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重回現場
中國曆史的側麵Ⅲ：曆史的縫隙與灰燼 作者：《看曆史》雜誌 主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開元，全盛之日</h2>
公元713年陰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發布了改元文書，在這份被稱為《改元開元之年大赦天下製》的文書裏，大唐皇帝昭告天下，從此日起，年號改“先天”，第二年為“開元”元年。改元赦製以恩為主，同時加以懲罰、警告，意欲收攏各種政治、軍事勢力。
就在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發製人，肅清太平公主集團成功。他的父親、太上皇睿宗亦於同日歸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宮太極殿，搬進了百福殿。妹妹和兒子的火拚，把他推向了窮途末路。次日，他在隱退詔書中說自己放棄剩下的權力，從此“無為養誌，以遂素心”，徹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歲的玄宗成為名實相副的帝國君主。自從710年反對中宗韋後的政變以來，他在和陰險的政治陰謀不斷鬥爭中，成長為一位有經驗的統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門，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們宣布製書，大赦天下，分封王親，獎掖功臣。年輕的皇帝表示將“當與億兆，同此唯新”。
從武後、中宗、睿宗以來的政局變亂歸於平靜，一個輝煌的時代開始了。
武後時期通過科舉製度選拔出來眾多人才，帝國最傑出的學者和優秀的行政官僚為玄宗服務。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條改革綱領作為出任宰相的條件。這十條建議，要求皇帝個人仁愛、節儉，樹立個人權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則開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幹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遺張九齡也給姚崇提出忠告“遠謅躁，近純厚”。這六個字堪稱開元中以前的政治氣象。
由此唐朝開始了一段和平繁榮的頂峰時期。開元天寶經濟之盛以海內富實載入史冊，是時國家糧倉儲滿，陳腐不可較量，私倉亦然，家家糧儲“皆及數月”。整個社會物價低廉，是一個“天下無貴物”的時代。人們可以便利地周遊各地，南到荊、襄，北至太原、範陽（今北京），到處都有客店，商旅行人遠行千裏不需要攜帶武器。
玄宗則是唐朝在世界主義時代最榮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統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稱是曆史上最為出類拔萃的皇帝。在這個黃金時代，大唐以中國文化為主流，吸納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種開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文化。據《唐六典》記載，是時與唐通使的國家多達三百個。日本遣唐使到達長安15次，東羅馬帝國先後7次遣使至長安，阿拉伯帝國曾36次派使節，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長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長安都有自己的寺廟。而大唐則把木版印刷術、城市規劃、服裝樣式和詩歌傳給它的鄰人——中世紀的遠東地區，尤其是日本、朝鮮、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異寶跨越大海，翻過大山而來。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寶，大食（今阿拉伯）的寶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長安城隨處可見。西方的寶刀良馬、香料藥材每天都在運往長安，長安的絲綢瓷器、技術和茶葉也在源源不斷地輸往西方。國際性大都市長安奇貨雲集、人文薈萃。《唐新語》中說，長安城裏，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著胡人的衣衫，誰是胡誰是漢，連官府也無法分辨。外國人可以謀求官職，亦可以長期居住，胡人幾乎融進了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麵。
中亞的舞女和琴師受到熱情歡迎。一位吐火羅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質地的杯子斟滿名貴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徠四方來客。許多未成名的詩人，或者等待科舉的少年文人，在她們身上找到了慰藉。“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當壚笑春風”，透過李白留存後世的詩歌，依然可見她們綽約曼妙的身影。
外來食品甚至深入到長安城裏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廣記》卷452中，記載了一個故事。一位姓鄭的年輕人，清晨從情人家裏返回，他所居住的裏坊尚未開門，他便在一個胡餅店裏歇息：
（鄭子）及裏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
譯文：一個情欲得到釋放的年輕人，心滿意足地坐於簾下，看金發碧眼的胡人製作胡餅，可能是芝麻餅，也可能是油煎餅，靜靜等候大唐的黎明。
這的確是一個閃耀著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安定繁榮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光芒萬丈的時代。
在大唐的疆域範圍內，每鄉都會設置學校一所，國家圖書館整理的藏書多達53915卷。史書記載，開元之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玄宗指令禦醫編輯《開元廣濟方》，分發各州醫藥學校。
這亦是一個奔放熱烈的時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五萬盞燈輪如萬花開放的巨樹，數千名麗人在燈輪下踏歌，三天三夜沒有間斷。這是古代中國非常罕見的集體狂歡。整個開元年間，帝國的官員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過。
唐帝國空前強大，禮儀文化隆盛，藝術家創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躍。此時，寬容和昂揚，是大唐內在的精神氣質。大唐成為整個東亞的製度、文化輸出國。718年，日本元正天皇製定的官製、田製和稅製、學製都是拷貝大唐，首都奈良則是長安的翻版。新羅同樣全麵接收了大唐的製度與儒學文化。長安則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
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寫道：“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麵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麽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那是如20世紀的“美國夢”一般的“中國夢”時代。而這個“中國夢”的關鍵詞就是：富裕、自由、寬容、浪漫和昂揚。
直到8世紀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統治以悲劇和災難告終。 <h2>市舶使: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h2>
大唐開元二年（714年），海內安寧。春天在北方邊境擊敗了突厥入寇，盛夏季節西天竺國又遣使來獻方物。在遙遠的南方海濱，安南市舶使周慶立和波斯僧廣造奇巧，想進獻給皇帝以讚頌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當時即位才三年、正勵精圖治的唐玄宗卻拒絕接受。
這一看起來平靜的一年，卻可能標誌著一個重大的轉移：中國的對外交通正在逐漸轉向海洋。周慶立就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關官員，在他之後，一個繁榮的海外貿易體係已漸漸成形。 從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對外格局是在此前曆史基礎上的延續和發展。自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長期是麵向西域的陸路，尤其在西晉覆亡之後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語言，沿著黃沙迷漫的絲綢之路跋涉而來，其結果不僅促成商品貿易的交流，外來文化（尤其佛教）還給中國文化開辟出全新局麵。與之相比，當時尚未全麵開發的南方在三國孫吳時期才開始發展海外交通，受國力和技術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並，南方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仍與北方相去甚遠。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於北方豪族，定都長安也使他們無疑更注重放眼內陸亞洲；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終點的長安由此成為當時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時輸入的外來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擔這一交流職能的則主要是中亞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僅經商，由他們帶來的美術、音樂等藝術也深深影響了唐人，所謂“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過他們而傳入大唐。盛唐時代也是粟特商人兩三百年來在中國活動所達到的頂點。
但一種新的趨勢也在此時逐漸浮現：南方的海外貿易小傳統已經開始複興。當時閩粵一帶仍被普遍視為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已是南海邊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港：“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這裏說的“昆侖”，就是東南亞一帶熟習水性的土著。到天寶九年（750年）鑒真途經廣州時，已看到廣州海麵上“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唐大和尚東征傳》）。
因此，開元四年（716年）韶關人張九齡奏請開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嶺新路，以充分利用嶺南對海外交通的優勢：“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雖然其中不無文學誇張的語氣，但此路辟通為“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後，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嶺南與中原的聯係，重塑了嶺南的商路，由此北江開始日漸繁忙，而以前通往廣西的商路逐漸廢棄（葉顯恩等《廣東航運史》），這又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文獻中最早可見的中國海關官員，也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即開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慶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雖然著作的時代略晚，但也可見安南和廣州長期是南海邊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亂（755-763年）加速了這一從西域到南海的轉移過程。說來諷刺，安史之亂的兩個起事者安祿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統，但正是他們不成功的叛亂終結了粟特人在中國的活動。在長期動蕩之下，駐守西域的唐軍內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鶻和吐蕃勢力之手，中原勢力從此絕跡於中亞長達一千年之久；而沒有了帝國維護陸路交通的安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漸不複當年盛況，更不必說由於叛亂者的種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後也遭到了中原漢人的敵視和歧視。
江淮以南的南方當時並未受戰火波及，由於北方藩鎮割據，唐朝中央越發依靠南方在財力和人力上的供給以支撐搖搖欲墜的帝國結構。在安史之亂結束的廣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廣州設立市舶提舉司，掌征收外貿商稅、檢查來往船隻、收購專賣品。之所以設在廣州，原因也很簡單：自秦漢以來的數百年裏，廣州一直是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如長安和洛陽是陸路絲綢之路的終點。當時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麵遠比現在開闊，廣州是一座海濱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達中國的第一個港口。唐朝繼續以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態度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收並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唐以後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寶石、白鸚鵡等陸續從海路輸入，甚至奴隸的來源也出現了轉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販子轉運的胡人婦女，而現在則出現了南洋來的皮膚黝黑且熟識水性的昆侖奴，他們成為唐傳奇中新的角色。從8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樣經曆了一個“南方化”的過程，來自南方的各種文化因素（如飲茶習俗）開始擴散和彌漫到全國，而南方的閩粵航海傳統自此得以全麵興盛，逐漸取代西域通道而成為此後一千多年裏中國麵向世界的窗口，改變了中國的外貿結構和文化取向，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海外貿易網絡的形成
市舶提舉司在763年的正式設立標誌著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這本身也意味著當時的海外貿易網絡已成長到不容忽視的程度。
唐代廣州的海路貿易，分東西兩道，東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則是向西南到東南亞、印度、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波斯、阿拉伯帝國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擔馱運各種珍奇販運到長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鶻等中亞的胡商，而8世紀中葉以後到廣州等地從事貿易的外商則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據說阿拉伯帝國的哈裏發曼蘇爾（745-775年在位）曾說：“這是底格裏斯河，從這裏到中國沒有任何障礙，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從海上運來。”當時曾有大量來自西亞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廣州，建造起懷聖寺、光塔（早先被稱為“蕃塔”），每年五六月間西南季風到廣州時即有人登頂宣禮，並在夜間點燈（塔高達615尺），可以作為航道燈塔來導航，此後在幾個世紀裏都是海船從珠江口進入廣州城時最高和最容易辨識的航標。
到德宗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鍔任嶺南節度史時，廣州參與海外貿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發十餘艇”，且“周以歲時，循環不絕”（《舊唐書?王鍔傳》）地加入到商貿活動中去。當時經“廣州通海夷道”來貿易的國家據說不下一百個——柳宗元曾記載：抵達廣州的商人“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廈（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晚唐時聚居在廣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數量已經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9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記載，黃巢破廣州時，“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12萬人被他殺害了”，當時廣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為中國商貨與阿拉伯商貨薈萃的地方”。
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逐漸調敝，原本依靠轉運貿易致富的中亞城市開始慢慢走向衰敗。與之相反，在盛唐時還被視為蠻荒異域的東南亞一帶，接過了中國與印度洋沿岸的貿易中轉，許多港口因此而發展了起來。廣州遠離任何一個統一政權都城的獨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時代都保持開放而不影響國家根本政策。這又使得南方的經濟愈加繁榮，因為自唐宋時代起，這些麵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長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興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國內貿易為主。
在這個海外貿易網絡中，中國人逐漸占據上風並成為主要的承擔者。這與此前的陸路外貿截然不同：陸路貿易的承擔者通常是粟特、突厥、回鶻等胡商，因為從長安到中亞、拜占庭、歐洲的道路極為漫長，許多路段地形複雜且盜匪出沒，是一種不斷在中間商之間分段轉運的貿易，不善控製駱駝及熟習多種語言的漢人很難從事這一貿易，因此往往是遊牧民族居中聯係並控製相關的商路。海上貿易卻對造船、駕駛技巧等技術能力提出較高要求，且海路相對安全——它隻需要一係列和平開放的港口。在早先的陸路對外貿易中幾乎沒什麽知名的中國商人，更別說移民國外了，而海路貿易最終卻使中國人深深介入東南亞的經濟結構，以及數百萬中國人“下南洋”。
商隊在陸地行走速度較慢，駱駝所能馱的貨物重量也遠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搶劫的風險卻遠高於海上被海盜搶劫，因此在火車發明之前，陸路商隊運輸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隻有非常貴重的物品才能負擔得起遠程陸路運輸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麽古代昂貴的外國商品通常隻有精英階層才能消費，將之視為一種身份象征，其經濟意義微不足道。但海路則不同，負載重的船隻反而不易沉沒，空船還需要用大量石頭或瓷器等壓艙，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貨（兼有壓艙和出售兩重用途）也得以進行貿易交換，而這些也是平民可以消費的。中唐以後閩粵商人將大量中國貨物（瓷器、茶葉、絲綢等）運載到海外，並使東南亞等地的經濟活動也為供應中國市場而組織起來，最終推動了區域性工業布局的形成。此外，海外運輸還對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等各方麵提出了技術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關科技進步。
西方學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這一術語來描述中古時期這一交流網絡的形成，異域貨物、思想觀念、文化力量等逐漸出現一個橫跨各洲的聯係。那是一個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國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中心——唐朝中國不僅是這個貿易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還是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全球史學者jerry bentley認為，在全球性互動中，三種主要進程（大規模移民、帝國的建立和遠程貿易）具有“超越社會和文化區域疆界的重大意義”，不難看出，這三者在海洋中國的時代同時在進行。 失去的機會？
現在提起唐朝，人們常常將它視為中國古代文明曾達到過的一個巔峰，而與之相連的則是一個外向、自信、開放、文化多元的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唐朝在對外交流中的行為，塑造了今天人們所感知到的“盛唐氣象”。但“巔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達那個頂點之後，發現很難在那裏長期停留，事實上唐朝也是兩千年帝製中國時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它不僅見證了輝煌、見證了變遷，也預示了此後中國對外貿易的成功與失敗。人們或許會遺憾：為何中國未能在一個國力強盛的時代，趁著轉向南海的曆史機遇，向一個海洋國家轉型？但事實上，如果說那是一個機會，那麽，這是一個必然會失去的機會。
唐代海路貿易確實催生了一個頗有希望的“海洋中國”，然而這種繁榮，與西歐海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僅具有表麵上的相似，而其背後運作機製則大異其趣。
長距離的海洋貿易，在技術條件簡陋的時代，是風險極高的行業。一旦有一批貨物在海上沉沒，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產，因此古代諸文明中，無論是埃及、蘇美爾、中國，最初都是神廟或宮廷壟斷海外貿易——也隻有這樣財力雄厚的機構才能消費這些特殊商品。在中國，自秦漢以來，皇帝一直竭力壟斷對海外的貿易，早在西漢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購珠寶異物，所獲利潤也歸皇帝的個人財庫少府，而不列入國家稅收。
現代人出於一種觀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設立的提舉市舶司視為中國最早的海關機構，但必須記住的是：它遠非現代意義上的海關。唐代向海外貿易征收的市舶稅，實際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說，海外貿易的繁榮，最終獲得好處的僅是皇帝個人。中國第一任海關官員周慶立之所以出現在《舊唐書?玄宗本紀》中，就是因為他和波斯人“廣造奇巧，將以進內”——換言之，搜羅各種海外珍奇，想獻給皇帝博取其歡心，以至於這種蠱惑皇帝的行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滿。
研究海洋中國及東南亞貿易的史學家王賡武在《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獨立於地方當局之外，並由宦官控製”。這一內廷宦官主導海外貿易的傳統一直沿襲到鄭和時代都沒有變化過。在這種情況下，海外貿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財庫密切相關，卻不能增加國家財政層麵的財富。這並不是一種企業行為和商品經濟，從中是絕無可能萌生出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更別說使整個國家向海洋國家轉型了。
如果當時能向一個海洋國家轉型，那必須有一個高度活躍的民間海外貿易為基礎，並把整個國家當做一個貿易公司來經營（正如威尼斯、荷蘭之所為），但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唐代的官方海外貿易毫無意義，它至少提高了遠程貿易量，而這本身也標誌著跨文化互動規模的增長。但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唐代的“開放”並非現代意義上的“開放”，它和曆代一樣嚴格限製內部居民流動，行旅往來於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驗官府簽發的通行證，更不許居民私自出國（所以玄奘和鑒真兩位大師按唐代法律都屬於非法出境）；它也屢次禁止民間參與海外貿易，隻是閩粵一帶天高皇帝遠，這一禁令收效甚微。
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能得以逐漸興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它們遠離國家權力中心的邊緣位置，這使得當地社會能打破官方壟斷的企圖，靈活地自我調整以加入到海洋貿易的活動中去，但代價則是他們的活動常常無法得到官方的支持。這有點類似《東南亞貿易時代》中所提到的東南亞在17世紀的悲劇：由於權力和貿易密不可分，統治者和大臣不允許一個擁有自己聲音的、獨立於宮廷之外的大商人階層存在，加上西方列強的競爭和打擊，遂使當地無法向一個開放的貿易體係轉型。
應該說，中國並不曾失去那個機會，因為它並不曾有過——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這一曆史，則不失為中國人一個反思的契機。 <h2>仁宣之治與仁宣之死</h2>
在中國古代史上，有很多個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兩個可歸入“盛世”的時期：一個是“仁宣之治”，一個是“弘治中興”。明末清初時，有人也把萬曆時期也說成一個盛世，但後來又有言論稱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此後少有人再把萬曆朝稱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熾和他的兒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與其他盛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它的延續時間特別短，兩朝加起來不過11年。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續時間超過了100年，占了整個清王朝約近一半的時間。
康、雍、乾分別是清代入關後的第二、三、四位皇帝，與明朝仁、宣二帝一樣，符合一個朝代開國之後，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國勢逐漸上揚，遂進入升平之世的發展特點。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準備期和鞏固期，相比之下，仁、宣兩代的11年，就顯得太短促了。
怎樣才算得上盛世？一般來說有兩個標準：首先得物阜民豐、政治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提高；其次，國力強大，有一些讓人印象深刻、能記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僅論國力之強大，仁、宣時期無疑要輸給它前麵的永樂朝。明代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營建北京、經略安南、編纂永樂大典等都發生在永樂朝；仁、宣時期，幾乎沒什麽宏大政績可以稱述，甚至在宣德朝，還接連發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獨立等一係列重大事變。
如果說永樂朝是夏日江水暴漲時的壯闊場麵，那麽仁、宣時期則像立秋之後江水逐漸退時後呈現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實際上，仁、宣朝在國力上呈現出的“頹勢”，正是仁宗和宣宗對永樂朝好大喜功政策進行刻意調整的結果。
永樂時期大興事功，國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鄭和下西洋，花費無數金錢和人力，卻隻宣揚了“國威”；朱棣數次北征，耗費巨大錢糧，給國家財政和人民帶來了異常沉重的負擔。仁宗即位後，立刻通過大赦天下的詔書，停止了這些勞民傷財的舉措。
孔子說：“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可是仁宗剛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隊、召回各地的買辦欽使，甚至試圖放棄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這些舉動不啻承認，永樂時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頭上的枷鎖，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為國家、百姓卸下這些重擔。
宣宗在位期間，雖然處處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試圖出塞、下洋，但受限於永樂朝巨大消耗之後衰落的國力，已無法承受龐大開支；同時，由於長期的動亂與鎮壓，交阯行省也成為明朝沉重的負擔，宣宗最後被迫放棄朱棣時期的經略，將數十萬軍民撤回國內。總體上講，宣德年間為民減負的政策使用、較為清明的吏治使得國內經濟得到一定的恢複和發展。
仁宣時期，不僅與前麵的永樂朝形成強烈的對比，與繼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統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統十四年間，朝政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出現了宦官幹政。大太監王振被認為是明朝第一個“權閹”。當時，蒙古瓦剌部在漠北興起，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北邊，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王振慫恿英宗朱祁鎮親征，天子王師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這意味著，大明王朝的輝煌歲月已為往事。無論是向前比，還是往後比，仁、宣年間，總體上都呈現出穩定、寬鬆的局麵，對於百姓來說，是難得的黃金十年。
所謂盛世或治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概念的定義標準是有矛盾的。在專製時代，無論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還是要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對地方及百姓的盤剝，換言之，證明國家強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負擔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謂“聖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樂時期，國內矛盾也非常突出，經常發生民變和動亂，隻是這些都被掩蓋在“盛世”的榮光之下。
可見，在一番豐功偉績之外，真正的國盛民強，還需要“與民休息”。仁、宣二帝在曆史上立名，不稱盛世，而稱“治世”；威武張揚的永樂朝，卻沒人稱之為“盛”，其要義皆在於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稱帝之前，已經作為皇太子在南京監國多年。但他隻負責處理日常的朝政，對於征伐、人事等大政，並沒有什麽權力。要命的是，他的父親不喜歡他，起初都沒想讓他入居儲位，最後還是一個相士，給他父子相了一麵，得出佳兆，才一錘定音。
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相麵大師，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稱袁柳莊，又稱柳莊神相。想當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難”之前，猶豫不決，於是軍師姚廣孝把袁珙請來，給燕王相了一麵。袁珙是這麽說的：
“（王）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須過臍，即登大寶矣。”
朱棣生於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過四十。此判語準確，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麽當朱棣為繼承人的選擇而遲疑不決時，袁大師的相語就非常關鍵了。史雲：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
仁宗從永樂二年被冊立為皇太子，到永樂二十二年即位，在儲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過得相當辛苦。他父親經常尋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戰戰兢兢，做事束手束腳；他兩個弟弟又不服氣，不斷向他的地位發起挑戰。幸運的是，穩健的仁宗最後仍然順利繼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還不到一年時間，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麽死的呢？
從明朝官修國史《明仁宗實錄》的記載來看，仁宗屬於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還下敕給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宮殿，以備明年春天還都南京。同時，他派皇太子朱瞻基親自到南京坐鎮，太子於四月十三日離開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憂，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把皇位繼承人打發到幾千裏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舊處理政事，還因為翰林院侍讀李時勉和侍講羅汝敬言事不中聽，發了脾氣，將兩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來如山倒，仁宗馬上預感到可能不行了，當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漸”（臨終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遺詔，並於當日駕崩於欽安殿。
仁宗從忽然發病到死亡，僅僅兩天時間。其死亡之速，與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據張廷玉記載，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間，忽然就“大漸”了，眾臣“驚駭欲絕”，紛紛趕到圓明園寢宮請安，沒過多久，到次日淩晨子時，雍正帝即“龍馭上賓”了。現有學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長期服食丹藥致身體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對於仁宗的死，民間議論紛紛，流傳著其死因之謎的諸多傳說。仁宗朱高熾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鑒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時人陸釴《病逸漫記》說：“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指出當時社會上有兩種猜測：被雷震死，被宮人誤殺。
明代中期以後流布較廣的《明記略》一書則指出：“仁宗或雲死於雷，或雲為宮人所毒，或雲為內官擊殺。”可見後來傳言又增一種：為宦官所弑殺。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嗎？嘉靖時人張合說，雷隻是個幌子，仁宗其實是被宦官擊殺的。他在《宙載》一書中說：一個陰雨天，仁宗上罷朝，退回後宮，突然就報“崩”了——有傳聞稱，仁宗回宮後被宦官刺殺，剛好那天打雷，宦官就偽稱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於宦官為什麽要弑君，張合解釋道：“仁宗即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結果被宦官先下手為強殺死。
仁宗到底是怎麽死的？陸釴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監求證，這位太監給出的答案是“蓋陰症”至於陰症是什麽，陸釴沒有詳說。筆者也不敢亂解，但另有一個大膽揣測，為仁宗之死補上另一種可能：仁宗或與雍正帝一樣，是服食丹藥中毒而亡。
據史書記載，為人溫文爾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後時光，一反常態，脾氣異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發作，幾乎難以遏製自己的行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謙，響應皇上初登基時求言的號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賣直沽名”，每當臨朝之際，惡感“數形於詞氣”，話不好聽，臉不好看，大概事也難辦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與以言為戒”。
還有一次，他差點把明初的名臣、任過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明朝最高學府的校長）的李時勉當朝打死。李時勉是個好言敢諫之人，為此在永樂年間吃過不少苦頭。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時勉又出來講話了，當著百官的麵，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還未結束就派宦官遠至福建選取侍女的醜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當朝爆發，命侍衛打斷了他三根肋骨，並降了官。不料李時勉也是個暴脾氣，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內連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見。仁宗認為李時勉是故意挑釁，幹脆將他抓起來，施以嚴刑。虧得詔獄掌刑的錦衣衛千戶曾受過李時勉的恩，秘密請來醫生，為他療傷，才僥幸不死。不過仁宗真是氣著了，直到“大漸”那一天，猶有餘恨，切齒對大臣夏原吉說：“李時勉當廷辱我！”一念此事，還是忍不住勃然暴怒，當晚就死了。
脾氣暴躁、動輒發怒是服食丹藥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煉丹，且為丹藥斃命，從他的死亡的地點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沒有死在“天子正寢”乾清宮，而是死在位於紫禁城中軸線北端的欽安殿。這座宮殿至今還保留了明代的建築風格，它始建於永樂年間，供奉的是永樂皇帝的保護神真武大帝，是明宮進行道教活動的重要場所。雖然沒有直接材料記述仁宗晚年都在欽安殿裏幹什麽，但顯然想必除了燒符煉丹，也別無其他事可做。仁宗身體底子本來就弱，兼之煉丹服食操之過切，內火旺盛，所以脾氣也變得暴躁。對此，曾在翰林院供職的羅汝敬後來說：“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謂直接證據。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師的路上，也屬於“暴崩”。朱棣篤信道教，大約永樂十五年後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宮中建立玄壇、齋醮扶鸞。他晚年患病，卻不好生吃藥，隻吃靈濟宮道士給他進的金丹。吃了丹藥之後是什麽情況？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徹說：朱棣服藥後，“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他實在痛心，便大膽諫了一句說：“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不料朱棣聽了發怒道：“仙藥不服，服凡藥耶？”永樂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師出塞，出兵時身體還無恙，中途還多次宴飲群臣，不想突然發病，沒幾天就死了，他甚至沒能撐到大軍入塞。這種突發而驟亡的情形，與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為不討朱棣喜歡的兒子，為了投其所好，也學他鑽研道教，大搞修合燒煉那一套，是再自然不過之事。對於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內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徹，還有一位名叫盛啟東的禦醫，這兩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傳》的人物，但都不討仁宗喜歡。為此盛啟東非常憂慮，有一次袁忠徹偷偷對盛啟東說：“你不要過於憂慮，我觀仁宗之相，非永壽之人，他不會在寶位上坐太久的。”袁忠徹的話後來果然應驗，仁宗隻做了8個月天子就去世了。這難道是袁忠徹相術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筆者推測應該是他深知仁宗與他父親一樣，中毒已深，不是醫藥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實朱棣祖孫三代都是服食丹藥的愛好者，過去人們對宣宗本人的情況注意不多，我們通過一些史料片段也能發現一些端倪。宣宗與他父親仁宗一樣，也是“驟崩”的。他從宣德九年十二月底發病，到次年正月駕崩，時間非常的短，且歿年僅38歲。據太監阮安留目擊，宣宗死時“肌膚燥裂猶燔魚”，身上的皮膚就像燒烤架上的烤魚一般。阮太監說，出現這種情況是“以烈劑故”。烈劑應該就是煉丹爐裏的產品。隻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壯陽還是修合長生不死之術的。
宣宗好色，是眾人皆知的。在這方麵，他與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在他父親仁宗三年的喪期還沒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屬國選美。該國國王大為詫異：“（仁宗）初喪，（宣宗）使人求女，意實急急。”在國喪期間選女，顯然與傳統的“君德”是大相違戾的。
據明英宗天順朝閣臣李賢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歡修煉這一套把戲。宣德年間時有個叫常中孚的，做了一個巡檢的小官。傳言說此人身懷奇術——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煉，是一種化學工藝，煮白金就是燒煉白銀的意思），誰家寶玉之器損壞了，他能修補如初。宣宗聽說他的大名，便把他找來，要試他本事。後來宣宗一高興，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職，並經常召他進宮，還專門為他在宮裏造了一處場子，方便他行其密術。他們在裏麵幹什麽，外人自然是“閑人不許入內”，就是宣宗非常親信的太監也不得一窺究竟。
身為天子的宣宗，當然不在乎江湖燒煉的那幾兩銀子，恐怕主要還是煉丹。丹藥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銀，是劇毒之物。人長期服食硫、汞這些毒物，對內髒及神經係統將造成不可逆轉的嚴重損傷。據祝允明《野記》記載：宣宗曾乘一時之怒殺了兩名小太監。怒氣消後，方覺死者無辜，死得可憐，但悔之無及矣。一日在宮中遊幸，突然瞪大眼，指一處大叫：“那廝又在此！”即命取彈丸亂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問：“那是什麽？”宣宗驚魂未定，喘著粗氣道：“就是被我殺死的兩個太監，他們見朕來了，伏在那裏，一言不發。”但左右什麽都沒有看到。以後這樣的怪事愈發頻密，直到宣宗晏駕。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後出現的幻覺。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歲，一位活了38歲，都是猝死。《明史》本紀對仁宗的評價是：“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實現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實仁宗在位雖然未及一年，人們已將“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於他。
對於宣宗，《明史》的評價更為具體，說他“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稱讚宣宗“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說宣宗是能繼述祖宗美德和事業的好皇帝。故後世將宣宗與仁宗聯在一起，合稱仁宣之治，是較為公允的評價。
那麽仁、宣二帝服食丹藥的內幕，是否要顛覆對他們的曆史評價呢？並非如此。史書中的皇帝多不像“人”，隻是一具被包裹在聖君金紙之下的、沒有內心世界的偶像。正史當然不會記載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們卻從關於他死亡之謎的種種猜測中，看到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謹唯危、險象環生的太子生涯，嚴苛暴虐的父親、強勢的妻子、不友的弟弟、爭寵的妃嬪和他本人軟弱的性格，這都驅使他去“仙藥”中尋找片刻的安寧。而我們透過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後，看到的是一個富有情趣、性靈而多欲的紈絝形象。這些與躺在帝王宗廟裏的那幅畫像綜合起來，才構成一個立體的“人”，使我們得以全麵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真實帝王。 <h2>一個縣令的1635</h2>
1635年，以帝號紀年則為崇禎八年。這一年，無論對崇禎皇帝還是對吳世濟而言，都是頗為重要的一年。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縣縣令吳世濟像往常一樣早起，打算在縣衙內用完早餐後，就去城內巡查。屬下的一個緊急報告，讓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來襲的傳言終於成為現實。為此，他已經在惴惴不安中準備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縣做了六年“教諭”（明清時期縣一級政府負責教育工作的官員）的吳世濟，被任命為鳳陽府潁州太和縣新一任縣令。能夠獲得升遷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吳世濟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
這個月，在五省軍務總督陳奇瑜的指揮下，官軍一度將李自成、張獻忠等逼得走投無路，但最後時刻，陳卻中了李、張的詐降之計。自七月開始，緩過勁兒來的農民軍重新迅速發展，河南的形勢越發嚴峻。太和縣在鳳陽府的最西端，一旦農民軍由河南東進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為進攻的對象。
剛一上任，就要考慮如何抵禦“流寇”，顯然非常棘手。而作為一個新到的“外來戶”，吳世濟也很清楚，像抵禦“流寇”這種事情，他必須先征詢一下當地士紳的意見。
所謂“士紳”，在明清兩代，主要是指享有科舉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識群體。這些人，要麽是告老還鄉的退休官員，要麽是考取了科舉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中央政府的控製力通常隻能到縣一級政權，而縣以下大大小小的村莊，社會秩序實際上是由士紳階層來維持的。長期混跡於基層的吳世濟，當然清楚這些人的分量。
按吳世濟最初的打算，抵禦“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請官軍駐防太和縣。不過出乎預料的是，他請來的“地方精英”們都不認可這個建議。他們反對的理由也很明確：明軍軍紀太差，“兵之禍甚於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見，吳世濟隻好放棄請官軍駐防的計劃。
其實以吳世濟的經曆，又何嚐不知官軍軍紀渙散、為害地方？隻是連正規官軍應對“流寇”都很吃力，在沒有官軍駐防的條件下，太和能守住麽？ 備戰
自崇禎七年八月開始，昔日平靜的太和縣一下子忙碌起來了，鞏固城防、編練民兵、修造武器，在知縣吳世濟的領導下，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不過正式揭開太和縣備戰大幕的，卻是一篇關於太和縣境內“西人”的告示。
吳世濟所謂的“西人”，是指在太和縣境內僑居的山西、陝西商人。自十六世紀起，隨著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大明朝的商人們也活躍起來了，晉商、陝商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團。鳳陽府地跨江淮、毗鄰楚豫，是當時商品由東向西運輸的主要通道，因此鳳陽府境內落腳的外來商人頗有一些規模。而當同樣起於山、陝的農民軍大軍壓境時，僑居在鳳陽府的山、陝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來了。
“西人”處置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太和縣民心的穩定，因而吳世濟把其作為備戰之初的首要問題。在這篇名為“查編流寓”的簡短告示裏，吳世濟首先安慰了下太和縣境內的“西人”：“爾等僑寓已久，應無不肖之心”。不過，這位知縣很快就露出了發告示的真實目的：在太和境內落腳的山、陝商人，須將自己“作何經營生業，寓何集鎮處所，係何原籍姓名，詳注一冊，送縣嚴查”。當然，吳世濟也沒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許趁機作亂，迫害西人。
備戰工作，千頭萬緒，最重要、也是最讓吳世濟頭痛的是：沒錢。
這個時候缺錢的，可不僅僅是太和縣。明末內憂外患不斷，各類開銷劇增，於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稅，基層政權自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向上“輸血”：除了向農民征稅，像太和縣這樣基層政權還要盡可能地削減各項開支。吳世濟剛一上任，就發現縣衙賬上可用的銀兩，連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禎七年，太和縣應上繳的各類賦稅，總額已超過白銀一萬兩。
“此民窮財盡，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禎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吳世濟向上級提出“申請截留”，因為在太和縣應上繳的賦稅裏，此時還有最後一小批尚未運走。
申請發出後，吳世濟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給太和縣備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守城
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吳世濟心情頗為煩亂：申請截留的公文已經發出去七天了，卻仍未有回複；緊接著又有流言稱：一支八萬餘人的農民軍正向潁州、太和方向進發；昨夜，他又接到報告：與太和相鄰潁州方向硝煙滾滾、火光一片，潁州城怕是已經失守了。
不過吳世濟沒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飯的時候，進軍神速的農民軍已經進入了太和縣境內。
吳世濟接到報告，立刻率人趕到城頭督戰。從城樓上望去，隻見塵土飛揚之中，一支穿紅騎馬的農民軍直奔城下而來，“衣飾華整，皆挾強弓勁矢，兵刃森列”，這是吳世濟對這支農民軍的第一印象。不過這位縣令很快就發現，眼前的這支部隊總共也就二千人左右，遠非之前所稱的八萬。“賊不過張其數以虛聲恐嚇我耳，”看到“流寇”數量遠比預想的少，吳世濟繃緊的神經放鬆了些許。
就算區區兩千人，應對起來也不容易。守衛太和縣的鄉兵義勇，都是從普通百姓中臨時挑選出來的，這些人既沒受過多少正規軍事訓練，更無實戰經驗。仗尚未開打，很多鄉勇義兵就被農民軍的陣勢給嚇住了。
關鍵時刻，以生員（秀才）、舉人為主的士紳階層再次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北門，負責守城門的生員侯功鴻，見手下人被“流寇”攻勢嚇得手足無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壯軍威；在東門，生員關寓卷見有奸細準備從水道中入城，不顧城上飛如雨下的矢石，親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將奸細擒殺。士紳階層身先士卒，民兵們自然士氣大振。在生員趙誌鴻負責守衛的南門西角樓，馬夫孫學詩見登雲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來像是頭目，立刻舉磨盤向其奮力一砸，將其擊斃於城下。
沒過多久，吳世濟就接獲下屬報告：太和縣馬夫孫學詩在守城過程中，用磨盤擊斃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陝西綏德(一作宜川)人。崇禎元年，王自用與“混天王”等起義，號“紫金梁”，為王嘉胤部屬。崇禎四年，王嘉胤戰死，王自用率殘部東山再起，並憑借自己強勁的實力，被當時的三十六營義軍推為盟主。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被擊斃於太和縣城下，吳世濟在接到報告時也不大敢相信，以至於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把“斃紫金梁於城下”做為重要戰果向上匯報。
憑借著官、紳、民齊心協力，太和縣頂住了農民軍一波又一波的進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後，農民軍遂於十七日從太和縣城下撤離。“流寇”撤出了太和縣，吳世濟稍微緩了口氣。
但吳世濟的好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流寇”剛剛退去，新一年的稅收任務又下來了。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征收賦稅，顯然讓吳世濟左右為難，這位知縣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軍
隨著“流寇”退去，太和縣緊張的氣氛緩解了不少。經過一番與農民軍打交道，吳世濟發現，農民軍遠沒有傳說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吳世濟就稱農民軍“語言裝束，直同兒戲”。作為帝國官僚體係最低端的官員，吳世濟此時是以一種蔑視的心態看待“流寇”。
同是在這個時候，處於權力金字塔頂端崇禎皇帝，看待“流寇”卻完全是另一種心情。
在鳳陽府下轄的五州十三縣裏，地位最重要的當屬鳳陽縣。鳳陽縣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龍興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跡，被明王朝統治者視為“龍脈”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這天，卻被張獻忠用半天時間就攻陷了。
張獻忠本來就是個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龍興之地”，更是殺心大起。據彭孫貽《平寇誌》記載：張獻忠在鳳陽的三天時間裏，“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而被明朝統治者視為“萬世根本之地”的鳳陽皇陵，也被張獻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鳳陽祖陵被焚的消息傳到了北京，朝野大駭。崇禎皇帝聞報後驚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書張鳳翼、鳳陽巡撫楊一鵬等一批相關官員隨即被問罪，錦衣衛指揮使王世盛甚至因為楊一鵬的案子結得慢了點，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禎皇帝免了職。緊接著，崇禎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疇統兵出潼關，並限期“六月滅賊”。此後大批官軍陸續從各地向鳳陽、廬州一線開進。
二月中旬，太和縣接到官軍即將進駐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吳世濟，當然不清楚近一個月來政局的變動。二月二十日，“不識時務”的吳世濟洋洋灑灑近千言，向上級陳述了“請免派防”的各種理由。不過他這個公文剛發出去沒幾天，接洽駐防事宜的先遣部隊已經到太和縣城下了。吳世濟隻好做官軍進駐太和縣的準備。
此時事情再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派往太和的部隊剛到了太和縣，就因為戰事緊急給調走了，駐防太和的任務將另派其他部隊。
三月末，一張“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現了太和縣的街頭。有了上次跟官軍打交道的經驗，吳世濟這次特意強調：“所用銀錢糧料，官兵若不還錢，俱做本縣正項支銷”。
幾天後，明軍將領楊武烈率領的一支官軍正式進駐太和縣。 抓土賊
盡管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西人”問題，可這一塊還是出問題了。二三月間，太和縣境內連續發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則是橫行潁州、太和一帶二十餘年的“土賊”王本仁。
與“流寇”相對，所謂“土賊”，是指長期盤踞在某一地方的賊寇。與動輒規模上萬的“流寇”相比，“土賊”規模要小很多。作為太和一帶數一數二的“土賊”，王本仁手下黨羽也不過百餘人。大明朝的高級官員們當然不屑理會王本仁這樣的“小人物”，可明代州縣通常都是沒有駐軍的，單憑衙役、捕快這些小吏，也對付不了成規模的“土賊”。“流寇”來犯之際，各地的“土賊”更是憑借對地方情況的熟悉，趁機大肆殺掠。
麵對“流寇未平，土賊四起”的局麵，吳世濟一度頗為無奈。吳世濟當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嚇破了膽，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吳世濟見鄉人侯養德有勇有謀、膽略過人，特地將其請入縣衙，希望其出麵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養德當即領命。
可五天後，兩手空空的侯養德回來複命：王本仁黨羽眾多，“緩之或可圖，一急之，即反矣”。
楊武烈的官軍入駐，對於吳世濟來講，最大的意義不在於防禦“流寇”，而在於他有了一支強大的力量去對付“土賊”。
四月二十日半夜，經過仔細籌劃，楊武烈親率一支精銳部隊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廣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報，搶在楊武烈到達之前跑掉了。堂堂官軍竟然連個小“土賊”都抓不到，楊武烈不免有點喪氣，不過吳世濟卻已有勝算：王本仁雖然走脫，但此次行動足以打掉這位“土霸王”的霸氣。王本仁在潁州、太和一帶民憤極大，根本無法藏匿。吳世濟斷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幾天後，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發現，楊武烈聞訊後立刻派人抓捕。“土賊”王本仁就此落網。
四月裏，吳世濟的心情顯然不錯。“土賊”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個心頭大患。更重要的是，吳世濟一直期盼的減免賦稅，這個時候也有了實質進展。出於緩和社會矛盾的考慮，崇禎皇帝下旨：鳳陽府遭兵荒的州縣，崇禎六、七、八年應征的各類新舊賦稅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達的賦稅任務，吳世濟拖到三月份才完成，這筆錢自然被吳世濟順理成章地截留下來了。
不過對於吳世濟來講，最大的驚喜是官軍首領楊武烈。楊武烈本係儒生，因見社稷將傾，毅然投筆從戎。作為儒將，楊武烈律己律下，甚為嚴格。因而吳世濟和太和縣士紳一直擔心的“兵禍甚於寇”的局麵並未出現。 尾聲
1635年，以帝號紀年則為崇禎八年。這一年，無論對崇禎皇帝還是對吳世濟而言，都是頗為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裏，鳳陽皇陵被焚，作為朱元璋的子孫，崇禎皇帝朱由檢當然清楚朱家“祖墳”被毀的意義。十月初，一貫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第一次頒布“罪己詔”，向天下臣民承認自己的錯誤。可這個舉動根本無法挽救局勢。正如鳳陽皇陵被焚背後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樣，明王朝此後內憂外患愈演愈烈，最終走向滅亡。
對吳世濟而言，這也是頗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縣令之前，吳世濟未做過縣令，更沒有有任何軍事指揮經驗。在“流寇”壓境之際，一介書生的吳世濟全力協調官、紳、民、兵之間的關係，為太和縣構築起了一個堅固的防禦體係，頂住了“土賊”與“流寇”進攻與騷擾。四年之後，吳世濟任滿離任。太和縣士紳百姓立碑以記其功德。 <h2>袁宏道：一個晚明士人的生活轉軌</h2>
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紮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筆給自己的舅父龔惟長寫下一封書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諱地列出了世間最值得留戀的“快活”事：看遍世間的美色，聽遍世上的樂曲，嚐遍世間的美味，每日大宴賓客，男女混雜，相互嬉鬧，千金買舟，帶上鼓樂妓妾，浮遊湖海……
這個萬曆年間最知名的才子，並不知道，這封短短隻有數百字的書信注定超越一封家書的意義，成為那個時代享樂主義的宣言書。如果說，在此之前，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個讀書人的人生哲學和生活邏輯的話，那麽此時，縱情遊樂，狂宴歡舞，也成為他們人生的重要組成。而這不僅僅是袁宏道個人的價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 一個苦悶的縣令
袁宏道寫這封著名的家信的時候，正在明帝國最富庶的蘇州吳縣擔任縣令，時年28歲。自1573年開始的萬曆時代雖在政治上日趨保守，但在經濟上正日華燦燦。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能夠在剛剛入仕之時就執掌一個如此富庶的區域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頗為得意，在他給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無誇張地寫到，“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這個出身於湖北公安名門望族的才子二十一歲鄉試中舉，四年之後就進士及第。此時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僅僅幾個月之後，他就厭倦了這樣的官場生涯，他甚至把做縣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雲，過客如雨，薄書如山，錢穀如海”，迎來送往的官場應酬，加之不堪負重的繁文縟節，讓他連連向最親近的好友們訴苦，“苦哉、苦哉！難矣，難矣！”
在吳縣大堂之上，這位縣令留下最多的並不是治理縣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發給朋友的訴苦信。他給沈存肅說，“作吳令，無複人理，幾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給湘潭知縣何起升說，“若夫吳令，直若吞熊膽，通身是苦矣。”他給安福知縣楊適筠說，“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
這不僅僅是一個年輕縣令的公務勞頓之苦，更是一種精神壓抑的折射。自明中葉以來的製度崩潰之態已經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內侍擅權，加之文官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政治派係林立，相互傾軋，導致大小官員動輒掛冠而去，以至於政壇一度罕見地出現了缺官的怪狀。
早在1580年，雲南姚安知府李贄已經用棄官而走的行為詮釋了這種苦悶。那時候，李贄53歲，正是官運亨通之時。但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於被這種世俗的功名所束縛，他希望擺脫，這並非出於傳統的江湖與廟堂的對立情緒，而是一種心性伸張的突破。
傳統的政治體係已經凝固，而新生的個體自由又無從展開，於是這位思想家走上了離經叛道的道路，這反而為他贏取了更大的聲望。顯然，他的行為和言論在士大夫當中引起了廣泛的精神共鳴。這一點從其後來越來越高的聲望，以及落發為僧後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輾轉官場之時，曾經一貧如洗，而如今以著書立說為業，則得到上至尚書、侍郎、下到總督、巡撫的資助。
當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見這位名士之時，他已經落發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個叫做芝佛院的寺廟之中。袁宏道對他崇拜有加，視他為精神導師。盡管長久以來，李贄一直被道學家們咒罵為瘋子，袁宏道對李贄過於放浪形骸的作為也曾不以為然，但這並不影響這個年輕人與之交往，並將這種崇敬之情維持一生。
剛剛入職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師曾體會到的那種束縛，但他沒有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張揚，隻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辭職，一會是以家有喪事為借口，一會又聲稱自己身體完全無法承受公務的要求，但都未得應允。直到真正一場大病來臨，臥床數月不起，他的辭職請求才獲得了批準。 隨性交遊
袁宏道於1597年辭官之後，將妻眷寄托在無錫，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個人漫遊。先赴杭州，遊曆西湖，繼而去會稽、紹興、禹穴、蘭亭，又溯新安江遊覽黃山。他歡快的提到，自己“乍脫官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他一路交遊文友，詩酒唱和。他與陶周望、虞長孺等人談文，與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談詩，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侶談禪，精神上的放鬆讓他連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願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於工作，而隻是樂於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遊，“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遊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
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隻有投身於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後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後，剩下的就隻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種種怪誕舉止，不僅不會遭到責難，反而會在士林之中贏得讚譽。
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遊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也正是在這種思想寬鬆、相互鼓蕩的環境下，迸發出罕見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無眷戀的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萬曆年間的這種盛況，在他眼裏，趙南星、顧憲成、鄒元標、海瑞的道德風節，袁黃、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書畫，徐光啟、利瑪竇的曆法，湯顯祖的詞曲，李時珍的本草，趙宦光的字學，都是可以與古代先賢媲美的，而這些人同時湧現在萬曆時代，堪稱“文治響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這些的萬曆年間的精英們，不少都與袁宏道有過密切的交往。 寄情聲色
1596年，袁宏道還是在吳縣任上之時，他給朋友董其昌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書，稱它“雲霞滿紙”，甚至強過西漢辭賦名家枚乘的《七發》，遺憾的是，這本書，他隻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問董其昌能到哪裏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後，在給另一個朋友謝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這本書，他揶揄借書不還的謝肇淛說，“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讓袁宏道念念不忘的這部書，就是《金瓶梅》。這部署名蘭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說至今無法確定其作者到底是誰，而袁宏道的這兩封書信竟成為證明其最早在世間流傳的物證。
在袁宏道生活的萬曆時代，在士人的圈子裏傳看情色文學，幾乎成為一種堂而皇之的風尚。世俗商業的繁華激發了人欲的膨脹，士大夫們早已不再把潔身自好，引領道德的責任扛在肩上，與其說是世俗的繁華誘引士人們追求一種縱樂的生活，不如說，是士人們的精神解禁引領了整個社會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謝肇淛描繪當時的士大夫已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統綺，通曉歌舞之場，半畫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張岱更是直言不諱的聲稱自己，“極愛繁華，好精舍，好養蟀，好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鳥氣……”
擺在在士人們案頭的，除了《金瓶梅》，還有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等等書籍，那些一時技癢的文人更是親自操刀上陣，陸采的《南西廂記》、屠隆的《修文記》、沈璟的《博笑記》、徐渭的《四聲猿》都備受推崇。
即便是流傳於街頭巷尾的笑話，也寓情色於笑謔，萬曆版的《謔浪》和許多附刊於《諸書法海》《繡穀春容》諸書裏的笑談集都是如此。而市麵上公開售賣，流行的春宮圖更是有二十多種，其中萬曆版的《風流絕暢圖》和《素娥篇》還是其中精品，《風流絕暢圖》還以彩色套印而成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圖書。
如此豐富，充滿聲色的晚明世界，讓不少海外漢學家們驚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時代為“淫蕩的世紀末”。這些漢學家似乎沒有錯，士人們不僅僅留戀紙上風月，更貪戀於現實中的風月場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風流浪蕩，耗盡資財，盡管一身狼狽，但仍然可以“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樂得逍遙快活。
那些徘徊在蘇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華聲色場所的士人們，忘卻科場失意，仕途暗淡的苦悶，醉心於歡歌燕舞之中，以至於無妓不成歡。“金陵十二釵”“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豔”在士人們杯酒言歡之際品評而出，狎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癖好，而上升成一種文化，在晚明香豔的笙歌中，家國理想不知不覺中演變為人欲的放縱。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過足了閑居的生活後，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來到京城擔任了一個閑職。看上去，他對這個職務頗為滿意，“若真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狀態，“養花種竹，賦詩聽曲，評古董真贗，論山水佳惡，亦自快活度日”。
他養花，為此專門寫了一本《瓶史》，論述瓶花供養和插花藝術，書中不厭其煩地提到一些養花的技巧和細節，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會凍裂銅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錫瓶。他品茶，為此走遍京城，品評水質的好壞，他提到水以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為佳，高粱橋一帶的水混濁而不宜用。他飲酒，雖然酒量隻有“一蕉葉”，但仍寫了一部《觴政》，他把下酒物分為五類，悉數優劣。這樣的論述，用閑適、精致的散文寫就，無處不透露出一種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擺脫官場，隱居故土。在湖北公安縣城南的柳浪湖邊，他傾盡全部積蓄修築了一所柳浪館。四周楓柳環繞，盛夏時，濃樹遮樞，入秋則楓葉如錦。在柳浪館中，袁宏道與一些高僧整日座談禪理。
1930年代，當林語堂在時隔300多年後再次“發現”袁宏道時，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種精致的閑情所打動。此時，正值林語堂大力推動“閑適”和“幽默”的文學，袁宏道那種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處處透露出的文人閑適，無不讓林語堂驚歎：“近來識得袁宏道，喜從中來亂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這種看似閑適的雅致生活當中，則無從判斷。從他後來的一些行為來看，他應該是一直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當中，既希望從此遠離官場，徹底醉心在自己營造的精致小世界當中，同時又不甘完全忘卻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樹上的猴子，在樹上時，想著樹下的飯，在樹下時，思量樹頭的果子。“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
這在他去世前幾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家閑居六年之後，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擔任了禮部主事，後又擔任吏部主事，此時的袁宏道表現出難得的積極有為的姿態，力排眾議，法辦了貪贓枉法的都吏朱國梁。吏部尚書楊時喬正在病中，聽聞此事，“驚厥而歎”，稱讚袁宏道是“國家之福也”。隻是這並未持續很久，一年後，袁宏道去陝西擔任主考官，而後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長些，不知道是否會徹底改寫之前留給世人那個放蕩不羈，閑適雅致的形象，這一點，魯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說袁宏道“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的人，讚《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
也許，在縱樂的表象下，每一個看到晚明悲劇結局的士人，都依然懷有著這種未曾表露的內心吧。 <h2>老鼠：壓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h2>
1644年的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或許還應加上一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農曆3月15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裏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順軍到昌平。昌平的巡撫何謙逃走，總兵李守自縊。大順軍乘勢焚毀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們已經到達了阜成門外，將北京城包圍。
這時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監杜勳入城，要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在17日的夜裏，杜勳向北京城頭用箭射了一封信，說明他要見皇帝，太監王承恩將他用繩子係了上來。杜勳告訴崇禎帝，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西北疆土給他，他另立為王，此後他將不奉詔，不入覲。另外，再給銀兩100萬兩犒軍，他就可以暫退河南。
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樹上。
曆史在此留下了疑團：以李自成的實力，打敗眼前的明朝軍隊已經根本不是問題，又何必開出“西北王”的談判條件？如果朱由檢真的答應了他的條件，他還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路上，二月裏，他曾在寧武關與明朝軍隊有過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拚死抵抗，大順軍還曾經中了明軍的計，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仆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
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前麵的關隘還有很多，都這樣打還受得了？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
所以，或許也可以這樣推論，連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易。他在寧武關遇到的隻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麽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禦林軍？ “老鼠‘消滅’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麵對的北京，實際已是一座疫病蹂躪的鬼城。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曆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曆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中，提出了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完善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了明朝”。
曹樹基的史料根據，大部分來自華北一帶清朝末年的地方誌。根據他的勾勒，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間流行，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陝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裏的地方誌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大疫。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曹樹基查到的地方誌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竟然死在棺材店裏。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於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隻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強烈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灣的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國醫療體係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的北京城裏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製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政府還能做點什麽？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雖然在崇禎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發了，直到了七月，駙馬鞏永革上疏說，請皇帝“軫念孓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了一道諭旨，撥銀兩萬兩，令五城巡城禦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驅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了。
可以想象，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幸免於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名義上說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時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京城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了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麵，但現在百姓死得人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找不齊了！
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了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麵，充數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麽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隻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饑，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時，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了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誌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這裏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的大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戰爭與病菌
但是，這裏仍有疑問。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隊伍攻進一個大疫之城，他們自己難道不會被傳染？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麽清軍呢？李自成僅僅在北京待了42天，接著是另一撥改朝換代，清朝人進來在北京建都，他們不會感染上大疫？
曹樹基對此的解釋是，李自成進城的時刻恰逢其時。正好到這個時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經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為天氣轉暖，還沒能流行開來。
這裏要解釋一下腺鼠疫與肺鼠疫。一般人們都知道，鼠疫是一種由老鼠傳染的烈性傳染病。具體說，是由老鼠身上所帶的跳蚤，將鼠疫杆菌傳染給了人。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顯著特征，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轉化而來，表現為劇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厲害，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已經不需要老鼠作為中介，類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氣溫低的條件下。
“每一種疾病，有每一種疾病的機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平息下來。這個時候李自成來了。如果李自成早幾個月進來，他們也會被鼠疫消滅掉，不過，到最終清軍還會進來，這個大趨勢不會變。曆史的演變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樹基說。
在這個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進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後，從曹樹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繼續流行鼠疫。疫區一直伸延到了蘇州、杭州。從症狀的描述來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們可以在網上看到關於鼠疫與明末清初曆史變局的各種假說。有人說，李自成的部隊後來與吳三桂及清軍的決戰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在北京已經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到後來，李自成屢戰屢敗一潰千裏，就是這個原因。而清軍，占領北京後又遲遲不南下，聽憑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這個原因。
對此，曹樹基並不敢認同。“李自成進北京後，應該說鼠疫對戰爭是沒有直接的影響了，後來發生的那些都屬於政治史了。至少從史料上來說，沒有李自成及其部將士兵染病的記載。”
“這一點確實比較詭異。從曆史記載上看，李自成的部隊經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疫區，發生了大疫，但是確實沒有李自成部隊本身受感染的記錄。”
關於戰爭與疾病的因果關係，曹樹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寫過一篇論文，講述太平天國戰爭時，霍亂的流行怎樣對這場戰爭發生影響。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到了決戰時刻。清軍一方，曾國藩的部隊本來已經形勢大好，滿以為可以一舉拿下南京。不想，一場凶猛霍亂使得“士卒十喪四五”，死去的人數以萬計，有時軍中病人連侍候服藥的人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正是太平天國一方大舉反攻的好時候。可是，霍亂同樣也襲擊了他們的軍營，使得他們也無力進攻。這樣，戰爭進入了僵持。本來預計馬上會結束的戰爭，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說。
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響戰爭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論文和結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曾國藩的書信。
在以往，人們隻關注明末清初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在正史中，關於這段曆史時期的疫病記載不但少而且相當模糊。曹樹基說，他做這段研究時，看了大量地方誌，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曆史資料是來自明人的筆記。
如果我們仔細去對應戰爭的軌跡與疾病的軌跡，仍會發現許多對不上的地方。或許，疾病流行本身的規律我們還沒有悟透；或許，是因為當時的記錄者也好，後世的閱讀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換代的大事變所遮蔽，已經無暇關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飆之中，那藏在人間角落裏的小小老鼠。 人與鼠：戰爭與和平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鼠疫最初是怎麽發生的？為什麽明末的幾場大鼠疫，都是從山西開始的？曹樹基開始注意到，自明清以來，山西長城口外地區的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從這時候開始，有大量的漢人遷入，大片原來的牧場被開墾成農田，這裏的生態環境變了。
曆史記載，大批漢人進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間（1533-1534），大同邊衛發生變亂，許多漢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們還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那裏耕田。也有記載說蒙古俺答也從內地虜掠漢人過去，從事農活。
本來在草原上生活著大量的老鼠。它們中也會有攜帶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隻要帶菌老鼠的種群小到不足以傳染流行，就沒關係。在草原上一般就是這個情況。”曹樹基說。但是，如果大量的人過去，改變了這種關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就大大增加，特別是在發生旱災的情況下。
據鼠類專家的研究，一旦發生旱災，老鼠會到處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竄到了人類的集中居住地。而因為它們吃不飽，會導致體質變弱，這時它們身上帶的跳蚤會格外多，幹旱使鼠洞內溫度相對升高，又促進了鼠疫杆菌在跳蚤體內的繁殖。
這時的老鼠對人就相當危險了。可是恰恰這時，人們——受了旱災的饑民們，偏偏要到處找老鼠。他們需要刨鼠洞裏的糧食充饑。可以想見，這時人們帶回家的，不僅僅是老鼠們存下的糧食，更有老鼠們身上的跳蚤、和跳蚤們所帶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曆史記錄，關於災荒特別是旱災的記錄觸目驚心：萬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發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禎十四年之後，是連續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續到明朝的滅亡之後。旱災發生後，災民們會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隨之四處擴散，而像北京這樣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會隨著它向外輻射的條條官道，把病菌傳到帝國的四麵八方。這還是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一旦旱災、瘟疫和戰爭同時出現的時候——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這個社會就開始崩潰了。
如果沒有戰事，或許明朝政府還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災荒。但明朝末年的時候，明王朝麵臨著強大的外敵入侵。為了應付遼東防務的沉重負擔，於是加緊對社會攤派苛捐雜稅，這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民變。戰爭，又導致災荒和疫病的後果成倍擴大，無法收拾。
公元713年陰曆十二月一日，唐玄宗發布了改元文書，在這份被稱為《改元開元之年大赦天下製》的文書裏，大唐皇帝昭告天下，從此日起，年號改“先天”，第二年為“開元”元年。改元赦製以恩為主，同時加以懲罰、警告，意欲收攏各種政治、軍事勢力。
就在這年七月初三，玄宗先發製人，肅清太平公主集團成功。他的父親、太上皇睿宗亦於同日歸政玄宗，搬出了大明宮太極殿，搬進了百福殿。妹妹和兒子的火拚，把他推向了窮途末路。次日，他在隱退詔書中說自己放棄剩下的權力，從此“無為養誌，以遂素心”，徹底退出政治舞台。至此，二十八歲的玄宗成為名實相副的帝國君主。自從710年反對中宗韋後的政變以來，他在和陰險的政治陰謀不斷鬥爭中，成長為一位有經驗的統治者。
玄宗登上承天門，向百官公卿、大唐庶民們宣布製書，大赦天下，分封王親，獎掖功臣。年輕的皇帝表示將“當與億兆，同此唯新”。
從武後、中宗、睿宗以來的政局變亂歸於平靜，一個輝煌的時代開始了。
武後時期通過科舉製度選拔出來眾多人才，帝國最傑出的學者和優秀的行政官僚為玄宗服務。同州刺史姚崇，提出十條改革綱領作為出任宰相的條件。這十條建議，要求皇帝個人仁愛、節儉，樹立個人權威，司法上追求公平，政治上則開明有效，禁止宦官和外戚幹政。寒族出身的左拾遺張九齡也給姚崇提出忠告“遠謅躁，近純厚”。這六個字堪稱開元中以前的政治氣象。
由此唐朝開始了一段和平繁榮的頂峰時期。開元天寶經濟之盛以海內富實載入史冊，是時國家糧倉儲滿，陳腐不可較量，私倉亦然，家家糧儲“皆及數月”。整個社會物價低廉，是一個“天下無貴物”的時代。人們可以便利地周遊各地，南到荊、襄，北至太原、範陽（今北京），到處都有客店，商旅行人遠行千裏不需要攜帶武器。
玄宗則是唐朝在世界主義時代最榮耀的君主，他成了一切具有浪漫色彩的事物的象征。在他統治的早期和中期，堪稱是曆史上最為出類拔萃的皇帝。在這個黃金時代，大唐以中國文化為主流，吸納外部文化的精粹，形成一種開放、融合、富有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文化。據《唐六典》記載，是時與唐通使的國家多達三百個。日本遣唐使到達長安15次，東羅馬帝國先後7次遣使至長安，阿拉伯帝國曾36次派使節，西域各國“入居長安者近萬家”。佛教的高僧大德居住在長安的佛寺中，景教、摩尼教、祆教，在長安都有自己的寺廟。而大唐則把木版印刷術、城市規劃、服裝樣式和詩歌傳給它的鄰人——中世紀的遠東地區，尤其是日本、朝鮮、吐蕃和安南（今越南）。
奇珍異寶跨越大海，翻過大山而來。波斯（今伊朗）的商邸珠寶，大食（今阿拉伯）的寶石瑟瑟，西域的胡姬酒肆，在長安城隨處可見。西方的寶刀良馬、香料藥材每天都在運往長安，長安的絲綢瓷器、技術和茶葉也在源源不斷地輸往西方。國際性大都市長安奇貨雲集、人文薈萃。《唐新語》中說，長安城裏，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著胡人的衣衫，誰是胡誰是漢，連官府也無法分辨。外國人可以謀求官職，亦可以長期居住，胡人幾乎融進了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麵。
中亞的舞女和琴師受到熱情歡迎。一位吐火羅姑娘或者粟特姑娘，用琥珀質地的杯子斟滿名貴的美酒，再佐以迷人的舞蹈，招徠四方來客。許多未成名的詩人，或者等待科舉的少年文人，在她們身上找到了慰藉。“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且就胡姬飲。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美如花，當壚笑春風”，透過李白留存後世的詩歌，依然可見她們綽約曼妙的身影。
外來食品甚至深入到長安城裏普通人的生活之中。在《太平廣記》卷452中，記載了一個故事。一位姓鄭的年輕人，清晨從情人家裏返回，他所居住的裏坊尚未開門，他便在一個胡餅店裏歇息：
（鄭子）及裏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鼓。
譯文：一個情欲得到釋放的年輕人，心滿意足地坐於簾下，看金發碧眼的胡人製作胡餅，可能是芝麻餅，也可能是油煎餅，靜靜等候大唐的黎明。
這的確是一個閃耀著黃金般光輝的時代，一個政績彪炳、安定繁榮的時代，甚至可以說是光芒萬丈的時代。
在大唐的疆域範圍內，每鄉都會設置學校一所，國家圖書館整理的藏書多達53915卷。史書記載，開元之時，“垂髫之倪，皆知禮讓”。玄宗指令禦醫編輯《開元廣濟方》，分發各州醫藥學校。
這亦是一個奔放熱烈的時代。每年的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五萬盞燈輪如萬花開放的巨樹，數千名麗人在燈輪下踏歌，三天三夜沒有間斷。這是古代中國非常罕見的集體狂歡。整個開元年間，帝國的官員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過。
唐帝國空前強大，禮儀文化隆盛，藝術家創造力旺盛，民族精力活躍。此時，寬容和昂揚，是大唐內在的精神氣質。大唐成為整個東亞的製度、文化輸出國。718年，日本元正天皇製定的官製、田製和稅製、學製都是拷貝大唐，首都奈良則是長安的翻版。新羅同樣全麵接收了大唐的製度與儒學文化。長安則是一個世界性的城市。
美國學者費正清先生寫道：“長安的這種布局從一個側麵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統治是多麽井井有條。寬闊壯觀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榮富強。中國在7世紀是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的。漢朝時中國與地中海地區並駕齊驅，而唐朝開始的1000年中，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為強大、富裕和先進的國家。”
那是如20世紀的“美國夢”一般的“中國夢”時代。而這個“中國夢”的關鍵詞就是：富裕、自由、寬容、浪漫和昂揚。
直到8世紀中期，玄宗被野心和狂妄引入歧途，他的統治以悲劇和災難告終。 <h2>市舶使: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h2>
大唐開元二年（714年），海內安寧。春天在北方邊境擊敗了突厥入寇，盛夏季節西天竺國又遣使來獻方物。在遙遠的南方海濱，安南市舶使周慶立和波斯僧廣造奇巧，想進獻給皇帝以讚頌這番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當時即位才三年、正勵精圖治的唐玄宗卻拒絕接受。
這一看起來平靜的一年，卻可能標誌著一個重大的轉移：中國的對外交通正在逐漸轉向海洋。周慶立就是中國有史可考的第一位海關官員，在他之後，一個繁榮的海外貿易體係已漸漸成形。 從西域到南海
唐代的對外格局是在此前曆史基礎上的延續和發展。自張騫通西域以來，中國對外交通的重心長期是麵向西域的陸路，尤其在西晉覆亡之後的五胡亂華時期，大量不同文化背景的胡人操著不同的語言，沿著黃沙迷漫的絲綢之路跋涉而來，其結果不僅促成商品貿易的交流，外來文化（尤其佛教）還給中國文化開辟出全新局麵。與之相比，當時尚未全麵開發的南方在三國孫吳時期才開始發展海外交通，受國力和技術所限，直至南朝被隋吞並，南方在對外開放程度上仍與北方相去甚遠。
隋唐王室原本都出於北方豪族，定都長安也使他們無疑更注重放眼內陸亞洲；作為陸路絲綢之路終點的長安由此成為當時一座國際性大都市。那時輸入的外來文明大多源出印度和伊朗，而承擔這一交流職能的則主要是中亞的粟特胡商，粟特人不僅經商，由他們帶來的美術、音樂等藝術也深深影響了唐人，所謂“中古三夷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也通過他們而傳入大唐。盛唐時代也是粟特商人兩三百年來在中國活動所達到的頂點。
但一種新的趨勢也在此時逐漸浮現：南方的海外貿易小傳統已經開始複興。當時閩粵一帶仍被普遍視為遙遠的蠻荒之地，但早在唐初武則天時期，廣州已是南海邊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港：“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唐書?王方慶傳》）這裏說的“昆侖”，就是東南亞一帶熟習水性的土著。到天寶九年（750年）鑒真途經廣州時，已看到廣州海麵上“有婆羅門、波斯、昆侖等舶，不知其數。並載香藥珍寶，積聚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獅子國、大石（食）國、骨唐國、白蠻、赤蠻等往來居住，種類極多”（《唐大和尚東征傳》）。
因此，開元四年（716年）韶關人張九齡奏請開辟通往中原的大庾嶺新路，以充分利用嶺南對海外交通的優勢：“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張九齡《開大庾嶺路記》）雖然其中不無文學誇張的語氣，但此路辟通為“坦坦而方五軌，闐闐而走四通”的大路之後，確實極大地促進了嶺南與中原的聯係，重塑了嶺南的商路，由此北江開始日漸繁忙，而以前通往廣西的商路逐漸廢棄（葉顯恩等《廣東航運史》），這又推動了海外貿易的發展。文獻中最早可見的中國海關官員，也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即開元二年（714年）的安南市舶使周慶立。中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曾提到“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雖然著作的時代略晚，但也可見安南和廣州長期是南海邊的著名港口。
安史之亂（755-763年）加速了這一從西域到南海的轉移過程。說來諷刺，安史之亂的兩個起事者安祿山和史思明，本身都有粟特血統，但正是他們不成功的叛亂終結了粟特人在中國的活動。在長期動蕩之下，駐守西域的唐軍內撤勤王，西域和河西走廊落入回鶻和吐蕃勢力之手，中原勢力從此絕跡於中亞長達一千年之久；而沒有了帝國維護陸路交通的安全，絲綢之路上的貿易和文化交流也就逐漸不複當年盛況，更不必說由於叛亂者的種族背景，胡人在中唐以後也遭到了中原漢人的敵視和歧視。
江淮以南的南方當時並未受戰火波及，由於北方藩鎮割據，唐朝中央越發依靠南方在財力和人力上的供給以支撐搖搖欲墜的帝國結構。在安史之亂結束的廣德元年（763年），唐朝正式在廣州設立市舶提舉司，掌征收外貿商稅、檢查來往船隻、收購專賣品。之所以設在廣州，原因也很簡單：自秦漢以來的數百年裏，廣州一直是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終點，正如長安和洛陽是陸路絲綢之路的終點。當時珠江三角洲尚未完全形成，珠江口的海麵遠比現在開闊，廣州是一座海濱城市，也是南洋商舶到達中國的第一個港口。唐朝繼續以一種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態度對各種各樣的外來影響兼收並蓄。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唐以後大量海外珍奇如象牙、寶石、白鸚鵡等陸續從海路輸入，甚至奴隸的來源也出現了轉移：早先是粟特人口販子轉運的胡人婦女，而現在則出現了南洋來的皮膚黝黑且熟識水性的昆侖奴，他們成為唐傳奇中新的角色。從8世紀中葉開始，中國和世界其他部分一樣經曆了一個“南方化”的過程，來自南方的各種文化因素（如飲茶習俗）開始擴散和彌漫到全國，而南方的閩粵航海傳統自此得以全麵興盛，逐漸取代西域通道而成為此後一千多年裏中國麵向世界的窗口，改變了中國的外貿結構和文化取向，其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海外貿易網絡的形成
市舶提舉司在763年的正式設立標誌著一個海洋中國的興起，這本身也意味著當時的海外貿易網絡已成長到不容忽視的程度。
唐代廣州的海路貿易，分東西兩道，東道通往日本、渤海、流求等地，但最重要的則是向西南到東南亞、印度、師子國（今斯裏蘭卡）、波斯、阿拉伯帝國的商路，尤其是穆斯林商人。原先承擔馱運各種珍奇販運到長安的主要是粟特、回鶻等中亞的胡商，而8世紀中葉以後到廣州等地從事貿易的外商則主要是波斯和阿拉伯商人。據說阿拉伯帝國的哈裏發曼蘇爾（745-775年在位）曾說：“這是底格裏斯河，從這裏到中國沒有任何障礙，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從海上運來。”當時曾有大量來自西亞的穆斯林人生活在廣州，建造起懷聖寺、光塔（早先被稱為“蕃塔”），每年五六月間西南季風到廣州時即有人登頂宣禮，並在夜間點燈（塔高達615尺），可以作為航道燈塔來導航，此後在幾個世紀裏都是海船從珠江口進入廣州城時最高和最容易辨識的航標。
到德宗貞元十一年至十七年（795-801年）王鍔任嶺南節度史時，廣州參與海外貿易的程度愈益加深：他曾“日發十餘艇”，且“周以歲時，循環不絕”（《舊唐書?王鍔傳》）地加入到商貿活動中去。當時經“廣州通海夷道”來貿易的國家據說不下一百個——柳宗元曾記載：抵達廣州的商人“由流求訶陵，西抵大廈（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晚唐時聚居在廣州蕃坊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的數量已經達到相當驚人的程度，9世紀阿拉伯商人蘇萊曼在《中國印度見聞錄》中記載，黃巢破廣州時，“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12萬人被他殺害了”，當時廣州“是商船所停集的港口，也是為中國商貨與阿拉伯商貨薈萃的地方”。
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逐漸調敝，原本依靠轉運貿易致富的中亞城市開始慢慢走向衰敗。與之相反，在盛唐時還被視為蠻荒異域的東南亞一帶，接過了中國與印度洋沿岸的貿易中轉，許多港口因此而發展了起來。廣州遠離任何一個統一政權都城的獨立位置使它可以在任何時代都保持開放而不影響國家根本政策。這又使得南方的經濟愈加繁榮，因為自唐宋時代起，這些麵向南洋的港口主要都集中在南方；直至清代中期，長江口以北的北方唯一興盛的大港天津也是以國內貿易為主。
在這個海外貿易網絡中，中國人逐漸占據上風並成為主要的承擔者。這與此前的陸路外貿截然不同：陸路貿易的承擔者通常是粟特、突厥、回鶻等胡商，因為從長安到中亞、拜占庭、歐洲的道路極為漫長，許多路段地形複雜且盜匪出沒，是一種不斷在中間商之間分段轉運的貿易，不善控製駱駝及熟習多種語言的漢人很難從事這一貿易，因此往往是遊牧民族居中聯係並控製相關的商路。海上貿易卻對造船、駕駛技巧等技術能力提出較高要求，且海路相對安全——它隻需要一係列和平開放的港口。在早先的陸路對外貿易中幾乎沒什麽知名的中國商人，更別說移民國外了，而海路貿易最終卻使中國人深深介入東南亞的經濟結構，以及數百萬中國人“下南洋”。
商隊在陸地行走速度較慢，駱駝所能馱的貨物重量也遠不及一艘大船，而遭遇搶劫的風險卻遠高於海上被海盜搶劫，因此在火車發明之前，陸路商隊運輸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隻有非常貴重的物品才能負擔得起遠程陸路運輸的成本。這就是為什麽古代昂貴的外國商品通常隻有精英階層才能消費，將之視為一種身份象征，其經濟意義微不足道。但海路則不同，負載重的船隻反而不易沉沒，空船還需要用大量石頭或瓷器等壓艙，因此海洋使大量笨重的大宗散貨（兼有壓艙和出售兩重用途）也得以進行貿易交換，而這些也是平民可以消費的。中唐以後閩粵商人將大量中國貨物（瓷器、茶葉、絲綢等）運載到海外，並使東南亞等地的經濟活動也為供應中國市場而組織起來，最終推動了區域性工業布局的形成。此外，海外運輸還對造船技術、航海技術等各方麵提出了技術革命的要求，催生了相關科技進步。
西方學者曾用“早期全球化”（archaic globalization）這一術語來描述中古時期這一交流網絡的形成，異域貨物、思想觀念、文化力量等逐漸出現一個橫跨各洲的聯係。那是一個多中心的全球化，中國無疑是其中的一個中心——唐朝中國不僅是這個貿易網絡中的一個節點，還是其中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全球史學者jerry bentley認為，在全球性互動中，三種主要進程（大規模移民、帝國的建立和遠程貿易）具有“超越社會和文化區域疆界的重大意義”，不難看出，這三者在海洋中國的時代同時在進行。 失去的機會？
現在提起唐朝，人們常常將它視為中國古代文明曾達到過的一個巔峰，而與之相連的則是一個外向、自信、開放、文化多元的形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正是唐朝在對外交流中的行為，塑造了今天人們所感知到的“盛唐氣象”。但“巔峰”的意思是：你好不容易到達那個頂點之後，發現很難在那裏長期停留，事實上唐朝也是兩千年帝製中國時期的一個關鍵轉折點，它不僅見證了輝煌、見證了變遷，也預示了此後中國對外貿易的成功與失敗。人們或許會遺憾：為何中國未能在一個國力強盛的時代，趁著轉向南海的曆史機遇，向一個海洋國家轉型？但事實上，如果說那是一個機會，那麽，這是一個必然會失去的機會。
唐代海路貿易確實催生了一個頗有希望的“海洋中國”，然而這種繁榮，與西歐海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僅具有表麵上的相似，而其背後運作機製則大異其趣。
長距離的海洋貿易，在技術條件簡陋的時代，是風險極高的行業。一旦有一批貨物在海上沉沒，普通商人大多就此破產，因此古代諸文明中，無論是埃及、蘇美爾、中國，最初都是神廟或宮廷壟斷海外貿易——也隻有這樣財力雄厚的機構才能消費這些特殊商品。在中國，自秦漢以來，皇帝一直竭力壟斷對海外的貿易，早在西漢就有宦官代表皇帝去海外采購珠寶異物，所獲利潤也歸皇帝的個人財庫少府，而不列入國家稅收。
現代人出於一種觀念的回溯，常把唐代設立的提舉市舶司視為中國最早的海關機構，但必須記住的是：它遠非現代意義上的海關。唐代向海外貿易征收的市舶稅，實際上均由宦官主管；也就是說，海外貿易的繁榮，最終獲得好處的僅是皇帝個人。中國第一任海關官員周慶立之所以出現在《舊唐書?玄宗本紀》中，就是因為他和波斯人“廣造奇巧，將以進內”——換言之，搜羅各種海外珍奇，想獻給皇帝博取其歡心，以至於這種蠱惑皇帝的行為引起正直大臣的不滿。
研究海洋中國及東南亞貿易的史學家王賡武在《南海貿易與南洋華人》中指出：“市舶使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往往獨立於地方當局之外，並由宦官控製”。這一內廷宦官主導海外貿易的傳統一直沿襲到鄭和時代都沒有變化過。在這種情況下，海外貿易和政治合法性和皇帝私人財庫密切相關，卻不能增加國家財政層麵的財富。這並不是一種企業行為和商品經濟，從中是絕無可能萌生出近代資本主義精神的，更別說使整個國家向海洋國家轉型了。
如果當時能向一個海洋國家轉型，那必須有一個高度活躍的民間海外貿易為基礎，並把整個國家當做一個貿易公司來經營（正如威尼斯、荷蘭之所為），但這在唐代是根本不可能的。當然，這並不是說唐代的官方海外貿易毫無意義，它至少提高了遠程貿易量，而這本身也標誌著跨文化互動規模的增長。但我們應當清楚地意識到：唐代的“開放”並非現代意義上的“開放”，它和曆代一樣嚴格限製內部居民流動，行旅往來於道路河川咽喉之地都要查驗官府簽發的通行證，更不許居民私自出國（所以玄奘和鑒真兩位大師按唐代法律都屬於非法出境）；它也屢次禁止民間參與海外貿易，隻是閩粵一帶天高皇帝遠，這一禁令收效甚微。
東南沿海的海外貿易能得以逐漸興盛，在一定程度上得益於它們遠離國家權力中心的邊緣位置，這使得當地社會能打破官方壟斷的企圖，靈活地自我調整以加入到海洋貿易的活動中去，但代價則是他們的活動常常無法得到官方的支持。這有點類似《東南亞貿易時代》中所提到的東南亞在17世紀的悲劇：由於權力和貿易密不可分，統治者和大臣不允許一個擁有自己聲音的、獨立於宮廷之外的大商人階層存在，加上西方列強的競爭和打擊，遂使當地無法向一個開放的貿易體係轉型。
應該說，中國並不曾失去那個機會，因為它並不曾有過——至少在唐代是如此。然而理解這一曆史，則不失為中國人一個反思的契機。 <h2>仁宣之治與仁宣之死</h2>
在中國古代史上，有很多個盛世，有名的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康乾盛世等。明朝有兩個可歸入“盛世”的時期：一個是“仁宣之治”，一個是“弘治中興”。明末清初時，有人也把萬曆時期也說成一個盛世，但後來又有言論稱明朝不是亡於崇禎，而是亡於萬曆，此後少有人再把萬曆朝稱為盛世了。 明朝治世：仁宣之治
仁、宣，指的是明代第四位皇帝仁宗朱高熾和他的兒子宣宗朱瞻基。仁宣之治與其他盛世有一個很明顯的不同：它的延續時間特別短，兩朝加起來不過11年。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康乾盛世持續時間超過了100年，占了整個清王朝約近一半的時間。
康、雍、乾分別是清代入關後的第二、三、四位皇帝，與明朝仁、宣二帝一樣，符合一個朝代開國之後，經過一兩代人的努力，國勢逐漸上揚，遂進入升平之世的發展特點。但盛世的形成，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準備期和鞏固期，相比之下，仁、宣兩代的11年，就顯得太短促了。
怎樣才算得上盛世？一般來說有兩個標準：首先得物阜民豐、政治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的提高；其次，國力強大，有一些讓人印象深刻、能記得住的文治武功。
然而，若僅論國力之強大，仁、宣時期無疑要輸給它前麵的永樂朝。明代曆史上著名的下洋入番、五伐漠北、營建北京、經略安南、編纂永樂大典等都發生在永樂朝；仁、宣時期，幾乎沒什麽宏大政績可以稱述，甚至在宣德朝，還接連發生藩王造反、交阯行省獨立等一係列重大事變。
如果說永樂朝是夏日江水暴漲時的壯闊場麵，那麽仁、宣時期則像立秋之後江水逐漸退時後呈現出的和睦、升平景象。實際上，仁、宣朝在國力上呈現出的“頹勢”，正是仁宗和宣宗對永樂朝好大喜功政策進行刻意調整的結果。
永樂時期大興事功，國力消耗非常大，好比鄭和下西洋，花費無數金錢和人力，卻隻宣揚了“國威”；朱棣數次北征，耗費巨大錢糧，給國家財政和人民帶來了異常沉重的負擔。仁宗即位後，立刻通過大赦天下的詔書，停止了這些勞民傷財的舉措。
孔子說：“三年無改父之道，可謂孝矣。”可是仁宗剛上台即下令解散下西洋的船隊、召回各地的買辦欽使，甚至試圖放棄新都北京、回都南京等這些舉動不啻承認，永樂時期的一些政策是加在人民頭上的枷鎖，而仁宗的新政就是要為國家、百姓卸下這些重擔。
宣宗在位期間，雖然處處模仿祖父朱棣，也曾試圖出塞、下洋，但受限於永樂朝巨大消耗之後衰落的國力，已無法承受龐大開支；同時，由於長期的動亂與鎮壓，交阯行省也成為明朝沉重的負擔，宣宗最後被迫放棄朱棣時期的經略，將數十萬軍民撤回國內。總體上講，宣德年間為民減負的政策使用、較為清明的吏治使得國內經濟得到一定的恢複和發展。
仁宣時期，不僅與前麵的永樂朝形成強烈的對比，與繼之而起的明英宗正統朝也有很大不同。正統十四年間，朝政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混亂，出現了宦官幹政。大太監王振被認為是明朝第一個“權閹”。當時，蒙古瓦剌部在漠北興起，嚴重威脅著明朝的北邊，在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王振慫恿英宗朱祁鎮親征，天子王師在土木堡全軍覆沒，明英宗被俘……這意味著，大明王朝的輝煌歲月已為往事。無論是向前比，還是往後比，仁、宣年間，總體上都呈現出穩定、寬鬆的局麵，對於百姓來說，是難得的黃金十年。
所謂盛世或治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概念的定義標準是有矛盾的。在專製時代，無論是要新建宏大的土木工程，還是要發動大規模的戰爭等，都不可避免要加大對地方及百姓的盤剝，換言之，證明國家強大的事例愈多，百姓身上的負擔愈加沉重。即便是所謂“聖君”在位，如明朝的洪武、永樂時期，國內矛盾也非常突出，經常發生民變和動亂，隻是這些都被掩蓋在“盛世”的榮光之下。
可見，在一番豐功偉績之外，真正的國盛民強，還需要“與民休息”。仁、宣二帝在曆史上立名，不稱盛世，而稱“治世”；威武張揚的永樂朝，卻沒人稱之為“盛”，其要義皆在於此。 仁宗、宣宗死亡疑案
明仁宗在稱帝之前，已經作為皇太子在南京監國多年。但他隻負責處理日常的朝政，對於征伐、人事等大政，並沒有什麽權力。要命的是，他的父親不喜歡他，起初都沒想讓他入居儲位，最後還是一個相士，給他父子相了一麵，得出佳兆，才一錘定音。
中國曆史上數得著的相麵大師，就包括元末明初的袁珙，人稱袁柳莊，又稱柳莊神相。想當年燕王朱棣起兵“靖難”之前，猶豫不決，於是軍師姚廣孝把袁珙請來，給燕王相了一麵。袁珙是這麽說的：
“（王）龍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年四十，須過臍，即登大寶矣。”
朱棣生於1360年，1402年登基，正好年過四十。此判語準確，袁珙得到了朱棣的信任。
那麽當朱棣為繼承人的選擇而遲疑不決時，袁大師的相語就非常關鍵了。史雲：
“珙相仁宗曰：‘天子也。’相宣宗曰：‘萬歲天子。’儲位乃定。”
仁宗從永樂二年被冊立為皇太子，到永樂二十二年即位，在儲君的位置上一坐便是20年，過得相當辛苦。他父親經常尋借口打磨他，使他做人戰戰兢兢，做事束手束腳；他兩個弟弟又不服氣，不斷向他的地位發起挑戰。幸運的是，穩健的仁宗最後仍然順利繼位。但奇怪的是，仁宗即位還不到一年時間，就突然去世了。他是怎麽死的呢？
從明朝官修國史《明仁宗實錄》的記載來看，仁宗屬於暴亡。他死在洪熙元年的五月，而就在一月之前他還下敕給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命其修理南京宮殿，以備明年春天還都南京。同時，他派皇太子朱瞻基親自到南京坐鎮，太子於四月十三日離開北京。如果仁宗身罹痼疾，有性命之憂，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把皇位繼承人打發到幾千裏外的地方去。
五月十日，仁宗照舊處理政事，還因為翰林院侍讀李時勉和侍講羅汝敬言事不中聽，發了脾氣，將兩人降了官。十一日，忽然就“不豫”了，而且是病來如山倒，仁宗馬上預感到可能不行了，當即下令急召太子回京，次日即告“大漸”（臨終之意），仁宗在病榻上口授遺詔，並於當日駕崩於欽安殿。
仁宗從忽然發病到死亡，僅僅兩天時間。其死亡之速，與清代雍正皇帝近似。據張廷玉記載，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日，“聖躬偶爾違和，猶聽政如常”，但到二十二日晚間，忽然就“大漸”了，眾臣“驚駭欲絕”，紛紛趕到圓明園寢宮請安，沒過多久，到次日淩晨子時，雍正帝即“龍馭上賓”了。現有學者研究指出，雍正帝是長期服食丹藥致身體中毒，才突然死亡的。對於仁宗的死，民間議論紛紛，流傳著其死因之謎的諸多傳說。仁宗朱高熾之死也是明朝十六帝死亡鑒定中最大的疑案。
明成化時人陸釴《病逸漫記》說：“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指出當時社會上有兩種猜測：被雷震死，被宮人誤殺。
明代中期以後流布較廣的《明記略》一書則指出：“仁宗或雲死於雷，或雲為宮人所毒，或雲為內官擊殺。”可見後來傳言又增一種：為宦官所弑殺。
仁宗是被雷劈死的嗎？嘉靖時人張合說，雷隻是個幌子，仁宗其實是被宦官擊殺的。他在《宙載》一書中說：一個陰雨天，仁宗上罷朝，退回後宮，突然就報“崩”了——有傳聞稱，仁宗回宮後被宦官刺殺，剛好那天打雷，宦官就偽稱仁宗是被雷震死的。至於宦官為什麽要弑君，張合解釋道：“仁宗即位後，惡宦官，每欲誅戮”，結果被宦官先下手為強殺死。
仁宗到底是怎麽死的？陸釴曾好奇地向一位雷姓太監求證，這位太監給出的答案是“蓋陰症”至於陰症是什麽，陸釴沒有詳說。筆者也不敢亂解，但另有一個大膽揣測，為仁宗之死補上另一種可能：仁宗或與雍正帝一樣，是服食丹藥中毒而亡。
據史書記載，為人溫文爾雅的仁宗，在生前的最後時光，一反常態，脾氣異常暴躁，很容易被激怒，而一旦發作，幾乎難以遏製自己的行為。比如大理寺少卿弋謙，響應皇上初登基時求言的號召，多次上疏言事，仁宗就怪他“逾分”“賣直沽名”，每當臨朝之際，惡感“數形於詞氣”，話不好聽，臉不好看，大概事也難辦吧，搞得“朝臣皆悚仄，相與以言為戒”。
還有一次，他差點把明初的名臣、任過國子監祭酒（相當於明朝最高學府的校長）的李時勉當朝打死。李時勉是個好言敢諫之人，為此在永樂年間吃過不少苦頭。洪熙元年五月的一天，李時勉又出來講話了，當著百官的麵，他直言皇帝守孝之期還未結束就派宦官遠至福建選取侍女的醜事，遂深深激怒了仁宗，當朝爆發，命侍衛打斷了他三根肋骨，並降了官。不料李時勉也是個暴脾氣，性格亢傲得很，他三天內連上三份奏章，提了更多的意見。仁宗認為李時勉是故意挑釁，幹脆將他抓起來，施以嚴刑。虧得詔獄掌刑的錦衣衛千戶曾受過李時勉的恩，秘密請來醫生，為他療傷，才僥幸不死。不過仁宗真是氣著了，直到“大漸”那一天，猶有餘恨，切齒對大臣夏原吉說：“李時勉當廷辱我！”一念此事，還是忍不住勃然暴怒，當晚就死了。
脾氣暴躁、動輒發怒是服食丹藥者的共性之一。仁宗生前煉丹，且為丹藥斃命，從他的死亡的地點也可看出端倪。仁宗沒有死在“天子正寢”乾清宮，而是死在位於紫禁城中軸線北端的欽安殿。這座宮殿至今還保留了明代的建築風格，它始建於永樂年間，供奉的是永樂皇帝的保護神真武大帝，是明宮進行道教活動的重要場所。雖然沒有直接材料記述仁宗晚年都在欽安殿裏幹什麽，但顯然想必除了燒符煉丹，也別無其他事可做。仁宗身體底子本來就弱，兼之煉丹服食操之過切，內火旺盛，所以脾氣也變得暴躁。對此，曾在翰林院供職的羅汝敬後來說：“先皇帝（仁宗）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可謂直接證據。
仁宗之父明成祖朱棣死在北征回師的路上，也屬於“暴崩”。朱棣篤信道教，大約永樂十五年後就很少出朝理政了，而是在宮中建立玄壇、齋醮扶鸞。他晚年患病，卻不好生吃藥，隻吃靈濟宮道士給他進的金丹。吃了丹藥之後是什麽情況？神相袁珙之子袁忠徹說：朱棣服藥後，“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他實在痛心，便大膽諫了一句說：“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不料朱棣聽了發怒道：“仙藥不服，服凡藥耶？”永樂二十二年四月，朱棣率師出塞，出兵時身體還無恙，中途還多次宴飲群臣，不想突然發病，沒幾天就死了，他甚至沒能撐到大軍入塞。這種突發而驟亡的情形，與仁宗之死非常相似。
仁宗作為不討朱棣喜歡的兒子，為了投其所好，也學他鑽研道教，大搞修合燒煉那一套，是再自然不過之事。對於仁宗服毒，外臣多不知，或知而不敢言，但在內廷行走的近臣多有所了解。好比那位袁忠徹，還有一位名叫盛啟東的禦醫，這兩人都是入了《明史?方技傳》的人物，但都不討仁宗喜歡。為此盛啟東非常憂慮，有一次袁忠徹偷偷對盛啟東說：“你不要過於憂慮，我觀仁宗之相，非永壽之人，他不會在寶位上坐太久的。”袁忠徹的話後來果然應驗，仁宗隻做了8個月天子就去世了。這難道是袁忠徹相術高明，判人生死如寄？筆者推測應該是他深知仁宗與他父親一樣，中毒已深，不是醫藥所能挽救，故此才敢如此放言。
其實朱棣祖孫三代都是服食丹藥的愛好者，過去人們對宣宗本人的情況注意不多，我們通過一些史料片段也能發現一些端倪。宣宗與他父親仁宗一樣，也是“驟崩”的。他從宣德九年十二月底發病，到次年正月駕崩，時間非常的短，且歿年僅38歲。據太監阮安留目擊，宣宗死時“肌膚燥裂猶燔魚”，身上的皮膚就像燒烤架上的烤魚一般。阮太監說，出現這種情況是“以烈劑故”。烈劑應該就是煉丹爐裏的產品。隻是不知道它的功效是壯陽還是修合長生不死之術的。
宣宗好色，是眾人皆知的。在這方麵，他與其祖父朱棣有同好。宣宗在他父親仁宗三年的喪期還沒出，就急不可待地派人去某藩屬國選美。該國國王大為詫異：“（仁宗）初喪，（宣宗）使人求女，意實急急。”在國喪期間選女，顯然與傳統的“君德”是大相違戾的。
據明英宗天順朝閣臣李賢提供的可信材料，宣宗很喜歡修煉這一套把戲。宣德年間時有個叫常中孚的，做了一個巡檢的小官。傳言說此人身懷奇術——能“煮白金”（煮非煮酒之煮，乃指煮煉，是一種化學工藝，煮白金就是燒煉白銀的意思），誰家寶玉之器損壞了，他能修補如初。宣宗聽說他的大名，便把他找來，要試他本事。後來宣宗一高興，授他正五品的吏部郎中之職，並經常召他進宮，還專門為他在宮裏造了一處場子，方便他行其密術。他們在裏麵幹什麽，外人自然是“閑人不許入內”，就是宣宗非常親信的太監也不得一窺究竟。
身為天子的宣宗，當然不在乎江湖燒煉的那幾兩銀子，恐怕主要還是煉丹。丹藥的主要成分是硫化汞，汞也就是水銀，是劇毒之物。人長期服食硫、汞這些毒物，對內髒及神經係統將造成不可逆轉的嚴重損傷。據祝允明《野記》記載：宣宗曾乘一時之怒殺了兩名小太監。怒氣消後，方覺死者無辜，死得可憐，但悔之無及矣。一日在宮中遊幸，突然瞪大眼，指一處大叫：“那廝又在此！”即命取彈丸亂射。左右不知何故，奇怪地問：“那是什麽？”宣宗驚魂未定，喘著粗氣道：“就是被我殺死的兩個太監，他們見朕來了，伏在那裏，一言不發。”但左右什麽都沒有看到。以後這樣的怪事愈發頻密，直到宣宗晏駕。這恐怕就是宣宗在中毒之後出現的幻覺。
仁、宣二帝，一位活了48歲，一位活了38歲，都是猝死。《明史》本紀對仁宗的評價是：“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使天假之年，涵濡休養，德化之盛，豈不與文、景比隆哉。”意思是仁宗如果能多活一些年，他一定能實現明代的文景之治。其實仁宗在位雖然未及一年，人們已將“仁宣之治”的美冠加冕於他。
對於宣宗，《明史》的評價更為具體，說他“即位以後，吏稱其職，政得其平，綱紀修明，倉庾充羨，閭閻樂業，歲不能災。蓋明興至是曆年六十，民氣漸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稱讚宣宗“英姿睿略，庶幾克繩祖武者歟”，說宣宗是能繼述祖宗美德和事業的好皇帝。故後世將宣宗與仁宗聯在一起，合稱仁宣之治，是較為公允的評價。
那麽仁、宣二帝服食丹藥的內幕，是否要顛覆對他們的曆史評價呢？並非如此。史書中的皇帝多不像“人”，隻是一具被包裹在聖君金紙之下的、沒有內心世界的偶像。正史當然不會記載仁宗死亡的真相，但我們卻從關於他死亡之謎的種種猜測中，看到這位皇帝生活的不幸——20多年唯謹唯危、險象環生的太子生涯，嚴苛暴虐的父親、強勢的妻子、不友的弟弟、爭寵的妃嬪和他本人軟弱的性格，這都驅使他去“仙藥”中尋找片刻的安寧。而我們透過宣宗“英姿睿略”的形象背後，看到的是一個富有情趣、性靈而多欲的紈絝形象。這些與躺在帝王宗廟裏的那幅畫像綜合起來，才構成一個立體的“人”，使我們得以全麵地認識那個時代和那個時代的真實帝王。 <h2>一個縣令的1635</h2>
1635年，以帝號紀年則為崇禎八年。這一年，無論對崇禎皇帝還是對吳世濟而言，都是頗為重要的一年。
崇禎八年（1635年）正月十五早晨，太和縣縣令吳世濟像往常一樣早起，打算在縣衙內用完早餐後，就去城內巡查。屬下的一個緊急報告，讓他立即放下碗筷：“流寇”接近城下！
“流寇”來襲的傳言終於成為現實。為此，他已經在惴惴不安中準備了半年。
此前一年六月，在溧水縣做了六年“教諭”（明清時期縣一級政府負責教育工作的官員）的吳世濟，被任命為鳳陽府潁州太和縣新一任縣令。能夠獲得升遷自然是一件喜事，可吳世濟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
這個月，在五省軍務總督陳奇瑜的指揮下，官軍一度將李自成、張獻忠等逼得走投無路，但最後時刻，陳卻中了李、張的詐降之計。自七月開始，緩過勁兒來的農民軍重新迅速發展，河南的形勢越發嚴峻。太和縣在鳳陽府的最西端，一旦農民軍由河南東進安徽，太和必然首先成為進攻的對象。
剛一上任，就要考慮如何抵禦“流寇”，顯然非常棘手。而作為一個新到的“外來戶”，吳世濟也很清楚，像抵禦“流寇”這種事情，他必須先征詢一下當地士紳的意見。
所謂“士紳”，在明清兩代，主要是指享有科舉功名但又不做官的知識群體。這些人，要麽是告老還鄉的退休官員，要麽是考取了科舉功名但未做官的地方才俊。在明帝國廣袤的疆域內，中央政府的控製力通常隻能到縣一級政權，而縣以下大大小小的村莊，社會秩序實際上是由士紳階層來維持的。長期混跡於基層的吳世濟，當然清楚這些人的分量。
按吳世濟最初的打算，抵禦“流寇”最好的措施自然是請官軍駐防太和縣。不過出乎預料的是，他請來的“地方精英”們都不認可這個建議。他們反對的理由也很明確：明軍軍紀太差，“兵之禍甚於寇也”。“地方精英”不支持自己的意見，吳世濟隻好放棄請官軍駐防的計劃。
其實以吳世濟的經曆，又何嚐不知官軍軍紀渙散、為害地方？隻是連正規官軍應對“流寇”都很吃力，在沒有官軍駐防的條件下，太和能守住麽？ 備戰
自崇禎七年八月開始，昔日平靜的太和縣一下子忙碌起來了，鞏固城防、編練民兵、修造武器，在知縣吳世濟的領導下，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進行著。不過正式揭開太和縣備戰大幕的，卻是一篇關於太和縣境內“西人”的告示。
吳世濟所謂的“西人”，是指在太和縣境內僑居的山西、陝西商人。自十六世紀起，隨著商品經濟的空前繁榮，大明朝的商人們也活躍起來了，晉商、陝商都是當時赫赫有名的商人集團。鳳陽府地跨江淮、毗鄰楚豫，是當時商品由東向西運輸的主要通道，因此鳳陽府境內落腳的外來商人頗有一些規模。而當同樣起於山、陝的農民軍大軍壓境時，僑居在鳳陽府的山、陝商人的身份自然一下敏感起來了。
“西人”處置是否得當，直接關係太和縣民心的穩定，因而吳世濟把其作為備戰之初的首要問題。在這篇名為“查編流寓”的簡短告示裏，吳世濟首先安慰了下太和縣境內的“西人”：“爾等僑寓已久，應無不肖之心”。不過，這位知縣很快就露出了發告示的真實目的：在太和境內落腳的山、陝商人，須將自己“作何經營生業，寓何集鎮處所，係何原籍姓名，詳注一冊，送縣嚴查”。當然，吳世濟也沒忘警告本地的土著不許趁機作亂，迫害西人。
備戰工作，千頭萬緒，最重要、也是最讓吳世濟頭痛的是：沒錢。
這個時候缺錢的，可不僅僅是太和縣。明末內憂外患不斷，各類開銷劇增，於是中央政府一次次加稅，基層政權自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向上“輸血”：除了向農民征稅，像太和縣這樣基層政權還要盡可能地削減各項開支。吳世濟剛一上任，就發現縣衙賬上可用的銀兩，連正常年景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可崇禎七年，太和縣應上繳的各類賦稅，總額已超過白銀一萬兩。
“此民窮財盡，未有如今日之太和者也”。崇禎八年正月初七，深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吳世濟向上級提出“申請截留”，因為在太和縣應上繳的賦稅裏，此時還有最後一小批尚未運走。
申請發出後，吳世濟立刻陷入焦急的等待中。留給太和縣備戰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守城
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早晨，吳世濟心情頗為煩亂：申請截留的公文已經發出去七天了，卻仍未有回複；緊接著又有流言稱：一支八萬餘人的農民軍正向潁州、太和方向進發；昨夜，他又接到報告：與太和相鄰潁州方向硝煙滾滾、火光一片，潁州城怕是已經失守了。
不過吳世濟沒有料到想到：就在他吃早飯的時候，進軍神速的農民軍已經進入了太和縣境內。
吳世濟接到報告，立刻率人趕到城頭督戰。從城樓上望去，隻見塵土飛揚之中，一支穿紅騎馬的農民軍直奔城下而來，“衣飾華整，皆挾強弓勁矢，兵刃森列”，這是吳世濟對這支農民軍的第一印象。不過這位縣令很快就發現，眼前的這支部隊總共也就二千人左右，遠非之前所稱的八萬。“賊不過張其數以虛聲恐嚇我耳，”看到“流寇”數量遠比預想的少，吳世濟繃緊的神經放鬆了些許。
就算區區兩千人，應對起來也不容易。守衛太和縣的鄉兵義勇，都是從普通百姓中臨時挑選出來的，這些人既沒受過多少正規軍事訓練，更無實戰經驗。仗尚未開打，很多鄉勇義兵就被農民軍的陣勢給嚇住了。
關鍵時刻，以生員（秀才）、舉人為主的士紳階層再次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北門，負責守城門的生員侯功鴻，見手下人被“流寇”攻勢嚇得手足無措，立刻率先向城下射出一箭，以壯軍威；在東門，生員關寓卷見有奸細準備從水道中入城，不顧城上飛如雨下的矢石，親自下到城中的水道中將奸細擒殺。士紳階層身先士卒，民兵們自然士氣大振。在生員趙誌鴻負責守衛的南門西角樓，馬夫孫學詩見登雲梯攻城的“流寇”中，有一人看起來像是頭目，立刻舉磨盤向其奮力一砸，將其擊斃於城下。
沒過多久，吳世濟就接獲下屬報告：太和縣馬夫孫學詩在守城過程中，用磨盤擊斃了匪首王自用。
王自用，陝西綏德(一作宜川)人。崇禎元年，王自用與“混天王”等起義，號“紫金梁”，為王嘉胤部屬。崇禎四年，王嘉胤戰死，王自用率殘部東山再起，並憑借自己強勁的實力，被當時的三十六營義軍推為盟主。這樣一個“大人物”，竟被擊斃於太和縣城下，吳世濟在接到報告時也不大敢相信，以至於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把“斃紫金梁於城下”做為重要戰果向上匯報。
憑借著官、紳、民齊心協力，太和縣頂住了農民軍一波又一波的進攻。在五次攻城未果後，農民軍遂於十七日從太和縣城下撤離。“流寇”撤出了太和縣，吳世濟稍微緩了口氣。
但吳世濟的好心情並沒有持續多久。“流寇”剛剛退去，新一年的稅收任務又下來了。在這樣一個敏感時刻征收賦稅，顯然讓吳世濟左右為難，這位知縣唯一能做的就是：拖。 迎官軍
隨著“流寇”退去，太和縣緊張的氣氛緩解了不少。經過一番與農民軍打交道，吳世濟發現，農民軍遠沒有傳說中的可怕，在一月底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吳世濟就稱農民軍“語言裝束，直同兒戲”。作為帝國官僚體係最低端的官員，吳世濟此時是以一種蔑視的心態看待“流寇”。
同是在這個時候，處於權力金字塔頂端崇禎皇帝，看待“流寇”卻完全是另一種心情。
在鳳陽府下轄的五州十三縣裏，地位最重要的當屬鳳陽縣。鳳陽縣是朱元璋父母陵墓的所在地，又有“龍興寺”等朱元璋早年的故跡，被明王朝統治者視為“龍脈”所在。可如此重要的地方，在正月十五這天，卻被張獻忠用半天時間就攻陷了。
張獻忠本來就是個性格偏激的人，此番攻占了大明王朝“龍興之地”，更是殺心大起。據彭孫貽《平寇誌》記載：張獻忠在鳳陽的三天時間裏，“士民被殺者數萬，刨孕婦，注嬰兒於槊，焚公私廬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餘間”，而被明朝統治者視為“萬世根本之地”的鳳陽皇陵，也被張獻忠付之一炬。
二月初，鳳陽祖陵被焚的消息傳到了北京，朝野大駭。崇禎皇帝聞報後驚惶不已，孝服理政。兵部尚書張鳳翼、鳳陽巡撫楊一鵬等一批相關官員隨即被問罪，錦衣衛指揮使王世盛甚至因為楊一鵬的案子結得慢了點，也被盛怒之下的崇禎皇帝免了職。緊接著，崇禎帝下令在西北的洪承疇統兵出潼關，並限期“六月滅賊”。此後大批官軍陸續從各地向鳳陽、廬州一線開進。
二月中旬，太和縣接到官軍即將進駐的消息。身居皖北一隅的吳世濟，當然不清楚近一個月來政局的變動。二月二十日，“不識時務”的吳世濟洋洋灑灑近千言，向上級陳述了“請免派防”的各種理由。不過他這個公文剛發出去沒幾天，接洽駐防事宜的先遣部隊已經到太和縣城下了。吳世濟隻好做官軍進駐太和縣的準備。
此時事情再一次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派往太和的部隊剛到了太和縣，就因為戰事緊急給調走了，駐防太和的任務將另派其他部隊。
三月末，一張“兵至民安”的告示出現了太和縣的街頭。有了上次跟官軍打交道的經驗，吳世濟這次特意強調：“所用銀錢糧料，官兵若不還錢，俱做本縣正項支銷”。
幾天後，明軍將領楊武烈率領的一支官軍正式進駐太和縣。 抓土賊
盡管從一開始就高度重視“西人”問題，可這一塊還是出問題了。二三月間，太和縣境內連續發生了四起“西人”被害的命案。而作案的凶手，則是橫行潁州、太和一帶二十餘年的“土賊”王本仁。
與“流寇”相對，所謂“土賊”，是指長期盤踞在某一地方的賊寇。與動輒規模上萬的“流寇”相比，“土賊”規模要小很多。作為太和一帶數一數二的“土賊”，王本仁手下黨羽也不過百餘人。大明朝的高級官員們當然不屑理會王本仁這樣的“小人物”，可明代州縣通常都是沒有駐軍的，單憑衙役、捕快這些小吏，也對付不了成規模的“土賊”。“流寇”來犯之際，各地的“土賊”更是憑借對地方情況的熟悉，趁機大肆殺掠。
麵對“流寇未平，土賊四起”的局麵，吳世濟一度頗為無奈。吳世濟當然清楚“西人”命案的重要性，可本地的捕快早被王本仁嚇破了膽，自然是不能指望了。三月初，吳世濟見鄉人侯養德有勇有謀、膽略過人，特地將其請入縣衙，希望其出麵為民除害。性格豪爽的侯養德當即領命。
可五天後，兩手空空的侯養德回來複命：王本仁黨羽眾多，“緩之或可圖，一急之，即反矣”。
楊武烈的官軍入駐，對於吳世濟來講，最大的意義不在於防禦“流寇”，而在於他有了一支強大的力量去對付“土賊”。
四月二十日半夜，經過仔細籌劃，楊武烈親率一支精銳部隊直奔城外王本仁的老巢而去。不料“神通廣大”的王本仁提前接到信報，搶在楊武烈到達之前跑掉了。堂堂官軍竟然連個小“土賊”都抓不到，楊武烈不免有點喪氣，不過吳世濟卻已有勝算：王本仁雖然走脫，但此次行動足以打掉這位“土霸王”的霸氣。王本仁在潁州、太和一帶民憤極大，根本無法藏匿。吳世濟斷言：“本仁怨家多，旦晚可成擒”。
果然，幾天後，王本仁藏匿之所被人發現，楊武烈聞訊後立刻派人抓捕。“土賊”王本仁就此落網。
四月裏，吳世濟的心情顯然不錯。“土賊”王本仁就擒，免去了一個心頭大患。更重要的是，吳世濟一直期盼的減免賦稅，這個時候也有了實質進展。出於緩和社會矛盾的考慮，崇禎皇帝下旨：鳳陽府遭兵荒的州縣，崇禎六、七、八年應征的各類新舊賦稅一律停征。此前一月份下達的賦稅任務，吳世濟拖到三月份才完成，這筆錢自然被吳世濟順理成章地截留下來了。
不過對於吳世濟來講，最大的驚喜是官軍首領楊武烈。楊武烈本係儒生，因見社稷將傾，毅然投筆從戎。作為儒將，楊武烈律己律下，甚為嚴格。因而吳世濟和太和縣士紳一直擔心的“兵禍甚於寇”的局麵並未出現。 尾聲
1635年，以帝號紀年則為崇禎八年。這一年，無論對崇禎皇帝還是對吳世濟而言，都是頗為重要的一年。
這一年裏，鳳陽皇陵被焚，作為朱元璋的子孫，崇禎皇帝朱由檢當然清楚朱家“祖墳”被毀的意義。十月初，一貫剛愎自用的崇禎皇帝，第一次頒布“罪己詔”，向天下臣民承認自己的錯誤。可這個舉動根本無法挽救局勢。正如鳳陽皇陵被焚背後暗示的政治寓意一樣，明王朝此後內憂外患愈演愈烈，最終走向滅亡。
對吳世濟而言，這也是頗為不平凡的一年。在任太和縣令之前，吳世濟未做過縣令，更沒有有任何軍事指揮經驗。在“流寇”壓境之際，一介書生的吳世濟全力協調官、紳、民、兵之間的關係，為太和縣構築起了一個堅固的防禦體係，頂住了“土賊”與“流寇”進攻與騷擾。四年之後，吳世濟任滿離任。太和縣士紳百姓立碑以記其功德。 <h2>袁宏道：一個晚明士人的生活轉軌</h2>
袁宏道放蕩不羈，雅致閑適的表象之下，是一個掙紮彷徨的內心，這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也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
公元1595年，袁宏道提筆給自己的舅父龔惟長寫下一封書信，在信中，他直言不諱地列出了世間最值得留戀的“快活”事：看遍世間的美色，聽遍世上的樂曲，嚐遍世間的美味，每日大宴賓客，男女混雜，相互嬉鬧，千金買舟，帶上鼓樂妓妾，浮遊湖海……
這個萬曆年間最知名的才子，並不知道，這封短短隻有數百字的書信注定超越一封家書的意義，成為那個時代享樂主義的宣言書。如果說，在此之前，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個讀書人的人生哲學和生活邏輯的話，那麽此時，縱情遊樂，狂宴歡舞，也成為他們人生的重要組成。而這不僅僅是袁宏道個人的價值追求的更迭，更是一代士人精神轉軌的寫照。 一個苦悶的縣令
袁宏道寫這封著名的家信的時候，正在明帝國最富庶的蘇州吳縣擔任縣令，時年28歲。自1573年開始的萬曆時代雖在政治上日趨保守，但在經濟上正日華燦燦。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能夠在剛剛入仕之時就執掌一個如此富庶的區域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他自己起初也頗為得意，在他給自己的哥哥袁宗道的信中，他不無誇張地寫到，“弟已令吳中矣！吳中得若令也，五湖有長，洞庭有君，酒有主人，茶有知己。”這個出身於湖北公安名門望族的才子二十一歲鄉試中舉，四年之後就進士及第。此時的仕途更是一片光明。
但僅僅幾個月之後，他就厭倦了這樣的官場生涯，他甚至把做縣令比作是人生最大的苦差。“上官如雲，過客如雨，薄書如山，錢穀如海”，迎來送往的官場應酬，加之不堪負重的繁文縟節，讓他連連向最親近的好友們訴苦，“苦哉、苦哉！難矣，難矣！”
在吳縣大堂之上，這位縣令留下最多的並不是治理縣境的文告，而是一封封發給朋友的訴苦信。他給沈存肅說，“作吳令，無複人理，幾不知有昏明寒暑矣！”他給湘潭知縣何起升說，“若夫吳令，直若吞熊膽，通身是苦矣。”他給安福知縣楊適筠說，“吳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斷，項欲落。”
這不僅僅是一個年輕縣令的公務勞頓之苦，更是一種精神壓抑的折射。自明中葉以來的製度崩潰之態已經愈演愈烈，皇帝怠政、內侍擅權，加之文官集團內部矛盾重重，政治派係林立，相互傾軋，導致大小官員動輒掛冠而去，以至於政壇一度罕見地出現了缺官的怪狀。
早在1580年，雲南姚安知府李贄已經用棄官而走的行為詮釋了這種苦悶。那時候，李贄53歲，正是官運亨通之時。但這位晚明最知名的思想家不甘於被這種世俗的功名所束縛，他希望擺脫，這並非出於傳統的江湖與廟堂的對立情緒，而是一種心性伸張的突破。
傳統的政治體係已經凝固，而新生的個體自由又無從展開，於是這位思想家走上了離經叛道的道路，這反而為他贏取了更大的聲望。顯然，他的行為和言論在士大夫當中引起了廣泛的精神共鳴。這一點從其後來越來越高的聲望，以及落發為僧後的境遇就可知，在他輾轉官場之時，曾經一貧如洗，而如今以著書立說為業，則得到上至尚書、侍郎、下到總督、巡撫的資助。
當1588年，袁宏道第一次去拜見這位名士之時，他已經落發為僧，寄居在湖北麻城一個叫做芝佛院的寺廟之中。袁宏道對他崇拜有加，視他為精神導師。盡管長久以來，李贄一直被道學家們咒罵為瘋子，袁宏道對李贄過於放浪形骸的作為也曾不以為然，但這並不影響這個年輕人與之交往，並將這種崇敬之情維持一生。
剛剛入職一年多，袁宏道就深切感受到自己的老師曾體會到的那種束縛，但他沒有像自己的老師那樣張揚，隻是一遍一遍地向上司苦苦哀求辭職，一會是以家有喪事為借口，一會又聲稱自己身體完全無法承受公務的要求，但都未得應允。直到真正一場大病來臨，臥床數月不起，他的辭職請求才獲得了批準。 隨性交遊
袁宏道於1597年辭官之後，將妻眷寄托在無錫，開始了長達一年多的個人漫遊。先赴杭州，遊曆西湖，繼而去會稽、紹興、禹穴、蘭亭，又溯新安江遊覽黃山。他歡快的提到，自己“乍脫官網，如遊鱗縱壑，倦鳥還山。”他一路交遊文友，詩酒唱和。他與陶周望、虞長孺等人談文，與江仲嘉、梅季豹、潘景升、方子公等人談詩，與雲棲、戒山、湛然、立玉等僧侶談禪，精神上的放鬆讓他連呼，“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1584年，傳教士利瑪竇寫信給西班牙稅務司司長羅曼，不解地提到，中國的士人似乎從來不願將自己的聰明才智用於工作，而隻是樂於把時間浪費在彼此交遊，“也有些人可能整天企圖在浪費金錢，彼此拜訪，相互宴請，飲酒作樂，這對士子都是平常的事。人們都很愛好吃喝聲色之樂，且有專門書籍記載彈琴的姿勢，整年有舞蹈和音樂，還有作樂的處所、釣魚的池塘和其他消遣的處所等。”
隨著時間的推移，利瑪竇所描述的風潮在士大夫當中非但沒有消退，反而愈演愈烈。作為一個崇尚艱苦工作帶來精神升華的傳教士，一定無法理解中國士人們將交遊宴樂視為解脫苦悶的另一種替代。
政治壓抑既然無從排解，隻有投身於世俗的狂歡。王陽明的“心學”，李贄的“童心說”將士人們最後一絲兼濟天下的責任感卸掉之後，剩下的就隻有性情的放縱，生活的縱樂，以及品行的狂狷。種種怪誕舉止，不僅不會遭到責難，反而會在士林之中贏得讚譽。
評判一個人高下的標準，不再是官階的高低，而是交遊的廣泛，以及文化上的獨特建樹。也正是在這種思想寬鬆、相互鼓蕩的環境下，迸發出罕見的文化盛景。1640年代，江西一位文人徐世溥不無眷戀的在給友人的信中提到萬曆年間的這種盛況，在他眼裏，趙南星、顧憲成、鄒元標、海瑞的道德風節，袁黃、焦竑的博物，董其昌的書畫，徐光啟、利瑪竇的曆法，湯顯祖的詞曲，李時珍的本草，趙宦光的字學，都是可以與古代先賢媲美的，而這些人同時湧現在萬曆時代，堪稱“文治響盛”。
而徐世溥提到的這些的萬曆年間的精英們，不少都與袁宏道有過密切的交往。 寄情聲色
1596年，袁宏道還是在吳縣任上之時，他給朋友董其昌寫了一封信，其中提到了一本書，稱它“雲霞滿紙”，甚至強過西漢辭賦名家枚乘的《七發》，遺憾的是，這本書，他隻得到了前半部的抄本，他問董其昌能到哪裏抄得下半部。
十年之後，在給另一個朋友謝肇淛的信中，他再次提到了這本書，他揶揄借書不還的謝肇淛說，“料已成誦，何久不見還也？”讓袁宏道念念不忘的這部書，就是《金瓶梅》。這部署名蘭陵笑笑生的情色小說至今無法確定其作者到底是誰，而袁宏道的這兩封書信竟成為證明其最早在世間流傳的物證。
在袁宏道生活的萬曆時代，在士人的圈子裏傳看情色文學，幾乎成為一種堂而皇之的風尚。世俗商業的繁華激發了人欲的膨脹，士大夫們早已不再把潔身自好，引領道德的責任扛在肩上，與其說是世俗的繁華誘引士人們追求一種縱樂的生活，不如說，是士人們的精神解禁引領了整個社會道德的解禁。
袁宏道的朋友謝肇淛描繪當時的士大夫已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粱肉，身薄統綺，通曉歌舞之場，半畫枚第之上”。晚明另一位著名的文人張岱更是直言不諱的聲稱自己，“極愛繁華，好精舍，好養蟀，好妾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羞，好花鳥氣……”
擺在在士人們案頭的，除了《金瓶梅》，還有諸如《金主亮荒淫》、《如意君傳》、《繡榻野史》等等書籍，那些一時技癢的文人更是親自操刀上陣，陸采的《南西廂記》、屠隆的《修文記》、沈璟的《博笑記》、徐渭的《四聲猿》都備受推崇。
即便是流傳於街頭巷尾的笑話，也寓情色於笑謔，萬曆版的《謔浪》和許多附刊於《諸書法海》《繡穀春容》諸書裏的笑談集都是如此。而市麵上公開售賣，流行的春宮圖更是有二十多種，其中萬曆版的《風流絕暢圖》和《素娥篇》還是其中精品，《風流絕暢圖》還以彩色套印而成為世上最早的一部彩印圖書。
如此豐富，充滿聲色的晚明世界，讓不少海外漢學家們驚呼袁宏道所生活的時代為“淫蕩的世紀末”。這些漢學家似乎沒有錯，士人們不僅僅留戀紙上風月，更貪戀於現實中的風月場所。袁宏道曾描述人生的一大快活事就是，風流浪蕩，耗盡資財，盡管一身狼狽，但仍然可以“托缽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盤”，樂得逍遙快活。
那些徘徊在蘇州、杭州、金陵等江南繁華聲色場所的士人們，忘卻科場失意，仕途暗淡的苦悶，醉心於歡歌燕舞之中，以至於無妓不成歡。“金陵十二釵”“秦淮四美人”“秦淮八豔”在士人們杯酒言歡之際品評而出，狎妓已經不僅僅是一種癖好，而上升成一種文化，在晚明香豔的笙歌中，家國理想不知不覺中演變為人欲的放縱。 矛盾中的雅致生活
在過足了閑居的生活後，袁宏道再次出仕了。他來到京城擔任了一個閑職。看上去，他對這個職務頗為滿意，“若真看作隱居之地，未有不足者矣”。在給友人的信中，他這樣描述自己的生活狀態，“養花種竹，賦詩聽曲，評古董真贗，論山水佳惡，亦自快活度日”。
他養花，為此專門寫了一本《瓶史》，論述瓶花供養和插花藝術，書中不厭其煩地提到一些養花的技巧和細節，諸如京城冬天寒冷，不但會凍裂銅器，瓷器的花瓶也容易裂，因此需要用錫瓶。他品茶，為此走遍京城，品評水質的好壞，他提到水以西山碧雲寺水、裂帛湖水、龍王堂水為佳，高粱橋一帶的水混濁而不宜用。他飲酒，雖然酒量隻有“一蕉葉”，但仍寫了一部《觴政》，他把下酒物分為五類，悉數優劣。這樣的論述，用閑適、精致的散文寫就，無處不透露出一種士人生活的雅致情趣。
1600年，袁宏道的大哥袁宗道病逝，他再次擺脫官場，隱居故土。在湖北公安縣城南的柳浪湖邊，他傾盡全部積蓄修築了一所柳浪館。四周楓柳環繞，盛夏時，濃樹遮樞，入秋則楓葉如錦。在柳浪館中，袁宏道與一些高僧整日座談禪理。
1930年代，當林語堂在時隔300多年後再次“發現”袁宏道時，仍然被他文章中那種精致的閑情所打動。此時，正值林語堂大力推動“閑適”和“幽默”的文學，袁宏道那種清疏淡雅的文字，以及文字中處處透露出的文人閑適，無不讓林語堂驚歎：“近來識得袁宏道，喜從中來亂狂呼。”
但袁宏道是否是真心沉醉在這種看似閑適的雅致生活當中，則無從判斷。從他後來的一些行為來看，他應該是一直處於一種矛盾的心態當中，既希望從此遠離官場，徹底醉心在自己營造的精致小世界當中，同時又不甘完全忘卻世情。他把自己比作是樹上的猴子，在樹上時，想著樹下的飯，在樹下時，思量樹頭的果子。“寂寞之時，既想熱鬧；喧囂之場，亦思閑靜。”
這在他去世前幾年表現得尤為突出，在家閑居六年之後，袁宏道再次出仕，先是擔任了禮部主事，後又擔任吏部主事，此時的袁宏道表現出難得的積極有為的姿態，力排眾議，法辦了貪贓枉法的都吏朱國梁。吏部尚書楊時喬正在病中，聽聞此事，“驚厥而歎”，稱讚袁宏道是“國家之福也”。隻是這並未持續很久，一年後，袁宏道去陝西擔任主考官，而後就去世在任上。
如果袁宏道的生命再長些，不知道是否會徹底改寫之前留給世人那個放蕩不羈，閑適雅致的形象，這一點，魯迅可能更通透些，他說袁宏道“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的人，讚《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
也許，在縱樂的表象下，每一個看到晚明悲劇結局的士人，都依然懷有著這種未曾表露的內心吧。 <h2>老鼠：壓垮明王朝的一根稻草</h2>
1644年的中國，正是明清交替。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檢、農民起義軍闖王李自成、清朝的攝政王多爾袞，或許還應加上一位，明朝的遼東總兵吳三桂。其實，還有一位主角一直為人們忽略：小小老鼠。
1644年，農曆3月15日，闖王李自成率大順軍抵達北京城北郊的居庸關。這裏是北京城的最後一道天險，然而關隘卻無人防守，明朝總兵唐通出降。3月16日，大順軍到昌平。昌平的巡撫何謙逃走，總兵李守自縊。大順軍乘勢焚毀了明十二陵的享殿。17日，他們已經到達了阜成門外，將北京城包圍。
這時的李自成，令一位投降了自己的明朝太監杜勳入城，要與崇禎皇帝朱由檢談判。在17日的夜裏，杜勳向北京城頭用箭射了一封信，說明他要見皇帝，太監王承恩將他用繩子係了上來。杜勳告訴崇禎帝，李自成開出的條件是：割西北疆土給他，他另立為王，此後他將不奉詔，不入覲。另外，再給銀兩100萬兩犒軍，他就可以暫退河南。
接下來發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隊伍勢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檢倉皇出逃，在故宮後的景山吊死在一棵老槐樹上。
曆史在此留下了疑團：以李自成的實力，打敗眼前的明朝軍隊已經根本不是問題，又何必開出“西北王”的談判條件？如果朱由檢真的答應了他的條件，他還真退兵不成？
就在李自成進軍北京的路上，二月裏，他曾在寧武關與明朝軍隊有過一場激戰。那一仗，明朝守軍不過幾千人，李自成的人馬有幾十萬，但明軍守將周遇吉拚死抵抗，大順軍還曾經中了明軍的計，一下子折損幾千人。最後李自成用人海戰術，前仆後繼以數萬人的代價，才拿下寧武。
慘勝之後，李自成心有餘悸，前麵的關隘還有很多，都這樣打還受得了？不如先班師回西安吧。不料就在他們想退之時，忽然又收到明朝大同和宣府的總兵的降表，於是又改變計劃，決定繼續向北京進發。
所以，或許也可以這樣推論，連李自成自己都沒想到，北京城拿下得如此輕易。他在寧武關遇到的隻是一員總兵官的部隊，那麽防守京城的，豈不是明朝最精銳的禦林軍？ “老鼠‘消滅’了明朝”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麵對的北京，實際已是一座疫病蹂躪的鬼城。後人在講到明末清初改朝換代的這段曆史時，往往都注重講政治大勢，軍事攻防，曆史學家們很少有人關注到這場發生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的慘烈大疫。
1997年，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的曹樹基教授在他的論文《鼠疫流行與華北社會的變遷》中，提出了明末華北地區流行的大疫實際就是鼠疫，在2006年他與李玉尚合寫的《鼠疫：戰爭與和平》一書中，又對此觀點進行完善補充，明確提出：“老鼠‘消滅’了明朝”。
曹樹基的史料根據，大部分來自華北一帶清朝末年的地方誌。根據他的勾勒，這場大疫，是從崇禎六年到崇禎十七年間流行，發源地大致在山西的興縣，然後到大同，再到潞安。接著，鼠疫傳到陝西的榆林等地。崇禎十四年時，大疫傳到河北大名府、順天府等地，那裏的地方誌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互相殺食”的記載。崇禎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發生大疫。
為何判定北京的這場大疫是鼠疫？曹樹基查到的地方誌記載和明人當時的筆記，人們稱這場大疫為“疙瘩瘟”“疙疽病”，這實際是對腺鼠疫患者淋巴結腫大的稱呼，而當時的傳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有一個叫吳彥升的官員，剛準備去溫州赴任，他的一個仆人死了。他命另一仆人去棺材店買棺材，久久不見回來，竟然死在棺材店裏。有一對新婚夫婦，婚禮之後，夫婦坐於帳中很久沒有出來，打開帳子一看，夫婦兩人死於床的兩頭。隻有鼠疫才能有如此強烈威力。這場鼠疫，發生在北京城破前一年的二月到九月。
台灣的著名明史專家邱仲麟，於2004年在《明代北京的瘟疫及帝國醫療體係的應變》一文中，對北京的這場大鼠疫有更詳細的描述。到崇禎十六年四月時，北京每天死人上萬，以至於城門都被運出的棺材堵塞。沿街的小戶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門口的最多，街頭連玩耍的孩子都沒有了。有一個統計數字，這場大疫奪走20萬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當時的人口，估計在80萬到100萬，也就是說，每四到五個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堪稱是一場超級大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的北京城裏盛傳種種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間整夜敲擊銅鐵器驅鬼，“聲達九重”，官方也沒法製止——這是怎樣的一座鬼氣森森的城市！
這時候，政府還能做點什麽？當時的皇帝似乎已經顧不上這事。雖然在崇禎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發了，直到了七月，駙馬鞏永革上疏說，請皇帝“軫念孓遺，亟賜拯救”，這時朱由檢才下了一道諭旨，撥銀兩萬兩，令五城巡城禦史收埋死屍，再撥一千兩銀子給太醫院，醫治病民。然而病人、死人太多，這點銀子杯水車薪，根本不夠用。
即使貴為宮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當時有位叫張真人的法師來北京，剛出宮不久就被皇帝叫了回去，命他施咒誦經來驅逐病魔，但死亡的人仍不見少。開始宮中每死一人，還能得到四千錢的撫恤，後來，連這個錢也沒了。
可以想象，這時駐在北京的明朝軍隊怎能幸免於瘟疫。邱仲麟寫道，當時在北京的明朝軍隊，名義上說有十來萬，大疫過後，少了一半。他引的一位明朝遺民張怡的說法，當時李自成的隊伍殺過來時，能上京城城牆上防守的軍人，連一萬人都湊不齊。不過，明朝的軍隊向來腐敗，駐京城部隊吃空額的現象由來已久，也就是說，原來到了軍隊發餉的時候，還可以叫許多百姓來頂替領餉，比如，叫來許多小商販或衙門班役來充場麵，但現在百姓死得人太多，連頂替點名的人手也找不齊了！
不但是士兵、小販、雇工大批倒斃，北京城連叫花子都找不到了。當時的守城將官低聲下氣求人來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檢下令讓太監三四千人上了城牆。到了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內城上五個城垛才有一個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殘，“鳩形鵠麵，充數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經到了西直門時，京城還沒什麽像樣的防禦，而士兵們每天隻有百餘文錢去買粥充饑，怎能抵擋李自成的精銳之師？
有史料說，當時的明朝軍隊打仗時，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動，軍官“鞭一人則一人起”，可是這個起了那個又趴下，說他們是軍心渙散也罷，全無鬥誌也罷，或許，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邱仲麟在這裏也同意曹樹基的看法：崇禎十六年的大疫，間接造成了北京的淪陷與明朝的滅亡。 戰爭與病菌
但是，這裏仍有疑問。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隊伍攻進一個大疫之城，他們自己難道不會被傳染？下一個問題就是，那麽清軍呢？李自成僅僅在北京待了42天，接著是另一撥改朝換代，清朝人進來在北京建都，他們不會感染上大疫？
曹樹基對此的解釋是，李自成進城的時刻恰逢其時。正好到這個時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經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為天氣轉暖，還沒能流行開來。
這裏要解釋一下腺鼠疫與肺鼠疫。一般人們都知道，鼠疫是一種由老鼠傳染的烈性傳染病。具體說，是由老鼠身上所帶的跳蚤，將鼠疫杆菌傳染給了人。這是腺鼠疫。腺鼠疫的顯著特征，就是淋巴結腫大潰爛。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轉化而來，表現為劇烈胸痛、咳嗽、吐血。肺鼠疫的厲害，在於它是人與人之間的傳染，已經不需要老鼠作為中介，類似sars。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氣溫低的條件下。
“每一種疾病，有每一種疾病的機理。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時，它就會平息下來。這個時候李自成來了。如果李自成早幾個月進來，他們也會被鼠疫消滅掉，不過，到最終清軍還會進來，這個大趨勢不會變。曆史的演變真是非常有意思。”曹樹基說。
在這個1644年的春天，李自成進北京又退出北京的前後，從曹樹基研究的史料上看，在天津及南方，繼續流行鼠疫。疫區一直伸延到了蘇州、杭州。從症狀的描述來看，既有腺鼠疫，又有肺鼠疫。
今天，人們可以在網上看到關於鼠疫與明末清初曆史變局的各種假說。有人說，李自成的部隊後來與吳三桂及清軍的決戰之所以大敗，就是因為在北京已經感染了鼠疫，喪失了戰鬥力。到後來，李自成屢戰屢敗一潰千裏，就是這個原因。而清軍，占領北京後又遲遲不南下，聽憑南明建立流亡政府抵抗，也是這個原因。
對此，曹樹基並不敢認同。“李自成進北京後，應該說鼠疫對戰爭是沒有直接的影響了，後來發生的那些都屬於政治史了。至少從史料上來說，沒有李自成及其部將士兵染病的記載。”
“這一點確實比較詭異。從曆史記載上看，李自成的部隊經過的地方，都變成了疫區，發生了大疫，但是確實沒有李自成部隊本身受感染的記錄。”
關於戰爭與疾病的因果關係，曹樹基的合作者李玉尚曾寫過一篇論文，講述太平天國戰爭時，霍亂的流行怎樣對這場戰爭發生影響。
在同治元年七月，太平天國戰爭已經到了決戰時刻。清軍一方，曾國藩的部隊本來已經形勢大好，滿以為可以一舉拿下南京。不想，一場凶猛霍亂使得“士卒十喪四五”，死去的人數以萬計，有時軍中病人連侍候服藥的人都沒有了。
“這個時候，正是太平天國一方大舉反攻的好時候。可是，霍亂同樣也襲擊了他們的軍營，使得他們也無力進攻。這樣，戰爭進入了僵持。本來預計馬上會結束的戰爭，又拖延了三年。”李玉尚說。
這是最典型的疾病直接影響戰爭的事例。而李玉尚的論文和結論，最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自曾國藩的書信。
在以往，人們隻關注明末清初的政治鬥爭和軍事戰爭，在正史中，關於這段曆史時期的疫病記載不但少而且相當模糊。曹樹基說，他做這段研究時，看了大量地方誌，而邱仲麟的研究，大量曆史資料是來自明人的筆記。
如果我們仔細去對應戰爭的軌跡與疾病的軌跡，仍會發現許多對不上的地方。或許，疾病流行本身的規律我們還沒有悟透；或許，是因為當時的記錄者也好，後世的閱讀者也好，目光早已被那改朝換代的大事變所遮蔽，已經無暇關注到在翻天覆地的狂飆之中，那藏在人間角落裏的小小老鼠。 人與鼠：戰爭與和平
但是事情還沒有完。鼠疫最初是怎麽發生的？為什麽明末的幾場大鼠疫，都是從山西開始的？曹樹基開始注意到，自明清以來，山西長城口外地區的自然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從這時候開始，有大量的漢人遷入，大片原來的牧場被開墾成農田，這裏的生態環境變了。
曆史記載，大批漢人進入塞外是在明嘉靖年間（1533-1534），大同邊衛發生變亂，許多漢人逃往口外投奔蒙古俺答。他們還大肆招徠漢族逃民在那裏耕田。也有記載說蒙古俺答也從內地虜掠漢人過去，從事農活。
本來在草原上生活著大量的老鼠。它們中也會有攜帶鼠疫杆菌的病鼠，“但是隻要帶菌老鼠的種群小到不足以傳染流行，就沒關係。在草原上一般就是這個情況。”曹樹基說。但是，如果大量的人過去，改變了這種關係，情況就不同了。這時，人與鼠接觸的機會就大大增加，特別是在發生旱災的情況下。
據鼠類專家的研究，一旦發生旱災，老鼠會到處去找食物，其中不少就竄到了人類的集中居住地。而因為它們吃不飽，會導致體質變弱，這時它們身上帶的跳蚤會格外多，幹旱使鼠洞內溫度相對升高，又促進了鼠疫杆菌在跳蚤體內的繁殖。
這時的老鼠對人就相當危險了。可是恰恰這時，人們——受了旱災的饑民們，偏偏要到處找老鼠。他們需要刨鼠洞裏的糧食充饑。可以想見，這時人們帶回家的，不僅僅是老鼠們存下的糧食，更有老鼠們身上的跳蚤、和跳蚤們所帶的鼠疫病菌。
查一查明朝末年的曆史記錄，關於災荒特別是旱災的記錄觸目驚心：萬曆十年、十五年、四十五年，都曾發生瘟疫，也都是大旱之年，崇禎十四年之後，是連續四年的大旱，瘟疫也一直延續到明朝的滅亡之後。旱災發生後，災民們會四散逃荒，使得瘟疫也隨之四處擴散，而像北京這樣的都城，一旦感染瘟疫，又會隨著它向外輻射的條條官道，把病菌傳到帝國的四麵八方。這還是在不打仗的情況下。一旦旱災、瘟疫和戰爭同時出現的時候——這正是明朝末年的情形——這個社會就開始崩潰了。
如果沒有戰事，或許明朝政府還可以集中精力去應付災荒。但明朝末年的時候，明王朝麵臨著強大的外敵入侵。為了應付遼東防務的沉重負擔，於是加緊對社會攤派苛捐雜稅，這又導致社會矛盾激化，激起一輪又一輪的民變。戰爭，又導致災荒和疫病的後果成倍擴大，無法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