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酬曹侍禦過象縣見寄》一直是我非常喜歡的唐代絕句之一：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而最初注意到張寬的名字，就是因為他在《讀書》雜誌上的那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其中提到“某德裔美國漢學教授以性象征串講了許多中國古典詩”引起轟動，如謂“木蘭舟”者，女陰之象征也，而“騷人”駐其上，即成男女交媾之圖像矣，雲雲。因而印象深刻。這位美國漢學教授的說法看來頗富後現代色彩，聽聽倒也蠻有趣的。
後來看到媒體上預告張寬在國內出了文集，立刻就向他的出版人王瑞智索要。瑞智和我也是好幾年的老朋友了，他有些奇怪，說你怎麽也會喜歡張寬的東西？——因為據說頗有些人不喜歡他。我說我不認識張寬，隻是喜歡他的文章而已。
等到張寬的文集《香格裏拉圍城》快遞到寒齋，我當然立馬就把玩起來。誰知隨手一翻，就翻到了那篇《小羅累萊謠曲》。這是張寬模仿德國文學中的“謠曲”形式，據他自己說是因為聽說“某北大西語係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後竟與一教士結婚，感歎之餘”而作。他對此自我批評說“雖然摹擬德國浪漫派風格惟妙惟肖，實際上是太多了花哨、孟浪和刻薄”，但我一看又喜歡得愛不釋手。請原諒我無論如何也得抄上兩段，與讀者共享：
多瑙河的兩岸長滿了葡萄，德意誌的河川裏住滿了水妖，水妖中最妖媚的那一隻，就住在多瑙河轉彎處的霧堡。
羅娜的芳名，傳遍了南德山地，施瓦本的詩人，初嚐到青春的驚喜。赫爾姆特收拾起詩囊，跨上瘦驢：“人妖必能溝通，以繆斯的名義！”
不幸的是我恐怕不能再抄下去了（我是多麽想讓讀者欣賞更多的段落！）。不過張寬說他這首《小羅累萊謠曲》“摹擬德國浪漫派風格惟妙惟肖”，算不算自誇呢？我年輕時倒是還讀過幾冊海涅——他一向被當作浪漫派大師——的詩集，張寬的摹擬之作立刻讓我想起海涅歌詠水妖羅累萊的詩句：
天色晚，空氣清冷，萊茵河靜靜地流；落日的餘暉，照耀著山頭。
那最美麗的少女，坐在上邊神采煥發，金黃的首飾閃爍，她梳理金黃的頭發。
就風格的摹擬而言，我覺得張寬上麵的話不算自誇，或者說他的自誇不算過分。這足以證明他在德國文學方麵真的下過工夫。
張寬在四川出生並度過童年，在山東受完中學教育，“文革”中在貴州下鄉，恢複高考後在上海讀完大學和研究生（複旦大學），再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隨後出國，先到德國馬堡大學，再轉到西柏林自由大學，再到美國麻州大學，再轉到斯坦福大學，期間又去德國圖賓根大學一年。1994年張寬回國時，其學位是斯坦福大學的“待贈博士”——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論文並得到導師簽字同意即可得到博士學位。張寬的這番手續最終完成於1999年，得到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從此“可以心安理得地被人稱為dr. zhang”了。現在他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任教。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開列張寬的履曆，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他經曆之複雜十分欣賞，想想看，在三大洲學習、生活、工作過那麽多地方，簡直是浪子萍蹤，難怪要以搞“比較文學”為業了。二是因為有人一度懷疑他是“假博士”，現在他在後記中逐一交代清楚，我想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麽疑問了。
不過，讀者千萬不要被我將八卦進行到底的精神所誤導，誤以為張寬這本書專談風花雪月，比如為女才子嫁人而做謠曲之類，其實張寬也是正經有學問有思想的。
1993年他在《讀書》雜誌發表了《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從“東方主義”到“西方主義”》一文，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次年又發表了《再談薩伊德》，後來又作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等演講。盡管西方的所謂“後殖民批評”此前已經有學者在國內作過介紹，但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而張寬這些文章卻適逢其會，使得“後殖民批評”在國內著實熱鬧了一陣。
所謂“後殖民批評”，有時也被稱作“第三世界批評”，主要是一批來自第三世界、現在又在西方高校教書的學者鼓搗起來的，薩伊德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些人在西方世界生活，用西文寫作，在西方的刊物上發表見解，卻聲稱要做“東方”（或第三世界）文化和權利的代言人。張寬認為這些人沒有資格代表第三世界，“作為第三世界文化的經營者，他們缺乏合法的營業資格執照”，讓人覺得他們有盜用名義之嫌。
薩伊德主張，長期以來“東方”的概念一直被西方人扭曲，所以要清算，但是真正的東方究竟什麽樣子，他卻又拒絕回答，他宣稱“描繪一個真實的東方形象不是《東方主義》一書的任務，而且這也超出了他的興趣非能力”。他甚至提出“東方不是東方”——這世界根本無所謂東方西方。
張寬認為，“後殖民”（postcolonial）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與其說我們處在一個後殖民的時代，還不如說我們處在一個新殖民的時代”，因為西方列強仍然在幹著殖民時代的事情，隻是采用了新的手段而已。他還認為，中國“五四”以來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移植歐洲啟蒙話語的結果，而歐洲的啟蒙話語中也包含著殖民話語，許多中國學者對此卻缺乏警惕。
話語權的爭奪，似乎是上麵這些爭論的關鍵。張寬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作了報告之後，德國漢學家顧彬私下對他的發言全盤否定，理由是德國漢學家從來都是熟讀孔孟聖賢之書的，與列強的殖民擴張沒有任何關係，而張寬自己才是西化的。張寬悻悻然地表示：“結論隻能是：德國漢學家代表中國文化傳承，張寬代表西方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主義。”——他把這篇文章的標題取作《後殖民批評的吊詭》。
原載2008年8月21日《外灘畫報》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
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
而最初注意到張寬的名字，就是因為他在《讀書》雜誌上的那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其中提到“某德裔美國漢學教授以性象征串講了許多中國古典詩”引起轟動，如謂“木蘭舟”者，女陰之象征也，而“騷人”駐其上，即成男女交媾之圖像矣，雲雲。因而印象深刻。這位美國漢學教授的說法看來頗富後現代色彩，聽聽倒也蠻有趣的。
後來看到媒體上預告張寬在國內出了文集，立刻就向他的出版人王瑞智索要。瑞智和我也是好幾年的老朋友了，他有些奇怪，說你怎麽也會喜歡張寬的東西？——因為據說頗有些人不喜歡他。我說我不認識張寬，隻是喜歡他的文章而已。
等到張寬的文集《香格裏拉圍城》快遞到寒齋，我當然立馬就把玩起來。誰知隨手一翻，就翻到了那篇《小羅累萊謠曲》。這是張寬模仿德國文學中的“謠曲”形式，據他自己說是因為聽說“某北大西語係出身的川籍才女最後竟與一教士結婚，感歎之餘”而作。他對此自我批評說“雖然摹擬德國浪漫派風格惟妙惟肖，實際上是太多了花哨、孟浪和刻薄”，但我一看又喜歡得愛不釋手。請原諒我無論如何也得抄上兩段，與讀者共享：
多瑙河的兩岸長滿了葡萄，德意誌的河川裏住滿了水妖，水妖中最妖媚的那一隻，就住在多瑙河轉彎處的霧堡。
羅娜的芳名，傳遍了南德山地，施瓦本的詩人，初嚐到青春的驚喜。赫爾姆特收拾起詩囊，跨上瘦驢：“人妖必能溝通，以繆斯的名義！”
不幸的是我恐怕不能再抄下去了（我是多麽想讓讀者欣賞更多的段落！）。不過張寬說他這首《小羅累萊謠曲》“摹擬德國浪漫派風格惟妙惟肖”，算不算自誇呢？我年輕時倒是還讀過幾冊海涅——他一向被當作浪漫派大師——的詩集，張寬的摹擬之作立刻讓我想起海涅歌詠水妖羅累萊的詩句：
天色晚，空氣清冷，萊茵河靜靜地流；落日的餘暉，照耀著山頭。
那最美麗的少女，坐在上邊神采煥發，金黃的首飾閃爍，她梳理金黃的頭發。
就風格的摹擬而言，我覺得張寬上麵的話不算自誇，或者說他的自誇不算過分。這足以證明他在德國文學方麵真的下過工夫。
張寬在四川出生並度過童年，在山東受完中學教育，“文革”中在貴州下鄉，恢複高考後在上海讀完大學和研究生（複旦大學），再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隨後出國，先到德國馬堡大學，再轉到西柏林自由大學，再到美國麻州大學，再轉到斯坦福大學，期間又去德國圖賓根大學一年。1994年張寬回國時，其學位是斯坦福大學的“待贈博士”——在規定時間內完成論文並得到導師簽字同意即可得到博士學位。張寬的這番手續最終完成於1999年，得到了斯坦福大學的博士學位證書，從此“可以心安理得地被人稱為dr. zhang”了。現在他在美國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任教。
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開列張寬的履曆，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他經曆之複雜十分欣賞，想想看，在三大洲學習、生活、工作過那麽多地方，簡直是浪子萍蹤，難怪要以搞“比較文學”為業了。二是因為有人一度懷疑他是“假博士”，現在他在後記中逐一交代清楚，我想應該是不會再有什麽疑問了。
不過，讀者千萬不要被我將八卦進行到底的精神所誤導，誤以為張寬這本書專談風花雪月，比如為女才子嫁人而做謠曲之類，其實張寬也是正經有學問有思想的。
1993年他在《讀書》雜誌發表了《歐美人眼中的“非我族類”——從“東方主義”到“西方主義”》一文，在國內產生了很大影響，次年又發表了《再談薩伊德》，後來又作了《薩伊德的“東方主義”與西方的漢學研究》等演講。盡管西方的所謂“後殖民批評”此前已經有學者在國內作過介紹，但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而張寬這些文章卻適逢其會，使得“後殖民批評”在國內著實熱鬧了一陣。
所謂“後殖民批評”，有時也被稱作“第三世界批評”，主要是一批來自第三世界、現在又在西方高校教書的學者鼓搗起來的，薩伊德是他們的代表人物之一。這些人在西方世界生活，用西文寫作，在西方的刊物上發表見解，卻聲稱要做“東方”（或第三世界）文化和權利的代言人。張寬認為這些人沒有資格代表第三世界，“作為第三世界文化的經營者，他們缺乏合法的營業資格執照”，讓人覺得他們有盜用名義之嫌。
薩伊德主張，長期以來“東方”的概念一直被西方人扭曲，所以要清算，但是真正的東方究竟什麽樣子，他卻又拒絕回答，他宣稱“描繪一個真實的東方形象不是《東方主義》一書的任務，而且這也超出了他的興趣非能力”。他甚至提出“東方不是東方”——這世界根本無所謂東方西方。
張寬認為，“後殖民”（postcolonial）也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與其說我們處在一個後殖民的時代，還不如說我們處在一個新殖民的時代”，因為西方列強仍然在幹著殖民時代的事情，隻是采用了新的手段而已。他還認為，中國“五四”以來對自己文化傳統的反叛，很大程度上是移植歐洲啟蒙話語的結果，而歐洲的啟蒙話語中也包含著殖民話語，許多中國學者對此卻缺乏警惕。
話語權的爭奪，似乎是上麵這些爭論的關鍵。張寬在一次國際會議上作了報告之後，德國漢學家顧彬私下對他的發言全盤否定，理由是德國漢學家從來都是熟讀孔孟聖賢之書的，與列強的殖民擴張沒有任何關係，而張寬自己才是西化的。張寬悻悻然地表示：“結論隻能是：德國漢學家代表中國文化傳承，張寬代表西方殖民主義、文化霸權主義。”——他把這篇文章的標題取作《後殖民批評的吊詭》。
原載2008年8月21日《外灘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