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手淫需要勇氣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錄》一書中有一幅插圖，是一對雙胞胎姊妹的裸體像，李敖自述在獄中曾對著它手淫。插圖下李敖的說明文字是：“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實說，也就是李敖才敢這樣“宣淫”，敢公然寫“男女不防，顛倒陰陽，宣淫有理，我為卿狂”的文字，別的中國人，誰敢這樣談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說中雖偶有寫到手淫的，但以我見聞所及，從未有濃墨重彩加以描寫者。
現在的西方人，談論有關性的話題時，一般來說膽量當然比我們大些，不過當美國人托馬斯·拉科爾（thomasqueur）寫這部新作《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i>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i>）時，還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美國報紙上談論這部書時所用的誇張措辭，多少也反映了這一點：“糞淫沒有使他們憂慮，雞奸沒有使他們猶豫，亂倫甚至使他們興奮！但是手淫——拜托！什麽都可以談，就是別談這個好不好？”
《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拉科爾試圖將醫學史、文化史、心理學、神學、文學等熔於一爐，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麵的關於手淫的文化史概要。他到哈佛去做這個主題的演講，給哈佛的“曆史與文學”這個係列講座帶來了活力。《新聞周刊》（<i>newsweek</i>）雜誌上說：“現代手淫大師”來哈佛演講。但是其間也發生了奇怪的事情：指導討論會和提供輔導的教師頗為神經過敏。這些教師盡管也早已經深諳世情，並受過很好的高等教育，但一想到這樣一種場景——要他們麵對和學生討論手淫的曆史，許多人還是會臉色蒼白。還有一個教師宣稱，他的良心反對他指定學生閱讀拉科爾的新書，或讓他們參加講座。他承認，這不是因為題目不重要，但這隻應在他稱之為“非強製的框架”內被討論。
至於學生，恐慌並未在他們中出現，他們中的許多人正處在看《情迷索瑪麗》（<i>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i>）的年紀，早已經見怪不怪。《情迷索瑪麗》是一部粗製濫造的愛情喜劇影片，女主角瑪麗溫柔美麗，風情萬種，但主要是下麵這個情節確實與眾不同：瑪麗的另一個追求者，不懷好意地告訴男主人公，與女孩約會前應該手淫一把，這樣就不會在約會時欲火中燒，難以自製，以致在女孩麵前喪失風度了；男主人公聽信了他的話，真的在和瑪麗約會前努力手淫起來，結果精液射在自己耳朵上，鬧得醜態百出。
另一條有趣的言論，則是克林頓總統在邁阿密新聞發布會上的說法：他說他在手淫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反映了“管理政策和我自己的信念之間的區別”。
關於手淫引起的道德焦慮
排列一下人類的各種行為，在喚起強烈焦慮方麵，手淫堪稱獨一無二。
根據拉科爾觀察，並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發現手淫引起的焦慮，這也不是西方文化遙遠源頭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手淫可以成為一時困窘和嘲笑的題目，但它隻有很少的或幹脆沒有醫學的意義。
拉科爾還在本書中表明，也很難在古代猶太教思想中發現手淫的焦慮。在《聖經·創世紀》第38章，我們讀到俄南“將精液遺在地上”，這是一個使上帝惱火的行為，所以上帝讓俄南死了。體外排精（onanism）實際上是手淫的同義語，但對撰寫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們來說，俄南的罪過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絕（為他的兄弟）生育。實際上更多的是指責浪費精液。
而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則有著明確的概念，認為手淫是罪惡。但是拉科爾宣稱，這不是一個他們特別重視的罪惡。除了5世紀約翰·卡西恩修道院（abbot john cassian）例外，他們考慮更多的是拉科爾所謂的“社會的性之規範”，而不是“孤獨的性之規範”。修道院將焦慮集中在雞奸，而不是手淫；而世俗社會則更關心亂倫和通奸。宗教改革並未根本改變關於手淫的傳統觀念，也未強化對此問題的興趣。新教徒激烈攻擊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們看來，誹謗婚姻就是鼓勵手淫。
當神學家評論《創世紀》第38章，主要不是譴責俄南幹了什麽，而是譴責俄南拒絕幹什麽：所以聖奧古斯丁解釋說，俄南是這樣一種人，他未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這個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學家不讚成手淫，但他們並不高度聚焦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性本身——不僅是無生殖目的的性，都在應該克服之列。一個非常嚴厲的道學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觸碰他們自己的身體，因為這種刺激比他們的婦人更容易使他們產生性交的欲望。結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這些事情都應該被控製在最低限度。已經發現一個15世紀早期的、並未廣泛流傳的文獻——3頁的手稿《手淫自供》，被歸屬於巴黎大學長官簡·德·吉爾森（jean de gerson）名下——指示牧師如何引導對手淫之罪的懺悔。
中國通常認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體麵的事情——盡管並未上升到罪惡。相傳龔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閣柱上書一聯：“告東魯聖人，有鰥在下；聞西方佛說，非法出精”，所謂“非法出精”，是佛教對手淫的稱呼。在《西廂記》中，我們可以讀到“指頭兒早告了消乏”這樣的句子，說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現代性學的觀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絕對無害於健康，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有益於健康的——因為這可以釋放性張力，緩解性饑渴。考慮到現代社會男性婚姻年齡通常比古代大大推遲，如果這些男性要遵守“不發生婚前性行為”的道德戒律的話，那他們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強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將偏偏沒有性滿足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他們的身心健康來說，適度的手淫更顯得必要而且有益。
現代性學認為，如果一定要說手淫會給身心健康帶來什麽危害的話，那這種危害隻能來自手淫者自身的觀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會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體麵的事情，那麽手淫就會給他（或她）帶來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將損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當它回事兒它就是回事兒，不當它回事兒它就不是回事兒”。隻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現代的觀點，手淫就不會有任何傷害。
手淫曾經被作為一種疾病
拉科爾提出了一個“現代手淫”——將手淫視為一種疾病——的觀念，他認為“現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確地定出日期”——它開始於“1712年或此年前後”，以倫敦出版的一個小冊子為標誌。該小冊子有那個時代常見的冗長標題：《手淫；或可憎的自瀆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後果，給兩性中那些已經在這項令人憎惡的活動中受到傷害的人們的精神及肉體方麵的告誡，以及給這個國家兩性青年的及時警告……》（<i>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 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ed, with s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 and seasonable admonition to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of both sexes</i>……）。小冊子的作者，拉科爾判定是約翰·馬騰（john marten），一個招搖撞騙的庸醫，出版過平裝本的關於醫學的色情文學書籍。馬騰宣稱，他幸運地遇到了一個虔誠的醫生，此人發現了治療手淫這一迄今無法醫治的疾病的藥物。這些藥物是昂貴的，但是考慮到疾病的嚴重性，它們物有所值。讀者被建議指名索取這些藥物：它們是“增強劑”和“多子粉”。
拉科爾認為，這隻是一個推銷騙局：後來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讀者來信，這些讀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於手淫，並證實專利藥物的療效。但僅僅用商業因素不足以解釋為何“手淫”（onanism）及其相關的術語開始出現在18世紀偉大的百科全書中，也不足以解釋為何法國最有影響力的醫生之一，著名的大衛·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將手淫視為一種嚴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釋為何提索1760年的著作《論手淫》（<i>l''onanisme</i>）迅速成為歐洲文學中聳人聽聞的內容。
拉科爾認為，提索“決定性地提出了手淫”，並將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醫學界曾歸納出了一張冗長的關於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結核、癲癇、丘疹、瘋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認為手淫是“遠比天花更恐怖的”。圍繞著這一主題的可怕的焦慮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釋，因為並無新的醫學觀測、發現，哪怕假說，能夠解釋為何手淫會被看得如此危險。
拉科爾認為，“現代手淫”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在提索和他博學的同事們之前，對於最普通的民眾，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陣內疚而已。提索之後，任何放縱這一秘密愉悅的人，都相信將會有可怕的後果了。手淫被認為是一種對健康、理性和婚姻的傷害，甚至是對自我愉悅的傷害。對於啟蒙時代的醫生來說，手淫是一種謬誤的愉悅，一種對真實的顛倒，因而它是危險的，需要嚴加防範。
中國明清時期有些危言聳聽的禮教文字，曆數情愛文學或戲劇的罪狀，其中最嚴厲的指控之一，是說這些作品將導致青年男性的遺精或手淫，這些現象被說成“暗泄至寶”——因為古代中國人有一種觀念，認為精液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貴的物質，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應該被耗費。從下文所引屠岸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措辭，也可以看出這個觀念對現代中國學者的影響。所以手淫之類活動的後果，被嚴重誇大是“斫喪真元”。這些說法有著某種醫學的外衣，曾經使一些年輕人感到恐慌。這種恐慌事實上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如前所述，現代的觀點認為手淫本身對健康並無任何傷害——當然不能過度，任何事情過度了都會對健康有傷害，就連吃飯睡覺也是如此。
手淫的文化史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詩中，莎士比亞將手淫看成是對精液的浪費：
不懂節儉的可人嗬，你憑什麽在自己身上浪費傳家寶——美麗？
（屠岸譯《十四行詩集》第4首）
自然希望這年輕人將他的美貌傳給下一代；不要拒絕生育能夠遺傳他美貌的孩子。在這首十四行詩中，手淫是對遺產的不正當的濫用。這個年輕人隻是在消耗他自己的財富，而財富是可以產生更多財富的：
你這樣一個人跟你自己做買賣，
豈不是自己敲詐美好的自己嗎？
造化總要召喚你回去的，到頭來，
你能夠留下清賬，教人滿意嗎？
美，沒有用過的，得陪你進墳墓，
用了的，會活著來執行你的遺囑。
（屠岸譯《十四行詩集》第4首）
這十四行詩中的年輕人，是一個（精液的）“無益的使用者”，最終算總賬時，他將是虧損的。這裏也許有一點遺傳因素在起作用——莎士比亞自己和他的父親有時都是高利貸者。但是莎士比亞也預見了一個拉科爾所注意到的“現代手淫史”上的主題：從18世紀以降，手淫被指為一個社會在經濟上和生物學上的陋習。當然這都是對莎士比亞的現代解讀，以前人們不會這樣理解上麵的詩句。比如1958年，美國女作家伊麗莎白·珍妮維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文章，推許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時，她還說：“納博科夫先生在結語中告知讀者，《洛麗塔》沒有道德觀在內。筆者隻能說，亨伯特的命運是古典的悲劇，完美表達莎士比亞一首十四行詩的道德灼見。”她所提到的那首十四行詩現在被認為正是談論手淫的。
一個像莎士比亞那樣的詩人隻能表明，完全現代形態的手淫那時還未存在：通過“跟你自己做買賣”，這個年輕人在浪費他的精液，但是事實是，這並不會損壞他的健康，也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秩序。
拉科爾還表明，文藝複興提供了一些對手淫的觀察，著眼點在快樂而不是避免懷孕。
說起關於手淫的討論，容易使人聯想起一個很難被指責為假正經的人：賈科莫·卡薩諾瓦（gio casanova），這個威尼斯的冒險家和浪子班頭，18世紀40年代在伊斯坦布爾，曾和一個著名的土耳其哲學家——優素福·阿裏（yusuf ali）——有過一番關於手淫及其與宗教之間關係的對話。
卡薩諾瓦坦率地表示自己“喜歡美妙的性，希望享受其中的美味”。優素福認為：“你們的宗教說你這樣將是要被譴責的，而我敢肯定我自己則不會（受到譴責）”。他問卡薩諾瓦：“手淫在你們那兒也是一個罪行嗎？”卡薩諾瓦說這是“一個甚至比通奸還要嚴重的罪行”。優素福表示對此難以理解：“這總是讓我驚奇不已，對任何立法者來說，他公布一個法律卻無法使人實行，那就是愚蠢的。一個男人，沒有女人，而他又健康狀況良好，當專橫的自然使他有此需要的時候，他除了手淫還能幹什麽呢？”
據說卡薩諾瓦是這樣回答的：
我們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年輕人放縱於這項活動會對他們自己傷身促壽，在許多團體中他們都被緊緊監護著，使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對自己犯下這項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為它違背神聖的律令——卡薩諾瓦對這種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為它對於本人有害，就像吸煙或肥胖對於我們有害一樣。
優素福·阿裏對監護年輕人的企圖同樣表示輕蔑：
監護別人的人是不學無術的，那些為此支付費用的人是白癡，這種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們打破如此殘暴和違反自然的法律的願望。
這一觀察看來是不證自明的，而對於當時的許多西方醫生和哲學家來說，違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這種活動。
這種對於青年手淫的監管，在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中也有反映。準色情小說《金屋夢》（號稱《金瓶梅》的續作）第五十回中，寫到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專業訓練期間，為了防範她們手淫，“臨睡時每人一個紅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個絹掐兒，掐得那物緊緊的，再不許夜裏走小水”。至於這種監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壞處女膜，二是因為相信女孩手淫會導致陰道寬鬆，“就不緊了，怕夫主輕賤”。
啟蒙時代和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手淫
拉科爾認為，啟蒙時代認為手淫不正當和反自然有三個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為都是社會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體中發生，或由邪惡的仆人教唆兒童——在它的高潮時刻總是無可救藥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對象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軀體而是一個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癮之後永無饜足，難以節製。“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突然發現一條途徑，可以像擁有羅馬皇帝的特權那樣無限滿足對快感的欲望。”
拉科爾指出，私密、虛幻、不知饜足，這三條中的每一條都是啟蒙時代認為應該恐懼和厭惡的。當狄德羅（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於世故的“百科全書派”作者貢獻他們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時，他們承認，適度的手淫，作為對於急切而又沒有滿足之途的性欲的緩解，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但問題在於“適度的手淫”是一個矛盾的表述：奢侈逸樂的、欲火攻心的想象從來不是那麽容易抑製的。
孤獨的性是危險的。手淫是文明社會的惡習，是逃脫自我約束機製、尋求快樂的唯一途徑：手淫無法停止、無法抑製，而且徹底免費。男孩們先是訪問妓院（完成他們的性啟蒙），然後以手淫來排遣性欲，“強奸他們自己的身體”。
在莎士比亞時代，還有一個文化創新——公共劇院，是被激烈攻擊的。道德家宣稱，劇院是“維納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觀眾，在演出結束時湧入附近的小旅館或演出大廳後麵隱藏的密室中做愛。17世紀後期的約翰·鄧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黃昏尋找淫蕩婦人的漫遊者》（<i>the night-walker, 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i>, 1696）的作者——在劇場結識了一個妓女，進了她的屋子，試圖給她一個關於貞節的訓誡，但被妓女斷然拒絕了。妓女說她通常往來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說他們會假扮為安東尼，而她則假扮為克麗奧帕特拉。
18世紀的醫生們，利用古代對想象的恐懼，使人們確信，當性衝動是由某種不真實的、不是確實存在於肉體的東西所引起的，這種衝動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險的。這種危險又被它的上癮性質大大強化：手淫者，就像小說讀者，可以馳騁想象，反複激起無窮無盡想象的欲望。這樣的愉悅是極其有害的。
至於社會觀念中對手淫看法的變化，拉科爾在很大程度上歸結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義性學，盡管他也知道其實在關鍵問題上是何等複雜和矛盾。弗洛伊德放棄了他早先關於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觀點，代之以“嬰兒手淫”普遍性的激進觀點。然後他從“自體性行為”（autoeroticism，亦可譯作手淫）開始，圍繞著他謂之“不正當的性衝動元素”的壓抑來構造他整個的文明理論。拉科爾指出，在這個影響廣泛的理論中，手淫“成為個體發生的一部分”：我們經曆手淫，我們依賴手淫，我們走向性成年。
《孤獨的性》以對壓抑理論的現代挑戰的概述結尾，從1971年鼓吹男女平等不遺餘力的《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i>our bodies, our selves</i>），到一些小組的形成，這些小組的名字像“sf jacks”——“一種趣味相投的喜歡手淫（jack-off）的男人團體”——如其主頁上所宣稱的，和“墨爾本手淫者”（melbourne wankers），等等。一係列光怪陸離的照片表明，手淫對這些當代藝術家，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vito onci等，顯示出離經叛道的魅力。拉科爾甚至斷言：“藝術製造，從字麵意義上說就是手淫。”
結語
拉科爾的這部《孤獨的性》，實在是一部勇敢的文化史。書中那些淵博的論述，除了向讀者提供相關的文化史知識之外，從整體上來看，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作用——即緩解公眾對手淫的焦慮。一個對手淫仍然抱有某些陳舊觀念的讀者，當他見到手淫這樣一個聽上去相當“惡心”的詞匯，竟能被如此坦然、如此富有“文化”地談論，這一事實本身，就很可能一舉改變他先前對手淫的看法，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對手淫的焦慮——如果他先前存在著這種焦慮的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和拉科爾十幾年前寫的那本《製造性》（making sex）相比，這本《孤獨的性》事實上更有益於世道人心。
《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托馬斯·拉科爾，楊峻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價：36元。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錄》一書中有一幅插圖，是一對雙胞胎姊妹的裸體像，李敖自述在獄中曾對著它手淫。插圖下李敖的說明文字是：“於是，那天晚上對著雙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老實說，也就是李敖才敢這樣“宣淫”，敢公然寫“男女不防，顛倒陰陽，宣淫有理，我為卿狂”的文字，別的中國人，誰敢這樣談自己的手淫？明清色情小說中雖偶有寫到手淫的，但以我見聞所及，從未有濃墨重彩加以描寫者。
現在的西方人，談論有關性的話題時，一般來說膽量當然比我們大些，不過當美國人托馬斯·拉科爾（thomasqueur）寫這部新作《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i>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i>）時，還是需要相當大的勇氣的。美國報紙上談論這部書時所用的誇張措辭，多少也反映了這一點：“糞淫沒有使他們憂慮，雞奸沒有使他們猶豫，亂倫甚至使他們興奮！但是手淫——拜托！什麽都可以談，就是別談這個好不好？”
《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是一部雄心勃勃的著作，拉科爾試圖將醫學史、文化史、心理學、神學、文學等熔於一爐，為讀者提供一個全麵的關於手淫的文化史概要。他到哈佛去做這個主題的演講，給哈佛的“曆史與文學”這個係列講座帶來了活力。《新聞周刊》（<i>newsweek</i>）雜誌上說：“現代手淫大師”來哈佛演講。但是其間也發生了奇怪的事情：指導討論會和提供輔導的教師頗為神經過敏。這些教師盡管也早已經深諳世情，並受過很好的高等教育，但一想到這樣一種場景——要他們麵對和學生討論手淫的曆史，許多人還是會臉色蒼白。還有一個教師宣稱，他的良心反對他指定學生閱讀拉科爾的新書，或讓他們參加講座。他承認，這不是因為題目不重要，但這隻應在他稱之為“非強製的框架”內被討論。
至於學生，恐慌並未在他們中出現，他們中的許多人正處在看《情迷索瑪麗》（<i>there''s something about mary</i>）的年紀，早已經見怪不怪。《情迷索瑪麗》是一部粗製濫造的愛情喜劇影片，女主角瑪麗溫柔美麗，風情萬種，但主要是下麵這個情節確實與眾不同：瑪麗的另一個追求者，不懷好意地告訴男主人公，與女孩約會前應該手淫一把，這樣就不會在約會時欲火中燒，難以自製，以致在女孩麵前喪失風度了；男主人公聽信了他的話，真的在和瑪麗約會前努力手淫起來，結果精液射在自己耳朵上，鬧得醜態百出。
另一條有趣的言論，則是克林頓總統在邁阿密新聞發布會上的說法：他說他在手淫這個問題上的觀點，反映了“管理政策和我自己的信念之間的區別”。
關於手淫引起的道德焦慮
排列一下人類的各種行為，在喚起強烈焦慮方麵，手淫堪稱獨一無二。
根據拉科爾觀察，並不是在所有文化中都發現手淫引起的焦慮，這也不是西方文化遙遠源頭中的一部分——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手淫可以成為一時困窘和嘲笑的題目，但它隻有很少的或幹脆沒有醫學的意義。
拉科爾還在本書中表明，也很難在古代猶太教思想中發現手淫的焦慮。在《聖經·創世紀》第38章，我們讀到俄南“將精液遺在地上”，這是一個使上帝惱火的行為，所以上帝讓俄南死了。體外排精（onanism）實際上是手淫的同義語，但對撰寫了《塔木德》和《米德拉什》的拉比們來說，俄南的罪過倒不是手淫，而是他拒絕（為他的兄弟）生育。實際上更多的是指責浪費精液。
而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家，則有著明確的概念，認為手淫是罪惡。但是拉科爾宣稱，這不是一個他們特別重視的罪惡。除了5世紀約翰·卡西恩修道院（abbot john cassian）例外，他們考慮更多的是拉科爾所謂的“社會的性之規範”，而不是“孤獨的性之規範”。修道院將焦慮集中在雞奸，而不是手淫；而世俗社會則更關心亂倫和通奸。宗教改革並未根本改變關於手淫的傳統觀念，也未強化對此問題的興趣。新教徒激烈攻擊天主教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在他們看來，誹謗婚姻就是鼓勵手淫。
當神學家評論《創世紀》第38章，主要不是譴責俄南幹了什麽，而是譴責俄南拒絕幹什麽：所以聖奧古斯丁解釋說，俄南是這樣一種人，他未能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在這個故事中是他那需要子嗣的兄弟）。神學家不讚成手淫，但他們並不高度聚焦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性本身——不僅是無生殖目的的性，都在應該克服之列。一個非常嚴厲的道學家，雷蒙德（raymond of penafort），警告已婚男人不要觸碰他們自己的身體，因為這種刺激比他們的婦人更容易使他們產生性交的欲望。結婚比忍受情欲煎熬好些，但這些事情都應該被控製在最低限度。已經發現一個15世紀早期的、並未廣泛流傳的文獻——3頁的手稿《手淫自供》，被歸屬於巴黎大學長官簡·德·吉爾森（jean de gerson）名下——指示牧師如何引導對手淫之罪的懺悔。
中國通常認為手淫是一件不好的、不體麵的事情——盡管並未上升到罪惡。相傳龔自珍曾在杭州魁星閣柱上書一聯：“告東魯聖人，有鰥在下；聞西方佛說，非法出精”，所謂“非法出精”，是佛教對手淫的稱呼。在《西廂記》中，我們可以讀到“指頭兒早告了消乏”這樣的句子，說的也是男性的手淫。
而在現代性學的觀念中，坦然而愉快的手淫絕對無害於健康，甚至在許多情況下是有益於健康的——因為這可以釋放性張力，緩解性饑渴。考慮到現代社會男性婚姻年齡通常比古代大大推遲，如果這些男性要遵守“不發生婚前性行為”的道德戒律的話，那他們在自己一生中性欲最強烈、性能力最旺盛的年代，將偏偏沒有性滿足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他們的身心健康來說，適度的手淫更顯得必要而且有益。
現代性學認為，如果一定要說手淫會給身心健康帶來什麽危害的話，那這種危害隻能來自手淫者自身的觀念——如果他（或她）相信手淫會危害健康，或者是一件不體麵的事情，那麽手淫就會給他（或她）帶來焦慮，而正是這種焦慮將損害他（或她）的身心健康。所以此事“當它回事兒它就是回事兒，不當它回事兒它就不是回事兒”。隻要他（或她）坦然接受現代的觀點，手淫就不會有任何傷害。
手淫曾經被作為一種疾病
拉科爾提出了一個“現代手淫”——將手淫視為一種疾病——的觀念，他認為“現代手淫可以在文化史上被精確地定出日期”——它開始於“1712年或此年前後”，以倫敦出版的一個小冊子為標誌。該小冊子有那個時代常見的冗長標題：《手淫；或可憎的自瀆之罪，及其所有的可怕後果，給兩性中那些已經在這項令人憎惡的活動中受到傷害的人們的精神及肉體方麵的告誡，以及給這個國家兩性青年的及時警告……》（<i>onania; or, the heinous sin of self pollution, and all its frightful consequences, in both sexes considered, with siritual and physical advice to those who have alread injured themselves by this abominable practice. and seasonable admonition to the youth of the nation of both sexes</i>……）。小冊子的作者，拉科爾判定是約翰·馬騰（john marten），一個招搖撞騙的庸醫，出版過平裝本的關於醫學的色情文學書籍。馬騰宣稱，他幸運地遇到了一個虔誠的醫生，此人發現了治療手淫這一迄今無法醫治的疾病的藥物。這些藥物是昂貴的，但是考慮到疾病的嚴重性，它們物有所值。讀者被建議指名索取這些藥物：它們是“增強劑”和“多子粉”。
拉科爾認為，這隻是一個推銷騙局：後來的版本包括了令人愉快的讀者來信，這些讀者披露自己起先沉溺於手淫，並證實專利藥物的療效。但僅僅用商業因素不足以解釋為何“手淫”（onanism）及其相關的術語開始出現在18世紀偉大的百科全書中，也不足以解釋為何法國最有影響力的醫生之一，著名的大衛·提索（samuel auguste david tissot）將手淫視為一種嚴重的疾病，更不足以解釋為何提索1760年的著作《論手淫》（<i>l''onanisme</i>）迅速成為歐洲文學中聳人聽聞的內容。
拉科爾認為，提索“決定性地提出了手淫”，並將它“放入了西方文化的主流”。醫學界曾歸納出了一張冗長的關於手淫引起的病症表，表中包括了肺結核、癲癇、丘疹、瘋狂、一般性的消瘦，以及早卒。提索認為手淫是“遠比天花更恐怖的”。圍繞著這一主題的可怕的焦慮仍然有待充分的解釋，因為並無新的醫學觀測、發現，哪怕假說，能夠解釋為何手淫會被看得如此危險。
拉科爾認為，“現代手淫”是啟蒙運動的產物。在提索和他博學的同事們之前，對於最普通的民眾，手淫可能至多也就是引起一陣內疚而已。提索之後，任何放縱這一秘密愉悅的人，都相信將會有可怕的後果了。手淫被認為是一種對健康、理性和婚姻的傷害，甚至是對自我愉悅的傷害。對於啟蒙時代的醫生來說，手淫是一種謬誤的愉悅，一種對真實的顛倒，因而它是危險的，需要嚴加防範。
中國明清時期有些危言聳聽的禮教文字，曆數情愛文學或戲劇的罪狀，其中最嚴厲的指控之一，是說這些作品將導致青年男性的遺精或手淫，這些現象被說成“暗泄至寶”——因為古代中國人有一種觀念，認為精液是男性生命中最珍貴的物質，除了生育的目的，它不應該被耗費。從下文所引屠岸譯莎士比亞十四行詩中的措辭，也可以看出這個觀念對現代中國學者的影響。所以手淫之類活動的後果，被嚴重誇大是“斫喪真元”。這些說法有著某種醫學的外衣，曾經使一些年輕人感到恐慌。這種恐慌事實上是完全沒有必要的，因為如前所述，現代的觀點認為手淫本身對健康並無任何傷害——當然不能過度，任何事情過度了都會對健康有傷害，就連吃飯睡覺也是如此。
手淫的文化史
在一首早期的十四行詩中，莎士比亞將手淫看成是對精液的浪費：
不懂節儉的可人嗬，你憑什麽在自己身上浪費傳家寶——美麗？
（屠岸譯《十四行詩集》第4首）
自然希望這年輕人將他的美貌傳給下一代；不要拒絕生育能夠遺傳他美貌的孩子。在這首十四行詩中，手淫是對遺產的不正當的濫用。這個年輕人隻是在消耗他自己的財富，而財富是可以產生更多財富的：
你這樣一個人跟你自己做買賣，
豈不是自己敲詐美好的自己嗎？
造化總要召喚你回去的，到頭來，
你能夠留下清賬，教人滿意嗎？
美，沒有用過的，得陪你進墳墓，
用了的，會活著來執行你的遺囑。
（屠岸譯《十四行詩集》第4首）
這十四行詩中的年輕人，是一個（精液的）“無益的使用者”，最終算總賬時，他將是虧損的。這裏也許有一點遺傳因素在起作用——莎士比亞自己和他的父親有時都是高利貸者。但是莎士比亞也預見了一個拉科爾所注意到的“現代手淫史”上的主題：從18世紀以降，手淫被指為一個社會在經濟上和生物學上的陋習。當然這都是對莎士比亞的現代解讀，以前人們不會這樣理解上麵的詩句。比如1958年，美國女作家伊麗莎白·珍妮維在《紐約時報書評》上發表文章，推許納博科夫的小說《洛麗塔》時，她還說：“納博科夫先生在結語中告知讀者，《洛麗塔》沒有道德觀在內。筆者隻能說，亨伯特的命運是古典的悲劇，完美表達莎士比亞一首十四行詩的道德灼見。”她所提到的那首十四行詩現在被認為正是談論手淫的。
一個像莎士比亞那樣的詩人隻能表明，完全現代形態的手淫那時還未存在：通過“跟你自己做買賣”，這個年輕人在浪費他的精液，但是事實是，這並不會損壞他的健康，也不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秩序。
拉科爾還表明，文藝複興提供了一些對手淫的觀察，著眼點在快樂而不是避免懷孕。
說起關於手淫的討論，容易使人聯想起一個很難被指責為假正經的人：賈科莫·卡薩諾瓦（gio casanova），這個威尼斯的冒險家和浪子班頭，18世紀40年代在伊斯坦布爾，曾和一個著名的土耳其哲學家——優素福·阿裏（yusuf ali）——有過一番關於手淫及其與宗教之間關係的對話。
卡薩諾瓦坦率地表示自己“喜歡美妙的性，希望享受其中的美味”。優素福認為：“你們的宗教說你這樣將是要被譴責的，而我敢肯定我自己則不會（受到譴責）”。他問卡薩諾瓦：“手淫在你們那兒也是一個罪行嗎？”卡薩諾瓦說這是“一個甚至比通奸還要嚴重的罪行”。優素福表示對此難以理解：“這總是讓我驚奇不已，對任何立法者來說，他公布一個法律卻無法使人實行，那就是愚蠢的。一個男人，沒有女人，而他又健康狀況良好，當專橫的自然使他有此需要的時候，他除了手淫還能幹什麽呢？”
據說卡薩諾瓦是這樣回答的：
我們基督徒相信事情恰恰相反。我們認為年輕人放縱於這項活動會對他們自己傷身促壽，在許多團體中他們都被緊緊監護著，使他們根本沒有時間對自己犯下這項罪行。
手淫是罪，不是因為它違背神聖的律令——卡薩諾瓦對這種事情太不在乎了——而是因為它對於本人有害，就像吸煙或肥胖對於我們有害一樣。
優素福·阿裏對監護年輕人的企圖同樣表示輕蔑：
監護別人的人是不學無術的，那些為此支付費用的人是白癡，這種禁令本身，必然增加人們打破如此殘暴和違反自然的法律的願望。
這一觀察看來是不證自明的，而對於當時的許多西方醫生和哲學家來說，違反自然的不是禁令，而是手淫這種活動。
這種對於青年手淫的監管，在中國古代的文藝作品中也有反映。準色情小說《金屋夢》（號稱《金瓶梅》的續作）第五十回中，寫到為了少年歌妓在接受專業訓練期間，為了防範她們手淫，“臨睡時每人一個紅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個絹掐兒，掐得那物緊緊的，再不許夜裏走小水”。至於這種監管的目的，一是防止女孩因手淫而破壞處女膜，二是因為相信女孩手淫會導致陰道寬鬆，“就不緊了，怕夫主輕賤”。
啟蒙時代和弗洛伊德理論中的手淫
拉科爾認為，啟蒙時代認為手淫不正當和反自然有三個原因。
第一，其他所有性行為都是社會性的，而手淫——即使它是在群體中發生，或由邪惡的仆人教唆兒童——在它的高潮時刻總是無可救藥地私密的。
第二，手淫的性遭遇對象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軀體而是一個幻象。
第三，不像其他欲望，手淫上癮之後永無饜足，難以節製。“每個男人、女人和兒童，突然發現一條途徑，可以像擁有羅馬皇帝的特權那樣無限滿足對快感的欲望。”
拉科爾指出，私密、虛幻、不知饜足，這三條中的每一條都是啟蒙時代認為應該恐懼和厭惡的。當狄德羅（diderot）和他的那一圈老於世故的“百科全書派”作者貢獻他們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看法時，他們承認，適度的手淫，作為對於急切而又沒有滿足之途的性欲的緩解，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但問題在於“適度的手淫”是一個矛盾的表述：奢侈逸樂的、欲火攻心的想象從來不是那麽容易抑製的。
孤獨的性是危險的。手淫是文明社會的惡習，是逃脫自我約束機製、尋求快樂的唯一途徑：手淫無法停止、無法抑製，而且徹底免費。男孩們先是訪問妓院（完成他們的性啟蒙），然後以手淫來排遣性欲，“強奸他們自己的身體”。
在莎士比亞時代，還有一個文化創新——公共劇院，是被激烈攻擊的。道德家宣稱，劇院是“維納斯的殿堂”。被燃起欲火的觀眾，在演出結束時湧入附近的小旅館或演出大廳後麵隱藏的密室中做愛。17世紀後期的約翰·鄧通（john dunton）——《夜行人，或黃昏尋找淫蕩婦人的漫遊者》（<i>the night-walker, or evening rambles in search after lewd women</i>, 1696）的作者——在劇場結識了一個妓女，進了她的屋子，試圖給她一個關於貞節的訓誡，但被妓女斷然拒絕了。妓女說她通常往來的男人都更令人愉快，她說他們會假扮為安東尼，而她則假扮為克麗奧帕特拉。
18世紀的醫生們，利用古代對想象的恐懼，使人們確信，當性衝動是由某種不真實的、不是確實存在於肉體的東西所引起的，這種衝動就是不自然的和危險的。這種危險又被它的上癮性質大大強化：手淫者，就像小說讀者，可以馳騁想象，反複激起無窮無盡想象的欲望。這樣的愉悅是極其有害的。
至於社會觀念中對手淫看法的變化，拉科爾在很大程度上歸結為弗洛伊德的著作和自由主義性學，盡管他也知道其實在關鍵問題上是何等複雜和矛盾。弗洛伊德放棄了他早先關於手淫有致病作用的觀點，代之以“嬰兒手淫”普遍性的激進觀點。然後他從“自體性行為”（autoeroticism，亦可譯作手淫）開始，圍繞著他謂之“不正當的性衝動元素”的壓抑來構造他整個的文明理論。拉科爾指出，在這個影響廣泛的理論中，手淫“成為個體發生的一部分”：我們經曆手淫，我們依賴手淫，我們走向性成年。
《孤獨的性》以對壓抑理論的現代挑戰的概述結尾，從1971年鼓吹男女平等不遺餘力的《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i>our bodies, our selves</i>），到一些小組的形成，這些小組的名字像“sf jacks”——“一種趣味相投的喜歡手淫（jack-off）的男人團體”——如其主頁上所宣稱的，和“墨爾本手淫者”（melbourne wankers），等等。一係列光怪陸離的照片表明，手淫對這些當代藝術家，如lynda benglis、annie sprinkle、vito onci等，顯示出離經叛道的魅力。拉科爾甚至斷言：“藝術製造，從字麵意義上說就是手淫。”
結語
拉科爾的這部《孤獨的性》，實在是一部勇敢的文化史。書中那些淵博的論述，除了向讀者提供相關的文化史知識之外，從整體上來看，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作用——即緩解公眾對手淫的焦慮。一個對手淫仍然抱有某些陳舊觀念的讀者，當他見到手淫這樣一個聽上去相當“惡心”的詞匯，竟能被如此坦然、如此富有“文化”地談論，這一事實本身，就很可能一舉改變他先前對手淫的看法，並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他對手淫的焦慮——如果他先前存在著這種焦慮的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和拉科爾十幾年前寫的那本《製造性》（making sex）相比，這本《孤獨的性》事實上更有益於世道人心。
《孤獨的性：手淫文化史》，（美）托馬斯·拉科爾，楊峻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價：3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