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塤道:“那可不一定。那要看楊行祥是怎麽死的了。”
眾人又一齊望著朱驥,渴望他能吐露更多訊息。朱驥卻有意避開了眾人目光,沉吟不語。他也懷疑這件事不簡單,但如果楊行祥不是目下上報的自然死亡,錦衣衛便有重大失責。他身為值守官,罪不可恕。
忽有人在門外叫道:“朱千戶!朱千戶!”終於打破了難堪的沉默。
朱驥應了一聲,進來的卻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簡短告道:“指揮使命朱千戶立即返回官署。皇帝決定禦駕親征瓦剌,不日便要出發。錦衣衛是天子親軍,理應扈從。從現在開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軍隊分為京軍(也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類,均隸五軍都督府。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洪武初年,京軍有四十八衛。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由於京師接近前線,京軍數量大大增多,最多時達七十二衛。朱棣還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稱為班軍。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三千營由三千騎兵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臍、輿服、兵符金鼓、禦用寶物等。神機營,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而名,其下亦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各軍、各司分設坐營官、把總、坐司官、監槍內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時(1425年),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營政。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三大營均需扈駕隨征。此外,還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二衛軍,以及隸屬禦馬監的武驤、騰驤、左衛和右衛等四衛營。地方軍則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衛軍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邊兵是專門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在“九邊”。民兵是軍籍之外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由官府檢點,內地稱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肅。河西、隴西以北:今內蒙古額濟納旗至寧夏北部一帶。
[3]據說拓跋詰汾率兵在山澤中打獵時,忽看到有衣蔽的車輛從天而降,侍從們前呼後擁著一位美麗的婦人。拓跋詰汾很是驚奇,上前詢問。婦人回答說:“我是天女,受命前來與您成婚。”於是二人一同就寢。次日清晨,天女請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時,再在這個地方相會。”隨後急速離去。過了一年,拓跋詰汾回到先前打獵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見。天女將所生的男孩兒交給拓跋詰汾說:“這是您的兒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孫相傳,會世世代代做帝王。”說完後就決然離去。天女所生之子即為拓跋力微。時人有謠諺道:“詰汾皇帝沒有婦家,力微皇帝沒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以來,世界各國及各少數民族到長安來朝貢的使節眾多,唐朝將這些人通稱為胡人。在長安的大街上,經常能見到各種服裝離奇的胡人。“四方來朝”,便是唐朝國力鼎盛的最好證明。貞觀三年(629年),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唐太宗命畫師作“王會圖”,以紀念朝貢的盛況。其中,規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經濟、文化的繁榮,把中國作為學習的榜樣,不斷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學習,這些人就稱作“遣唐使”。起先,每次還隻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均多達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終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親自接見,宮廷畫師還會為重要的大使畫像紀念。隨使團前來的留學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然後又可以在中國政府機構工作。來學習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師求教。他們成了中國文化的熱心傳播者,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製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製度,至今在日本曆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製,在日本則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長安的設計興建,隻是規模遠遠不及。長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確實有這種傳說,且有相關著作。據稱此說最早生於江戶時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當時有一謠傳繪形繪影,聲稱在乾隆帝的禦文中曾出現“祖傳朕之先祖本姓‘源’,諱‘義經’,世出‘清和’,故國號‘清’”一語,並說在《金史別本》(此為日本人偽作)中記載12世紀金朝盛世時有一名為“源義經”的大將。原傳說由曾旅日的德國醫生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記載於其著作《日本》中,後來在倫敦留學的日本學生末鬆謙澄以其為藍本發表了畢業論文《義經再興記》。到了明治時代,日本積極維新洋化,向海外擴張帝國疆域,特別是物產豐饒的滿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傳說進一步演化而為“成吉思汗說”。大正年間,學者小穀部全一郎(曾留學美國哈佛、耶魯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後來成為牧師,人稱“愛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於解決原住民愛努人相關問題,是聽聞了愛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為源義經的說法,引起了他的好奇。為了調查傳說的真相,小穀部搜集了許多資料,其中也包括了源義經西行蒙古之說。於是他前往滿洲、蒙古實地調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義經》(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書。該書由於正符合當時帝國主義的擴張思潮而成為暢銷書,成吉思汗說也迅速廣為人知。書中所提出的推論依據主要有二:“源義經”的日式音讀“ゲンギケイ”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讀“ジンギス”。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紋“笹竜膽”(現為日本鐮倉市市徽)。
[7]鐮倉幕府源氏實出於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財政困難的原因,第一次下詔賜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後又陸續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賜以源姓,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來。此後,日本曆史上先後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賜過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為顯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賜予其孫源經基的。一般談論日本武將時,提到平、源二氏就是專指清和源氏與桓武平氏,因為他們均是日本曆史上的朝權重族,對日本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8]此案據真人真事改編,據《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正統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禮科都給事中胡清等奏:因邇者(近來),累賜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祿寺官員怠惰偷閑,不行親督監視,以致夷人乘隙盜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覺,今被通事(翻譯)趙興順等緝出送官。”景德鎮及中國瓷器故事參見同係列小說《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稱香山幫,中國建築史上以蘇州香山地區工匠為主形成的匠幫,擁有自身獨特的營造技術和文化傳統,是江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幫之一,在明代聲名顯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於香山”的說法。由於蒯祥是皇家總建築師,營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長陵、獻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築,更於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為有史以來官階最高的工匠,其聲名成就對香山幫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為香山幫的精神領袖。2006年,“香山幫傳統建築營造技藝”被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明代時,蘇州與杭州並為東南最大城市,但蘇州園林鼎盛,遠勝杭州。據明《蘇州府誌》:“東南寺觀之盛,莫盛於吳郡(蘇州)。棟宇森嚴,繪畫藻麗,是以壯觀城邑。”又據明人陸容《菽園雜記》:“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香山幫這樣出類拔萃的工匠群體。
[10]工部營繕司下又設五小廠,其中營繕所為木工,文思院為絲工,官職有營繕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國古代建築大多是木結構,其關鍵在於主柱和橫梁之間的合理組合以及榫鉚技術的應用,因而木工是建築的關鍵。蒯祥所任營繕所丞名義上隻是木工院的首領,但實際上相當於紫禁城的總設計師兼工程師,但由於科技與工藝在古代中國不受重視,品秩很低,僅為正九品。
[11]塌店:又稱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製,由朝廷出麵修造並組織招商,專門用於貨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貨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熱的物流)的同時,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賦稅。
[12]南海子:今北京大興。原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連,曾是北京最大濕地。明、清時期,這裏是皇家獵苑,放養了大批珍稀動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後一批麋鹿從這裏被運到英國,開始在異國他鄉繁衍生息,而中國的麋鹿就此絕跡。
[13]有趣的是,陳鎰並不是昏官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稱,在民間享有盛名。陝西曾經大饑,軍民萬餘人一起上書說:“願得陳公(指陳鎰)活我。”監司將此上報皇帝,於是派陳鎰鎮陝,先後達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因為陳鎰長著一把美髯,陝西軍民稱呼他為“胡子爺爺”。陳鎰亦精通官場權術。王振不可一世時,陳鎰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來,都跪在門口迎接。陳鎰審理塌店案時,公然袒護司禮監宦官金英,還因此被刑科給事中林聰彈劾入獄,但不久又官複原職。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時,嗜好微服出行,且隻帶極少數侍衛。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點。漏刻是以壺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觀測壺中刻箭上顯示的數據來計算時間。古人把一晝夜分為100刻,實算96刻,每刻15分鍾),朱瞻基率四駿至大學士楊士奇宅。楊士奇倉皇出迎,頓首道:“陛下何以宗廟社稷稷身自輕?”朱瞻基道:“欲與卿一言而來。”次日,朱瞻基還特意遣中官問楊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楊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十餘天後,官府捕獲二盜,經審訊得知其有異謀。朱瞻基這才信服,召楊士奇道:“今知卿愛朕。”
[15]鴟(chi)吻:俗名龍吻獸,相傳是龍王之子。所謂龍生九子,鴟吻為其中之一。形狀像四腳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險要處東張西望,也喜歡吞火。相傳漢武帝建柏梁殿時,有人上書稱鴟吻是水精,噴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議置於房頂上以避火災。漢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頂之上。遂成傳統。
第四章 秋雨邊關
浙江錢塘之潮,天下之偉觀。海浪鋪天蓋地而來,吞天沃日,勢極雄豪。弄潮兒手持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那是他心底深處最愛的一幕。他雖不善泅水,卻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兒,憑借嫻熟的水性,搏立於驚濤駭浪之中,掌握著命運之舟。
朦朧淡月帶疏星,喔喔殘雞報五更。
燈火一攢開野店,鼓笳三疊啟嚴城。
霜凝峻阪鳴騶緩,曉起疏林宿鳥驚。
風透重裘寒不耐,郵亭駐節候天明。
——於謙《曉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鎮時年九歲,無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張太後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為帝,然遭到內閣大學士三楊反對。經過三楊一番努力,終於排除異議,使得太子朱祁鎮於正月十日登上大寶之位,即為明英宗,年號“正統”。
朱祁鎮後來懂事,從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後張氏,遂全心全意依賴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幹預朝政,與太皇太後及朝中重臣作對,即是因背後有皇帝的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鎮對三楊亦很感激。後來王振與五輔臣爭權,敢廷杖英國公張輔,卻不敢對三楊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獨攬大權時,亦利用個人過失排擠打壓三楊,如楊榮受賄、楊士奇長子殺人等,但均為朱祁鎮庇護,三楊終得善終。
朱祁鎮即位之日,距離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已整整六十七個年頭。朱元璋以猛治國三十年,其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個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奪取皇位,導致內戰紛起,持續長達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開創奠基的時代就此結束,於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的頭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麵收縮的無為之政,任用賢良,輕刑薄役,核查冤獄。
隻是到了此時,太祖、成祖兩朝繁榮強盛、聲威遠播的局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雖然號稱“仁宣致治”“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其實已經是吏治敗壞,弊病滋生,危機開始逐漸顯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強大,對明朝北部邊防構成了嚴重威脅。
到了明英宗朱祁鎮手中,前幾朝留下的後遺症日益突出。從正統初年開始,接連發生了農民起義,如浙江山區的葉宗留領導的礦徒起義,福建的鄧茂七起義,廣東的黃蕭養起義,廣西大藤峽瑤壯人民起義和荊襄地區的流民起義,等等。發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處於重要的曆史轉折關頭。
如果朱祁鎮像其祖父、父親一樣,做個中規中矩的守成之君,那麽大明內憂外患的局麵會有所緩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幹政”之鐵令,寵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亂幹涉朝政。
這雖然破壞了開國皇帝朱元璋製定的祖製,但在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權往往旁落。然皇帝漸漸長大後,便有奪回大權的願望。隻是皇帝處於深宮之中,身邊隻有宮女太監,於是宦官便作為皇帝的親信勢力登上曆史舞台,充當奪權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還是英宗皇帝的啟蒙老師,關係更是非同一般。於是自朱祁鎮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極為強勢的姿態出現在大明朝堂,無人能與其爭鋒。
但正統一朝最重大、最關鍵的事件,並不是王振幹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鎮親征。
朱祁鎮的成長經曆與前幾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個窮苦的放牛娃,在群雄並起的亂世脫穎而出,經曆了一係列的磨礪和鬥爭,逐個擊潰起義軍政權,最後才當上皇帝。這其中的艱辛自然不用多說。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權力格外珍視,甚至廢除了中國傳統的宰相製,將中央大權盡收己有。由於事務繁劇,事必躬親,皇帝日夜操勞不已。他曾感歎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猶擁被。”
盡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願意放權。由於朝無重臣,至後世,大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個仁慈柔弱的君主,沒有什麽野心,隻是他皇帝寶座還沒坐熱,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驅趕了下來。
明成祖朱棣是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英主,嗜武如命。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戎馬中度過,就連最後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戰場上,因而在曆史上有“馬上天子”之稱。
明仁宗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騎馬,所以未能跟隨父皇征戰沙場,這也是朱棣不喜歡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熾也經曆了不少戰事。靖難之役爆發以後,朱高熾曾與母親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擋了朱允炆派來的五十萬大軍,保住了北平城。因為北平是朱棣的後方及根本,這一戰對整個靖難之役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是朱高熾在靖難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筆。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當政時,便經常隨同祖父檢閱部隊,學習戰法,並北征漠北。當時明軍與蒙古軍遭遇,展開了激戰。宦官李謙自恃驍勇,自作主張地帶著朱瞻基加入戰局。朱棣得知皇太孫身涉險境,急忙派軍將朱瞻基救出戰場。李謙自知犯下大錯,自殺身亡。
這次出征給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養成了他果決機敏、處事周全的性格。後來漢王朱高煦謀反,朱瞻基也是禦駕親征,並以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
雖然朱瞻基當上皇帝後未再主動出擊蒙古,但他常常親自巡視邊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當明宣宗朱瞻基巡邊石門[1]時,剛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騷擾會州。朱瞻基親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進擊,在寬河與敵軍交鋒。明軍見皇帝親自衝鋒陷陣,頓時氣勢如虹,人人爭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連射倒敵人的三名前鋒。此戰中,明軍以少勝多,擊敗兀良哈部萬餘人。
朱瞻基又有《題胡騎圖》詩道:“絕漠茫茫百草寰,秋風數騎立沙隈。可憐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隨詔使歸。”極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獨尊的優越感。
朱祁鎮雖在太平盛世下長大,但時常聽到先人們的事跡。從未見習過戰事的他對祖先的豐功偉績既羨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著英雄的夢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們那樣建功立業。然而,這隻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並非胸懷遠大的誌向。況且朱祁鎮的啟蒙老師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縱容皇帝玩樂,朱祁鎮既無才幹,又未受過係統教育,對兵事沒有深入了解,所謂建功立業,隻能是美好的願望而已。
隻是朱祁鎮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孫太後壽誕前夜,皇帝收到來自大同前線的敗報——瓦剌太師也先已率軍至大同一帶,塞外城堡盡陷,明將吳浩、宋瑛、朱冕先後敗死,明軍死傷慘重。
眾人又一齊望著朱驥,渴望他能吐露更多訊息。朱驥卻有意避開了眾人目光,沉吟不語。他也懷疑這件事不簡單,但如果楊行祥不是目下上報的自然死亡,錦衣衛便有重大失責。他身為值守官,罪不可恕。
忽有人在門外叫道:“朱千戶!朱千戶!”終於打破了難堪的沉默。
朱驥應了一聲,進來的卻是手下校尉袁彬。他簡短告道:“指揮使命朱千戶立即返回官署。皇帝決定禦駕親征瓦剌,不日便要出發。錦衣衛是天子親軍,理應扈從。從現在開始,所有人都得到官署待命。”
* * *
[1]明朝軍隊分為京軍(也稱京營)和地方軍兩大類,均隸五軍都督府。京軍為全國衛軍的精銳,平時宿衛京師,戰時為征戰的主力。洪武初年,京軍有四十八衛。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後,由於京師接近前線,京軍數量大大增多,最多時達七十二衛。朱棣還正式成立了五軍、三千、神機三大營。五軍營分為中軍,左、右掖和左、右哨。軍士除來自京師衛軍外,又調中都留守司及山東、河南、大寧三都司衛所馬步官軍輪番到京師宿衛和操練,稱為班軍。隸屬五軍營的還有掌隨駕馬隊官軍的十二營,掌操練上直叉刀手及京衛步隊官軍的圍子手營,以及幼官舍人殫忠、效義諸營。三千營由三千騎兵組成,分五司,分掌皇帝的旗臍、輿服、兵符金鼓、禦用寶物等。神機營,因用兵交阯,得火器法,立營肄習而名,其下亦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中軍分設四司,掖、哨各分設三司,掌銃、炮等項火器。隸屬該營的還有五千營,掌操演火器及隨駕護衛馬隊官軍。三大營各設提督內臣、武臣、掌號頭官統領。各軍、各司分設坐營官、把總、坐司官、監槍內臣、把司、把牌不一。洪熙時(1425年),命武臣一人總理三大營營政。平時,五軍營習營陣,三千營主巡哨,神機營掌火器,戰時,三大營均需扈駕隨征。此外,還有拱衛皇帝的侍衛親軍,如錦衣衛和金吾、羽林、虎賁、府軍等十二衛軍,以及隸屬禦馬監的武驤、騰驤、左衛和右衛等四衛營。地方軍則包括衛軍、邊兵和民兵。衛軍配置於內地各軍事重鎮和東南海防要地。邊兵是專門防禦北方蒙古騎兵的戍守部隊,配置在“九邊”。民兵是軍籍之外用以維持地方治安的武裝,由官府檢點,內地稱民壯、義勇或弓兵、機兵、快手,西北邊地稱土兵。
[2]河西走廊:今甘肅。河西、隴西以北:今內蒙古額濟納旗至寧夏北部一帶。
[3]據說拓跋詰汾率兵在山澤中打獵時,忽看到有衣蔽的車輛從天而降,侍從們前呼後擁著一位美麗的婦人。拓跋詰汾很是驚奇,上前詢問。婦人回答說:“我是天女,受命前來與您成婚。”於是二人一同就寢。次日清晨,天女請求返回,又告道:“明年一周年時,再在這個地方相會。”隨後急速離去。過了一年,拓跋詰汾回到先前打獵的地方,果然又同天女相見。天女將所生的男孩兒交給拓跋詰汾說:“這是您的兒子,望善加哺育照料,子孫相傳,會世世代代做帝王。”說完後就決然離去。天女所生之子即為拓跋力微。時人有謠諺道:“詰汾皇帝沒有婦家,力微皇帝沒有舅家。”
[4]自唐太宗(李世民)貞觀以來,世界各國及各少數民族到長安來朝貢的使節眾多,唐朝將這些人通稱為胡人。在長安的大街上,經常能見到各種服裝離奇的胡人。“四方來朝”,便是唐朝國力鼎盛的最好證明。貞觀三年(629年),中書侍郎顏師古請唐太宗命畫師作“王會圖”,以紀念朝貢的盛況。其中,規模最宏大的是日本的“遣唐使”。日本仰慕唐朝經濟、文化的繁榮,把中國作為學習的榜樣,不斷派出大批人員到中國學習,這些人就稱作“遣唐使”。起先,每次還隻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均多達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終唐一世,日本一共派出遣唐使十九次。遣唐使到達長安,常常得到唐朝皇帝的親自接見,宮廷畫師還會為重要的大使畫像紀念。隨使團前來的留學生大多到唐朝最高學府國子監學習,然後又可以在中國政府機構工作。來學習的日本僧人,也都被派往名山大寺拜師求教。他們成了中國文化的熱心傳播者,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遣唐使船隊回日本時,唐朝政府也經常任命中國使節陪同前往,進行回訪。遣唐使團不僅帶回大量的中國文物、書籍和五金百貨,也使中國的文學、宗教、典章製度等在日本“生根發芽”。日本仿照唐朝的法令製度,至今在日本曆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製,在日本則為“班田”。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完全是仿照長安的設計興建,隻是規模遠遠不及。長安有朱雀大街,奈良和京都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
[5]吉野:今日本奈良。
[6]日本確實有這種傳說,且有相關著作。據稱此說最早生於江戶時代(1603—1867年,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年代)。當時有一謠傳繪形繪影,聲稱在乾隆帝的禦文中曾出現“祖傳朕之先祖本姓‘源’,諱‘義經’,世出‘清和’,故國號‘清’”一語,並說在《金史別本》(此為日本人偽作)中記載12世紀金朝盛世時有一名為“源義經”的大將。原傳說由曾旅日的德國醫生菲利普·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記載於其著作《日本》中,後來在倫敦留學的日本學生末鬆謙澄以其為藍本發表了畢業論文《義經再興記》。到了明治時代,日本積極維新洋化,向海外擴張帝國疆域,特別是物產豐饒的滿洲更是其眼前明珠,在這種背景下,上述傳說進一步演化而為“成吉思汗說”。大正年間,學者小穀部全一郎(曾留學美國哈佛、耶魯大學並取得博士學位,後來成為牧師,人稱“愛努族救世主”)在北海道致力於解決原住民愛努人相關問題,是聽聞了愛努人所信仰的神祇“オキクルミ”即為源義經的說法,引起了他的好奇。為了調查傳說的真相,小穀部搜集了許多資料,其中也包括了源義經西行蒙古之說。於是他前往滿洲、蒙古實地調查,在1924年出版了《成吉思汗就是源義經》(成吉思汗ハ源義經也)一書。該書由於正符合當時帝國主義的擴張思潮而成為暢銷書,成吉思汗說也迅速廣為人知。書中所提出的推論依據主要有二:“源義經”的日式音讀“ゲンギケイ”很像“成吉思”汗的日式音讀“ジンギス”。蒙古部族的徽章神似源氏家紋“笹竜膽”(現為日本鐮倉市市徽)。
[7]鐮倉幕府源氏實出於清河源氏。日本弘仁五年(814年)五月八日,五十二代嵯峨天皇因財政困難的原因,第一次下詔賜四位皇子和四位皇女以源氏之姓氏。之後又陸續有十三名皇子和十一名皇女被賜以源姓,這就是日本源氏最初的由來。此後,日本曆史上先後共有二十一位天皇賜過源姓。然而二十一位源氏中,最為顯赫的便是清和源氏。他是56代清和天皇賜予其孫源經基的。一般談論日本武將時,提到平、源二氏就是專指清和源氏與桓武平氏,因為他們均是日本曆史上的朝權重族,對日本曆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8]此案據真人真事改編,據《明英宗實錄》卷四十九:“正統九年(1444年)正月丁卯,禮科都給事中胡清等奏:因邇者(近來),累賜海西野人女直等宴,光祿寺官員怠惰偷閑,不行親督監視,以致夷人乘隙盜去碗、碟等器五百八十三件,略不知覺,今被通事(翻譯)趙興順等緝出送官。”景德鎮及中國瓷器故事參見同係列小說《青花瓷》。
[9]香山木工:又稱香山幫,中國建築史上以蘇州香山地區工匠為主形成的匠幫,擁有自身獨特的營造技術和文化傳統,是江南地區最具有代表性的匠幫之一,在明代聲名顯赫,曾有“江南木工巧匠皆出於香山”的說法。由於蒯祥是皇家總建築師,營造了北京紫禁城、三大殿、長陵、獻陵、裕陵,北京西苑殿宇(今北海、中海、南海)、隆福寺等著名建築,更於景泰七年(1456年)任工部左侍郎,而且成為有史以來官階最高的工匠,其聲名成就對香山幫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被奉為香山幫的精神領袖。2006年,“香山幫傳統建築營造技藝”被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又,明代時,蘇州與杭州並為東南最大城市,但蘇州園林鼎盛,遠勝杭州。據明《蘇州府誌》:“東南寺觀之盛,莫盛於吳郡(蘇州)。棟宇森嚴,繪畫藻麗,是以壯觀城邑。”又據明人陸容《菽園雜記》:“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樸愈於蘇也。”正因為如此,才出現香山幫這樣出類拔萃的工匠群體。
[10]工部營繕司下又設五小廠,其中營繕所為木工,文思院為絲工,官職有營繕所丞(正九品)、文思院大使(正九品)等。中國古代建築大多是木結構,其關鍵在於主柱和橫梁之間的合理組合以及榫鉚技術的應用,因而木工是建築的關鍵。蒯祥所任營繕所丞名義上隻是木工院的首領,但實際上相當於紫禁城的總設計師兼工程師,但由於科技與工藝在古代中國不受重視,品秩很低,僅為正九品。
[11]塌店:又稱塌房、塌坊,多由官店控製,由朝廷出麵修造並組織招商,專門用於貨物流通集散。如此,保障貨物流通(即今下十分火熱的物流)的同時,又能有效管理客商,征收一定賦稅。
[12]南海子:今北京大興。原為永定河故道,河湖相連,曾是北京最大濕地。明、清時期,這裏是皇家獵苑,放養了大批珍稀動物,其中就包括“四不像”——麋鹿。清朝末年,最後一批麋鹿從這裏被運到英國,開始在異國他鄉繁衍生息,而中國的麋鹿就此絕跡。
[13]有趣的是,陳鎰並不是昏官貪官,他以正直清廉著稱,在民間享有盛名。陝西曾經大饑,軍民萬餘人一起上書說:“願得陳公(指陳鎰)活我。”監司將此上報皇帝,於是派陳鎰鎮陝,先後達十餘年,“陝人戴之若父母”。因為陳鎰長著一把美髯,陝西軍民稱呼他為“胡子爺爺”。陳鎰亦精通官場權術。王振不可一世時,陳鎰為逢迎王振,每次王振到來,都跪在門口迎接。陳鎰審理塌店案時,公然袒護司禮監宦官金英,還因此被刑科給事中林聰彈劾入獄,但不久又官複原職。
[14]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時,嗜好微服出行,且隻帶極少數侍衛。宣德六年(1431年)七月某日,漏下十二刻(晚上8點。漏刻是以壺盛水,利用水均衡滴漏原理,觀測壺中刻箭上顯示的數據來計算時間。古人把一晝夜分為100刻,實算96刻,每刻15分鍾),朱瞻基率四駿至大學士楊士奇宅。楊士奇倉皇出迎,頓首道:“陛下何以宗廟社稷稷身自輕?”朱瞻基道:“欲與卿一言而來。”次日,朱瞻基還特意遣中官問楊士奇:“微行有何不可?”楊士奇答道:“陛下尊居九重,豈能遍洽幽隱!萬一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十餘天後,官府捕獲二盜,經審訊得知其有異謀。朱瞻基這才信服,召楊士奇道:“今知卿愛朕。”
[15]鴟(chi)吻:俗名龍吻獸,相傳是龍王之子。所謂龍生九子,鴟吻為其中之一。形狀像四腳蛇剪去了尾巴,好在險要處東張西望,也喜歡吞火。相傳漢武帝建柏梁殿時,有人上書稱鴟吻是水精,噴浪降雨,可以防火,建議置於房頂上以避火災。漢武帝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頂之上。遂成傳統。
第四章 秋雨邊關
浙江錢塘之潮,天下之偉觀。海浪鋪天蓋地而來,吞天沃日,勢極雄豪。弄潮兒手持彩旗,爭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沒於鯨波萬仞中,騰身百變,而旗尾略不沾濕。那是他心底深處最愛的一幕。他雖不善泅水,卻常常幻想自己也是一名弄潮兒,憑借嫻熟的水性,搏立於驚濤駭浪之中,掌握著命運之舟。
朦朧淡月帶疏星,喔喔殘雞報五更。
燈火一攢開野店,鼓笳三疊啟嚴城。
霜凝峻阪鳴騶緩,曉起疏林宿鳥驚。
風透重裘寒不耐,郵亭駐節候天明。
——於謙《曉行》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初三,明宣宗朱瞻基逝世。太子朱祁鎮時年九歲,無力主持朝政。部分朝臣及明宣宗生母張太後欲立宣宗同母弟襄王朱瞻墡為帝,然遭到內閣大學士三楊反對。經過三楊一番努力,終於排除異議,使得太子朱祁鎮於正月十日登上大寶之位,即為明英宗,年號“正統”。
朱祁鎮後來懂事,從宦官王振口中得知真相,深怨祖母太皇太後張氏,遂全心全意依賴王先生。王振敢放手幹預朝政,與太皇太後及朝中重臣作對,即是因背後有皇帝的傾力支持。
除此之外,朱祁鎮對三楊亦很感激。後來王振與五輔臣爭權,敢廷杖英國公張輔,卻不敢對三楊下毒手,即是此因。王振欲獨攬大權時,亦利用個人過失排擠打壓三楊,如楊榮受賄、楊士奇長子殺人等,但均為朱祁鎮庇護,三楊終得善終。
朱祁鎮即位之日,距離明太祖朱元璋建國已整整六十七個年頭。朱元璋以猛治國三十年,其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性格仁厚,本可以做個出色的守成之君,偏偏又有明成祖朱棣起兵“靖難”,奪取皇位,導致內戰紛起,持續長達四年之久。
朱棣一死,大明開創奠基的時代就此結束,於是,守成之世落到明仁宗朱高熾和明宣宗朱瞻基的頭上。父子二人均采取了全麵收縮的無為之政,任用賢良,輕刑薄役,核查冤獄。
隻是到了此時,太祖、成祖兩朝繁榮強盛、聲威遠播的局麵,已經一去不複返了,雖然號稱“仁宣致治”“海內富庶,朝野清晏”“用人行政,善不勝書”,其實已經是吏治敗壞,弊病滋生,危機開始逐漸顯露。尤其是蒙古瓦剌的日益強大,對明朝北部邊防構成了嚴重威脅。
到了明英宗朱祁鎮手中,前幾朝留下的後遺症日益突出。從正統初年開始,接連發生了農民起義,如浙江山區的葉宗留領導的礦徒起義,福建的鄧茂七起義,廣東的黃蕭養起義,廣西大藤峽瑤壯人民起義和荊襄地區的流民起義,等等。發展中的大明王朝遭遇了嚴重的挑戰和威脅,正處於重要的曆史轉折關頭。
如果朱祁鎮像其祖父、父親一樣,做個中規中矩的守成之君,那麽大明內憂外患的局麵會有所緩和。偏偏皇帝打破了“禁止宦官幹政”之鐵令,寵幸大宦官王振,任其胡亂幹涉朝政。
這雖然破壞了開國皇帝朱元璋製定的祖製,但在曆史上倒也不乏先例,幼主即位,大權往往旁落。然皇帝漸漸長大後,便有奪回大權的願望。隻是皇帝處於深宮之中,身邊隻有宮女太監,於是宦官便作為皇帝的親信勢力登上曆史舞台,充當奪權的工具。除此之外,王振還是英宗皇帝的啟蒙老師,關係更是非同一般。於是自朱祁鎮稍稍懂事起,王振便以極為強勢的姿態出現在大明朝堂,無人能與其爭鋒。
但正統一朝最重大、最關鍵的事件,並不是王振幹政,亦不是紫禁城三大殿的重建,而是明英宗朱祁鎮親征。
朱祁鎮的成長經曆與前幾朝皇帝都有所不同。明太祖朱元璋原本是一個窮苦的放牛娃,在群雄並起的亂世脫穎而出,經曆了一係列的磨礪和鬥爭,逐個擊潰起義軍政權,最後才當上皇帝。這其中的艱辛自然不用多說。正因為如此,朱元璋對權力格外珍視,甚至廢除了中國傳統的宰相製,將中央大權盡收己有。由於事務繁劇,事必躬親,皇帝日夜操勞不已。他曾感歎道:“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猶擁被。”
盡管如此,朱元璋仍然不願意放權。由於朝無重臣,至後世,大權遂入於閹宦之手。重任公侯伯之子孫,開軍政腐敗之端。其封建諸子於各地,則直接引起了“靖難之變”。
朱元璋生前指定的繼承者建文帝朱允炆倒是個仁慈柔弱的君主,沒有什麽野心,隻是他皇帝寶座還沒坐熱,就被叔叔朱棣用武力驅趕了下來。
明成祖朱棣是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英主,嗜武如命。無論是內戰,還是外戰,他的一生幾乎都是在戎馬中度過,就連最後都是死在北征蒙古的戰場上,因而在曆史上有“馬上天子”之稱。
明仁宗朱高熾因身體肥胖,患有足疾,不能騎馬,所以未能跟隨父皇征戰沙場,這也是朱棣不喜歡他的根本原因。但朱高熾也經曆了不少戰事。靖難之役爆發以後,朱高熾曾與母親徐氏一起,以微弱兵力成功地阻擋了朱允炆派來的五十萬大軍,保住了北平城。因為北平是朱棣的後方及根本,這一戰對整個靖難之役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也是朱高熾在靖難之役中最光彩的一筆。
明宣宗朱瞻基早在明成祖朱棣當政時,便經常隨同祖父檢閱部隊,學習戰法,並北征漠北。當時明軍與蒙古軍遭遇,展開了激戰。宦官李謙自恃驍勇,自作主張地帶著朱瞻基加入戰局。朱棣得知皇太孫身涉險境,急忙派軍將朱瞻基救出戰場。李謙自知犯下大錯,自殺身亡。
這次出征給朱瞻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接養成了他果決機敏、處事周全的性格。後來漢王朱高煦謀反,朱瞻基也是禦駕親征,並以大獲全勝、生擒朱高煦而告終。
雖然朱瞻基當上皇帝後未再主動出擊蒙古,但他常常親自巡視邊防。宣德三年(1428年)八月,當明宣宗朱瞻基巡邊石門[1]時,剛好遇到蒙古兀良哈部騷擾會州。朱瞻基親率三千精兵,出喜峰口進擊,在寬河與敵軍交鋒。明軍見皇帝親自衝鋒陷陣,頓時氣勢如虹,人人爭先。朱瞻基更是引弓搭箭,接連射倒敵人的三名前鋒。此戰中,明軍以少勝多,擊敗兀良哈部萬餘人。
朱瞻基又有《題胡騎圖》詩道:“絕漠茫茫百草寰,秋風數騎立沙隈。可憐部落今星散,近日多隨詔使歸。”極有大明皇帝不可一世、唯我獨尊的優越感。
朱祁鎮雖在太平盛世下長大,但時常聽到先人們的事跡。從未見習過戰事的他對祖先的豐功偉績既羨慕又向往,自小心中滋生著英雄的夢想,渴望有朝一日能像祖先們那樣建功立業。然而,這隻是他少年人的好奇心性,而並非胸懷遠大的誌向。況且朱祁鎮的啟蒙老師是大宦官王振,王振一直縱容皇帝玩樂,朱祁鎮既無才幹,又未受過係統教育,對兵事沒有深入了解,所謂建功立業,隻能是美好的願望而已。
隻是朱祁鎮本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正統十四年(1449年)七月,孫太後壽誕前夜,皇帝收到來自大同前線的敗報——瓦剌太師也先已率軍至大同一帶,塞外城堡盡陷,明將吳浩、宋瑛、朱冕先後敗死,明軍死傷慘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