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你們知道中國four crabs（四隻螃蟹）的故事嗎？”</h4>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發生重大曆史性轉折的一年，也是宋慶齡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宋慶齡陷入難以言狀的悲痛之中，精神幾乎崩潰。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其他上海的黨羽妄圖垂死掙紮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也被粉碎。當時正在上海的宋慶齡聞訊大喜，高興地和工作人員舉杯相慶。
廚師特意備了一道菜——螃蟹。盤中放著四隻螃蟹，一隻圓臍的母蟹，三隻尖臍的公蟹。宋慶齡一反常態，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飲而盡。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剝著、吃著，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給羅叔章的信中說的：“我們以無比歡欣的心情慶祝這個節日。”
一個多月後，宋慶齡會見了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法索。客人和前來采訪的中外記者驚奇地發現，84歲高齡的慶齡老人氣色非常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總統伊拉希，向宋慶齡贈送了一枚紀念真納誕生100周年的金質紀念章。會談時，宋慶齡用英語問客人：“你們知道中國four crabs（四隻螃蟹）的故事嗎？”並風趣地向法索介紹粉碎“四人幫”後，很多群眾把“橫行霸道的”三隻公蟹和一隻母蟹拴在一起吊起來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間幾乎賣光了的盛況。大家發出陣陣開心的笑聲。
宋慶齡在歡笑，也在反思。建國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人民的意誌是不可戰勝的》，指出：“奔騰的江河總還有險灘暗礁。不幸的是，我們的革命航船幾乎被險灘暗礁所傾覆。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權的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推行一條極‘左’路線，使大批老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使我們的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使我們的科學技術本來同世界先進水平縮小的距離又拉大了。總之，我們的國家遭到了一場浩劫，我們的建設進程至少被推遲了20年。中國革命處於危險之中，這是多麽慘痛的教訓！1976年秋天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賦予我們的10月以新的意義。這個勝利標誌著中國革命又經曆了一次轉危為安的曆史性轉折。有了這個偉大轉折，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宋慶齡在文中強調：“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物質生產大大落後了。今天，我們必須大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不這樣我們就不能在比較充實的物質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林彪、‘四人幫’也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踐踏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因此，我們也必須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這樣我們就不能使廣大人民提高覺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們迅速掌握廣泛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專製主義，已經在人們思想上、道德上和紀律上造成了惡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養我們革命的接班人，把廣大青年和少年兒童培養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講道德、守紀律的人，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還需要我們加倍地努力。”
在當時人們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宋慶齡能夠提出這些一語中的的意見，充分表現出她作為政治活動家和國家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引起了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的高度重視。
宋慶齡雖已進入體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卻青春永駐。她又開始參與繁忙的國務活動，接待來訪的國際友人、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傾心於自己所鍾愛的婦女兒童事業。
伴著春風，她又來到了上海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團長、劇作家任德耀和許多演員親熱地圍住他們日夜思念的宋慶齡，興奮地訴說著這些年來的苦樂恩怨。他們記憶猶新的是“文革”期間，“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圖取消宋慶齡親手創辦的兒童藝術劇院。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強行將這個劇院與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海青年話劇團合並，成立一個由他們直接控製的“上海話劇團”。正當他們準備下手時，宋慶齡回到了上海。她驅車直奔兒童藝術劇院。來到劇院門口，宋慶齡撩開汽車的窗簾，深情地凝望著劇院的大門。很快，“孫夫人要看兒童藝術劇院的牌子了！”這個消息不脛而走。宋慶齡無聲的抗議，迫使“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頭來，為“合並”而進駐劇院的工作組隨即悄悄地撤走了。這件事被“兒藝”的人們稱之為“20世紀新神話”。
當正在病中的宋慶齡聽說兒童藝術劇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堅持為兒童服務的方針上有所動搖時，她深為焦慮，親筆給兒童藝術劇院一連寫了兩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中說：“我創辦兒童劇院，是為了演出兒童劇，通過兒童典型形象，感染兒童，使他們有文娛生活並寓教育於文娛之中。希望你們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兒童劇上，創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兒童劇。”
信發出後，出於對祖國未來的熱切希望，她感到意猶未盡。第二天，她再次給兒童藝術劇院寫了封信。
她說：“昨天給你們寫了一信，今天覺得還有話要說，再寫這封信。”“兒童藝術劇院是示範性、試驗性的，完全是為兒童服務而創辦的。成人有成人的劇院。某些幹部把為兒童服務的方針誤會了，將是一個大錯，我們既定的方針，不可曲解和轉變。”
這兩封言簡意賅的親筆信，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少年兒童的深情，更加堅定了劇團為兒童服務的方向。
就在這一年3月，兒童藝術劇院創作的優秀兒童劇《童心》來北京參加調演。他們怎麽也沒有想到，87歲高齡的宋慶齡竟去觀看了他們的首場演出。她興致勃勃，堅持看到了劇終，而且，還讓人攙扶著走上舞台，送給了劇院一個大花籃，熱情祝賀他們演出了一出對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義的好戲。演職員們看到宋慶齡慈祥和藹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濕潤起來。
幾天之後，他們又從《人民日報》上讀到了宋慶齡撰寫的文章《我看〈童心〉》。她熱誠地希望戲劇工作者在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中“為孩子多編戲，演出更多更好的戲”。宋慶齡的心總是和祖國的孩子們緊緊地連在一起。她的胸中，永遠跳動著一顆“童心”！ <h4>“這碗湯裏，雞血是紅的，豆腐是白的。這是國共合作湯”</h4>
1977年夏末，幽靜的後海北沿46號，長廊和南湖，石榴樹和七裏香，交相輝映，芬芳四溢。宋慶齡家的小客廳裏，不時傳出陣陣歡聲笑語。隻見宋慶齡正與一位客人親切地交談，旁邊坐著來客的夫人。他就是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鄧小平。
曆盡磨難的鄧小平明顯消瘦，但體寬肩闊，看上去剛毅有力。這次“解放”以後，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來看望德高望重的宋慶齡。他們慶幸終於熬過了噩夢般的10年，一起展望著祖國的美好未來。鄧小平特別談到現在已經進入新的曆史時期，要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宋慶齡對此極為讚同。他們兩人都認為，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響，在祖國統一問題上起著其他任何人無可替代的作用，並相約為此而奉獻餘生。
此後，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製”的偉大設想和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國統一的新政策；宋慶齡則充分利用自己在台灣、香港以及美國的各種關係，不遺餘力地為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呼籲。
1978年3月，宋慶齡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一屆常委會運行後的一項重點工作，就是於1979年元旦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人民解放軍自即日起停止炮擊金門等島嶼，並就和平統一祖國問題單方麵提出一係列積極的重大的建議。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多次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
這一年的國慶節，宋慶齡在紀念文章中特別提到：“在舉國歡慶祖國偉大節日的時刻，我不能不想到台灣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灣歸回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業還沒有完成，哪一個中國人不應感到身有責任呢？我們熱切期望台灣同胞能同我們一起，共同努力，來進一步發展和壯大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為台海兩岸攜起手來，共同發展四個現代化的建國大業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宋慶齡是第一、二次國共合作的倡導者和見證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國共合作的瞬間記錄。
在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孫中山和宋慶齡肅立在主席台中央，旁邊站立的是戎裝的蔣介石和廖仲愷，背景是當時的國民黨黨旗和國旗。而旁白呢？宋慶齡認為應當是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這張照片攝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慶齡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與會者的合影中，除國民黨中央委員外，還有當時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
還有兩張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和談的照片。一張是宋慶齡到上清寺張治中公館會見毛澤東，另一張是毛澤東送宋慶齡步出住所。從這兩張照片上宋慶齡穿著不同顏色、式樣的服裝來判斷，宋慶齡在重慶曾不止一次地會見過毛澤東。
往事如煙，卻難以忘卻。1949年大決戰後，宋慶齡的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友大部分去了台灣或美國。由於政治主張和立場不同，彼此難溫手足之情。現在，為了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宋慶齡千方百計通過第三者打聽海外那些站在國民黨方麵的親戚，並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聯係，還幫助一些想來大陸旅遊探親的人獲得簽證。這些人回來後，不管是近親還是遠親，見過麵還是未見過麵，有的還是很小的晚輩，她都一視同仁，極其熱情地在家裏接待他們，分手後也始終保持著通信聯係。
1979年，宋慶齡在給友人理查德·楊的信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宋靄齡和孔祥熙的長子）？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我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花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後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不久，她同最喜歡的小弟子安的遺孀婷婷（胡其瑛）聯係上了。“婷婷終於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
進入80年代，廖承誌向宋慶齡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告訴宋慶齡“來自可靠的人”、“從你的親戚和妹妹（指宋美齡）”那裏得到的消息。信上說：“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樣看你的。而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在一個美國人——裏根的信使，和一個中國人到過北京後，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多些。”這給晚年的宋慶齡帶來莫大的安慰和期望。據中國福利會秘書長、鄒韜奮夫人沈粹縝說：“宋慶齡有一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她很思念美齡。她告訴我，如果美齡來了，她覺得住在她家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台（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沈粹縝認為，宋慶齡確實渴望美齡的北京之行能夠實現，既是為了私情，也是為了此行的政治意義。
不過，宋慶齡與孫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孫科的孩子們取得了聯係，他們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很快便回到中國探親，受到了宋慶齡的厚待。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孫女柏爾·孫（孫穗英）帶著她的兒子（31歲）和女兒（28歲）來看我。”此後，她的侄孫女孫霞專程從加拿大多倫多來看她，還有一位侄曾孫孫必達，是世居夏威夷的孫中山哥哥孫眉的後裔，也在她的引導和幫助下來中國經營合資旅遊飯店。
毫無疑問，在宋慶齡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支促進國共第三次合作、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慶齡的朋友們中間，流傳著這樣的故事：有幾次宋慶齡在家中宴客，都用雞血和豆腐製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湯。她風趣地笑著用英語說：“這碗湯裏，雞血是紅的，豆腐是白的。這是國共合作湯。” <h4>“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墳的邊頭”</h4>
1980年下半年以來，宋慶齡的身體一直不好，經常發高燒，甚至臥床不起。1981年2 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這給本來已十分虛弱的宋慶齡以沉重的打擊。
李燕娥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同鄉。1927年，年僅16歲的李燕娥由一個姓譚的廣東老太太介紹到上海莫裏哀路29號寓所當女傭。她見到宋慶齡的第一天就說：“我要服務您一輩子，夫人。”這位淳樸的農家女子果真實現了她的諾言。幾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慶齡的日常生活外，還替她傳遞文件，陪她外出參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動。宋慶齡也從來沒有把她當做仆人看待，一直親切地稱她為“李姐”。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誼。
悲痛萬分的宋慶齡支撐著病體，親筆給警衛秘書杜述周寫下了她對李姐後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裏。”在最後兩句話的下麵，宋慶齡還專門畫上橫線以示強調。
李燕娥的骨灰盒送去上海之前，宋慶齡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李姐的骨灰盒，一邊念叨著：“李姐，李姐！”一邊把臉貼在骨灰盒上親了幾次，久久不願離去。在場的人們無不為之動容，潸然淚下。
4月2日，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舉行了簡樸而莊重的李姐骨灰安葬儀式。宋慶齡贈送了花圈，墓碑上寫著“李燕娥女士之墓宋慶齡立”。一個普通保姆與共和國副主席之間長達五十多年的忠心與至愛的對話，就這樣永恒地載入人間最美好的篇章。
人們沒有想到，當宋慶齡為李姐送行的時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經接近尾聲。
1981年3月16日，經專家會診，確診宋慶齡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慶齡多次出現高熱、呼吸困難、心跳加快等症狀。5月初，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華德·佩奇博士來華，代表該大學授予宋慶齡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有關部門建議由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代表宋慶齡接受學位證書。不料宋慶齡堅決不同意，她說：“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學位，這是維多利亞大學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須親自出場。”為此，她請醫護人員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劑量藥物穩定了她的病情，於8日下午準時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出席授贈儀式。
儀式開始時，樂隊先後奏中國國歌和加拿大國歌。穿著黑色大禮服的佩奇校長主持了儀式，在他麵前放置著權杖。當佩奇把榮譽學位證書親手交給宋慶齡時，出席儀式的二百多位中外人士長時間地熱烈鼓掌。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向宋慶齡贈送了一束鮮花，祝賀她獲此殊榮。
佩奇在致詞中說：“這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第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榮譽學位，所以今天的儀式是空前的、獨特的。”他頌揚宋慶齡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公仆和社會領導人之一”。他說，宋慶齡“毫不動搖地從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事業，因而贏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還強調：“我們今天公認她個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們對她的國家及其人民的友誼和尊敬。”
宋慶齡身披榮譽博士的禮服，坐在輪椅上，示意工作人員不要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她的錄音講話。她以驚人的毅力，堅持用英語發表了近20分鍾的講話。她說：“我為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博士學位感到榮幸。我接受這一學位，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們對中國人民的尊敬和友誼的象征，看成是你們對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在建設我們人民共和國的事業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時，我也把它看做是把中、加兩國人民聯結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誼的象征。”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也應邀講了話。他說出了在場的所有人的共同心聲：“宋慶齡女士是中國傑出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婦女領袖，她的一生經曆同中國近代曆史緊密相連，在各個曆史時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響起了獨特的作用。”“宋慶齡女士為中國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獨立、解放，為促進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一切熱愛正義與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h4>“我算不算共產黨員？”</h4>
宋慶齡病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鄧穎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鄧穎超匆匆來到宋慶齡的家裏。以前她常來這裏，和宋慶齡一起在花園漫步，看宋慶齡安詳地飼喂鴿子。現在，她卻無心觀景賞鴿，徑直走進宋慶齡的臥室。
非常了解宋慶齡的鄧穎超知道，宋慶齡心頭還壓著一個多年未了的願望，那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經曆了整整60年血與火的嚴峻考驗，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黨。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她就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我相信共產黨。”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期，當有人問她營救了多少中共地下黨員以及為什麽這樣做時，她回答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所以我的心情特別愉快。”1937年，她與在她身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李雲談工作時，突然把聲音放低問道：“我算不算共產黨員？”中共地下黨組織讓李雲回答她：“你同共產黨員一樣！”她滿意地點點頭。1957 年4月，她又正式向劉少奇提出：“我希望參加共產黨。”劉少奇非常高興，但慎重地表示：“這是一件大事情，我將轉達黨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起去看望宋慶齡，懇切地對她說：“黨中央認真地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宋慶齡點頭表示理解和服從，但她的眼中含著晶瑩的淚花。
事實上，中共中央確實對她絕不見外。1956年，中國共產黨邀請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會；1957年，黨中央決定宋慶齡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從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決定專門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給她看。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來、彭真、鄧穎超等當麵通知她並征求她的意見。為什麽這樣做呢？劉少奇有個權威的解釋：“曆次關鍵時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切負責同誌。”
1976年是中國曆史上發生重大曆史性轉折的一年，也是宋慶齡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來、朱德、毛澤東三位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相繼去世。宋慶齡陷入難以言狀的悲痛之中，精神幾乎崩潰。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其他上海的黨羽妄圖垂死掙紮發動武裝叛亂的陰謀也被粉碎。當時正在上海的宋慶齡聞訊大喜，高興地和工作人員舉杯相慶。
廚師特意備了一道菜——螃蟹。盤中放著四隻螃蟹，一隻圓臍的母蟹，三隻尖臍的公蟹。宋慶齡一反常態，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飲而盡。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剝著、吃著，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給羅叔章的信中說的：“我們以無比歡欣的心情慶祝這個節日。”
一個多月後，宋慶齡會見了巴基斯坦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法索。客人和前來采訪的中外記者驚奇地發現，84歲高齡的慶齡老人氣色非常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總統伊拉希，向宋慶齡贈送了一枚紀念真納誕生100周年的金質紀念章。會談時，宋慶齡用英語問客人：“你們知道中國four crabs（四隻螃蟹）的故事嗎？”並風趣地向法索介紹粉碎“四人幫”後，很多群眾把“橫行霸道的”三隻公蟹和一隻母蟹拴在一起吊起來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間幾乎賣光了的盛況。大家發出陣陣開心的笑聲。
宋慶齡在歡笑，也在反思。建國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人民的意誌是不可戰勝的》，指出：“奔騰的江河總還有險灘暗礁。不幸的是，我們的革命航船幾乎被險灘暗礁所傾覆。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權的陰謀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幫’之流，推行一條極‘左’路線，使大批老幹部、知識分子和人民群眾遭到了殘酷的迫害，使我們的國民經濟走到了崩潰的邊緣，使我們的科學技術本來同世界先進水平縮小的距離又拉大了。總之，我們的國家遭到了一場浩劫，我們的建設進程至少被推遲了20年。中國革命處於危險之中，這是多麽慘痛的教訓！1976年秋天一舉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賦予我們的10月以新的意義。這個勝利標誌著中國革命又經曆了一次轉危為安的曆史性轉折。有了這個偉大轉折，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才有可能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宋慶齡在文中強調：“由於林彪、‘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物質生產大大落後了。今天，我們必須大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不這樣我們就不能在比較充實的物質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時，林彪、‘四人幫’也搞亂了人們的思想，踐踏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文化。因此，我們也必須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這樣我們就不能使廣大人民提高覺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們迅速掌握廣泛的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以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幫’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專製主義，已經在人們思想上、道德上和紀律上造成了惡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養我們革命的接班人，把廣大青年和少年兒童培養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講道德、守紀律的人，還是一個長期的艱巨的任務，還需要我們加倍地努力。”
在當時人們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宋慶齡能夠提出這些一語中的的意見，充分表現出她作為政治活動家和國家領導人的遠見卓識，引起了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的高度重視。
宋慶齡雖已進入體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卻青春永駐。她又開始參與繁忙的國務活動，接待來訪的國際友人、海外華僑和港澳同胞，傾心於自己所鍾愛的婦女兒童事業。
伴著春風，她又來到了上海中國福利會兒童藝術劇院。團長、劇作家任德耀和許多演員親熱地圍住他們日夜思念的宋慶齡，興奮地訴說著這些年來的苦樂恩怨。他們記憶猶新的是“文革”期間，“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圖取消宋慶齡親手創辦的兒童藝術劇院。他們采取的辦法是強行將這個劇院與上海人民藝術劇院、上海青年話劇團合並，成立一個由他們直接控製的“上海話劇團”。正當他們準備下手時，宋慶齡回到了上海。她驅車直奔兒童藝術劇院。來到劇院門口，宋慶齡撩開汽車的窗簾，深情地凝望著劇院的大門。很快，“孫夫人要看兒童藝術劇院的牌子了！”這個消息不脛而走。宋慶齡無聲的抗議，迫使“四人幫”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頭來，為“合並”而進駐劇院的工作組隨即悄悄地撤走了。這件事被“兒藝”的人們稱之為“20世紀新神話”。
當正在病中的宋慶齡聽說兒童藝術劇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堅持為兒童服務的方針上有所動搖時，她深為焦慮，親筆給兒童藝術劇院一連寫了兩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中說：“我創辦兒童劇院，是為了演出兒童劇，通過兒童典型形象，感染兒童，使他們有文娛生活並寓教育於文娛之中。希望你們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兒童劇上，創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兒童劇。”
信發出後，出於對祖國未來的熱切希望，她感到意猶未盡。第二天，她再次給兒童藝術劇院寫了封信。
她說：“昨天給你們寫了一信，今天覺得還有話要說，再寫這封信。”“兒童藝術劇院是示範性、試驗性的，完全是為兒童服務而創辦的。成人有成人的劇院。某些幹部把為兒童服務的方針誤會了，將是一個大錯，我們既定的方針，不可曲解和轉變。”
這兩封言簡意賅的親筆信，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少年兒童的深情，更加堅定了劇團為兒童服務的方向。
就在這一年3月，兒童藝術劇院創作的優秀兒童劇《童心》來北京參加調演。他們怎麽也沒有想到，87歲高齡的宋慶齡竟去觀看了他們的首場演出。她興致勃勃，堅持看到了劇終，而且，還讓人攙扶著走上舞台，送給了劇院一個大花籃，熱情祝賀他們演出了一出對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義的好戲。演職員們看到宋慶齡慈祥和藹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濕潤起來。
幾天之後，他們又從《人民日報》上讀到了宋慶齡撰寫的文章《我看〈童心〉》。她熱誠地希望戲劇工作者在四個現代化的新長征中“為孩子多編戲，演出更多更好的戲”。宋慶齡的心總是和祖國的孩子們緊緊地連在一起。她的胸中，永遠跳動著一顆“童心”！ <h4>“這碗湯裏，雞血是紅的，豆腐是白的。這是國共合作湯”</h4>
1977年夏末，幽靜的後海北沿46號，長廊和南湖，石榴樹和七裏香，交相輝映，芬芳四溢。宋慶齡家的小客廳裏，不時傳出陣陣歡聲笑語。隻見宋慶齡正與一位客人親切地交談，旁邊坐著來客的夫人。他就是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鄧小平。
曆盡磨難的鄧小平明顯消瘦，但體寬肩闊，看上去剛毅有力。這次“解放”以後，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來看望德高望重的宋慶齡。他們慶幸終於熬過了噩夢般的10年，一起展望著祖國的美好未來。鄧小平特別談到現在已經進入新的曆史時期，要把台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工作擺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宋慶齡對此極為讚同。他們兩人都認為，宋慶齡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響，在祖國統一問題上起著其他任何人無可替代的作用，並相約為此而奉獻餘生。
此後，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製”的偉大設想和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中國統一的新政策；宋慶齡則充分利用自己在台灣、香港以及美國的各種關係，不遺餘力地為促成國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呼籲。
1978年3月，宋慶齡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這一屆常委會運行後的一項重點工作，就是於1979年元旦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宣布人民解放軍自即日起停止炮擊金門等島嶼，並就和平統一祖國問題單方麵提出一係列積極的重大的建議。在這一過程中，宋慶齡多次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意見，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
這一年的國慶節，宋慶齡在紀念文章中特別提到：“在舉國歡慶祖國偉大節日的時刻，我不能不想到台灣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灣歸回祖國、實現國家統一的大業還沒有完成，哪一個中國人不應感到身有責任呢？我們熱切期望台灣同胞能同我們一起，共同努力，來進一步發展和壯大革命的愛國的統一戰線，為台海兩岸攜起手來，共同發展四個現代化的建國大業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宋慶齡是第一、二次國共合作的倡導者和見證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國共合作的瞬間記錄。
在黃埔軍校的開學典禮上，孫中山和宋慶齡肅立在主席台中央，旁邊站立的是戎裝的蔣介石和廖仲愷，背景是當時的國民黨黨旗和國旗。而旁白呢？宋慶齡認為應當是孫中山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創造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這張照片攝於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慶齡同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與會者的合影中，除國民黨中央委員外，還有當時以共產黨員身份參加國民黨的毛澤東、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
還有兩張抗戰勝利後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和談的照片。一張是宋慶齡到上清寺張治中公館會見毛澤東，另一張是毛澤東送宋慶齡步出住所。從這兩張照片上宋慶齡穿著不同顏色、式樣的服裝來判斷，宋慶齡在重慶曾不止一次地會見過毛澤東。
往事如煙，卻難以忘卻。1949年大決戰後，宋慶齡的兄弟姐妹及其他親友大部分去了台灣或美國。由於政治主張和立場不同，彼此難溫手足之情。現在，為了促成第三次國共合作，宋慶齡千方百計通過第三者打聽海外那些站在國民黨方麵的親戚，並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聯係，還幫助一些想來大陸旅遊探親的人獲得簽證。這些人回來後，不管是近親還是遠親，見過麵還是未見過麵，有的還是很小的晚輩，她都一視同仁，極其熱情地在家裏接待他們，分手後也始終保持著通信聯係。
1979年，宋慶齡在給友人理查德·楊的信中打聽她在美國的親屬：“你有沒有見過戴維（指孔令侃，宋靄齡和孔祥熙的長子）？同他談過話？我所有親屬的地址我都沒有。……我聽說我的第二個弟弟子良病得很厲害，自己的積蓄已經花光了，現在靠親屬贍養他。戰時我同這位單身的弟弟同住，後來他同銀行家席德懋的女兒結了婚，也是在美國，我也沒有見過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們有一個女兒，他非常寵愛……”
不久，她同最喜歡的小弟子安的遺孀婷婷（胡其瑛）聯係上了。“婷婷終於把子安的照片寄給我了。我真難以相信他已經離開了我們！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從不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
進入80年代，廖承誌向宋慶齡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告訴宋慶齡“來自可靠的人”、“從你的親戚和妹妹（指宋美齡）”那裏得到的消息。信上說：“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樣看你的。而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在一個美國人——裏根的信使，和一個中國人到過北京後，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多些。”這給晚年的宋慶齡帶來莫大的安慰和期望。據中國福利會秘書長、鄒韜奮夫人沈粹縝說：“宋慶齡有一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她很思念美齡。她告訴我，如果美齡來了，她覺得住在她家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台（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沈粹縝認為，宋慶齡確實渴望美齡的北京之行能夠實現，既是為了私情，也是為了此行的政治意義。
不過，宋慶齡與孫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孫科的孩子們取得了聯係，他們住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很快便回到中國探親，受到了宋慶齡的厚待。她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孫女柏爾·孫（孫穗英）帶著她的兒子（31歲）和女兒（28歲）來看我。”此後，她的侄孫女孫霞專程從加拿大多倫多來看她，還有一位侄曾孫孫必達，是世居夏威夷的孫中山哥哥孫眉的後裔，也在她的引導和幫助下來中國經營合資旅遊飯店。
毫無疑問，在宋慶齡的旗幟下，聚集了一支促進國共第三次合作、推動祖國統一大業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慶齡的朋友們中間，流傳著這樣的故事：有幾次宋慶齡在家中宴客，都用雞血和豆腐製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湯。她風趣地笑著用英語說：“這碗湯裏，雞血是紅的，豆腐是白的。這是國共合作湯。” <h4>“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墳的邊頭”</h4>
1980年下半年以來，宋慶齡的身體一直不好，經常發高燒，甚至臥床不起。1981年2 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這給本來已十分虛弱的宋慶齡以沉重的打擊。
李燕娥是廣東香山縣（今中山縣）人，是孫中山先生的同鄉。1927年，年僅16歲的李燕娥由一個姓譚的廣東老太太介紹到上海莫裏哀路29號寓所當女傭。她見到宋慶齡的第一天就說：“我要服務您一輩子，夫人。”這位淳樸的農家女子果真實現了她的諾言。幾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慶齡的日常生活外，還替她傳遞文件，陪她外出參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動。宋慶齡也從來沒有把她當做仆人看待，一直親切地稱她為“李姐”。五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誼。
悲痛萬分的宋慶齡支撐著病體，親筆給警衛秘書杜述周寫下了她對李姐後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應讓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墳的邊頭，要立她的碑。我以後也要埋在那裏。”在最後兩句話的下麵，宋慶齡還專門畫上橫線以示強調。
李燕娥的骨灰盒送去上海之前，宋慶齡用顫抖的雙手撫摸著李姐的骨灰盒，一邊念叨著：“李姐，李姐！”一邊把臉貼在骨灰盒上親了幾次，久久不願離去。在場的人們無不為之動容，潸然淚下。
4月2日，在上海萬國公墓宋氏墓地舉行了簡樸而莊重的李姐骨灰安葬儀式。宋慶齡贈送了花圈，墓碑上寫著“李燕娥女士之墓宋慶齡立”。一個普通保姆與共和國副主席之間長達五十多年的忠心與至愛的對話，就這樣永恒地載入人間最美好的篇章。
人們沒有想到，當宋慶齡為李姐送行的時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經接近尾聲。
1981年3月16日，經專家會診，確診宋慶齡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慶齡多次出現高熱、呼吸困難、心跳加快等症狀。5月初，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校長霍華德·佩奇博士來華，代表該大學授予宋慶齡榮譽法學博士學位。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有關部門建議由對外友協會長王炳南代表宋慶齡接受學位證書。不料宋慶齡堅決不同意，她說：“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學位，這是維多利亞大學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須親自出場。”為此，她請醫護人員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劑量藥物穩定了她的病情，於8日下午準時來到了人民大會堂出席授贈儀式。
儀式開始時，樂隊先後奏中國國歌和加拿大國歌。穿著黑色大禮服的佩奇校長主持了儀式，在他麵前放置著權杖。當佩奇把榮譽學位證書親手交給宋慶齡時，出席儀式的二百多位中外人士長時間地熱烈鼓掌。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向宋慶齡贈送了一束鮮花，祝賀她獲此殊榮。
佩奇在致詞中說：“這是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第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榮譽學位，所以今天的儀式是空前的、獨特的。”他頌揚宋慶齡是“20世紀最偉大的社會公仆和社會領導人之一”。他說，宋慶齡“毫不動搖地從事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事業，因而贏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還強調：“我們今天公認她個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們對她的國家及其人民的友誼和尊敬。”
宋慶齡身披榮譽博士的禮服，坐在輪椅上，示意工作人員不要播放事先準備好的她的錄音講話。她以驚人的毅力，堅持用英語發表了近20分鍾的講話。她說：“我為接受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博士學位感到榮幸。我接受這一學位，不是為了我個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們對中國人民的尊敬和友誼的象征，看成是你們對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在建設我們人民共和國的事業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時，我也把它看做是把中、加兩國人民聯結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誼的象征。”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王炳南也應邀講了話。他說出了在場的所有人的共同心聲：“宋慶齡女士是中國傑出的政治家、社會活動家和婦女領袖，她的一生經曆同中國近代曆史緊密相連，在各個曆史時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響起了獨特的作用。”“宋慶齡女士為中國人民和一切被壓迫人民的獨立、解放，為促進各國人民的友誼和保衛世界和平的事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贏得了中國人民和一切熱愛正義與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愛戴。” <h4>“我算不算共產黨員？”</h4>
宋慶齡病重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鄧穎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鄧穎超匆匆來到宋慶齡的家裏。以前她常來這裏，和宋慶齡一起在花園漫步，看宋慶齡安詳地飼喂鴿子。現在，她卻無心觀景賞鴿，徑直走進宋慶齡的臥室。
非常了解宋慶齡的鄧穎超知道，宋慶齡心頭還壓著一個多年未了的願望，那就是加入中國共產黨。
宋慶齡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經曆了整整60年血與火的嚴峻考驗，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黨。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她就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我相信共產黨。”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時期，當有人問她營救了多少中共地下黨員以及為什麽這樣做時，她回答說：“我相信中國共產黨堅持和發展了孫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義，所以我的心情特別愉快。”1937年，她與在她身邊工作的中共地下黨員李雲談工作時，突然把聲音放低問道：“我算不算共產黨員？”中共地下黨組織讓李雲回答她：“你同共產黨員一樣！”她滿意地點點頭。1957 年4月，她又正式向劉少奇提出：“我希望參加共產黨。”劉少奇非常高興，但慎重地表示：“這是一件大事情，我將轉達黨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劉少奇和周恩來一起去看望宋慶齡，懇切地對她說：“黨中央認真地討論了你的入黨要求，從現在的情況看，你暫時留在黨外對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雖然沒有入黨，我們黨的一切大事，我們都隨時告訴你，你都可以參與。”宋慶齡點頭表示理解和服從，但她的眼中含著晶瑩的淚花。
事實上，中共中央確實對她絕不見外。1956年，中國共產黨邀請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會；1957年，黨中央決定宋慶齡作為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從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決定專門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給她看。多年來，中國共產黨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來、彭真、鄧穎超等當麵通知她並征求她的意見。為什麽這樣做呢？劉少奇有個權威的解釋：“曆次關鍵時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們黨，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貢獻甚至超過我們黨的一切負責同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