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舊聞新說
中國曆史的側麵Ⅲ：曆史的縫隙與灰燼 作者：《看曆史》雜誌 主編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h2>民初國學大師的生意經</h2> 章太炎：不懂用錢，卻能掙錢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隨便都能拿出兩三萬來買房，估計羨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為章老爺子一直過得很富裕，那就錯了。
他早年鬧革命，窮得一塌糊塗，最困頓的日子在日本一天隻吃一個麵餅。民國建立後，他和湯國梨女士在上海結為伉儷，蔡元培為之證婚，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革命領袖均與會慶賀。當時辦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禮”，章太炎沒錢，隻好把袁世凱授給的勳章也作聘禮，湊齊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總算有了“家室”。但他不僅“家”是租的，連家具都是借來的。全部財產，就是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賀儀，大約7000元。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朋友對他說錢多了不好攜帶，不如存入銀行。章太炎覺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辦理。那人拿回一張存單給章，幾天後，湯國梨發現隻有3500元。
自己窮不打緊，連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國初建，不少人投機鑽營，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個名人，孫中山、袁世凱都得給幾分麵子，弄點錢應該不難。思前想後一番，就興衝衝到北京去要錢，胡適曾記錄了此事：當時內閣總理熊希齡的秘書陳漢第與章太炎關係不錯。某天，章太炎去找陳，說要借600萬外債，修建某項目，請袁總統批準。陳漢第很奇怪，問你要這麽多錢幹啥。章太炎天真爛漫，說我當你是朋友，你不告訴別人，這600萬借款，我可得60萬回扣。陳漢第愣了半晌，說此事估計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來了，找到財政總長梁士詒，胃口小了很多，說隻要10萬。梁不同意，說最多1萬。章太炎罵了一通，才拿錢走人。
胡適以羨慕的筆調敘述：“章太炎一下發達了。”不過，章此舉實在荒謬，一時被傳為笑柄。
弄到錢後，章太炎的生活狀況大為改觀，但他根本不知道錢該怎麽花。他以為一件東西就是一個價，一張鈔票用一次。買東西也從來不問價格，買啥都是伸出同樣麵額的鈔票，人家說不夠，就再給一張。如吩咐下人買包煙，給5元；女兒要做大衣，給5元；出門坐趟黃包車，給5元；看中了一本書，給5元；連族人修祖祠找他讚助，也給5元，引得來人罵其小氣。
章太炎的好日子沒過多久，二次革命的時候，他被袁世凱騙到了北京，被軟禁了2年多。不過在軟禁期間，袁世凱還給他發了“工資”，每月500銀元。
民國初期，章太炎手上雖然沒存款，但也不怎麽缺錢，沒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凱、黎元洪等人都當他是“國師”、“顧問”級別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貼或者補助。
到了20世紀20年代，北洋分裂，國內一片動蕩。章太炎從政府部門撈不到錢了，就應江蘇教育會之邀，在上海講國學，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開銷不小。章太炎不僅沒固定的收入，對生活問題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湯國梨常出門張羅錢財，有時甚至去當鋪典質。某段時間，章家經濟實在困難，章夫人湯國梨無奈，建議丈夫賣字換錢。可章太炎既不登廣告，寫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賈們不認識，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東上門收租，說章家積欠房租20個月，倘若不繳清，請搬家走人。湯國梨氣得直掉眼淚，就寫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見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國著名法學家、大律師，得知章家落魄於斯，不甚狐悲，當即就寫了兩張莊票（錢莊的銀票），一張付積欠，一張尋好點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資助，章家才得以遷入同孚路同福裏25號。
或許是因為夫人發了火，窮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覺得有必要認真賺銀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魯迅、胡適、鬱達夫等晚輩出書拿稿費不一樣，專門寫壽序、墓誌，要價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腦溢血病逝於天津，黎家後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寫墓誌銘。章太炎獅口一張，要價上萬，黎家還真給了，當時媒體稱為“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張學良巨資求詩人陳三立撰寫墓誌，陳三立斷然拒絕，張學良轉求於章太炎，章欣然提筆，給錢就寫字。章太炎發財門路一開，日進鬥金，不僅達官貴人，連一般富戶也忍不住尋上門來。
對章太炎的行徑，許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陳獨秀就批評：“晚年的章太炎，給軍閥官僚寫墓誌、壽序一類的東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萬銀元的潤資，變得庸俗了。”連魯迅對恩師這種舉動也頗有微詞。
20世紀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與青幫大佬杜月笙還有過交集。
章太炎的侄兒住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紛，請章幫忙。章聽說杜月笙在法租界隻手遮天，便寫了封信。不料杜不僅排難解紛，還專程登門拜訪。臨告辭時，杜月笙悄悄將2000銀元的錢莊票壓在茶杯底下。此事讓章太炎很受感動，覺得杜有豪俠之風。此後杜月笙每月派人給章太炎送錢，兩人從此交好——此事讓梁啟超實在看不慣，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章被“誘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時，遍求當代名人的墨寶，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傳聞開出了上萬的天價潤筆。
有如此名氣，肯這樣撈錢，能不發達麽？ 梁啟超：最重要的是投資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遭到通緝，流亡海外。當時在海外華僑中，保皇黨依舊有很大的實力，兩人便以“保皇會”的名義，用股份製方式，向港澳地區、北美和大洋洲華僑出售股票募集資本，創辦“廣智書局”（位於上海外灘租界）和“新民叢報社”。
梁啟超沒錢，但能寫東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叢報》初創，主要文章幾乎都出自梁啟超之手。對中國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叢報》在清末年輕人心中的地位。毛澤東曾回憶：“16歲時，讀到了《新民說》，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不僅時常模仿梁氏文風，還取名‘子任’，意為做梁啟超（任公）的學生，後來幹脆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就對梁啟超的文章推崇備至，不但自己如饑似渴地閱讀，還大量地郵寄回國內給他。
報紙暢銷，報社的回報自然豐厚，在1902年到1903年間，梁啟超分得“新民叢報社”紅利上萬銀元，當時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多一點。也就是說，梁啟超隨便幹一年，就成了百萬富翁。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當月他在家信中說，《庸言》第一號印了一萬份，沒多久就賣完了，還有續定數千，形勢喜人。明年二三月間，銷售額估計能達到二萬份，要是真這樣的話，“則家計粗足自給矣”。如果每期的實銷都能達到二萬份的話，“年餘五六萬金耳”。
梁任公一年賺五六萬，居然說“家計粗足自給”，這氣魄估計讓不少人羨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兩卷30期。
北洋時代，梁啟超曾兩次擔任政府總長，一是1913年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二是1917年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時間都不長，以梁公之人格和賺錢能力，實在沒必要貪墨。1918年底，梁啟超退出政界赴歐遊學，宣稱以教育文化為業，走教育救國之路——此次遊學，梁公基本是自費，換一般人肯定開銷不起。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兼課，後應聘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月薪大約四五百銀元。
無論是當政府總長還是清華導師，梁公的工資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稅就不得了。民國初年，版稅給的最高的地方，當然是成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當時有多火呢？據學者陳明遠考證，“民國初年，全國書籍營業額約為1000萬銀元，而商務印書館約為400萬銀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蔡元培、梁啟超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梁啟超在商務印書館拿的版稅雖然比不上林紓和蔡元培，但為數也不少。僅僅舉一個例子：1922年10月，梁啟超給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張元濟寫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照舊，為40％；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元。張元濟則回信說：“千字20元的事情，請別跟其他人說，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個像您這樣的高手都這麽要，咱支付不起……”
梁啟超頗有經濟眼光，將不少錢拿來投資，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東，也曾往北洋其他實業裏投資。1928年他給女兒的信中透露：“有二萬內外資本去營業。”
也就是說，無論在政界、文化界，還是金融界，梁啟超都遊刃有餘。不過梁公平時作風簡樸，除了喜歡發表政論，幹點“通電全國”的事兒，個人倒是沒多大開支。順便提一句，清末民初發電報可是相當燒錢。對政府的行為有所不滿，給全國有影響的幾百家報紙都發一通電報的話，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銀元——梁啟超每年都要以個人名義幹幾次，足見其豪奢。
講了這麽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況。
兩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養親戚家的幾個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這麽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個人養活，壓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僅維係著大家的日常生活，還同時供應兩三個子女前往美國、加拿大留學。另外，老友林長民去世後，梁啟超又幫忙照顧著林的兩個妻子和幾個孩子——當時梁先生的兒子梁思成和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已經訂了婚，正在國外留學。倘若不是梁啟超，林徽因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學業。
梁啟超還很注意投資房產，從1912年歸國之後，十餘年時間在北京買下來了幾處住房，都是氣派的四合院，無論租與賣，都是大資產。讓他最滿意的房子還是建在天津的“飲冰室”，由東西並立的兩座現代化三層小洋樓組成。他晚年的許多重要著作也是在這裏寫成，後辟為梁啟超紀念館。1925年8月，梁啟超還出資1萬元買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別墅，這座兩層小洋樓作為梁家人休閑避暑所在。
無論梁啟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錢來得都很幹淨，所以他不讚成章太炎晚年對權貴的態度。但若說梁啟超是文人中“理財大師”，另外一個人肯定會冷笑幾聲——沒錯，此人就是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 康有為：最有錢的民國文人
民國年間，康有為在文壇上的地位顯然不比在晚清那會兒，即便後起之秀們對這位頑固的保皇派精神領袖多有批判，卻絲毫影響不了其張揚著發大財。如果說康有為是民國文人中最有錢的，沒有之一——估計沒人反對。
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慈禧軟禁，康有為流亡海外，組織“保皇黨”。當時康有為懷著一腔熱血，聲稱奉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外結強援，內交豪傑，伺機助皇帝再掌大權。其時六君子被弑，全國有識之士無不扼腕，海外華僑對維新誌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為籌措經費，收益頗豐。
手中握著大把資金，康老夫子的個人生活過得豐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為訪問墨西哥，向華僑宣傳他的政治理念。當時墨西哥城正籌款修築有軌電車，他發現商機，買下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大片房產。不久之後，這些地價上揚好幾倍，賺了10多萬墨西哥鷹洋。1907年，49歲的康有為在美國西部演講，既發展了一批保皇黨成員，又募集了不少資金，還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僅17歲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國華僑，懂四國文字，熟悉中國文化，當時，何被康之演講所迷，以為遇到了大英雄，不顧父母反對，執意以身相許。1911年6月，康有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貧寒的16歲神戶少女市岡鶴子納為四姨太。
保皇黨本就組織渙散，黨魁康有為怎麽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這個賬在清末絕對是糊塗的。
1913年，55歲的康有為剛一回國就發了筆橫財——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國政府接收後，為了修建馬路，又將其拆毀。康有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聯名廣東縉紳十幾個，找廣東政府談賠償。當局無奈，將廣州永漢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賠給了康有為，還補償了一大筆錢。
1914年春，康有為攜全家遷居上海，他預測到上海的地皮肯定會漲，迅速變賣了廣東的房產，在上海買了大片地皮。此後，上海地價連續飛漲，康有為一點兒一點兒地賣，大賺特賺。
到上海之初，康有為並沒買房子，而是租了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此處占地十畝，花木扶疏、曲徑通幽、樓台交錯、亭閣輝映，既有洋樓，又有平房，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有得一比。此園的主人本是猶太人辛溪，破產後將房子賣給了清末大買辦盛宣懷。康有為從盛家後人手上租來，每月租金120銀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當於上海尋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歲的康有為在英租界內的愚園路購地10畝，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遊存廬”，後世稱為“康公館”。
遊存廬的裝修可以用一個詞兒概括：豪奢。
幾棟房子的裝修姑且不談，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錢：一個曲折的大池塘，能在裏麵劃船，上架兩處木橋，池內放養了500條大金魚。院內種有1200多株樹，有從日本買來的櫻花400株，從蘇州買來的紅梅數十株，還有開綠色花的梨樹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說。更厲害的是，園內還養了兩隻孔雀、一隻麋鹿、一隻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為除了在張勳複辟時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幾乎沒做什麽大事兒。他有兩大愛好：一是投資房地產，二是四處遊玩結交朋友，有時候兩者結合起來，在遊玩中投資賺錢。
除了“遊存廬”，康有為還修建了三處別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園”、上海楊樹浦的“瑩園”和青島會泉的“天遊園”。
“一天園”占地三十餘畝，位於西湖的丁家山，康有為到杭州時看中此處，花錢買了下來。從1920年起開始建設，前後分11期，四年後才完工。此處山花爛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悅目。康家直到抗戰爆發後才將其出售。
楊樹浦的“瑩園”毗鄰吳淞江，屬於短期投資，築成僅一年多時間，就賣給了日本人。
青島的“天遊園”原是德國在青島設租界時建築的提督署，當地稱之為“提督樓”，一戰德國戰敗，撤出青島。此提督署成為官產，1924年康有為將其買下，改名“天遊園”並加以擴建，用於夏日避暑。
除了投資房產，康有為一年賣字也能賺不少錢。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國書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並不忌諱將此當作生意，明碼實價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上海、北京各大書店還放置“康南海先生書潤告白”，中堂、楹聯、條幅、橫額、碑文等，有求必應無所不寫。官僚軍閥、富商地主趨之若鶩，據有關統計，此項收入，每月就能為康夫子進賬1000銀元。
康有為超級會賺錢，但是開支也驚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個子女（長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錢、公子小姐的零花錢，每月馬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傭男仆就有40幾個，加上管家賬房、司機廚子、園丁保鏢，以及負責守門的幾個印度人，雇人的工資又去了好幾百。
另外，康夫子頗有任俠之風，家中常駐的門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則十餘人，多則三十餘人，全都能享受到貴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澀的青年才俊上門求助，康有為基本上是慷慨饋贈。
康有為喜歡大宴賓客，書畫大師吳昌碩、詩人陳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請之人。他也好收門徒，如畫家徐悲鴻、劉海粟均是拜門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啟超曾稱頌康有為：“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
據有關學者統計，康家最熱鬧的時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約160斤。仆役每天采購日用品得用汽車拉。他在上海期間，每年花費不下於1萬2千銀元。
1927年3月，在上海過完70大壽的康有為擔心北伐軍對其不利，將家搬到青島。當月29日，康有為在赴宴後腹痛難忍，先後請了兩位醫生來診斷，其中一位日本醫生診斷其為食物中毒，並開了藥。30日，康有為精神好了些，自以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淩晨5時，康有為卻感覺非常不舒服，據其弟子、前清舉人呂振文和其外甥李雲光的記載，康臨終前“七竅出血”。對於康有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人的終結。 <h2>亦真亦幻“大槐樹”</h2>
從明嘉靖年開始，“大槐樹”開始出現在關於移民的傳說中，成為北方人群對祖先曆史的集體記憶，並經過清初的修譜牒、碑文逐漸凝結為一個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樹”已經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書出版，曆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
對此，洪洞縣誌辦主任張青作為一個致力“大槐樹”研究將近三十年的地方學者，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論斷：“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無論從時間上，從地域範圍上，從組織規模上來說，無疑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根據張青的統計，從在明初洪武至永樂的50年間，從洪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運動達18次，有漢、蒙、回、滿四大民族參與，大槐樹的移民始祖姓氏為1230個，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陝西、安徽、江蘇、甘肅、寧夏、廣西、湖北、山西等18個省（市），600多個縣份。而後經過曆代轉遷，大槐樹的移民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的後代”，總人數超過兩億人。
然而，在“大槐樹”成為中國移民史上最為閃耀的關鍵詞的同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無數的大槐樹後裔，都在一次次發出疑問，為何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廣泛的移民運動，卻不見諸於正史的記載？大槐樹移民到底是一場真實的曆史事件，還是一部被建構的曆史？為何數以億計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樹”作為遙遠的故鄉？
至今，這些問題仍然是未能完全解開的“曆史之謎”。 “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
張青認為大槐樹移民的規模為中國移民史之最，依據是其“有誌可稽，有譜可查，有函可依”。事實的確如此，各地數不清的家譜記載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幾百年來，更有眾多的大槐樹後裔不斷地前往洪洞尋根問祖。
然而，當人們開始探究大槐樹的背後時，所遇到的也是同樣的問題，為何隻有在家譜裏，才能見到這場移民運動的無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會會員趙戴文在為《洪洞古大槐樹誌》一書做序時，就曾為大槐樹的影響之大甚為感慨：“吾晉洪洞縣大槐樹，聲噪於直、魯、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魯、燕、豫之人，曆其地者，無不以為先祖之古跡，肅然生敬焉。”但是讓他遺憾的是，這樣的一場移民運動“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
不僅僅是正史沒有記載這一事件，就連移民的發生地洪洞，在從明至清所修的6個版本的縣誌中，也都對大槐樹隻字未提。
研究者隻能以各地的家譜作為進入“洪洞大槐樹”的主要依據，當尋根者前往洪洞尋找故土時，他們的依據也是手中泛黃的家譜記載。然而，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元末大亂，我始祖考諱順，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豐壤，見其土沃俗美，於城北三十裏許，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劉家營’。”是時，距離明初的山西移民運動，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譜和碑文中，雖有關於山西的記載，但並沒有“大槐樹”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陽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載：“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隨後，“洪洞”開始在家譜中出現，如修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長垣縣西了牆村《王氏家譜》載：“我始祖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諱義，遷居長垣縣合陽裏西了牆村。”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屢屢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間以後，擁有類似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在張青等人搜集的譜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樹後裔的家譜絕大多數創修於清朝中後期，其中關於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鄭氏族譜載：“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載：“後人欲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間修的臨清張氏族譜載：“張氏係出於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鄭州郭氏族譜載：“吾姓自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於鄭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溫縣王氏族譜載：“由山西洪洞縣攜四子遷鞏之南河。”光緒十三年修的菏澤王氏族譜載：“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如民國四年（1914年）清源北營村王氏族譜抄本載，其始祖於明代由陝西紅廟遷到洪洞大槐樹，經官分撥到清源北營村；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長頭村孟氏族譜也寫道：“其係山東孟軻後裔，先祖遷陝西，後遷山西洪洞，元時因均賦均丁，始祖孟和奉遂遷至現址。”
1926年，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後，在當地進行了社會調查，並於1933年由李景漢編成《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出版，書中記載，在接受調查的62個村莊中，共有10445戶，分為110姓，除了極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認為先祖是在明初從山西洪洞遷來定縣的。
如今譜牒中所載的大槐樹後裔密布於廣闊的華北區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東三省最為集中，在這三個省份裏，各有七十多個縣（市、區），其居民多自認為是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在河北，邯鄲縣地名辦在地名普查中發現，在全縣12個鄉鎮250個村莊裏，有一半以上村莊自認是從洪洞遷來，理由便是“有家譜、碑文可稽查”。在山東，據嘉祥縣地名辦的調查，全縣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認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樂年間遷來山東。
與這些家譜一起廣為流傳的，是眾多有關明初山西遷民的傳說。“燕王掃北”說的是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裏無人煙”。戰後，登基稱帝的朱棣不得不從洪洞大槐樹移民到空虛之地。“三洗懷慶府”講的也是類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與元朝的精銳部隊在懷慶府一帶反複攻戰，當地居民反複無常，元軍來支持元軍，朱元璋來支持朱元璋。眼見著戰事毫無進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軍把懷慶府百姓斬盡殺絕。領命的常遇春帶兵在懷慶府殺了三個來回，直到此地雞犬不留。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煙密集的洪洞向懷慶府移民。
“打鍋牛”“腳趾甲複形”“背手”“解手”的來曆等，則描述了大槐樹下遷民的過程：移民們留戀自己的家鄉，官府就貼出告示說：“不願遷徙者，到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內趕到；願遷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鄉民紛紛扶老攜幼，匯合到洪洞大槐樹下，官府卻突然“變卦”，眾多的官兵包圍了大槐樹下手無寸鐵的百姓，強迫他們立刻遷徙，不忍離別家園的人們痛哭失聲。官兵強迫人們登記，領取憑照，並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腳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將一口鐵鍋打破，各執一塊，作為後代的認親標誌。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於長時間被捆綁而變得麻木，但是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到了新家園也習慣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隻好向官兵報告：“要解手”，於是到後來，“解手”就成為大槐樹移民後裔所說的上廁所的代名詞（在對“湖廣填四川”的民間記憶中也有，類似“解手”的傳說）。
在一個又一個村落中，人們伴隨著“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麽，大槐樹下老鸛窩”的民謠出生、老去。在不斷發酵和成長的“大槐樹”族譜和傳說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認知，紮根在無數人的內心深處。 族譜裏的“大槐樹”
與無數“大槐樹族譜”的產生和急劇增長相應的是家譜體例的完備。明成化七年（1471年），黃岩謝氏重修族譜，“參用歐、蘇家法”，“篇有序，序有義”，把族譜分為七項內容；金壇段氏做族譜，則“先之圖，次以家傳，又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文為段氏作者”，再加上譜序，共有四項內容；江西豐城遊氏做族譜也是先列本族世係圖，以表世係，次之譜，以記其行實，而後列曆朝誥赦及名儒的詞章，再加上譜序，共有五項內容。至此，明代宗譜的體係大致定型。明萬曆以後，各地編撰的族譜更多，體例也更加完整。
在體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對修譜的時間間隔也更為注意，短則十年一修，長則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補充新材料，使族譜充實、完整。
根據長期關注並搜集大槐樹移民資料的研究者黃澤嶺的觀察：“在嘉靖年間以後，宗譜的編修已經相當正規化和經常化了，這是嘉靖中後期宗族發展的結果。”
在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這種現象，是在以往的中國所鮮見的。從先秦到魏晉，編撰族譜曾是王公和士族的專利，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一般人等還是不被允許修家譜。唐朝建立後，隨著意在抑製山東舊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錄》《姓族係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皇唐玉牒》等一係列巨製官譜的問世，私修家譜之風開始出現，不僅舊族“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蓽門寒族”也“百代無聞， 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封鎖不追述本係，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學興起後，私修家譜現象更多，編撰者們相信：“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宗法》）。歐陽修與蘇洵則首開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譜先河。至和年間，歐陽修“以其家之舊譜問於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編成歐陽氏新族譜；大約同一時期，蘇洵也有感於自己宗族間“喜不慶，憂不吊”“相視如塗人”的狀況，編成蘇氏族譜。歐、蘇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們編撰族譜的體例，遂為之後的族譜編撰之典範。
明朝建立後，麵對“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局麵，首務之一就是重塑漢文化的正統。1279年，廣東崖山，宋朝在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中慘敗於元軍，陸秀夫負帝蹈海，而在此之前，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已在金朝的統治下度過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曆來講求“華夷之辨”的傳統中國，異族入主中原帶來的後果無疑是極為嚴重的——兵燹戰亂、顛沛動蕩導致禮俗隳壞流失、文脈斷絕。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親自撰寫《資世通訓》一書訓誡天下：“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複古治道，乃著是書。”接下來，畢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盡力扭轉“胡俗”，以“複先王之舊”。
在興學校、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廣興推行教化的同時，明朝也對仍存在的對平民祭祖的限製進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建議變革宗族製，“乞詔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這條建言隨之引起巨大反響。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著隻能追祭三代的限製，此外還有“庶民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等諸多限製。
在夏言提出建議的當年十一月，明世宗“詔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製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為普遍現象，私家修譜之風更盛。
清朝的建立並沒有打斷這一過程，相反的是，身入關後沒過多久，康熙就頒發了《聖諭十六條》，要求天下臣民“篤宗族以昭雍穆”，此後鄉約與宗族結合，宗祠的修建與族譜的編撰更為普遍化。
於是便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清朝中後期，傳統社會在重重衝擊之下開始崩塌，但是編修家譜之風卻達到了頂點，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當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始祖時，很快遇到了“我從哪裏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縣劉氏族譜編成，自認是一個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縣，不知其幾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為縣，古河陽郡也，遂家焉，傳六世矣。”劉氏乃是士紳之家，其族譜纂修者劉章之兄劉文是天順六年舉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學熏陶。如果說他們尋找始祖尚不為難的話，那麽其他人可能就不那麽容易了，這從“致仕縣丞德州宋諫”為劉氏族譜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來：“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眾口相傳的“大槐樹”就這樣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在此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河南濟源衛溝衛氏於雍正十三年創修了《衛氏家譜》，家譜稱：“祖籍山西晉陽人也，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陽裏無恨村，又移西軹城小十字後居下泥溝。”這同相距兩三公裏的軹城衛氏始祖來曆的說法是相似的，軹城衛氏“本山西省陽城縣人，洪武年間避亂遷居於垣曲縣之西南峪子村”，而軹城衛氏是遠近聞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間曾經出過衛肅、衛詣、衛謀三位進士，很有勢力。衛溝衛氏也許是附和了讓他們羨慕的軹城衛氏，不過到後來，衛溝衛氏幹脆“變革”了他們的始祖籍貫，此後每次續修族譜，衛溝衛氏的說法就有一次新變化：嘉慶六年衛溝衛氏族譜的序言為“餘族由太原而遷濟居住無恨而移軹，源遠流長”，鹹豐二年家譜則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遷無恨繼遷軹鎮，更遷泥溝。”從陽城到太原再到洪洞，衛溝衛氏終於成了洪洞移民。
還有人幹脆把對“身之所自出”的懷疑寫進了族譜， 如創修於順治十一年的河南濟源東留養村《任氏族譜》寫道：“餘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濟源縣軹城裏一甲當差至今，相傳已三百餘歲矣。或曰：其先蓋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來曲沃至濟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則是毫不遲疑地把“洪洞”寫進了族譜，並諄諄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晝出負販”“弗事詩書”的河南孟縣東田丈村花廷寶創修了花氏祠堂，並“嚐謂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遷移以來，世代變更，子孫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遺也。’”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曆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曆史》）
對於這段謎一樣的曆史，還有人給出了這樣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遷自洪洞，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於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鄒古愚修，鄒鵠纂；民國(1934) 《獲嘉縣誌》卷8《氏族》） “民族主義”下的大槐樹
清末民初，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在山東觀城、茌平等縣任典史，他所見到的已是處處皆為大槐樹後裔的局麵，經行之處，無論是官吏還是平民，聽聞他來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譜拿給他看，都說是從“洪洞大槐樹老鸛窩”遷來。
這些經曆讓景大啟甚為感慨。當時還有一名洪洞人劉子林也在山東為官，景、劉二人相商後，遂起創修古大槐樹遺跡之意。二人在山東募得紋銀390兩，寄回洪洞托人維修廣濟寺殘存之塔基，並修建古大槐樹紀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銀兩耗完，創修大槐樹遺跡之事隻好停頓。恰好此時曾在河南確山、登封等縣任知事的洪洞人賀柏壽致仕還鄉，又募得錢300餘吊，使得創修大槐樹遺跡建設繼續進行。民國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跡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而在此之前，自認是大槐樹移民後裔的他鄉客來到洪洞，雖有“不勝故鄉之感”，但無處可覓先祖出發處，隻能站在汾河邊上“撫景流連”。
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景大啟在確定地點時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傳聞”，他在《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中說：“古大槐樹子在敝莊廣濟寺之西，即世所謂遷民處也。”
就在洪洞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對大槐樹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派盧永祥進攻山西民軍，盧部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在與洪洞比鄰的趙城（後並入洪洞縣），“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餘一家，不遺一物”。如此搶掠三日後，盧部南下洪洞，“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留下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然而到了洪洞後，盧部卻秋毫不犯，途徑古大槐樹處，士卒還紛紛下馬羅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為祖宗裏居所在地，弗擾也”，賀柏壽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樹實有“禦災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跡的同時，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也正在快速向現代轉型，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出現在上層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包容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迅速形成。在“反滿救漢”的旗幟下，“尊黃”思潮風行一時，革命黨人把西方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夷夏觀”結合，推崇黃帝為漢民族始祖，大量關於黃帝的論述和專著隨之出現，如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攘書》，黃節的《黃史》，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曆史教科書》，此外還有革命性很強的《黃帝魂》等專著。同時，《國粹學報》《新世紀》《民報》《浙江潮》《警世鍾》《新湖南》等報刊上也都發表了許多關於“黃帝”的言論，黃帝這個遠古時代傳說中的人物，在民族主義的萌發下，被革命黨人塑造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對於這一現象，孫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中分析說，“尊黃”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國人為了民族國家的建構而新發明的一種“崇拜”，黃帝崇拜的敘事由古代、現代、本土、外來的因素編織而成，雖然表麵上首尾一貫，其實是一個混合語，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來品。
在這樣的潮流中，眾口相傳的“洪洞大槐樹”迅速被納入到民族主義的話語體係中來。洪洞地方的知識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進行再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象征。
民國三年（1914年），賀柏壽在其撰寫的《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中說道：“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源者，宜及時表彰，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大槐樹處之待於揭諸者，顧不重哉。”
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在其卷7《輿地誌?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 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曆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誌遺跡。”
民國十年（1921年），景大啟又編撰了《洪洞古槐樹誌》百餘本行世。十年後，洪洞人柴汝楨在舊誌基礎上重新編撰，匯為《增廣洪洞古大槐樹誌》一書，時任洪洞知縣的柳蓉為之撰寫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樹與蒸蒸日上的民族主義思潮聯係在一起，他認為，無數的人都心係大槐樹，“何以故，種族觀念使然也……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感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
至此，“大槐樹已經不再隻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曆史》） <h2>“偶然”的曆史</h2>
“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白居易的這首詠史詩，也許隻是發一點詩人特有的感慨，但卻道出了曆史研究者經常會有的某種困惑。曆史的演進，偶然性的因素實在太強了，很多事如果不那麽趕巧，曆史也許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二戰時英法殘軍困守敦刻爾克，如果希特勒不輕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繼續猛攻，恐怕連英國人自己也認為，幾十萬英軍小命休矣。德軍地麵部隊的停頓，給了英國人喘息之機，為英國保存了幾十萬生力軍。否則，下一步如果德軍進攻英倫三島，恐怕英國連守衛的都沒有。法國已經完了，英國再失敗，美國人也未必會參戰，那麽，反納粹同盟，自然就無從談起。二戰的曆史將會怎樣？天知道。
同樣，清朝最後一年，其實朝野上下也沒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雖然革命黨人拚命革命，精心設計的廣州起義，動員了全黨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擲，結果，廣州起義一敗塗地。親自領軍奮戰的副領袖黃興負傷，領袖孫中山遠避美國。可是，群龍無首的武昌新軍，在誰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下，起哄一鬧，居然大獲成功。這個武昌起義，本身就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義爆發前幾日，起義者在漢口租界試驗炸彈失敗，他們的據點不會暴露。那麽，新軍中革命黨的領袖，就不會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劃成了起義，也跟此前多個起義一樣，屬於密謀家的密謀，參與者嚴重動員不足，勁頭自然不會很大，一舉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大。如果不是傳說據點暴露，革命黨人花名冊落到朝廷手裏，那麽，新軍上下的恐慌，不會如此厲害。道理很簡單，誰也沒見過花名冊，誰知道那裏有誰。於是，凡是平時跟革命黨人有過接觸，或者看過過激宣傳品的新軍士兵（人數眾多），難免不人心惶惶。從戰爭心理學角度，這種恐慌，實際上等於是一場最好的戰爭動員——為了自保，人人有拚死的決心。當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個人心浮動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軍官，不去多事，出頭訓斥躁動的士兵，這層窗戶紙興許也不會有人馬上給捅破，拖上兩天，士兵發現沒事，也許恐慌就平息了。革命黨人再想鼓動造反，就沒那麽容易了。即使士兵們鼓噪起來，如果此時的湖廣總督，是個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帶上來的瑞澂，不急於逃跑，穩住陣腳，堅持兩天，起義也難以成功。事情都趕到一塊兒了，於是武昌起義就成功了
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時曆史好像密閉容器裏的粒子，胡亂撞一氣，誰碰上誰都沒準，但其實並不盡然。曆史雖然未必像某些曆史學家講的那樣，必然有規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還是有的。比如敦刻爾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當時不犯錯誤，就算納粹席卷了全球，最終也維持不下去，因為這樣的極權統治，從根本上違背人性，遲早還是會垮掉，隻是垮掉的方式和時間跟現在我們已知的不一樣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義的成功，從根上說是因為滿清新貴的收權行為，得罪了大多數的漢人士紳，人家不再幫忙。鬧事者總會有，有人幫忙，則鬧不成事，沒人幫，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國響應。毀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h2>窮京官混世之法</h2>
京官窮，是古代官場的一個永恒主題，大家說也說不完。其實，京官窮，大官不在此列，權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難。窮的，隻是那些小京官。所謂京曹，即中央政府各個衙門裏的屬員，無權無勇，人數眾多，一般來說很閑，但卻沒錢，他們甚至比不上那些經手瑣事的胥吏，由於有公務經手，在手續上就可以卡點油水出來。這種狀況，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祿又出奇低的明清兩代，尤其明顯。
京官之窮，是因為沒機會直接刮地皮。同樣一個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縣，平常年景，說不上貪酷，一年幾萬兩雪花銀總是會有的。但是在京裏，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兩銀子，再加上一點祿米。京師米貴，居大不易，這點錢糧，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麽多半是要餓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歡哭窮，做了京官，則一塌糊塗，活脫脫一個個怨婦。最有名的是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日記》裏，在罵人之餘，總是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的困窘。還有人填了曲子訴苦:“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隻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京官哭起窮來，好像每日等米下鍋，忍饑挨餓，日子都沒法過了似的，其實大抵屬於“家兄江南沒，舍弟塞北亡”的詩人作詩，當不得真。沒錯，這些小京官，的確房租經常拖著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賒”，動不動就跑當鋪，經常隨份子送禮，欠債也屬於家常便飯。但並不等於他們真的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們往往出有車，食有魚，家裏有啞巴牲口，還雇有拿工錢的家仆。李慈銘一邊說自家沒米下鍋，一邊卻記錄自己赴一個宴會，又一個宴會，魚翅海參沒完沒了。當然，很有可能，這邊主人在赴宴，飯店門口，仆人找來嚷嚷:“大奶奶說了，當的那個鐲子到期了，趕快去贖!”晚清有嘲京官詩雲，“天樂看完看慶豐(看戲)，惠豐吃罷吃同豐(吃席)。頭銜強半郎員主(即各部的郎中、員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級屬員)，談助無非白發中(麻將)。除卻早衙簽個字，閑來隻是逛胡同(妓院)。”雖說有點誇張，但也八九不離十。其實，當年吃瓦片的租房戶，即便承租的官員拖欠房租，也斷沒有把人趕走的，因為租戶裏有個官員，對外好說話。而平時的商家，從來都是賒賬的，按年節一總收賬，因此，拖欠和賒欠，對於官員不算什麽大事。
總而言之，京官雖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窮，但日子並不真的像京裏窮民那樣難過。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見習翰林(庶吉士)大考未過，外放老虎班知縣，因過於驕橫丟了烏紗，馬上就捐一個內閣中書進京，雖說沒有錢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還過得不錯，時不時可以捎點特產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來錢的道兒。
京官第一種來錢的道兒，是打地方官的秋風，即揩油。當然這種揩油，屬於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方官總是要進京辦事的，一進京，消息馬上傳開。同年(科舉同屆)、同事、同鄉，一擁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開筵席同時撒錢。作為地方官，進京辦事，有關部門自然需要打點。主管長官得重點關照，但是，自家的關係，也必須麵麵俱到，同年、前同事、同鄉、大小菩薩，每個麵前一炷香，一個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緊的是關係網，如果這種在大家眼裏天然合法的關係，都照顧不到，丟下一個半個，馬上名聲就壞了。官場上，關係複雜，說不準誰和誰有點什麽瓜葛，得罪一個，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時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卻不能落個薄情寡義的名聲，破壞官場約定俗成的規矩。地方官的撒錢，廣積人緣，就是這種約定俗成的規則。按這個規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沒有政績也不用怕，隻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別倒黴，趕上戰亂，進了官場，大抵都可以無災無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種來錢的道兒，是吃來往京師的同鄉商人。明清之際，官商之間往來的平台是同鄉會館。說起來商人們弄會館，是便於同鄉之間互助的，但是幾乎從一開始，這玩意兒就成了周濟進京趕考舉子和窮京官的場所。舉子進京趕考，可以在會館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會照顧同鄉商人，這屬於商人的期貨投資。對於現任京官，憑借會館，時不時地給點補助，實在困難的，還可以在會館下榻，不收房錢，這屬於現錢交易。
京官的第三種來錢道兒，則屬於職務額外收入，這一點，古今一理，就不多說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後，這種職務額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級官員機會更多。
所以，窮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隻要有個官銜，即使在北京這種消費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腦滿腸肥。 <h2>國士無雙</h2>
漢元年四月，駐在灞上的劉邦軍拔營啟程，經由杜縣(今西安長安)南部，進入子午道赴漢中而去。
前往漢中的劉邦軍，不過三萬餘人。這支三萬人的部隊，是劉邦擔任楚國碭郡長時期的本部兵馬，他們自沛縣起兵以來一直隨同劉邦轉戰南北，最終從武關攻入關中。秦王子嬰統領秦政府投降以後，劉邦接收了駐守關中的秦軍，擁軍號稱十萬。鴻門宴議和，劉邦接受了項羽的講和條件，將投降的秦軍全部交與項羽處置，隻留下這支三萬人的老部隊。這支三萬人的軍隊，將士們都出生於關東地區，以泗水郡和碭郡出生的人最多，他們是劉邦軍團的核心和中堅，史稱碭泗楚人集團，未來漢帝國的功臣宿將，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這支三萬人的老部隊之外，還有一批數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隨劉邦前往漢中。這些人，都出生於關東各諸侯國，他們或者隨同劉邦由武關，或者隨同項羽由函穀關進入關中，在項羽分封天下為十九國以後，按照各歸故國的命令，都應當回到自己出生的國度去。然而，這些人對於現狀不滿意，不滿足，他們不安心，不安分，不願意馬上回到故鄉去，去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凡生活，他們還想趁亂拚一把，博得功名利祿。他們仰慕劉邦，覺得跟隨劉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頭也在所不惜。這批人的數量有數萬人，史稱諸侯子，他們加入了劉邦軍，堅持下來的人，後來也成了西漢建國的中堅，革命成功以後，終身享受漢朝政府特殊的優待，這已經是後話了。
出生於楚國東海郡的韓信，正是屬於跟隨劉邦前往漢中的數萬諸侯子中的一員。不過，在所有的諸侯子中，韓信的野心最大，瞄準的目標最高，他是衝著指揮漢軍的最高軍職——大將而來的。
進入漢中以後，韓信被編入漢軍，出任連敖。連敖是楚國的官名，大概是軍中的中級武官。劉邦自起兵以來，一直是楚軍的一部分，服從楚王，采用楚國的官製，他對於主動歸屬於漢軍的他國將士，大體采用官製對等接受的原則，特別是歸屬過來的別部楚軍，與舊部一視同仁。韓信在項羽軍中最後的軍職是郎中，相當於侍從武官，他在劉邦被左遷，在劉邦軍經曆艱難困苦的時候前來投奔，自然受到歡迎和優待，連敖的級別應當不低於郎中。
脫楚歸漢的韓信，他的心願，不是在軍中積功步步升遷，逐級得到爵祿官職的封賞。韓信是自比薑太公和孫武子的人，他希望劉邦是周武王，是吳王闔閭。他認定劉邦有帝王之才，看準劉邦軍缺少一位統軍的大將，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幹得到劉邦的賞識，成為漢軍的統帥，領軍擊敗項羽，成就如同薑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孫武子指揮吳軍敗楚的偉業。然而，離開項羽投靠劉邦，辭去郎中而任連敖，從級別上來說，或許算是有所升遷，從職務上看，反而離開君王更遠，幾乎沒有直接進入漢王視野的機會。韓信大感失望，鬱鬱不得誌的埋沒感與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穀。
據史書記載，韓信在連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韓信究竟犯了什麽罪，由於史書失載，我們已經無法考究。以韓信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而論，或許是集體逃亡? 刑場上，同被判處死刑的人，前麵已有十三人被斬首，輪到韓信的時候，他抬起頭來，仰望刑場的監斬官大聲喊道：“漢王難道不是想要奪取天下嗎，為什麽反而要處死壯士?”
當時的監斬官是夏侯嬰，韓信的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見韓信身材高大，相貌偉岸，在即將被處死的時候毫不恐懼失態，反而是冷靜豪邁，堂堂能言，當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嬰釋放了韓信以後，開始詢問交談，一席話下來，他心中暗暗稱奇，感到韓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馬上推薦給劉邦。
夏侯嬰是劉邦的同鄉，泗水亭長任上的鐵杆哥們兒，沛縣起兵以來的心腹大臣。夏侯嬰的推薦，劉邦是買賬的，他當即下達指令，任命韓信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負責軍隊的後勤供應。出任漢軍治粟都尉的韓信，相當於劉邦軍的後勤部長，官職地位，已經遠遠高於連敖，相當於別部將軍一類了。
得到夏侯嬰的賞識，被推薦出任治粟都尉，是韓信在劉邦軍中出頭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韓信，因為後勤工作的關係，與當時擔任丞相、負責整個漢王國行政事務的蕭何有了接觸。經過幾次接觸，蕭何感到夏侯嬰眼力不凡，韓信確是人才。
蕭何是有識人慧眼的人。當年，劉邦還在泗水亭長任上廝混的時候，身為頂頭上司的蕭何早早地察覺到劉邦是內慧有肚量的人，敢擔當能承頭，對他另眼相看。後來的事實證明，蕭何的眼光一點不錯，劉邦確實是獨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蕭何，識人的慧眼再一次開啟，他預感韓信是獨步天下的統帥型人才。更讓蕭何興奮的是，韓信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漢中，可謂是上天特意賜予的瑰寶，來填補劉邦軍的缺陷，引領劉邦軍脫出當前困境的希望應當就在韓信的身上!
在蕭何看來，劉邦的才能，政治長於軍事。以政治才能而論，當今天下，無人能出劉邦之上。如果以軍事才能而論的話，排名第一的，無疑是項羽，項羽之後，當數章邯。钜鹿之戰，王離兵敗，章邯抗衡項羽半年之久，正是在兩雄難分高下的空隙間，劉邦才能夠所向披靡，一舉攻入關中。所以，以排名而論的話，劉邦當在第三。
進入漢中以後，劉邦所要麵對的敵人，是章邯加上項羽，單純地看，第一聯合第二對第三，這已經遠遠超出劉邦的能力了。放眼劉邦軍中，如同樊噲、周勃、灌嬰這樣的勇將是大有人在，能夠統領大軍獨當一麵，可以與章邯和項羽對抗的人物，卻一個也找不出來。獨當一麵的領軍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擾劉邦軍的難題之一。蕭何預感到，韓信正是這樣一位可以填補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韓信的加入，眼前這場第一加第二對第三的不利博弈，將可能有根本的改觀。
劉邦軍進入漢中以來，陷入了從來沒有經曆過的困境。漢中北有秦嶺，南有大巴山，為一狹小的山間盆地，隻有幾條漫長而險峻的山間小道連接巴蜀和關中。在範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為首的三秦軍的主要任務就是圍堵劉邦，他們已經嚴密地封鎖了漢中進入關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夠返回關中，進而東去，是進入漢中的劉邦軍所麵臨的生死攸關的又一難題。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謀的張良，已經在項羽的命令下隨韓王成東去，失去了軍師的劉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脫出困境的辦法，正陷於焦慮和困苦之中。
在蕭何與韓信的密切接觸中，擊敗章邯，脫出漢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須涉及的話題。讓蕭何震動的是，韓信對此已經胸有成竹，他對蕭何詳細地分析形勢，明確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陳倉”的反攻關中的計劃。這個計劃，讓蕭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當蕭何進一步聽取了韓信對於項羽的看法，對於楚漢間強弱形勢可以轉化的分析以後，他益發堅信自己的眼光和經驗，他斷定，韓信，唯有韓信，是能夠引領劉邦軍走出困境的統帥人才。
國士無雙，就是蕭何在這個時候對於韓信所作的評價，他允諾韓信說，定將請準劉邦親自召見。 <h2>土木堡之變：明王朝的轉折</h2>
明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軍事重鎮宣府以東的懷來縣土木堡，此地離京師西北咽喉要地居庸關一百來裏地，而東距懷來縣城隻有二十五裏。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鎮和他親率的數十萬大軍在此紮營，計劃第二天天明啟程，順利的話當晚能越過居庸關，將蒙古鐵騎甩在關外。
然而，驍勇而有謀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領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這個致命的錯誤，早已彎弓勒馬等候時機的蒙古騎兵第二天將英宗及其扈從圍困得如鐵桶一般。懷來以西一百五十裏的宣府，駐有重兵，但難以及時馳援。經過一天一夜的鏖戰，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線——由於駐地水源被切斷，明朝軍隊士氣低落，國公、駙馬、尚書、侍郎等數十位高級官員戰死，撮弄禦駕親征的大太監王振，被痛恨小人誤國的護衛將軍樊忠一錘錘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國人闔家團圓的中秋節，身邊隻剩下一個太監的英宗束手就擒。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變”，這次事件被公認為是明王朝從強到衰的轉折點。從此，明朝對北部遊牧民族采取守勢，用重兵守住九鎮等據點，修築長城，企圖禦敵於外，舍棄了成祖的國防方針——最好的防守就是出擊。後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為尊者諱，以阿q精神書寫皇帝被俘乃“北狩”。
這場巨變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於謙頂住了要求遷都南京的壓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鈺先監國，後稱帝，是為代宗。尊英宗為太上，絕了瓦剌“奇貨可居”的念頭。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後過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後趁代宗病重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掌握國炳，於謙受到了清算，被殺。
“土木堡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多數人歸罪於王振惑主，而英宗過於輕率地親征——所謂的“浪戰”。英宗原本可以避免這場浪戰，皇帝親征，多數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軍事統帥，往往弊大於利。英宗既不是也先這種馬背上長大的首領，冒箭矢、逆鋒鏑習以為常，也不同於高祖朱元璋起於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不同於成祖這樣的雄才之主，帶兵“靖難”而登九五。英宗八歲登基，長於深宮之中、婦人之手，連紙上談兵的趙括都不如。
而專製最大的毛病是：沒有誰能糾正最高統治者的錯誤。一種專製僵化的體製內，決策的正確與否，係於最高領導者的個人素質。若最高統治者昏庸，體質內儲備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決定草率親征為例，這不是個北征季節，因為曆朝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開拔，秋季班師。原因是這個季節天氣暖和，既利於糧草的儲運，也利於南方士兵的作戰。而北方遊牧民族正相反，他們一般是秋高草黃馬肥的季節，向中原王朝發起進攻，此時以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結束，有了糧食，便於騎兵的剽掠。然而因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擾大同，參將吳浩戰死。天朝的威嚴受到了挑戰，所以英宗倉促親征。兵部尚書鄺野和吏部尚書王直的苦諫，英宗根本聽不進去。
大軍浩浩蕩蕩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軍底細的瓦剌部避實就虛，不與銳氣方盛的明軍交戰，而是等待其師老兵疲，在撤軍途中伺機伏擊。而撤軍時英宗又聽信了王振的話，不從大同南下蔚州，再經紫荊關回京師——這個路線可避開瓦剌騎兵的活動區域。王振這樣的餿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願意大軍踐踏他家鄉正在收割的莊稼。而大軍在十三日晚野營時，選擇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斷的死地。可以說，英宗從決定親征到被俘，可謂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麽多軍事人才幹嗎去了？因為他們知道皇帝執拗起來，再合理的建議也不會被采納，那麽隻能聽天由命了。
公允地評價，英宗實在不算一個壞皇帝。他最大的特點是待人真誠仁厚，特別有親和力。如果是個普通人，這些是優點，若當皇帝則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測、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職業化”方麵，普遍遜色，因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說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麽一點“癡”。比如英宗到死都懷念闖下大禍連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後來總想帶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歡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為什麽偏偏相信一個王振的話，而輕率地親征了？當然有他年少氣盛以及過於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來，幾代皇帝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合法性”焦慮。
劉基的兒子劉璟對攻下南京的朱棣說過，殿下百世都逃不過一個“篡”字。得位不正的質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傷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麽隻能希望用業績來彌補。皇帝最大的業績是什麽？是開疆拓土，消除外部隱患。
朱棣遷都北京，從國土安全來說，是正確的選擇。如果首都遠在南京，要抵禦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擾，隻能讓北部邊疆的將帥或親王有專斷之權，能便宜從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鎮割據之憂。當初朱元璋允許北部的寧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裝，固然可以防蒙古騎兵，但終有蕭牆之禍。所以朱棣把首都遷到北京，形成“天子守邊”之局，固然有增強當政者憂患意識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務實在太艱巨了，蒙古騎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線，一夜之間就能出現在京畿。朱棣在世時，數次親征漠北，就是想一勞永逸地解決蒙古騎兵的威脅，最後駕崩在軍旅之中。朱棣死後，蒙古騎兵的威脅依然存在，還不斷加劇。
經過朱棣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再經過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養生息、寬厚為政，等到英宗即位後，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經濟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儲備上都是空前的強盛，等到八歲登基的皇帝長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業，將瓦剌等蒙古部落遠遠地趕到漠北，徹底解決首都以及北部邊疆的安全威脅。那麽，這一帝係的合法性，誰還能質疑？這樣的前景太有誘惑力了。
於是，皇帝浪戰，其結局徹底改變了大明朝和北部遊牧民族的攻守之勢。從那以後，明朝再無力主動對外，軍事力量主要用來對付域內的百姓。 <h2>中國刺客文化：士為知己者死</h2>
刺客是人類曆史中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他們的活動一般非常隱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圖在最短時間內，讓目標人物及其相關事物遭受致命打擊。
中國職業刺客最早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常由於政治原因，負責對目標人物進行刺殺。其行刺動機較為單純，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帶有一些俠的氣息。秦以後的刺客，行刺動機多為金錢、名聲、仇恨、政治等各類原因。
生活在遊俠之風頗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過詩歌《俠客行》，對中國古代刺客這一群體，進行過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畫：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劍走天涯。
在各種史料記載中，中國早期的刺客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它也並不是一種不光鮮的角色，而是賦予了各種浪漫和高貴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為還被尊為“義士”，那刺客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漢朝史學家司馬遷著作《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刻畫了一撥中國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輕人掛在嘴上、喜歡當玩笑話來開的那句“士為知己者死”，實際上始自於那個年代，而且在各種史料記載中，曾經真實地發生過。
持這種信念的刺客們，往往被尊為“義士”，它不僅成為刺客們行走江湖的一種執業信條，也是古代義士們最為崇信的一種氣節。
本文從這句千年古語出發，探尋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們的舉動，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實觸動，還是源自於道德綁架，都能讓我們對當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窺一二，最終不得不承認，“死”真的是古代刺客們崇尚的最高氣節。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要說中國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豫讓。如今廣為流傳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就出自這位古代義士。他也被稱為“春秋戰國四大刺客”之一。
根據西漢劉向《戰國策?趙策一》中記載，豫讓姓姬，是晉國俠客畢陽的孫子。他先為範氏做事，後又給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讓他覺得很是失敗。
鬱鬱不得誌之際，豫讓遇到智伯，成為對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間關係很密切，智伯對他很尊重。在他看來，智伯對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轉，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際，豫讓的人生事業卻再次出現轉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為晉國執政，因卿大夫趙氏拒絕獻出封地，於是他聯合魏氏、韓氏兩家共同對趙氏發動“晉陽之戰”。
沒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當時還是晉國卿大夫之一的趙襄子派人向魏、韓兩家陳說利害，魏氏、韓氏竟然臨陣反戈，聯合趙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趙襄子擒殺。消滅智伯以後，三家分割了他的屬地，並將晉國完全瓜分了。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三家分晉”。其中趙襄子最痛恨智伯，還把智伯的頭蓋骨拿來作飲器。
趙襄子就是趙毋恤，嬴姓，趙氏，名毋恤（亦作無恤）。公元前475年，執晉國國政二十年的趙簡子按照自然規律死掉了，其子趙無恤嗣立。後來成為了戰國時期趙國的創始人。
所謂樹倒猢猻散。主子沒了，門客豫讓無處可去，隻好逃到山裏。對智伯，豫讓奉其為知己，卻未能盡忠，空留一身遺憾，“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對趙襄子，他暗下決心，“吾其報知氏之仇矣”。
在那個年代，“報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當刺客，幹掉趙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傳誦的誓言後，他的內心種下一粒頑強的種子：以後什麽事都不幹了，隻為主公複仇。
但是行刺並不是豫讓所擅長的事情，他被後世奉為四大刺客，也不在於他武藝有多麽高強，而是因為他對自己誓言的堅守，對忠誠的執著。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以後所幹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會覺得此人太過偏執，崇敬的人會覺得這是一種信條和氣節。這種氣節要是放在現世，已是一種稀缺品，隻能從古書中慢慢品味。 一個有著義士之風的年代
要殺人，首先就得改頭換麵。豫讓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偽裝成一個受過刑的人，幹的也是最低等下賤的活路：打掃廁所。憑借這身臨時學來的手藝，他成功進入趙襄子的宮中修整廁所。
豫讓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廁所的時候殺死他。這個算盤倒是打得好，但說實話，豫讓真不適合做刺客。第一次來殺人，他就穿幫了。
雖然他如期等到趙襄子來上廁所，但趙襄子始終感覺廁所氣氛可疑，這個修整廁所的人也從未見過，心一悸動，於是抓來一問，才發現眼前這人是豫讓，衣服裏麵還藏著一把刀子。趙襄子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讓也沒有屈服。被審問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欲為智伯報仇！”侍衛們都吆喝著要殺掉他，沒想到，趙襄子倒格外開恩。
他無比感慨地說，“他是義士，我以後謹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況且智伯死後沒有繼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報仇，這是天下的賢士啊。”在侍衛們的一片反對聲中，最後還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個有著義士之風的年代。
不得不說一下趙襄子，此人生於五霸稱雄的春秋末代，卒於諸侯兼並的戰國早期。《史記》中所列趙國的襄子紀年，在位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穩，頗有遠略，見識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趙簡子（趙鞅）的一幹兒子中，最初趙襄子一點優勢都沒有，母親是從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諸子中名分最低，處於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時候，甚至連趙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趙伯魯。但趙襄子從小機敏好學，膽識過人，不似諸兄般紈絝，乃至多年後他贏得父親趙鞅的青睞，趙伯魯被廢掉，而他被破例立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實際上由來已久。趙鞅死後，晉國正卿由智伯瑤取而代之。智伯與趙襄子曾有過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圍鄭國京師，他很瞧不起趙襄子，曾罵他“相貌醜陋，懦弱膽怯”。四年之後，再次一同討伐鄭國時，智伯還借酒醉將酒杯扔到襄子臉上。
麵對這些屈辱，就連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動請纓要求殺掉智伯，以洗刷恥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讓我做儲君，很重要一點，就是因為我能忍辱負重。”
現在看來，他能容忍智伯，還不能容忍一個“義士”嗎？哪怕，這是一個要殺自己的義士。 複仇的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複仇本身
按理說，豫讓被逮個現行，又被寬厚仁慈的趙襄子給放掉，證明自己就不是殺人的料，理應就該收手了，心懷感恩才是。但是豫讓根本不會，他心裏還揣著那句誓言：士為知己者死。
他幹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情，開始全麵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塗滿全身，使皮膚爛得像癩瘡。同時又剃光了胡須和眉毛，把自己徹底毀容，然後假扮乞丐乞討。
令人感慨的是，他現在這副樣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認得他了。不過，妻子說的一句話，又讓他覺得對自己的毀滅還有待升級。妻子說，“這個人長像並不像我的丈夫，可是聲音卻極像，這是怎麽回事？”
沒想到，豫讓轉而就活活吞下火炭，為的是燒壞聲帶，改變自己的聲音。這種事得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幹得了。
就連朋友們也看不下去了，對豫讓又是可憐又是惋惜，並且還潑起了冷水：“你這種辦法很難成功，如果說你是一個誌士還可以，但說你是一個明智之士就錯了。”
他們為豫讓支招說，憑你的才幹，如果竭盡忠誠去侍奉趙襄子，那他必然重視你和信賴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賴以後，你再實現你的複仇計劃也不遲，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讓聽了這話後，不以為然地笑了。他認為，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為舊君主而去殺新君主，這很不齒很不道德，也是一種極端敗壞君臣大義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這樣做，就是為了闡明君臣大義，並不在於是否順利報仇。”豫讓和朋友的這句對話，得以窺見他內心的真實想法：複仇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複仇本身。
他說，“況且我已經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卻又在暗中陰謀計劃刺殺人家，這就等於是對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為卻要為之，也就是為了羞愧天下後世懷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個年代，這種理論確實很有市場，足以被天下義士奉為經典。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盡管提前做了各種計劃，把自己也弄得麵目全非，最終豫讓的算盤還是落空了。
毀容之後的豫讓提前摸清了趙襄子某天的出行時間和路線，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於一座橋下。值得一提的是，這座橋如今已成名勝古跡，古典中還有記載，名曰豫讓橋，並被解釋為豫讓行刺趙襄子之處。
豫讓橋國內據傳有兩座：一座為邢台豫讓橋，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區內，在明朝《順德府誌》中還有記載；另一處為赤橋，原名豫讓橋，在太原市西南24公裏的赤橋村，現存完好，橋為砂石砌築，橋上勾欄圍護，橋下晉水長流，赤橋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為赤橋村。
這天，趙襄子的人馬果然行至此處。沒想到還沒到橋上，馬兒突然受驚。趙襄子立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讓。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讓再次被拿下。兩人有一番經典對話。
顯得有些生氣的趙襄子，跟豫讓理論起來：“你不是曾經侍奉過範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而您不替他們報仇，反而托身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經死了，您為什麽單單如此急切地為他報仇呢？”
豫讓解釋了自己的初衷：“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這句話的大意是，我侍奉範氏、中行氏，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作國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
趙襄子很受感動。在那個年代，“義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趙襄子也很服這種人。但他又覺得不能再把豫讓放掉，就下令讓兵士把豫讓團團圍住。正猶豫怎麽處置他，沒想到豫讓首先開口了。
豫讓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還無望，無法完成刺殺趙襄子的誓願了。令人驚訝的是，他隨後向趙襄子提出一個荒唐的請求：請他脫下一件衣服，讓自己象征性地刺殺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無法知道趙襄子當時的想法。根據《戰國策?趙策一》記載，最終襄子還是滿足了豫讓這個有點過分的要求，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
“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據說，他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h2>中國人的隱逸史</h2>
最近一段時間，“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這封隻有十個字的辭職信所引發的共鳴和調侃，又一次將人們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於現實的無奈展露無遺。
為理想一搏，還是留下來上班掙錢供房子，這種困惑和選擇，如同規矩的人內心裏偶有的促狹，總會借著機會冒芽。它最大的意義，是在自由隱逸的話題周期性沉寂後，借著熱點的名義，把無數渾渾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撥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傳瘋的一篇名為《借山而居》的文章，講述了一個畫家花4000元租下終南山小院準備過20年山居生活的過程。還有一篇《三五知己，一處小院，擇鄰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種美式田園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癢難耐。再往前，是美國作家比爾?波特的《空穀幽蘭》引發的隱士熱。“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對這兩篇文章和這一本書的高度濃縮。
但是，不管辭職信、文章和書多麽撩撥，除了少數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選擇繼續沿著既定的現實生活軌道向前走。
每個人內心都住著一個隱士，即使隻是偶然閃現，生命，也足夠有寄托。
往曆史的深處追溯，陶淵明所踐行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和《歸去來兮辭》所描述的意境，該是隱逸理想的最好範式。
陶淵明之前，嚴子陵是公認的隱士標榜。作為漢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屢次拒召，終老林泉，被時人及後世頌為不慕權貴追求自適的榜樣。浙江桐廬縣的富春山麓，現在還有嚴子陵釣台。
而隱居箕山的許由和隱士巢父，大約是中國曆史上最早、聲名最顯著的隱士了，他們以“巢許”並稱，開啟了中國經久不衰的隱逸傳統。
但是，中國曆史上的隱士，也並非都單純如上述陶、嚴、許、巢。錢鍾書先生說，一些隱士“待賈俟時，非枯槁於岩穴者，苟相薦引，不恥小官。”不過是以營名為手段、以退為進、有跡無實的假隱者，這就是中國文學與曆史上有名的“終南捷徑”。
還有一部分隱士，是由於“為政者亦識隱士裝點山林，其作用每勝於趨蹌廊廟”，是有益於政教的。陳眉公先生的詩“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說的正是此類隱士。
魯迅先生說：“真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按此推論，陶潛也好，嚴子陵也罷，都不能算真的隱士。至於《借山而居》中的畫家，不過是一個懂得利用網絡手段來為自己營名的假隱者，和真的隱士無關。
真隱也好，假隱也罷，中國幾千年傳承有序的隱逸傳統，其實已經深深刻進了國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時局、環境和風尚的變化而推陳出新。現實世界越迫急、生存環境越嚴酷，隱逸的理想就會越強烈。衝撞、反擊、安頓，如此因循反複，從未兩兩相安。
隻是忙碌的世界，見不得一個閑人。這個“見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個隱者，在大多數國人的實踐裏，不外乎是一種攀比心理。由是我們看到，舊的隱逸傳統已經消亡，新的隱逸傳統正在崛起，這是“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這句話的認識維度。它應成為當下突破傳統的隱逸宣言，並開啟一種新的隱逸模式：隨時保有的“出走心”和是處可隱的“靜持心”。
關於“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畫家應是此類；而“靜持心”，在成都有這樣的例子。
賴高翔這個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賴先生國學造詣異常深閎，對於先秦儒道以及諸子之學，造詣尤為精湛，在中國思想史方麵，也多有創獲。1950年，賴先生辭去成都蜀華中學校長職務，便歸田務農於成都東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橋東，躬耕自養長達三十五年。期間雖累有征召，先生皆不為所動，被譽為當代隱士。他總結這段隱士生活為“不失掉自己”。這正是“是處可隱”的“靜持心”。
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隨便都能拿出兩三萬來買房，估計羨煞了不少人。倘若您以為章老爺子一直過得很富裕，那就錯了。
他早年鬧革命，窮得一塌糊塗，最困頓的日子在日本一天隻吃一個麵餅。民國建立後，他和湯國梨女士在上海結為伉儷，蔡元培為之證婚，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革命領袖均與會慶賀。當時辦婚事，男方需要送“四色聘禮”，章太炎沒錢，隻好把袁世凱授給的勳章也作聘禮，湊齊了“四色”。
革命成功，章總算有了“家室”。但他不僅“家”是租的，連家具都是借來的。全部財產，就是孫中山、黃興、蔡元培等老友送的賀儀，大約7000元。讓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朋友對他說錢多了不好攜帶，不如存入銀行。章太炎覺得有道理，就委托其去辦理。那人拿回一張存單給章，幾天後，湯國梨發現隻有3500元。
自己窮不打緊，連累佳人遭罪就不妥了。民國初建，不少人投機鑽營，章太炎想自己好歹是個名人，孫中山、袁世凱都得給幾分麵子，弄點錢應該不難。思前想後一番，就興衝衝到北京去要錢，胡適曾記錄了此事：當時內閣總理熊希齡的秘書陳漢第與章太炎關係不錯。某天，章太炎去找陳，說要借600萬外債，修建某項目，請袁總統批準。陳漢第很奇怪，問你要這麽多錢幹啥。章太炎天真爛漫，說我當你是朋友，你不告訴別人，這600萬借款，我可得60萬回扣。陳漢第愣了半晌，說此事估計不成。第二天章太炎又來了，找到財政總長梁士詒，胃口小了很多，說隻要10萬。梁不同意，說最多1萬。章太炎罵了一通，才拿錢走人。
胡適以羨慕的筆調敘述：“章太炎一下發達了。”不過，章此舉實在荒謬，一時被傳為笑柄。
弄到錢後，章太炎的生活狀況大為改觀，但他根本不知道錢該怎麽花。他以為一件東西就是一個價，一張鈔票用一次。買東西也從來不問價格，買啥都是伸出同樣麵額的鈔票，人家說不夠，就再給一張。如吩咐下人買包煙，給5元；女兒要做大衣，給5元；出門坐趟黃包車，給5元；看中了一本書，給5元；連族人修祖祠找他讚助，也給5元，引得來人罵其小氣。
章太炎的好日子沒過多久，二次革命的時候，他被袁世凱騙到了北京，被軟禁了2年多。不過在軟禁期間，袁世凱還給他發了“工資”，每月500銀元。
民國初期，章太炎手上雖然沒存款，但也不怎麽缺錢，沒了就找政界大佬要，袁世凱、黎元洪等人都當他是“國師”、“顧問”級別的高人，每月都送上津貼或者補助。
到了20世紀20年代，北洋分裂，國內一片動蕩。章太炎從政府部門撈不到錢了，就應江蘇教育會之邀，在上海講國學，收入大不如前。
一家人住在上海，開銷不小。章太炎不僅沒固定的收入，對生活問題又全不放在心上，章夫人湯國梨常出門張羅錢財，有時甚至去當鋪典質。某段時間，章家經濟實在困難，章夫人湯國梨無奈，建議丈夫賣字換錢。可章太炎既不登廣告，寫的又是小篆，富商巨賈們不認識，所以他的“生意”很清淡。
1929年中秋，房東上門收租，說章家積欠房租20個月，倘若不繳清，請搬家走人。湯國梨氣得直掉眼淚，就寫了一封信，托人拿去見章太炎的好友董康。董康是民國著名法學家、大律師，得知章家落魄於斯，不甚狐悲，當即就寫了兩張莊票（錢莊的銀票），一張付積欠，一張尋好點的住所。有了老友的資助，章家才得以遷入同孚路同福裏25號。
或許是因為夫人發了火，窮困潦倒的章太炎才覺得有必要認真賺銀子了。他走的路子可跟魯迅、胡適、鬱達夫等晚輩出書拿稿費不一樣，專門寫壽序、墓誌，要價奇高。
1928年6月，黎元洪因腦溢血病逝於天津，黎家後人到上海找章太炎寫墓誌銘。章太炎獅口一張，要價上萬，黎家還真給了，當時媒體稱為“晚清以來，潤格最高的諛墓”；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後，張學良巨資求詩人陳三立撰寫墓誌，陳三立斷然拒絕，張學良轉求於章太炎，章欣然提筆，給錢就寫字。章太炎發財門路一開，日進鬥金，不僅達官貴人，連一般富戶也忍不住尋上門來。
對章太炎的行徑，許多人表示不理解，譬如陳獨秀就批評：“晚年的章太炎，給軍閥官僚寫墓誌、壽序一類的東西，一篇文章要成千甚至上萬銀元的潤資，變得庸俗了。”連魯迅對恩師這種舉動也頗有微詞。
20世紀20年代末期，在上海的章太炎與青幫大佬杜月笙還有過交集。
章太炎的侄兒住在上海法租界，與人發生房屋糾紛，請章幫忙。章聽說杜月笙在法租界隻手遮天，便寫了封信。不料杜不僅排難解紛，還專程登門拜訪。臨告辭時，杜月笙悄悄將2000銀元的錢莊票壓在茶杯底下。此事讓章太炎很受感動，覺得杜有豪俠之風。此後杜月笙每月派人給章太炎送錢，兩人從此交好——此事讓梁啟超實在看不慣，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稱章被“誘奸”了。1931年，杜月笙家祠落成時，遍求當代名人的墨寶，首先就想到了章太炎，傳聞開出了上萬的天價潤筆。
有如此名氣，肯這樣撈錢，能不發達麽？ 梁啟超：最重要的是投資
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和梁啟超遭到通緝，流亡海外。當時在海外華僑中，保皇黨依舊有很大的實力，兩人便以“保皇會”的名義，用股份製方式，向港澳地區、北美和大洋洲華僑出售股票募集資本，創辦“廣智書局”（位於上海外灘租界）和“新民叢報社”。
梁啟超沒錢，但能寫東西啊，他以提供文稿作為“技術股”，占了三分之一的股份。
《新民叢報》初創，主要文章幾乎都出自梁啟超之手。對中國近代史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新民叢報》在清末年輕人心中的地位。毛澤東曾回憶：“16歲時，讀到了《新民說》，讀了又讀，直到可以背出來。不僅時常模仿梁氏文風，還取名‘子任’，意為做梁啟超（任公）的學生，後來幹脆發起成立了一個‘新民學會’。”周作人回憶，魯迅在日本留學時期就對梁啟超的文章推崇備至，不但自己如饑似渴地閱讀，還大量地郵寄回國內給他。
報紙暢銷，報社的回報自然豐厚，在1902年到1903年間，梁啟超分得“新民叢報社”紅利上萬銀元，當時1銀元的購買力，約合今人民幣100元多一點。也就是說，梁啟超隨便幹一年，就成了百萬富翁。
民國建立後，梁啟超在天津創辦半月刊《庸言》，當月他在家信中說，《庸言》第一號印了一萬份，沒多久就賣完了，還有續定數千，形勢喜人。明年二三月間，銷售額估計能達到二萬份，要是真這樣的話，“則家計粗足自給矣”。如果每期的實銷都能達到二萬份的話，“年餘五六萬金耳”。
梁任公一年賺五六萬，居然說“家計粗足自給”，這氣魄估計讓不少人羨慕妒忌恨。1914年，《庸言》改為月刊，同年6月停刊，共出兩卷30期。
北洋時代，梁啟超曾兩次擔任政府總長，一是1913年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二是1917年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時間都不長，以梁公之人格和賺錢能力，實在沒必要貪墨。1918年底，梁啟超退出政界赴歐遊學，宣稱以教育文化為業，走教育救國之路——此次遊學，梁公基本是自費，換一般人肯定開銷不起。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學校兼課，後應聘出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月薪大約四五百銀元。
無論是當政府總長還是清華導師，梁公的工資收入肯定是小意思，他的版稅就不得了。民國初年，版稅給的最高的地方，當然是成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商務印書館當時有多火呢？據學者陳明遠考證，“民國初年，全國書籍營業額約為1000萬銀元，而商務印書館約為400萬銀元，占五分之二”。
尚在清朝末年，許多文化名人，如林紓、蔡元培、梁啟超都與商務印書館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梁啟超在商務印書館拿的版稅雖然比不上林紓和蔡元培，但為數也不少。僅僅舉一個例子：1922年10月，梁啟超給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張元濟寫了封信，提到自己所著的《中國曆史研究法》等書，版稅照舊，為40％；他在《東方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稿酬為千字20元。張元濟則回信說：“千字20元的事情，請別跟其他人說，要是大家都知道了，每個像您這樣的高手都這麽要，咱支付不起……”
梁啟超頗有經濟眼光，將不少錢拿來投資，譬如他是天津中原公司的股東，也曾往北洋其他實業裏投資。1928年他給女兒的信中透露：“有二萬內外資本去營業。”
也就是說，無論在政界、文化界，還是金融界，梁啟超都遊刃有餘。不過梁公平時作風簡樸，除了喜歡發表政論，幹點“通電全國”的事兒，個人倒是沒多大開支。順便提一句，清末民初發電報可是相當燒錢。對政府的行為有所不滿，給全國有影響的幾百家報紙都發一通電報的話，一次就得花掉上千銀元——梁啟超每年都要以個人名義幹幾次，足見其豪奢。
講了這麽多梁公的收入，再看看他家的支出情況。
兩位妻子共育有5男4女，再加上收養親戚家的幾個孩子，以及外甥、保姆、仆人等，梁家差不多是二三十口人的大家庭。這麽多人生活在北京城，全靠梁公一個人養活，壓力肯定不小。神奇的是，他不僅維係著大家的日常生活，還同時供應兩三個子女前往美國、加拿大留學。另外，老友林長民去世後，梁啟超又幫忙照顧著林的兩個妻子和幾個孩子——當時梁先生的兒子梁思成和林長民的女兒林徽因已經訂了婚，正在國外留學。倘若不是梁啟超，林徽因根本無法完成自己的學業。
梁啟超還很注意投資房產，從1912年歸國之後，十餘年時間在北京買下來了幾處住房，都是氣派的四合院，無論租與賣，都是大資產。讓他最滿意的房子還是建在天津的“飲冰室”，由東西並立的兩座現代化三層小洋樓組成。他晚年的許多重要著作也是在這裏寫成，後辟為梁啟超紀念館。1925年8月，梁啟超還出資1萬元買下了章宗祥在北戴河的別墅，這座兩層小洋樓作為梁家人休閑避暑所在。
無論梁啟超收入有多高，但他的錢來得都很幹淨，所以他不讚成章太炎晚年對權貴的態度。但若說梁啟超是文人中“理財大師”，另外一個人肯定會冷笑幾聲——沒錯，此人就是梁啟超的老師，康有為！ 康有為：最有錢的民國文人
民國年間，康有為在文壇上的地位顯然不比在晚清那會兒，即便後起之秀們對這位頑固的保皇派精神領袖多有批判，卻絲毫影響不了其張揚著發大財。如果說康有為是民國文人中最有錢的，沒有之一——估計沒人反對。
戊戌變法失敗後，光緒帝被慈禧軟禁，康有為流亡海外，組織“保皇黨”。當時康有為懷著一腔熱血，聲稱奉有光緒帝的“衣帶詔”，外結強援，內交豪傑，伺機助皇帝再掌大權。其時六君子被弑，全國有識之士無不扼腕，海外華僑對維新誌士多有同情，故而康有為籌措經費，收益頗豐。
手中握著大把資金，康老夫子的個人生活過得豐富多彩。1906年春，康有為訪問墨西哥，向華僑宣傳他的政治理念。當時墨西哥城正籌款修築有軌電車，他發現商機，買下電車軌道經過之處的大片房產。不久之後，這些地價上揚好幾倍，賺了10多萬墨西哥鷹洋。1907年，49歲的康有為在美國西部演講，既發展了一批保皇黨成員，又募集了不少資金，還娶了第三房姨太太——年僅17歲何旃理。何旃理是美國華僑，懂四國文字，熟悉中國文化，當時，何被康之演講所迷，以為遇到了大英雄，不顧父母反對，執意以身相許。1911年6月，康有為移居日本。次年春，康又把一位家境貧寒的16歲神戶少女市岡鶴子納為四姨太。
保皇黨本就組織渙散，黨魁康有為怎麽支出，有哪些支出，大家都不知道，故而這個賬在清末絕對是糊塗的。
1913年，55歲的康有為剛一回國就發了筆橫財——他的祖宅曾被清政府抄了，民國政府接收後，為了修建馬路，又將其拆毀。康有為多精明的人，自然不依，聯名廣東縉紳十幾個，找廣東政府談賠償。當局無奈，將廣州永漢路（今北京路）附近的一座深宅大院賠給了康有為，還補償了一大筆錢。
1914年春，康有為攜全家遷居上海，他預測到上海的地皮肯定會漲，迅速變賣了廣東的房產，在上海買了大片地皮。此後，上海地價連續飛漲，康有為一點兒一點兒地賣，大賺特賺。
到上海之初，康有為並沒買房子，而是租了新閘路16號“辛家花園”，此處占地十畝，花木扶疏、曲徑通幽、樓台交錯、亭閣輝映，既有洋樓，又有平房，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有得一比。此園的主人本是猶太人辛溪，破產後將房子賣給了清末大買辦盛宣懷。康有為從盛家後人手上租來，每月租金120銀元，一住就是8年。每月的租金都相當於上海尋常人家一年的收入。
1921年，64歲的康有為在英租界內的愚園路購地10畝，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花園住宅，取名“遊存廬”，後世稱為“康公館”。
遊存廬的裝修可以用一個詞兒概括：豪奢。
幾棟房子的裝修姑且不談，僅看庭院布置，就得花不少錢：一個曲折的大池塘，能在裏麵劃船，上架兩處木橋，池內放養了500條大金魚。院內種有1200多株樹，有從日本買來的櫻花400株，從蘇州買來的紅梅數十株，還有開綠色花的梨樹等。菊花、玫瑰、牡丹等花草更是不必說。更厲害的是，園內還養了兩隻孔雀、一隻麋鹿、一隻猴子等。
晚年的康有為除了在張勳複辟時客串了一把配角之外，幾乎沒做什麽大事兒。他有兩大愛好：一是投資房地產，二是四處遊玩結交朋友，有時候兩者結合起來，在遊玩中投資賺錢。
除了“遊存廬”，康有為還修建了三處別墅——杭州西湖的“一天園”、上海楊樹浦的“瑩園”和青島會泉的“天遊園”。
“一天園”占地三十餘畝，位於西湖的丁家山，康有為到杭州時看中此處，花錢買了下來。從1920年起開始建設，前後分11期，四年後才完工。此處山花爛漫，能俯瞰全西湖，水天一色，清心悅目。康家直到抗戰爆發後才將其出售。
楊樹浦的“瑩園”毗鄰吳淞江，屬於短期投資，築成僅一年多時間，就賣給了日本人。
青島的“天遊園”原是德國在青島設租界時建築的提督署，當地稱之為“提督樓”，一戰德國戰敗，撤出青島。此提督署成為官產，1924年康有為將其買下，改名“天遊園”並加以擴建，用於夏日避暑。
除了投資房產，康有為一年賣字也能賺不少錢。康夫子的字，即便在中國書法史上也能占有一席之地。他並不忌諱將此當作生意，明碼實價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上海、北京各大書店還放置“康南海先生書潤告白”，中堂、楹聯、條幅、橫額、碑文等，有求必應無所不寫。官僚軍閥、富商地主趨之若鶩，據有關統計，此項收入，每月就能為康夫子進賬1000銀元。
康有為超級會賺錢，但是開支也驚人。此公好美人，六房妻妾生了12個子女（長大成人的有2子4女）。大小老婆的脂粉錢、公子小姐的零花錢，每月馬馬虎虎都上千。家中女傭男仆就有40幾個，加上管家賬房、司機廚子、園丁保鏢，以及負責守門的幾個印度人，雇人的工資又去了好幾百。
另外，康夫子頗有任俠之風，家中常駐的門生弟子、新朋故友，少則十餘人，多則三十餘人，全都能享受到貴客般的款待。遇到囊中羞澀的青年才俊上門求助，康有為基本上是慷慨饋贈。
康有為喜歡大宴賓客，書畫大師吳昌碩、詩人陳三立、教育家蔡元培等都是他常請之人。他也好收門徒，如畫家徐悲鴻、劉海粟均是拜門弟子，得其相助不少……梁啟超曾稱頌康有為：“愛才養士，廣廈萬間，絕食分甘，略無愛惜。”
據有關學者統計，康家最熱鬧的時候，平均每四天就要吃掉一石大米，約160斤。仆役每天采購日用品得用汽車拉。他在上海期間，每年花費不下於1萬2千銀元。
1927年3月，在上海過完70大壽的康有為擔心北伐軍對其不利，將家搬到青島。當月29日，康有為在赴宴後腹痛難忍，先後請了兩位醫生來診斷，其中一位日本醫生診斷其為食物中毒，並開了藥。30日，康有為精神好了些，自以為毒已清除，可到了31日淩晨5時，康有為卻感覺非常不舒服，據其弟子、前清舉人呂振文和其外甥李雲光的記載，康臨終前“七竅出血”。對於康有為意外身故的真相如何已不可考，但康的去世，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文人的終結。 <h2>亦真亦幻“大槐樹”</h2>
從明嘉靖年開始，“大槐樹”開始出現在關於移民的傳說中，成為北方人群對祖先曆史的集體記憶，並經過清初的修譜牒、碑文逐漸凝結為一個精神意象。而至清末民初，“大槐樹”已經不再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1999年1月，《山西移民史》一書出版，曆史地理學家葛劍雄在此書的序言中寫道：“在中國移民史上輻射範圍最廣、影響最大的一個移民發源地，大概要算山西洪洞大槐樹了。”
對此，洪洞縣誌辦主任張青作為一個致力“大槐樹”研究將近三十年的地方學者，提出了更加明確的論斷：“明朝洪洞大槐樹移民，無論從時間上，從地域範圍上，從組織規模上來說，無疑是中國移民史上的頂峰，是中國曆史上的第四次移民，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次。”
根據張青的統計，從在明初洪武至永樂的50年間，從洪洞大槐樹下出發的移民運動達18次，有漢、蒙、回、滿四大民族參與，大槐樹的移民始祖姓氏為1230個，直接移民分布在河南、河北、山東、北京、天津、陝西、安徽、江蘇、甘肅、寧夏、廣西、湖北、山西等18個省（市），600多個縣份。而後經過曆代轉遷，大槐樹的移民又遍及全國乃至海外，“凡是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樹移民的後代”，總人數超過兩億人。
然而，在“大槐樹”成為中國移民史上最為閃耀的關鍵詞的同時，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無數的大槐樹後裔，都在一次次發出疑問，為何規模如此巨大、影響如此廣泛的移民運動，卻不見諸於正史的記載？大槐樹移民到底是一場真實的曆史事件，還是一部被建構的曆史？為何數以億計的人，都把“洪洞大槐樹”作為遙遠的故鄉？
至今，這些問題仍然是未能完全解開的“曆史之謎”。 “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
張青認為大槐樹移民的規模為中國移民史之最，依據是其“有誌可稽，有譜可查，有函可依”。事實的確如此，各地數不清的家譜記載了“吾族本山西洪洞人”。幾百年來，更有眾多的大槐樹後裔不斷地前往洪洞尋根問祖。
然而，當人們開始探究大槐樹的背後時，所遇到的也是同樣的問題，為何隻有在家譜裏，才能見到這場移民運動的無所不在？早在1921年，山西的同盟會會員趙戴文在為《洪洞古大槐樹誌》一書做序時，就曾為大槐樹的影響之大甚為感慨：“吾晉洪洞縣大槐樹，聲噪於直、魯、燕、豫人之口……至今直、魯、燕、豫之人，曆其地者，無不以為先祖之古跡，肅然生敬焉。”但是讓他遺憾的是，這樣的一場移民運動“但不見諸史，唯詳於譜牒。”
不僅僅是正史沒有記載這一事件，就連移民的發生地洪洞，在從明至清所修的6個版本的縣誌中，也都對大槐樹隻字未提。
研究者隻能以各地的家譜作為進入“洪洞大槐樹”的主要依據，當尋根者前往洪洞尋找故土時，他們的依據也是手中泛黃的家譜記載。然而，目前可見的最早提及大槐樹、老鸛窩的家譜是修於公元1586年（萬曆十四年）的江蘇豐縣劉家營劉氏族譜，其中有這樣的文字：“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元末大亂，我始祖考諱順，偕始祖妣尹氏去山西洪洞，至豐壤，見其土沃俗美，於城北三十裏許，相其地，遂止舍焉，名其村曰‘劉家營’。”是時，距離明初的山西移民運動，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
在之前的族譜和碑文中，雖有關於山西的記載，但並沒有“大槐樹”的影子。如在河南濮陽市胡村，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 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載：“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後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隨後，“洪洞”開始在家譜中出現，如修於明嘉靖七年(1528年) 的河南長垣縣西了牆村《王氏家譜》載：“我始祖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我二世本支祖諱義，遷居長垣縣合陽裏西了牆村。”
大槐樹、老鸛窩在明末的家譜中開始屢屢出現。到了清朝，尤其是康熙年間以後，擁有類似記載的家譜數量急劇增加。在張青等人搜集的譜牒材料中，各地大槐樹後裔的家譜絕大多數創修於清朝中後期，其中關於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記載比比皆是，如康熙二十九年修的新密鄭氏族譜載：“其先世山西洪洞人也。”康熙末年所修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載：“後人欲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乾隆年間修的臨清張氏族譜載：“張氏係出於山右之洪洞。”乾隆四十三年修的鄭州郭氏族譜載：“吾姓自山西平陽府洪洞縣，遷於鄭州西南隅台果村。”道光二十三年修的溫縣王氏族譜載：“由山西洪洞縣攜四子遷鞏之南河。”光緒十三年修的菏澤王氏族譜載：“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
到了民國時期，甚至出現了由山西之外的省份，經洪洞遷徙的記載。如民國四年（1914年）清源北營村王氏族譜抄本載，其始祖於明代由陝西紅廟遷到洪洞大槐樹，經官分撥到清源北營村；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的清源長頭村孟氏族譜也寫道：“其係山東孟軻後裔，先祖遷陝西，後遷山西洪洞，元時因均賦均丁，始祖孟和奉遂遷至現址。”
1926年，晏陽初主持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選定河北定縣為“華北實驗區”後，在當地進行了社會調查，並於1933年由李景漢編成《定縣社會概況調查》一書出版，書中記載，在接受調查的62個村莊中，共有10445戶，分為110姓，除了極少部分例外，村民大都認為先祖是在明初從山西洪洞遷來定縣的。
如今譜牒中所載的大槐樹後裔密布於廣闊的華北區域，尤其以河北、河南、山東三省最為集中，在這三個省份裏，各有七十多個縣（市、區），其居民多自認為是洪洞大槐樹移民後裔。在河北，邯鄲縣地名辦在地名普查中發現，在全縣12個鄉鎮250個村莊裏，有一半以上村莊自認是從洪洞遷來，理由便是“有家譜、碑文可稽查”。在山東，據嘉祥縣地名辦的調查，全縣70%以上的自然村，其村民都認為先祖自明朝洪武、永樂年間遷來山東。
與這些家譜一起廣為流傳的，是眾多有關明初山西遷民的傳說。“燕王掃北”說的是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裏無人煙”。戰後，登基稱帝的朱棣不得不從洪洞大槐樹移民到空虛之地。“三洗懷慶府”講的也是類似的故事。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與元朝的精銳部隊在懷慶府一帶反複攻戰，當地居民反複無常，元軍來支持元軍，朱元璋來支持朱元璋。眼見著戰事毫無進展，朱元璋在暴怒之下，下令常遇春率軍把懷慶府百姓斬盡殺絕。領命的常遇春帶兵在懷慶府殺了三個來回，直到此地雞犬不留。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便下令由人煙密集的洪洞向懷慶府移民。
“打鍋牛”“腳趾甲複形”“背手”“解手”的來曆等，則描述了大槐樹下遷民的過程：移民們留戀自己的家鄉，官府就貼出告示說：“不願遷徙者，到大槐樹下集合，限三天內趕到；願遷徙者，可在家等待。”告示一出，山西各地的鄉民紛紛扶老攜幼，匯合到洪洞大槐樹下，官府卻突然“變卦”，眾多的官兵包圍了大槐樹下手無寸鐵的百姓，強迫他們立刻遷徙，不忍離別家園的人們痛哭失聲。官兵強迫人們登記，領取憑照，並用刀子在每人的小腳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防止中途逃跑。有牛氏兄弟五人，將一口鐵鍋打破，各執一塊，作為後代的認親標誌。在路上，移民的手臂由於長時間被捆綁而變得麻木，但是時間一長，大家也習慣了，到了新家園也習慣背著手走路，其後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途中，有人要小便，隻好向官兵報告：“要解手”，於是到後來，“解手”就成為大槐樹移民後裔所說的上廁所的代名詞（在對“湖廣填四川”的民間記憶中也有，類似“解手”的傳說）。
在一個又一個村落中，人們伴隨著“問我故鄉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麽，大槐樹下老鸛窩”的民謠出生、老去。在不斷發酵和成長的“大槐樹”族譜和傳說中，“故土洪洞”的普遍認知，紮根在無數人的內心深處。 族譜裏的“大槐樹”
與無數“大槐樹族譜”的產生和急劇增長相應的是家譜體例的完備。明成化七年（1471年），黃岩謝氏重修族譜，“參用歐、蘇家法”，“篇有序，序有義”，把族譜分為七項內容；金壇段氏做族譜，則“先之圖，次以家傳，又以先世遺文與凡儒碩詩文為段氏作者”，再加上譜序，共有四項內容；江西豐城遊氏做族譜也是先列本族世係圖，以表世係，次之譜，以記其行實，而後列曆朝誥赦及名儒的詞章，再加上譜序，共有五項內容。至此，明代宗譜的體係大致定型。明萬曆以後，各地編撰的族譜更多，體例也更加完整。
在體例之外，有明一代，各地宗族對修譜的時間間隔也更為注意，短則十年一修，長則三十年或五十年一修，以補充新材料，使族譜充實、完整。
根據長期關注並搜集大槐樹移民資料的研究者黃澤嶺的觀察：“在嘉靖年間以後，宗譜的編修已經相當正規化和經常化了，這是嘉靖中後期宗族發展的結果。”
在明代中後期出現的這種現象，是在以往的中國所鮮見的。從先秦到魏晉，編撰族譜曾是王公和士族的專利，一直到南北朝時期，一般人等還是不被允許修家譜。唐朝建立後，隨著意在抑製山東舊族和江南世家的《姓氏錄》《姓族係錄》《元和姓纂》《皇室永泰譜》《皇唐玉牒》等一係列巨製官譜的問世，私修家譜之風開始出現，不僅舊族“紀其先烈，貽厥後來”，“蓽門寒族”也“百代無聞， 而騂角挺生，一朝暴貴，封鎖不追述本係，妄承先哲”（《史通》）。到了宋朝，程朱理學興起後，私修家譜現象更多，編撰者們相信：“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係世族與立宗子法”（《張載集?宗法》）。歐陽修與蘇洵則首開有宋一代的私修家譜先河。至和年間，歐陽修“以其家之舊譜問於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編成歐陽氏新族譜；大約同一時期，蘇洵也有感於自己宗族間“喜不慶，憂不吊”“相視如塗人”的狀況，編成蘇氏族譜。歐、蘇二人均是古文大家，他們編撰族譜的體例，遂為之後的族譜編撰之典範。
明朝建立後，麵對“崖山之後無中國”的局麵，首務之一就是重塑漢文化的正統。1279年，廣東崖山，宋朝在最後一次有組織的抵抗中慘敗於元軍，陸秀夫負帝蹈海，而在此之前，華夏文明的核心地帶已在金朝的統治下度過了長達一百多年的時間。在曆來講求“華夷之辨”的傳統中國，異族入主中原帶來的後果無疑是極為嚴重的——兵燹戰亂、顛沛動蕩導致禮俗隳壞流失、文脈斷絕。
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親自撰寫《資世通訓》一書訓誡天下：“今朕統一寰宇，晝夜勿遑，思以化民成俗，複古治道，乃著是書。”接下來，畢其一生，朱元璋都在盡力扭轉“胡俗”，以“複先王之舊”。
在興學校、行科舉，以程朱理學為基礎，廣興推行教化的同時，明朝也對仍存在的對平民祭祖的限製進行逐步“解禁”。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禮部尚書夏言上疏建議變革宗族製，“乞詔天下臣民冬日得祭始祖”，“乞詔天下臣工建立家廟”。這條建言隨之引起巨大反響。在此之前，庶民祭祖一直有著隻能追祭三代的限製，此外還有“庶民祭於寢，士大夫祭於廟”，“庶人無廟，可立影堂”等諸多限製。
在夏言提出建議的當年十一月，明世宗“詔天下臣民祭始祖”。庶民祭祖的限製被打破，大建宗祠祭祀始祖很快在各地成為普遍現象，私家修譜之風更盛。
清朝的建立並沒有打斷這一過程，相反的是，身入關後沒過多久，康熙就頒發了《聖諭十六條》，要求天下臣民“篤宗族以昭雍穆”，此後鄉約與宗族結合，宗祠的修建與族譜的編撰更為普遍化。
於是便產生了一個奇特的現象，在清朝中後期，傳統社會在重重衝擊之下開始崩塌，但是編修家譜之風卻達到了頂點，二者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然而，當人們開始尋找自己的始祖時，很快遇到了“我從哪裏來”這個難解的問題。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河南孟縣劉氏族譜編成，自認是一個移民家族：“自曾祖而上，在山西潞州潞城縣，不知其幾世矣，洪武初，徙河南孟州，今革為縣，古河陽郡也，遂家焉，傳六世矣。”劉氏乃是士紳之家，其族譜纂修者劉章之兄劉文是天順六年舉人，其他兄弟也都深受理學熏陶。如果說他們尋找始祖尚不為難的話，那麽其他人可能就不那麽容易了，這從“致仕縣丞德州宋諫”為劉氏族譜所作的序言即可看出來：“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者足矣，遑及其崇始反本，以原其身之所自出哉？”
眾口相傳的“大槐樹”就這樣開始進入無數的族譜之中。在此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河南濟源衛溝衛氏於雍正十三年創修了《衛氏家譜》，家譜稱：“祖籍山西晉陽人也，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陽裏無恨村，又移西軹城小十字後居下泥溝。”這同相距兩三公裏的軹城衛氏始祖來曆的說法是相似的，軹城衛氏“本山西省陽城縣人，洪武年間避亂遷居於垣曲縣之西南峪子村”，而軹城衛氏是遠近聞名的大族，清代乾隆年間曾經出過衛肅、衛詣、衛謀三位進士，很有勢力。衛溝衛氏也許是附和了讓他們羨慕的軹城衛氏，不過到後來，衛溝衛氏幹脆“變革”了他們的始祖籍貫，此後每次續修族譜，衛溝衛氏的說法就有一次新變化：嘉慶六年衛溝衛氏族譜的序言為“餘族由太原而遷濟居住無恨而移軹，源遠流長”，鹹豐二年家譜則為：“吾族山西洪洞人也，始遷無恨繼遷軹鎮，更遷泥溝。”從陽城到太原再到洪洞，衛溝衛氏終於成了洪洞移民。
還有人幹脆把對“身之所自出”的懷疑寫進了族譜， 如創修於順治十一年的河南濟源東留養村《任氏族譜》寫道：“餘族自洪武初年入藉濟源縣軹城裏一甲當差至今，相傳已三百餘歲矣。或曰：其先蓋山西曲沃人也；或曰：自洪洞來曲沃至濟源，然皆不可深考。”
更多的人則是毫不遲疑地把“洪洞”寫進了族譜，並諄諄告之以族人。如在道光十三年，“晝出負販”“弗事詩書”的河南孟縣東田丈村花廷寶創修了花氏祠堂，並“嚐謂族人曰：‘我花氏自山右洪洞遷移以來，世代變更，子孫繁昌，皆祖功宗德所留遺也。’”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曆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曆史》）
對於這段謎一樣的曆史，還有人給出了這樣的解答：“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曰遷自洪洞，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於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鄒古愚修，鄒鵠纂；民國(1934) 《獲嘉縣誌》卷8《氏族》） “民族主義”下的大槐樹
清末民初，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在山東觀城、茌平等縣任典史，他所見到的已是處處皆為大槐樹後裔的局麵，經行之處，無論是官吏還是平民，聽聞他來自洪洞，都殷勤招待，很多人把家譜拿給他看，都說是從“洪洞大槐樹老鸛窩”遷來。
這些經曆讓景大啟甚為感慨。當時還有一名洪洞人劉子林也在山東為官，景、劉二人相商後，遂起創修古大槐樹遺跡之意。二人在山東募得紋銀390兩，寄回洪洞托人維修廣濟寺殘存之塔基，並修建古大槐樹紀念亭，然而未等工程完工，銀兩耗完，創修大槐樹遺跡之事隻好停頓。恰好此時曾在河南確山、登封等縣任知事的洪洞人賀柏壽致仕還鄉，又募得錢300餘吊，使得創修大槐樹遺跡建設繼續進行。民國二年（1913年），三人完成了包括大槐樹、碑亭、茶室和牌坊在內的遺跡創建，從此“洪洞大槐樹”開始有跡可尋。而在此之前，自認是大槐樹移民後裔的他鄉客來到洪洞，雖有“不勝故鄉之感”，但無處可覓先祖出發處，隻能站在汾河邊上“撫景流連”。
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景大啟在確定地點時依照的依然是“故老之傳聞”，他在《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中說：“古大槐樹子在敝莊廣濟寺之西，即世所謂遷民處也。”
就在洪洞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跡的時候，發生了一件令本地人對大槐樹更加刮目相看的事情：辛亥革命後，袁世凱派盧永祥進攻山西民軍，盧部所到之處，肆意搶掠，在與洪洞比鄰的趙城（後並入洪洞縣），“無貧富貴賤，一律被搶，不餘一家，不遺一物”。如此搶掠三日後，盧部南下洪洞，“車四百輛，駱駝三百頭，馬數千蹄，負包擔囊，相屬於道”，留下趙城“城無市，鄰無炊煙，雞犬無聲”。然而到了洪洞後，盧部卻秋毫不犯，途徑古大槐樹處，士卒還紛紛下馬羅拜，“低徊不忍去者久之”。究其原因，乃是“群目為祖宗裏居所在地，弗擾也”，賀柏壽等人由此也感到，大槐樹實有“禦災捍患之功也”。
洪洞地方士紳創修大槐樹遺跡的同時，中國這個古老的國家也正在快速向現代轉型，民族國家的概念開始出現在上層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包容儒學、諸子與黃帝的“國學”迅速形成。在“反滿救漢”的旗幟下，“尊黃”思潮風行一時，革命黨人把西方的民族主義與中國傳統的“夷夏觀”結合，推崇黃帝為漢民族始祖，大量關於黃帝的論述和專著隨之出現，如劉師培的《黃帝紀年論》《攘書》，黃節的《黃史》，陶成章的《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夏曾佑的《最新中國曆史教科書》，此外還有革命性很強的《黃帝魂》等專著。同時，《國粹學報》《新世紀》《民報》《浙江潮》《警世鍾》《新湖南》等報刊上也都發表了許多關於“黃帝”的言論，黃帝這個遠古時代傳說中的人物，在民族主義的萌發下，被革命黨人塑造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所需的“民族始祖”。
對於這一現象，孫隆基在其《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中分析說，“尊黃”乃是清末民初的中國人為了民族國家的建構而新發明的一種“崇拜”，黃帝崇拜的敘事由古代、現代、本土、外來的因素編織而成，雖然表麵上首尾一貫，其實是一個混合語，而且一首一尾都是舶來品。
在這樣的潮流中，眾口相傳的“洪洞大槐樹”迅速被納入到民族主義的話語體係中來。洪洞地方的知識精英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進行再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象征。
民國三年（1914年），賀柏壽在其撰寫的《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中說道：“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源者，宜及時表彰，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大槐樹處之待於揭諸者，顧不重哉。”
民國六年（1917年），大槐樹第一次出現在了洪洞縣誌中，在其卷7《輿地誌?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 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於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曆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於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誌遺跡。”
民國十年（1921年），景大啟又編撰了《洪洞古槐樹誌》百餘本行世。十年後，洪洞人柴汝楨在舊誌基礎上重新編撰，匯為《增廣洪洞古大槐樹誌》一書，時任洪洞知縣的柳蓉為之撰寫序言，再一次把大槐樹與蒸蒸日上的民族主義思潮聯係在一起，他認為，無數的人都心係大槐樹，“何以故，種族觀念使然也……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鬥，異族罔感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係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
至此，“大槐樹已經不再隻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禦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趙世瑜《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曆史》） <h2>“偶然”的曆史</h2>
“周公畏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複誰知？”白居易的這首詠史詩，也許隻是發一點詩人特有的感慨，但卻道出了曆史研究者經常會有的某種困惑。曆史的演進，偶然性的因素實在太強了，很多事如果不那麽趕巧，曆史也許就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二戰時英法殘軍困守敦刻爾克，如果希特勒不輕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繼續猛攻，恐怕連英國人自己也認為，幾十萬英軍小命休矣。德軍地麵部隊的停頓，給了英國人喘息之機，為英國保存了幾十萬生力軍。否則，下一步如果德軍進攻英倫三島，恐怕英國連守衛的都沒有。法國已經完了，英國再失敗，美國人也未必會參戰，那麽，反納粹同盟，自然就無從談起。二戰的曆史將會怎樣？天知道。
同樣，清朝最後一年，其實朝野上下也沒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雖然革命黨人拚命革命，精心設計的廣州起義，動員了全黨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擲，結果，廣州起義一敗塗地。親自領軍奮戰的副領袖黃興負傷，領袖孫中山遠避美國。可是，群龍無首的武昌新軍，在誰都沒有料到的情況下，起哄一鬧，居然大獲成功。這個武昌起義，本身就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義爆發前幾日，起義者在漢口租界試驗炸彈失敗，他們的據點不會暴露。那麽，新軍中革命黨的領袖，就不會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劃成了起義，也跟此前多個起義一樣，屬於密謀家的密謀，參與者嚴重動員不足，勁頭自然不會很大，一舉成功的機會也就不大。如果不是傳說據點暴露，革命黨人花名冊落到朝廷手裏，那麽，新軍上下的恐慌，不會如此厲害。道理很簡單，誰也沒見過花名冊，誰知道那裏有誰。於是，凡是平時跟革命黨人有過接觸，或者看過過激宣傳品的新軍士兵（人數眾多），難免不人心惶惶。從戰爭心理學角度，這種恐慌，實際上等於是一場最好的戰爭動員——為了自保，人人有拚死的決心。當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個人心浮動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軍官，不去多事，出頭訓斥躁動的士兵，這層窗戶紙興許也不會有人馬上給捅破，拖上兩天，士兵發現沒事，也許恐慌就平息了。革命黨人再想鼓動造反，就沒那麽容易了。即使士兵們鼓噪起來，如果此時的湖廣總督，是個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帶上來的瑞澂，不急於逃跑，穩住陣腳，堅持兩天，起義也難以成功。事情都趕到一塊兒了，於是武昌起義就成功了
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時曆史好像密閉容器裏的粒子，胡亂撞一氣，誰碰上誰都沒準，但其實並不盡然。曆史雖然未必像某些曆史學家講的那樣，必然有規律可循。但有些大的方向，還是有的。比如敦刻爾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當時不犯錯誤，就算納粹席卷了全球，最終也維持不下去，因為這樣的極權統治，從根本上違背人性，遲早還是會垮掉，隻是垮掉的方式和時間跟現在我們已知的不一樣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義的成功，從根上說是因為滿清新貴的收權行為，得罪了大多數的漢人士紳，人家不再幫忙。鬧事者總會有，有人幫忙，則鬧不成事，沒人幫，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國響應。毀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h2>窮京官混世之法</h2>
京官窮，是古代官場的一個永恒主題，大家說也說不完。其實，京官窮，大官不在此列，權大，自然金多，想不要都困難。窮的，隻是那些小京官。所謂京曹，即中央政府各個衙門裏的屬員，無權無勇，人數眾多，一般來說很閑，但卻沒錢，他們甚至比不上那些經手瑣事的胥吏，由於有公務經手，在手續上就可以卡點油水出來。這種狀況，在官吏分途而官員的俸祿又出奇低的明清兩代，尤其明顯。
京官之窮，是因為沒機會直接刮地皮。同樣一個六部主事，七品官，如果在地方上做知縣，平常年景，說不上貪酷，一年幾萬兩雪花銀總是會有的。但是在京裏，法定收入，也就是一年45兩銀子，再加上一點祿米。京師米貴，居大不易，這點錢糧，家口如果多到5名，那麽多半是要餓肚子的。原本文人就喜歡哭窮，做了京官，則一塌糊塗，活脫脫一個個怨婦。最有名的是李慈銘，在他的《越縵堂日記》裏，在罵人之餘，總是喋喋不休地訴說自己的困窘。還有人填了曲子訴苦:“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隻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
京官哭起窮來，好像每日等米下鍋，忍饑挨餓，日子都沒法過了似的，其實大抵屬於“家兄江南沒，舍弟塞北亡”的詩人作詩，當不得真。沒錯，這些小京官，的確房租經常拖著不交，“酒食常欠米常賒”，動不動就跑當鋪，經常隨份子送禮，欠債也屬於家常便飯。但並不等於他們真的活不下去，事實上，他們往往出有車，食有魚，家裏有啞巴牲口，還雇有拿工錢的家仆。李慈銘一邊說自家沒米下鍋，一邊卻記錄自己赴一個宴會，又一個宴會，魚翅海參沒完沒了。當然，很有可能，這邊主人在赴宴，飯店門口，仆人找來嚷嚷:“大奶奶說了，當的那個鐲子到期了，趕快去贖!”晚清有嘲京官詩雲，“天樂看完看慶豐(看戲)，惠豐吃罷吃同豐(吃席)。頭銜強半郎員主(即各部的郎中、員外郎和主事，都是各部中下級屬員)，談助無非白發中(麻將)。除卻早衙簽個字，閑來隻是逛胡同(妓院)。”雖說有點誇張，但也八九不離十。其實，當年吃瓦片的租房戶，即便承租的官員拖欠房租，也斷沒有把人趕走的，因為租戶裏有個官員，對外好說話。而平時的商家，從來都是賒賬的，按年節一總收賬，因此，拖欠和賒欠，對於官員不算什麽大事。
總而言之，京官雖然比外放的地方官窮，但日子並不真的像京裏窮民那樣難過。魯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以見習翰林(庶吉士)大考未過，外放老虎班知縣，因過於驕橫丟了烏紗，馬上就捐一個內閣中書進京，雖說沒有錢拿回家，但自家的日子還過得不錯，時不時可以捎點特產孝敬自己的老娘。京官，也有自己來錢的道兒。
京官第一種來錢的道兒，是打地方官的秋風，即揩油。當然這種揩油，屬於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方官總是要進京辦事的，一進京，消息馬上傳開。同年(科舉同屆)、同事、同鄉，一擁而上，地方官也就大方地打開筵席同時撒錢。作為地方官，進京辦事，有關部門自然需要打點。主管長官得重點關照，但是，自家的關係，也必須麵麵俱到，同年、前同事、同鄉、大小菩薩，每個麵前一炷香，一個也不能少。那年月，做官最要緊的是關係網，如果這種在大家眼裏天然合法的關係，都照顧不到，丟下一個半個，馬上名聲就壞了。官場上，關係複雜，說不準誰和誰有點什麽瓜葛，得罪一個，往往得罪一大片。有的時候，得罪人甚至都不可怕，但卻不能落個薄情寡義的名聲，破壞官場約定俗成的規矩。地方官的撒錢，廣積人緣，就是這種約定俗成的規則。按這個規矩走，才具平平不用怕，沒有政績也不用怕，隻要不出大格，或者特別倒黴，趕上戰亂，進了官場，大抵都可以無災無害到公卿。
京官第二種來錢的道兒，是吃來往京師的同鄉商人。明清之際，官商之間往來的平台是同鄉會館。說起來商人們弄會館，是便於同鄉之間互助的，但是幾乎從一開始，這玩意兒就成了周濟進京趕考舉子和窮京官的場所。舉子進京趕考，可以在會館白吃白住，如果考上做了官，自然會照顧同鄉商人，這屬於商人的期貨投資。對於現任京官，憑借會館，時不時地給點補助，實在困難的，還可以在會館下榻，不收房錢，這屬於現錢交易。
京官的第三種來錢道兒，則屬於職務額外收入，這一點，古今一理，就不多說了。值得一提的是，有清一朝，往往是越往後，這種職務額外收入越多，清中期之前，各部的胥吏，多半比中下級官員機會更多。
所以，窮京官，也有自家的混世之道，隻要有個官銜，即使在北京這種消費很高的地方，也能混下去，甚至混得腦滿腸肥。 <h2>國士無雙</h2>
漢元年四月，駐在灞上的劉邦軍拔營啟程，經由杜縣(今西安長安)南部，進入子午道赴漢中而去。
前往漢中的劉邦軍，不過三萬餘人。這支三萬人的部隊，是劉邦擔任楚國碭郡長時期的本部兵馬，他們自沛縣起兵以來一直隨同劉邦轉戰南北，最終從武關攻入關中。秦王子嬰統領秦政府投降以後，劉邦接收了駐守關中的秦軍，擁軍號稱十萬。鴻門宴議和，劉邦接受了項羽的講和條件，將投降的秦軍全部交與項羽處置，隻留下這支三萬人的老部隊。這支三萬人的軍隊，將士們都出生於關東地區，以泗水郡和碭郡出生的人最多，他們是劉邦軍團的核心和中堅，史稱碭泗楚人集團，未來漢帝國的功臣宿將，基本上都在其中。
在這支三萬人的老部隊之外，還有一批數量不少的人私下跟隨劉邦前往漢中。這些人，都出生於關東各諸侯國，他們或者隨同劉邦由武關，或者隨同項羽由函穀關進入關中，在項羽分封天下為十九國以後，按照各歸故國的命令，都應當回到自己出生的國度去。然而，這些人對於現狀不滿意，不滿足，他們不安心，不安分，不願意馬上回到故鄉去，去過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平凡生活，他們還想趁亂拚一把，博得功名利祿。他們仰慕劉邦，覺得跟隨劉邦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哪怕是先吃些苦頭也在所不惜。這批人的數量有數萬人，史稱諸侯子，他們加入了劉邦軍，堅持下來的人，後來也成了西漢建國的中堅，革命成功以後，終身享受漢朝政府特殊的優待，這已經是後話了。
出生於楚國東海郡的韓信，正是屬於跟隨劉邦前往漢中的數萬諸侯子中的一員。不過，在所有的諸侯子中，韓信的野心最大，瞄準的目標最高，他是衝著指揮漢軍的最高軍職——大將而來的。
進入漢中以後，韓信被編入漢軍，出任連敖。連敖是楚國的官名，大概是軍中的中級武官。劉邦自起兵以來，一直是楚軍的一部分，服從楚王，采用楚國的官製，他對於主動歸屬於漢軍的他國將士，大體采用官製對等接受的原則，特別是歸屬過來的別部楚軍，與舊部一視同仁。韓信在項羽軍中最後的軍職是郎中，相當於侍從武官，他在劉邦被左遷，在劉邦軍經曆艱難困苦的時候前來投奔，自然受到歡迎和優待，連敖的級別應當不低於郎中。
脫楚歸漢的韓信，他的心願，不是在軍中積功步步升遷，逐級得到爵祿官職的封賞。韓信是自比薑太公和孫武子的人，他希望劉邦是周武王，是吳王闔閭。他認定劉邦有帝王之才，看準劉邦軍缺少一位統軍的大將，他希望以自己的才幹得到劉邦的賞識，成為漢軍的統帥，領軍擊敗項羽，成就如同薑太公輔佐周武王滅商，孫武子指揮吳軍敗楚的偉業。然而，離開項羽投靠劉邦，辭去郎中而任連敖，從級別上來說，或許算是有所升遷，從職務上看，反而離開君王更遠，幾乎沒有直接進入漢王視野的機會。韓信大感失望，鬱鬱不得誌的埋沒感與日俱增，他跌入了人生的低穀。
據史書記載，韓信在連敖任上，犯法被定了死罪。韓信究竟犯了什麽罪，由於史書失載，我們已經無法考究。以韓信當時的處境和心境而論，或許是集體逃亡? 刑場上，同被判處死刑的人，前麵已有十三人被斬首，輪到韓信的時候，他抬起頭來，仰望刑場的監斬官大聲喊道：“漢王難道不是想要奪取天下嗎，為什麽反而要處死壯士?”
當時的監斬官是夏侯嬰，韓信的話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見韓信身材高大，相貌偉岸，在即將被處死的時候毫不恐懼失態，反而是冷靜豪邁，堂堂能言，當即心生好感，下令刀下留人。夏侯嬰釋放了韓信以後，開始詢問交談，一席話下來，他心中暗暗稱奇，感到韓信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馬上推薦給劉邦。
夏侯嬰是劉邦的同鄉，泗水亭長任上的鐵杆哥們兒，沛縣起兵以來的心腹大臣。夏侯嬰的推薦，劉邦是買賬的，他當即下達指令，任命韓信為治粟都尉。治粟都尉，負責軍隊的後勤供應。出任漢軍治粟都尉的韓信，相當於劉邦軍的後勤部長，官職地位，已經遠遠高於連敖，相當於別部將軍一類了。
得到夏侯嬰的賞識，被推薦出任治粟都尉，是韓信在劉邦軍中出頭的第一步。治粟都尉任上的韓信，因為後勤工作的關係，與當時擔任丞相、負責整個漢王國行政事務的蕭何有了接觸。經過幾次接觸，蕭何感到夏侯嬰眼力不凡，韓信確是人才。
蕭何是有識人慧眼的人。當年，劉邦還在泗水亭長任上廝混的時候，身為頂頭上司的蕭何早早地察覺到劉邦是內慧有肚量的人，敢擔當能承頭，對他另眼相看。後來的事實證明，蕭何的眼光一點不錯，劉邦確實是獨步天下的帝王型人才。如今的蕭何，識人的慧眼再一次開啟，他預感韓信是獨步天下的統帥型人才。更讓蕭何興奮的是，韓信在這個時候出現在漢中，可謂是上天特意賜予的瑰寶，來填補劉邦軍的缺陷，引領劉邦軍脫出當前困境的希望應當就在韓信的身上!
在蕭何看來，劉邦的才能，政治長於軍事。以政治才能而論，當今天下，無人能出劉邦之上。如果以軍事才能而論的話，排名第一的，無疑是項羽，項羽之後，當數章邯。钜鹿之戰，王離兵敗，章邯抗衡項羽半年之久，正是在兩雄難分高下的空隙間，劉邦才能夠所向披靡，一舉攻入關中。所以，以排名而論的話，劉邦當在第三。
進入漢中以後，劉邦所要麵對的敵人，是章邯加上項羽，單純地看，第一聯合第二對第三，這已經遠遠超出劉邦的能力了。放眼劉邦軍中，如同樊噲、周勃、灌嬰這樣的勇將是大有人在，能夠統領大軍獨當一麵，可以與章邯和項羽對抗的人物，卻一個也找不出來。獨當一麵的領軍人才的缺乏，眼下正是困擾劉邦軍的難題之一。蕭何預感到，韓信正是這樣一位可以填補空白的人才，如果有韓信的加入，眼前這場第一加第二對第三的不利博弈，將可能有根本的改觀。
劉邦軍進入漢中以來，陷入了從來沒有經曆過的困境。漢中北有秦嶺，南有大巴山，為一狹小的山間盆地，隻有幾條漫長而險峻的山間小道連接巴蜀和關中。在範增的精心安排下，以章邯為首的三秦軍的主要任務就是圍堵劉邦，他們已經嚴密地封鎖了漢中進入關中的所有通道。如何能夠返回關中，進而東去，是進入漢中的劉邦軍所麵臨的生死攸關的又一難題。雪上加霜的是，足智多謀的張良，已經在項羽的命令下隨韓王成東去，失去了軍師的劉邦及其部下，至今想不出脫出困境的辦法，正陷於焦慮和困苦之中。
在蕭何與韓信的密切接觸中，擊敗章邯，脫出漢中的事情，自然是必須涉及的話題。讓蕭何震動的是，韓信對此已經胸有成竹，他對蕭何詳細地分析形勢，明確地提出了“明出子午，暗度陳倉”的反攻關中的計劃。這個計劃，讓蕭何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線光明，在迷途中被指明了通路。當蕭何進一步聽取了韓信對於項羽的看法，對於楚漢間強弱形勢可以轉化的分析以後，他益發堅信自己的眼光和經驗，他斷定，韓信，唯有韓信，是能夠引領劉邦軍走出困境的統帥人才。
國士無雙，就是蕭何在這個時候對於韓信所作的評價，他允諾韓信說，定將請準劉邦親自召見。 <h2>土木堡之變：明王朝的轉折</h2>
明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三日（公元1450年8月30日），大明朝北部軍事重鎮宣府以東的懷來縣土木堡，此地離京師西北咽喉要地居庸關一百來裏地，而東距懷來縣城隻有二十五裏。明朝皇帝英宗朱祁鎮和他親率的數十萬大軍在此紮營，計劃第二天天明啟程，順利的話當晚能越過居庸關，將蒙古鐵騎甩在關外。
然而，驍勇而有謀略的蒙古瓦剌部落首領也先抓住了大明皇帝這個致命的錯誤，早已彎弓勒馬等候時機的蒙古騎兵第二天將英宗及其扈從圍困得如鐵桶一般。懷來以西一百五十裏的宣府，駐有重兵，但難以及時馳援。經過一天一夜的鏖戰，蒙古兵突破皇帝行在外一道道防線——由於駐地水源被切斷，明朝軍隊士氣低落，國公、駙馬、尚書、侍郎等數十位高級官員戰死，撮弄禦駕親征的大太監王振，被痛恨小人誤國的護衛將軍樊忠一錘錘死。八月十五日（公元9月1日）——正是中國人闔家團圓的中秋節，身邊隻剩下一個太監的英宗束手就擒。
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變”，這次事件被公認為是明王朝從強到衰的轉折點。從此，明朝對北部遊牧民族采取守勢，用重兵守住九鎮等據點，修築長城，企圖禦敵於外，舍棄了成祖的國防方針——最好的防守就是出擊。後世修史者又一如既往地為尊者諱，以阿q精神書寫皇帝被俘乃“北狩”。
這場巨變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於謙頂住了要求遷都南京的壓力，力主英宗弟弟朱祁鈺先監國，後稱帝，是為代宗。尊英宗為太上，絕了瓦剌“奇貨可居”的念頭。第二年英宗被放回，回京後過了一段囚禁生活，最後趁代宗病重發動“奪門之變”，重新掌握國炳，於謙受到了清算，被殺。
“土木堡之變”發生的根本原因，多數人歸罪於王振惑主，而英宗過於輕率地親征——所謂的“浪戰”。英宗原本可以避免這場浪戰，皇帝親征，多數是象征性的，固然有鼓舞士氣的作用，但如果皇帝本人不是合格的軍事統帥，往往弊大於利。英宗既不是也先這種馬背上長大的首領，冒箭矢、逆鋒鏑習以為常，也不同於高祖朱元璋起於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不同於成祖這樣的雄才之主，帶兵“靖難”而登九五。英宗八歲登基，長於深宮之中、婦人之手，連紙上談兵的趙括都不如。
而專製最大的毛病是：沒有誰能糾正最高統治者的錯誤。一種專製僵化的體製內，決策的正確與否，係於最高領導者的個人素質。若最高統治者昏庸，體質內儲備再多的英才，也是枉然。
以英宗決定草率親征為例，這不是個北征季節，因為曆朝曆代中原王朝向北征伐，多半是春季開拔，秋季班師。原因是這個季節天氣暖和，既利於糧草的儲運，也利於南方士兵的作戰。而北方遊牧民族正相反，他們一般是秋高草黃馬肥的季節，向中原王朝發起進攻，此時以農耕為主的中原王朝秋收結束，有了糧食，便於騎兵的剽掠。然而因為十四年七月，也先侵擾大同，參將吳浩戰死。天朝的威嚴受到了挑戰，所以英宗倉促親征。兵部尚書鄺野和吏部尚書王直的苦諫，英宗根本聽不進去。
大軍浩浩蕩蕩一直走到大同，早就摸清明軍底細的瓦剌部避實就虛，不與銳氣方盛的明軍交戰，而是等待其師老兵疲，在撤軍途中伺機伏擊。而撤軍時英宗又聽信了王振的話，不從大同南下蔚州，再經紫荊關回京師——這個路線可避開瓦剌騎兵的活動區域。王振這樣的餿主意是出自私心，他是蔚州人，不願意大軍踐踏他家鄉正在收割的莊稼。而大軍在十三日晚野營時，選擇的是水源容易被人切斷的死地。可以說，英宗從決定親征到被俘，可謂每一步走的都是最臭的那一招。英宗手下那麽多軍事人才幹嗎去了？因為他們知道皇帝執拗起來，再合理的建議也不會被采納，那麽隻能聽天由命了。
公允地評價，英宗實在不算一個壞皇帝。他最大的特點是待人真誠仁厚，特別有親和力。如果是個普通人，這些是優點，若當皇帝則是不足，那些成功的皇帝往往高深莫測、刻薄寡恩。明朝的皇帝和清朝的皇帝比，在“職業化”方麵，普遍遜色，因為明朝不少皇帝太有性格了，也就是說太像普通人，性格中有那麽一點“癡”。比如英宗到死都懷念闖下大禍連累他被俘的王振，以及後來總想帶兵打仗的武宗和喜歡木匠活的熹宗。
英宗為什麽偏偏相信一個王振的話，而輕率地親征了？當然有他年少氣盛以及過於信任王振的原因。但我認為，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成祖朱棣篡位以來，幾代皇帝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合法性”焦慮。
劉基的兒子劉璟對攻下南京的朱棣說過，殿下百世都逃不過一個“篡”字。得位不正的質疑，是朱棣心中最大的傷口。既然程序不合法，那麽隻能希望用業績來彌補。皇帝最大的業績是什麽？是開疆拓土，消除外部隱患。
朱棣遷都北京，從國土安全來說，是正確的選擇。如果首都遠在南京，要抵禦北部蒙古部落的侵擾，隻能讓北部邊疆的將帥或親王有專斷之權，能便宜從事，如此就必然有藩鎮割據之憂。當初朱元璋允許北部的寧王、燕王等藩王掌握武裝，固然可以防蒙古騎兵，但終有蕭牆之禍。所以朱棣把首都遷到北京，形成“天子守邊”之局，固然有增強當政者憂患意識的作用，但首都的防務實在太艱巨了，蒙古騎兵一旦攻破大同至宣府的防線，一夜之間就能出現在京畿。朱棣在世時，數次親征漠北，就是想一勞永逸地解決蒙古騎兵的威脅，最後駕崩在軍旅之中。朱棣死後，蒙古騎兵的威脅依然存在，還不斷加劇。
經過朱棣二十餘年的苦心經營，再經過仁宗、宣宗十一年的休養生息、寬厚為政，等到英宗即位後，如《明史》所言：“英宗承仁、宣之業，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經濟上、文化上以及人才儲備上都是空前的強盛，等到八歲登基的皇帝長成二十二的青年，如果他能完成曾祖父未竟的事業，將瓦剌等蒙古部落遠遠地趕到漠北，徹底解決首都以及北部邊疆的安全威脅。那麽，這一帝係的合法性，誰還能質疑？這樣的前景太有誘惑力了。
於是，皇帝浪戰，其結局徹底改變了大明朝和北部遊牧民族的攻守之勢。從那以後，明朝再無力主動對外，軍事力量主要用來對付域內的百姓。 <h2>中國刺客文化：士為知己者死</h2>
刺客是人類曆史中最古老的行業之一。他們的活動一般非常隱秘，行刺目的往往以圖在最短時間內，讓目標人物及其相關事物遭受致命打擊。
中國職業刺客最早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常由於政治原因，負責對目標人物進行刺殺。其行刺動機較為單純，往往因感激委托人的恩德而去行刺，因此帶有一些俠的氣息。秦以後的刺客，行刺動機多為金錢、名聲、仇恨、政治等各類原因。
生活在遊俠之風頗為盛行的唐代的李白，就曾通過詩歌《俠客行》，對中國古代刺客這一群體，進行過一番神秘而形象的刻畫：十步殺一人，千裏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要知道，李白也曾仗劍走天涯。
在各種史料記載中，中國早期的刺客已經形成一種文化，它也並不是一種不光鮮的角色，而是賦予了各種浪漫和高貴的色彩。如果因所作所為還被尊為“義士”，那刺客這一角色就更吃香了。
漢朝史學家司馬遷著作《史記》中的《刺客列傳》，刻畫了一撥中國最早的刺客。如今被很多年輕人掛在嘴上、喜歡當玩笑話來開的那句“士為知己者死”，實際上始自於那個年代，而且在各種史料記載中，曾經真實地發生過。
持這種信念的刺客們，往往被尊為“義士”，它不僅成為刺客們行走江湖的一種執業信條，也是古代義士們最為崇信的一種氣節。
本文從這句千年古語出發，探尋古代刺客文化形成的初因。不管他們的舉動，是特殊年代文化熏陶下的真實觸動，還是源自於道德綁架，都能讓我們對當年盛行的刺客文化略窺一二，最終不得不承認，“死”真的是古代刺客們崇尚的最高氣節。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
要說中國古代刺客，不得不提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豫讓。如今廣為流傳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就出自這位古代義士。他也被稱為“春秋戰國四大刺客”之一。
根據西漢劉向《戰國策?趙策一》中記載，豫讓姓姬，是晉國俠客畢陽的孫子。他先為範氏做事，後又給中行氏做家臣，但都未受到重用，讓他覺得很是失敗。
鬱鬱不得誌之際，豫讓遇到智伯，成為對方的家臣，而且主臣之間關係很密切，智伯對他很尊重。在他看來，智伯對他有知遇之恩。
正待境遇好轉，有人重用，看似前途一片光明之際，豫讓的人生事業卻再次出現轉折。公元前475年，智伯成為晉國執政，因卿大夫趙氏拒絕獻出封地，於是他聯合魏氏、韓氏兩家共同對趙氏發動“晉陽之戰”。
沒想到，到了公元前453年，當時還是晉國卿大夫之一的趙襄子派人向魏、韓兩家陳說利害，魏氏、韓氏竟然臨陣反戈，聯合趙氏反攻智氏，智伯反而被趙襄子擒殺。消滅智伯以後，三家分割了他的屬地，並將晉國完全瓜分了。這就是春秋戰國時期著名的“三家分晉”。其中趙襄子最痛恨智伯，還把智伯的頭蓋骨拿來作飲器。
趙襄子就是趙毋恤，嬴姓，趙氏，名毋恤（亦作無恤）。公元前475年，執晉國國政二十年的趙簡子按照自然規律死掉了，其子趙無恤嗣立。後來成為了戰國時期趙國的創始人。
所謂樹倒猢猻散。主子沒了，門客豫讓無處可去，隻好逃到山裏。對智伯，豫讓奉其為知己，卻未能盡忠，空留一身遺憾，“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對趙襄子，他暗下決心，“吾其報知氏之仇矣”。
在那個年代，“報仇”最直接的就是改行當刺客，幹掉趙襄子。自打立下那句千古傳誦的誓言後，他的內心種下一粒頑強的種子：以後什麽事都不幹了，隻為主公複仇。
但是行刺並不是豫讓所擅長的事情，他被後世奉為四大刺客，也不在於他武藝有多麽高強，而是因為他對自己誓言的堅守，對忠誠的執著。
從某種程度上說，他以後所幹的每一件事，挑剔的人會覺得此人太過偏執，崇敬的人會覺得這是一種信條和氣節。這種氣節要是放在現世，已是一種稀缺品，隻能從古書中慢慢品味。 一個有著義士之風的年代
要殺人，首先就得改頭換麵。豫讓第一件事，就是更名改姓，偽裝成一個受過刑的人，幹的也是最低等下賤的活路：打掃廁所。憑借這身臨時學來的手藝，他成功進入趙襄子的宮中修整廁所。
豫讓的想法是，打算借襄子上廁所的時候殺死他。這個算盤倒是打得好，但說實話，豫讓真不適合做刺客。第一次來殺人，他就穿幫了。
雖然他如期等到趙襄子來上廁所，但趙襄子始終感覺廁所氣氛可疑，這個修整廁所的人也從未見過，心一悸動，於是抓來一問，才發現眼前這人是豫讓，衣服裏麵還藏著一把刀子。趙襄子馬上把他逮捕了。
豫讓也沒有屈服。被審問時，他毫不掩飾自己的動機：“欲為智伯報仇！”侍衛們都吆喝著要殺掉他，沒想到，趙襄子倒格外開恩。
他無比感慨地說，“他是義士，我以後謹慎小心地回避就是了。況且智伯死後沒有繼承人，而他的家臣想替他報仇，這是天下的賢士啊。”在侍衛們的一片反對聲中，最後還是把他放走了。那可是一個有著義士之風的年代。
不得不說一下趙襄子，此人生於五霸稱雄的春秋末代，卒於諸侯兼並的戰國早期。《史記》中所列趙國的襄子紀年，在位為33年（公元前457年～公元前425年），性格沉穩，頗有遠略，見識不同常人。
要知道，在趙簡子（趙鞅）的一幹兒子中，最初趙襄子一點優勢都沒有，母親是從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諸子中名分最低，處於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時候，甚至連趙鞅也看不上他。最初的太子也不是他，而是趙伯魯。但趙襄子從小機敏好學，膽識過人，不似諸兄般紈絝，乃至多年後他贏得父親趙鞅的青睞，趙伯魯被廢掉，而他被破例立為太子。
前文提到的“智伯之怨”，實際上由來已久。趙鞅死後，晉國正卿由智伯瑤取而代之。智伯與趙襄子曾有過多次合作，比如一同率兵包圍鄭國京師，他很瞧不起趙襄子，曾罵他“相貌醜陋，懦弱膽怯”。四年之後，再次一同討伐鄭國時，智伯還借酒醉將酒杯扔到襄子臉上。
麵對這些屈辱，就連襄子手下的官兵都看不下去，主動請纓要求殺掉智伯，以洗刷恥辱。但襄子的回答是：“主君之所以讓我做儲君，很重要一點，就是因為我能忍辱負重。”
現在看來，他能容忍智伯，還不能容忍一個“義士”嗎？哪怕，這是一個要殺自己的義士。 複仇的結果不重要，重要的是複仇本身
按理說，豫讓被逮個現行，又被寬厚仁慈的趙襄子給放掉，證明自己就不是殺人的料，理應就該收手了，心懷感恩才是。但是豫讓根本不會，他心裏還揣著那句誓言：士為知己者死。
他幹了一件聳人聽聞的事情，開始全麵改造自己的外形：不惜把漆塗滿全身，使皮膚爛得像癩瘡。同時又剃光了胡須和眉毛，把自己徹底毀容，然後假扮乞丐乞討。
令人感慨的是，他現在這副樣子，走在大街上，即使是他自己的妻子也不認得他了。不過，妻子說的一句話，又讓他覺得對自己的毀滅還有待升級。妻子說，“這個人長像並不像我的丈夫，可是聲音卻極像，這是怎麽回事？”
沒想到，豫讓轉而就活活吞下火炭，為的是燒壞聲帶，改變自己的聲音。這種事得要多大的勇氣，才能幹得了。
就連朋友們也看不下去了，對豫讓又是可憐又是惋惜，並且還潑起了冷水：“你這種辦法很難成功，如果說你是一個誌士還可以，但說你是一個明智之士就錯了。”
他們為豫讓支招說，憑你的才幹，如果竭盡忠誠去侍奉趙襄子，那他必然重視你和信賴你；待你得到他的信賴以後，你再實現你的複仇計劃也不遲，而且你一定能成功。
但豫讓聽了這話後，不以為然地笑了。他認為，為了老朋友而去打新朋友，為舊君主而去殺新君主，這很不齒很不道德，也是一種極端敗壞君臣大義的做法。
“今天我所以要這樣做，就是為了闡明君臣大義，並不在於是否順利報仇。”豫讓和朋友的這句對話，得以窺見他內心的真實想法：複仇的結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複仇本身。
他說，“況且我已經委身做了人家的臣子，卻又在暗中陰謀計劃刺殺人家，這就等於是對君主有二心。我今天之所以明知其不可為卻要為之，也就是為了羞愧天下後世懷有二心的人臣。”
在那個年代，這種理論確實很有市場，足以被天下義士奉為經典。 “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盡管提前做了各種計劃，把自己也弄得麵目全非，最終豫讓的算盤還是落空了。
毀容之後的豫讓提前摸清了趙襄子某天的出行時間和路線，在他要外出的那天，提前埋伏於一座橋下。值得一提的是，這座橋如今已成名勝古跡，古典中還有記載，名曰豫讓橋，並被解釋為豫讓行刺趙襄子之處。
豫讓橋國內據傳有兩座：一座為邢台豫讓橋，如今在河北邢台市區內，在明朝《順德府誌》中還有記載；另一處為赤橋，原名豫讓橋，在太原市西南24公裏的赤橋村，現存完好，橋為砂石砌築，橋上勾欄圍護，橋下晉水長流，赤橋所在的村因而被命名為赤橋村。
這天，趙襄子的人馬果然行至此處。沒想到還沒到橋上，馬兒突然受驚。趙襄子立馬猜到是有人要行刺，很可能又是豫讓。派手下人去打探，果然分毫不差。豫讓再次被拿下。兩人有一番經典對話。
顯得有些生氣的趙襄子，跟豫讓理論起來：“你不是曾經侍奉過範氏、中行氏嗎？智伯把他們都消滅了，而您不替他們報仇，反而托身為智伯的家臣。智伯已經死了，您為什麽單單如此急切地為他報仇呢？”
豫讓解釋了自己的初衷：“臣事範、中行氏，範、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這句話的大意是，我侍奉範氏、中行氏，他們都把我當作一般人看待，所以我像一般人那樣報答他們。至於智伯，他把我當作國士看待，所以我就像國士那樣報答他。
趙襄子很受感動。在那個年代，“義士”是很吃香的角色。偏偏趙襄子也很服這種人。但他又覺得不能再把豫讓放掉，就下令讓兵士把豫讓團團圍住。正猶豫怎麽處置他，沒想到豫讓首先開口了。
豫讓很悲哀，他知道可能生還無望，無法完成刺殺趙襄子的誓願了。令人驚訝的是，他隨後向趙襄子提出一個荒唐的請求：請他脫下一件衣服，讓自己象征性地刺殺一下，以完成最初的誓言。
再也無法知道趙襄子當時的想法。根據《戰國策?趙策一》記載，最終襄子還是滿足了豫讓這個有點過分的要求，派人拿著自己的衣裳給豫讓。
“豫讓拔劍三躍，呼天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據說，他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h2>中國人的隱逸史</h2>
最近一段時間，“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這封隻有十個字的辭職信所引發的共鳴和調侃，又一次將人們對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迫於現實的無奈展露無遺。
為理想一搏，還是留下來上班掙錢供房子，這種困惑和選擇，如同規矩的人內心裏偶有的促狹，總會借著機會冒芽。它最大的意義，是在自由隱逸的話題周期性沉寂後，借著熱點的名義，把無數渾渾噩噩的人又狠狠地刺激和撩撥了一番。
去年在微信朋友圈傳瘋的一篇名為《借山而居》的文章，講述了一個畫家花4000元租下終南山小院準備過20年山居生活的過程。還有一篇《三五知己，一處小院，擇鄰而居》的文章，推崇一種美式田園生活，也把好多人惹得心癢難耐。再往前，是美國作家比爾?波特的《空穀幽蘭》引發的隱士熱。“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便是對這兩篇文章和這一本書的高度濃縮。
但是，不管辭職信、文章和書多麽撩撥，除了少數的出走者，更多的人，都選擇繼續沿著既定的現實生活軌道向前走。
每個人內心都住著一個隱士，即使隻是偶然閃現，生命，也足夠有寄托。
往曆史的深處追溯，陶淵明所踐行的“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生活和《歸去來兮辭》所描述的意境，該是隱逸理想的最好範式。
陶淵明之前，嚴子陵是公認的隱士標榜。作為漢光武帝的同窗好友，他屢次拒召，終老林泉，被時人及後世頌為不慕權貴追求自適的榜樣。浙江桐廬縣的富春山麓，現在還有嚴子陵釣台。
而隱居箕山的許由和隱士巢父，大約是中國曆史上最早、聲名最顯著的隱士了，他們以“巢許”並稱，開啟了中國經久不衰的隱逸傳統。
但是，中國曆史上的隱士，也並非都單純如上述陶、嚴、許、巢。錢鍾書先生說，一些隱士“待賈俟時，非枯槁於岩穴者，苟相薦引，不恥小官。”不過是以營名為手段、以退為進、有跡無實的假隱者，這就是中國文學與曆史上有名的“終南捷徑”。
還有一部分隱士，是由於“為政者亦識隱士裝點山林，其作用每勝於趨蹌廊廟”，是有益於政教的。陳眉公先生的詩“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說的正是此類隱士。
魯迅先生說：“真的隱士，是聲聞不彰，息隱山林的人物，但這種人物，世間是不會知道的。”按此推論，陶潛也好，嚴子陵也罷，都不能算真的隱士。至於《借山而居》中的畫家，不過是一個懂得利用網絡手段來為自己營名的假隱者，和真的隱士無關。
真隱也好，假隱也罷，中國幾千年傳承有序的隱逸傳統，其實已經深深刻進了國人的精神根基，且每因時局、環境和風尚的變化而推陳出新。現實世界越迫急、生存環境越嚴酷，隱逸的理想就會越強烈。衝撞、反擊、安頓，如此因循反複，從未兩兩相安。
隻是忙碌的世界，見不得一個閑人。這個“見不得”，不是“容不下”，而是“受不了”。所以，做一個隱者，在大多數國人的實踐裏，不外乎是一種攀比心理。由是我們看到，舊的隱逸傳統已經消亡，新的隱逸傳統正在崛起，這是“世界那麽大，我想去看看”這句話的認識維度。它應成為當下突破傳統的隱逸宣言，並開啟一種新的隱逸模式：隨時保有的“出走心”和是處可隱的“靜持心”。
關於“出走心”，《借山而居》的畫家應是此類；而“靜持心”，在成都有這樣的例子。
賴高翔這個人，很多成都人已然不知道了。賴先生國學造詣異常深閎，對於先秦儒道以及諸子之學，造詣尤為精湛，在中國思想史方麵，也多有創獲。1950年，賴先生辭去成都蜀華中學校長職務，便歸田務農於成都東郊董家山，不久移居沙河橋東，躬耕自養長達三十五年。期間雖累有征召，先生皆不為所動，被譽為當代隱士。他總結這段隱士生活為“不失掉自己”。這正是“是處可隱”的“靜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