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麗莎擔心地叫道，不是身體語言方麵的專家，麗莎也看得出很不對勁。
“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須得走了，”艾琳說，把最後一點三明治塞進嘴裏，又喝了一大口水送了下去。
“怎麽了？”
“好像是係主任想在我導師的辦公室跟我見麵談談，”她回答道。“而且是馬上。”
“關於什麽？”
“我也不知道，”艾琳回答道，她眉頭緊蹙，然後說道，“不過，他顯然不是樂天派。”
4
艾琳和她的導師坐在係主任理查德·波蘭德的辦公桌前，兩把棕色皮革椅子看起來非常高大上且舒服，不過你可不能“以貌取椅”。設計這把椅子的人一定是人體結構方麵的專家，居然可以設計出這麽讓人不舒服的椅子。
艾琳望著係主任怒衝衝的臉，想著他肯定是故意買的這麽不舒服的椅子來整他的訪客們。不過現在不用椅子幫忙，就憑他一己之力就可以讓訪客們坐立不安了。
艾琳剛坐定，係主任馬上遞給她一份《華爾街日報》，其實幾乎就是摔到她的身上。她低頭看了看，這份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的周末版，占了整個頭版還有第二頁的封麵新聞是“我們身邊的精神變態者”。
艾琳把報紙遞給了她身旁的阿普卡，她知道他為什麽也對係主任會叫他們來毫不知情，為什麽係主任這麽不高興。阿普卡也掃了一下標題。
“這篇報道你們看過了嗎？”主任問道。
艾琳和她的導師都搖了搖頭。
“沒看過？”主任有意指向艾琳說道，“真是難以置信。”他怒衝衝地朝著她，“裏麵引用了你的話。”
艾琳臉色變得刷白，“你說什麽？”
“別跟我說你很無辜。”
“我確實不知道。我沒有讀過這份報紙。一定有什麽誤會。我要是接受過那個《華爾街日報》記者的采訪，我肯定會記得。”
“理查德，能給我們幾分鍾讀一讀這篇報道嗎？”阿普卡說道。
主任顯然很生氣，但是他點頭同意了，從桌上拿起另外一份相同的報紙遞給艾琳。艾琳和阿普卡安靜地讀著，主任的手指不耐煩地在桌上敲擊。
報道是關於精神變態方麵的研究進展，特別關注的是大腦生理機能方麵的不同，這些年來該方麵的進展每年都在不斷湧現。然後，報道轉向艾琳，在第二頁引用了她的話。報道中她是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生，研究領域是精神變態和正常人之間的大腦結構的不同，以及對於固定刺激的腦電波反應的不同，然後報道繼續寫道：帕爾默女士說她的終極目標是完善診斷方式——從腦電波區別精神變態——並且通過遠程的方式。“科技還沒有達到那一步，”她解釋道。“但是在兩個研究領域的進展非常大。一是科學家們已經發現如果從大腦中找到控製假肢、遊戲等的電脈衝。如果我們可以無線下載電影，我們應該也可以無線監測到腦電波——至少從比較近的一個距離。關鍵是要找到精神變態和正常人之間的電波區別，這也是我正在作的研究。我的終極目標是能夠研發一種掛在鑰匙鏈上的裝置，當一個精神變態離你五十英尺遠的時候，這個裝置可以振動提醒你，就像是一個預警係統。”
報道繼續，轉向了精神變態研究方麵的另外話題。她和阿普卡同時讀完報道，後麵沒有再提到她。
艾琳瞄了一眼她的導師，他的麵部僵硬，然後她轉向主任，“這是幾年以前的事兒了，”她解釋道。“準確說是三年以前的事兒了。這是當地報紙的一次采訪。”她臉色陰沉。“記者能這樣做嗎？”她質問道，“記者能把我三年前跟另外一個記者說的話直接拿來用，就好像是剛發生的一樣嗎。”她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怒。
主任不滿地搖了搖頭，“我猜記者可以這麽做，”他打了一個響指，“這篇報道就這樣做了，”他看了一眼阿普卡，“為什麽三年以前沒有告訴我有過這樣的采訪？”
“當時無傷大雅呀，”阿普卡回答道，“直到那家報社把它放上網上我才知道有這麽回事兒。隻是一家小報社。就是放在網上，點擊量也不多。我已經告訴過艾琳，她是走進了一片雷區，絕不能再說出那樣的話來。誰會想到三年以後會上了全國性報紙？”
主任沒理阿普卡，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艾琳身上，“你這次可真的是脫不了幹係了——無論是這個周末還是三年以前的。都一樣。好像你的研究還不夠有爭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代表今天一早上都在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堆的新聞網站、報社。你知道你是靠資助才能進行研究的吧？我們進行的是紮實的研究。不是招搖撞騙的研究和有爭議的研究，而且我們不刺激大眾的神經。”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想要幹嗎？”阿普卡說道。
“你覺得呢？你知道你三年以前就該告訴艾琳這是一片地雷區。他們很生氣！我也不能怪他們。說到侵害公民自由。艾琳說的以亞利桑那大學名義進行的她想要完成的研究——看在上帝的分上，完全是現代版的《紅字》。”
“聽著，我明白那樣說為什麽是錯的，”阿普卡說道，“但是艾琳心態是在正確軌道上的，盡管她的思想對那些喜歡挖掘新聞的記者疏於防範。但是我保證大多數的讀者是想看到這些項目取得成功的。精神變態者毀掉生活，即使那些並不是暴力犯罪的。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裏，知道哪些人屬於精神變態非常有用。”
“我想也是，”波蘭德說道，“然後你們就能歧視他們，他們從來沒有被捕或是被判有罪甚至是做錯事。這種裝置可以把每個人都變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警察，光從腦電波就認定並終身屏蔽其他人。如果測試完全正確還好，但是萬一誤判了呢？哪怕一百個中有一個出錯——你能想象後果嗎？妻子們離開她們的丈夫。哇，他可是有愛的丈夫和爸爸，但是我的鑰匙鏈報警了——他一定是精神病。誰說得準呢？”
主任生氣地搖著頭，“我看過係裏麵每個學生的研究提案，但是從來沒人提過這個。你們倆都想瞞著我嗎？這是什麽機密項目嗎？”
“不是，”阿普卡堅定地說道。“因為這根本不是一個項目。艾琳隻是在猜測。三年以前，她確實想進行研究的第二階段，對於精神變態的無線檢測。但是她從來沒有寫過或是跟我討論過。當我在網上讀到的時候，我跟她說的跟你說的一模一樣。這樣的項目將會是充滿爭議並且帶來許多意外的麻煩。她明白我的意思，並且同意我的說法。是的，她現在還是正在努力區分精神變態和正常人的腦電波的不同。但是目的不是為了開發一個遠程診斷裝置。我向你保證。”
“也許是這樣吧，”主任說道，“但是這也改變不了現實，沒人會相信的。你覺得他們會相信我的解釋嗎？——這是一個被誤導的項目，隻是一個尚未成為研究生的學生的靈光一現，三年以前還沒開始就已經放棄了？該死的《華爾街日報》昨天還引用了她的話，說這是她的研究目的。而且是亞利桑那大學支持的研究目的？”
艾琳早就明白大多數的人聽到這樣隨意的描述後心驚膽戰的心情。可不是麽，十幾分鍾以前，她的室友就大呼小叫地想要知道如何判定一個精神變態。更不要說一旦有錯誤發生，生活將會被完全打亂。但是她同意主任的說法。她的想法遠不是主任或者導師想的那樣，而且她也確定她正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感情上的代價。
三年前，阿普卡確實讓她深入審視了這個研究課題，她也一直不斷在繼續審視，對於哲學倫理的深入研究完全顛覆了她的看法。現在她完全接受了阿普卡的，現在是主任的觀點。主任接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其他相關組織的電話投訴是情理之中的，畢竟他要避免係上和學校卷入爭議的旋渦之中。
艾琳深吸了一口氣，“我們可以要求更正，”她說道，“我認為他們不能這樣未經授權隨便刊登。”
“嗬，祝你好運，”波蘭德主任不屑一顧地說，覺得她簡直太傻太天真。在這一點上，她確實不夠成熟。媒體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她最不需要的是更多的爭議——或者說是對這個話題的更多曝光。
“從傑森完成他的工作後，”主任繼續說道，“我就一直跟那些保守的團體打交道，擔心如果我們證明了精神變態真的是大腦結構異常，這些魔鬼會利用此進行庭審辯護，說他們對此無法控製。現在又多了一個自由派擔心對於精神變態的人格歧視，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我真是美夢成真了，成了兩派政治鬥爭的出氣筒。現在就斃了我好了。”
“聽著，”阿普卡說道，“我明白你覺得就像是我們捅了馬蜂窩一樣。也許我們確實是。但是我覺得很快就會平息的。我敢保證。”
“是的，我也覺得會平息的，那是因為我決定終止艾琳的項目。”
艾琳氣得眼睛鼓了起來，“什麽？”她說道，“你不能那樣做。”
即使她這樣說道，她雙重性格的另一半，一個疲倦的聲音說道，放手吧。這是為你好。她真的很累。厭倦了欺騙，厭倦了罪惡感，厭倦了在倫理和道德問題上的掙紮，就像是荊棘最多的玫瑰遇到了軟乎乎的枕頭。要放棄多麽容易，用這個作為借口停下現在所做的，將踏空在深淵上的一隻腳重新收回來是多麽順其自然。但是她內心的另一部分不讓她這麽做——不會在她已經堅持了這麽久以後——盡管已經付出了這麽慘烈的代價，她也不會讓事情無疾而終。
“艾琳，你聽著，”主任說道，“我是在保護你。你已經得到了你拿到博士學位足夠的東西了，就繼續做正事吧，就你手上的數據開始寫論文吧，找到一所好大學——隻要不叫亞利桑那大學就行——然後去做博士後。傑森六個月以前就應該讓你寫論文了。”
“但是我現在正處在研究最關鍵的階段，”艾琳說道，盡力讓聲音保持平和。
“這不是征求你的意見，”主任強調說道。
艾琳心裏在迅速地翻騰著。最完美的是她還可以進行兩到三個月的研究。用來確認、打磨、提煉、完善她的研究。用科學完全解釋這一現象。但是她也可以作出快速不光彩的結論。不會完美，但是必須這麽做了。
艾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好吧，”她小聲說道，“你說得對。”她停頓了好一會兒，留出時間讓主任接受她沒有進行持久戰就放棄了的事實。“給我兩個星期讓我做完現在手上的事兒。”她隨意地說道，就像是這是一個超越了合理範圍的要求，“然後我就會停止。”
“不行。你現在就得停止，馬上停止。會議開完，我就會回幾通電話。毫無疑問的是我會告訴他們我一知道事情以後，你就馬上被從項目上撤掉了。這是危機公關的開始。鬼才知道我應該怎麽解釋為什麽我之前不知道這件事兒。”
波蘭德主任搖著頭說，“我讓你進行了這麽久時間，你應該覺得自己很幸運了，”他又說道，“一年以前你就差點從這個項目撤下來。我不知道你是運氣不好還是什麽。你這麽優秀上進的學生，麻煩卻一直不斷。世界上還有好幾個團隊都在監獄裏研究精神變態者。他們合起來才有一個實驗對象在研究過程中死亡，你在過去的兩年中，居然遇到三個？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不順。”
艾琳竟然無言以對，但是阿普卡可有話要說。這個決定對他的影響跟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樣大。作為她的導師，他將會是學術論文的合著者，“理查德，這些不幸的死亡個案完全是兩碼事，”他堅持說道，“跟《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完全無關。我希望這沒有幹擾你作出決定。兩名囚犯是睡覺時突然腦溢血而死。是的，這是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事件，但是百萬分之一的事情也會發生，每天都在發生。法醫已經檢查了他們的中風和艾琳的研究活動毫無關係。”
“好吧，兩例死亡個案是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主任回應道，“那她在拖車中受到攻擊怎麽解釋。我不相信什麽詛咒，但是真的有這麽一回事兒的話，這個項目就是被詛咒的了。三名囚犯死亡，這個概率也太高了吧？”
“不好意思，但是我必須得走了，”艾琳說，把最後一點三明治塞進嘴裏，又喝了一大口水送了下去。
“怎麽了？”
“好像是係主任想在我導師的辦公室跟我見麵談談，”她回答道。“而且是馬上。”
“關於什麽？”
“我也不知道，”艾琳回答道，她眉頭緊蹙，然後說道，“不過，他顯然不是樂天派。”
4
艾琳和她的導師坐在係主任理查德·波蘭德的辦公桌前，兩把棕色皮革椅子看起來非常高大上且舒服，不過你可不能“以貌取椅”。設計這把椅子的人一定是人體結構方麵的專家，居然可以設計出這麽讓人不舒服的椅子。
艾琳望著係主任怒衝衝的臉，想著他肯定是故意買的這麽不舒服的椅子來整他的訪客們。不過現在不用椅子幫忙，就憑他一己之力就可以讓訪客們坐立不安了。
艾琳剛坐定，係主任馬上遞給她一份《華爾街日報》，其實幾乎就是摔到她的身上。她低頭看了看，這份全國發行量最大的報紙的周末版，占了整個頭版還有第二頁的封麵新聞是“我們身邊的精神變態者”。
艾琳把報紙遞給了她身旁的阿普卡，她知道他為什麽也對係主任會叫他們來毫不知情，為什麽係主任這麽不高興。阿普卡也掃了一下標題。
“這篇報道你們看過了嗎？”主任問道。
艾琳和她的導師都搖了搖頭。
“沒看過？”主任有意指向艾琳說道，“真是難以置信。”他怒衝衝地朝著她，“裏麵引用了你的話。”
艾琳臉色變得刷白，“你說什麽？”
“別跟我說你很無辜。”
“我確實不知道。我沒有讀過這份報紙。一定有什麽誤會。我要是接受過那個《華爾街日報》記者的采訪，我肯定會記得。”
“理查德，能給我們幾分鍾讀一讀這篇報道嗎？”阿普卡說道。
主任顯然很生氣，但是他點頭同意了，從桌上拿起另外一份相同的報紙遞給艾琳。艾琳和阿普卡安靜地讀著，主任的手指不耐煩地在桌上敲擊。
報道是關於精神變態方麵的研究進展，特別關注的是大腦生理機能方麵的不同，這些年來該方麵的進展每年都在不斷湧現。然後，報道轉向艾琳，在第二頁引用了她的話。報道中她是亞利桑那大學的研究生，研究領域是精神變態和正常人之間的大腦結構的不同，以及對於固定刺激的腦電波反應的不同，然後報道繼續寫道：帕爾默女士說她的終極目標是完善診斷方式——從腦電波區別精神變態——並且通過遠程的方式。“科技還沒有達到那一步，”她解釋道。“但是在兩個研究領域的進展非常大。一是科學家們已經發現如果從大腦中找到控製假肢、遊戲等的電脈衝。如果我們可以無線下載電影，我們應該也可以無線監測到腦電波——至少從比較近的一個距離。關鍵是要找到精神變態和正常人之間的電波區別，這也是我正在作的研究。我的終極目標是能夠研發一種掛在鑰匙鏈上的裝置，當一個精神變態離你五十英尺遠的時候，這個裝置可以振動提醒你，就像是一個預警係統。”
報道繼續，轉向了精神變態研究方麵的另外話題。她和阿普卡同時讀完報道，後麵沒有再提到她。
艾琳瞄了一眼她的導師，他的麵部僵硬，然後她轉向主任，“這是幾年以前的事兒了，”她解釋道。“準確說是三年以前的事兒了。這是當地報紙的一次采訪。”她臉色陰沉。“記者能這樣做嗎？”她質問道，“記者能把我三年前跟另外一個記者說的話直接拿來用，就好像是剛發生的一樣嗎。”她的聲音裏充滿了憤怒。
主任不滿地搖了搖頭，“我猜記者可以這麽做，”他打了一個響指，“這篇報道就這樣做了，”他看了一眼阿普卡，“為什麽三年以前沒有告訴我有過這樣的采訪？”
“當時無傷大雅呀，”阿普卡回答道，“直到那家報社把它放上網上我才知道有這麽回事兒。隻是一家小報社。就是放在網上，點擊量也不多。我已經告訴過艾琳，她是走進了一片雷區，絕不能再說出那樣的話來。誰會想到三年以後會上了全國性報紙？”
主任沒理阿普卡，把注意力重新回到了艾琳身上，“你這次可真的是脫不了幹係了——無論是這個周末還是三年以前的。都一樣。好像你的研究還不夠有爭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代表今天一早上都在給我打電話，還有一堆的新聞網站、報社。你知道你是靠資助才能進行研究的吧？我們進行的是紮實的研究。不是招搖撞騙的研究和有爭議的研究，而且我們不刺激大眾的神經。”
“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想要幹嗎？”阿普卡說道。
“你覺得呢？你知道你三年以前就該告訴艾琳這是一片地雷區。他們很生氣！我也不能怪他們。說到侵害公民自由。艾琳說的以亞利桑那大學名義進行的她想要完成的研究——看在上帝的分上，完全是現代版的《紅字》。”
“聽著，我明白那樣說為什麽是錯的，”阿普卡說道，“但是艾琳心態是在正確軌道上的，盡管她的思想對那些喜歡挖掘新聞的記者疏於防範。但是我保證大多數的讀者是想看到這些項目取得成功的。精神變態者毀掉生活，即使那些並不是暴力犯罪的。在一個完美的世界裏，知道哪些人屬於精神變態非常有用。”
“我想也是，”波蘭德說道，“然後你們就能歧視他們，他們從來沒有被捕或是被判有罪甚至是做錯事。這種裝置可以把每個人都變成他們自己的私人警察，光從腦電波就認定並終身屏蔽其他人。如果測試完全正確還好，但是萬一誤判了呢？哪怕一百個中有一個出錯——你能想象後果嗎？妻子們離開她們的丈夫。哇，他可是有愛的丈夫和爸爸，但是我的鑰匙鏈報警了——他一定是精神病。誰說得準呢？”
主任生氣地搖著頭，“我看過係裏麵每個學生的研究提案，但是從來沒人提過這個。你們倆都想瞞著我嗎？這是什麽機密項目嗎？”
“不是，”阿普卡堅定地說道。“因為這根本不是一個項目。艾琳隻是在猜測。三年以前，她確實想進行研究的第二階段，對於精神變態的無線檢測。但是她從來沒有寫過或是跟我討論過。當我在網上讀到的時候，我跟她說的跟你說的一模一樣。這樣的項目將會是充滿爭議並且帶來許多意外的麻煩。她明白我的意思，並且同意我的說法。是的，她現在還是正在努力區分精神變態和正常人的腦電波的不同。但是目的不是為了開發一個遠程診斷裝置。我向你保證。”
“也許是這樣吧，”主任說道，“但是這也改變不了現實，沒人會相信的。你覺得他們會相信我的解釋嗎？——這是一個被誤導的項目，隻是一個尚未成為研究生的學生的靈光一現，三年以前還沒開始就已經放棄了？該死的《華爾街日報》昨天還引用了她的話，說這是她的研究目的。而且是亞利桑那大學支持的研究目的？”
艾琳早就明白大多數的人聽到這樣隨意的描述後心驚膽戰的心情。可不是麽，十幾分鍾以前，她的室友就大呼小叫地想要知道如何判定一個精神變態。更不要說一旦有錯誤發生，生活將會被完全打亂。但是她同意主任的說法。她的想法遠不是主任或者導師想的那樣，而且她也確定她正為此付出慘痛的代價，感情上的代價。
三年前，阿普卡確實讓她深入審視了這個研究課題，她也一直不斷在繼續審視，對於哲學倫理的深入研究完全顛覆了她的看法。現在她完全接受了阿普卡的，現在是主任的觀點。主任接到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其他相關組織的電話投訴是情理之中的，畢竟他要避免係上和學校卷入爭議的旋渦之中。
艾琳深吸了一口氣，“我們可以要求更正，”她說道，“我認為他們不能這樣未經授權隨便刊登。”
“嗬，祝你好運，”波蘭德主任不屑一顧地說，覺得她簡直太傻太天真。在這一點上，她確實不夠成熟。媒體確實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是她最不需要的是更多的爭議——或者說是對這個話題的更多曝光。
“從傑森完成他的工作後，”主任繼續說道，“我就一直跟那些保守的團體打交道，擔心如果我們證明了精神變態真的是大腦結構異常，這些魔鬼會利用此進行庭審辯護，說他們對此無法控製。現在又多了一個自由派擔心對於精神變態的人格歧視，看在上帝的分兒上。我真是美夢成真了，成了兩派政治鬥爭的出氣筒。現在就斃了我好了。”
“聽著，”阿普卡說道，“我明白你覺得就像是我們捅了馬蜂窩一樣。也許我們確實是。但是我覺得很快就會平息的。我敢保證。”
“是的，我也覺得會平息的，那是因為我決定終止艾琳的項目。”
艾琳氣得眼睛鼓了起來，“什麽？”她說道，“你不能那樣做。”
即使她這樣說道，她雙重性格的另一半，一個疲倦的聲音說道，放手吧。這是為你好。她真的很累。厭倦了欺騙，厭倦了罪惡感，厭倦了在倫理和道德問題上的掙紮，就像是荊棘最多的玫瑰遇到了軟乎乎的枕頭。要放棄多麽容易，用這個作為借口停下現在所做的，將踏空在深淵上的一隻腳重新收回來是多麽順其自然。但是她內心的另一部分不讓她這麽做——不會在她已經堅持了這麽久以後——盡管已經付出了這麽慘烈的代價，她也不會讓事情無疾而終。
“艾琳，你聽著，”主任說道，“我是在保護你。你已經得到了你拿到博士學位足夠的東西了，就繼續做正事吧，就你手上的數據開始寫論文吧，找到一所好大學——隻要不叫亞利桑那大學就行——然後去做博士後。傑森六個月以前就應該讓你寫論文了。”
“但是我現在正處在研究最關鍵的階段，”艾琳說道，盡力讓聲音保持平和。
“這不是征求你的意見，”主任強調說道。
艾琳心裏在迅速地翻騰著。最完美的是她還可以進行兩到三個月的研究。用來確認、打磨、提煉、完善她的研究。用科學完全解釋這一現象。但是她也可以作出快速不光彩的結論。不會完美，但是必須這麽做了。
艾琳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好吧，”她小聲說道，“你說得對。”她停頓了好一會兒，留出時間讓主任接受她沒有進行持久戰就放棄了的事實。“給我兩個星期讓我做完現在手上的事兒。”她隨意地說道，就像是這是一個超越了合理範圍的要求，“然後我就會停止。”
“不行。你現在就得停止，馬上停止。會議開完，我就會回幾通電話。毫無疑問的是我會告訴他們我一知道事情以後，你就馬上被從項目上撤掉了。這是危機公關的開始。鬼才知道我應該怎麽解釋為什麽我之前不知道這件事兒。”
波蘭德主任搖著頭說，“我讓你進行了這麽久時間，你應該覺得自己很幸運了，”他又說道，“一年以前你就差點從這個項目撤下來。我不知道你是運氣不好還是什麽。你這麽優秀上進的學生，麻煩卻一直不斷。世界上還有好幾個團隊都在監獄裏研究精神變態者。他們合起來才有一個實驗對象在研究過程中死亡，你在過去的兩年中，居然遇到三個？這個項目從一開始就不順。”
艾琳竟然無言以對，但是阿普卡可有話要說。這個決定對他的影響跟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樣大。作為她的導師，他將會是學術論文的合著者，“理查德，這些不幸的死亡個案完全是兩碼事，”他堅持說道，“跟《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完全無關。我希望這沒有幹擾你作出決定。兩名囚犯是睡覺時突然腦溢血而死。是的，這是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事件，但是百萬分之一的事情也會發生，每天都在發生。法醫已經檢查了他們的中風和艾琳的研究活動毫無關係。”
“好吧，兩例死亡個案是百萬分之一的概率，”主任回應道，“那她在拖車中受到攻擊怎麽解釋。我不相信什麽詛咒，但是真的有這麽一回事兒的話，這個項目就是被詛咒的了。三名囚犯死亡，這個概率也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