋒，吳軍很難避免被踩踏和碾壓的命運。吳軍這次布陣是乘夜間秘密進行，[52]列陣完畢後開進到晉軍營壘前一裏處，當時天色始明（昧明），使營中的晉軍猝不及防。以當時慣例，軍營外都築有壘牆，牆內是宿營、炊灶等生活區，沒有空間整隊列陣。如果這時晉軍開出營壘列陣，吳軍就可以趁晉軍出營時的無序狀態展開進攻，未形成陣列的晉軍必然大敗。以前晉軍也曾遭遇過楚軍這種“晨壓晉軍而陳”（前575年，晉楚鄢陵之戰），區別在於當時楚軍主力是戰車兵，晉軍的對策則是“夷井塞灶”，在軍營內原地駕車列陣，然後平毀壘牆整體開出迎戰。[53]這次如果晉軍采用相同的辦法，吳軍則不會在原地等待晉軍整隊，而是會直接衝向晉營壘，展開攻城式的圍攻作戰，這恰恰也是步兵的長項。所以晉軍這次未敢與吳軍開戰，而是選擇了和平會盟。應當說，夫差步陣這次雖然沒有投入實戰，卻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書對戰國時期戰爭的記載都非常簡略，使我們難以總結當時的步兵具體戰術特征，但秦陵的兵馬俑軍陣是一個難得的材料，使我們得以了解秦朝步兵軍陣形態。秦陵兵馬俑軍陣和《國語》中的吳兵方陣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縱深較長的長方形。吳兵方陣的縱深為百人，秦陵兵馬俑的一號步兵俑坑正麵寬57米、縱深184米，深度甚至達寬度的三倍。這說明戰國到秦代，步兵軍陣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陣列，對敵的正麵不會太寬，或者說寬度不會明顯大於縱深。但在這個背景下，列國仍會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陣隊形和戰術特點。《吳子·料敵》篇雲：“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鬥，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54]。雖然未必全是實際情況，但也反映出列國軍陣仍有一些自己的特點。漢初劉邦與淮南王英布作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55]。英布曾長期隨項羽（籍）作戰，其軍陣也有項羽風格。《史記》對秦漢之際幾次大會戰的記載很簡略，沒有具體的軍陣布局，也許司馬遷對此不甚了解，以至現在也無從討論。 <h4>328年洛陽之戰與步陣的“扁平化”趨勢</h4>
兩漢到三國時期，關於步兵軍陣作戰的詳細記載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國和南北朝時，這方麵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國初期，劉曜前趙與石勒後趙的洛陽之戰就體現了步兵軍陣一種新的趨勢：縱深變淺、寬度變大。
328年，劉曜與石勒決戰於洛陽城西，劉曜“軍十餘萬”[56]，“陳於洛西，南北十餘裏”[57]。當時劉曜在西，石勒在東，劉曜軍是南北拉開了十餘裏的寬度。劉曜軍中應有三分之一左右為騎兵，不會和步兵混合列陣。暫以步兵為整十萬人，且全列為戰陣計算，每華裏正麵平均有萬人，如正麵一人占據一米的寬度，則縱深僅有二十餘人。比起吳兵和秦陵的軍陣，這種縱深顯然是太淺了。但詳細分析《晉書》關於兩趙洛陽之戰的記載，會發現一種可能性，就是劉曜軍陣並非一開始就如此之寬，而是在戰鬥過程中經曆了一個逐漸橫向（向南）伸展的過程，這個橫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為了實現對敵陣的側翼包抄，即試圖以己方的正麵軍隊攻擊石勒軍的側翼。下麵對戰鬥中劉曜軍陣的變化做一梳理：
《晉書·劉曜載記》雲，劉曜軍本來是在圍攻金鏞城，得知石勒親自率軍趕來後，劉曜才“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金鏞城在洛陽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劉曜軍解除圍城後，應當是列陣於洛陽城西偏北，基本在穀水以北的方位。
開戰之前，石勒後趙軍隊已經全部進入洛陽城，共有“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第一支出城的後趙軍是石虎率領的三萬名步兵，他們“自城北而西，攻其（劉曜）中軍”。石虎部應是從金鏞城開出的，之前劉曜軍一直猛攻金鏞，這三萬名步兵應是在此處守城用。當他們從金鏞開出向西時，正對的是劉曜中軍位置，也可證開戰初期劉曜軍陣整體偏北。
但就在這一輪的步兵對戰中，雙方的軍陣一直在向橫向延伸。由於戰場北部是邙山高地，不便軍陣展開，雙方隻能向南方，即劉曜軍右翼、石虎軍左翼延伸。《劉曜載記》雲：“（曜）至於西陽門，捴（揮）陣就平”，按，西陽門為洛陽城西的中門，門外已經是平地，所以這裏兩句的位置似應互換，即劉曜中軍原本在邙山與平地的連接處，他希望軍陣向平地展開（就平），才使部隊向南延伸到了正對著西陽門的位置。此時前趙軍正麵已經拉開了半個洛陽城的長度，正麵才達到了“南北十餘裏”。
石虎軍遠少於劉曜主力，難以無限拉寬，且隨著橫向展開軍陣縱深變淺，很容易被劉曜軍擊潰。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因為在石虎部奮力抵抗的同時，後趙騎兵部隊從洛陽城內開出，對劉曜軍進行了致命打擊：“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劉曜本人此時正在麵對西陽門的位置，即己方軍陣的最南端，這說明他一直處在軍陣伸展的最前方，此時直接受到打擊，他本人也被石堪所部俘獲。石堪、石聰騎兵出城的位置，應當是城西正中及偏南的西陽門、西明門，從西明門出城的騎兵要向北才能攻擊劉曜軍，即所謂“城西而北，擊其前鋒”。
當石堪、石聰騎兵攻擊劉曜軍突出的右翼時，石勒也率最後的三萬步兵、一萬騎兵開出，“躬貫甲胄，出自閶闔，夾擊之”。閶闔門在城西偏北，西明門和金鏞城之間，正對著劉曜軍拉伸開的中央部位，且這個方向受石虎步兵壓力最重。在劉曜已經被俘獲的情況下，這一輪打擊如摧枯拉朽，最終造成了前趙軍的徹底崩潰，“斬首五萬餘級，枕屍於金穀”。
按，此劉曜軍隊最為集中的“金穀”需要做一考辨。據《水經注》卷十六“穀水”條，穀水在洛陽以西，自西向東流，在（漢魏北朝）洛陽城西三十裏的河南縣故城向南注入洛水。但自東漢、西晉以來對穀水水道做了人工延伸，使其向西北流，直至洛陽城西北角匯入護城河水係。金穀地名來自穀水左岸的一條小支流—金穀水，西晉富豪石崇的金穀園亦得名於此。劉曜軍集中之地，應在金穀水匯入穀水的匯合處，距離洛陽城西牆不到十裏之遙。此金穀為泛稱，並非特指金穀園舊址，因為戰場範圍較大，史書隻是用以借指穀與金穀兩水所夾之地。這也說明後趙軍主力所處仍比西明門，甚至比閶闔門還要偏北，即劉曜在“揮陣就平”時，隻有部分後趙軍能夠及時向側翼機動。急於向側翼伸展包抄，而未能顧及己方軍陣的整體布局，是劉曜此戰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劉曜本人臨戰酗酒大醉，被攻擊時又急於“昏醉奔退”，是慘敗的主觀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劉曜在試圖逃命時“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而被追騎俘獲（《晉書·劉曜載記》），這裏的石渠和冰的位置，應為穀水河道上著名的“千金堰”，在洛陽西十餘裏。[58]這說明劉曜還是想向自己軍陣主力的後方逃跑。
328年劉曜洛陽之戰的失敗，主要原因是他未曾考慮到敵後備部隊（特別是騎兵）突然投入戰鬥，以及他自己在昏醉狀態下喪失戰鬥意誌、沒能與敵騎兵進行頑強對抗。但劉曜這種試圖拉寬己方軍陣正麵寬度、對敵陣側翼實現合圍打擊的意圖，卻代表了中國步兵軍陣發展的一個趨勢。從此之後，步兵陣列，特別是大規模會戰中的步兵軍陣，一直朝著寬正麵、淺縱深的方向發展。
除了步兵軍陣之間對抗的需要，這個趨勢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衝擊騎兵的發展。正是從十六國初期開始，裝備馬鐙、馬槊甚至馬鎧的騎兵開始普及，這種騎兵能夠以其強大衝擊力直接衝破步兵的密集陣列，成功“陷”入敵步兵軍陣。步兵軍陣縱深過大會導致兵力過於集中，如果被敵騎兵深入衝擊，多層隊列的指揮鏈都會斷裂，整個軍陣將完全失控。所以自十六國開始，步兵軍陣縱深變淺，而正麵寬度加大，也是為了加強軍陣總體的“彈性”，即受到衝擊時損失的降低，以及被敵騎兵成功穿過之後軍陣的自我恢複能力：當敵騎兵衝向這種寬正麵、淺縱深的步陣時，迎麵的步兵即使難以迎戰，也可以很方便地向兩側或者側後稍做撤退，待敵騎衝過之後重新“合攏”陣列。所以在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經常發生騎兵穿過敵步兵陣列，直達其後方的情況，而步兵軍陣經過這種穿透後並未喪失指揮和反應能力，需要騎兵掉頭進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反複衝擊（詳見前文騎兵部分的論述）。
劉曜的這種戰術意圖，可以與《紀效新書》中的交戰原則相呼應。戚繼光在談到以軍陣正麵迎敵時說：
其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俟將戰，急於賊之兩邊，各令一半自外圍戳而來；各令一半伏住，俟賊到正麵，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俟賊四顧奪氣，正麵兵即擁牌夾戰。[59]
即軍陣在迎敵前進時，左右兩翼主動向兩側拉開。接近敵軍時，正麵迎敵的隊伍立定不動，等待兩翼對敵兩側實現合圍。戚繼光將這進行合圍的兩翼部隊稱為“奇兵”，敵軍兩翼被包抄，軍心不穩，我正麵軍隊再發起攻擊。當然，這種戰術自4世紀以來，已經經曆了上千年的積累，到戚繼光時代已經相當成熟，不具有獨創性。他能在抗倭戰爭中運用這種戰術，很重要的原因是明軍對倭寇有數量優勢，即在雙方戰術思路相同的情況下，比正麵寬度必然會變成比軍隊數量。
不過，並非隻有數量優勢的軍隊才適宜這種“扁平化”寬正麵合圍戰術。因為它還受到另一個製約因素，就是軍隊紀律性、士氣的影響。十六國時期步兵軍陣“扁平化”體現很明顯的，當數與姚萇作戰的前秦苻登部隊。首先，他們的軍陣是“每戰，以長槊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60]。“方圓大陣”的“大”，是指正麵的寬度大，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軍陣的縱深，確保與敵直接接戰的第一線有足夠的兵力即可，其餘未接戰兵力並不在隊列後麵消極等待，而是機動巡回，發現第一線有薄弱處就及時補充。
其次，苻登軍隊的陣型可圓可方。步兵正式作戰時都是方形軍陣，這是直線形的基層隊列所決定的，很容易理解。實戰中出現所謂“圓陣”，都是被敵軍包圍，士兵因恐懼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縮，軍陣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圓形。[61]在勢均力敵的戰鬥中軍陣不會是圓形，因為弧形的隊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統一指揮調度。苻登所部軍隊會成為圓形，可能也因為他們經常出於數量劣勢，處於被包圍或半包圍狀態，但不同的是他們的“圓陣”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證接敵的第一線。但苻登軍隊的不可複製之處，在於其頑強的戰鬥意誌。這支軍隊為了給前秦皇帝苻堅複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戰。他們帶著苻堅靈位參加每次戰鬥，士兵甲胄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經常不帶軍糧而以敵軍屍體為食。這種旺盛的作戰意誌是曆代絕大多數步兵部隊都無法具備的。就像戚繼光描繪的那些走上真正戰場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氣者，即使平時武藝熟練，實戰中卻“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眾而走”；或者雖身高力大，臨陣則“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62]。所以苻登軍陣在常規戰術教程上並無太大意義。但苻登軍陣說明，步兵軍陣的戰鬥威力隻在於第一行與敵直接接戰的士兵，像《國語·吳語》或者秦陵兵馬俑那種縱深達百人的隊列，是一種很不“經濟”的戰鬥方式。而要降低縱深，提高戰鬥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質和主動戰鬥意誌，這恰恰也是多數步兵軍隊所缺乏的。作為一名統帥，在決定己方軍陣的寬度和縱深時，除了要考慮戰場地形、敵軍數量和隊形之外，還要必須考慮己方步兵的紀律性和戰鬥意誌，即使軍陣寬度和士兵戰鬥意誌具有正向相關性。 <h4>北朝大規模會戰中的的步兵軍陣</h4>
北朝後期，東西方政權（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之間進行了連續多年的戰爭。這兩個政權都由北魏後期大戰亂中崛起的六鎮軍人勢力組成，將士的戰鬥技能和戰術素養普遍較高，兩個政權的戰爭動員能力也極強。最能代表這一時期軍陣戰術水平的，是雙方進行的幾次大規模會戰：537年，東魏高歡進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戰；538年、543年宇文泰與高歡在洛陽郊外進行的兩次大規模會戰，即所謂河橋之戰與邙山之戰；以及576年北周進攻北齊的晉陽會戰。這四次會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萬人左右（隻有沙苑之戰時西魏軍隊略少）。
關於會戰中雙方軍陣的寬度，史書則記載不多。538年河橋之戰，《周書》隻說由於當天雙方的軍陣寬度過大，戰鬥開始後人馬踩踏起的塵埃遮天蔽日，使得周軍的中軍和左右兩翼都失去聯係，進入各自為戰的狀態。西魏統帥宇文泰指揮的中軍突入東魏軍陣，俘獲敵軍一萬五千餘名，更多的東魏軍被逼入黃河淹死。但西魏軍趙貴、怡峰指揮的左軍，獨孤信、李遠指揮的右軍都作戰失利，又與中軍失去聯係，以為中軍已經覆滅，都擅自丟棄士兵而還。李虎、念賢率後軍充當預備隊，見到獨孤信、李遠等撤退，也隨之班師。西魏軍隊因而受到極大損失。[63]這說明在當時的通信條件下，由於軍陣正麵拉開過寬，超過十萬人的會戰已經無法實現統一指揮，隻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隊將領的應變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進攻北齊，與齊帝高緯會戰於晉陽城下。此戰齊軍在北，周軍在南，周軍投入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裏”[64]，平均正麵每米的縱深隻有十人左右。齊軍兵力與周軍相近，[65]隻是由於北齊後主高緯昏庸無能，臨陣先逃，造成慘敗，北齊不久便亡於周。
這四場大規模會戰的軍陣幾乎都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雙方接戰時，總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擊敗。似乎當時統帥習慣將實力較強的部隊部署在右翼，而將較弱的部隊放在左翼，進攻時，也習慣重點打擊敵軍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戰時，西魏的左軍首先遭到敵攻擊，但右軍統帥李弼帶六十名騎兵衝鋒，將進攻左翼的敵軍衝散，西魏軍乘機取勝。[66]543年邙山之戰，東魏右軍統帥彭樂帶數千騎兵，首先衝擊西魏軍左翼趙貴等部，成功貫穿後又順勢直至西魏中軍，宇文泰也幾乎被彭樂刺死。[67]但西魏中軍和右軍成功擊敗了東魏中軍，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576年周齊晉陽之戰，齊軍也是東側部隊先發生退縮。齊軍陣朝南，東側正是左翼，後主高緯因為恐懼逃跑。[68]
十六國北朝以來這種寬正麵、淺縱深的大規模會戰，其流風餘韻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與竇建德在洛陽東的虎牢決戰。此戰為李世民、李元吉聯合出兵攻打洛陽王世充，竇建德自東方趕來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帶一部分部隊向東阻擊。竇建德軍共十餘萬人朝西列陣，隊列北自黃河，南至鵲山，綿延二十餘裏。史書對李世民軍隊數量記載不詳，且在描述戰鬥過程時，隻注重刻畫李世民本人率領騎兵衝鋒的事跡，對戰場全局的全麵介紹太少，[69]但此戰中雙方都以寬正麵、淺縱深的扁平軍陣進行戰鬥，則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節 南方步兵的特殊戰術形式<h4>裝備特征：短兵器為主</h4>
以上主要是討論北方地理環境中的步兵軍陣戰術。自先秦至漢末，多數大規模戰爭都發生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但三國和東晉南北朝的分裂時期，江南地區長期存在割據政權，南北間戰爭及南方內戰很多，出現了一些與北方不同的步兵戰術。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軍隊比較明顯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戰刀和盾牌組合為主。長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較少。這可能因為南方多山林，長柄兵器在茂密的叢林中不便揮舞；另外，南方水網地帶步兵多乘船機動，長柄兵器不易在船艙內攜帶，水戰時更難以在船艙內揮舞。東吳權臣諸葛恪與魏軍會戰於東關，魏軍在高堤上築城固守，吳軍以敢死之士“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後“鼓噪亂斫”，大敗魏軍。[70]據此記載，吳軍中應當裝備有矛戟長兵，隻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晉發動全麵伐吳之戰時，吳軍主力渡江迎擊，其中丹楊太守沈瑩率領的“丹楊銳卒刀楯五千”屢次擊敗晉軍，[71]則是全部以刀和盾牌為兵器。
《漢書·晁錯傳》雲：“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顏師古注曰：“鋋，鐵把短矛也。”[72]短矛強於長戟，因其便於在密林中揮舞。在東晉末，盧循率領天師道軍隊從廣州遠襲建康，與劉裕指揮的晉軍對抗。天師道軍數千人在江邊登陸，“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將晉軍逼退。但劉裕調一支從南燕俘獲的鮮卑長槊步兵投入戰鬥，天師道軍無法抵抗，隻得撤退回船上。[73]可見在較開闊的地形上，天師道軍的短矛難以對抗來自北方的長槊。
劉裕晉軍與北方政權作戰時，其軍隊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稱。在其遠征後秦時，沈田子偏師與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隊會戰於藍田。麵對數量居絕對優勢的秦軍，沈田子“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徑直衝入秦軍陣中將其擊潰。[74]宋明帝初年的內戰中，衡陽內史王應之與行湘州事何慧文屬於不同陣營，雙方在長沙城下作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75]，可見雙方統帥都是持戰刀，徒步對砍。當時宋明帝一方的將領阮佃夫招募數百名蜀人參戰，這些蜀人“皆著犀皮鎧，執短兵”，在江東戰場表現出色。當時另一位在浙東作戰的將領劉亮也以擅刀楯著稱，每次戰鬥都持刀、楯衝鋒在前，直接殺入敵陣列。敵軍在水塘間的道路上樹立木柵，由於地勢狹隘難以攻克，劉亮則“負楯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皆摧破”[76]。這些都屬於典型江南水網地區的戰鬥形態。
為了便於在水濱沼澤中作戰，南方軍隊有時還使用一些特殊裝備。如宋文帝劉義隆死後的內戰中，兩軍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窄，兩側水中長滿水草，時人稱為“菰封”。但其中顧彬之一方士兵帶有“籃屐”，可能是鞋底類似竹籃，麵積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憑借這種籃屐，顧彬之軍撤到兩側水草中，用弓箭夾射塘路上的敵軍而取勝。[77] <h4>步兵對騎兵衝擊的防禦</h4>
步兵作戰的對手不僅有步兵，還有敵騎兵部隊。春秋戰國時，步兵就有被敵戰車部隊衝擊的危險。在騎兵還沒有裝備馬鐙的時代也可能試圖衝擊步兵，所以步兵軍陣習慣以矛戟等長柄兵器組成最外圍隊列，防範敵車騎的高速衝擊。自馬鐙普及後，這種威脅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戰術沒有革命性變化。一些簡單的設施仍能起到些防範敵騎兵的作用。比如將槍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備敵騎衝擊。西晉末，擅長騎戰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義，在成都城下的戰鬥中，特侄李蕩騎馬追擊敵軍，“觸倚矛被傷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禦騎兵的矛。[78]北魏後期，爾朱天光與關西的萬俟道洛作戰，為防止道洛軍乘夜突圍出城，爾朱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當夜，道洛騎兵果然試圖衝出，結果衝到木槍上，“馬各傷倒”，都被擒獲。[79]
在爾朱天光之前，北魏曾派崔延伯平定關西的萬俟氏叛亂，為了防範其騎兵，崔延伯采取了一種比較笨重的方法：用鐵鏈和鐵柱將大木板連接起來，由身體強壯的士兵抬、背而行，構成軍陣外圍，其他士兵和輜重都躲在中間，“號為排城”。但這種設施過於笨重，士兵不堪重負，“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崔延伯軍因而大敗。[80]這說明如果步兵軍陣所依托的掩護過於笨重，必然降低其戰鬥力。[81]
實戰中，步兵賴以防範騎兵衝擊的主要手段，是運輸軍糧輜重的大車。這是曆史很悠久的戰術。西漢衛青出擊匈奴曾用武剛車環繞保衛輜重，李陵步兵也依托大車與匈奴對峙多日。且這種戰術也非中原軍隊獨有，因為草原民族也使用大車進行遊牧遷徙，他們在對抗敵優勢騎兵時也會這樣做。北魏早期，匈奴劉部的優勢騎兵將拓跋珪軍包圍，“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將劉部騎兵擊退。[82]後秦姚泓時，其北境戍將姚恢不堪赫連勃勃的壓力，也率領部屬“以車為方陣”撤往長安。[83]
東晉南朝政權缺少騎兵，為對抗強大的北方騎兵威脅，更加倚重車輛對步兵的保護。最早進行這種嚐試的是東晉末年的劉裕。在409年北伐南燕時，為了對抗慕容鮮卑的具裝騎兵，以步兵為主力的晉軍將四千輛大車部署在隊伍的兩側，車輛首尾相連而行，車上張掛布幔以遮蔽箭矢和阻擋敵軍視野，“禦者執矟”以防範敵騎兵衝擊，同時也說明這些大車都是畜力拖曳的，不然不會有“禦者”。這支晉軍頂住了上萬鮮卑騎兵的攻擊並攻克臨朐，為全麵占領南燕奠定了基礎。[84]
在418年，劉裕西上進攻後秦政權，主力部隊溯黃河而上時，經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騎兵攻擊。劉裕步兵再次以車輛為掩護作戰：晉軍七百人、車百輛首先在北岸登陸，車輛連接呈弧形排列，兩端臨河，中間距河百步，總體呈彎月狀的所謂“卻月陣”；之後以二千人增援，每車配屬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張，同時在朝外的車轅上樹立大盾牌（彭排）。北魏三萬餘騎兵發起衝擊，晉軍則依托車輛用弓弩和短兵作戰。北魏騎兵無法衝開車營組成的壁壘，都下馬蜂擁而上，試圖以搭人梯的方式爬過彭排。晉軍則將長槊截短為三四尺，架在彭排縫隙中以大錘錘擊，像釘釘子一樣刺穿外側密集的魏軍，“一槊輒洞貫三四虜”。魏軍潰敗，晉軍追斬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幹。[85]此次戰鬥使魏軍遭受較大傷亡，之後再未敢主動進犯晉軍，從而使劉裕得以全力攻滅後秦政權。
劉裕之後，南朝步兵更多地是依托車輛進行消極防禦。宋文帝元嘉時，北魏時常襲掠河南的青州、兗州地區，禦史中丞何承天建言備邊，其中有建議征集五百輛車，每車用二牛拖曳，“參合鉤連，以衛其眾”，可以保護平原地區的居民撤往險要地形。[86]這種以大車連接成外圍防禦的陣型，南朝人多稱之為“函箱陣”，應是取其方形且堅固之意。450年魏軍大舉南下侵宋，兵鋒遍及整個河南及淮南地區，劉宋軍隊多固守城池不敢出戰。這段戰事中多見有步兵依托車輛作戰的例子。一路宋軍八千人在撤退途中遭遇數萬北魏騎兵，宋軍隻得依車輛結營，且戰且退，這種局麵和西漢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如出一轍。但此時的北魏騎兵已經習慣衝擊近戰，他們分為三部，輪流進攻，並投擲燃燒的草束，試圖焚毀宋軍車輛。激戰一天一夜後，宋軍將領劉康祖頸部中箭身亡，軍隊潰散，被魏軍追殺殆盡。劉康祖的人頭被魏軍送到彭城，希望以此迫使宋軍投降。[87]守城的宋江夏王劉義恭擔心軍糧缺乏難以守城，有部屬向其建議，“以車營為函箱陣，精兵為外翼”，護送劉義恭一家前往清水以東避難。但此舉未必如守城安全，所以未付諸實施。[88]同時，青州東陽城也遭到魏軍騎兵包圍襲擊，城中宋軍將車輛推出北門外為掩護，挖掘溝塹為營壘，使得魏軍不能靠近攻城，終於退兵。[89]元嘉末的這些戰例表明，南朝步兵在野外依托車輛也難以抵禦魏軍騎兵，最有效的防禦手段仍是守城。到南齊初，武帝蕭賾曾計劃奪回被北魏占據的淮北地區，在建康郊外建造“露車”（應是沒有棚蓋的畜力大車）三千輛，準備用於淮北的陸戰。此舉一度引起北魏方麵注意，向南齊使臣質問此事。[90]但這些車後來似乎未派上用場。
宋明帝劉彧初，劉宋境內爆發大規模內戰，駐守壽陽的殷琰也起兵反對劉彧。雙方激戰於壽陽外圍。殷琰派兵向前方運送軍糧一千五百車，並用五千士兵護送。為防劉彧軍襲擊，他們將米車排列為函箱陣，士兵在車陣內外護衛。劉彧軍在途中設伏，使運糧兵遭到重大傷亡，丟棄車輛逃回。劉彧軍焚燒了米車，將駕車的兩千多頭牛驅回營地。不久壽陽也力屈投降。[91]這是南朝內戰中使用“函箱陣”的戰例。
此後梁、陳兩代與北方的戰爭中，已經不見以車輛為依托的戰例記載。這種現象的背後，應當有北朝政權中原化的因素。因為在北魏政權早期，尚保留有較多的草原習慣，兵種上主要依賴騎兵，戰術上以騎兵快速襲掠為主，缺少步兵進行持久戰。這種情況下，南朝步兵可以依托車輛進行短期堅守。但自魏孝文帝改革後，北魏政權迅速中原化，步兵力量壯大，南朝依托車輛的戰術就難以發揮作用了。 <h4>另一種對抗騎兵的戰術：斫營</h4>
東晉南朝步兵對抗北方騎兵的另一種戰術，是主動在夜間出擊，襲擊北軍宿營的營壘。當時稱這種戰術為“斫營”。因為軍隊野營主要靠挖溝築牆、建造營壘來保證安全，北方軍隊多騎兵而少步兵，勞動力相對有限，難以建築起堅實的營壘；夜間昏暗，騎兵難以發揮衝擊的威力，且夜間戰馬都解除了鞍轡，一時難以武裝，這些都是南方步兵“斫營”的便利條件。
在西晉末年戰亂中，石勒遠征淮河流域後返回北方，渡過黃河時，當地武裝試圖乘夜斫營，但據說石勒軍中的僧人佛圖澄發出預警，使石勒逃過一劫。[92]當時堅守在河南的李矩、郭默武裝，也屢次以這種戰術與石勒、劉曜政權的騎兵對抗。[93]570年，東晉壽陽守將袁真、袁瑾父子叛變投靠前秦，秦軍步騎兵二萬前往增援，駐紮在壽春城外的八公山及洛澗。桓溫軍隊乘夜間發起襲擊，擊敗秦軍，乘勢攻占壽春，保住了東晉在淮河南岸的重要據點。桓溫軍事才能並不高，以往與前秦、前燕屢戰屢敗，這次能夠戰勝秦軍，主要原因便是熟悉地形與選擇了在夜間作戰。[94]
對於南方軍隊的斫營戰術，北方也頗為忌憚，在進攻中不得不有所防備。元嘉末宋魏大戰中，魏太武帝拓跋燾給宋文帝劉義隆寫信進行威脅，便提到“彼吳人正有斫營伎”，但他聲稱早已識破此術，會讓軍隊在宋軍城池百裏之外安營，宋軍步兵一夜最多行進五十裏，天明時尚在途中，反倒成為魏軍騎兵的獵物。[95]這倒不全是空話，因為暗夜對於進襲的步兵也是一種限製，如果在陌生的敵境內，這一戰術很難實施。在劉宋襄陽軍隊對北魏的反攻中，統帥柳元景募集精兵一千人“夜斫賊營”，但這支軍隊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徒勞無功奔走一夜也沒找到魏軍營地，天亮後隻得返回。[96]
在長期的南北戰爭中，北方軍隊也摸索出了對抗南軍斫營的戰術。齊明帝蕭鸞時，齊軍乘夜在淮河水淺處涉水渡河，試圖斫北魏軍營。北魏將領傅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判斷齊軍在渡河處一定預設有標識，遂一麵鞏固營防，一麵派人偷渡到南岸，帶火種埋伏在深水處的水濱。斫營的齊軍遭遇伏擊逃回河邊，與對岸進行燈火信號聯絡。埋伏在南岸的魏軍也點燃燈火進行幹擾。齊軍誤認魏軍燈火為淺水處，結果涉水時淹死多人。[97]這說明隨著北魏政權的中原化，其軍隊也越來越熟悉步兵戰術和南方叢林水網地區的作戰環境，南方一些傳統戰術逐漸失效。 附錄 戚繼光對軍陣戰術的探討和對世俗觀念的糾正<h4>關於軍陣密度的闡述</h4>
在戚繼光時代，通俗演義文學已經深入人心，各種傳統武術流派也紛紛出現。所以經常有人問他，那些用於表演的武術器械表演，能否用於實戰？戚繼光對此斷然否認。他認為這些武術套路都要跳來跳去，而真正的步兵軍陣非常密集，沒有空間供人閃轉騰挪：
或問曰：“平時官府麵前所用花槍、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敵否？子所教亦有是歟？”
光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從槍戳來，從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隻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存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98]
軍陣中“轉手皆難”，可見隊列非常密集。戚繼光還說過，民間流傳的長槍技藝習慣“徊轉走跳”，當時軍隊在單兵操練時也有揮舞長槍的情景，但這都不適用於擁擠的真正戰陣，因為密集隊列中沒有左右揮舞的空間。他甚至指出一些細節：浙江民間槍法習慣抓握槍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實戰中如此，則後半截槍杆很容易頂撞到身邊和身後的戰友，從而無法準確刺中敵人：
又如長槍，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軍所傳之法，亦有回轉，但大敵交鋒，與平日場上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從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槍，徊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至於中分其半，則又後尾垂帶，一為左右挨擠，手中豈能出入？遂乃遇敵而敗。[99]
當然，戰陣也是由單個士兵組成的。個別技藝高超、戰鬥經驗豐富的士兵，其殺傷敵軍的概率要比普通戰友高得多。對於這種情況，似乎應該給予相對較大的空間，方便其發揮技藝。戚繼光在這個問題上也難有取舍。他在講完楊家“梨花槍”優於別家之後，又說：“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疏；非簡無以解分糾，非疏無以騰挪進退。”[100]所謂“法欲簡”，是指士兵要學的槍法，不能像民間武術流派那樣繁雜，一定要簡單易於學習掌握；“立欲疏”則是民間武術的特征，但戰陣中難以提供足夠的空間。這種個人技藝和全軍總體水平的差異，也是冷兵器時代所有統帥都曾麵臨過的兩難取舍。 <h4>戚繼光“鴛鴦陣”的獨創和局限</h4>
戚繼光運用更多的，是他創製的“鴛鴦陣”。其基本原則是，每隊有兩“伍”；每“伍”五名士兵為一基本作戰單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為身後的四人（一名狼筅手、兩名長槍手和一名镋鈀手）提供保護，五人一起作戰：
交鋒之法，兵在各伍牌後遮嚴，緩步前行，執牌在前，隻管低頭前進；筅、槍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牌而進。聽擂鼓、吹天鵝聲喇叭，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為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恃賴牌遮其身，隻以筅、槍出牌之前戳殺為務。[101]
戚繼光沒提及這五人之間距離多大，但他們都要從同一麵盾牌獲得掩護，必然甚為擁擠。《紀效新書》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謂“三才陣”[102]，但沒有詳細說明這種隊列的用處，大概是應付某些特殊情況，如需要拉開較寬的正麵，但不會有太激烈的戰鬥，如圍獵、搜山等。
當代研究者使用《紀效新書》時需要注意，“鴛鴦陣”中哪些是因襲已久的步兵戰陣傳統，哪些是戚繼光本人的獨創。與以往史書中的戰例及兵書著作相比，戚繼光“鴛鴦陣”的創新之處，就是他重視最基層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隊，每個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長槍手、镋鈀手四種戰士。這給武器供應、士兵協同訓練都增加了難度，不是所有時代的步兵軍隊都能做到。
藍永蔚先生認為春秋時每個“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後站立，應當是從戚繼光“鴛鴦陣”受到的啟發。但“鴛鴦陣”在很多方麵是沒有先例的，有其時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鴛鴦陣”的基本訓練原則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隻能同時對付一到兩名敵軍：盾牌手提供掩護；狼筅手幹擾敵軍；兩名長槍手分別保護盾牌手和狼筅手，並承擔刺殺敵軍的主要職能；镋鈀手則防備敵軍突入過近。戚繼光的對手倭寇並非正規軍，數量較少但單兵戰鬥力較高。所以隻能采取“以多打少”戰術，以一個“伍”對付一兩名假想敵。而且戚繼光可以用較多的時間招募訓練軍隊、準備武器，這在大規模戰爭和全麵動亂時代都是難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網叢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勢最狹”[103]，大部隊無法展開，鴛鴦陣以五人、十二人為基本作戰單位，機動靈活，適應複雜地形作戰。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規模會戰中這種編組形式並沒有優勢。這些因素導致鴛鴦陣隻能在抗倭戰爭中曇花一現，再沒有後繼者。 <h4>戚繼光對軍陣非實用化趨勢的批評</h4>
軍陣的隊列編組、變化，本來是從實戰需要發展而來。但在漢代之後，軍陣演練逐漸成為一種針對百姓的團體藝術表演，使之逐漸脫離實戰。漢代宮廷本來有歲終“大儺”之風，由少年黃門子弟（宦官）表演驅逐疫鬼。在東漢時，這種儺戲和皇室禮送駐京士卒還鄉的儀式結合。這可能因為兩者都是在歲末之際，且都是一種公共表演性質很強的活動，所以換防士卒會以軍陣隊列形式參與某些儺戲表演。[104]這體現了軍陣操練走向大眾娛樂的趨勢。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製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105]。其具體過程為，軍隊分為步兵、騎兵兩支，騎兵在北，象征北魏軍，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劉宋軍：
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跽起前卻，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眾盡大噪。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106]
這種表演是為了炫耀朝廷軍威，同時在節慶中娛樂大眾。為了追求更好的視覺效果，與實戰無關的因素都逐漸摻入進來，使之成為單純追求娛樂視覺效果的大型“團體操表演”。北魏時期戰爭較頻繁，軍隊接受實戰鍛煉的機會多，還不至因表演影響軍隊戰鬥力。但在承平較久的朝代，軍隊缺乏實戰檢驗，會把這種花哨無用的陣型表演當成真正的軍陣。特別是自宋代以後，傳統武術“門派”興起，將實戰對打技藝改造成近似藝術體操的“套路”表演；同時，小說、評書等市井文學興起，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曆史演義小說盛行，將冷兵器戰爭戲說為個別武藝高超的大將相互對打。軍陣也和虛構的神怪傳說、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結合，使普通民眾（包括士大夫和未經實戰的將士）遠離了真正的戰爭經驗。
在戚繼光生活的時代，社會大眾對戰陣的誤解已達到頂峰，京師禁軍操練的都是華而不實的隊列陣型，以至戚繼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隊，從頭訓練。他批評京軍操練“日久傳訛，習學通是虛套，其真正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及臨陣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於用？”[107]有人問戚繼光：為何官府平時表演的“花槍、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於實戰？他隻能正本清源從頭解釋：
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摺一字考問操法，以至於終也？是此花法勝，而對手功夫漸迷，武藝之病也。就其器技營陣之中，間一花法尚不可用，況異教耶？[108]
戚繼光雖有從實戰經驗教訓中總結來的真知灼見，特別是對“花槍”“花陣”的警惕與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傳統文化背景和語境中，難免受到玄學神秘主義，或者披著經典外衣的“偽知識”或思維方式的影響，但他一直注意檢討先入為主、缺乏效驗的前人成說。比較他前後兩次編寫的《紀效新書》，也可以看到這個發展曆程。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成書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繼光35歲時；十四卷本成書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戚繼光57歲時。[109]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繼光自擬“紀效新書目”（即目錄），全部篇章按照“禮、樂、射、禦、書、數”六秩的順序編排。這是用儒家傳統的“六藝”來比附，實際內容全無關係。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錄、凡例中，就拋棄了那種無謂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營陣”“實戰”“膽氣”“舟師”等給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記載了戚繼光在浙江時訓練新兵的一些陣法，其中有類似高分子結構式的“結隊法”“結攢法”[110]，就是典型華而不實的“花陣”；《拳經捷要篇》主要是單人武術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類神秘色彩的說法。在十四卷本《紀效新書》中，則刪除了“結隊法”“結攢法”陣型和整卷《拳經捷要篇》。
戚繼光終究未能總結出一整套冷兵器單兵作戰和陣法隊列的術語、教學體係。但從籌備北方防邊（防蒙古）開始，戚繼光已經將注意力轉向了軍隊的全麵火器化，他在這一時期寫作《練兵實紀》，最重要就是主張軍隊全麵火器化。從這點看，他的視野已經從冷兵器時代跨越到了近代。從抗倭時代開始，他一直在呼籲提高火器生產的工藝水平，但當時中國缺乏近代的基礎科學體係，彈道學、近代化學、製圖學等都未出現，根本無法進行標準化的火槍火炮生產，故未能走上軍事近代化之路。如黃仁宇總結的，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111]，完全脫離了他生存的時代。而造成這個局麵的原因，僅僅是他勤於總結實戰中的經驗與教訓而已。 <hr/>
[1] 王士禎作《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其微旨奧意，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之而不能用。”見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頁。
[2]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自序”，第7頁。《紀效新書》是戚繼光總結在東南沿海抗倭經驗而做，分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兩種版本，內容有一些不同。另外，戚繼光後來在北方邊境練兵防範蒙古軍，又寫作了《練兵紀實》一書，但《練兵紀實》中的措施大都未經實戰檢驗，而且戚繼光在北方練兵時，戰術思想已經轉變為強調武器的全麵火器化，和主要依靠冷兵器的抗倭戰爭已完全不同。本書主要論述冷兵器步兵戰術，所以對《練兵紀實》涉及較少。
[3]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長沙：嶽麓書社，1989年。
[4]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5]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第110—126頁。另外第163頁也有此說。
[6] 秦兵：《五兵說質疑》，《考古》1986年第4期。
[7]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第117頁。
[8] 《司馬法·定爵》，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六韜》附錄），第8頁。
[9] 《史記·周本紀》，第121頁。
[10] 《尚書·牧誓》，《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83頁。
[11] 鄭玄注曰：“幹：楯也。比：徐扶《誌》：‘毗’”。孔穎達疏：“《方言》又雲：‘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幹，關西謂之楯’。是幹、楯為一也。……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
[12] 《史記·殷本紀》。另外，殷人甲骨卜辭中多有“射”百人隊，三百射組成左、中、右三隊。但具體隊列形式不詳。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13頁。
[1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司馬法·定爵》，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六韜》附錄），第8頁。
[15] 《尉繚子·兵令上》，《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武經七書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111頁。另，《尉繚子》同卷又雲：“密靜多內力，是為固陳”，見第108頁。
[16] 《六韜·戰步》，第42頁。
[17] 《宋書》卷七十七《沈慶之傳附沈法係》，第2005頁。
[18]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8頁。
[19]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誌二》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3813頁。
[20]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誌十》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4035頁。
[21] 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八《操練營陣旗鼓篇》，第146頁。
[22] 一號俑坑多數巷道（過洞）內都有戰車，影響對隊列前後間距的討論。但4、6、8號過洞內恰好沒有戰車，其橫行數分別是17、18、18。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上冊），第52頁。
[23] 《三國誌》卷七《魏書·呂布傳》，第227頁。
[24] 《三國誌》卷十八《魏書·典韋傳》，第544頁。
[25] 《三國誌》卷四十八《吳書三·三嗣主傳》，第1175頁。
[26] 以上見《隋書》卷四十八《楊素傳》，第1286頁。
[27] 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八《操練營陣旗鼓篇》，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31頁。
[28] 《周書》卷二《文帝下》，第26頁。
[29]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煉將篇·煉將或問》，第377—378頁。
[30] 事見《晉書·職官誌》，第741頁。白獸幡即白虎旗，為避唐先祖李虎之諱改。時稱這種保護在皇帝車駕外圍的隊列為“函”，大概取其重重封閉如箱函之意。《晉書》未載其具體形製，但《通典》載有西晉皇帝出行時最隆重的“大駕鹵簿”隊列程式，可作參考：車駕外圍至少有五重步兵隊列，最外層是“大戟楯”，即執長戟和盾牌的步兵；其內是“九尺楯”，高約今2米，但未載其武器，大概是專門作防禦屏障之用；再內是“刀楯”步兵；再內是“弓矢”步兵，最內一層是弩手。另有執長槊的騎兵，但不知是在步兵隊列外圍還是內側。見《通典》卷六十六《嘉禮·鹵簿》。皇帝遊獵出行的隊列應當比此精簡。另，北魏製度也可作參考：車駕護衛隊為方陣，內外共有步騎兵四重：最內層為具裝（鎧甲）騎兵；其外層為“幢”，兵種不詳，可能就是西晉的“九尺楯”步兵；次外為長矟步兵；最外為刀、楯步兵。見《魏書》卷一百八《禮誌四》，第2813頁。
[31]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二，第68—69頁。
[32] 《魏書》卷四十三《毛修之傳附子法仁》：“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穀。”（第961頁）
[33] 《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橫吹曲辭五·企喻歌辭四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60頁。裲襠即上半身鎧甲，鉾即兜鍪，頭盔。
[34] 《晉書》卷六十四《會稽王道子傳》，第1737頁。
[35] 《晉書·桓溫傳》，第2569頁。
[36] 《資治通鑒》卷一百五，第3312頁。《晉書》卷八十一《朱序傳》對此的記載是：“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卻，序時在其軍後，唱雲：‘堅敗！’眾遂大奔……”（第2133頁）
[37] 《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819頁。
[38] 《晉書·劉曜載記》，第2698頁。
[39] 《三國誌》卷九《魏書·曹休傳》，第279頁。
[40] 《晉書》卷一百十五《苻登載記》，第2951頁。
[41]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誌二》所附“雜教令”，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3824頁。
[42] 戚繼光關於管理野營的教令更加詳密，參見《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九《紮野營篇》。
[43] 當然，這不排除有極少數畏戰士兵的蓄意策劃，但夜驚能夠擴大蔓延，仍有其內在因素。
[44]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第2060頁。
[45] 《三國誌》卷二十六《魏書·田豫傳》，第728頁。
[46]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8頁。
[47] 前482年，夫差遣使到洛陽告周王曰：“餘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見《國語》卷十九《吳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8] 《國語·吳語》，第615頁。
[49] 因為戰車速度快，各車間距大，傳達命令不容易。軍官戰車在最前列，普通戰車隻要追隨前方軍官戰車的旗幟，就能保持隊列。
[50]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第65頁。
[51] ［美］阿徹·瓊斯：《西方戰爭藝術》，劉克儉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6頁。
[52] 吳軍列陣前曾“秣馬”，列陣時又“係馬舌”防止其出聲，可見有馬匹，可能數量較少，主要為吳王及高級長官駕車用。
在戚繼光之前，個別兵法著作中也有對兵種戰術的討論。較早的是戰國兵書《六韜》，但此書對步兵軍陣的討論較少，主要側重車、騎兵的運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與《六韜》相反，幾乎都是討論步兵的編組、訓練和作戰理論，基本未涉及騎兵。本書主要依據《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六韜》和《紀效新書》，結合史書戰例及考古材料，研討中國冷兵器時代的步兵戰術問題。對於中國古代的步兵戰術，現代研究成果也比較少。雷海宗1938年的《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成書較早，[3]其主要內容為兵製史，對具體戰術少有論述。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一書，[4]是研究中國古代步兵戰術的開創性專著，下麵就在藍書基礎上進行深入討論。 第一節 古代步兵軍陣的隊列特征<h4>關於步兵軍陣隊列密度的討論</h4>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認為，春秋時步兵軍陣隊列的特點是：五名士兵為一“伍”，在戰陣中縱列站立；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相鄰的每個“伍”之間，間距也是1.8米。[5]由此，整個軍陣中每一名士兵與前、後、左、右的士兵之間都是1.8米間距。但藍永蔚先生的這個判斷缺乏有力的史料支持，多有流於臆測之處，如：
（一）藍認為“伍”在軍陣中是縱向而非橫列，但沒有給出這種推論的依據。
（二）關於每名士兵前後間距1.8米，藍的推論過程是：每個“伍”的五名士兵使用的是不同的五種兵器，其中柄最長的是矛和殳，長度為三尋（24尺）；五名士兵從前往後，使用的兵器依次變長，所以第四名士兵應當持三尋長的矛殳（第五名持遠射的弓箭），而且矛殳必須能長及最前麵的士兵，以便“隔人助殺”，即幫助最前的士兵一起作戰。所以第一到第四名士兵的距離應是三尋長，由此每一名士兵之間距離為一尋（1.84米）。但藍關於一個伍的五個士兵必須使用不同兵器的說法，在中國古代文獻和考古材料中也找不到任何支持。秦兵先生《五兵說質疑》反駁了藍永蔚“五兵”說，他根據文獻和考古材料指出，古人對冷兵器的習慣劃分隻有長兵（戈矛）、短兵（刀劍）和強弩三種，《周禮·司兵》中的“五兵”隻是習慣性泛稱，而將其坐實為五種具體兵器，隻是鄭玄等漢代注疏家為求嚴整而強做解釋，且各家說法也不一致。[6]
（三）士兵左右間距，為什麽和前後間距一樣，必須也是1.8米？藍永蔚沒有給出任何解釋。
為了證明軍陣中士兵之間的距離必須較大，藍永蔚多次引用了《司馬法·定爵》篇中的一句：“凡陣，行惟疏”[7]。但《司馬法·定爵》篇中原文是“凡陣，行惟疏，戰惟密”[8]，藍永蔚不惜割裂文句、斷章取義以論證自己的觀點，是不足取的。本書認為，冷兵器時代步兵軍陣的特征是隊列嚴密而非疏散。至於軍陣中的隊列具體如何組成，隊列中每名士兵之間的距離多大，史料中缺乏詳細記載，現根據能搜尋到的有限材料進行論證。
在公元前11世紀，周武王滅商的牧野之戰，周人共集中了“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9]，《尚書》中的《牧誓》即武王對將士的臨戰演說，現場感很強，可能有真實的史料依據。其開端是：
嗟！我友邦塚君禦事，司徒、司鄧、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幹，立爾矛，予其誓！[10]
武王先曆數自己的部下軍官及同盟軍，要求他們列成臨陣戰鬥隊形，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比爾幹”一句。據經學家注釋，“幹”是盾牌，“比”是連接之意。[11]士兵作戰靠盾牌提供保護，所以盾牌之間要盡量緊密不留縫隙。商紂王有叔名“比幹”[12]，說明這種戰術動作在當時很普遍，並非周人或周武王的獨創。
秦代軍陣的隊列，可以從秦陵兵馬俑軍陣中獲得較具體的認識。一號俑坑以步兵為主，軍陣寬57米，最前排每行68人，平均每人占寬度近0.9米。兵馬俑形體比真人略大，則實戰中每名士兵占據的寬度在0.8—0.9米之間。[13]但出於俑坑地宮形製的局限，兵馬俑坑並不能完全代表真正軍陣。因為俑陣中要留出夯土隔牆的空間，以便架設頂層棚木。這樣，十道隔牆把軍陣主體分割為十一個縱隊（除了最前端三橫列弩兵）。每個縱隊寬度為一輛戰車，或四名士兵。這與中國古代步兵以伍（5人）、什（10人）為基本編製單位的習慣不符。這可能是工程製約了對真實軍陣的再現：戰車的寬度決定了地宮縱隊的最大寬度，如果再要加寬，就需要頂層的棚木更長，這無疑增加了成本和施工難度。秦俑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方陣中沒有盾牌的遺存。江陵睡虎地出土的秦律中盾和甲都是違法者繳納罰款的計量單位，說明秦軍中不應缺乏盾牌。但秦俑中為何沒有裝備盾牌，卻不太容易解釋。
從戰國到漢代的兵書中也多有強調步陣必須密集、嚴整的原則。《司馬法·定爵》篇雲“凡陳，行惟疏，戰惟密”[14]，即指出軍陣作戰時隊列一定要密集。但此處的“行”需做一辨析：“行”主要由兩個含義，一是指軍陣的行列；一是動詞“行進”之意。此處“行”與“戰”對稱，則應當是行進之意。意思是當軍陣移動時，為了機動迅速，戰士行列應當疏散一些，但對敵作戰時，則必須密集。《尉繚子·兵令上篇》亦雲：“陣以密則固，鋒以疏則達”[15]。即戰陣密集是為了堅固，使敵軍不易突破。但“鋒”宜稀疏，此“鋒”與陣相對舉，其意義不甚明確，可能是指起先鋒作用的騎兵、戰車部隊，類似秦陵兵馬俑中由車、騎兵組成的二號坑方陣，他們衝鋒時要靠馬匹奔馳的速度，所以在進攻中不能太密集。《六韜·戰步》篇在討論步兵遭遇到敵車、騎兵的突然攻擊時，認為必須“堅陣疾戰”[16]，即靠堅固的步兵行列抵擋敵軍進攻。
漢代到隋代的數百年中關於步兵戰陣的兵書理論較少。但從這一時期的軍事實踐看，步兵仍沿襲以外圍盾牌為掩護，組成緊密軍陣的傳統。為對抗這種步陣，必須從其最外圍隊列打開缺口。在南朝劉宋元嘉末的內戰中，沈法係對抗太子邵一方的進攻，他命士兵砍伐塹壕外的大樹，將樹幹縱向倒放。敵步兵前來進攻時，隊列被倒地的樹幹、樹枝分開，盾牌行列出現了缺口：“賊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棑多開隙”（彭棑即盾牌）。沈法係乘機命令弓箭手射擊，射死大量敵軍。[17]劉宋後廢帝時，桂陽王劉休範起兵進攻建康，蕭道成指揮反擊，雙方展開一場數百人規模的戰鬥。蕭道成部下的“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強命中”，戰鬥力很強，休範軍展開進攻時“皆推楯而前”。蕭道成則指揮射手迂回到敵側麵，“分兵橫射”，繞開了敵盾牌防護的正麵，射死、傷敵百餘人，迫使其撤退。[18]這和商紂之際“比幹”的步兵隊列方式完全一致。
到唐初的《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則提出了一種比較稀疏的步陣排列方式，軍陣基本單位為50人隊，每隊占據十步見方的空間，隊之間左右間距也是十步。隊間空隙之後二十步，則是後排的預備隊（駐隊）：
諸教戰陣，每五十人為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19]
一步為五尺，當時一尺約今0.3米，則一步為1.5米，十步為15米，這是每隊五十人占據的空間。至於每隊的隊列：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為隊。隊副一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20]
如此，自第一至第五行分別有普通士兵7、8、9、10和11人。另外，隊頭在整個隊列之前；執旗、左右傔旗共三人，站在隊頭身後的第一行中，則第一行共有10人。這樣，每隊列成5個橫行，平均每行10人。由於每隊占據的橫寬為15米，平均每名士兵橫向占據1.5米的寬度。與兵馬俑等軍陣相比，李靖步陣的士兵隊列相對稀疏。但李靖同時又說，為了防止敵軍集中兵力突擊，我軍指揮官所在的隊要由三個普通的五十人隊組成，這種三合一隊占據的空間不變，還是十步見方，則士兵密度比普通戰隊要大三倍。按照李靖的部屬，每支三千人左右的軍隊，指揮官身邊要有兩到三個這種密集戰隊。在進行日常操練時，甚至還要進行五隊、十隊合成一隊的訓練。當500人擁擠到15米見方的空間中時，以每人占據0.5米的寬度計算，每行可容納30人，前後共17行，每行前後縱深不到一米，這種擁擠程度顯然無法作戰，需要向外擴展空間，但李靖對此並未做出說明。所以，《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的步兵隊列原則，今日多有難以解釋之處，姑且存疑以俟方家。
至於藍永蔚構擬的步兵陣列前後間距和左右間距完全相同，也缺乏史料依據和現實基礎。明代戚繼光編練抗倭軍隊時，用過兩種隊列編組形式。一種是他獨創的“鴛鴦陣”，另一種是古老的“立隊法”，即每“伍”五名士兵列一橫行，伍長居中，前後四個伍組成一小方陣“隊”：
立隊法：以伍層站立，隊長居前，伍長居中，以成一方，縱橫成行。古所謂行伍，即此法也。[21]
這種由小的橫行構成的20人方隊，和《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的50人隊方陣構成原則基本相似。值得注意的是，步兵所謂“方陣”，一般指長度和寬度基本相同，而非士兵的行數和列數相同，即士兵的前後間距和左右間距不一定相同。所以戚繼光“立隊法”橫向有5人，但縱向隻有4人，左右間距小於前後間距。再如秦陵兵馬俑方陣，每個探方橫向平均有23人，縱向平均有18人；左右間距亦小於前後間距。[22]前述《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50人小隊成橫向5行、每行10人，占據十步見方空間，則前後間距為左右間距的二倍。再如中國2009年國慶閱兵方陣，橫向每行25人，共14行，前後間距亦大於左右間距。冷兵器戰爭的隊列左右間距較小，是為了隊形緊密、對敵作戰堅固，前後間距稍大則是便於隊列行進的機動性。
冷兵器戰爭雖然已經成為曆史，無法重現。但近似冷兵器作戰的情況仍然存在，這就是現代都市中街頭示威者與防暴警察的打鬥場麵。從電視新聞和圖片報道中都可以看到，在街頭衝突中的防暴警察，都會列成非常緊密的橫向隊列，用盾牌防範投擲物，在打鬥中也非常注重保持隊列的連續性。這都是冷兵器戰爭的基本作戰原則。 <h4>步兵的作戰方式：陷陣</h4>
在步兵軍陣交戰中，雙方隊列互相接近後，前排士兵交手肉搏互相砍殺，優勢一方會逐漸突破敵前方隊列，突入敵軍陣列的內部。戰國以來，習稱這種攻破敵陣列的行為為“陷陣（陳）”，在給將領統計戰功時，它和攻城首先衝上敵軍城頭的戰功“先登”一樣重要。《史記》記載漢初諸將的戰功時，“先登”常常與“陷陣”聯用，但兩者具體含義是有區別的。劉邦部將曹參在反秦和楚漢戰爭中戰功第一，《史記·曹相國世家》對其軍功有詳細記載，其中在東阿、南陽與秦軍作戰時都是“陷陳”之功。曹參統帥的主要是步兵，他所“陷”的應當也是敵步陣。
需要注意的是，“陷陣”並非全殲或最終擊敗敵軍，而隻是在敵陣隊列中打開缺口。一旦敵隊列被衝開、軍陣被分割，直接後果就是指揮體係被打斷，統帥的指令無法通過軍官逐級傳達給一線士兵，這會給被分割的士兵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影響其戰鬥力發揮。加之傳統時代的步兵地位較低（與戰車兵、騎兵相比），作戰積極性普遍較差，一旦失去上級軍官的監督，很容易出現一哄而散的潰敗局麵。成功“陷陣”之後敵陣潰敗，才會出現對敵大追殺、大斬獲的局麵。所以“陷陣”和“先登”都是首要功勞。至於斬首或俘獲敵軍之功都是量的差異，和“陷陣”之功有質的區別。
為了成功“陷陣”，衝開敵軍隊列，統帥會選擇強壯、有戰鬥經驗的士兵部屬在軍陣對敵的最前方。如東漢末呂布部下將領高順，就有七百餘名士兵組成的這種部隊：“鎧甲鬥具皆精練齊整，每所攻擊，無不破者，名為‘陷陳營’”[23]。曹操與呂布軍作戰時，雙方激戰一天都未退縮，曹操處於被動局麵，遂臨時“募陷陳”，應募士兵數千人，由典韋統帥，“皆重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將呂布軍逼退，曹操乘機撤軍。[24]這次“陷陣”雖然沒有徹底擊敗敵軍，但為己方軍隊獲取了全身而退的機會，也是成功的作戰。
從東漢末開始，騎兵逐漸承擔起衝擊步兵軍陣的任務，步兵精銳負責“陷陣”的現象開始減少，但從未消失。因為許多軍隊缺少戰馬和騎兵（特別是分裂時代的南方政權），而且步兵對地形適應性強，崎嶇山地、叢林湖沼等不便騎兵奔馳的環境仍要靠步兵作戰決勝。如西晉對東吳政權發起總攻時，東吳也派出一支軍隊渡江展開反衝擊。吳軍缺少騎兵，但他們有來自丹陽郡的精銳“刀楯”五千人（即一手持刀一手持盾的戰士），“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陳”，在與西晉淮南郡步兵決戰時，“三衝不動”，即無法衝陷晉軍陣列，遂失去控製開始潰退。晉軍乘機展開進攻，“吳軍以次土崩”，進入徹底潰敗，這次反擊遂宣告失敗。[25]這是試圖陷陣未成，反而遭遇慘敗的例子。再如隋朝名將楊素，他每次作戰都“先令一二百人赴敵”，如果成功“陷陣”則主力展開總攻；“如不能陷陣而還者”，則不管斬獲敵首級多少一律處斬，同時再選二三百人展開下一輪陷陣。這種血腥的做法使得將士畏懼而“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26]。
當雙方參戰的軍隊實力相當，雙方將士都富有作戰經驗，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質時，往往出現一時難以“陷陣”的局麵，即使隊列某些部分出現動搖、斷裂，也會由後排或預備隊迅速補上。如《紀效新書》交待與敵接戰時的注意事項，在“勝負未分，前力已竭”時，主帥會擊鼓，士兵聞鼓聲後“第二層由前層空內間出，如圖（即鴛鴦陣圖）接應對敵”[27]。即由第二排士兵替換前排與敵交手作戰。雙方鏖戰一段時間後，會因傷亡、疲憊和心理壓力而撤出接戰狀態。但這種撤退並非不可收拾的潰敗，而是在經曆短暫休整、調整隊列、補充兵員甚至飲食後再度接戰。能夠堅持到最後，保持陣列嚴密完整的一方才是最後的勝利者。如前述曹操與呂布軍的戰鬥，雙方在一整天中連續作戰，都未發生潰敗，“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顯示了雙方將士極高的軍事素質和組織紀律性。再如東魏、西魏會戰於洛陽城下，“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雙方在大半天內軍陣數十次接戰，退而複整，且其間不止有步兵軍陣的列隊肉搏，還包含著騎兵部隊的縱橫衝殺，雙方從統帥到普通士兵的戰鬥素養和承受的精神壓力，未曾經曆的人（包括當代所謂研究者）都是無法想象的。最終，西魏軍一些部隊間聯絡不暢，對戰局發生誤判而撤退，導致洛陽失守，東魏軍取得勝利。[28] <h4>隊列的移動與軍陣的變化</h4>
在實戰中，由數十人的步兵小隊列組成上千、上萬人的大型軍陣，軍陣還要移動接敵及撤退。對於統帥來說，這絕對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戚繼光雖是明代人，與本書討論的中古時代相隔較遠，但戚繼光時代的戰爭仍是以冷兵器為主，從中亦可歸納冷兵器戰爭的諸多特點。戚繼光用很通俗明白的語言描述了編組軍陣的困難：
若萬眾無行伍、營陣，可自何處立？一人入萬眾中，何處容足？即十人，某在前、某在後、某在左、某在右？若不素定而預習之，至入場之內，張呼：“我隊在何處？”李呼：“我隊在何處？”便是呼頭目之名，得其所而從之，萬口喧嘩，可謂軍紀乎？下營之時，或分而合，或合而分，俱交鋒前後之事，可遲立詢問“我分向何隊、合向何隊”乎？[29]
為了解決軍陣的編組指揮問題，冷兵器時代有“旗鼓”指揮體係，即用大眾可見的旗幟、可聽的金鼓規定一整套信號係統，用來對部隊發布進退及變陣指令。這在各家兵書中多有記載，《大唐衛公李靖兵法》和《紀效新書》言之尤詳，秦陵兵馬俑軍陣中也有金鼓等指揮裝備出土，本書暫不討論。但即使有這套相沿已久的指揮體係，以及士兵們經常性的操練，但在一些場合仍難免出現統帥無法將軍隊編組成需要的隊形，以至出現戚繼光描述的那種一團混亂的局麵。在西晉太康（280—289年）年間，晉武帝司馬炎一次外出射獵，當傍晚準備返回時，就發生了禁衛士兵無法組成護衛隊形“函”的問題。皇帝在馬車上等待許久，天已經黑下來時，隊列依舊混亂無法成行。都水使者陳勰曾經擔任軍官，熟悉軍令指揮體係，司馬炎命令他臨時指揮編隊，陳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獲得皇帝的嘉獎。可見指揮隊列編組是一項技術性很強的工作。[30]
對於統帥來說，通過旗、鼓命令指揮調度一支龐大的軍隊，是一件複雜的工作。但這種工作的困難之處，恰恰在於要將統帥意圖變成對士兵們的最簡單命令：行、駐、前、後、左、右。戚繼光總結說，士兵大都是愚民，往往連方向都分不清楚，所以對他們隻能以前後左右來命令，而不能用東南西北：“凡旗幟，製八方則色雜，而眾目難辨。如以東南西北為名，則愚民一時迷失方向，即難認。惟前後左右屬人之一身，但一人皆有前後左右，庶為易曉。”他讀《史記》到“孫子教吳王宮嬪戰”一篇不禁感歎—最簡單的才是最實用的：
孫武子教宮嬪曰：汝“知而左右手、心、背乎？”嗚呼！此教戰之指南，此千載不傳之秘文，此餘獨悟之妙也！揭以示人，尤為可惜。[31]
除了旗語和金鼓聲音，個別情況下，統帥也會讓聲音宏亮的部下大喊發令，指揮軍陣。[32]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發布一些稍複雜的指令，有些內容是旗語、金鼓係統無法表達的；但缺點則是容易為敵方獲悉，且對個人依賴較強，所以隻能是金鼓旗語的一種補充。 第二節 軍陣的“非理性異動”<h4>信息不暢與群體緊張造成的軍陣異動</h4>
在軍陣的隊列中，最前列的士兵視野比較開闊，但大多數在隊列後排的士兵，前後左右都是自己的戰友，視野範圍極為有限。北朝民歌《企喻歌》所唱就是軍陣隊列中士兵的這種感覺：“前行看後行，齊著鐵裲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鉾。”[33]士兵向前後左右顧盼時，看到的隻有自己戰友的一排排頭盔和胸甲而已。這種情況下，士兵們的行、轉、進、退，都要聽從附近隊列中基層軍官的口令，基層軍官則要關注統帥方向傳來的旗鼓指令—如果他有匹馬騎的話，視野會比徒步士兵稍好一些。如果基層軍官也徒步站立在隊列中，能了解的情況也就很有限了。
有時軍陣已經列成許久，但一直沒有與敵接戰，文獻記載中這種情況有持續大半天甚至整個白天的，士兵在隊列中站立過久，難免受寒冷或酷熱天氣、便溺、饑渴等影響而產生嚴重不適。當軍陣前列或側翼已經與敵軍接戰搏殺時，隊列之中的士兵可能還對戰況進展一無所知。這種茫然感是隊列中普通士兵的最大威脅，流言蜚語或者某些微小的變故，都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在隊列中傳揚開來，造成失控局麵。我們可以將這種軍陣中因歪曲、錯誤信息產生的變局，稱作軍陣的“非理性異動”。如東晉末丞相司馬道子集結軍隊，準備迎戰叛亂的殷仲堪、王恭等武裝。當朝廷士兵們在長江邊列陣時，軍陣中一匹戰馬受驚跳躍，踩踏了身邊的士兵，由此引發整個軍陣的惶恐異動，許多士兵被擁擠到江水中淹死，“忽有驚馬蹂藉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眾”[34]。
這種信息不暢引發的“非理性異動”有時也會取得某種積極效果（雖然這種情況極少）。比如東晉中期桓溫討伐割據蜀地的李勢政權，雙方決戰於成都郊外。桓溫軍隊首度接戰失利，軍官戰死，前列的士兵都產生畏懼情緒。桓溫遂下令撤軍，但發令兵由於過於緊張，沒有敲表示撤退的“金”（鉦鑼之類），而錯敲了代表攻擊的鼓。晉軍士兵聽到鼓聲，以為戰局發生了重大轉折，遂一鼓作氣發動進攻，居然徹底擊潰了李勢軍隊。李勢隻得投降。[35]此次偶然性的傳令錯誤居然決定了桓溫伐蜀的成敗。
中國戰爭史上，因為步兵軍陣的“非理性異動”而導致整場戰役勝負改觀，甚至影響曆史進程的例子，當數383年前秦與東晉的淝水之戰。此戰雙方都將主力部隊投入對壽陽城的爭奪，秦、晉分別據淝水（東南—西北流向）的西、東兩岸列陣，秦軍數量對晉軍占據壓倒性優勢。由於隔水無法開戰，晉軍要求秦軍稍向後撤，以便在西岸留出空地供兩軍決戰。秦帝苻堅準備趁晉軍渡水時進行騎兵突擊，遂同意晉軍的請求，下令秦軍軍陣整體後撤。當秦軍後撤時，晉軍八千名先鋒搶先涉水渡河並開始攻擊秦軍，加之秦軍陣列中又有人（晉軍降將朱序）高喊“秦兵敗矣”，導致秦軍全麵崩潰，晉軍主力乘機全部渡河展開攻勢，前秦軍隊徹底失敗。[36]值得注意的是，在秦軍軍陣剛開始潰敗時，苻堅之弟苻融曾帶騎兵主動出擊，試圖遏製晉軍的攻勢。這說明發生潰敗的隻是秦軍步兵陣列，而至少有部分騎兵仍處在可指揮狀態。但苻融在衝鋒中旋即“馬倒被殺”，騎兵部隊失去指揮，這一挽回戰局的努力也告失敗。[37]這也說明，步兵軍陣比騎兵更容易受誤導而產生“非理性異動”。這應該是因為步兵軍陣比騎兵更緊密，在戰鬥中更被動，心理壓力也更大。 <h4>“非理性異動”的另一種表現：軍營夜驚</h4>
在軍陣隊列的“非理性異動”之外，另一種與之相似的現象也值得討論。這就是古代戰爭中軍隊的“夜驚”，即軍隊在夜間宿營時，因為一些極偶然的小事，如牲畜的嘶鳴、個別士兵的噩夢等，使多數將士陷入驚恐，甚至誤以為敵軍前來偷襲，而發生自相砍殺和逃散的局麵。
比如十六國初，前、後趙軍激戰於洛陽，前趙帝劉曜親率部隊前往增援，首戰獲勝。當劉曜軍夜宿洛陽城西時，軍人“夜無故大驚”，軍隊失去控製而潰散，向後方逃奔，劉曜在澠池縣收集部隊，重整紀律，但當晚軍中再度夜驚，將士奔潰不能製止，一直逃回長安才告終。劉曜此次軍事行動因兩次鬧劇般的夜驚而宣告失敗。[38]
考察史書中記載的諸次軍隊“夜驚”事件，普遍發生在兩軍作戰最為激烈時，地點主要是剛剛進入敵軍控製區內，或者兩軍長期鏖戰的戰線上。這種情況下，軍人因急行軍與作戰疲憊，加上擔憂被敵軍夜襲的心理壓力，很容易在漆黑的夜間被一些輕微的外界刺激觸發，演變為群體性歇斯底裏的驚恐局麵。如三國魏明帝時，東吳鄱陽太守周魴向魏軍發出詐降信號，魏揚州牧曹休信以為真，率部隊深入吳境，被吳軍優勢兵力擊敗於石亭。當夜魏軍夜驚，將士失去控製爭相逃往後方，所有兵器、輜重都被丟棄在營地。[39]前秦王朝崩潰後，叛將姚萇殺死苻堅，但他之後與敵軍作戰屢次戰敗，疑心是苻堅的神明作祟，遂在軍營中設立苻堅神像，叩拜祈求寬恕。但立像之後軍營中頻頻出現夜驚事變，姚萇隻得又毀壞了苻堅像。[40]
由於戰陣和夜營中容易發生驚悚潰亂，所有將帥都非常重視對陣列和軍營的紀律約束。《大唐衛公李靖兵法》詳細規定了迎敵隊列及宿營的種種紀律，比如“不得扇動兵士，恐哧隊伍”，如果“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以及借宗教、鬼神、陰陽卜筮等動搖眾心的，都處以斬首之刑。戰陣之中違反軍令、錯亂隊列的，後行士兵有義務將前行斬首。關於宿營的規定，詳細到不得在軍營內馳馬、不得在其他營區借宿，甚至士兵看到奇異的禽獸蟲蛇等動物，或者其他怪異事物靠近營壘，都不得擅自告知其他士兵，而是應該報告本部將帥。[41]戚繼光的《紀效新書》對這方麵的規定更為詳細。[42]
總結戰爭史可以發現，發生戰場夜驚的軍隊，未必是剛剛成軍、缺乏戰鬥經驗的新兵部隊，反而往往是久經戰陣的老兵部隊居多。這說明夜驚與士兵的戰鬥素養、紀律性，以及軍官的指揮素質都沒有直接關係；僅僅強調紀律與訓練並不能完全防止夜驚。[43]戰史記載中，有經驗的將帥遇到部隊夜驚時往往以鎮靜待之，而非急於貫徹紀律、捉拿為首者。因為在黑夜的混亂環境中，命令無法順暢傳達，急於申明軍令反而會使局勢更加失控。如西漢景帝時七國之亂，太尉周亞夫與叛亂吳軍相持日久，軍隊夜間發生驚亂，士兵們自相攻擊，甚至混戰到周亞夫帳下，但周亞夫一直躺臥不肯起床。不久後騷亂便趨於安靜。[44]三國時，魏汝南太守田豫長期駐防在戰線上，一次他率部阻擊吳軍時軍中夜驚，士兵都傳言吳軍正在進攻。田豫也不肯起床，同時下令對擅自行動者處斬。稍後營內安定，發現並沒有敵軍進攻。[45]南朝劉宋末，蕭道成據守新亭壘與桂陽王劉休範部作戰，兩軍在深夜大雨中連續作戰，“鼓叫不複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蕭道成營壘中有戰馬驚跑，造成軍人驚恐混亂，到處跑動。蕭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嗬止之，如此者數四”，保持軍營未發生潰敗。[46]從今天的觀點來看，軍陣“非理性異動”和軍營“夜驚”都屬於大眾心理學的研究範疇，即在人口密度和心理壓力極大、信息傳遞不暢的情況下發生的極端行為。 第三節 先秦至隋代的步兵軍陣變化趨勢
以上是關於步兵軍陣的隊列編組及運動作戰的總體原則，側重普遍性。下文則對古代文獻及考古材料中幾個步陣個案進行討論，側重特殊性與發展變化規律。 <h4>《國語》中的夫差吳兵方陣</h4>
春秋時期列國間戰爭主要是貴族化的車戰，步兵居於次要地位，文獻對步戰的記載也極少。到春秋末期，南方的吳國、越國崛起並參與中原戰爭。吳國介入中原戰爭初期也使用戰車，不久後則轉變成以步兵為主力。這種轉變的原因既有社會方麵的，即吳國並不具有中原列國貴族政治基礎，不拘泥於傳統，比較容易適應新的戰術形式；也有自然條件的限製，即吳地處水鄉澤國，且南方缺少馬匹，維持戰車部隊成本高昂且作用有限。加之吳軍開掘了自長江進入淮河及泗水的航道，水運使其擺脫了對畜力車輛的依賴，船載步兵可以直接進入中原。[47]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夏，吳王夫差率兵北上，與晉、魯等國會盟追求中原霸主地位。此次吳、晉爭執盟誓順序，互不相讓。夫差遂率吳軍列陣向晉軍示威。這是史書中最早的大規模步兵戰陣記載。吳軍陣列的形式為：
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百行。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建旌提鼓，挾經秉枹。十旌一將軍……萬人以為方陣。[48]
可見吳軍是以步兵百人一行為一編製單位，長官稱“官師”，十行千人，長官為“嬖大夫”，百行萬人為一方陣，長官為將軍。這樣的方陣共左、中、右三個。當然，長、寬皆為百人的軍陣未必是正方形，因為士兵的左右間距一般小於前後間距，已見前節。所以這種軍陣的縱深長度會大於寬度，但這種長方形陣也可以叫方陣，如同秦俑一號坑的長方形軍陣也可稱為方陣。
吳軍方陣的“徹行”是縱行。因為每行最前列的官師所擁“文犀之渠”，據韋昭注“謂楯也”，即犀牛皮盾。官師居於前方，才有執盾防禦敵軍箭矢的必要。這種以縱隊列陣、軍官都在前列的做法，應是從車戰戰術照搬而來，未必適合步兵作戰。[49]因為步兵軍陣行動緩慢，兩軍逼近交戰時，隻有前列士兵能參與作戰，傷亡概率最高。官師在前一旦傷亡，整個縱隊就失去了指揮。當然，也許官師隻是執盾為身後的下屬提供保護，開戰時則是兩人擁擠在盾牌後一起作戰：這種情況可以參考戚繼光的鴛鴦陣，其伍長往往執長盾牌居前，為身後的士兵提供掩護。所以戚繼光特意規定，如果伍長牌手戰死而其部下撤退的，全部予以連坐斬首。[50]另外，官師在第一排與敵作戰，不可能分心指揮後麵的99名部屬。步兵往往由社會地位較低的農民組成，戰鬥積極性也低，一旦沒有軍官監視督戰很容易臨陣脫逃。歐洲14世紀的瑞士長矛步兵方陣，其特點也是列長都在第一排。但這些長矛兵來自相同的山區部族，自幼一起長大，戰士間關係十分密切，不必擔心逃兵問題。[51]當然吳軍方陣也有一種可能，就是其主力步兵都是具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士大夫，作戰決心不成問題，這也是貴族戰車時代的遺存和過渡。戰國以後的步兵主要是征發農民或賤民性質的世襲兵，就難用這種隊形戰術了。
在《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中，步陣基本隊列是5橫行、每行10人的50人小方隊，《紀效新書》（十八卷本）中“立隊法”則是4橫行、每行5人的20人小方隊，這樣既便於第一行的士兵協作對敵，又便於隊長統一指揮。反觀吳軍的這種布置，可能和當時的步兵軍陣戰術尚不成熟有關。因為這是吳軍第一次以步兵主力進入中原。以往吳軍經常與楚、越作戰，步兵運用較多，但在南方的叢林水網環境中，可能沒有進行過這種大型方陣戰鬥。另外，此次吳軍的戰術意圖也值得探討。因為晉軍還沿襲著以戰車為主力的春秋慣例，一旦戰車整隊衝鋒，吳軍很難避免被踩踏和碾壓的命運。吳軍這次布陣是乘夜間秘密進行，[52]列陣完畢後開進到晉軍營壘前一裏處，當時天色始明（昧明），使營中的晉軍猝不及防。以當時慣例，軍營外都築有壘牆，牆內是宿營、炊灶等生活區，沒有空間整隊列陣。如果這時晉軍開出營壘列陣，吳軍就可以趁晉軍出營時的無序狀態展開進攻，未形成陣列的晉軍必然大敗。以前晉軍也曾遭遇過楚軍這種“晨壓晉軍而陳”（前575年，晉楚鄢陵之戰），區別在於當時楚軍主力是戰車兵，晉軍的對策則是“夷井塞灶”，在軍營內原地駕車列陣，然後平毀壘牆整體開出迎戰。[53]這次如果晉軍采用相同的辦法，吳軍則不會在原地等待晉軍整隊，而是會直接衝向晉營壘，展開攻城式的圍攻作戰，這恰恰也是步兵的長項。所以晉軍這次未敢與吳軍開戰，而是選擇了和平會盟。應當說，夫差步陣這次雖然沒有投入實戰，卻是一次成功的亮相。
史書對戰國時期戰爭的記載都非常簡略，使我們難以總結當時的步兵具體戰術特征，但秦陵的兵馬俑軍陣是一個難得的材料，使我們得以了解秦朝步兵軍陣形態。秦陵兵馬俑軍陣和《國語》中的吳兵方陣有一個共同特征，就是縱深較長的長方形。吳兵方陣的縱深為百人，秦陵兵馬俑的一號步兵俑坑正麵寬57米、縱深184米，深度甚至達寬度的三倍。這說明戰國到秦代，步兵軍陣的主要特征是密集的方形陣列，對敵的正麵不會太寬，或者說寬度不會明顯大於縱深。但在這個背景下，列國仍會有些自己特色的方陣隊形和戰術特點。《吳子·料敵》篇雲：“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鬥，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54]。雖然未必全是實際情況，但也反映出列國軍陣仍有一些自己的特點。漢初劉邦與淮南王英布作戰，“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55]。英布曾長期隨項羽（籍）作戰，其軍陣也有項羽風格。《史記》對秦漢之際幾次大會戰的記載很簡略，沒有具體的軍陣布局，也許司馬遷對此不甚了解，以至現在也無從討論。 <h4>328年洛陽之戰與步陣的“扁平化”趨勢</h4>
兩漢到三國時期，關於步兵軍陣作戰的詳細記載依然很少。但到十六國和南北朝時，這方麵的史料稍有增多。十六國初期，劉曜前趙與石勒後趙的洛陽之戰就體現了步兵軍陣一種新的趨勢：縱深變淺、寬度變大。
328年，劉曜與石勒決戰於洛陽城西，劉曜“軍十餘萬”[56]，“陳於洛西，南北十餘裏”[57]。當時劉曜在西，石勒在東，劉曜軍是南北拉開了十餘裏的寬度。劉曜軍中應有三分之一左右為騎兵，不會和步兵混合列陣。暫以步兵為整十萬人，且全列為戰陣計算，每華裏正麵平均有萬人，如正麵一人占據一米的寬度，則縱深僅有二十餘人。比起吳兵和秦陵的軍陣，這種縱深顯然是太淺了。但詳細分析《晉書》關於兩趙洛陽之戰的記載，會發現一種可能性，就是劉曜軍陣並非一開始就如此之寬，而是在戰鬥過程中經曆了一個逐漸橫向（向南）伸展的過程，這個橫向伸展的目的，似乎是為了實現對敵陣的側翼包抄，即試圖以己方的正麵軍隊攻擊石勒軍的側翼。下麵對戰鬥中劉曜軍陣的變化做一梳理：
《晉書·劉曜載記》雲，劉曜軍本來是在圍攻金鏞城，得知石勒親自率軍趕來後，劉曜才“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金鏞城在洛陽大城突出的西北角，劉曜軍解除圍城後，應當是列陣於洛陽城西偏北，基本在穀水以北的方位。
開戰之前，石勒後趙軍隊已經全部進入洛陽城，共有“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第一支出城的後趙軍是石虎率領的三萬名步兵，他們“自城北而西，攻其（劉曜）中軍”。石虎部應是從金鏞城開出的，之前劉曜軍一直猛攻金鏞，這三萬名步兵應是在此處守城用。當他們從金鏞開出向西時，正對的是劉曜中軍位置，也可證開戰初期劉曜軍陣整體偏北。
但就在這一輪的步兵對戰中，雙方的軍陣一直在向橫向延伸。由於戰場北部是邙山高地，不便軍陣展開，雙方隻能向南方，即劉曜軍右翼、石虎軍左翼延伸。《劉曜載記》雲：“（曜）至於西陽門，捴（揮）陣就平”，按，西陽門為洛陽城西的中門，門外已經是平地，所以這裏兩句的位置似應互換，即劉曜中軍原本在邙山與平地的連接處，他希望軍陣向平地展開（就平），才使部隊向南延伸到了正對著西陽門的位置。此時前趙軍正麵已經拉開了半個洛陽城的長度，正麵才達到了“南北十餘裏”。
石虎軍遠少於劉曜主力，難以無限拉寬，且隨著橫向展開軍陣縱深變淺，很容易被劉曜軍擊潰。但這種情況並未發生，因為在石虎部奮力抵抗的同時，後趙騎兵部隊從洛陽城內開出，對劉曜軍進行了致命打擊：“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劉曜本人此時正在麵對西陽門的位置，即己方軍陣的最南端，這說明他一直處在軍陣伸展的最前方，此時直接受到打擊，他本人也被石堪所部俘獲。石堪、石聰騎兵出城的位置，應當是城西正中及偏南的西陽門、西明門，從西明門出城的騎兵要向北才能攻擊劉曜軍，即所謂“城西而北，擊其前鋒”。
當石堪、石聰騎兵攻擊劉曜軍突出的右翼時，石勒也率最後的三萬步兵、一萬騎兵開出，“躬貫甲胄，出自閶闔，夾擊之”。閶闔門在城西偏北，西明門和金鏞城之間，正對著劉曜軍拉伸開的中央部位，且這個方向受石虎步兵壓力最重。在劉曜已經被俘獲的情況下，這一輪打擊如摧枯拉朽，最終造成了前趙軍的徹底崩潰，“斬首五萬餘級，枕屍於金穀”。
按，此劉曜軍隊最為集中的“金穀”需要做一考辨。據《水經注》卷十六“穀水”條，穀水在洛陽以西，自西向東流，在（漢魏北朝）洛陽城西三十裏的河南縣故城向南注入洛水。但自東漢、西晉以來對穀水水道做了人工延伸，使其向西北流，直至洛陽城西北角匯入護城河水係。金穀地名來自穀水左岸的一條小支流—金穀水，西晉富豪石崇的金穀園亦得名於此。劉曜軍集中之地，應在金穀水匯入穀水的匯合處，距離洛陽城西牆不到十裏之遙。此金穀為泛稱，並非特指金穀園舊址，因為戰場範圍較大，史書隻是用以借指穀與金穀兩水所夾之地。這也說明後趙軍主力所處仍比西明門，甚至比閶闔門還要偏北，即劉曜在“揮陣就平”時，隻有部分後趙軍能夠及時向側翼機動。急於向側翼伸展包抄，而未能顧及己方軍陣的整體布局，是劉曜此戰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劉曜本人臨戰酗酒大醉，被攻擊時又急於“昏醉奔退”，是慘敗的主觀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劉曜在試圖逃命時“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而被追騎俘獲（《晉書·劉曜載記》），這裏的石渠和冰的位置，應為穀水河道上著名的“千金堰”，在洛陽西十餘裏。[58]這說明劉曜還是想向自己軍陣主力的後方逃跑。
328年劉曜洛陽之戰的失敗，主要原因是他未曾考慮到敵後備部隊（特別是騎兵）突然投入戰鬥，以及他自己在昏醉狀態下喪失戰鬥意誌、沒能與敵騎兵進行頑強對抗。但劉曜這種試圖拉寬己方軍陣正麵寬度、對敵陣側翼實現合圍打擊的意圖，卻代表了中國步兵軍陣發展的一個趨勢。從此之後，步兵陣列，特別是大規模會戰中的步兵軍陣，一直朝著寬正麵、淺縱深的方向發展。
除了步兵軍陣之間對抗的需要，這個趨勢背後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衝擊騎兵的發展。正是從十六國初期開始，裝備馬鐙、馬槊甚至馬鎧的騎兵開始普及，這種騎兵能夠以其強大衝擊力直接衝破步兵的密集陣列，成功“陷”入敵步兵軍陣。步兵軍陣縱深過大會導致兵力過於集中，如果被敵騎兵深入衝擊，多層隊列的指揮鏈都會斷裂，整個軍陣將完全失控。所以自十六國開始，步兵軍陣縱深變淺，而正麵寬度加大，也是為了加強軍陣總體的“彈性”，即受到衝擊時損失的降低，以及被敵騎兵成功穿過之後軍陣的自我恢複能力：當敵騎兵衝向這種寬正麵、淺縱深的步陣時，迎麵的步兵即使難以迎戰，也可以很方便地向兩側或者側後稍做撤退，待敵騎衝過之後重新“合攏”陣列。所以在東晉十六國和南北朝乃至隋唐時期，經常發生騎兵穿過敵步兵陣列，直達其後方的情況，而步兵軍陣經過這種穿透後並未喪失指揮和反應能力，需要騎兵掉頭進行第二次甚至多次反複衝擊（詳見前文騎兵部分的論述）。
劉曜的這種戰術意圖，可以與《紀效新書》中的交戰原則相呼應。戚繼光在談到以軍陣正麵迎敵時說：
其兩翼之兵，先大張其勢，望外開行。俟將戰，急於賊之兩邊，各令一半自外圍戳而來；各令一半伏住，俟賊到正麵，兵俱將牌立定不動，兩奇兵急合。賊必分兵迎我兩來奇兵。俟賊四顧奪氣，正麵兵即擁牌夾戰。[59]
即軍陣在迎敵前進時，左右兩翼主動向兩側拉開。接近敵軍時，正麵迎敵的隊伍立定不動，等待兩翼對敵兩側實現合圍。戚繼光將這進行合圍的兩翼部隊稱為“奇兵”，敵軍兩翼被包抄，軍心不穩，我正麵軍隊再發起攻擊。當然，這種戰術自4世紀以來，已經經曆了上千年的積累，到戚繼光時代已經相當成熟，不具有獨創性。他能在抗倭戰爭中運用這種戰術，很重要的原因是明軍對倭寇有數量優勢，即在雙方戰術思路相同的情況下，比正麵寬度必然會變成比軍隊數量。
不過，並非隻有數量優勢的軍隊才適宜這種“扁平化”寬正麵合圍戰術。因為它還受到另一個製約因素，就是軍隊紀律性、士氣的影響。十六國時期步兵軍陣“扁平化”體現很明顯的，當數與姚萇作戰的前秦苻登部隊。首先，他們的軍陣是“每戰，以長槊鉤刃為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60]。“方圓大陣”的“大”，是指正麵的寬度大，為此最大程度地降低了軍陣的縱深，確保與敵直接接戰的第一線有足夠的兵力即可，其餘未接戰兵力並不在隊列後麵消極等待，而是機動巡回，發現第一線有薄弱處就及時補充。
其次，苻登軍隊的陣型可圓可方。步兵正式作戰時都是方形軍陣，這是直線形的基層隊列所決定的，很容易理解。實戰中出現所謂“圓陣”，都是被敵軍包圍，士兵因恐懼而相互靠近和向心收縮，軍陣突出的四角消失，才形成圓形。[61]在勢均力敵的戰鬥中軍陣不會是圓形，因為弧形的隊列不容易排列，更不易統一指揮調度。苻登所部軍隊會成為圓形，可能也因為他們經常出於數量劣勢，處於被包圍或半包圍狀態，但不同的是他們的“圓陣”是空心，仍是以主要兵力保證接敵的第一線。但苻登軍隊的不可複製之處，在於其頑強的戰鬥意誌。這支軍隊為了給前秦皇帝苻堅複仇，都以必死之心作戰。他們帶著苻堅靈位參加每次戰鬥，士兵甲胄上都刻“死休”二字以示至死方休之心，甚至經常不帶軍糧而以敵軍屍體為食。這種旺盛的作戰意誌是曆代絕大多數步兵部隊都無法具備的。就像戚繼光描繪的那些走上真正戰場的士兵，往往有缺乏勇氣者，即使平時武藝熟練，實戰中卻“臨事怕死，手足倉卒，至有倒執矢戈，盡乃失其故態，常先眾而走”；或者雖身高力大，臨陣則“足軟眼花，呼之不聞，推之不動”[62]。所以苻登軍陣在常規戰術教程上並無太大意義。但苻登軍陣說明，步兵軍陣的戰鬥威力隻在於第一行與敵直接接戰的士兵，像《國語·吳語》或者秦陵兵馬俑那種縱深達百人的隊列，是一種很不“經濟”的戰鬥方式。而要降低縱深，提高戰鬥效率，其前提是士兵的素質和主動戰鬥意誌，這恰恰也是多數步兵軍隊所缺乏的。作為一名統帥，在決定己方軍陣的寬度和縱深時，除了要考慮戰場地形、敵軍數量和隊形之外，還要必須考慮己方步兵的紀律性和戰鬥意誌，即使軍陣寬度和士兵戰鬥意誌具有正向相關性。 <h4>北朝大規模會戰中的的步兵軍陣</h4>
北朝後期，東西方政權（東魏北齊與西魏北周）之間進行了連續多年的戰爭。這兩個政權都由北魏後期大戰亂中崛起的六鎮軍人勢力組成，將士的戰鬥技能和戰術素養普遍較高，兩個政權的戰爭動員能力也極強。最能代表這一時期軍陣戰術水平的，是雙方進行的幾次大規模會戰：537年，東魏高歡進攻西魏宇文泰的沙苑之戰；538年、543年宇文泰與高歡在洛陽郊外進行的兩次大規模會戰，即所謂河橋之戰與邙山之戰；以及576年北周進攻北齊的晉陽會戰。這四次會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都在十萬人左右（隻有沙苑之戰時西魏軍隊略少）。
關於會戰中雙方軍陣的寬度，史書則記載不多。538年河橋之戰，《周書》隻說由於當天雙方的軍陣寬度過大，戰鬥開始後人馬踩踏起的塵埃遮天蔽日，使得周軍的中軍和左右兩翼都失去聯係，進入各自為戰的狀態。西魏統帥宇文泰指揮的中軍突入東魏軍陣，俘獲敵軍一萬五千餘名，更多的東魏軍被逼入黃河淹死。但西魏軍趙貴、怡峰指揮的左軍，獨孤信、李遠指揮的右軍都作戰失利，又與中軍失去聯係，以為中軍已經覆滅，都擅自丟棄士兵而還。李虎、念賢率後軍充當預備隊，見到獨孤信、李遠等撤退，也隨之班師。西魏軍隊因而受到極大損失。[63]這說明在當時的通信條件下，由於軍陣正麵拉開過寬，超過十萬人的會戰已經無法實現統一指揮，隻能依靠事先的部署和各分隊將領的應變能力。
576年，北周皇帝宇文邕率主力進攻北齊，與齊帝高緯會戰於晉陽城下。此戰齊軍在北，周軍在南，周軍投入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裏”[64]，平均正麵每米的縱深隻有十人左右。齊軍兵力與周軍相近，[65]隻是由於北齊後主高緯昏庸無能，臨陣先逃，造成慘敗，北齊不久便亡於周。
這四場大規模會戰的軍陣幾乎都有一個普遍現象，就是雙方接戰時，總有一方的左翼首先被擊敗。似乎當時統帥習慣將實力較強的部隊部署在右翼，而將較弱的部隊放在左翼，進攻時，也習慣重點打擊敵軍的左翼。比如沙苑之戰時，西魏的左軍首先遭到敵攻擊，但右軍統帥李弼帶六十名騎兵衝鋒，將進攻左翼的敵軍衝散，西魏軍乘機取勝。[66]543年邙山之戰，東魏右軍統帥彭樂帶數千騎兵，首先衝擊西魏軍左翼趙貴等部，成功貫穿後又順勢直至西魏中軍，宇文泰也幾乎被彭樂刺死。[67]但西魏中軍和右軍成功擊敗了東魏中軍，才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危險。576年周齊晉陽之戰，齊軍也是東側部隊先發生退縮。齊軍陣朝南，東側正是左翼，後主高緯因為恐懼逃跑。[68]
十六國北朝以來這種寬正麵、淺縱深的大規模會戰，其流風餘韻直到唐初。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與竇建德在洛陽東的虎牢決戰。此戰為李世民、李元吉聯合出兵攻打洛陽王世充，竇建德自東方趕來救援王世充。李世民遂帶一部分部隊向東阻擊。竇建德軍共十餘萬人朝西列陣，隊列北自黃河，南至鵲山，綿延二十餘裏。史書對李世民軍隊數量記載不詳，且在描述戰鬥過程時，隻注重刻畫李世民本人率領騎兵衝鋒的事跡，對戰場全局的全麵介紹太少，[69]但此戰中雙方都以寬正麵、淺縱深的扁平軍陣進行戰鬥，則是基本清楚的。 第四節 南方步兵的特殊戰術形式<h4>裝備特征：短兵器為主</h4>
以上主要是討論北方地理環境中的步兵軍陣戰術。自先秦至漢末，多數大規模戰爭都發生在以中原為中心的北方地區，但三國和東晉南北朝的分裂時期，江南地區長期存在割據政權，南北間戰爭及南方內戰很多，出現了一些與北方不同的步兵戰術。
在步兵使用的武器上，南方軍隊比較明顯的特征是多使用短兵器，尤其以戰刀和盾牌組合為主。長柄的矛、矟、戟等兵器使用較少。這可能因為南方多山林，長柄兵器在茂密的叢林中不便揮舞；另外，南方水網地帶步兵多乘船機動，長柄兵器不易在船艙內攜帶，水戰時更難以在船艙內揮舞。東吳權臣諸葛恪與魏軍會戰於東關，魏軍在高堤上築城固守，吳軍以敢死之士“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兜鍪刀楯”爬上堤岸，然後“鼓噪亂斫”，大敗魏軍。[70]據此記載，吳軍中應當裝備有矛戟長兵，隻是未投入使用。但在西晉發動全麵伐吳之戰時，吳軍主力渡江迎擊，其中丹楊太守沈瑩率領的“丹楊銳卒刀楯五千”屢次擊敗晉軍，[71]則是全部以刀和盾牌為兵器。
《漢書·晁錯傳》雲：“萑葦竹蕭，屮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顏師古注曰：“鋋，鐵把短矛也。”[72]短矛強於長戟，因其便於在密林中揮舞。在東晉末，盧循率領天師道軍隊從廣州遠襲建康，與劉裕指揮的晉軍對抗。天師道軍數千人在江邊登陸，“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一度將晉軍逼退。但劉裕調一支從南燕俘獲的鮮卑長槊步兵投入戰鬥，天師道軍無法抵抗，隻得撤退回船上。[73]可見在較開闊的地形上，天師道軍的短矛難以對抗來自北方的長槊。
劉裕晉軍與北方政權作戰時，其軍隊也以使用短兵器著稱。在其遠征後秦時，沈田子偏師與秦帝姚泓的主力部隊會戰於藍田。麵對數量居絕對優勢的秦軍，沈田子“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徑直衝入秦軍陣中將其擊潰。[74]宋明帝初年的內戰中，衡陽內史王應之與行湘州事何慧文屬於不同陣營，雙方在長沙城下作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75]，可見雙方統帥都是持戰刀，徒步對砍。當時宋明帝一方的將領阮佃夫招募數百名蜀人參戰，這些蜀人“皆著犀皮鎧，執短兵”，在江東戰場表現出色。當時另一位在浙東作戰的將領劉亮也以擅刀楯著稱，每次戰鬥都持刀、楯衝鋒在前，直接殺入敵陣列。敵軍在水塘間的道路上樹立木柵，由於地勢狹隘難以攻克，劉亮則“負楯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皆摧破”[76]。這些都屬於典型江南水網地區的戰鬥形態。
為了便於在水濱沼澤中作戰，南方軍隊有時還使用一些特殊裝備。如宋文帝劉義隆死後的內戰中，兩軍在曲阿奔牛塘遭遇，塘堤路窄，兩側水中長滿水草，時人稱為“菰封”。但其中顧彬之一方士兵帶有“籃屐”，可能是鞋底類似竹籃，麵積較大，可以踩在水草中而不下陷。憑借這種籃屐，顧彬之軍撤到兩側水草中，用弓箭夾射塘路上的敵軍而取勝。[77] <h4>步兵對騎兵衝擊的防禦</h4>
步兵作戰的對手不僅有步兵，還有敵騎兵部隊。春秋戰國時，步兵就有被敵戰車部隊衝擊的危險。在騎兵還沒有裝備馬鐙的時代也可能試圖衝擊步兵，所以步兵軍陣習慣以矛戟等長柄兵器組成最外圍隊列，防範敵車騎的高速衝擊。自馬鐙普及後，這種威脅比以往大大增加了，但步兵的技戰術沒有革命性變化。一些簡單的設施仍能起到些防範敵騎兵的作用。比如將槍矛斜插在地上就可以防備敵騎衝擊。西晉末，擅長騎戰的巴人流民李特等在蜀地起義，在成都城下的戰鬥中，特侄李蕩騎馬追擊敵軍，“觸倚矛被傷死”，“倚矛”大概就是斜埋入地中防禦騎兵的矛。[78]北魏後期，爾朱天光與關西的萬俟道洛作戰，為防止道洛軍乘夜突圍出城，爾朱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為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當夜，道洛騎兵果然試圖衝出，結果衝到木槍上，“馬各傷倒”，都被擒獲。[79]
在爾朱天光之前，北魏曾派崔延伯平定關西的萬俟氏叛亂，為了防範其騎兵，崔延伯采取了一種比較笨重的方法：用鐵鏈和鐵柱將大木板連接起來，由身體強壯的士兵抬、背而行，構成軍陣外圍，其他士兵和輜重都躲在中間，“號為排城”。但這種設施過於笨重，士兵不堪重負，“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崔延伯軍因而大敗。[80]這說明如果步兵軍陣所依托的掩護過於笨重，必然降低其戰鬥力。[81]
實戰中，步兵賴以防範騎兵衝擊的主要手段，是運輸軍糧輜重的大車。這是曆史很悠久的戰術。西漢衛青出擊匈奴曾用武剛車環繞保衛輜重，李陵步兵也依托大車與匈奴對峙多日。且這種戰術也非中原軍隊獨有，因為草原民族也使用大車進行遊牧遷徙，他們在對抗敵優勢騎兵時也會這樣做。北魏早期，匈奴劉部的優勢騎兵將拓跋珪軍包圍，“太祖乃以車為方營，並戰並前”，將劉部騎兵擊退。[82]後秦姚泓時，其北境戍將姚恢不堪赫連勃勃的壓力，也率領部屬“以車為方陣”撤往長安。[83]
東晉南朝政權缺少騎兵，為對抗強大的北方騎兵威脅，更加倚重車輛對步兵的保護。最早進行這種嚐試的是東晉末年的劉裕。在409年北伐南燕時，為了對抗慕容鮮卑的具裝騎兵，以步兵為主力的晉軍將四千輛大車部署在隊伍的兩側，車輛首尾相連而行，車上張掛布幔以遮蔽箭矢和阻擋敵軍視野，“禦者執矟”以防範敵騎兵衝擊，同時也說明這些大車都是畜力拖曳的，不然不會有“禦者”。這支晉軍頂住了上萬鮮卑騎兵的攻擊並攻克臨朐，為全麵占領南燕奠定了基礎。[84]
在418年，劉裕西上進攻後秦政權，主力部隊溯黃河而上時，經常受到河北岸的北魏騎兵攻擊。劉裕步兵再次以車輛為掩護作戰：晉軍七百人、車百輛首先在北岸登陸，車輛連接呈弧形排列，兩端臨河，中間距河百步，總體呈彎月狀的所謂“卻月陣”；之後以二千人增援，每車配屬二十七名士兵、大弩一張，同時在朝外的車轅上樹立大盾牌（彭排）。北魏三萬餘騎兵發起衝擊，晉軍則依托車輛用弓弩和短兵作戰。北魏騎兵無法衝開車營組成的壁壘，都下馬蜂擁而上，試圖以搭人梯的方式爬過彭排。晉軍則將長槊截短為三四尺，架在彭排縫隙中以大錘錘擊，像釘釘子一樣刺穿外側密集的魏軍，“一槊輒洞貫三四虜”。魏軍潰敗，晉軍追斬北魏青州刺史阿薄幹。[85]此次戰鬥使魏軍遭受較大傷亡，之後再未敢主動進犯晉軍，從而使劉裕得以全力攻滅後秦政權。
劉裕之後，南朝步兵更多地是依托車輛進行消極防禦。宋文帝元嘉時，北魏時常襲掠河南的青州、兗州地區，禦史中丞何承天建言備邊，其中有建議征集五百輛車，每車用二牛拖曳，“參合鉤連，以衛其眾”，可以保護平原地區的居民撤往險要地形。[86]這種以大車連接成外圍防禦的陣型，南朝人多稱之為“函箱陣”，應是取其方形且堅固之意。450年魏軍大舉南下侵宋，兵鋒遍及整個河南及淮南地區，劉宋軍隊多固守城池不敢出戰。這段戰事中多見有步兵依托車輛作戰的例子。一路宋軍八千人在撤退途中遭遇數萬北魏騎兵，宋軍隻得依車輛結營，且戰且退，這種局麵和西漢李陵遭遇匈奴主力如出一轍。但此時的北魏騎兵已經習慣衝擊近戰，他們分為三部，輪流進攻，並投擲燃燒的草束，試圖焚毀宋軍車輛。激戰一天一夜後，宋軍將領劉康祖頸部中箭身亡，軍隊潰散，被魏軍追殺殆盡。劉康祖的人頭被魏軍送到彭城，希望以此迫使宋軍投降。[87]守城的宋江夏王劉義恭擔心軍糧缺乏難以守城，有部屬向其建議，“以車營為函箱陣，精兵為外翼”，護送劉義恭一家前往清水以東避難。但此舉未必如守城安全，所以未付諸實施。[88]同時，青州東陽城也遭到魏軍騎兵包圍襲擊，城中宋軍將車輛推出北門外為掩護，挖掘溝塹為營壘，使得魏軍不能靠近攻城，終於退兵。[89]元嘉末的這些戰例表明，南朝步兵在野外依托車輛也難以抵禦魏軍騎兵，最有效的防禦手段仍是守城。到南齊初，武帝蕭賾曾計劃奪回被北魏占據的淮北地區，在建康郊外建造“露車”（應是沒有棚蓋的畜力大車）三千輛，準備用於淮北的陸戰。此舉一度引起北魏方麵注意，向南齊使臣質問此事。[90]但這些車後來似乎未派上用場。
宋明帝劉彧初，劉宋境內爆發大規模內戰，駐守壽陽的殷琰也起兵反對劉彧。雙方激戰於壽陽外圍。殷琰派兵向前方運送軍糧一千五百車，並用五千士兵護送。為防劉彧軍襲擊，他們將米車排列為函箱陣，士兵在車陣內外護衛。劉彧軍在途中設伏，使運糧兵遭到重大傷亡，丟棄車輛逃回。劉彧軍焚燒了米車，將駕車的兩千多頭牛驅回營地。不久壽陽也力屈投降。[91]這是南朝內戰中使用“函箱陣”的戰例。
此後梁、陳兩代與北方的戰爭中，已經不見以車輛為依托的戰例記載。這種現象的背後，應當有北朝政權中原化的因素。因為在北魏政權早期，尚保留有較多的草原習慣，兵種上主要依賴騎兵，戰術上以騎兵快速襲掠為主，缺少步兵進行持久戰。這種情況下，南朝步兵可以依托車輛進行短期堅守。但自魏孝文帝改革後，北魏政權迅速中原化，步兵力量壯大，南朝依托車輛的戰術就難以發揮作用了。 <h4>另一種對抗騎兵的戰術：斫營</h4>
東晉南朝步兵對抗北方騎兵的另一種戰術，是主動在夜間出擊，襲擊北軍宿營的營壘。當時稱這種戰術為“斫營”。因為軍隊野營主要靠挖溝築牆、建造營壘來保證安全，北方軍隊多騎兵而少步兵，勞動力相對有限，難以建築起堅實的營壘；夜間昏暗，騎兵難以發揮衝擊的威力，且夜間戰馬都解除了鞍轡，一時難以武裝，這些都是南方步兵“斫營”的便利條件。
在西晉末年戰亂中，石勒遠征淮河流域後返回北方，渡過黃河時，當地武裝試圖乘夜斫營，但據說石勒軍中的僧人佛圖澄發出預警，使石勒逃過一劫。[92]當時堅守在河南的李矩、郭默武裝，也屢次以這種戰術與石勒、劉曜政權的騎兵對抗。[93]570年，東晉壽陽守將袁真、袁瑾父子叛變投靠前秦，秦軍步騎兵二萬前往增援，駐紮在壽春城外的八公山及洛澗。桓溫軍隊乘夜間發起襲擊，擊敗秦軍，乘勢攻占壽春，保住了東晉在淮河南岸的重要據點。桓溫軍事才能並不高，以往與前秦、前燕屢戰屢敗，這次能夠戰勝秦軍，主要原因便是熟悉地形與選擇了在夜間作戰。[94]
對於南方軍隊的斫營戰術，北方也頗為忌憚，在進攻中不得不有所防備。元嘉末宋魏大戰中，魏太武帝拓跋燾給宋文帝劉義隆寫信進行威脅，便提到“彼吳人正有斫營伎”，但他聲稱早已識破此術，會讓軍隊在宋軍城池百裏之外安營，宋軍步兵一夜最多行進五十裏，天明時尚在途中，反倒成為魏軍騎兵的獵物。[95]這倒不全是空話，因為暗夜對於進襲的步兵也是一種限製，如果在陌生的敵境內，這一戰術很難實施。在劉宋襄陽軍隊對北魏的反攻中，統帥柳元景募集精兵一千人“夜斫賊營”，但這支軍隊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徒勞無功奔走一夜也沒找到魏軍營地，天亮後隻得返回。[96]
在長期的南北戰爭中，北方軍隊也摸索出了對抗南軍斫營的戰術。齊明帝蕭鸞時，齊軍乘夜在淮河水淺處涉水渡河，試圖斫北魏軍營。北魏將領傅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為事”，判斷齊軍在渡河處一定預設有標識，遂一麵鞏固營防，一麵派人偷渡到南岸，帶火種埋伏在深水處的水濱。斫營的齊軍遭遇伏擊逃回河邊，與對岸進行燈火信號聯絡。埋伏在南岸的魏軍也點燃燈火進行幹擾。齊軍誤認魏軍燈火為淺水處，結果涉水時淹死多人。[97]這說明隨著北魏政權的中原化，其軍隊也越來越熟悉步兵戰術和南方叢林水網地區的作戰環境，南方一些傳統戰術逐漸失效。 附錄 戚繼光對軍陣戰術的探討和對世俗觀念的糾正<h4>關於軍陣密度的闡述</h4>
在戚繼光時代，通俗演義文學已經深入人心，各種傳統武術流派也紛紛出現。所以經常有人問他，那些用於表演的武術器械表演，能否用於實戰？戚繼光對此斷然否認。他認為這些武術套路都要跳來跳去，而真正的步兵軍陣非常密集，沒有空間供人閃轉騰挪：
或問曰：“平時官府麵前所用花槍、花刀、花棍、花叉之法，可以用於敵否？子所教亦有是歟？”
光曰：“開大陣、對大敵，比場中較藝、擒捕小賊不同。堂堂之陣，千百人列隊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後。從槍戳來，從槍戳去，亂刀砍來，亂殺還他。隻是一齊擁進，轉手皆難，焉能容得左右動跳？一人回頭，大眾同疑；一人轉移存步，大眾亦要奪心，焉能容得或進或退？”[98]
軍陣中“轉手皆難”，可見隊列非常密集。戚繼光還說過，民間流傳的長槍技藝習慣“徊轉走跳”，當時軍隊在單兵操練時也有揮舞長槍的情景，但這都不適用於擁擠的真正戰陣，因為密集隊列中沒有左右揮舞的空間。他甚至指出一些細節：浙江民間槍法習慣抓握槍杆的中部—“中分其半”，如果實戰中如此，則後半截槍杆很容易頂撞到身邊和身後的戰友，從而無法準確刺中敵人：
又如長槍，近見浙江之習，皆學處州狼筅法，中分其半。官軍所傳之法，亦有回轉，但大敵交鋒，與平日場上相對比不同。千百之人，簇擁而去，從如麻蓬，豈能舞丈餘長槍，徊轉走跳？若此，則一二丈僅可布一人而已，不知有此陣否？至於中分其半，則又後尾垂帶，一為左右挨擠，手中豈能出入？遂乃遇敵而敗。[99]
當然，戰陣也是由單個士兵組成的。個別技藝高超、戰鬥經驗豐富的士兵，其殺傷敵軍的概率要比普通戰友高得多。對於這種情況，似乎應該給予相對較大的空間，方便其發揮技藝。戚繼光在這個問題上也難有取舍。他在講完楊家“梨花槍”優於別家之後，又說：“施之於行陣，則又有不同者，何也？法欲簡，立欲疏；非簡無以解分糾，非疏無以騰挪進退。”[100]所謂“法欲簡”，是指士兵要學的槍法，不能像民間武術流派那樣繁雜，一定要簡單易於學習掌握；“立欲疏”則是民間武術的特征，但戰陣中難以提供足夠的空間。這種個人技藝和全軍總體水平的差異，也是冷兵器時代所有統帥都曾麵臨過的兩難取舍。 <h4>戚繼光“鴛鴦陣”的獨創和局限</h4>
戚繼光運用更多的，是他創製的“鴛鴦陣”。其基本原則是，每隊有兩“伍”；每“伍”五名士兵為一基本作戰單位，最前方是盾牌手，他為身後的四人（一名狼筅手、兩名長槍手和一名镋鈀手）提供保護，五人一起作戰：
交鋒之法，兵在各伍牌後遮嚴，緩步前行，執牌在前，隻管低頭前進；筅、槍伸出牌之兩邊，身在牌之後，緊護牌而進。聽擂鼓、吹天鵝聲喇叭，交戰。執牌者專以前進為務，不許出頭看賊，伍下恃賴牌遮其身，隻以筅、槍出牌之前戳殺為務。[101]
戚繼光沒提及這五人之間距離多大，但他們都要從同一麵盾牌獲得掩護，必然甚為擁擠。《紀效新書》中也提及同伍五人全部平行站立的所謂“三才陣”[102]，但沒有詳細說明這種隊列的用處，大概是應付某些特殊情況，如需要拉開較寬的正麵，但不會有太激烈的戰鬥，如圍獵、搜山等。
當代研究者使用《紀效新書》時需要注意，“鴛鴦陣”中哪些是因襲已久的步兵戰陣傳統，哪些是戚繼光本人的獨創。與以往史書中的戰例及兵書著作相比，戚繼光“鴛鴦陣”的創新之處，就是他重視最基層的五人“伍”和十二人隊，每個伍都有盾牌手（兼用腰刀）、狼筅手、長槍手、镋鈀手四種戰士。這給武器供應、士兵協同訓練都增加了難度，不是所有時代的步兵軍隊都能做到。
藍永蔚先生認為春秋時每個“伍”五名士兵都用不同的武器，以及五人前後站立，應當是從戚繼光“鴛鴦陣”受到的啟發。但“鴛鴦陣”在很多方麵是沒有先例的，有其時代和地理特殊性：首先，“鴛鴦陣”的基本訓練原則是以多打少，全“伍”五人隻能同時對付一到兩名敵軍：盾牌手提供掩護；狼筅手幹擾敵軍；兩名長槍手分別保護盾牌手和狼筅手，並承擔刺殺敵軍的主要職能；镋鈀手則防備敵軍突入過近。戚繼光的對手倭寇並非正規軍，數量較少但單兵戰鬥力較高。所以隻能采取“以多打少”戰術，以一個“伍”對付一兩名假想敵。而且戚繼光可以用較多的時間招募訓練軍隊、準備武器，這在大規模戰爭和全麵動亂時代都是難以做到的。其次，是南方江浙水網叢林的地理特征，“夫南方山水林翳，地勢最狹”[103]，大部隊無法展開，鴛鴦陣以五人、十二人為基本作戰單位，機動靈活，適應複雜地形作戰。但在北方大平原上的大規模會戰中這種編組形式並沒有優勢。這些因素導致鴛鴦陣隻能在抗倭戰爭中曇花一現，再沒有後繼者。 <h4>戚繼光對軍陣非實用化趨勢的批評</h4>
軍陣的隊列編組、變化，本來是從實戰需要發展而來。但在漢代之後，軍陣演練逐漸成為一種針對百姓的團體藝術表演，使之逐漸脫離實戰。漢代宮廷本來有歲終“大儺”之風，由少年黃門子弟（宦官）表演驅逐疫鬼。在東漢時，這種儺戲和皇室禮送駐京士卒還鄉的儀式結合。這可能因為兩者都是在歲末之際，且都是一種公共表演性質很強的活動，所以換防士卒會以軍陣隊列形式參與某些儺戲表演。[104]這體現了軍陣操練走向大眾娛樂的趨勢。到北魏和平三年（462年）年底，“製戰陳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105]。其具體過程為，軍隊分為步兵、騎兵兩支，騎兵在北，象征北魏軍，步兵在南，象征南朝劉宋軍：
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為部隊；楯、矟、矛、戟，相次周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為函箱、魚鱗、四門之陳，凡十餘法。跽起前卻，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鳴鼓角，眾盡大噪。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為盛觀。自後踵以為常。[106]
這種表演是為了炫耀朝廷軍威，同時在節慶中娛樂大眾。為了追求更好的視覺效果，與實戰無關的因素都逐漸摻入進來，使之成為單純追求娛樂視覺效果的大型“團體操表演”。北魏時期戰爭較頻繁，軍隊接受實戰鍛煉的機會多，還不至因表演影響軍隊戰鬥力。但在承平較久的朝代，軍隊缺乏實戰檢驗，會把這種花哨無用的陣型表演當成真正的軍陣。特別是自宋代以後，傳統武術“門派”興起，將實戰對打技藝改造成近似藝術體操的“套路”表演；同時，小說、評書等市井文學興起，以《三國演義》為代表的曆史演義小說盛行，將冷兵器戰爭戲說為個別武藝高超的大將相互對打。軍陣也和虛構的神怪傳說、五行八卦等非理性因素相結合，使普通民眾（包括士大夫和未經實戰的將士）遠離了真正的戰爭經驗。
在戚繼光生活的時代，社會大眾對戰陣的誤解已達到頂峰，京師禁軍操練的都是華而不實的隊列陣型，以至戚繼光不得不自己招募部隊，從頭訓練。他批評京軍操練“日久傳訛，習學通是虛套，其真正法令、營藝，無一相合，及臨陣又出一番法令。如此操至百年，何裨於用？”[107]有人問戚繼光：為何官府平時表演的“花槍、花刀、花棍、花叉之法”不能用於實戰？他隻能正本清源從頭解釋：
且如各色器技營陣，殺人的勾當，豈是好看的？今之閱者，看武藝，但要周旋左右、滿片花草；看營陣，但要周旋華彩，視為戲局套數。誰曾按圖對士，一摺一字考問操法，以至於終也？是此花法勝，而對手功夫漸迷，武藝之病也。就其器技營陣之中，間一花法尚不可用，況異教耶？[108]
戚繼光雖有從實戰經驗教訓中總結來的真知灼見，特別是對“花槍”“花陣”的警惕與反感，但他也生活在汪洋大海般的傳統文化背景和語境中，難免受到玄學神秘主義，或者披著經典外衣的“偽知識”或思維方式的影響，但他一直注意檢討先入為主、缺乏效驗的前人成說。比較他前後兩次編寫的《紀效新書》，也可以看到這個發展曆程。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成書於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戚繼光35歲時；十四卷本成書於萬曆十二年（1584年），戚繼光57歲時。[109]在早期的十八卷本中，戚繼光自擬“紀效新書目”（即目錄），全部篇章按照“禮、樂、射、禦、書、數”六秩的順序編排。這是用儒家傳統的“六藝”來比附，實際內容全無關係。但到晚年的十四卷本目錄、凡例中，就拋棄了那種無謂的比附，直接以“束伍”“耳目”“手足”“營陣”“實戰”“膽氣”“舟師”等給十四卷命名。在早期十八卷本中，記載了戚繼光在浙江時訓練新兵的一些陣法，其中有類似高分子結構式的“結隊法”“結攢法”[110]，就是典型華而不實的“花陣”；《拳經捷要篇》主要是單人武術套路，其中不乏“拳打不知”之類神秘色彩的說法。在十四卷本《紀效新書》中，則刪除了“結隊法”“結攢法”陣型和整卷《拳經捷要篇》。
戚繼光終究未能總結出一整套冷兵器單兵作戰和陣法隊列的術語、教學體係。但從籌備北方防邊（防蒙古）開始，戚繼光已經將注意力轉向了軍隊的全麵火器化，他在這一時期寫作《練兵實紀》，最重要就是主張軍隊全麵火器化。從這點看，他的視野已經從冷兵器時代跨越到了近代。從抗倭時代開始，他一直在呼籲提高火器生產的工藝水平，但當時中國缺乏近代的基礎科學體係，彈道學、近代化學、製圖學等都未出現，根本無法進行標準化的火槍火炮生產，故未能走上軍事近代化之路。如黃仁宇總結的，戚繼光是一位“孤獨的將領”[111]，完全脫離了他生存的時代。而造成這個局麵的原因，僅僅是他勤於總結實戰中的經驗與教訓而已。 <hr/>
[1] 王士禎作《戚將軍紀效新書序》：“其微旨奧意，往往使介胄之士見之而不能習，觚翰之士能習之而不能用。”見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4頁。
[2]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自序”，第7頁。《紀效新書》是戚繼光總結在東南沿海抗倭經驗而做，分十四卷本和十八卷本兩種版本，內容有一些不同。另外，戚繼光後來在北方邊境練兵防範蒙古軍，又寫作了《練兵紀實》一書，但《練兵紀實》中的措施大都未經實戰檢驗，而且戚繼光在北方練兵時，戰術思想已經轉變為強調武器的全麵火器化，和主要依靠冷兵器的抗倭戰爭已完全不同。本書主要論述冷兵器步兵戰術，所以對《練兵紀實》涉及較少。
[3]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長沙：嶽麓書社，1989年。
[4]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5]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第110—126頁。另外第163頁也有此說。
[6] 秦兵：《五兵說質疑》，《考古》1986年第4期。
[7] 藍永蔚：《春秋時期的步兵》，第117頁。
[8] 《司馬法·定爵》，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六韜》附錄），第8頁。
[9] 《史記·周本紀》，第121頁。
[10] 《尚書·牧誓》，《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183頁。
[11] 鄭玄注曰：“幹：楯也。比：徐扶《誌》：‘毗’”。孔穎達疏：“《方言》又雲：‘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幹，關西謂之楯’。是幹、楯為一也。……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
[12] 《史記·殷本紀》。另外，殷人甲骨卜辭中多有“射”百人隊，三百射組成左、中、右三隊。但具體隊列形式不詳。見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13頁。
[13]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上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 《司馬法·定爵》，北京：中華書局，1971年（《六韜》附錄），第8頁。
[15] 《尉繚子·兵令上》，《中國軍事史》編寫組編：《武經七書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111頁。另，《尉繚子》同卷又雲：“密靜多內力，是為固陳”，見第108頁。
[16] 《六韜·戰步》，第42頁。
[17] 《宋書》卷七十七《沈慶之傳附沈法係》，第2005頁。
[18]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8頁。
[19]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誌二》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3813頁。
[20]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兵誌十》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4035頁。
[21] 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八《操練營陣旗鼓篇》，第146頁。
[22] 一號俑坑多數巷道（過洞）內都有戰車，影響對隊列前後間距的討論。但4、6、8號過洞內恰好沒有戰車，其橫行數分別是17、18、18。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上冊），第52頁。
[23] 《三國誌》卷七《魏書·呂布傳》，第227頁。
[24] 《三國誌》卷十八《魏書·典韋傳》，第544頁。
[25] 《三國誌》卷四十八《吳書三·三嗣主傳》，第1175頁。
[26] 以上見《隋書》卷四十八《楊素傳》，第1286頁。
[27] 戚繼光：《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八《操練營陣旗鼓篇》，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131頁。
[28] 《周書》卷二《文帝下》，第26頁。
[29] 《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十四《煉將篇·煉將或問》，第377—378頁。
[30] 事見《晉書·職官誌》，第741頁。白獸幡即白虎旗，為避唐先祖李虎之諱改。時稱這種保護在皇帝車駕外圍的隊列為“函”，大概取其重重封閉如箱函之意。《晉書》未載其具體形製，但《通典》載有西晉皇帝出行時最隆重的“大駕鹵簿”隊列程式，可作參考：車駕外圍至少有五重步兵隊列，最外層是“大戟楯”，即執長戟和盾牌的步兵；其內是“九尺楯”，高約今2米，但未載其武器，大概是專門作防禦屏障之用；再內是“刀楯”步兵；再內是“弓矢”步兵，最內一層是弩手。另有執長槊的騎兵，但不知是在步兵隊列外圍還是內側。見《通典》卷六十六《嘉禮·鹵簿》。皇帝遊獵出行的隊列應當比此精簡。另，北魏製度也可作參考：車駕護衛隊為方陣，內外共有步騎兵四重：最內層為具裝（鎧甲）騎兵；其外層為“幢”，兵種不詳，可能就是西晉的“九尺楯”步兵；次外為長矟步兵；最外為刀、楯步兵。見《魏書》卷一百八《禮誌四》，第2813頁。
[31]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卷二，第68—69頁。
[32] 《魏書》卷四十三《毛修之傳附子法仁》：“法仁言聲壯大，至於軍旅田狩，唱呼處分，振於山穀。”（第961頁）
[33] 《樂府詩集》卷二十五《橫吹曲辭五·企喻歌辭四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影印本，第560頁。裲襠即上半身鎧甲，鉾即兜鍪，頭盔。
[34] 《晉書》卷六十四《會稽王道子傳》，第1737頁。
[35] 《晉書·桓溫傳》，第2569頁。
[36] 《資治通鑒》卷一百五，第3312頁。《晉書》卷八十一《朱序傳》對此的記載是：“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眾小卻，序時在其軍後，唱雲：‘堅敗！’眾遂大奔……”（第2133頁）
[37] 《晉書·苻堅載記下》，第2819頁。
[38] 《晉書·劉曜載記》，第2698頁。
[39] 《三國誌》卷九《魏書·曹休傳》，第279頁。
[40] 《晉書》卷一百十五《苻登載記》，第2951頁。
[41]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兵誌二》所附“雜教令”，引《大唐衛公李靖兵法》，第3824頁。
[42] 戚繼光關於管理野營的教令更加詳密，參見《紀效新書》（十四卷本）卷九《紮野營篇》。
[43] 當然，這不排除有極少數畏戰士兵的蓄意策劃，但夜驚能夠擴大蔓延，仍有其內在因素。
[44] 《史記·絳侯周勃世家》，第2060頁。
[45] 《三國誌》卷二十六《魏書·田豫傳》，第728頁。
[46] 《南齊書·高帝紀上》，第8頁。
[47] 前482年，夫差遣使到洛陽告周王曰：“餘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見《國語》卷十九《吳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48] 《國語·吳語》，第615頁。
[49] 因為戰車速度快，各車間距大，傳達命令不容易。軍官戰車在最前列，普通戰車隻要追隨前方軍官戰車的旗幟，就能保持隊列。
[50] 《紀效新書》（十八卷本），第65頁。
[51] ［美］阿徹·瓊斯：《西方戰爭藝術》，劉克儉等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第126頁。
[52] 吳軍列陣前曾“秣馬”，列陣時又“係馬舌”防止其出聲，可見有馬匹，可能數量較少，主要為吳王及高級長官駕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