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府還是九邊中最為重要的邊防重鎮。明朝建國之初，元朝殘餘勢力遠走大漠。洪武五年（1372年），明軍北征蒙古遭受重大失利，明太祖朱元璋意識到蒙古軍事力量一時難以消滅，便將對北方的戰略從“以攻為主”轉為“以防禦為主”。為了防禦蒙古南下侵擾，又沿長城一帶修建了九個邊防重鎮，即曆史上所謂的“九邊”，包括：遼東鎮、薊州鎮、宣府鎮、大同鎮、太原鎮、榆林鎮、寧夏鎮、固原鎮、甘肅鎮，總共駐守有四十萬軍隊。九邊之設，使明朝北部邊塞形成一條東起鴨綠江、西抵嘉峪關、廣袤萬裏、烽堠相望、衛所互聯的北方防線。
九邊之中，以宣府最為衝要，有“九邊衝要數宣府”之稱[18]，宣府的戰略地位由此可見，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其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宣府鎮更成為拱衛京師、防禦蒙古軍隊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邊圖考》中稱：“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裏，鎖鑰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為宣府的關鍵位置，這一帶曾經發生過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周邊更是大小戰事不斷。不過，自明朝建國以來，宣府一帶便“不置府縣，隻遣將率士守護”，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規模地遷移到居庸關內，宣府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為屯兵駐軍的軍事用地，廣闊的土地上少有耕地麵積，水草肥沃處，均成為明軍的牧場，用來養馬放牧。
目下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這支明軍，全然沒有在自己家園的那種悠閑自得，隻有惶然驚恐清晰地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有誰會相信呢，在這支數目浩大卻又狼狽不堪的軍隊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國的天子——明英宗朱祁鎮。而朱祁鎮身邊扈從的人員，無一不是聲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大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副都禦史鄧棨，等等。
當日朱祁鎮決定禦駕親征，想到這是他的第一次出征，聲勢自然是越大越好，起碼能聲勢上給敵人一個下馬威。宦官王振也持相同想法，他認為隻要人多勢眾，瓦剌一定會望風而逃，明軍便能不戰而勝。於是，朱祁鎮不顧京師是大明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調派了五十萬大軍、一百餘名重臣，跟隨自己出征。
五十萬明軍全部為京軍精銳，包括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等官兵在內。為了鼓舞士氣，朱祁鎮下令對軍隊大加賞賜，士兵每人白銀一兩、胖襖一件、胖褲一件、鞋兩雙，又給炒麥三鬥作為一月行軍糧食，每三人分給負載輜重的驢子一頭，共發給兵器和用具等八十餘萬件。把總、都指揮以上級別的軍官，再加賜五百貫大明寶鈔，官方價值五百兩白銀，實際價值則大大縮水。
而被要求隨從護駕的大臣中，武將有七十五歲的老將軍英國公張輔及以下都督僉事陳友安等，文官有內閣大學士曹鼐以下太常寺少卿黃養正等，全部為文武重臣，“幾於傾國而出”。
七月十九日，明軍大隊人馬北出居庸關，二十三日到達宣府，隨即向大同重鎮進發。一路上朱祁鎮猶自記恨群臣阻止他親征一事，不準文武大臣參預軍政，一切聽由宦官王振指揮。王振專製橫行，成國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稟報軍務，都需要“膝行聽命”。眾人皆戰戰兢兢，唯王振馬首是瞻。
因為皇帝決定出征後，要求出兵事務必須在兩日內準備齊全，兼之明軍倉促出發，軍需不及充分準備。匆匆忙忙離開北京後沒幾天，後勤補給便開始斷線。而自王振把持朝政以來，一直疏於北部邊防，宣府、大同一帶邊鎮倉儲糧食、草料和馬匹等均空缺不足。現在又要麵對數量如此龐大的京軍，完全無力供應。離開北京沒幾天，軍中就開始鬧起饑荒來。再加上連日風雨，道路泥濘難行，軍士一路上被狂風暴雨侵襲，饑寒交迫，士氣極為低落。
兵部尚書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一再以實際情況上報，力請英宗皇帝回兵。朱祁鎮卻隻聽王先生的話。王振一意孤行，甚至當著皇帝的麵嚴斥群臣，罰他們頂著風雨，跪在路邊的荒草叢中思過。大軍還未到達大同，軍中已嚴重缺糧，明軍士兵饑寒交迫，不斷有倒斃者，死者充塞道路。
而此刻明軍在北方各處戰場上都遭遇慘敗。除了大同損兵折將、形勢極度不利外，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亦奏報被蒙古大軍圍攻，明軍三天不敢出擊，附近河水被敵軍斷絕，明軍營中缺水甚急。山海關外遼東鎮守左都禦史王翱奏報，另一路蒙古兵馬與女真各部聯合，肆行攻掠，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被圍在鎮靜堡，情況緊急。趙忠妻子左氏和三個女兒都事先自縊而死，避免城破後被敵軍俘虜。趙忠率將士誓死堅守，才把敵軍擊退。
八月初一，朱祁鎮率大軍抵達大同。當時天氣惡劣，連日大風急雨，軍士又饑又寒，人馬混雜，夜間多次驚擾，軍中情況十分混亂。而大同城外前次與瓦剌軍交戰的戰場尚未打掃，伏屍遍野，令人心驚膽寒。困頓不堪的明軍見到後，心生怯意，軍心開始嚴重渙散。
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見形勢不利，力請回師。宦官王振也沒有見過這麽多死狀慘烈的屍體，心中開始打鼓，已有了回師的念頭。
剛好這時瓦剌太師也先探得明京軍主力出京的消息，為了誘使明軍深入重圍，主動北撤，暫時退往塞外。王振聽說瓦剌軍退，立即精神為之一振，認為是害怕明軍聲勢浩大，已經北逃，這正是追擊敵虜、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於是堅持向北進軍。
八月初二，戰報迭至，王振才得知前線各軍屢敗的狀況。其心腹大同監軍太監郭敬密報道：“如大軍繼續北進，正中虜計，決不可行。”
王振聽了親信的報告，才知道打仗不是僅僅騎在馬上擺擺威風那麽簡單，搞不好是要丟掉性命的，因而懼不敢戰。加上自明軍出征以來，風雨交加，一直沒有停過。大軍剛到大同，天又突降暴雨，人人對此驚懼不已。王振怕瓦剌圍攻大同，便決意退兵。
最可笑的是，雄心萬丈親征的朱祁鎮對這一切都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前方明軍戰況。他隻是盲目地信任王先生。
八月初三，王振下令班師，留廣寧伯劉安鎮守大同。於是，人心惶惶的明朝五十萬大軍白折騰了一趟後，開始班師回京。
從大同回北京，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紫荊關返回，另一條是經宣府返回。經紫荊關返回，雖然路途略遠，但易於避開瓦剌追兵，比較安全。大同都督郭登事先向內閣大學士曹鼐建議：讓皇帝從紫荊關退兵，才可保安全。曹鼐特別奏報朱祁鎮。朱祁鎮自己沒有主張，全聽王振的意見。起初，王振因為其家鄉在蔚州，想讓皇帝在退兵時，“禦駕臨幸”其舊宅，以便顯示他的威風和高貴，光耀門庭，所以命大軍向南往紫荊關行進，準備路過蔚州。
但大軍離開大同、開拔四十裏後，王振忽然想起當下正是莊稼成熟的季節，若讓大軍開到蔚州，千軍萬馬一定會踏踐家鄉的莊稼。為了不讓自己在家鄉人中背上罵名，王振竟然再下令讓大軍轉回，改向東行，循原路奔向宣府。
如此，明軍就拐了一個大彎，不但耽誤了寶貴的時間，還將側翼和背部暴露在瓦剌軍的攻擊之下。因為道路崎嶇，隨行輜重車無法跟上行進的隊伍。眾大臣紛紛勸阻，但王振不聽，執意改走宣府。
八月初十，朱祁鎮一行退至宣府。瓦剌軍又突入長城，王振得知消息後，頗為慌神，下令大軍速速撤退，這才有了大隊明軍人馬落難逃荒一般的場麵。
鑾駕中的朱祁鎮雖然不像外麵的軍士那般狼狽，但明顯興致不高，這與他年輕而略顯稚氣的麵貌很不相符。他覺得總有些難以名狀的緣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
車裏顯得愈發憋悶起來，朱祁鎮忍不住掀開了車簾。隨侍在車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會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請放心，臣已經安排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我軍兵強人眾，諒瓦剌不敢追來。”
朱祁鎮這才鬆了口氣，稍覺安慰。他自孩童起就與王振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禮，既然王先生說放心，那麽他便放心了。
皇帝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一天，將成為他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天，不但改寫了他自己的命運，還將大明江山置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中。
就在朱祁鎮一行急著趕路的時候，瓦剌軍隊聽說明軍主力在宣府一帶，聞風追襲而來。朱祁鎮聽到消息後，驚慌失措，下令急退。
這時候的英宗皇帝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親率五十萬大軍禦駕親征的目的——要與狂妄自大的瓦剌軍奮戰一場，嚐嚐金戈鐵馬、建功立業的感受。隻可惜真的有敵軍出現時，皇帝所能想到的隻有“逃命要緊”四個字，由此雄心盡灰，出師未捷。
明軍後衛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部負責斷後拒敵。吳部經曆過長途輾轉跋涉後，早已經饑渴交加，疲憊不堪，士氣極為低落。盡管如此，仍不得不倉促與追擊而來的瓦剌主力交戰。
明軍戰陣，素以神機營舉神機銃居外，騎兵居中，步兵居後。蒙古以騎兵衝殺見長，火器正好是抑製良器。明軍所裝備的神機銃，每矢可斃敵二人，威力極大。然自明仁宗以來，神機銃均被收入武庫中，就連神機營將士一年也難得摸到幾次。這次皇帝親征，才將平日舍不得用的火器臨時取出，裝備神機營。由於平日極少訓練，大部分軍士竟不能熟練使用火銃。而瓦剌騎兵轉瞬即至，衝入明軍陣營，揮刀猛砍。明前軍神機營大多軍士來不及發出一銃，便已被殺死。
盡管明主將吳克忠奮力鼓舞士氣，督促戰鬥，瓦剌騎兵還是很快占據了山頂，取得地利之便。瓦剌軍箭石亂發，明軍死傷大半，隊伍開始潰散。吳克忠下馬跪射瓦剌軍，射完最後一支箭後被瓦剌軍重重包圍。他絲毫不懼，依舊奮勇殺敵，用短槍格殺數十人。最後，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均力盡戰死，擔任後衛的明軍全軍覆沒。
敗報飛至，朱祁鎮大驚失色，愈發手腳慌亂起來。他不召張輔等身經百戰的武將，隻傳宦官王振進帳。二人商議之後，又派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四萬明軍前去救援吳部。
薛綬原名壽童，與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同為蒙古族人，朱勇則是靖難名將朱能之後。二人求戰心切，冒險進軍至鷂兒嶺[19]，結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軍猝不及防，倉促抵擋一陣後，全軍潰散。
明援軍主帥薛綬戰到弦斷矢盡，仍用空弓頑強抗擊敵軍。瓦剌軍俘虜薛綬後，惱怒他頑強抵抗，將他殘酷地肢解殺死。之後方才知曉薛綬原來是蒙古人，殺死他的瓦剌軍士很是後悔，哭道：“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朱勇、薛綬相繼戰死後，近四萬明軍騎兵幾乎全部損失。
朱祁鎮聽到吳、薛兩軍相繼敗亡的消息後，嚇得魂飛魄散，先前親征時要與敵軍決一死戰的勇氣蕩然無存，急忙下令全軍急速逃跑。
土木堡位置圖
此時，追襲的蒙古瓦剌軍隊不過兩萬，而明軍卻有幾十萬，實力對比懸殊，而占有絕對優勢的一方竟然要奮力逃跑，實在是曆史上少見的咄咄怪事。
傍晚時分，逃跑的明軍大隊人馬到達土木堡[20]。土木堡位於長城內側，與榆林堡、雞鳴驛並稱“京北三大堡”，均是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21]。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修設於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媯水流域，北鎖懷來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東拱京畿門戶，堪稱衝要之所。城堡俯瞰呈船形，雖然兩丈高城牆，然周遭僅三裏，根本容納不下五十萬大軍。
不過土木堡緊挨著狼山，西麵是雞鳴驛，北麵是麻峪口，均為重要驛站，明軍駐有重兵。而土木堡東麵二十裏，便是懷來縣城，城深牆厚，有明軍總兵官駐紮。明大軍若是繼續行軍，往東南便是居庸關。居庸關地形極為險要，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專門派大將徐達對居庸關進行重點修繕，令其與長城連接在一起，成為京師北麵最重要的軍事要地。隻要大軍過了居庸關關牆，憑借雄關據守，便可高枕無憂，絕對安全。
既然土木堡四方均是戰略要地，朱祁鎮隨便選擇一處要塞前往，再以一軍殿後，便可以從容擺脫瓦剌軍的追擊。然而，曆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偶然性和戲劇性，在皇帝倚重的心腹謀臣王振的建議下，明軍大隊人馬選擇了駐紮在土木堡。
而王振之所以堅持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為個人私心——他私人所有一千餘輛輜重車還在後麵，沒有趕上大隊人馬。輜重中有不少奇珍異寶，都是這次出征沿途官員進獻的。如果就此落入瓦剌軍隊手中，那他的損失可就大了。於是他強烈遊說驚魂未定的皇帝先留在土木堡休整一夜，以整頓士氣，明日再戰瓦剌。朱祁鎮也覺得就此退入城中太失麵子，於是決定聽從王先生的建議。
隨行皇帝的文武大臣均是朝中棟梁，當然比一個弄權的宦官更有眼光。群臣均認為土木堡不適合駐留，堡內地形細而狹長，又缺水少井，容納不了這麽多軍隊。若瓦剌騎兵追至，自外切斷水源，明軍將不戰自潰，後果不堪設想。眾人遂聯合起來向皇帝進言，請他盡快到最近的懷來縣城，固城自守。朱祁鎮貴為皇帝，卻沒有任何主見，隻看著王振，顯然皇帝已決定一切要聽從王振的安排。王振當眾大發脾氣，將大臣們斥退。
六十五歲的兵部尚書鄺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請皇帝車駕速入居庸關，同時發精兵殿後。結果奏章被王振扣住，朱祁鎮根本就沒有看見。鄺埜情急之下，又親自到行殿求見，力請朱祁鎮入關。
王振挺身擋住鄺埜，不留情麵地嗬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
鄺埜回答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
王振大怒，高聲喊叫，命錦衣衛將白發蒼蒼的鄺埜拉扯了出去。
堂堂兵部尚書，是大明最高軍事長官，卻被一個靠巴結逢迎上位的無恥閹人趕了出來，鄺埜自然十分憤怒，但也無可奈何。王振雖說隻是一個閹人，卻是大明建國以來權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無不對王振切齒痛恨，卻因為明英宗朱祁鎮對其極度寵信，言聽計從，在皇權至高無上的體製下，旁人沒有任何辦法。忠君即是事國，臣民隻是附屬，命運完全被皇帝主宰，沒有個人觀念。尤其在大明王朝，皇帝稍一發怒，便要用打屁股來教訓大臣，且在午門前當眾行刑，大臣毫無人格尊嚴可言。為了安身立命，士大夫即便不刻意逢迎主上，也多以沉默來應付，完全沒有了傲骨和氣節。群臣明明可以與鄺埜聯合起來，以強勢的姿態向王振施壓，卻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而是甘願屈服於王振的淫威以及其背後的皇權勢力之下，便是明證[22]。
鄺埜知道情勢危急，仍不想就此放棄，遂趕去找四朝元老張輔。張輔封英國公，地位最尊，聲望也最高，鄺埜希望這位元老級大臣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出麵來製衡王振。
然自經曆被杖事件後，張輔的心態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倒不完全是因為他以元勳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態度——在朱祁鎮心目中，功勳再高、資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輔政五大臣在內，都遠遠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後，太皇太後張氏和“三楊”相繼去世，另一輔政大臣禮部尚書胡濙又對王振惡行不聞不問，張輔更是獨木難支。因而自那之後，張輔亦不再多管閑事，對王振所作所為聽之任之。
九邊之中，以宣府最為衝要，有“九邊衝要數宣府”之稱[18]，宣府的戰略地位由此可見，曆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尤其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宣府鎮更成為拱衛京師、防禦蒙古軍隊南下侵略的咽喉要地。明人程道生在《九邊圖考》中稱：“宣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氣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去京師不四百裏，鎖鑰所寄，要害可知。”
正因為宣府的關鍵位置，這一帶曾經發生過許多重大曆史事件，周邊更是大小戰事不斷。不過，自明朝建國以來，宣府一帶便“不置府縣，隻遣將率士守護”，最初的居民早就被大規模地遷移到居庸關內，宣府實際上已經完全成為屯兵駐軍的軍事用地，廣闊的土地上少有耕地麵積，水草肥沃處，均成為明軍的牧場，用來養馬放牧。
目下奔走在宣府土地上的這支明軍，全然沒有在自己家園的那種悠閑自得，隻有惶然驚恐清晰地寫在每個人的臉上。
有誰會相信呢，在這支數目浩大卻又狼狽不堪的軍隊中，竟然就有堂堂大明帝國的天子——明英宗朱祁鎮。而朱祁鎮身邊扈從的人員，無一不是聲震天下的名臣，如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大學士曹鼐、張益、侍郎丁鉉、副都禦史鄧棨，等等。
當日朱祁鎮決定禦駕親征，想到這是他的第一次出征，聲勢自然是越大越好，起碼能聲勢上給敵人一個下馬威。宦官王振也持相同想法，他認為隻要人多勢眾，瓦剌一定會望風而逃，明軍便能不戰而勝。於是，朱祁鎮不顧京師是大明根本之地、不容有失，調派了五十萬大軍、一百餘名重臣，跟隨自己出征。
五十萬明軍全部為京軍精銳，包括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等官兵在內。為了鼓舞士氣，朱祁鎮下令對軍隊大加賞賜，士兵每人白銀一兩、胖襖一件、胖褲一件、鞋兩雙，又給炒麥三鬥作為一月行軍糧食，每三人分給負載輜重的驢子一頭，共發給兵器和用具等八十餘萬件。把總、都指揮以上級別的軍官，再加賜五百貫大明寶鈔，官方價值五百兩白銀，實際價值則大大縮水。
而被要求隨從護駕的大臣中，武將有七十五歲的老將軍英國公張輔及以下都督僉事陳友安等，文官有內閣大學士曹鼐以下太常寺少卿黃養正等，全部為文武重臣，“幾於傾國而出”。
七月十九日，明軍大隊人馬北出居庸關，二十三日到達宣府，隨即向大同重鎮進發。一路上朱祁鎮猶自記恨群臣阻止他親征一事，不準文武大臣參預軍政，一切聽由宦官王振指揮。王振專製橫行，成國公朱勇等人向王振稟報軍務，都需要“膝行聽命”。眾人皆戰戰兢兢，唯王振馬首是瞻。
因為皇帝決定出征後，要求出兵事務必須在兩日內準備齊全，兼之明軍倉促出發，軍需不及充分準備。匆匆忙忙離開北京後沒幾天，後勤補給便開始斷線。而自王振把持朝政以來，一直疏於北部邊防，宣府、大同一帶邊鎮倉儲糧食、草料和馬匹等均空缺不足。現在又要麵對數量如此龐大的京軍，完全無力供應。離開北京沒幾天，軍中就開始鬧起饑荒來。再加上連日風雨，道路泥濘難行，軍士一路上被狂風暴雨侵襲，饑寒交迫，士氣極為低落。
兵部尚書鄺埜和戶部尚書王佐等大臣一再以實際情況上報，力請英宗皇帝回兵。朱祁鎮卻隻聽王先生的話。王振一意孤行，甚至當著皇帝的麵嚴斥群臣，罰他們頂著風雨，跪在路邊的荒草叢中思過。大軍還未到達大同，軍中已嚴重缺糧，明軍士兵饑寒交迫，不斷有倒斃者，死者充塞道路。
而此刻明軍在北方各處戰場上都遭遇慘敗。除了大同損兵折將、形勢極度不利外，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亦奏報被蒙古大軍圍攻，明軍三天不敢出擊，附近河水被敵軍斷絕，明軍營中缺水甚急。山海關外遼東鎮守左都禦史王翱奏報，另一路蒙古兵馬與女真各部聯合，肆行攻掠，廣寧右衛指揮僉事趙忠被圍在鎮靜堡，情況緊急。趙忠妻子左氏和三個女兒都事先自縊而死，避免城破後被敵軍俘虜。趙忠率將士誓死堅守，才把敵軍擊退。
八月初一，朱祁鎮率大軍抵達大同。當時天氣惡劣，連日大風急雨，軍士又饑又寒，人馬混雜，夜間多次驚擾，軍中情況十分混亂。而大同城外前次與瓦剌軍交戰的戰場尚未打掃，伏屍遍野，令人心驚膽寒。困頓不堪的明軍見到後，心生怯意，軍心開始嚴重渙散。
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見形勢不利，力請回師。宦官王振也沒有見過這麽多死狀慘烈的屍體，心中開始打鼓，已有了回師的念頭。
剛好這時瓦剌太師也先探得明京軍主力出京的消息，為了誘使明軍深入重圍，主動北撤，暫時退往塞外。王振聽說瓦剌軍退，立即精神為之一振，認為是害怕明軍聲勢浩大，已經北逃，這正是追擊敵虜、建功立業的大好機會，於是堅持向北進軍。
八月初二，戰報迭至，王振才得知前線各軍屢敗的狀況。其心腹大同監軍太監郭敬密報道：“如大軍繼續北進，正中虜計，決不可行。”
王振聽了親信的報告，才知道打仗不是僅僅騎在馬上擺擺威風那麽簡單，搞不好是要丟掉性命的，因而懼不敢戰。加上自明軍出征以來，風雨交加，一直沒有停過。大軍剛到大同，天又突降暴雨，人人對此驚懼不已。王振怕瓦剌圍攻大同，便決意退兵。
最可笑的是，雄心萬丈親征的朱祁鎮對這一切都毫不知情，根本不知道前方明軍戰況。他隻是盲目地信任王先生。
八月初三，王振下令班師，留廣寧伯劉安鎮守大同。於是，人心惶惶的明朝五十萬大軍白折騰了一趟後，開始班師回京。
從大同回北京，主要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紫荊關返回，另一條是經宣府返回。經紫荊關返回，雖然路途略遠，但易於避開瓦剌追兵，比較安全。大同都督郭登事先向內閣大學士曹鼐建議：讓皇帝從紫荊關退兵，才可保安全。曹鼐特別奏報朱祁鎮。朱祁鎮自己沒有主張，全聽王振的意見。起初，王振因為其家鄉在蔚州，想讓皇帝在退兵時，“禦駕臨幸”其舊宅，以便顯示他的威風和高貴，光耀門庭，所以命大軍向南往紫荊關行進，準備路過蔚州。
但大軍離開大同、開拔四十裏後，王振忽然想起當下正是莊稼成熟的季節，若讓大軍開到蔚州，千軍萬馬一定會踏踐家鄉的莊稼。為了不讓自己在家鄉人中背上罵名，王振竟然再下令讓大軍轉回，改向東行，循原路奔向宣府。
如此，明軍就拐了一個大彎，不但耽誤了寶貴的時間，還將側翼和背部暴露在瓦剌軍的攻擊之下。因為道路崎嶇，隨行輜重車無法跟上行進的隊伍。眾大臣紛紛勸阻，但王振不聽，執意改走宣府。
八月初十，朱祁鎮一行退至宣府。瓦剌軍又突入長城，王振得知消息後，頗為慌神，下令大軍速速撤退，這才有了大隊明軍人馬落難逃荒一般的場麵。
鑾駕中的朱祁鎮雖然不像外麵的軍士那般狼狽，但明顯興致不高，這與他年輕而略顯稚氣的麵貌很不相符。他覺得總有些難以名狀的緣由，令他心中莫名其妙地恐慌。
車裏顯得愈發憋悶起來，朱祁鎮忍不住掀開了車簾。隨侍在車旁的大宦官王振立即會意地上前，安慰道：“陛下請放心，臣已經安排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率兵斷後。我軍兵強人眾，諒瓦剌不敢追來。”
朱祁鎮這才鬆了口氣，稍覺安慰。他自孩童起就與王振在一起，他們之間的感情早已經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禮，既然王先生說放心，那麽他便放心了。
皇帝萬萬沒有料到的是，這一天，將成為他人生中最漫長的一天，不但改寫了他自己的命運，還將大明江山置於前所未有的危機中。
就在朱祁鎮一行急著趕路的時候，瓦剌軍隊聽說明軍主力在宣府一帶，聞風追襲而來。朱祁鎮聽到消息後，驚慌失措，下令急退。
這時候的英宗皇帝已經完全忘記了他親率五十萬大軍禦駕親征的目的——要與狂妄自大的瓦剌軍奮戰一場，嚐嚐金戈鐵馬、建功立業的感受。隻可惜真的有敵軍出現時，皇帝所能想到的隻有“逃命要緊”四個字，由此雄心盡灰，出師未捷。
明軍後衛恭順伯吳克忠、都督吳克勤部負責斷後拒敵。吳部經曆過長途輾轉跋涉後，早已經饑渴交加，疲憊不堪，士氣極為低落。盡管如此，仍不得不倉促與追擊而來的瓦剌主力交戰。
明軍戰陣，素以神機營舉神機銃居外，騎兵居中，步兵居後。蒙古以騎兵衝殺見長，火器正好是抑製良器。明軍所裝備的神機銃，每矢可斃敵二人，威力極大。然自明仁宗以來，神機銃均被收入武庫中，就連神機營將士一年也難得摸到幾次。這次皇帝親征，才將平日舍不得用的火器臨時取出，裝備神機營。由於平日極少訓練，大部分軍士竟不能熟練使用火銃。而瓦剌騎兵轉瞬即至，衝入明軍陣營，揮刀猛砍。明前軍神機營大多軍士來不及發出一銃，便已被殺死。
盡管明主將吳克忠奮力鼓舞士氣，督促戰鬥，瓦剌騎兵還是很快占據了山頂，取得地利之便。瓦剌軍箭石亂發，明軍死傷大半，隊伍開始潰散。吳克忠下馬跪射瓦剌軍，射完最後一支箭後被瓦剌軍重重包圍。他絲毫不懼，依舊奮勇殺敵，用短槍格殺數十人。最後，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均力盡戰死，擔任後衛的明軍全軍覆沒。
敗報飛至，朱祁鎮大驚失色，愈發手腳慌亂起來。他不召張輔等身經百戰的武將，隻傳宦官王振進帳。二人商議之後，又派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率四萬明軍前去救援吳部。
薛綬原名壽童，與吳克忠、吳克勤兄弟同為蒙古族人，朱勇則是靖難名將朱能之後。二人求戰心切，冒險進軍至鷂兒嶺[19]，結果陷入瓦剌的埋伏。明軍猝不及防，倉促抵擋一陣後，全軍潰散。
明援軍主帥薛綬戰到弦斷矢盡，仍用空弓頑強抗擊敵軍。瓦剌軍俘虜薛綬後，惱怒他頑強抵抗，將他殘酷地肢解殺死。之後方才知曉薛綬原來是蒙古人，殺死他的瓦剌軍士很是後悔，哭道：“此吾同類，宜勇健若此。”朱勇、薛綬相繼戰死後，近四萬明軍騎兵幾乎全部損失。
朱祁鎮聽到吳、薛兩軍相繼敗亡的消息後，嚇得魂飛魄散，先前親征時要與敵軍決一死戰的勇氣蕩然無存，急忙下令全軍急速逃跑。
土木堡位置圖
此時，追襲的蒙古瓦剌軍隊不過兩萬，而明軍卻有幾十萬，實力對比懸殊，而占有絕對優勢的一方竟然要奮力逃跑，實在是曆史上少見的咄咄怪事。
傍晚時分，逃跑的明軍大隊人馬到達土木堡[20]。土木堡位於長城內側，與榆林堡、雞鳴驛並稱“京北三大堡”，均是守衛長城的軍事重鎮[21]。土木堡是宣府通向居庸關的重要驛站，修設於交通咽喉之地：南封媯水流域，北鎖懷來赤城交通，西扼漠北要道，東拱京畿門戶，堪稱衝要之所。城堡俯瞰呈船形，雖然兩丈高城牆，然周遭僅三裏，根本容納不下五十萬大軍。
不過土木堡緊挨著狼山，西麵是雞鳴驛，北麵是麻峪口，均為重要驛站，明軍駐有重兵。而土木堡東麵二十裏，便是懷來縣城，城深牆厚，有明軍總兵官駐紮。明大軍若是繼續行軍，往東南便是居庸關。居庸關地形極為險要，明朝建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專門派大將徐達對居庸關進行重點修繕，令其與長城連接在一起，成為京師北麵最重要的軍事要地。隻要大軍過了居庸關關牆，憑借雄關據守，便可高枕無憂，絕對安全。
既然土木堡四方均是戰略要地，朱祁鎮隨便選擇一處要塞前往，再以一軍殿後，便可以從容擺脫瓦剌軍的追擊。然而，曆史就是這樣充滿了偶然性和戲劇性，在皇帝倚重的心腹謀臣王振的建議下，明軍大隊人馬選擇了駐紮在土木堡。
而王振之所以堅持停留在土木堡，完全是因為個人私心——他私人所有一千餘輛輜重車還在後麵，沒有趕上大隊人馬。輜重中有不少奇珍異寶，都是這次出征沿途官員進獻的。如果就此落入瓦剌軍隊手中，那他的損失可就大了。於是他強烈遊說驚魂未定的皇帝先留在土木堡休整一夜，以整頓士氣，明日再戰瓦剌。朱祁鎮也覺得就此退入城中太失麵子，於是決定聽從王先生的建議。
隨行皇帝的文武大臣均是朝中棟梁，當然比一個弄權的宦官更有眼光。群臣均認為土木堡不適合駐留，堡內地形細而狹長，又缺水少井，容納不了這麽多軍隊。若瓦剌騎兵追至，自外切斷水源，明軍將不戰自潰，後果不堪設想。眾人遂聯合起來向皇帝進言，請他盡快到最近的懷來縣城，固城自守。朱祁鎮貴為皇帝，卻沒有任何主見，隻看著王振，顯然皇帝已決定一切要聽從王振的安排。王振當眾大發脾氣，將大臣們斥退。
六十五歲的兵部尚書鄺埜心急如焚，急上奏章，請皇帝車駕速入居庸關，同時發精兵殿後。結果奏章被王振扣住，朱祁鎮根本就沒有看見。鄺埜情急之下，又親自到行殿求見，力請朱祁鎮入關。
王振挺身擋住鄺埜，不留情麵地嗬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
鄺埜回答說：“我為社稷生靈，何得以死懼我？”
王振大怒，高聲喊叫，命錦衣衛將白發蒼蒼的鄺埜拉扯了出去。
堂堂兵部尚書，是大明最高軍事長官，卻被一個靠巴結逢迎上位的無恥閹人趕了出來，鄺埜自然十分憤怒，但也無可奈何。王振雖說隻是一個閹人，卻是大明建國以來權力最大的宦官，把持朝政已有多年。朝野上下，無不對王振切齒痛恨，卻因為明英宗朱祁鎮對其極度寵信，言聽計從，在皇權至高無上的體製下，旁人沒有任何辦法。忠君即是事國，臣民隻是附屬，命運完全被皇帝主宰，沒有個人觀念。尤其在大明王朝，皇帝稍一發怒，便要用打屁股來教訓大臣，且在午門前當眾行刑，大臣毫無人格尊嚴可言。為了安身立命，士大夫即便不刻意逢迎主上，也多以沉默來應付，完全沒有了傲骨和氣節。群臣明明可以與鄺埜聯合起來，以強勢的姿態向王振施壓，卻沒有一人敢挺身而出，而是甘願屈服於王振的淫威以及其背後的皇權勢力之下，便是明證[22]。
鄺埜知道情勢危急，仍不想就此放棄，遂趕去找四朝元老張輔。張輔封英國公，地位最尊，聲望也最高，鄺埜希望這位元老級大臣能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出麵來製衡王振。
然自經曆被杖事件後，張輔的心態已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倒不完全是因為他以元勳功臣之位受了皮肉之苦，而是他清楚地看到皇帝的態度——在朱祁鎮心目中，功勳再高、資格再老的大臣，包括輔政五大臣在內，都遠遠不及王振王先生重要。之後，太皇太後張氏和“三楊”相繼去世，另一輔政大臣禮部尚書胡濙又對王振惡行不聞不問，張輔更是獨木難支。因而自那之後，張輔亦不再多管閑事，對王振所作所為聽之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