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的經濟–社會描述恰好適用於西方的一些重要曆史變革。由於西方在中世紀時也是以農業為主，其個人主義的特點有所減弱。歐洲的農民在相互信賴、日常生活的自由或理性推理方麵與中國的農民或許沒有太大差別。在知識和文化成就方麵，歐洲是一潭死水。阿拉伯的埃米爾在談論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中國的文職官員忙於學習各門藝術，歐洲的貴族則在潮濕的城堡中啃著牛肉。
然而，在中世紀末期，歐洲農業的發展（比較出名的是馬軛的發明，這使犁耕成為可能）創造了足夠多的財富，與古希臘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貿易中心出現了——意大利的城邦，以及後來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從君主統治。許多這樣的城邦多少有點兒民主，至少是寡頭政治的特點。當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階層重新興起關聯到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理性主義和科學的複興。15世紀，歐洲從千年的麻木中蘇醒並開始與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中展開競爭。
15世紀早期發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歐洲和中國的差異，這就是鄭和下西洋。這次航海有幾百艘船隻，滿載著財物和奇珍異玩，從中國駛向南亞、東南亞、中東和西非。這次航海達到了其主要目的——讓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的國家認識到中國的強大。但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興趣看這些國家出產什麽或者以什麽負有盛名——就連對非洲主人給他們看的長頸鹿也不感興趣，他們隻是把這個動物當作他們所熟知的麒麟——這種動物在有重要事件發生時才會出現，比如帝王的誕生。
缺乏好奇心是多數中國人的特點。中國（china就是“middle kingdom”，其實質上的含義是指“世界的中心”）的居民對外國人帶來的故事沒有什麽興趣。而且，在中國，人們對知識本身從來沒有過特別強烈的興趣。即便是現代的中國哲學家對知識的運用也遠比對知識本身的抽象理論化更感興趣。自15世紀以來到現在，以知識進步為特征的歐洲正在以飛快的速度向前發展，這似乎不能僅僅依據一些近代曆史從社會生態學或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包括賈雷德·戴蒙德的巔峰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君主專製製度和隨之而來的對言論自由和創新精神的壓製在中國比在歐洲更容易被接受，這的確如此，把歐洲對自由的追求和科學進步的描述局限於物質因素似乎是個錯誤。在15世紀之前，這些價值觀和心態就已經植根於歐洲人的思想中了。馬丁·路德發表了95篇論文反對教堂濫用職權和殘暴專橫的行為，這並不是因為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他容易逃脫，而是因為歐洲的曆史創造出了一種新型人物，他們認為個體是與比較大的群體相分離的，要自由地進行思考。伽利略和牛頓之所以有重大發現，並不是因為沒有人限製他們，而是因為他們的求知欲和嚴謹的思維習慣。
當然，東方現在越來越多地在借用西方積累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東方會有什麽樣的影響，在經過東方的過濾之後會變成什麽樣，看一看當時思維習慣的差異就可以猜想出哪些修改可能被西方接受。
希臘和中國為什麽會有這些差異，從曆史的角度而言，我的提議是思辨性的。這仍然是一個科學理論——因為從它可以得出可以檢驗的預測，而且可以在心理實驗室裏得到檢測。
20世紀的心理學家提出證據說經濟和社會因素會影響感知習慣。赫爾曼·威特金及其同事指出，有的人就不像其他人那樣能脫離周圍的環境孤立地看事物。他們稱所研究的方麵為“場依存”——指對一個物體的感知受到其所處背景或環境的影響程度。威特金及其同事通過各種方式對場依存進行測量，其中一個是杆框測驗。在這個測驗中，參與者向長箱子裏望，箱子的盡頭有一根杆安置在框裏麵。杆和框都可以彼此獨立地傾斜，參與者的任務就是指出杆在什麽時候是完全垂直的。參與者對杆的垂直性的判斷受到框位置的影響，這就是場依存。第二種測驗場依存的方式就是讓人坐在椅子上，這個椅子傾斜著放在屋子裏，沒有任何依靠。這個測驗叫身體調節測驗，參與者對自身垂直度的判斷受到空間傾斜度的影響。第三種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團體隱蔽圖形測試，要求參與者從複雜的圖形中辨認出一個指定的簡單圖形。人們從複雜的背景中發現那個簡單圖形的時間越長，場依存程度越深。
這種觀點的言外之意是說經濟因素會影響認知習慣，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與他人相互密切協作，比如狩獵、采集，與這些人相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對場有更強的依賴性。而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可以說傳統的農民比生活在工業社會裏的人們有更強的場依存性，而在工業社會裏，個人目標的追求無須密切關注社會角色的聯係和義務。實際上，獵手–采集者以及工業社會的人們差不多也同樣具有場依存性。
如果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和獵手–采集者及現代工業社會的獨立公民的重要差異與對社會世界的關注程度有關的話，那麽一個社會中的亞文化對其社會約束的程度不同，場依存的程度也就不同。為了檢測這一假設，人格心理學家紮卡裏·德肖茨對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孩子們的場依存性進行了研究，他說，這些孩子生活在角色關係分明、社會約束牢不可摧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他把這些孩子的行為與世俗的猶太人的孩子進行比較，他認為，後者受到的社會約束要少得多；將世俗的猶太人的孩子與新教徒的孩子相比，他認為新教徒的孩子受到的約束更少。就如預期的那樣，德肖茨發現正統派的孩子比世俗的猶太孩子更具場依存性，而世俗的猶太孩子比新教徒的孩子的場依存性更強烈。
沒有理由說場依存隻是外界施加的社會約束的結果。或許，對他人的興趣，不管源於什麽，都是與場依存有關的。實際上，相對來說，與具有場獨立的人相比，有場依存的人更喜歡與他人在一起。與具有場獨立的人相比，具有場依存的人對人們的麵容和社會詞匯有更好的記憶力。如果讓他們選擇的話，場依存的人比場獨立的人更喜歡與他人靠近地坐在一起。
然而，在中世紀末期，歐洲農業的發展（比較出名的是馬軛的發明，這使犁耕成為可能）創造了足夠多的財富，與古希臘的城邦十分相像的新的貿易中心出現了——意大利的城邦，以及後來北部的城邦高度自治，大部分不服從君主統治。許多這樣的城邦多少有點兒民主，至少是寡頭政治的特點。當然，城邦及富有的商人階層重新興起關聯到個人主義、個人自由、理性主義和科學的複興。15世紀，歐洲從千年的麻木中蘇醒並開始與中國在幾乎所有的領域中展開競爭。
15世紀早期發生的一件事揭示了歐洲和中國的差異，這就是鄭和下西洋。這次航海有幾百艘船隻，滿載著財物和奇珍異玩，從中國駛向南亞、東南亞、中東和西非。這次航海達到了其主要目的——讓印度洋、波斯灣和紅海沿岸的國家認識到中國的強大。但是中國人根本就沒有興趣看這些國家出產什麽或者以什麽負有盛名——就連對非洲主人給他們看的長頸鹿也不感興趣，他們隻是把這個動物當作他們所熟知的麒麟——這種動物在有重要事件發生時才會出現，比如帝王的誕生。
缺乏好奇心是多數中國人的特點。中國（china就是“middle kingdom”，其實質上的含義是指“世界的中心”）的居民對外國人帶來的故事沒有什麽興趣。而且，在中國，人們對知識本身從來沒有過特別強烈的興趣。即便是現代的中國哲學家對知識的運用也遠比對知識本身的抽象理論化更感興趣。自15世紀以來到現在，以知識進步為特征的歐洲正在以飛快的速度向前發展，這似乎不能僅僅依據一些近代曆史從社會生態學或地緣政治的角度來解釋，包括賈雷德·戴蒙德的巔峰之作《槍炮、病菌與鋼鐵》。君主專製製度和隨之而來的對言論自由和創新精神的壓製在中國比在歐洲更容易被接受，這的確如此，把歐洲對自由的追求和科學進步的描述局限於物質因素似乎是個錯誤。在15世紀之前，這些價值觀和心態就已經植根於歐洲人的思想中了。馬丁·路德發表了95篇論文反對教堂濫用職權和殘暴專橫的行為，這並不是因為從地理位置上來說他容易逃脫，而是因為歐洲的曆史創造出了一種新型人物，他們認為個體是與比較大的群體相分離的，要自由地進行思考。伽利略和牛頓之所以有重大發現，並不是因為沒有人限製他們，而是因為他們的求知欲和嚴謹的思維習慣。
當然，東方現在越來越多地在借用西方積累的思想。這些思想對東方會有什麽樣的影響，在經過東方的過濾之後會變成什麽樣，看一看當時思維習慣的差異就可以猜想出哪些修改可能被西方接受。
希臘和中國為什麽會有這些差異，從曆史的角度而言，我的提議是思辨性的。這仍然是一個科學理論——因為從它可以得出可以檢驗的預測，而且可以在心理實驗室裏得到檢測。
20世紀的心理學家提出證據說經濟和社會因素會影響感知習慣。赫爾曼·威特金及其同事指出，有的人就不像其他人那樣能脫離周圍的環境孤立地看事物。他們稱所研究的方麵為“場依存”——指對一個物體的感知受到其所處背景或環境的影響程度。威特金及其同事通過各種方式對場依存進行測量，其中一個是杆框測驗。在這個測驗中，參與者向長箱子裏望，箱子的盡頭有一根杆安置在框裏麵。杆和框都可以彼此獨立地傾斜，參與者的任務就是指出杆在什麽時候是完全垂直的。參與者對杆的垂直性的判斷受到框位置的影響，這就是場依存。第二種測驗場依存的方式就是讓人坐在椅子上，這個椅子傾斜著放在屋子裏，沒有任何依靠。這個測驗叫身體調節測驗，參與者對自身垂直度的判斷受到空間傾斜度的影響。第三種方法，也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團體隱蔽圖形測試，要求參與者從複雜的圖形中辨認出一個指定的簡單圖形。人們從複雜的背景中發現那個簡單圖形的時間越長，場依存程度越深。
這種觀點的言外之意是說經濟因素會影響認知習慣，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與他人相互密切協作，比如狩獵、采集，與這些人相比，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對場有更強的依賴性。而事實的確如此。我們可以說傳統的農民比生活在工業社會裏的人們有更強的場依存性，而在工業社會裏，個人目標的追求無須密切關注社會角色的聯係和義務。實際上，獵手–采集者以及工業社會的人們差不多也同樣具有場依存性。
如果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們和獵手–采集者及現代工業社會的獨立公民的重要差異與對社會世界的關注程度有關的話，那麽一個社會中的亞文化對其社會約束的程度不同，場依存的程度也就不同。為了檢測這一假設，人格心理學家紮卡裏·德肖茨對正統派猶太教徒的孩子們的場依存性進行了研究，他說，這些孩子生活在角色關係分明、社會約束牢不可摧的家庭和社會環境中。他把這些孩子的行為與世俗的猶太人的孩子進行比較，他認為，後者受到的社會約束要少得多；將世俗的猶太人的孩子與新教徒的孩子相比，他認為新教徒的孩子受到的約束更少。就如預期的那樣，德肖茨發現正統派的孩子比世俗的猶太孩子更具場依存性，而世俗的猶太孩子比新教徒的孩子的場依存性更強烈。
沒有理由說場依存隻是外界施加的社會約束的結果。或許，對他人的興趣，不管源於什麽，都是與場依存有關的。實際上，相對來說，與具有場獨立的人相比，有場依存的人更喜歡與他人在一起。與具有場獨立的人相比，具有場依存的人對人們的麵容和社會詞匯有更好的記憶力。如果讓他們選擇的話，場依存的人比場獨立的人更喜歡與他人靠近地坐在一起。