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事後來傳了開去，聞者不免奇怪，如果不是因為朱高熾縱欲無度，李時勉奏疏觸及其痛處，仁宗皇帝又怎會如此耿耿於懷，至死不忘？
李時勉入獄時已經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經偶然撿獲錦衣衛指揮朱護妻子的傳家之寶，當即設法歸還，且沒要任何回報。朱護一直想找機會報答李時勉，便暗中加以照顧，又尋到十分難得的血竭[30]，為李氏治傷。如此，在朱護的精心照料下，李時勉不但保住了一條命，就連斷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有人告訴他李時勉曾當眾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導致先帝病情加重，終至喪命。明仁宗朱高熾病歿時，朱瞻基人在鳳陽祭祖，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聞聲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獄提李時勉，並發狠道：“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
使者走後，朱瞻基越想越生氣，又改變了主意，招手叫過當值的錦衣衛指揮王某，命他立即將李時勉直接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再行入見。不料機緣巧合，王指揮剛從端西旁門出去，使者已經帶著李時勉由端東門進入，雙方沒有碰上，李時勉幸運地逃過了一劫。
朱瞻基一見到李時勉，便怒罵道：“你等小臣，竟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頭答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
聽到原來是因為這件事，朱瞻基這才怒氣稍解，歎息了半天，連聲稱讚李時勉“忠臣”，下旨複其官職。等到王指揮去錦衣衛大獄提人不得回來複命時，李時勉已經冠帶立於階前，階下囚轉瞬間變成了朝中顯貴。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後，李時勉參與修《宣宗實錄》，書成，進為翰林學士，不久又擢升國子監祭酒。
此時的李時勉已經因德高望重而名滿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節操正直，無不爭相歸依，執弟子禮。英國公張輔率領貴戚們上書，請求到國子監聽李時勉講學，得到允準後，均欣然到國子監受教。除張輔與李時勉執平禮外，餘人均不敢坐下，以學生自居。這一幕，被譽為大明立國以來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時勉與朝中正直大臣一樣，堅決反對宦官幹政。由於他剛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朱元璋鑒於漢唐宦官亂政，專門製定內侍官製，諭吏部道：“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然後世竟有增至數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亂。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為鑒戒。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意思是說，宦官在宮廷中是少不了的，但隻能做奴隸使喚，打掃跑腿，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駕馭的辦法，要讓宦官們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壞事；不要讓宦官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以管束了。
朱元璋還立下規矩：凡是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做內廷官品級不許超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吃飯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門不許與內官之間有公文來往。又鑄鐵牌立於宮門，曰：“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謂是家法森嚴。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糾劾內官的辦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門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的行為。
有一名宦官因在內廷時間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歸鄉裏，並令終身不得敘用。還有個內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數十年，知悉諸多朝中機密計議，但其人個性縝密，嚴遵禁令，在諸大臣麵前僅一揖而退，從不啟口泄露機密。朱元璋對他很是寵愛，但也一樣不給予優遇，後來遷出為光祿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頓宦官機構，定十二監[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間俗稱的“二十四衙門”，內官分別定有品秩和待遇，不準幹政，不能結交外臣。自古以來，對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備。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後，遵照祖訓，對宦官的限製更加嚴格，“禦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明成祖朱棣初臨朝時，也警惕宦官擅權，曾道：“朕一遵太祖訓，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
當時有個宦官私自調用應天府工匠為其服役，事發後，朱棣立即詔命錦衣衛逮捕治罪。但不久後，為了個人統治需要，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親手破壞了。
當“靖難之役”還在進行之時，許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裏，向他報告朝廷的虛實。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擲，長驅金陵，就是因為他從宦官那裏得到了確切的情報，知道南京守備空虛。朱棣身邊的一些宦官還拚殺疆場，多有戰功。朱棣感到這些宦官忠於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們來，涉足內政、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鐵牌製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後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35]，宦官就此開始涉足外交。自永樂三年（1405年）起，朱棣連續派宦官鄭和[36]率兵二萬，大規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帶，開了明朝宦官帶兵的先例。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監都督譚青等軍，又派宦官馬靖巡視甘肅，開了宦官監軍、巡視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後，鎮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馬騏。
不僅如此，朱棣還改變了洪武時由吏部管理宦官的舊製，讓宦官第一衙門司禮監來管理宦官事務。宦官的管理權轉歸到內廷後，宦官的活動就更加方便了。
為鞏固地位，加強統治，朱棣除了繼續依靠錦衣衛外，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東廠，用宦官為提督。宦官勢力由此在永樂一朝得到大大加強，太監參與到了政治軍事中，並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開此先例後，其子孫爭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兒子仁宗皇帝朱高熾派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從此以後，宦官領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時，朱高熾又派王安鎮守甘肅，於是，各省鎮皆相繼派宦官為鎮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孫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於宮中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從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內臣讀書識字之製也被廢除了。朱瞻基寵愛金英、範弘等宦官，甚至特賜免死詔，無異於勳臣之丹書鐵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權傾內外。但由於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雖已職涉外廷朝政，卻不敢太過妄為。真正威懾重臣、獨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個。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鄭和、金英等被迫閹割入宮的戰俘身份不同，年輕時候是個儒生，飽讀詩書，卻屢試不第，既沒有中過舉人，也沒有考中進士，甚至連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縣任教官教書，卻依舊失意而貧困，史稱“九年無功”。憤懣無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最終案發，被判充軍。
當時仍是明成祖朱棣執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學問的老師入宮，教授宮中婦女讀書識字，待選者也包括充軍罪犯。這對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其中尚有一個難處，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選擇了前程，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這對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經過短暫的猶豫後，王振還是選擇了淨身入宮，在他人生的賭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宮的本意，還不僅僅是擺脫經濟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軍的難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有所作為。對於博學多識的王振而言，他通曉古今，自然知道曆朝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幹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變嗎？
永樂一朝，聲名顯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鄭和這類彪炳史冊的風雲人物，但王振並不在熱門之列。盡管他抱著極大的野心和極高的期望入宮，盡管他因博學多識已經成為眾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這樣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為，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與世隔絕的深宮中，王振時常獨自品嚐著比充軍更大的失意，難免不會懊悔當初慨然自宮的行為。
機會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才逐漸顯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詔在紫禁城設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教小宦官讀書。當時在內書堂讀書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紀均是十歲左右。後陸續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師又增加了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等。從此，宮中宦官開始通文墨。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識字，後設內宮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曉書、算之小內使任職。又設尚寶監，掌管王室圖書，其內官皆僅識字，不明其義。至永樂時，明成祖朱棣開始招教官入宮教習婦女，兼教內官，此即為王振入宮之契機。但正式設堂教宦官讀書習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開了先例。朱瞻基性格類似其祖朱棣，並非平庸無能之輩，他也知道宦官對漢唐兩代亡國負有極大的責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其深刻的曆史發展背景——
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明初的中書省組織龐大，職權很重，這一部門遠承古代的宰相製度，近襲元朝中書省“錄軍國重事”的舊製，省內設左右丞相為長官，還設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高級官僚，以及作為職能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中書舍人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僅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長官尚書、侍郎等不過是丞相的屬員。
當時的中書省不但有“綜理機務”的職權，而且全國各級部門給皇帝上的奏報也要“先白中書省”。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須經中書省再下達。中書省相當於是設置在皇帝和國家機構中的一級權力部門，是必要的中轉站。中書省長官更是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成為處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於百官之上的權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論功，首推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則推李善長、劉伯溫。常遇春四十歲病死，劉伯溫則辭官不做。一直以來，文臣派李善長與武臣派徐達間的鬥爭很尖銳。朱元璋白手起家，對權力極為看重，擔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為左丞相，以牽製李善長、徐達二人。然到了後來，中書省大權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殺黜陟，為所欲為，許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行。
朱元璋起於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謀反罪名被淩遲處死，許多大臣株連被殺。案件前後株連多達三萬餘人，史稱“胡獄”。
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後，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為助，越想越是惱怒，曾一度想要發兵征討日本。元朝曾對日本大舉征討，因遭遇風雨而全軍覆沒，是當年橫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慘敗，故終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國。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譴使趙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懷良親王遂派遣使者來華，奉表稱臣，兩國間的邦交得以恢複。現在出了胡惟庸之事，兩國立即斷絕了邦交。朱元璋又預備對日本用兵，召曹國公李文忠回京師，欲任命其為主帥。李文忠卻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敗的教訓為鑒，朱元璋這才勉強作罷，心中卻始終耿耿於懷，李文忠後來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意猶未盡，下定決心趁這個機會將朝政大權盡數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著手對中央機構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中書省及丞相製，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相對提高六部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事皆由朝廷總之；兵製上實行衛所製[38]，使武將與兵權分離。這一係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明代兵製
如此，朱元璋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製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製度，將軍政大權攬於一身，使得皇權大大加強，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極致。
然朝無重臣，總還是要有人辦事，皇帝再精明能幹，也隻有一雙手、一雙眼，不可能總攬親裁所有天下大事，於是朱元璋又創置了“四輔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們擔任，以協讚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發現這一套行不通，這些儒生雖然可靠，卻沒有什麽實際處政經驗，於是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製度，設內閣於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職權是侍左右，備顧問。
此時的內閣，既非官署名，也非職官名，殿閣學士也不入典機務，很少參與政事，但它填補了組織形式上的空白。
內閣大學士為三至六人，原屬於文學侍從之臣。如果殿試時文理出眾，名列前茅，便可以進入翰林院，獲得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翰林幾經遷轉後，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士，供職於文淵閣，專職為替皇帝撰擬詔告，潤色禦批公文的詞句。
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務，也無官屬，不能直接指揮行政，與東漢尚書、唐代翰林學士性質略同。但由於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最接近皇帝，在不設丞相的情況下，基於處理政事的需要，這個機構的職權必然會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大學士逐漸升遷，並有了正式的辦事場所。大學士本身官秩隻有五品，但其所遷任官職往往至尚書、侍郎等，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極後，決定起用一批資淺而幹練的文臣入文淵閣辦事，參預機務，因在大內殿閣行事辦公，故稱為“內閣”，內閣參預機務從此開始。
隻是此時的閣臣品秩遠在六部尚書之下，且不設官署，不轄諸司事務，權勢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時，內閣專任批答文章，草擬詔令，閣職漸崇，權勢迅疾增大，甚至超過宰相，號為“輔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中央機構，但也作了某些變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創造了一套“票擬”製度，突出了內閣的作用，並使得宦官開始參政。
票擬又稱擬票、票旨、條旨，指內閣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按照慣例，六部本章文書由通政司[39]匯總，送左順門[40]，交內書房收錄。皇帝閱覽過後，認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發，凡要批示的則送內閣擬票——內閣將所擬批答之辭用小票墨書，貼於奏章之上，再進呈皇帝批紅。明宣宗朱瞻基一般會采納內閣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各主管部門去執行。
這樣，內閣就成為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梁，控製了決策權和審議權。內閣大學士可以不與主管各部商議就直接提出建議，隻要皇帝沒有異議，這些建議便會自動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對皇帝負責，逐漸變成了秉承內閣之意行事。這套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也間接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
在票擬製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處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愛好廣泛，喜好書法、繪畫、文學、騎射、宴飲、遊樂等，又好微服出行，鬥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對於興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閱奏章無疑是個繁重的辛苦差事。為了減輕自身負擔，皇帝開始讓宦官讀書，受到所謂的正規教育，以能夠協助他處理文書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隻有忠於皇帝才有立身之處。基於這一點考慮，朱瞻基認為宦官忠誠可靠，能夠保守機密，且朝夕跟隨在身邊，是最合適的助理。
宦官參與到票擬當中後，逐漸演變成皇帝批閱奏章也多交給司禮監宦官代筆。按照票擬的流程，如果內閣大學士們提出的建議直接被皇帝采納，那麽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當皇帝不想采納大學士的意見時，宦官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通常這個時候，陪伴在皇帝身邊的隻有司禮監宦官，皇帝會本能地征詢征求宦官的意見，宦官則會趁機提出他們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贏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為宦官多諂媚順從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則更多考慮提議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來限製皇帝的個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納了宦官的建議，決策便會直接下達，而實際負責執行的六部根本沒有機會與皇帝一起討論複審宦官的意見。
李時勉入獄時已經被打得半死，生命危在旦夕。他曾經偶然撿獲錦衣衛指揮朱護妻子的傳家之寶，當即設法歸還，且沒要任何回報。朱護一直想找機會報答李時勉，便暗中加以照顧，又尋到十分難得的血竭[30]，為李氏治傷。如此，在朱護的精心照料下，李時勉不但保住了一條命，就連斷掉的肋骨也被接好。但事情並沒有就此結束。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有人告訴他李時勉曾當眾侮辱仁宗皇帝，直接導致先帝病情加重，終至喪命。明仁宗朱高熾病歿時，朱瞻基人在鳳陽祭祖，他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件事，聞聲大怒，立即派使者去大獄提李時勉，並發狠道：“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
使者走後，朱瞻基越想越生氣，又改變了主意，招手叫過當值的錦衣衛指揮王某，命他立即將李時勉直接綁赴西市斬首，不必再行入見。不料機緣巧合，王指揮剛從端西旁門出去，使者已經帶著李時勉由端東門進入，雙方沒有碰上，李時勉幸運地逃過了一劫。
朱瞻基一見到李時勉，便怒罵道：“你等小臣，竟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
李時勉叩頭答道：“臣言諒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
聽到原來是因為這件事，朱瞻基這才怒氣稍解，歎息了半天，連聲稱讚李時勉“忠臣”，下旨複其官職。等到王指揮去錦衣衛大獄提人不得回來複命時，李時勉已經冠帶立於階前，階下囚轉瞬間變成了朝中顯貴。
明宣宗朱瞻基病逝後，李時勉參與修《宣宗實錄》，書成，進為翰林學士，不久又擢升國子監祭酒。
此時的李時勉已經因德高望重而名滿天下，文人士子仰慕其節操正直，無不爭相歸依，執弟子禮。英國公張輔率領貴戚們上書，請求到國子監聽李時勉講學，得到允準後，均欣然到國子監受教。除張輔與李時勉執平禮外，餘人均不敢坐下，以學生自居。這一幕，被譽為大明立國以來最大的太平盛事。
在政治上，李時勉與朝中正直大臣一樣，堅決反對宦官幹政。由於他剛直不阿，率性敢言，深深得罪了大宦官王振。
明朝建立後，開國皇帝朱元璋鑒於漢唐宦官亂政，專門製定內侍官製，諭吏部道：“朕觀周禮，閹寺不及百人。然後世竟有增至數千者，因重用而致生亂。內臣但備使令，毋多人，古來若輩擅權，可為鑒戒。馭之之道，當使之畏法，勿令有功，有功則驕恣矣。”
意思是說，宦官在宮廷中是少不了的，但隻能做奴隸使喚，打掃跑腿，人數不可過多，也不可以做心腹。駕馭的辦法，要讓宦官們守法，守法就做不了壞事；不要讓宦官有功勞，一有功勞就難以管束了。
朱元璋還立下規矩：凡是內臣不許讀書識字，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許穿外朝官員的服裝，做內廷官品級不許超過四品，每月領一石米，吃飯穿衣公家管。且外朝各衙門不許與內官之間有公文來往。又鑄鐵牌立於宮門，曰：“內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可謂是家法森嚴。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朱元璋又命廷臣考究前代糾劾內官的辦法，禮部議置內正司，設司正、司副各一人，專門糾察內官失儀及不法的行為。
有一名宦官因在內廷時間較久，偶而言及政事，即被朱元璋遣歸鄉裏，並令終身不得敘用。還有個內侍官名叫杜安道，侍奉朱元璋數十年，知悉諸多朝中機密計議，但其人個性縝密，嚴遵禁令，在諸大臣麵前僅一揖而退，從不啟口泄露機密。朱元璋對他很是寵愛，但也一樣不給予優遇，後來遷出為光祿寺卿[31]。
到洪武末，朱元璋又重新整頓宦官機構，定十二監[32]及四司[33]、八局[34]，即民間俗稱的“二十四衙門”，內官分別定有品秩和待遇，不準幹政，不能結交外臣。自古以來，對宦官之禁，未有如明太祖朱元璋之周備。
建文帝朱允炆登上帝位後，遵照祖訓，對宦官的限製更加嚴格，“禦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明成祖朱棣初臨朝時，也警惕宦官擅權，曾道：“朕一遵太祖訓，無禦寶文書，即一軍一民，中官不得擅調發。”
當時有個宦官私自調用應天府工匠為其服役，事發後，朱棣立即詔命錦衣衛逮捕治罪。但不久後，為了個人統治需要，這些禁令全部被朱棣親手破壞了。
當“靖難之役”還在進行之時，許多宦官偷偷跑到朱棣那裏，向他報告朝廷的虛實。朱棣之所以敢孤注一擲，長驅金陵，就是因為他從宦官那裏得到了確切的情報，知道南京守備空虛。朱棣身邊的一些宦官還拚殺疆場，多有戰功。朱棣感到這些宦官忠於自己，便慢慢重用起他們來，涉足內政、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朱元璋辛辛苦苦建立的鐵牌製度由此被打破了。
朱棣即位後第一年（1403年），就派宦官李興出使暹羅[35]，宦官就此開始涉足外交。自永樂三年（1405年）起，朱棣連續派宦官鄭和[36]率兵二萬，大規模出使南洋和印度洋一帶，開了明朝宦官帶兵的先例。永樂八年（1410年），朱棣派宦官王安監都督譚青等軍，又派宦官馬靖巡視甘肅，開了宦官監軍、巡視的先例。明朝征服安南後，鎮守安南的也是著名宦官馬騏。
不僅如此，朱棣還改變了洪武時由吏部管理宦官的舊製，讓宦官第一衙門司禮監來管理宦官事務。宦官的管理權轉歸到內廷後，宦官的活動就更加方便了。
為鞏固地位，加強統治，朱棣除了繼續依靠錦衣衛外，到永樂十八年（1420年），正式成立了東廠，用宦官為提督。宦官勢力由此在永樂一朝得到大大加強，太監參與到了政治軍事中，並成為了舉足輕重的人物。
明成祖朱棣開此先例後，其子孫爭相效仿。洪熙元年（1425年），朱棣的兒子仁宗皇帝朱高熾派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從此以後，宦官領兵之例便相沿不革。同時，朱高熾又派王安鎮守甘肅，於是，各省鎮皆相繼派宦官為鎮守。
宣德四年（1429年），朱棣的孫子宣宗皇帝朱瞻基特於宮中設內書堂，命大學士陳山專授小內使書，從此，明太祖朱元璋不許內臣讀書識字之製也被廢除了。朱瞻基寵愛金英、範弘等宦官，甚至特賜免死詔，無異於勳臣之丹書鐵券。自此，宦官作威作福，權傾內外。但由於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俱是英明之人，宦官雖已職涉外廷朝政，卻不敢太過妄為。真正威懾重臣、獨擅朝政者，王振是第一個。
王振，山西蔚州[37]人。他跟鄭和、金英等被迫閹割入宮的戰俘身份不同，年輕時候是個儒生，飽讀詩書，卻屢試不第，既沒有中過舉人，也沒有考中進士，甚至連秀才都不是。心灰意冷之下，王振到某縣任教官教書，卻依舊失意而貧困，史稱“九年無功”。憤懣無奈之下，王振做了一些違法的事，最終案發，被判充軍。
當時仍是明成祖朱棣執政，皇帝想招收一批有學問的老師入宮，教授宮中婦女讀書識字，待選者也包括充軍罪犯。這對戴罪在身的王振來說，無疑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然其中尚有一個難處，皇帝要的是宦官。倘若王振選擇了前程，將永遠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男人。這對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來說，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選擇。經過短暫的猶豫後，王振還是選擇了淨身入宮，在他人生的賭局中下了重重的一注。
儒生通常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最高的理想。王振入宮的本意，還不僅僅是擺脫經濟和生活上的窘迫以及被充軍的難堪，他更希望能就此接近大明王朝的政治權力中心，有所作為。對於博學多識的王振而言，他通曉古今，自然知道曆朝曆代宦官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雖然太祖皇帝朱元璋嚴禁宦官幹政，然而，一切不都在慢慢改變嗎？
永樂一朝，聲名顯赫的宦官不少，更是出了鄭和這類彪炳史冊的風雲人物，但王振並不在熱門之列。盡管他抱著極大的野心和極高的期望入宮，盡管他因博學多識已經成為眾多宦官中的佼佼者，然在明成祖朱棣這樣的英主下，他以宦官的身份想有所作為，幾乎是不可能之事。因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與世隔絕的深宮中，王振時常獨自品嚐著比充軍更大的失意，難免不會懊悔當初慨然自宮的行為。
機會一直到明宣宗朱瞻基登基後才逐漸顯露。宣德元年（1426年）七月，朱瞻基下詔在紫禁城設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教小宦官讀書。當時在內書堂讀書的小宦官大概有二三百人，年紀均是十歲左右。後陸續增加到四五百人，教師又增加了大學士陳山、修撰朱祚等。從此，宮中宦官開始通文墨。
洪武年間，明太祖朱元璋嚴禁宦官識字，後設內宮監典簿，掌文籍，以通曉書、算之小內使任職。又設尚寶監，掌管王室圖書，其內官皆僅識字，不明其義。至永樂時，明成祖朱棣開始招教官入宮教習婦女，兼教內官，此即為王振入宮之契機。但正式設堂教宦官讀書習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開了先例。朱瞻基性格類似其祖朱棣，並非平庸無能之輩，他也知道宦官對漢唐兩代亡國負有極大的責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有其深刻的曆史發展背景——
明朝建國後，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設立了中書省。明初的中書省組織龐大，職權很重，這一部門遠承古代的宰相製度，近襲元朝中書省“錄軍國重事”的舊製，省內設左右丞相為長官，還設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等高級官僚，以及作為職能辦事人員的左右司郎中、員外郎、中書舍人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僅是中書省下屬的機構，六部長官尚書、侍郎等不過是丞相的屬員。
當時的中書省不但有“綜理機務”的職權，而且全國各級部門給皇帝上的奏報也要“先白中書省”。一切以皇帝名義發出的詔令諭旨，也須經中書省再下達。中書省相當於是設置在皇帝和國家機構中的一級權力部門，是必要的中轉站。中書省長官更是對一切庶務有權專決，成為處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於百官之上的權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論功，首推徐達、常遇春，文臣論功，則推李善長、劉伯溫。常遇春四十歲病死，劉伯溫則辭官不做。一直以來，文臣派李善長與武臣派徐達間的鬥爭很尖銳。朱元璋白手起家，對權力極為看重，擔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為左丞相，以牽製李善長、徐達二人。然到了後來，中書省大權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殺黜陟，為所欲為，許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員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行。
朱元璋起於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權旁落，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謀反罪名被淩遲處死，許多大臣株連被殺。案件前後株連多達三萬餘人，史稱“胡獄”。
胡惟庸以謀反罪伏誅後，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為助，越想越是惱怒，曾一度想要發兵征討日本。元朝曾對日本大舉征討，因遭遇風雨而全軍覆沒，是當年橫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慘敗，故終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國。明王朝建立後，朱元璋譴使趙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懷良親王遂派遣使者來華，奉表稱臣，兩國間的邦交得以恢複。現在出了胡惟庸之事，兩國立即斷絕了邦交。朱元璋又預備對日本用兵，召曹國公李文忠回京師，欲任命其為主帥。李文忠卻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敗的教訓為鑒，朱元璋這才勉強作罷，心中卻始終耿耿於懷，李文忠後來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後，朱元璋意猶未盡，下定決心趁這個機會將朝政大權盡數收回自己手中。他即刻著手對中央機構進行了改革，廢除了中書省及丞相製，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相對提高六部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事皆由朝廷總之；兵製上實行衛所製[38]，使武將與兵權分離。這一係列的措施都使皇權得到了大大的加強。
明代兵製
如此，朱元璋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曆史的丞相製度和有七百多年曆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製度，將軍政大權攬於一身，使得皇權大大加強，達到了秦漢以來的極致。
然朝無重臣，總還是要有人辦事，皇帝再精明能幹，也隻有一雙手、一雙眼，不可能總攬親裁所有天下大事，於是朱元璋又創置了“四輔官”，由起自庶民的儒士們擔任，以協讚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發現這一套行不通，這些儒生雖然可靠，卻沒有什麽實際處政經驗，於是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製度，設內閣於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大學士，職權是侍左右，備顧問。
此時的內閣，既非官署名，也非職官名，殿閣學士也不入典機務，很少參與政事，但它填補了組織形式上的空白。
內閣大學士為三至六人，原屬於文學侍從之臣。如果殿試時文理出眾，名列前茅，便可以進入翰林院，獲得博覽群書的深造機會。翰林幾經遷轉後，其中的突出人物就可以被任命為大學士，供職於文淵閣，專職為替皇帝撰擬詔告，潤色禦批公文的詞句。
這些人原官品秩低，不兼部務，也無官屬，不能直接指揮行政，與東漢尚書、唐代翰林學士性質略同。但由於文淵閣是皇帝的文書機構，最接近皇帝，在不設丞相的情況下，基於處理政事的需要，這個機構的職權必然會越來越大。久而久之，大學士逐漸升遷，並有了正式的辦事場所。大學士本身官秩隻有五品，但其所遷任官職往往至尚書、侍郎等，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如此，地位便大大提高。
明成祖朱棣登極後，決定起用一批資淺而幹練的文臣入文淵閣辦事，參預機務，因在大內殿閣行事辦公，故稱為“內閣”，內閣參預機務從此開始。
隻是此時的閣臣品秩遠在六部尚書之下，且不設官署，不轄諸司事務，權勢也不大。到了明仁宗朱高熾時，內閣專任批答文章，草擬詔令，閣職漸崇，權勢迅疾增大，甚至超過宰相，號為“輔臣”。
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基本上保留了原來的中央機構，但也作了某些變動，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創造了一套“票擬”製度，突出了內閣的作用，並使得宦官開始參政。
票擬又稱擬票、票旨、條旨，指內閣對奏章所擬的批答。按照慣例，六部本章文書由通政司[39]匯總，送左順門[40]，交內書房收錄。皇帝閱覽過後，認為不便批示的留中不發，凡要批示的則送內閣擬票——內閣將所擬批答之辭用小票墨書，貼於奏章之上，再進呈皇帝批紅。明宣宗朱瞻基一般會采納內閣的建議，並將詔令分送給各主管部門去執行。
這樣，內閣就成為了皇帝和六部之間的橋梁，控製了決策權和審議權。內閣大學士可以不與主管各部商議就直接提出建議，隻要皇帝沒有異議，這些建議便會自動生效。六部原先直接對皇帝負責，逐漸變成了秉承內閣之意行事。這套製度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行政效率大大提高，但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也間接促進了宦官勢力的崛起。
在票擬製度中，皇帝仍然是最後的決策者，有大量的奏章要處理。以明宣宗朱瞻基而言，他愛好廣泛，喜好書法、繪畫、文學、騎射、宴飲、遊樂等，又好微服出行，鬥蟋蟀也是其一大嗜好[41]。對於興趣多多的皇帝而言，批閱奏章無疑是個繁重的辛苦差事。為了減輕自身負擔，皇帝開始讓宦官讀書，受到所謂的正規教育，以能夠協助他處理文書和奏章。宦官本是皇室家奴，隻有忠於皇帝才有立身之處。基於這一點考慮，朱瞻基認為宦官忠誠可靠，能夠保守機密，且朝夕跟隨在身邊，是最合適的助理。
宦官參與到票擬當中後，逐漸演變成皇帝批閱奏章也多交給司禮監宦官代筆。按照票擬的流程，如果內閣大學士們提出的建議直接被皇帝采納，那麽宦官在其中起不到任何作用。但當皇帝不想采納大學士的意見時，宦官便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因為通常這個時候，陪伴在皇帝身邊的隻有司禮監宦官，皇帝會本能地征詢征求宦官的意見，宦官則會趁機提出他們的看法。而通常宦官比大臣更容易贏得皇帝的情感和好感，因為宦官多諂媚順從皇帝的心意，而大臣則更多考慮提議是否合理，且好以君道來限製皇帝的個人欲望。如果皇帝采納了宦官的建議，決策便會直接下達，而實際負責執行的六部根本沒有機會與皇帝一起討論複審宦官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