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當真
我自從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國》和《中國人的性神秘》兩本小書之後，就不斷有朋友問我：“你怎麽會想起搞性史的？”到《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出版之後，問這一問題的人就更多了。
確實，從“出身”來說，很難設想我會與性史研究沾邊。在大學裏我讀的是天體物理專業；研究生讀的是科學史；而直到今天我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搞性史搞到今天這種地步，居然成為“第二專業”，並且得到性學界同行的接納，總該有些特別的因緣吧。
先說遠因。我自幼好古成癖，對曆史有特別的感情。學到數學就會對數學史發生興趣，學到物理就會對物理學史產生好奇，學到天文自然也就難免對天文學史想入非非—後來天文學史還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性的曆史，歸根結底也是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興趣的範疇之內。
要說近因，話就稍長。那時我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研究生，研究所院子裏住著清一色的男生。師兄之中，有好幾位是稍年長已經結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鄉的——他們中間有人一直“抗戰”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團聚。未婚的小夥子們，當然也不時有墮入情網的。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學問之餘談得最多的話題。年長的師兄們常喜歡講述自己“文革”落難時在下層社會所見所聞的性風俗和性趣事，有時也會講講自己的性經曆；師弟們雖非過來之人，卻也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架勢，踴躍參加討論。性的寂寞，煎熬著這裏的每一個年輕人，談談“性事”，至少也是一種排遣。
《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新版
這時，遠因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結合而發生作用了。我不滿足於對“性事”的漫談或閑扯，想要推進到“學術研究”的層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曆史。於是利用在碩士論文答辯通過之後的一段空閑時間，“發奮”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房中術來，結果是寫成了一篇論文：《中國十世紀以前的科學性初探》，並於次年（1986年）在《大自然探索》雜誌上發表——說來慚愧，這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那時性的禁區在國內還遠遠未被衝破，學者們還隻在進行一些謹慎的嚐試（例如吳階平院士領導翻譯了《性醫學》一書），因此我那篇論文發表之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說許多大學圖書館中那一期的《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壞、甚至失蹤了。而《大自然探索》雜誌和我的友誼則由此一直持續到今天。
論文發表之後，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為止了，就繼續安心讀我的科學史博士學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來找我寫性史的書，隻因那時年輕好事，居然又答應下來。於是擠出時間寫成了一冊小書：《性在古代中國》，說來又很慚愧，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我一直以天文學史作為自己立身的“正行”，誰知問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和第一本書都是“不務正業”的，也可算是趣事。接著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國人的性神秘》一書。有此一段因緣，自己也有點認真起來，遂又寫了幾篇“學院派”的性史論文在《中國文化》《漢學研究》（台灣）等刊物上發表。1996年出版的《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則是我在這方麵的第三本書。
就這樣，有點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學研究領域，朋友們將性史說成是我的“第二專業”，我自己也漸漸默認了。
去古未遠
我一直認為，對於中國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會學史的研究。至於所謂的“古為今用”，作為一麵旗幟，當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處，但是考慮到現代性學已經如此發達，要想從古代房中術裏找出有實用價值的新東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療或性藥物等方麵的，結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這方麵如果過分誇大“古為今用”，終究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在另一個層麵上來看，“古為今用”又是有意義的。
在涉及性的問題上，許許多多今天所見到的現象——有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有些我們覺得難以置信，有些我們感到極不合理——其實都有著古代的淵源。在性史研究中，這一點給我的感觸極深，所以我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的自序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與古人相比，我們今天在性問題上所麵對的局麵、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見到的表現等，實際上竟沒有太大的不同。其實這也不足為怪：無論經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變，今天的社會畢竟是從昨天演變而來的，傳統的“根”是不可能徹底一刀斬斷的，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有人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層極容易變，深層幾乎不變”，確實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觀念、乃至廣義的性生活等顯然與傳統文化的深層有密不可分的聯係，它們是不太容易變的。在這一出以千百年計的長劇中，人物衣冠固屢異於昔時，基本劇情卻大體上依舊。
盡管明代的春宮畫冊已經進化到今天的視聽光盤，但是仍是同一性質的出版物；而南宋臨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與今天的相比至多隻有服飾上的區別……研究中國性文化史的現實意義，也就從這裏顯現出來。這種研究能夠幫助我們加深對今日性問題的理解——不過切不要奢望從古人那裏找到解決問題的什麽現成藥方。
古人曾經何等坦蕩
在許多當代讀物中，古代中國人的性觀念常常被描繪成陰暗的、不健康的，特別是充滿禁欲主義色彩的。所謂“封建主義社會”，常被人們假想為數千年一成不變。這其實是絕大的誤解。從先秦時代到今天，中國人的性觀念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很有點像完成了一個輪回——當然更穩妥的套話是“螺旋式的發展”。闡述中國人的性觀念的曆史變遷，是我近年性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在文明發展史上，性規範有一個逐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上古之時，先民剛從野蠻狀態過渡而來，性規範方在若有若無之間，與此相對應的性觀念自然也非常“開放”和無忌。但是在華夏文明進入成熟階段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社會流行的性觀念一直是非常開放和富有“現代”色彩的，這一點卻是現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國人是重視人欲中的性欲的。“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些著名的先秦古訓，正反映了這一點。如果我們肯耐心研讀孔子、孟子的“原著”，就會發現儒家哲學本來絕不是禁欲主義的，相反卻非常重視人欲的滿足——後來的宋明理學家雖然無不自稱孔孟之徒，其實卻是孔孟的不肖之徒。從先秦兩漢直到隋唐盛世，中國上層社會中的性關係一直是非常開放的。《左傳》中記載著春秋時代各國貴族們的“通”——即古代中國貴族版的“廊橋遺夢”也——至少16次，幾乎每一次都有聲有色，有的還釀成“國際風波”。春秋時是如此，戰國時也無不同。孟嚐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與門客有戀情時坦然處之，秦宣太後可以在自己的遺囑中就要不要讓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見。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唐代在兩性關係方麵也極為開放，貞操觀念淡薄。諸如未婚少女私結情好、有夫之婦另覓情人、離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筆記小說、傳奇故事以及詩文中留下了大量事例。宋明理學所鼓吹的婦女“從一而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節烈”（夫死不嫁曰節，殉夫而死或為抗拒婚外性關係而死曰烈）之類的觀念，大抵在公元10世紀之前的中國社會，是根本沒有市場的。
古代中國人性觀念之坦蕩開放，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由於將男女之間的性滿足看成天經地義，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極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國人對於性交一事的私密性，完全不像現代人那樣重視。例如，根據古代不少文藝作品中的描寫，以及傳世的古代春宮圖中的描繪可知，古時中國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場的情形下交歡做愛。而且即使在禁欲主義的宋明理學盛行數百年之後，這一習俗也並無改變。這一點曾使不少西方漢學家感到難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國傳統性觀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難理解。
理學在宋代的興起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論也有多方麵的內容，但是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要點之一，就是對“男女大防之禮教”的大力提倡。此後這些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封建集權統治者又動用行政手段來加以鼓勵，比如明太祖下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這就不僅有精神鼓勵，而且直接對家庭產生經濟利益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道學家逐漸成功地將這樣一套觀念強加給中國人，那就是：女子必須從一而終，否則就是下賤而可恥的；男女之間的性愛是醜惡的，除了傳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應該盡量壓抑、回避和譴責性愛。之所以說這套觀念是被強加的，是因為大部分人並非由衷地接受這套觀念——這套觀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們隻是迫於輿論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反對而已。
對於這套禁欲主義的道學觀念，既不敢表示反對，又不願意接受和實行，那麽出路何在？當然隻剩下一條路，就是虛偽——表麵上讚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義的道德標準，行動上則照樣追求和享受性愛、欣賞乃至創作色情文藝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幾百年以來，許許多多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的。正是這種禁欲主義的輿論和虛偽的傳統，造成了人們普遍陰暗而病態的性觀念。
必要的張力
所謂“性張力”（sexual tension），是我嚐試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張力原是物理學中的概念，指物體受到拉力作用時，存在於該物體內部的相互牽引之力。比如一根懸吊著重物或兩端受拉的繩子內部就有張力。而在中國人的性心理方麵，恰恰存在著與上述繩子內部類似的情形。這不僅可以就一個個人的性心理而言，推而廣之，亦可以就整個民族的性心理而言之也。
我提出性張力這一概念，意在為研究中國性文化史尋求一種新的視角，或者說一種新的分析思路。這類似於自然科學理論研究中的“工作假說”。“工作假說”和客觀實際並不是一回事。客觀實際（或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認識的對象，而隻要有助於增進對此對象的理解，或能導致新的發現，就是一個有用的，或者說是成功的“工作假說”。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性長期存在著看起來是對立的兩極。一極是重生殖、重子嗣、多妻和重人欲的——這些都和上古的生殖崇拜一脈相承。特別值得揭示的是：中國人不僅重視生殖，同時也讚成並重視生殖功能以外的性欲，而且對後者的重視程度較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才有如此源遠流長而且高度發達的房中術。另一極則是禮教。禮教方式始於先秦，但是直到宋代以後才勃然興盛，受到大力提倡，成為在理論上必須嚴格遵守的社會規範，而且越來越帶上明顯的禁欲色彩。在上述兩極的同時作用之下，就使得每個中國人從他（她）所處的文化氛圍中，都感受到兩種幾乎相反的主張，於是就生活於性張力之中。
上古之時，先民剛從野蠻狀態中進化而來，性張力幾乎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性規範逐步確立，性張力也就開始產生。不過直到宋代以前，因人欲的一極一直很強而禮教的一極一直很弱，所以性張力並不強；自宋明大倡禮教之後，形成兩極並強之勢，遂使大部分中國人生活於很強的性張力之下。如何緩解這種性張力，以求得身心的平衡，成為無法回避的難題。對於曆史上的娼妓、色情文藝、禮教與虛偽等問題，都可以從這一角度獲得新的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人所承受的性張力已經大為減弱，然而在文明社會中，性張力永遠不會減弱為零。在性問題上，人類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是美國人托馬斯·庫恩一本科學哲學名著的標題，不過那本書裏當然是不談性問題的。
《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雲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插圖版），東方出版中心，2006；《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插圖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此書還有盜版，我就不在這裏為它們宣傳了。
我自從出版了《性在古代中國》和《中國人的性神秘》兩本小書之後，就不斷有朋友問我：“你怎麽會想起搞性史的？”到《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出版之後，問這一問題的人就更多了。
確實，從“出身”來說，很難設想我會與性史研究沾邊。在大學裏我讀的是天體物理專業；研究生讀的是科學史；而直到今天我一直在天文台工作。我搞性史搞到今天這種地步，居然成為“第二專業”，並且得到性學界同行的接納，總該有些特別的因緣吧。
先說遠因。我自幼好古成癖，對曆史有特別的感情。學到數學就會對數學史發生興趣，學到物理就會對物理學史產生好奇，學到天文自然也就難免對天文學史想入非非—後來天文學史還真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正行”。性的曆史，歸根結底也是曆史的一部分，自然也在我感興趣的範疇之內。
要說近因，話就稍長。那時我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研究生，研究所院子裏住著清一色的男生。師兄之中，有好幾位是稍年長已經結婚而妻子仍留守在家鄉的——他們中間有人一直“抗戰”到八年之久，夫妻才得團聚。未婚的小夥子們，當然也不時有墮入情網的。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可想而知，“性”是大家研究學問之餘談得最多的話題。年長的師兄們常喜歡講述自己“文革”落難時在下層社會所見所聞的性風俗和性趣事，有時也會講講自己的性經曆；師弟們雖非過來之人，卻也擺出一副無所不知的架勢，踴躍參加討論。性的寂寞，煎熬著這裏的每一個年輕人，談談“性事”，至少也是一種排遣。
《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新版
這時，遠因和近因就在我身上結合而發生作用了。我不滿足於對“性事”的漫談或閑扯，想要推進到“學術研究”的層次上去。既然好古成癖，方向自然是性的曆史。於是利用在碩士論文答辯通過之後的一段空閑時間，“發奮”研究起中國古代的房中術來，結果是寫成了一篇論文：《中國十世紀以前的科學性初探》，並於次年（1986年）在《大自然探索》雜誌上發表——說來慚愧，這竟是我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那時性的禁區在國內還遠遠未被衝破，學者們還隻在進行一些謹慎的嚐試（例如吳階平院士領導翻譯了《性醫學》一書），因此我那篇論文發表之後，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據說許多大學圖書館中那一期的《大自然探索》都被撕壞、甚至失蹤了。而《大自然探索》雜誌和我的友誼則由此一直持續到今天。
論文發表之後，我原想“玩票”之事也就到此為止了，就繼續安心讀我的科學史博士學位。不料又有朋友和出版社來找我寫性史的書，隻因那時年輕好事，居然又答應下來。於是擠出時間寫成了一冊小書：《性在古代中國》，說來又很慚愧，這竟是我出版的第一本書。我一直以天文學史作為自己立身的“正行”，誰知問世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和第一本書都是“不務正業”的，也可算是趣事。接著又在北京和台北出版了《中國人的性神秘》一書。有此一段因緣，自己也有點認真起來，遂又寫了幾篇“學院派”的性史論文在《中國文化》《漢學研究》（台灣）等刊物上發表。1996年出版的《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則是我在這方麵的第三本書。
就這樣，有點身不由己地步入了性學研究領域，朋友們將性史說成是我的“第二專業”，我自己也漸漸默認了。
去古未遠
我一直認為，對於中國古代的性史研究而言，主要是性文化史和性社會學史的研究。至於所謂的“古為今用”，作為一麵旗幟，當然有容易被人接受之處，但是考慮到現代性學已經如此發達，要想從古代房中術裏找出有實用價值的新東西——比如性技巧、性治療或性藥物等方麵的，結果必定是非常有限的。在這方麵如果過分誇大“古為今用”，終究不是科學的態度。
但是在另一個層麵上來看，“古為今用”又是有意義的。
在涉及性的問題上，許許多多今天所見到的現象——有些我們已經習以為常，有些我們覺得難以置信，有些我們感到極不合理——其實都有著古代的淵源。在性史研究中，這一點給我的感觸極深，所以我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的自序中特別強調了這一點：
與古人相比，我們今天在性問題上所麵對的局麵、所感到的困惑，甚至所見到的表現等，實際上竟沒有太大的不同。其實這也不足為怪：無論經曆了多少天翻地覆的巨變，今天的社會畢竟是從昨天演變而來的，傳統的“根”是不可能徹底一刀斬斷的，況且中國傳統文化之“根”又是如此源遠流長，底蘊深厚。有人歸納中國傳統文化的特征之一是“表層極容易變，深層幾乎不變”，確實有其道理。而性心理、性觀念、乃至廣義的性生活等顯然與傳統文化的深層有密不可分的聯係，它們是不太容易變的。在這一出以千百年計的長劇中，人物衣冠固屢異於昔時，基本劇情卻大體上依舊。
盡管明代的春宮畫冊已經進化到今天的視聽光盤，但是仍是同一性質的出版物；而南宋臨安城酒店中的三陪女郎，與今天的相比至多隻有服飾上的區別……研究中國性文化史的現實意義，也就從這裏顯現出來。這種研究能夠幫助我們加深對今日性問題的理解——不過切不要奢望從古人那裏找到解決問題的什麽現成藥方。
古人曾經何等坦蕩
在許多當代讀物中，古代中國人的性觀念常常被描繪成陰暗的、不健康的，特別是充滿禁欲主義色彩的。所謂“封建主義社會”，常被人們假想為數千年一成不變。這其實是絕大的誤解。從先秦時代到今天，中國人的性觀念經曆了巨大的變化，很有點像完成了一個輪回——當然更穩妥的套話是“螺旋式的發展”。闡述中國人的性觀念的曆史變遷，是我近年性史研究中的一個重點。
在文明發展史上，性規範有一個逐漸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上古之時，先民剛從野蠻狀態過渡而來，性規範方在若有若無之間，與此相對應的性觀念自然也非常“開放”和無忌。但是在華夏文明進入成熟階段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國社會流行的性觀念一直是非常開放和富有“現代”色彩的，這一點卻是現代人通常不容易想象的。
古代中國人是重視人欲中的性欲的。“食色性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這些著名的先秦古訓，正反映了這一點。如果我們肯耐心研讀孔子、孟子的“原著”，就會發現儒家哲學本來絕不是禁欲主義的，相反卻非常重視人欲的滿足——後來的宋明理學家雖然無不自稱孔孟之徒，其實卻是孔孟的不肖之徒。從先秦兩漢直到隋唐盛世，中國上層社會中的性關係一直是非常開放的。《左傳》中記載著春秋時代各國貴族們的“通”——即古代中國貴族版的“廊橋遺夢”也——至少16次，幾乎每一次都有聲有色，有的還釀成“國際風波”。春秋時是如此，戰國時也無不同。孟嚐君可以在得知自己夫人與門客有戀情時坦然處之，秦宣太後可以在自己的遺囑中就要不要讓情人殉葬接受朝臣的意見。類似的事例還有很多。唐代在兩性關係方麵也極為開放，貞操觀念淡薄。諸如未婚少女私結情好、有夫之婦另覓情人、離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筆記小說、傳奇故事以及詩文中留下了大量事例。宋明理學所鼓吹的婦女“從一而終”、“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節烈”（夫死不嫁曰節，殉夫而死或為抗拒婚外性關係而死曰烈）之類的觀念，大抵在公元10世紀之前的中國社會，是根本沒有市場的。
古代中國人性觀念之坦蕩開放，還有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由於將男女之間的性滿足看成天經地義，看成是光明正大的、極其美好的事情，所以古代中國人對於性交一事的私密性，完全不像現代人那樣重視。例如，根據古代不少文藝作品中的描寫，以及傳世的古代春宮圖中的描繪可知，古時中國人常常在有侍女、丫鬟、朋友等旁人在場的情形下交歡做愛。而且即使在禁欲主義的宋明理學盛行數百年之後，這一習俗也並無改變。這一點曾使不少西方漢學家感到難以置信，然而放在中國傳統性觀念的背景之下就不難理解。
理學在宋代的興起有著非常複雜的背景，宋儒鼓吹的理論也有多方麵的內容，但是其中特別引人注目的要點之一，就是對“男女大防之禮教”的大力提倡。此後這些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封建集權統治者又動用行政手段來加以鼓勵，比如明太祖下詔：“民間寡婦，三十以前亡夫守製，五十以後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這就不僅有精神鼓勵，而且直接對家庭產生經濟利益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道學家逐漸成功地將這樣一套觀念強加給中國人，那就是：女子必須從一而終，否則就是下賤而可恥的；男女之間的性愛是醜惡的，除了傳宗接代不得已而行之，應該盡量壓抑、回避和譴責性愛。之所以說這套觀念是被強加的，是因為大部分人並非由衷地接受這套觀念——這套觀念根本就是反人性的，要大部分人由衷接受是不可能的。人們隻是迫於輿論的壓力，不敢公開表示反對而已。
對於這套禁欲主義的道學觀念，既不敢表示反對，又不願意接受和實行，那麽出路何在？當然隻剩下一條路，就是虛偽——表麵上讚成、甚至大力鼓吹禁欲主義的道德標準，行動上則照樣追求和享受性愛、欣賞乃至創作色情文藝作品，甚至嫖娼狎妓。好幾百年以來，許許多多中國人就是這樣生活的。正是這種禁欲主義的輿論和虛偽的傳統，造成了人們普遍陰暗而病態的性觀念。
必要的張力
所謂“性張力”（sexual tension），是我嚐試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張力原是物理學中的概念，指物體受到拉力作用時，存在於該物體內部的相互牽引之力。比如一根懸吊著重物或兩端受拉的繩子內部就有張力。而在中國人的性心理方麵，恰恰存在著與上述繩子內部類似的情形。這不僅可以就一個個人的性心理而言，推而廣之，亦可以就整個民族的性心理而言之也。
我提出性張力這一概念，意在為研究中國性文化史尋求一種新的視角，或者說一種新的分析思路。這類似於自然科學理論研究中的“工作假說”。“工作假說”和客觀實際並不是一回事。客觀實際（或曆史真相）是尚待探索、認識的對象，而隻要有助於增進對此對象的理解，或能導致新的發現，就是一個有用的，或者說是成功的“工作假說”。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對於性長期存在著看起來是對立的兩極。一極是重生殖、重子嗣、多妻和重人欲的——這些都和上古的生殖崇拜一脈相承。特別值得揭示的是：中國人不僅重視生殖，同時也讚成並重視生殖功能以外的性欲，而且對後者的重視程度較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才有如此源遠流長而且高度發達的房中術。另一極則是禮教。禮教方式始於先秦，但是直到宋代以後才勃然興盛，受到大力提倡，成為在理論上必須嚴格遵守的社會規範，而且越來越帶上明顯的禁欲色彩。在上述兩極的同時作用之下，就使得每個中國人從他（她）所處的文化氛圍中，都感受到兩種幾乎相反的主張，於是就生活於性張力之中。
上古之時，先民剛從野蠻狀態中進化而來，性張力幾乎沒有。隨著文明的進步，性規範逐步確立，性張力也就開始產生。不過直到宋代以前，因人欲的一極一直很強而禮教的一極一直很弱，所以性張力並不強；自宋明大倡禮教之後，形成兩極並強之勢，遂使大部分中國人生活於很強的性張力之下。如何緩解這種性張力，以求得身心的平衡，成為無法回避的難題。對於曆史上的娼妓、色情文藝、禮教與虛偽等問題，都可以從這一角度獲得新的理解。
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中國人所承受的性張力已經大為減弱，然而在文明社會中，性張力永遠不會減弱為零。在性問題上，人類必須保持“必要的張力”——這是美國人托馬斯·庫恩一本科學哲學名著的標題，不過那本書裏當然是不談性問題的。
《性張力下的中國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雲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插圖版），東方出版中心，2006；《性張力下的中國人》（插圖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此書還有盜版，我就不在這裏為它們宣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